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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英《今日世界》: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污染的全部代价

核心提示: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 人物的支持。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
发表:英国《今日世界》杂志6月
作者:Isabel Hilton, "中外对话"网站总编辑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时值2006年初,我与一小群中国知名的环保活动人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这家酒店舒适的安乐椅有点过于宽大,让我们之间时而几近耳语的低声交谈变得不是那么方便。
当时中国公民环保运动的历史还很短。那天一起谈话的人有男有女,他们都经过了早年与中国强大的大坝建设者抗争的历练:当时这些企业计划向西发展,在云南省 和四川省内未遭破坏的河流上修建大坝。这些早期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人当时是记者,他们组团走访大坝坝址,并且利用他们在媒体界的影响力来挑战大水电利益集团 和激发公众的抵制情绪,希望借此劝服政府三思而行。
 
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谁也不清楚政府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那天他们忧心忡忡。一些活动人士受到了威胁,有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这些活动人士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能指望获得官方的保护。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不是容忍期的结束,或者仅仅是暂时的退步。
他们解释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发生的挑战重大经济利益的环保抵制活动,另一方面关注国外最近爆发的"颜色革命"浪潮。2004年格鲁吉亚的"玫 瑰革命"推翻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政权;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帮助维克托·尤先科的反对派上台掌权;第二年,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吉尔吉 斯斯坦的街头爆发了"郁金香革命"。
 
尽管这些都不是与环境相关的抗议活动,但很多集权政府相信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系列公民抗议背后煽风点火。西方非政府组织当时也在支持中国刚诞生不久的环 保主义。这已经足以让中国执政党断定事情有可能朝着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那天我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客人完全有道理感到不安:阻挠一个大型经济工程是一件事; 而被贴上参加变相的颠覆活动的标签则是一桩级别完全不同的大麻烦。
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了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报告中出现了一张胡锦涛主席在参加一场官方植树造林活动时植树的照片。这张照片让人回想起毛泽东 站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者中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是中国灾难性的"大跃进"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是许多失败的工程之一—— 中国政府曾保证说这些工程将解决中国不断加深的水危机。在建成几年后,十三陵水库被废弃了。
 
胡锦涛种下的这棵象征性的树木或许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得出一项结论:在这些大加宣传的植树活动中,有85%的树木随后会死去。在2006 年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招致官方报复:这种补救性的运动只是缓解深远的环境危机的姿态而已。它们并非意在摆脱与之相矛盾的、但却更为重要的迅速发展的任务。在 官方看来,中国可以先发展,后治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以极为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环境现状:"空气和水资源污 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5%,这还不包括人民的健康代价,人们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仅北京一地,70%至8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环境有 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时,略微含蓄地谈及了中国环境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 经济增长并重",确保实时的环境保护,并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些要求被称 为"指导性、战略性和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恰恰表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
当时聚在酒店大堂互相交流的那群环保活动人士全都平安度过了那一年政府对其活动不予支持的严寒期,从而继续成长为一场日益成熟的环保运动的领军人物。随后 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始和结束,期间该计划提出的有关控制污染和能源效率的环保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减少10%——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差距不大。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计划用更大胆的语言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前景。6年过后,潘岳当时提出的超前观点已 经逐步成为主流思想。
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 持。而根据"十二五"计划,环保部能够可以更容易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十二五"计划既提出了中国要主导被认为代表未来的先进清洁技术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认 识到,要从中国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对孰轻孰重做出重要的调整。
 
而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肉眼可以看到的空气和水污染是最明显的问题;肉眼看不到的污染则最具危险性——例如,中 国2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另一个威胁到中国持续繁荣的问题同样棘手,那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水危机,成本越来越高的工程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上次酒店大堂讨论后的6年里,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已经在许多方向取得了发展,从居民自测空气污染程度,到有组织地抵制化工厂选址,以及要求数据的透明 ——当局已经迫于这一要求,对公众开放了主要污染物统计数据的查阅。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首开先河,使用公开数据来找出跨国公司供应链中持续存在的污染企 业,并协助大型企业清除污染。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因为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刚刚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 损失100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正如潘岳警告的那样,他们也承认污染是酿成一系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罪魁祸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癌症村的集中出现。他们还承认,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将继续成为不断上升的民怨的焦点。
要把这种认识落实成针对势力巨大的经济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有效行动仍是一个挑战。在没有其他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这一挑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对污染者实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减少对公民社会运动的压制和放宽对媒体的审查无疑会有所帮助。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政府有采取这些措施的热情,但至少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让中国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程凯:“平反六四”的口号不可废弃

“平反六四”的口号起自何处,不得而知。被公认为中国民主运动一盏明灯的“香港支联会”二十三年来一直高呼这个口号,带领广大香港市民追究屠城责任,建设 民主中国,给海内外民运人士以巨大鼓舞和支持。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生前也曾注意到有人对“平反六四”这个口号的异议,但仍坚持这个口号,每年 “六四”纪念日带领民众喊得响彻云霄,非常鼓舞人心。让民众放弃呼喊了二十三年的“平反六四”去接受新口号,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89 “六四”至今二十三年来,特别是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海内外民主人士都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但“平反六四”的口号常常受到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主要 理由是:中共是“六四”屠杀的刽子手,刽子手怎么可以给受害人平反?中共没有“平反六四”的资格,只能认罪和接受审判。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和评论人士王 书瑶先生,近来分别在《明镜》和《民主中国》网站发表谈话或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这些阐述无疑是正义的。我只是对这些阐述要导致废弃“平反六四” 的口号,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实,“六四”是一个日子,指的是在这个日子里发生的一场屠杀,杀人者是中共刽子手,被杀害者是和平情愿的学生 和北京市民。“平反”与“六四”这两个词合成一个词组,并不符合修辞规则,因为人们不能去平反一个日子或者平反一场屠杀。但如果所有的语言和文字都必须符 合语法修辞的规则,人就不能讲话和写文章了。有些讲法是属于约定俗成,沿袭下来,难以更改,就得认可。如人们平时讲“恢复疲劳”,与“恢复体力,消除疲 劳”的意思相反,大家都这样讲,就不妨讲下去;又如人们讲“海外民运”,指的是“海外华人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一讲大家都明白,也不妨讲下去;再如最近美 国国务卿喜莱莉?克林顿指出,“慰安妇”的正确称呼应是“被强迫的日军性奴”,“被强迫的日军性奴”的称呼又正确又准确,但今后人们恐怕还会使用“慰安 妇”这个称呼。“平反六四”就属于约定俗成的提法,沿袭至今,未见这个口号损害人们解决“六四”问题诉求的原意,因此不该轻易的把这个口号废弃掉。

