张五常：我不敢说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是为贪污，但无疑养着一群人

最近几位朋友问中国应否放开资本项目，说一些北京学者有保留。管制资本项目是外汇管制的一个重点，二十五年前弗里德曼和我就力促北京放开，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放呢？


资本项目（capital account，翻为「账目」可能较恰当）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之外的账目，主要是资金的进出口。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似湛深，其实全部可从物品与服务的角度看，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发表《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收支平衡表》，解释清楚了。那是没有什么深度的自欺欺人的学问，同学们可在网上找到那篇写得真相大白的文章。

朋友问资本项目应否放开，是问中国应否让资金自由进出口。我的第一层答案是浅的：如果中国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项目不放开冇得搞。为何如此浅得不用解释，但重要的是事实：古往今来凡是有点眉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必定放开资本项目，即是必定容许资金自由进出口。

若问：如果放开资本项目，中国的资金外流会增加吗？答案是：当然会。但资金进口也会增加。一负一正，哪方较大要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会怎样变，事前难以猜测，因为牵涉到几个弹性系数。

再问：中国放开资本项目，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会大幅上升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投资设厂的进口资金有好一部分已经有容许撤出的安排。

再问：外资到中国买楼、买股票及做小生意会否大幅增加？答案是：会，但有多大很难估计，因为这些事项现有的途径五花八门，我没有调查过，但听也听得天旋地转了。放开资本项目会清除这些门路，方便了无知、小胆的老外，而什么地下钱庄的生意会受损，但不会关门。为什么钱庄不会关门是老人家的秘密。

最后问：放开资本账目会增加资金外流，是会大幅地增加这外流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大量的资金外流早就出现了。大约六年前，美国公布的中国资金进口数字远比北京公布的资金出口美国的数字为大，而跟着源自神州的资金把加拿大的房价炒到天上去，主要是豪宅；再跟着是炒起美国旧金山及纽约的物业，也主要是豪宅。这些为数不菲的资金外流要讲门路，或是要讲关系。没有关系的穷人当然不易搞，但穷人根本没有钱，跟他们说什么资本项目是跟夏虫语冰。

一九九六年在某会议上我随意讲了二十分钟关于贪污的话，被录了音，翻成文稿，弗里德曼读后频呼精彩，但问：你怎可以证实你的贪污理论是对的呢？该稿发表时题为《一个简单的贪污一般理论》。该理论说：没有管制不会有贪污，而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才出现，也是为了维护贪污的持续而持续的。我举诸多实例，皆过瘾，所以该短文可读，而其中令行家朋友拍案的是中国禁止恐龙蛋出口的例子。

我不敢说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为了方便贪污，但可以肯定：这管制增加了不少投资者的麻烦，而增加了的手续或门路程序无疑是养着一群人。放开资本项目，让资金自由进出，会养着另一群人。哪一群比较大，收入比较多，也牵涉到几个不同的弹性系数，无从估计。然而，这放开换来的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办得其法对国家的整体贡献是非常庞大的。

经济学可以有湛深的话题，也可以因为某些人的利益而被故弄玄虚。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
来源日期：7月16日

梁京：一次危险的赌博

    上周，中国爆发了多年未见的“资金荒”。6月20日，指示资金短缺程度的指标，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突然暴涨到超出所有人想像的程度。
  
    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央行拒绝伸出援手，“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星期四飙升到超过10%，这是历史最高记录并且几乎是两周前的三倍”。
  
    让许多人特别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资金荒的危机是由央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主动引爆的。当然，这场危机本身已经酝酿有时。早就有人指出，自08年美国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其实是增发货币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新增货币供给一半以上。这种局面显然不可能持续，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周期和政治危机，令最高决 策当局一拖再拖，不敢下决心扭转这种危险的局面。这一次中国央行对市场的突然袭击，表明他们终于下决心了。
  
    那么，既然是货币投放太多，为什么反而会发生资金荒？而且，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引爆资金荒的危机呢？《金融时报》认为，这后面有政治的原因，这个判断不错，但《金融时报》并没有讲清楚这个政治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场资金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新的中央当局与地方政府的一次摊牌。08年温家宝为了确保自己任内经济不减速，啓动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自私且短 见的决策，给习李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债，五年内中国整体信贷占GDP的比重从120%升至约200%，金融风险 大大增加。
  
    李克强在经历了一番犹豫，终于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温家宝的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高度扭曲，他们 拿到钱也不会投向实体经济，而是大肆进行金融炒作，继续推高整个经济的杠杆率，推高金融风险。于是，李克强接受了一直反对温家宝的楼继伟和周小川的主张， 用强硬手段来逼迫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就范。
  
    那么，这样的手段能否达到目的呢？应该说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风险大的首要原因是，此时采取收紧货币的措施为时已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 已经非常之大，不搞通胀来稀释债务就只能让地方政府破产，而在中国，又不可能让地方政府破产。正因如此，紧缩货币也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不负责任举债的行 为。事实上，地方政府大量举债从来就没有准备还。他们的逻辑是，中央政府为了不发生社会动乱，最后只有接受既成事实，屈服于地方政府的压力，放开货币龙 头。
  
    风险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紧缩货币会加剧资本外逃。收紧银根的结果是让人民币短期内更加坚挺，但这并不能增强对人民币未来币值的信心。因为中国 实体经济萎缩的大势不可能被扭转，国内通胀上升的趋势也不可能扭转，而一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摊牌失败，就只能增加货币供给，让恶性通胀的风险大增，同 时也增加人民币汇率崩盘的风险。因此，此时利用人民币汇率坚挺加速转移财富，是最佳的选择。
  
    既然如此，李克强为什么还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紧缩货币，而不是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放松银根？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原因，就是楼继伟、周小川都相 信紧缩的风险要小于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两位都是红二代，他们对同是红二代的习近平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李克强要是反对这两位红二代的紧缩主张，自己就要承担 更大的政治风险。事实上，现在增加货币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风险也不见得小。两害相权，李克强选择了支持收紧货币。
  