如果废弃了“平反六四”这个口号,用什么代替呢?“平反六四”的口号已无可替代,人们再也提不出另一个口号,简单明了的表达民众对解决“六四”问题的诉求。即使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让民众放弃呼喊了二十三年的“平反六四”去接受新口号,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平 反六四”的口号起自何处,不得而知。被公认为中国民主运动一盏明灯的“香港支联会”二十三年来一直高呼这个口号,带领广大香港市民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 中国,给海内外民运人士以巨大鼓舞和支持。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生前也曾注意到有人对“平反六四”这个口号的异议,但仍坚持这个口号,每年“六四”纪 念日带领民众喊得响彻云霄,非常鼓舞人心。因为这个口号已经为广大民众接受,完全不会被解释为喊这个口号就意味着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也不是一些文章所 指责的,“平反六四”就像是封建帝王皇恩浩荡,平反臣民的冤案一样。

在中国,“六四”这件事比天还大。“平反六四”绝非某一些人、某一些 团体的事情,也不完全意味着“平反六四”就只是让受难者得到抚恤,刽子手得到惩罚。 “六四”至今二十三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罪恶,中共权贵祸国殃民,中华民族道德堕落,皆起源于“六四”屠杀:既然杀人不受惩罚,被杀者反遭迫害,任何倒行逆 施丧心病狂便都成为理所当然。因此消除中国的罪恶,必须首先从“平反六四”做起。“平反六四”是打开中国政治变革大门唯一的一把钥匙。这个大门一打开,正 义必得伸张,共产党必然覆亡,民族必得新生。“平反六四”的内涵极为丰富,极为深刻,不可将这句口号理解为向共产党乞求施恩,或者只是要求还那场屠杀一个 公道。

今年“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我注意到与往年纪念“六四”有很多不同,其中包括,过去只有经济或者民事诉求的访民,也提出了“平 反六四”的诉求:他们在“六四”纪念日,拉起纪念“六四”的横幅标语,探访赵紫阳故居祭奠这位推动中共政改拒绝屠杀人民的伟人。这一方面说明,访民开始意 识到,没有政治变革,不会有社会公义,任何经济的和民事的诉求都不可能得到公正解决。另一方面也明确宣示,“平反六四”已经不仅仅是民运人士的事业,已然 成为全民的伟业,中国正出现“维权运动”与以“平反六四”为标志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的趋势。顺便说一句: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要维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你也不能因为《宪法》是共产党制定的,就认定共产党没有资格把民众的权力还给民众,只有认罪的份,从而去质疑“维权运动”这个提 法。

那么“平反六四”是否与共产党无关呢?当然不是。共产党罪恶滔天,但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没有共产党的分化,共产党不会消亡,“平反 六四”不会成功,中国的政治变革不会实现。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卡扎菲阵营如果不是分崩离析,被乱枪打死的就是革命民众而不是卡扎菲;说叙利亚的阿萨德来日 不多了,说的就是他的阵营开始有人叛离。当年,如果苏联人民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打入“没有资格”之列,很难想象庞大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会一夕崩溃。 其实如今,关于中国政治最热门的话题,都是出自于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薄熙来倒台引发一阵阵狂欢,都以为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温 家宝讲三分钟政治改革的话,令媒体热炒三个月仍乐此不疲;传说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虽然得不到任何证实也看不见任何迹象,全世界却都把他的话当作一回 事,寄予无限遐思。因为人们都清楚,如果温家宝那些不知真假的话果然成为现实,“六四”就真的平反了,政改就真的实现了。共产党里不是所有人都像胡锦涛般 的木讷愚钝,有的是聪明人,聪明人能悟出“平反六四”是资源不是包袱。一旦大气候来临,中共党内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我们没有理由硬是说他们“没有 资格”,硬是不让他们“平反六四”,硬是不让他们葬送中共。

所以,我认为“平反六四”的口号不可废弃,应予坚持,一直坚持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

程凯,民主中国

叙利亚究竟炸飞了什么?

不管爆炸发生后,叙利亚中枢政局将作如何演变,未来的中央政府(如果还有中央政府的话)将不可避免面对一个“碎片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民族、教派、 部落,既难以共存,又无法“你死我活”地真正扑灭对手,一如其邻国黎巴嫩、伊拉克那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聚焦会很快转移到新热点,而任由当地的仇恨、暴力和血腥绵延持久,自生自灭。

正如一些国际传媒所评论的, 7月18日,大马士革市中心的一声巨响,或许是叙利亚本世纪最具关键性的一件大事。

被炸的是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部大楼,由于爆炸发生时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因此死伤者中包括诸多叙利亚当局军政要员:国防部长拉贾哈Daoud Rajha,国防部副部长、巴沙尔的妹夫肖卡特Assef Chawkat,“恢复国家稳定危机处理小组”负责人图尔克马尼Hassan Turkmani被炸死,内政部长易卜拉欣-沙阿Mohammad Ibrahim al-Chaar和国家安全局长以赫梯亚尔Hicham Ikhtiar等受伤。

尽管连日来反政府武装接连在大马士革市区发动“总攻”,但大多数观察家仍然相信,政府军在战场上仍占上风,反对派在大马士革核心区发动的军事攻势失之过早且很容易重蹈今年年初覆辙,但7.18爆炸却做到了正面战场无法做到的事:重创了巴沙尔的军事指挥枢纽。

此次死伤的拉贾哈和易卜拉欣-沙 阿都是巴沙尔的心腹,肖卡特更是阿萨德家族中被公认最忠于巴沙尔的人,爆炸的发生令巴沙尔一派元气大伤。虽然“巴沙尔本人受伤并转移至拉塔基亚”的流言未 必属实,但爆炸发生后,叙国家电视台始终未照例播出现场镜头,甚至一度中断正常节目播放军歌和阅兵画面,这一切都表明,大马士革权力中枢至少暂时出现了 “断线”失控状态。

事件发生后,由逃兵在土耳其所组成的“自由叙利亚军”和逊尼派瓦哈比派激进武装组织萨拉菲斯特“伊斯兰旅””(Liwa al-Islam salafistes )等 争相“认账”,并高调宣布“反攻”、“总攻”、“无差别攻击”,但究竟是否它们所为却很难说。袭击采取的是“肉弹”攻击,带有难以掩饰的“基地”自杀攻击 特征,而“基地”早已渗透入叙利亚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不排除是他们趁乱动手(此前阿勒颇等地类似事件就曾被怀疑为“基地”浑水摸鱼);此外,阿萨德家族内 部并非铁板一块,对巴沙尔的“不够铁腕”,一些家族成员和阿拉维特派骨干早已啧有烦言,此次“肉弹”攻击,“肉弹”本人是和核心圈相熟的亲信保卫人员,又 据称是亚美尼亚族东正教徒,这一切都不免让事件蒙上种种神秘面纱——要知道,倘是自己人动手,再森严的戒备也会如履平地。中东本就是个充满“宫斗”色彩的 特殊世界,拜占庭、奥斯曼时代不去说,1986年南也门“1.13事件”,亲苏的伊斯梅尔派和政治对头阿里.纳赛尔派就曾趁社会党政治局开会时相互暗算,结果两派首脑同归于尽,南也门也就此元气大伤,最终覆灭。

爆炸究竟是谁干的恐怕暂时是个谜,那么,它究竟炸飞了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英、法,以及欧美集中支持的主要反对派组织,如以境外为基地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和以境内为基地的“叙利亚地方委员会”,均未 作出“欢呼”姿态。如前所述,“肉弹”爆炸“基地”色彩过浓,欧美对此颇有顾忌,此前在叙利亚发生类似自杀攻击时,欧美通常也保持低调,甚至曾公开声称 “即便军政目标也不应采取‘肉弹’攻击”,而两大叙利亚主流反对派组织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承认,自也要和这种非常手段拉开距离,惟恐被指认“和基地组 织沾亲带故”。事发后,两大主流反对派组织侧重强调“决战时刻”和“阿萨德政权遭到重创”,鼓励更多反抗行动,而美、英、法等则力图借此向国际社会说明 “叙利亚局势已经失控”,以强调“国际介入”、“帮助恢复秩序”的重要性。

事发后,原定7月18日举 行的安理会叙利亚决议草案表决被推迟一天,在这一天里,美、英、法等会试图证明,叙利亚已处于“不干涉则更危险”状态,而大马士革当局则会竭力证明自己仍 控制着局面。由于叙利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并存在更多失控危险,西方直接出兵“恢复稳定”的意愿可能较以往更为强烈,但倘无法出兵,其武装反对派的可能性 反倒会降低,因为前者可以避免叙利亚局势向不利于地中海周边局势安定的方向发展,后者则有“扩散不安定因素”的现实危险。

不论爆炸是“外敌”或“家贼”所为,都严重打击了大马士革当局的控制力和权威性,削弱了其对叙全境的制约能力。但阿拉维特派虽是叙少数教派,绝对人数却并不少,在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等什叶派聚居区根深蒂固,此次爆炸,死伤者多为巴沙尔派核心人物,这可能令权力圈和阿萨德家族内持更强硬立场的一派借机坐大, 倘果真如此,叙利亚或许会出现更血腥的场景。

漫长的暴力冲突已令叙利亚各民族、教派关系撕裂,仇上加仇,战事有兴屈,政权有兴亡,但民族、教派却和彼此间的恩恩怨怨般难以彻底抹煞,安南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即叙利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建立在各派共识、共存的基础上,而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却与之背道而驰。

不管爆炸发生后,叙利亚中枢政局将作如何演变,未来的中央政府(如果还有中央政府的话)将不可避免面对一个“碎片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民族、教派、 部落,既难以共存,又无法“你死我活”地真正扑灭对手,一如其邻国黎巴嫩、伊拉克那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聚焦会很快转移到新热点,而任由当地的仇恨、暴力和血腥绵延持久,自生自灭。

作者:陶短房

艾未未谈薄熙来案:中共无法律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刊出对中国艺术家、异议人士艾未未的专访。艾未未对薄熙来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共领导的法律体系,不仅对他这样的人,也对高官构成威胁,毫无法律程序。艾未未指出,薄熙来的命运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艾未未表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党内高官,是党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但是,他们今天都受到了和我同样的对待”。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刊登艾未未的专访,并形容艾未未从中共这次清洗高官的行动,看到了事件所折射出自己的命运。
   
    艾未未认为,薄熙来是典型的怀有个人野心的政客。无论唱红还是打黑,都使用了可能把这个国家推进更危险状态的可怕手段。
   
    艾未未认为,对薄熙来清洗本身,是以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手段完成的。即便他是一名罪犯,也要有一个公开的处理程序、法律的处理程序。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薄熙来怎么样了。
   
    据报导,前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携带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证据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导致薄熙来被中共免去所有职务。
   
    在事件爆发后,王立军被当局派人带往北京后失踪,薄熙来也在今年3月参加完中国两会后,在中共中央4月宣布免去薄熙来相关职务后失踪。据悉,薄、王二人都被拘禁并限制人身自由。
   
    报导也指出,艾未未的公司被控逃漏税案即将宣判,当局已经在今年6月取消艾未未交保候审,允许他离开住处,但仍不能出国旅行。
   
    艾未未向金融时报表示,自己仍受到严格的限制。他说,“他们说我自由了,但我还是受到跟踪,电话受到窃听,朋友们也总是受到盘问”。

牟传珩:中共“十八大”政局没有悬念

    中共“十八大”没有悬念。习李接掌中南海权柄也只能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有限改良道路。然而,中共党内政治平衡与可容政治生态,终有一天 抵抗不了世界现代化的民主潮流。当今中国,任何局部性强加特色的改良,或一厢情愿的所谓“碎步改革”,甚至试图一代代“击鼓传炸弹”的努力,都将事与愿 违。现代国际社会的由“权力枪授”向“权力票授”过渡的民主化浪潮巨大冲击力,已经席卷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地球村里没有一个角落能抵抗它的诱惑。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由于中共“十八大”临近与薄熙来下台大地震的联动效应,导致中国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多频道发声,有的借助民间“传 销”,有的则取道海外报料,给人们徒添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多种版本的新政治局常委人选不断出炉,甚至不少舆论认为中国的左派受到极大打击,中共“十八大” 会开启政治改革进程。
   
    海内外各媒体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共“十八大”政局与领导层变化,一是因为中共高层权力运作一向暗箱作业,密室交易,给舆论增加了不少猎奇心理;二是 薄熙来倒台引发海内外盛传党内派系斗争激化,悬念丛生;三是迷信中国政局为少数人掌控,权力落于不同面孔领导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政策走向。由此以来,中 共“十八”之后的最高决策层的人事变动,一直牵动着中外媒体的神经。
   
    维持“一党天下”的政治谜底
   
    然而,在本文看来,薄熙来的下台以及中共领导层变化,对“十八大”后政治走势并无多少实质意义。新政治局常委无论由谁当选,都不会改变已毫无悬念 的中共要强势维持其“绝对领导”地位的路线走向。这是由其利益的独占本性本质决定的,即中共将毫无疑义地继续走罩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笼头的有限市场 改良道路。从中共的集体性看,今天无论是邓派、江派、胡派,也不管是共青派、上海帮或太子党,谁当选常委,都只有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藏污纳垢 的旗帜,借助“自我制度完善”的所谓“改革”名义,在“两个绝不”中独占权力,在“五个不搞”中分配利益。即使毛派人士问鼎高端,也无法开动历史的倒车, 终止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否则他们一天都走不下去!如今,中共的主流意识担心极左派倒退将葬送他们的前途,与担心自由化势力会瓦解他们的执政合法性一样,都 会严加防范。当下,海外舆论更多地看重了党内的纷争,而很少关注他们对共同利益的攻守同盟。其实,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党天下”至今,谜底就在党内路线与 权力斗争至今仍保持在相对平衡与可容的政治生态中。确保稳定是他们的最基本共识与斗争底线。
   
    眼下,由薄熙来被免职引发的政治冲击波,正在激活中共的“维稳”抗体,导致官方一系列反制措施变本加厉,封网打异,充分显示了社会稳定不仅是中共 确保其“绝对领导权”的最高利益、首要原则与硬性目标,更是党内意识形态派别与利益集团博弈共生共存的政治基础——稳定为他们共同的特权利益提供着制度保 障与秩序支持。
   