    收紧货币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习李与地方政府的一次较量，习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金融时报认为，中央银行发表文章，坚决表态支持习近平搞群众运动别有深意，因为这个表态与收紧货币同时发生，不应该是巧合。
  
    金融时报的想像力也许太丰富了一点。不过，习近平的整风和周小川、楼继伟突然紧缩货币，确实反映了红二代不同于团派的决策风格。相比之下，他们更 不怕碰硬，也更不怕出乱子。面对如此糜烂的局面和糜烂的官僚队伍，他们的这种执政风格究竟是缓解危机还是加速危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犀利公：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宪政之争的实质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 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 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 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 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 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 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 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 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 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 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 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 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 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 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 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 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 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 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 (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 “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 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 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 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 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 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 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 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 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 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 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 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 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 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 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 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20130613

習近平不會做的和可能做的事

何頻

中共十八大後，人們關心的問題，從新班子如何組成，權力更替是否順利進行，轉到對習李新政、對未來十年中國的前景上來。這裡，我簡要談談對幾個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問題的看法。

第一，習近平會不會實行政改？

根據現在得到的所有可以信賴的信息，沒有一條信息指出，習近平會很快進行政改。

支持習近平的人，曾對我透露，習近平要走三步棋：第一步，上台之前要掌穩軍權，否則什麼事情還沒做，就可能被軍隊拱下台；第二步，上台之後，第一屆任期，要搞好吏治、法制；第三步，五年之後的第二屆任期，開始民主。

我對這一說法，持疑問態度。即使是這一說法，也顯示習近平在第一屆任期中實行政改的可能性近乎沒有。

習近平能夠做的事，主要是掌穩軍權和整頓吏治。抓軍權看來是很有成效，一方面是因為他與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幾代中共領袖不同，他確實有一定軍隊的背景，他父親就曾是軍事指揮官，他自己也擔任過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秘書。在和平時期，有這樣一個有一定軍隊背景的人來擔任總書記，是容易贏得軍隊支持的重要原因。

我們在十八大之前所獲得的習近平對軍隊人事的安排，是完全出乎外界意外的。軍隊主官，除了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國防部長常萬全、二炮司令員魏鳳和之外，其它主要軍事職務，都是來自各大軍區，而不是來自中央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也不是與軍事官僚系統有深遠瓜葛的高級將領，這就說明他打亂了江澤民、胡錦濤原有的軍事人事體系，而建立了“習家軍”。

我判斷，現在軍隊對習近平不構成太大的威脅了。中國軍隊本身就是沒有獨立的政治能量的武裝力量，只是黨的強權人物拿來威懾對手的工具，現在就是習近平的工具。

習近平整頓吏治，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他的親民作風，他的反腐舉措，雖然與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實質上的關係，但在專制國家中，開明領袖的形象，還是能贏得不少老百姓的好感。比起那些呆板的、僵硬的領袖，習近平能夠贏得更多人望。

他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會有一定推進，在建立效率比較高、比較透明公開、相對更容易受到民眾監督的公務員體系上，會有實際功效，成為中共獲取民心的最重要的一個管道。

習近平還會抓司法審判，讓司法増加一些自主性。但是，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司法不可能獨立；司法不獨立，就仍然是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根本無法從根本上改觀，不管是中央垂直領導，還是地方黨委領導。

簡而言之，從整體上看，我判斷，習近平在前五年的吏治，會有一定程度的起色；行政改革會有一定收效；他也會更多地分出一部分利益，給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那麼，未來這五年，如果沒有特別大的意外，他的權力會鞏固下來。但接下來，他不會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

當然在專制社會中，總是會出現各種偶然意外的。那在未來某個階段，習近平是否會有所突破？我們無法對具體事項做出確定的預測。關鍵在於，習近平是否具有歷史性的道德勇氣。權貴集團也是可以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而不是非得讓人民推翻。

第二，習近平會不會改變外交政策？

中國現在有不少高調的民族主義論調，甚至軍方的一些將領也發出鷹派的聲音，並不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就會走上擴軍備戰的道路上去。習近平抓住軍權，與軍方建立密切關係，更多地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讓軍隊成為他的保護傘。一些將軍的講話和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都不足以讓習近平不惜對外一戰。因為中國現在外交環境相當惡劣，中國對外實行“殖錢主義”——西方列強當年到一些落後國家是實行殖民主義，而現在中國去是殖錢主義，大批注入資金，一方面用它跟西方國家一樣來掠奪、爭奪資源，另一方面用錢敲門開路，軟化與西方的關係，在全世界實行“金錢外交”。

雖然有金錢做後盾，但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強勢做法，廣泛引起反感，以致全世界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表示高度懷疑，對中國的霸道作風有所反彈，這也給美國“重返亞洲”開闢了道路，原來反美情緒比較強烈的國家，像日本、韓國，都紛紛給美國打開大門。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如果發動對外戰爭，如果不能威懾西方和其它國家，就會陷入更糟糕狀況，在國內被民族主義牽著鼻子走，在國際上更加孤立無援。所以，我相信，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與中國過去相比，會更緩和一些。儘管他也會放出一些民族主義高調，但是在外交上不會被民族主義和軍隊的鷹派挾持。

當然也會有“意外”的收穫：如果習近平判斷失誤，貿然發起了戰爭，那或許會重蹈當年晚清、甚至民國的“亡國”老路，無論是贏了戰爭還是輸了戰爭，中國都會開啓全新的政治新局。

而如果習近平在走緩和外交路線的同時對內進行政改，西方對習乃至中共的態度會大為和緩，良性互動下，天地越走越寬；而如果習拒絕進行政改或者總是舉棋不定，西方和其它國家對習近平和中共的懷疑態度會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而與日俱增，惡性互動下，也無疑會進一步限制習的外交乃至內政作為。