    一个牵动全局的主要问题
   
    虽然,有关中国社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激烈交锋,一直被中南海视为一个牵动全局的主要问题。然而,这一涉及全体国人政治命运的表达权,却一 向都由中南海权力高端所传承、垄断。胡锦涛曾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前,特别发表了“6.25”党校讲话。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他声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此中共“十七大”新闻发言人李东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党强调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对党内外、国内外关于我们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集中而鲜明的回答。” 因此,胡锦涛的" 6、25"讲话,决非是他个人的意志表达,而是传承中共历代集体利益的必然选择!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遭到民间社会的普遍质疑与抵制,但在中共性质不 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今后无论谁执掌中共红船的舵柄,都不可能偏离他们的这种集体利益的选择。因此,就大局而言,中共“十八大”上谁上谁下,谁进谁出,都不 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乱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跌足的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由于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独立工会加公 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大众利益的灾难后果。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 以联手,通过“改革”的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专政”政治与“权贵资本”经济的混合怪胎。正 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的资本加特权的双重贪婪,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已经全面渗透了国家机体的骨髓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细胞。 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行的“带血JDP模式”,已经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国资流失、土地掠夺、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贫富悬殊,官民对 抗,整体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整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恶性公共事件井喷爆发,“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 花局面。
   
    仅在刚刚过去的中共建党91周年“七一”前后,就发生了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事件导致当地上万民众连续几日走上街头“散步”,但遭到防暴警察的 暴力驱赶,事件至今并未平息。6月25日这一天,就同时发生三起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广东韶关抗议造警力镇压;广州地区参战老兵和部分志愿兵、失业军转干 部共700多人来到广州市政府静坐请愿引发冲突;广东中山市沙溪镇近万人与上千警察发生冲突。“七一”当天,四川什邡市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发起的万人奋起保 护家园的维权活动,遭到当局血腥镇压,震惊中外舆论;而什邡人民无惧威胁,在中共建党91周年第二天,扯下中共市委的牌子踩在脚下的壮举,更令网络民众激 奋不已。在香港,市民借香港实行“一国两制”15周年胡锦涛到访之际,打出“港共滚出香港”的标语,爆发据称40万人的大游行。在北京,“七一”前上万来 自全中国各地的访民,以各种方式举办维权抗议活动,与香港大游行遥相呼应,声援香港同胞。而上海、天津等地都有访民“唱支冤歌给党听 ”类的抗议活动,致使中共建党91周年四面楚歌。
   
    “十八大”报告将重复以往的政治逻辑
   
    在拒绝普世价值的如此“改革开放”乱局之下,那些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口香糖咀嚼的权贵们,却从来没有被制度追究与民主问责,最近反 而借助党喉舌不断发起反击“政改滞后论”,为中共“十八大”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政治路线定调。因为,他们集体需要在“稳定”与 “和谐”中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些年来,围绕温家宝“政改”呐喊引发的舆论交锋与立场对决,实质上反映的正是权贵利益集团恐惧其权力与利益受到制约与监 督,害怕“政改”动了他们不用“票决”就可以永远绝对领导的“奶洛”。
   
    此据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中共 党代会更早已成了“党官加红商代表大会”,至多再加大一点工仆、农仆党员喇叭队比例来装点门面。据悉,“十八大“将有2270名代表参会,但其绝大部分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层层盘结,早已达成在“稳定中升官,在和谐中发财”的共识。由此也就注定了这次大会不可能有舆论期待的那种体 现普世价值的政治改革,更不可能有为六四翻案的丝毫松动。本文可从中共权力与利益的独占本性里隐含的政治逻辑中得出预判,“十八大”报告中还将一如既往地 声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如既往要强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如既往地高调维持稳定与反腐倡廉;一如既往地空喊改革与创新;而且还要 一如既往地用点新鲜词语,来忽悠国内民众期待,吊起海外舆论胃口。他们会继续打着“稳定”与“改革”的双重旗号,掩盖其确保权贵利益集团既掌握资源的分配 权,又享有优先选择权的权力优势不受制约,确保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有效维护自身的绝对权力与利益的实质。
   
    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悬念在民间
   
    中共党内早已失去了文革结束时哪种政治气氛活跃,有利于变革的生态环境。今天的中共经历30 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形成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结缘的特权腐败利益阶层,导致其共同维护特权利益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机制十分僵化与板结。加之其所形成 的政治上的“常委合伙执政”体制,已经导致中南海内部无法再产生有足够强势的领导人,有能量冲破其特权集团抵制与体制框范。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人大闭幕记者 会上慨叹自己能力不足,受体制所困就是很好的例证。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早就结构了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形成“利用小改小革,抵制大变大革;利 用中国特色抵制普世价值”的惯势。这种惯势足以挟持任何试图动了他们不用选票就可以永保“权力奶洛”的领导层异类。即使新上台的习李弱势领导想有所作为, 也根本无法破解如此固化、板结的党内政治生态,开启自我革命的政治进程。中共“十八大”后,充其量也就延续出又一个“习李版的政治体制小步有限改良”而 已。因此,中国未来变革的希望只能从民间向上突破。只有当民众群体展示肌肉,形成足够压力时,党内异类才有可能与民众联手破局。
   
    总之,中共“十八大”上毫无悬念。习李接掌中南海权柄也只能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有限改良道路。然而,中共党内政治平衡与可容政治生态, 终有一天抵抗不了世界现代化的民主潮流。当今中国,任何局部性强加特色的改良,或一厢情愿的所谓“碎步改革”,甚至试图一代代“击鼓传炸弹”的努力,都将 事与愿违。现代国际社会的由“权力枪授”向“权力票授”过渡的民主化浪潮巨大冲击力,已经席卷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地球村里没有一个角落能抵抗它的 诱惑。21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哪里的人民会面对“一人一票”的世界生态,甘心置身事外,永远被“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所绑架。中国的社会变革的真正 悬念一直在民间。中共建党91周年第二天,四川什邡市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发起的万人奋起保护家园的抗暴活动,扯下市委的牌子踩在脚下,很可能是一次中国特色 最新版本的“茉莉花”预演。

重庆市长黄启帆最终无法摆脱薄熙来案的影响

    博讯最新消息,薄熙来事发后,重庆市长黄启帆战战兢兢经历了的5个月,终于还是会仕途不保。
   
     有消息人士向博讯透露黄启帆在18日被双规,但重庆当地媒体18日还报道了黄启帆的动态。博讯多方求证,仍未证实被双规的消息,但基本肯定黄启帆成为下一个处理对象。
   
    被称为谷开来情人的法国建筑师日前到北京配合调查,估计薄熙来案又有更多的证据细节。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告诉博讯,这是要给薄熙来最后定案的信号,不排除对薄熙来的处理会加快。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牛刀:金融烂账已经高达26万亿 中国所有银行都已破产!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十多家金融机构与两家地方国企向赛维提供的借款余额高达128.85亿元,其中,期限不高于1年的短期借款高达82.67亿元,这将对基本面严重恶化的赛维形成严峻挑战。赛维债务的爆发,只是冰山一角。

  近几年本经济体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下,以官商勾结为模式,以基本建设和兴办企业为载体,四处掠夺民财,导致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赛维这种公司, 实际董事长为该市的市委书记,名义董事长实际是CEO。这种公司必然是,兴,靠政府,因为政府可以动用财力和信誉,为发展企业进行融资;败,也靠政府,因 为大家都要到企业里面分利,必然会破产,留下一堆烂帐,最后,由新一任书记处理。

  全国620个三四线城市中,像赛维这样的公司大约有370家(我去年调查的结果),在银行的烂帐已经突破3万亿(去年末的数据)。这种烂帐,在GDP下滑时就会自动现形。也就是说,其他370家类似公司,都将爆发,只是时间而已。

  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已经岌岌可危。我们金融系统总资产113万亿,总负债106万亿,实际净资产只有7.5万亿。我们的烂帐是多少呢?除企业烂账(不包 括四十个大中城市企业烂账)有3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基本是烂帐呆账,因为地方政府永远还不起,很多城市连利息都还不起)12万亿,连带债务4万亿,总共高达19万亿。

  房地产烂账也将爆发出来。房地产烂账集中产生在三四城市,鄂尔多斯一城2000亿,加上温州、威海、乳山、义乌、岳阳、长沙、南昌、厦门、海口、太 原、运城、临汾、大同、石家庄、安阳、郑州等等烂账不少于7万亿(不包括已经正在断供和将来要断供的房贷约1.1万亿)。乳山甚至提出,把新建住宅炸掉, 因为不可能卖得出去,这个城市只有30万人,空置住宅25万套,全部炸掉,直接产生烂账可能到达1200亿。

  全部算起来,金融系统全部烂账至少已经高达26万亿,相对7.5万亿的净资产,中国所有银行已经破产。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经济的。这种大跃进式的做 法,一时轰轰烈烈,实际埋下巨大危机,随时都将爆发。最近,克强副总理反复强调“调结构扩内需”,说明这种投资大跃进已经终结,无法进行下去,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清算债务。

张维迎:改革进程开始逆转

  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 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 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 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 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 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 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 “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 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 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 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 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 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 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 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 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 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 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 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 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 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 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 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张维迎

为什么谣言在中国价值连城?

为什么谣言价值连城?因为它可能是真的。是真的又怎么样?也值不了那么多钱。那你的命值多少钱?我的命是无价的。所以谣言也价值连城,就这么回事。
 
突 然有这份醍醐灌顶的顿悟,缘由是这样:一个多月前,在凯迪网上看到一个令人毛乎悚然的帖子:“上个月,我同学开车从潍坊回烟台,走的是威乌高速,走到莱州 境内时,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高速上有一个公路跨桥,桥上有几个人往下扔石头砸车。我同学哪知道啊,歹徒扔得也真准,正好扔在驾驶员挡风玻璃上,石头穿 过前风档后砸在了方向盘上,我同学本能地踩刹车,扭头躲闪。由于车速过快,石头居然从方向盘上弹起打破后风挡出去了!车从侧面撞在了防护拦上。气囊保护了 我同学,身体没有受大伤。他镇静下来后,发现有三个人走到他车旁,打开车门找东西。他大声斥责并拿出手机报警,那些人看司机还活着,迅速逃跑了。
 
pol.ice来后告诉我同学说:此类事情在莱州已经发生七八起了,都是在跨桥上往下扔石头,出事后将车上财物搜刮一空后走人。
 
我同学命也大,居然没受伤。车的右半部撞得不成样了,方向盘居然掉下来了。太恐怕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烟台。
 
大家也许还没有听说过高速公路上抢劫的吧,也许你会觉得车速那么高不是找死吗?其实不然劫匪的手段高明手法精准不便细说,以防不法之人滥用!”
 
当时我看后惊悚的说不出话来,缺钱花的话也不至于用这种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方式弄钱吧。印度的人民也贫富差距大,也没见到印度人民通过这种方式缩短贫富差距的。说人心不古都算轻的了,简直是人心如蛇蝎。
 
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没有大报报道这些事,都是些论坛。论坛和微博不就是些发布谣言,蛊惑人心的地方吗?所以我最终一笑以置之。直到今天看到广东电视台的报道才 发现共青团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干部,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丛飞的遗孀邢丹同志也在某个晚上被这样一颗高速公路上飞驰的石 头砸中,当场身亡。可笑的是,报道中说歹徒说他们是想砸车玩玩而已,没想把人弄死。可是联想到我一个月前在凯迪网上看到的帖子,摆明了他们就是想谋财害 命。他们不承认这点对避免死刑有好处。果不其然,歹徒最多就判了12年,没有一个死刑。
 
我感到脊梁骨头都寒了,论坛上不只是个发布谣言的地方,论坛上也有事实的真金。那个帖子说的是北方的,而邢丹同志的惨剧发生在广东。看样子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谋财害命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北方。以后我绝不敢在晚上奔驰在高速公路上了,至少是跨省跨市的高速公路不敢了。
 
论 坛的话不一定都当谣言看,大报的话专家的话也不一定奉为至宝。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说山西中部很多地区自打种了转基因玉米之后,本 来是硕鼠横行的地方连老鼠都渐渐稀少了,而且拿玉米当饲料的母猪也总是流产,难以生育。当时也是觉得很恐怖,立即觉得是谣言,没去多想,后来终于在国际论 坛报看到了他们记者实地采访的报告。
 
所 以大家以后对谣言不要一笑以置之。可是谣言这么多,每件都搞明白不要忙死人。根据Nassim Taleb的黑天鹅原理,没有必要每个谣言都搞明白,破财事小,有些谣言一旦是真是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这样的谣言必须搞清楚,这种情况叫负面黑天鹅,你 必须尽量减少自己对他们的风险敞口。比如晚上最好不要走跨省跨市高速公路这样一件大事都得益于对谣言的求证。
 
有功夫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黑天鹅理论,就可以读懂谣言背后的巨大价值。
 
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发表于:美国最大的Financial Newsletter出版商Agora的旗舰刊物每日清算

中共大困局 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自身利益 动弹不得

北京——去年10月,一大群重量级人物来到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中的五星酒店里,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一场宴会。出席者包括毛泽东的继任者之子,担任中国军方二号人物近三十年的将领之女,中国候任国家主席同父异母的姐姐,出席的还有其他许多重要人物。

出席这场宴会的章立凡说,“只需要数一数来了多少辆豪华车,还有这些车的车牌号数字有多小就行了。”

Alfred Jin/Reuters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他的继任者副主席习近平。后者的政治观点仍然鲜为人知。
不过,举行这次聚会原因更令人惊讶。在中国开国元老的子女中,这是一个倾向于深化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小圈子。他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讨论中国共产党 的下一代领导人需要采取怎样的新路线。中共领导人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按计划将于今年进行。这样的聚会也不是第一次,许多人在去年8月就曾碰面,并还会在明 年2月再次会面。