第三，爆發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1989年“六四”之後，當局成功地威嚇住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一些知識分子為自我安慰，進行對歷史的反思，結論之一就是“告別革命”，反對革命。革命在中國成了洪水猛獸，許多知識分子自動地切割了與民眾抗議的關係。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在清談，更多的知識分子與既得利益集團、與專制權力體系融合一體，使民眾的反抗運動得不到知識精英、知名人士的支持和引導，他們提出的利益訴求，多是個人的、局部的和地方的，很難形成全國性的規模和影響。

另一方面，習近平時期，維穩系統會進一步鞏固、持續，使中國的群體抗爭事件很難得到全國範圍的呼應，一冒頭就會遭到警察的全力打壓，難以發展成全國的革命。

雖然網絡、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功效，網上很多言論使我們看到希望，但是從網上呼應變成網下支持，還有一段不短的路。同時，我們看到，一些號稱擁有幾十萬幾百萬粉絲的名人中，有的只是嘩眾取寵之徒，和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為爭名不惜一切的家伙沒有差別。只有比較長的時間才能看清他們的真面目，但人民已經付出了代價。而真正有歷史感、道德感、洞察力和領導力的人，又往往被這些投機泡沫所淹沒。

同時，當局看到網絡危險，集結了強大的“五毛黨”、“網絡部隊”，這是一支恐怖力量，正在加大撕裂中國，也在攻擊世界網絡秩序。

歷史上很多時期，就是邪惡戰勝了正義。

第四，能否清除腐敗，能否解決貧富差距？

習近平反腐，其實局限在整頓吏治的範疇。官與吏本來是分開的兩回事，習近平可能對下層的“吏”要求比較嚴，也會查處一些“蒼蠅”，在工作作風上會有改善。但是如果他不能抓出貪腐的大人物，例如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這一級大佬，就說明出他沒有真正反腐敗的決心。搞什麼“四菜一湯”，只不過讓官員的腐敗變得更隱蔽、更狡猾。

問題很簡單：如果不能腐敗，現在中國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要報考公務員，要擠進來當官？當官被百姓臭罵，被社會仇視，顯然毫無榮耀可言，可他們還要爭著搶著來當，只是為了實質性的好處——腐敗，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生存、能夠運轉的基礎，對官員的吸引力所在。真要把腐敗反掉了，也就把共產黨反掉了。習近平如果真要反腐敗，那就說明他真要政改了！

當然，抓出一些小吏的腐敗，還是能夠贏得一部分民眾的歡呼的。

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在習近平時代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他可能採取兩種手段。

一是進一步擴大權貴階層的規模。中國與其它許多國家很不同的一點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十分龐大，不是幾個、十幾個、幾十個家族，而是幾萬、十幾萬、幾十萬個家族，從頂層的政治局常委到基層的村長、居委會主任，一個警察，一個稅務官員，都是既得利益階層的一部分。還有他們的朋友、同學、情人、老鄉……這個群體的人數驚人。所以利益集團與老百姓的對抗，並不是1比9、不是絕對少數比絕對多數。他們對體制雖然也不滿，甚至仇恨，但是他們的利益從體制而來，所以維護這一體制的力量是相當強的。習近平的第一種方式，就是進一步擴大這個階層，穩住他們，贏得他們。

第二就是分利——將改革的紅利，切出一小部分，哪怕在外界看來微不足道，送給從來沒有得到過改革好處的底層民眾，他們也會感恩戴德。像建立完善全民醫療保險和貧困民眾生活救助體系等，都能夠有效紓解由貧富差距引發的怨氣。國有企業全民股份化，也是可能的：將部分紅利直接分給百姓。

綜上所述，歸納一下：中國在未來五年中，看不到多少政改的可能性，也很難看到革命的希望，習近平會以一個開明君主的形象，緩解社會矛盾，緩解與西方的關係，中國經濟崩潰的幾率較小，也有可能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雖然與過去相比沒有那麼高的速度，但只要不惜透支未來的代價，還是可以保持比較高速的增長的，這樣就可能將政治危機，延緩到他的第二屆任期，甚至“擊鼓傳花”到他2023年任期結束前後。那時，政治勢力和政治思維進入新的階段了——我在五、六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就認為中國的民主化來臨，要到2021年左右。（根據何頻2013年3月10日談話整理。明鏡月刊第40期）

十八大“逆向改革”倒退25年

姚監復專稿

十八大報告認定“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道路。”什麼是“改旗易幟的道路”?報告沒有具體回答，但是，在黨章總綱中作了回答：“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還是堅持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是否還要反右派、反右傾、反走資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呢？黨綱作了明確回答：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由於認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要從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禦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那麼，會不會在某種條件下又發動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的政治思想鬥爭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呢？十八大報告、黨章埋下了政治伏筆，在中國公民頭上懸掛起階級鬥爭的達摩克裏斯之劍，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十八大“逆向改革”倒退25年

十八大黨章規定黨組“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十三大曾決定撤銷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文化組織的黨組，十八大黨章再次決定設立黨組，而且“必須服從批准它成立的黨組織領導。”如果中央各部委的黨組是由中央組織部批准成立的，則必須服從中組部的領導，那麼科技部、中國科學院的科技方針、政策和規劃，都必須服從中組部的領導，航天部門的航天計劃、衛生部的醫療改革方案都得由部黨組向領導它的中組部彙報，九個民主黨派的黨組要向中組部彙報本黨派的工作，以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按照憲法設立的國務院和總理職務都被架空了，各部委由黨組織領導，黨組要服從中組部，那麼中組部下面得設多少個相關業務管理的司局或總局才管得過來？這不是鄧小平80年代提出的“黨政分開”、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而是一種倒退的“逆向改革”，這種陽謀的隱患與惡果將逐步暴露、顯現出來。