这几次私人集会明确地显示出,就连精英阶层的一些人,也对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规划的方向心存忧虑。对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来说,这些集会能让他们心怀 希望,认为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即未来中国应当赋予公民更多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并努力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这两点也是现行体制长期以来为 人诟病的问题。

然而问题是,尽管这个政治改革派的小圈子正在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但在内部却存在分歧,无法就“改革”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更遑论如何达成改 革目标。对实现他们的诉求至关重要的根本转变,即司法体系脱离共产党控制,以及举行真正遵守规则、真的有不同候选人可选的选举,即使在最偏激的成员看来都 只是个遥远的梦想,最乐观的情况也只能是未来改革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此外,政治风向也对改革派不利。今年春天,公开支持民粹主义方针,与党内高层的路线相左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倒台。薄熙来倒台的事件引人瞩目,也明确 地显示挑战现状的危险。此外,官方针对薄熙来事件的缄默,也说明高层惧怕一旦党内领导层团结的表象对外出现裂痕,就会导致党的权力瓦解。

因此,在这里几乎没有人以为党会在不远的将来,自愿改头换面。即使对于有意愿讨论深化改革的党内高层,包括被称为“太子党”的党内高层第二代,保护这一阶层的特权也符合自身的利益。
曾在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比较一下现在和1989年,在89年,改革派占上风。”当时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得到 了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支持,但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二十年后,改革派的力量削弱了。现在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如果他们触及别人的利益,就会被排 挤出局。”

对章立凡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中国崛起的一大困局:这个摒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专制政权,似乎没有能力实施那些可以延长自身存续时间的政治改革。

就像许多美国人抱怨该国两党巨大的党派分歧让政府动弹不得一样,推动改革的中国人士也会扼腕叹息,大权在握的共产党受制于盘根错节的自身利益,动弹 不得。如果将权力退还给更大范围的公众,党内主导力量,包括富有且权力巨大的精英阶层、财力雄厚而广具影响力的国有工业企业、及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都不 会受益。

许多认为自己属于改革派阵营的人认为,变革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然而他们表示,改革发生的唯一原因是迫于社会动荡的压力。按这种观点,因为不平等、 腐败、污染,以及其他社会顽疾不断加重而产生的不满,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变革,要么是社会变得更民主,要么激烈地回归极权主义体制。

一个首要的担忧是,除非改革得到悉心的筹划和执行,否则中国就可能会再一次爆发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动荡,进而使中国倒退数十年。

今年的一次采访中,中国共产党一份主要党报的编辑在保持匿名的情况下表示,“官僚们仍然没有这种危机感。他们以为自己能继续应付下去。”或许他们的 确能,至少能应付一段时间。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党让数亿人民摆脱了贫穷、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这提供了保持现状的基础。

但精英阶层紧紧掌握着对政治的控制权,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拥有基本上不受制约的权威,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学者表示“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 2005年已经翻了一番,而政府从2006年起就不再公开发布群体性事件总数了。群体性事件是官方对公民表达不满的方式给出的宽泛定义,其中包括公民自发 的抗议行动。

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说,“我们承认取得的成就,但却担忧该怎样延续这些成就。”

“这块蛋糕非常大,是全球第二大蛋糕。可是蛋糕却分得极不公平,”杨继绳又说,“这是制度性问题。如果制度不变,就一直都会不公平。”

有些领导人也有同样的担忧。在今年三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党内唯一声言拥护系统性改革的领导人温家宝总理警告说,不对领导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话,“文革”有可能重现 。在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和培训未来领导人的党校中,政治改革是经常辩论的话题。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不管是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对现状不满。流行的看法是,变革即将来临,但问题是如何变革。不是来自于最高领导层,就是来自于基层。”

批评人士对胡锦涛主席执政十年间的停滞不前多有抱怨,他们还指出,温家宝只是半心半意地推进改革。他们称,党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解决民众的疾苦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构建一个繁复的安全机制来压制这些不满。

胡锦涛对放松共产党控制的小心尝试仅限于对“党内民主”的呼吁,也就是在制定政策和选择高级官员的时候,给予低级别的党员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即使是这种权力微调,也少有证据表明其得到了严肃的对待。

从今年秋季开始的权力移交过程中,新一代领导人将接替胡锦涛,并取代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务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共产党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新一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倾向尚不明朗。
习近平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也是指定的胡锦涛接班人。他的政治观点尚不得而知。尽管在分析人士听来,他在几次演讲和会议中闪现的一些简单迹象,有着比较进步的倾向。

其他一些有望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也略微显示出了对改革的支持。这些人包括,预计将接替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党内重要权力机关中组部的部长李源潮以及可能成为常委会中唯一女性委员的刘延东。

党内研究机构的前官员周志兴,如今是媒体高管,谈到下届常委时,他说,“我很乐观。我认为这些人对中国的现状有很深的理解。他们知道,人民的诉求中包含政治改革。”周志兴运营的网站“共识网”,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舞台。

周志兴和其他许多人都说,如果想要发生和平的改革,就必须从共产党内开始;“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表明,领导层不会容忍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很多人都谈到了台湾式变革。1996年,台湾的威权统治者通过直接选举和平让权,帮助孕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

但是,改革派在其他事情上都难达成一致:中国应当寻求的到底是西式民主,还是一种开放式的一党专政,抑或全新的政治体制?

民粹主义者想把党再造为反映早期毛氏理想的制度,将无数政府财富重新分配给人民。农业经济学家兼新闻记者张木生领导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他 提倡在一党统治的基础上加入制衡机制,同时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这种想法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是,大部分现任领导人都对毛氏风格的民粹主义表示了不屑。 而且,该运动最主要的信徒大概就是薄熙来,但他因为丑闻在今年春天倒台了。

另一个党内阵营希望开放内部竞争,放弃领导层整齐划一的外部形象,允许不同派系将各自的执政理念呈现给更多的党员进行选择。他们称,长期如此,将孕 育出共产主义框架下的竞争性党派,也就是某种一党民主制。然而,对于过度痴迷于维稳的中国领导层,这种允许权力层顶端产生分裂的想法似乎相当地滑稽可笑。

事实是,改革派甚至不能就他们的动机达成一致。知识分子与维权人士将政治开放当做一种信条。而许多“红二代”,也就是建国将领的子女,则为怒火所驱使。他们对胡锦涛领导下中国的转变非常不满。

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们认为,团派将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牺牲的国家毁掉了。”团派,指的是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共青团。

尽管如此,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章立凡说,“我们欢迎‘红二代’,不管动机如何,他们对改革至少是有兴趣的,这就是好的。”

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巨大鸿沟使得一些呼吁改革的人士质疑,他们参与的更像是辩论协会,而非真正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吃着面条坐而论道,而“红二代”则在豪华酒店里的盛宴上交流心得。

《炎黄春秋》的编辑杨继绳语带讽刺,“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现如今,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Sharon LaFraniere和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的报道有贡献,Mia Li对本文的研究有贡献。
翻译:汤乃愚