十八大黨章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有領導本地區工作的職能。“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居委會，村、社區黨組織，領導本地區工作。”“實行黨領導下的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由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這樣，這些單位的黨的基層組織和支部書記負有領導責任與權力，研究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可以決定，而不是業務尖子的研究室主任決定科研課題的選定和發展方向。如果黨員和群眾反對黨支部書記的錯誤決定，就可能被認為是反對黨支部的領導，反對支部書記就是反黨，可能重演反右派鬥爭中，以此劃定右派分子的悲劇，村黨支部書記將領導村委會，成為一個村的最高領導人，有可能會成為村裏的小皇帝。

十八大報告強調“開展掃黃打非”、“唱響網上主旋律”、“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依法規範有序運行”、“依法防範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這都是向公民發出的公開警告，也是陽謀。善良的人們，包括中央編譯局俞可平局長都認為，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承認了普世價值，因為24個字：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在此之中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是幾年前被《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尖銳批判的“普世價值”的內容，幻想這些好聽的詞彙一定會變成現實的。等到1月5日發生了《炎黃春秋》、《南方周末》等不民主不自由的事件，善良的好心人又大吃一驚，失望了，悲觀了。

其實，十八大報告早就發出了陽謀式的公開警告:“警惕分裂、顛覆”，要“打非”、只能“唱主旋律”，連老黨員胡績偉的《胡趙新政啟示錄》也成了禁書，被列入“掃黃打非”的黑名單之中。看來，真正兌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是相當遙遠的可望不可即的願景，而當前遇到的現實是掃黃打非、網絡警察和劉曉波、余傑的遭遇。

看穿中共才不會過度悲觀

總之，十八大文件是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絕對領導，而不是改革一黨專政。趙紫陽、胡績偉、鮑彤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改一黨專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12頁）而鄧小平的政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導下，保持黨領導的一黨專政，只不過是行政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也只是行政體制的大大小小的改革而已，十八大也是這樣改，這是陽謀，應正視陽謀，爭取普世價值。


中國就像是一顆大球，人民要共同合力決定這顆球前進的方向。

認真地讀懂、讀透十八大文件，正視陽謀，就不致於被表面的形式上的枝枝節節的好聽好看的花架子所迷惑，誤以為就是普世價值的兌現，走向真正政改的碎步前進，等到陽謀陰謀真相暴露就大失所望，悲觀地絕望了。其實，瞭解、看清問題實質，看輕魔術師的表演手法後，就不必過於樂觀，也無須悲觀絕望。鮑彤說，中國像一個大球，共同的合力決定前進方向，會對爭取普世價值總的合力產生一定影響，每個人都盡力而為，都會對歷史走向發揮作用。（《中國密報》第8期）

召回高官子女是假信号？哈佛就读中国官二代未退学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5-10

　　对于此前有关“中国领导人子女纷纷离美返国”的报道，有香港媒体披露，在哈佛大学就读的中国高官子女并没有退学，消息人士怀疑“高官召回子女回国”一事为北京故意释放的虚假信号，而未有具体动作。

　　中国新领导集体上台后，有媒体报道，中共十八大前后，一批在美国留学或定居的中国领导人子女回国定居的消息，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李克强的女儿、李源潮的儿子以及汪洋和马凯的女儿。

　　深圳报业集团旗下的《香港商报》近期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年前要求召集高干子弟回国以查处腐败，反映中共反腐的决心及力度。

　　但一位接近哈佛大学国际学生事务处（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的人士向香港《亚洲周刊》透露，并未发现在哈佛大学就读的中国高官子女退学、回国迹象，消息人士怀疑“高官召回子女回国”一事为北京故意向港媒释放的虚假信号，而未有具体动作。但具体的官二代学生名字未获证实。

　　今年3月份，有北京消息人士向香港《明报》透露了“中国领导人子女纷纷回国”的消息。不过据多维新闻观察，在此之前亦有官方“人民通讯社”在新浪微博上留言说：“重大好消息：习总书记的女儿回国读书了！明泽（习近平女儿）已经回到国内读书了！不用担心美国人拿我们的下一代做人质了，也避免了子女被美国人渗透！”该微博还表示“首长开了个好头，更多领导要学习！”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中共元老陈云的孙女陈晓丹等高层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在哈佛就读。

　　哈佛大学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美国学府，该校的甘乃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早在1990年代就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建立了代培训关系，很多中国高官包括李源潮、李鸿忠等都曾在该学院短期培训。来自中国的学生是该校所有国际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中国正在成为校友捐助的新来源。虽然很多中国领导人及其子女都曾经在哈佛深造，但该校表示，政治关系不会增加申请者被取录的机会。

　　高官子女留学甚至定居海外的现象一向为国人所诟病，特别是那些太太和子女都在外国的“裸官”，不仅遭民众批评，更成为众矢之的，目前也成为仕途升迁的一大禁忌。

泛华网揭秘：朱令事件各派势力大起底

【泛华网2013年5月10日讯】朱令事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十九年，现在已经演变成华人世界的一个分水岭，给华人世界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分裂。长久以来，具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无论身在中国还是海外，总是以对共产党的态度来划分政治立场和派别。然而，在这次要求重新开启朱令案的大辩论中，出乎意料地竟然不以政治观点，而是以认识论为主要界限，带给华人们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分裂。就连泛华网在对朱令事件的调查中，也意外地卷入了纠纷。泛华网在对朱令事件的调查，已经有所进展，但现在先报道一下朱令事件大辩论背后的各种观点和派别。

正义派

在各种观点里面，有相当的人认为凶手是孙维。这些人观点明确，不仅要求北京公安局重新开启朱令案调查，并且要求严惩孙维。这个派别观点明确，爱憎分明，言语中充满正义。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名称，因为他们的言论充满正义感，因此用正义派称之。他们的很多观点得到了其他大多数派别的支持，比如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重新开启朱令案，要求新的、独立公正的调查并不受孙维家庭背景的影响等。他们对重启调查的呼声最响亮，这是其他派别所不能相比的。泛华网的观察显示这派与其他派别相比人数最多，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是最大派。但他们的另一些观点却受到其他派别的反对，包括是否可以公开指出自己心目中认定的凶手、如何在公开讨论中体现“无罪假设”、如何处理隐私权和公开讨论的矛盾，等等。这个派别的组成以年轻人为主，大多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反对他们观点的其他派别的人贬低性地认为正义派都是网上暴民、义和团在世、新一代的红卫兵，并且以此认为中国社会大有立刻重新开启文化大革命的可能。确实，在网上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的以正义派居多。推特泛华网的帐户在9日被冻结，泛华网自己的调查显示这次可能是拜正义派在Twitter工作的支持者所赐。由于这派人士中IT的人才非常的多，他们居然能够到达一些甚至连中共都达不到的目的。事实上，他们的黑客已经在2006年侵入了孙维的个人电脑。当然，正义派认为只要目标正义，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正义派并不具有明确和统一的政治观点，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是激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街头示威者。正义派不能接受的是孙维最终有可能不是凶手，也没有心理准备去接受重启调查后如果中国当局再次宣布无结果结案这样的结论。泛华网想小声问他们一句：如果北京公安说孙维不是凶手或再一次无结果结案，你们准备发动茉莉花革命吗？

老ID派

这个派别考虑问题比较理性，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认为孙维是下毒者，但他们的特点是反对在没有法庭定罪的情况下将孙维视为凶手，也认为应该尊重孙维或其他可能的涉案者的隐私。他们的观点是不仅在法庭上、而且在认识论上都要坚持“无罪假设”，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宪政。不幸的是，他们被正义派认为是孙维雇佣的水军，因此也被称为孙党，或铊党（因为孙维已经被正义派该名为孙铊）。老ID派的名称来源于文学城讨论朱令案的论坛，因为有人发现，大多数的孙党都是文学城的老ID们。也因此，老ID派的成员年纪都偏大，以海外的人居多。老ID派的政治观点比较统一，普遍不认同中国的宪政现状。与之有矛盾的是，老ID派却是各派中最认同中国警察当局的结论，尽管他们深知中国的刑事调查并不独立。他们也普遍不看好重启调查的结果。这是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公安在各种势力中仍然最具调查资源，也最具专业素质。没有办法，这就是矛盾的现状。

法轮派

法轮派就是法轮功学员们。他们政治理念明确，观点和行动也能够步调一致，并且掌握着华人世界中最大的传媒资源，甚至强大过中共。他们的观点也不隐讳，文章直接发表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与江泽民有仇；因此，当年朱令案不能彻查就是因为江泽民对司法的干预。重启朱令案，就是要搞垮江泽民，惩办江泽民。也因此，孙维必须是凶手，不然此案就可能与江泽民粘不上边了。尽管同样认为孙维是凶手，但法轮派让正义派很不爽；因为，正义派的观点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是建立在福尔摩斯的心智上的，而法轮派是建立在政治观点上的。You know，政治总是肮脏的。

孙党

对于正义派来讲，只要不是正义派的都是孙党。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也是敌人，这是正义派的不二逻辑。但实际上，外界还真是错怪了正义派，因为真的有孙党。网络上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孙维是无辜的，他们中有孙维和朱令的同学，也有人同时身兼老ID派的。当然，与正义派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拥有福尔摩斯般的心智。不过，尽管孙党存在，泛华网并不认为有孙维的水军存在，因为孙维可能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隐瞒的水军指挥渠道。水军也是军，当水军的将军也不容易。孙党的组成，要么对孙维非常了解，要么都是有逆向思维的反骨。总之，人数很少。

打酱油派

发现有人居然到白宫情愿要求美国总统干预朱令事件，最初正义派们都认为是好事一件，这样可以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但马上就有人认为不妥。毕竟白宫是与中国政府并不友好的外国势力，这样搞可能把朱令事件政治化了，搞不好中国政府更不愿意重新开启调查。随后，福尔摩斯般的心智产生了效益，有人认定这根本就是孙党的釜底抽薪计，当然也不排除是法轮派的诡计。大家不能上当。不过也有自认为搞不清楚真相的正义派人士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白宫签了名再说，反正只要对朱令有利就行。不过，泛华网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很隐瞒、但很松散的打酱油派存在，他们构成了白宫请愿的大多数。他们的人数其实比正义派还多，只是，他们，对谁是凶手并没有明确观点，也不是太关心，但他们认为必须重新开启朱令案，事情只要闹大，就是好事。打酱油的人们，其实并不关心朱玲，因为只要他们每人捐$1，朱令就可以多活几年，每人捐$10，朱玲一辈子都有着落了。不要告诉我贝志城是明天系的老总。他是他，你是你。打酱油派的出现，分化了正义派，使之可以进一步分裂成原教旨主义正义派和正统正义派。原教旨主义正义派坚决反对白宫情愿。而正统正义派的革命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发现那些也到白宫去情愿煎饼果子和要求美国大兵来解放中国的人都是中共的间谍，间谍们的目的就是要搅黄白宫请愿。推特泛华网被封掉好像就是正统正义派干的。可怜，泛华网这次申冤无门，连百试不爽的受中共迫害的政治理由或者言论自由的理由统统都用不上。泛华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到白宫去上访。看来凶多吉少。