文章来源:

德媒:中国间谍在德国活跃

德国宪法保卫局称中国间谍在德国活跃,也刺探中国反对派组织、法轮功和维族、藏族社团。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中依然保持拒绝干预的立场,主要出于内政考虑。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评论报》7月18日写道:"他们寻求与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或军人交谈,非常友好而 且很不引入注意地将话题引向中国对德国的兴趣所在,比如关于德国对华政策、军备技术或者民用产品革新的信息。要是交谈很有用,接下来就是送礼、邀请去餐馆 吃饭甚或去中国旅游,中国的间谍就是这样在德国争取情报来源的。"

"德国宪法保卫局在其最新年度报告中写道,同时有好几个中国情报机构在德国活跃。它们主要是搜集经济和政治情报,但也刺探中国的反对派组织。除了刺探宗教运动法轮功的成员外,也针对争取其家乡独立的维吾尔族人或西藏人,对其监视或部分地威胁他们。"

报道说:"宪法保卫局的这份报告称:'中国情报部门在德国搜集情报时采用不同方式,对德国的目标人极其谨慎耐心,对其同胞和华裔却更为直截了当。' 在德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大约79000名,构成情报部门获取信息的巨大潜力。

Chinesische Industriespionage in Deutschland
DW Montage Florian Meyer

"对德国当局和经济界明显的网络刺探和破坏措施,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宪法保卫局写道:'绝大多数在德国确定的可能有情报部门背景的攻击可以追溯到中国某地。'无论是政治呼吁还是媒体报道,迄今都没有让这种攻击减少。

"根据这份报告,2011年有4名中国间谍在德国被判决。3名中国公民在慕尼黑被判处缓刑,因为他们暗中监视维吾尔族社团。一名德籍华人在位于策勒(Celle)的(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被警告,他搜集法轮功的信息并向中国传递。

北京在叙利亚问题上"假仁假义"

针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北京,《新苏黎世报》7月18日发表评论说:"尽管叙利亚的冲突日益激烈,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对于国际社会面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严厉态度,中国要改变自己拒绝的立场。……

"除了胡锦涛在公报中许诺中国会认真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之外,中方对会谈没有表态,胡在声明中甚至对叙利亚只 字不提。在会见胡锦涛和杨洁篪之后,潘基文说,他阐述了叙利亚的局势多么严峻,会谈伙伴同意这个看法,所以他希望安理会成员带着迫切的感觉为此磋商并共同 采取行动,面对许多蒙难者不能再像迄今那样继续下去了。从这些言辞中听不出有很大的信心,面对联合国机构的不一致、俄罗斯和中国的坚决态度、以及无论是潘 基文还是联合国特使安南的微弱影响力,反而体现出无能为力感。"

评论认为,"在最近几个月,北京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引人注目。它跟着莫斯科转,莫斯科不惜滔滔雄辩,面对美国、欧洲和中东的重要角色在权力政治上装腔作势。中国拒绝任何对内政的干涉,正如党报《人民日报》在潘基文访华前再次强调的那样,北京想让叙利亚人自己决定命运。

"这个立场主要来自内政利益。对于任何在它看来是来自外部的干涉,北京都强烈地抵制。北京谴责流血冲突,却不想对之采取行动,未免显得假仁假义,北京对此并不在乎。对于《人民日报》来说,民主和人道的局势不过是外国列强为自己谋取好处的借口而已。

"中国听任俄罗斯出场表演,在邻国之外的地区,北京保持有意识的克制。北京与中东从来都没有特别的联系,直到最近几 年才有所变化,然而在叙利亚的经济利益要比在利比亚少些。中国在那里很快就不得不认识到,若是倚重卡扎菲政权,就会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在叙利亚问题 上,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担心该地区包括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伊朗的冲突升级。"


摘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大陸房市回暖 調控效力減退

特派記者林海/廣州十八日電

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回暖,數據指出,大陸70大中城市6月的房價比5月份上漲的城市數量超過下跌數量,並已超過總數三成,這情形是去年9月來首見。專家指出,房市已出現復甦跡象,調控效力有逐漸消退的風險。

大陸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6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其中,房價下降的城市有21個,持平的城市有24個,上漲的城市有25個,雖然房價上漲的城市中,漲幅均未超過0.6%,但是市場交易氣氛趨於熱絡已經成為值得注意的現象。

大 陸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馬曉明指出,近幾個月,在房地產開發商「以價換量」銷售策略影響下,市場成交逐漸活躍。在成交量放大的同時,6月份一些城市 房價出現上漲,「主要原因在於降息讓買房意願加強、剛性需求釋放,加上部分項目以價換量提高銷售業績後,調高房價,這些都是特殊性原因。」

北京中原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就表示,房市整體已經出現明顯復甦,其中一二線城市房價反彈超過其他城市,因此調控存在倒退風險,「經濟發展過分依賴房地產拉動,不僅是上半年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也將影響下半年調控的強度。」

易 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也說,整體來看,最近3個月北京和深圳市場的反彈比上海和廣州更強,而與5月相比,二線城市6月的反彈力度超過一線城市,「因 為二線城市出現地方性政策微調,限購程度相對寬鬆;另一方面,二線城市的市場反應較一線城市稍微落後,因此現在反彈才開始增強。」

張大偉表示,目前調控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期,調控的效用明顯變小,政策的影響力也逐漸消弱,而房價的止跌上漲也影響了政策的公信力,也使得購房者再現局部恐慌。

「經 濟發展過分依賴房地產拉動,不僅是上半年增速下滑的原因,也將影響下半年調控的力度。」張大偉說,超過40個城市的調控鬆動,加上信貸政策的微調,已經一 定程度上影響了調控,因此市場在下半年出現「量價微漲」的機率相當高,「錯過這一輪轉型的最好時機,房地產的理性回歸將更難,調控將有倒退風險。」


圖/經濟日報提供


台灣 聯合報

中國人在反對什麼 又贊成什麼?