国安派

推特泛华网被封掉后，泛华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中共干的。泛华网马上与国内的内线联系，却意外得知朱令案的水很深，比外界想象的复杂很多。上面的各派别其实都是江湖上闹着玩的，却不想背后还有真正的实力派在运作。目前，中国三大派系都在拼命角足消费朱令事件。左派想把它变成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尽管知道可能性不大。习近平正在利用这件事部署李源潮、孟建柱和王沪宁，要彻底废了政法委建立全新的、司法独立的、具有习氏宪政标记的国安会。而政法委也不是说撤就撤的。周永康是不行了，但周永康化了十年心血建立全国政法系可不是说撤就能撤的。当年周永康的雄心是将各省的政法委书记都升级为省委副书记，即便做不到也要是个副省长。尽管习近平已经撤了一些，但要全部撤完，不仅要时间也要有理由。最困难的是，这些人不光是周氏政法系的，很多人同时属于其他派系的，而且他们还有徒子徒孙……欲知后事如何，有请习总有空时亲自跟各位讲解。

江湖险恶，这次不光是可怜的朱令被消费进了，泛华网也不能幸免。泛华网报道。

習近平拒絕承認中國的改革某些方面滯後

《明鏡月刊》記者 劉輝，蕭憲聰


　　杜導正李銳批評習近平新南巡講話

　　尤爲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新南巡講話沒有提“政治改革”，而且他自十八大之後就沒有提過“政治改革”。他在新南巡講話裡表達了他的理論主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高瑜指出，習近平“新南巡”首先拜謁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鼻祖鄧小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確立的是跛腿改革路線，這正是 當前中共腐敗橫行，社會矛盾尖銳的根本原因。習近平還不打算承認這一點，他說：“我們的改革本來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贊成那種籠統認為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 後的說法。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改的， 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

　　哪些不能改？習近平說；“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麥克法夸爾說：“從上到下滲透全黨的腐敗問題，使中共不再像毛澤東建國初期那樣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而鄧小平在文革後只專注於經濟改革，也讓中共喪失了可以將人民和黨團結在一起的意識形態。”

　　如何面對潰敗的千瘡百孔的黨的肌體，喚醒全體黨員的改革意志？習近平說；“一定要看清我們的歷史方位，看清我們為之奮鬥的現實目標和遠大目標。我們處 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要全力為現階段目標而奮鬥，但如果丟失我們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講理想信念，就要堅持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就是一個 理想。當然，共產黨人應該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產主義。”

　　高瑜認爲，新南巡講話有意識要給意識形態以新的政治思想地位。

　　而這和善良的人們一再期待的相去甚遠，習近平再多的諸如高調反腐，對外表現出相對強硬民族主義態度等公關都難以抵銷人們的這種失望。

　　2月27日，包括96歲中共元老李銳、90歲原新聞出版署署長、《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等多名自由派老人在內的近200人出席了《炎黃春秋》雜誌舉辦的新春聯誼會，兩位老人都對習近平的新南巡講話提出批評。

　　是次聯誼活動由《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主持，他透露雜誌2012年發行量大幅度增長。杜導正抱病致辭，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兩名兒子胡德平、胡德華聯袂出席。

　　嘉賓們輪流發言，針砭時政，精采話語不斷湧出。

　　著名學者錢理群在會上呼籲：“如今，壞人已經聯合起來，他們做盡壞事，好人也要聯合起來，做幾件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好事。”

　　前《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發布各人演講摘要。其中胡德平指出，公民維權和腐敗官員之間的矛盾，是目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之一。胡德華以蘇共垮台教訓評論中共面對的問題，引述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稱，“蘇共垮台是由於蘇共壟斷了一切資源，壟斷了真理”。

　　《明報》的報導稱，著名法學家江平提出要按照憲法理念治國。已故中共元老陸定一之子陸德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是經濟體制改革屢遇瓶頸的原因。原全國人大法工委政研室主任高凱說，應推出保護公民不同意見的法律。

　　其他發言的嘉賓還有張希清、資中筠、高尚全、李洪林、高鍇、錢理群、陸德、胡德平、浦志強、周志興、鍾沛璋、劉蘇里、高放、馬曉力、蔣彥永等。

　　最有意思的是，還是前中宣部理論局局長鍾沛璋講的一段話，他說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事實上，是毛澤東一個人站起來，億萬中國人民跪下去了。

　　馬立誠還稱，在會上得知108歲語言學家周有光獲當局給予副部級醫療待遇，政治局委員劉延東、總理溫家寶更分別在春節前後到301醫院看望他。周有光主張民主化，六四後拒絕表態支持當局，2012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更稱中國必須放棄共產主義，引起極大迴響。

　　不過女“太子黨”、馬文瑞的女兒馬曉力在聯誼會上則公開支持習近平“兩個時期互不否定”的提法，“胡耀邦還說歷史宜粗不宜細。糾纏什麼呀！太子黨就10年的時間了。”(《明鏡月刊》38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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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内容摘要：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 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 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 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 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 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 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 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 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 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 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 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 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 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 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 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 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 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 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 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 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 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 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 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 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 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 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 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 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 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 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 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 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 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 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 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 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 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 月130元。 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 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 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 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 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 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 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 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 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 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 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 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 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 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本文来源：凤凰周刊

阿留：从邓公的“宽厚”与“不厚”看习近平与宪政

一月底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恰好和我在麻绳技校的博士导师住在同一个旅馆。一次早饭聊天时，老先生回忆起30年前他和一些中国学者交往的经历。那时他在贝尔实验室任材料物理部主任，接待了一批来访的国内学者。给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姓Hwang的老教授学问很好，早年是德国物理大师波恩的学生，熟知西方文化，但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让他很不理解。

我一愣，随即问他说的是不是黄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记得纪录片《邓小平》里提到黄昆先生文革时在北大挨整，是邓小平把他调到中科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的。在我们这些文革后出生的小辈的印象中，文革中挨批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归”，基本上都是“右派”；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的“左派”似乎到没吃过什么苦头。在青蛙大学读书时用过黄先生写的教材，还听过黄先生的学术报告，一口字正腔圆的英式英语，比旅居美国多年的杨振宁、丁肇中、丘成桐等先生的英语都好。所以我很难想象黄先生居然是坚定的“赤色分子”，呵呵。将信将疑中，正好国内半导体所来的一位老教授也来吃早饭，于是向他求证。他的回答着实把我雷着了：“黄先生确实左的很哪，政治上积极，75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过邓小平呢！”。

后来我上网查证，果然有此事，而邓公对黄先生倒是很宽洪大量，轻描淡写道：“他批了我，是我害了他。我那时还批我自己呢！”。党内有太祖爷和彭老总称邓公“厚道”，“公道”，由此看来也非空穴来风。

相对于对待黄昆先生的“厚道”，邓公对另一位科学家方励之先生可就是“不厚”甚至“刻薄”了。方先生也是当时的中青年才俊，据说12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19岁入党，40多岁就是学部委员，科大副校长，也算是“又红又专”，结果一句“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就把邓公给电着了。对比邓公的“厚道”与“不厚”，他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凡对党的领导不构成威胁的，也构不成犯罪的，无妨“厚道”一些，用共产党的话说叫“人民内部矛盾”，“和风细雨”；凡可能对党的领导构成威胁的，绝对不能厚道，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我矛盾大大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活。这就是共产党说的“党性”吧。

由此可见，“偶党”选择的接班人，必须是“党性”很强的；毛看中了邓恐怕有此因素，而邓要罢黜胡赵两位总书记也是鉴于“党性”的考量吧。由此也可以推断，习总也是党性很强的人，所以他说军队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说来，似乎平反八九学运和宪政民主的事情都要泡汤了？

我看不尽然。习仲勋先生是反对军队镇压的，说明他根本不认同八九学运是以颠覆共产党统治为目的的；习总当时不在北京，他对八九的认识恐怕会受到他老父亲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他也不认同八九学运是颠覆活动，和前苏联解体不可同日而语。既然不认为是颠覆活动，那就有“宽厚”的余地，至少“天安门母亲”的那些无辜死难的孩子们是可以平反的。那些好心去劝退而不是煽动学生滞留广场的人也应该会平反，其实当时刘晓波先生都因这一“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免于起诉呢。当然他可能也做了一些“承诺”，以他的性格自然没有履行，后来还被抓住了接受美国资助的把柄，于是终于被偶党“老账新账一起算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关于平反的时间，我看至少得等到某些为老不尊的人去见马克思以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为长者讳，他们在世的时候是不会给他们难堪的。更不可能奢望他们“忏悔”---某些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尽管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好在时间也不长了，也就10年左右吧，我们还可以等得到，不用担心。喜欢陈老总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得报销！”。

既然说到了八九学运，忍不住笔走偏锋，先岔开话题聊聊苏联的解体。万老那一辈的民主人士大多对此评价很好，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大多对此评价很差，虽然绝大部分人是民主派。我到美国后跟俄罗斯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对俄罗斯的转型也评价不高。道理很简单，一是转型付出的代价太大，老百姓吃了太多苦头；二是付出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转型。

苏联解体可以说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观点的又一个佐证，即一个专制政权往往不是在它最坏的时候，而是在试图改良的时候崩溃的。我最初是了解到这个观点是在读本科的时候，上了一门选修课《西方思想史》，当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戈尔巴乔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眼光，但缺乏相应的政治手腕，结果老百姓不满意，保守势力更是不满意；腹背受敌，必然倒台。无怪即使是民主派的胡公耀邦也说他是“冒失鬼”。个人觉得苏联解体不能单纯理解为民意的推动，更重要的是上面有一个比老戈更激进的实权派铁腕人物老叶，他恰到好处的利用了民意，夺了权。

老叶是个典型的沙皇式的人物，他选中的普京与他同类，有点像彼得大帝，“以野蛮征服野蛮”，这对民主转型绝非福音。老叶把总理的位置当玩具，隔几天换一个；普京把宪法玩弄于鼓掌之间，已经实际掌权12年，还要把总统任期延长到6年，这样他至少统治俄罗斯18年，很可能玩到20年以上。他还努力打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制造个人崇拜。我们可以称其为“准独裁”统治，有点让人想起即将被制成腊肉的查韦斯。基于此，我认识的美国人里没有人认为俄罗斯实现了民主。这就是民主制度产生独裁在21世纪初的翻版，其原因就在于企图在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的国家一蹴而就。

再说说俄罗斯的经济。这些年俄经济增长确实很快，但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主要是靠俄罗斯的资源。按说前苏联那么雄厚的科研实力，很多重要的应用科学领域曾经和美国科学家分享过诺贝尔奖，在市场化后俄版的“润北万”们应该可以如鱼得水， 完全可以创立很多高科技企业。结果恰恰相反：俄罗斯现在沦落得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靠卖资源来维持经济的增长。究其原因，一是苏联解体后人才大量外流，二是前共产党的高官们组成的寡头集团垄断了经济命脉，官僚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革。一句话，付出了沉重代价，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基于苏俄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可取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比失控翻车要强很多倍。但另一方面，原地踏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积极努力，“不怕慢，只怕站。”，任何人想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被淹没。习总最近在俄罗斯的演讲也提到了“历史潮流”的问题，那么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党性”原则下，他到底能顺应历史潮流走多远呢？

网上有很多人认为他大概一步也走不动，理由是一党制下宪政民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空间。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事实上，一提宪政民主，网上就有某些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否定。可是仔细想想就可以发现，其实这里面的回旋余地比看上去要大得多。如果习总及其团队的政治眼光和能力能达到“专业八段”以上，还是可以“螺蛳壳里做道场”，在看似“没棋”的地方“出棋”，拉开政改序幕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并不是宪政民主的“紧箍咒”。

先说“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源泉”。马恩何曾否认过权力需要制约，否认过三权分立的思想呢？正相反，他们终其一生与之斗争的正的是德国（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想到，马恩作为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孟德斯鸠的衣钵，集当时西方哲学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他们怎么可能去否定那些西方思想史上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本身难道不是西方思想吗？关于这点，有专业人士的论述，可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22754478.html。

想可持续发展，避免暴力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吗？马老祖师早就指出了一条明路：他在评价英国的宪政时说“街垒不是必要的，因为那里的无产者只要愿意就可通过选举取得胜利”。恩老祖师晚年也力主通过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宪政民主的道路，其实也就是大“马路（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一部分，照着走就是了！

那么为什么在很多人印象中，马克思主义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不兼容呢？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俄国中国等有深厚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的时候，被当地封建大酱缸里酱出来的土著们自觉不自觉的断章取义，“阉割”成了专制体制的“太监”。邓公曾经说要“完整准确的继承毛泽东思想”，并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分割开来，这很好。现在不妨提倡“完整准确的继承马克思主义”，把关于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部分补充回来，实践马老祖师的名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再说下一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好得很，我们现在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人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都比我们更接近马恩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连著名的“毛左”孔庆东去了几次日本之后都在博客上感叹日本是“和谐社会”，中国与之相比还差的远。可惜他就没想过这个“和谐”并不是靠毛左的思想和办法来取得的。如果能向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进化则求之不得，而宪政民主正是其必由之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邓公的原话是“无产阶级专政”，写进82年宪法时遭到多数人反对，邓公顺应民意，去除阶级斗争的味道，改成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本身已经是一个进步。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对国民民主，对外敌专政。这点美国做得最好，所以可参照其样本，酌情改良，但坚决不能搞质量低下的“山寨版”。:-)

“坚持党的领导”---要想能够“hold得住”党的领导，就得顺应历史潮流，一要推进党内民主，二要让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加强舆论监督。关于党内民主，连赫鲁晓夫这样的“大老粗”都有过搞“共产工人党”，“共产农民党”的想法，自称要“与时俱进”的偶党不应该不如50年前的“苏修”领导人吧？既然太祖爷都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那就得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历史雄辩的证明靠路线斗争是不行的。关于民众参政，几年前一些部门开始搞听证会，这是个进步，应该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才是。如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学历史出身的王书记应该最清楚其严重后果。人大政协要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才是，不能光鼓鼓掌吃吃饭说点不痛不痒的废话。这两点都在宪法框架之内，与宪政民主一点都不矛盾。

综上所述，即使在“一党制”的前提下，宪政民主在中国依然有相当的发展空间。能否执行，取决于上层到底有多大的紧迫感、决心和智慧。中国的政治人物大都“城府很深”，很难让我们这些小民看得清楚，而习总的领导班子上台伊始，更是难以马上判断他们到底能有多大作为。有些朋友对“前三十年论”，“男儿论”，“道路自信论”很失望；可另一方面，即使他们真的想推进政改，从玩政治的技巧上来说也不会急于马上就在言论上独树一帜，搞得树大招风徒增阻力吧。“行胜于言”，我们还是静观其行动吧。

与习总在政治上的四平八稳呈鲜明对照的，是李克强在记者会上高调推进政府部门精简放权，颇有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味道。简政放权确实是入手政改的正道，但是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其推进会很困难，就看他有多大能量了。80年代偶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就经常听电视里说“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现在都“奔4”了，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有限。这一点，习李二位必须拿出“犀利”的手段，否则还是会不了了之。如果他们执政的前五年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就已经是很成功的了。

最后以和那位国内老教授的对话结束此文吧。我跟他聊起国内的情况，说到了很多大家都关心和忧虑的问题，快结束时老先生话锋一转：“你过30年再看吧。现在是有很多问题，但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毕竟进步了不知道多少了。再过30年，必然会有更大的进步。”对此我很赞同，我属于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一代人，从小到大亲身感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相信国人的能力和智慧可以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民主的启蒙和发展会更加迅速，虽然其中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一个“天然去雕饰”的，实实在在属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自由幸福之梦必定会实现。

04/03/2013

宋鲁郑：中国政改的四个突破口

宋鲁郑：中国政改的四个突破口

从改革30多年的事实出发，结合全球经济危机各国的表现，客观来讲，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总体上适合生产力发展、并对生产力起着历史性的推动作用。未来十年，西方对中国的制度挑战和压力主观上不会减缓，中国的出口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相应的，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进一步深化。

中国的政改一是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也多与此有关。尽管2007年中国就已经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或者是条例不够周延，或者缺乏执行力度，这都需要在未来的改革中加以完善。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这需要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环顾世界，有两个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西方的瑞士。新加坡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纳社会各个层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做法则是由各党联合执政，整个国家没有反对党。这一点和中国的国情非常近似，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之初，颇有今日瑞士之风范。中国政改从这里入手，并非难事。执政基础的扩大，将会有效地面对中产阶级扩大和公民社会形成的新时代。

三是司法改革。由于司法代表着社会公正，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先行。目前中国司法领域主要的问题是人情社会背景下被放大的腐败而不是司法是否独立。事实上，行政权力只对两类案件进行干预：一是案件影响巨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如邓玉娇案、药家鑫案。二是涉及国家安全。这两类案件比例极小。真正影响到案件公正的还是人情社会下的腐败。而西方模式的司法独立不但解决不了这种人情社会下的腐败，相反还会扩大这种腐败。因为独立之后的司法更缺乏监督。中国的国情，需要寻找自己特色的解决之道。从结果正义出发，一要减少法律的弹性，法条量化。二要判决书规范化、公开化。有效地减少法官在案件中所起的主观作用，应可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

四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今日中国，新领导人的产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选举，也不同于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世袭。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拔，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实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然后还有任期的限制。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无人置疑，但未来也应该更加透明、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制度化。比如，民主党派要有更多的制度性参与管道，普通党员也要有更多发表意见的管道。

中共十八大建立的党代表提案制，就是党内民主的一大突破。这是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模式。此前一些省、市、县、乡已经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和党代表提案制的试点。党内民主最终发展方向是在规则明晰的前提下，权力的产生和转移做到有序、透明、公平、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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