網友 馮一刀

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本來是很簡單的:嚮往並喜歡美好。從這一點出發,表面看如今有許許多多中國人,他們反對、批評的東西都一樣,但是否真的都在嚮往美好呢?這實在要打一個問號。

就像人們常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當這句話用於人類普世價值建設的時候,卻經不起實踐推敲。而有些人總想著走已被實踐過的、走不通的道路。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個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價值之間互相爭論。但遺憾的是,爭論背後仍然缺乏一個普遍的共識作為基礎。

沒有普遍共識,意味著我們的爭論還處於低級階段——明白人都看得出來,當下中國迫切需要社會變革、廢除政治特權,但絕不能回到49年以後的三十年間。

廢 除政治特權首先要廢除專制,管你是個人獨裁專制還是集體專制,抑或是人民民主專政(帶了民主倆字,也改不了專制的本質)。但事實是,在專制體制外的很多 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大相徑庭。幾年前我曾經和一個大學老師交談,她說民主吵吵鬧鬧,有什麼好?按著這個疑問,反過來便可以用專制的效率為專制辯護。 但是,所謂專制的效率,如果仔細觀察對比,可以發現:但凡對執政集團有利的事,專制的執行效率確實高,而對民生有利的事,專制執行效率則立馬下降。

這 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教育經費佔GDP的4%,執政當局說這是個目標,但一直說了很多年也沒有實現。最近廣為人所知的一次,便是他們的總理在2012年初 的兩會上再次提到一定要實現這個目標。同樣在他們的兩會上,含有「將秘密拘捕關押合法化」內容的《刑事訴訟法》,卻能得到高效率通過。

再比如,對國內貧困地區和學校校車援助效率之低,與對外援助效率之高,亦是一個鮮明對比。

這樣的對比估計是不勝枚舉。在此下一個結論吧:專制效率根本上是為執政需要服務的,這就是專制效率的本質。

專 制體制本身和社會體型一樣,也是金字塔型。而圍繞在各級官僚周圍的普通工作人員,主要是公務員,這類人數量最多,而且是執行層,中上層官僚為了維護體制運 行,所以這一層人也能從既得利益者當中,分到很少的一部分。雖然這一層人很難成為社會變革的發起力量,但這層人的意志很關鍵,因為他們的利益也會受到體制 自身的入侵。

很實際的,延長退休年齡這事就跟他們有關。假如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按人保部一位大專家的意見,到一定時候無論男女統統 65歲退),普通公務員有什麼利益可得?雖然眼下公務員們白拿養老金,但如果讓你們放棄這點利益(每個月和其他人一樣繳納養老金,以及其他稅金,如果有的 話),而不需要延遲5年退休,比較一下兩者利益,你們將如何選擇?當然,你們不存在事實上的選擇。但理論上是這樣的:捨得一點點既得利益,能換來社會更長 久的平和,你們自身及下代得到的不是更長久的利益麼?而且是向全社會價值最大化靠近的利益。

而眼下,我們共同的中國,社會已經喪失了基本的公平和公正——退休年齡和養老金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個例。而且僅就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試著再問:既然目前中國的法定最晚退休年齡是60歲,為什麼國家級高官們到了70歲還不退?

法 律面前平等實是一句天大的謠言。當然,對這一點大驚小怪想必會遭受嘲笑;而且千萬不能會錯意的是,中國的現實怎樣,我們也絕不能走已被實踐過了的、走不通 的道路。中國不缺少反對者,中國的現實問題是「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反對派」——乍看之下,覺得反對者挺多,細看之下,力量卻很分散,彼此之間性情不相容,哪 怕政見分歧並不大,也相互排斥。

即便是將來,假如真有那麼一天——但中國人是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定勢的,同樣的,站在將來看今天, 是不是也可以說,打下國家民主化江山的人,未必適合做民主化踐行的管理者。舉個例子來說,電影《魔戒》很多人看過,「護戒使者」甘道夫們縱然神勇,但他們 知道他們絕不能碰那個魔戒戒指,因為一旦碰了,他們的權力私慾就會被魔戒控制。所以,在《魔戒》裏最終能完成使命的,並非甘道夫們,而是平凡的小矮人。

這就是今天中國需要具備的胸懷與眼光,只有這樣才能破除思維定勢,真正的社會變革才能開啟。


BBC中文網

中国各地外资企业成立中共党组织“变成一种潮流”

《中国经济周刊》17号刊发的《人民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说, 在中国各地外资企业中,建立中共党组织“变成一种潮流”。评论界人士表示, 这是对于社会管控松弛趋势的因应。
外资企业成立中共党支部历史不长,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要算2006年沃尔玛中共党支部的成立,而外企职工成立中共党支部形成“潮流”则是近几年的事。

北京律师唐吉田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组织的多元化,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趋于松弛,所谓外资企业“纷纷”建立中共党支部,则是对这种松弛趋势的因应。

“出 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近些年来经济多元化以后,作为执政阶层对于社会管控削弱的一种必然的反应。因为所谓一元化领导现在虽然不公开讲,但是从基本的思路上还是 这样一个操作,所以从官方的层面当然是希望中共的各级组织都能覆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资金、人力各个方面肯定是在这个方向上要做一些清洁,”

唐律师说,外资企业允许职工成立党支部,可以看成是为了适应中国的潜规则所作妥协和让步。

“从 企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种入乡随俗吧。因为在中国大陆经商、办实业和在自由民主国家如欧美有一个区别就是很多潜规则必须要适应,必须得使用,如果完全都 是照章办事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是行不通。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也要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这可以说是互有所需吧,这里头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 为它一旦深入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发现表面上行政或者是司法机构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但是真正能够左右一切操纵一切的实际上还是执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属 于组织当中核心位置的一些人,所以外部企业允许这样的一些机构设立包括一些活动,就和前些年好多私营企业以各种方式去戴红帽子有相类似之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朱永德表示,外国投资商允许成立中共党支部,也许是为了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有一个沟通谈判对象,认为这对于稳定职工情绪、维持生产秩序都有帮助。

“因 为劳资纠纷问题越来越多,而且劳资纠纷到底什么人发起的,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劳资纠纷是个很大的问题,你不去理它也不行;你理它,如果要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 的话,那它赚不了钱怎么办呢? 所以外国人觉得也有好处,这个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初步判断是这样的。所以假如这个完全能够妥协,能够有稳定性,可以稳定劳工的工作情绪,所以他们借用 共产党的力量去多多少少更多控制一点劳工的活动,这个对中国也不无好处。”

唐吉田律师表示,企业职工应当通过工会组织来维持自己的权益。

“从长远来讲, 有过多的党团在企业当中活动,而不是通过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工会来维护员工的权益,来调节劳资关系,我想宣传得再好,效果不见得能达到乐观的这种情况。”

在被问到对当下一般人加入中共的动机以及中共的执政前途有何评估的时候,唐律师表示,相当多的人加入中共是出于功利主义动机。

“以 往相当多的人不管是读书多还是读书少,他有种理念,从精神层面对这样一个组织他有一种渴望。如今自从世俗化的大门打开以后,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更多的带有功 利的心情 ,用俗话说向组织靠拢。他肯定有胜极必衰的情况,再加上权利不能制约,越来越形成一种物化的特权阶层,与大众的利益形成鲜明对比。我觉得如果没有有效的调 整,没有及时的转型,把这个身段儿放下来,还继续说一套做一套的话,我觉得虽然是不能具体的预期多长时间,但是这种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有可能像古 代所说的黔驴技穷的一天是会出现的。”

朱永德教授表示,中共面临很多问题;在他看来,中共既有拒绝变革的一面,也有必要时愿意变通的一面。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必须作出“相当的协调”以保持执政地位。这里所说“协调”,其语意类似于“妥协”。

“共产党现在是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它不到必要的时候它并不愿意改,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它也愿意改。”

朱教授表示:“共产党碍于这种世界环境跟国内情况,现在网络里面的舆论已经慢慢地形成了,换句话说,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是网上的自由现在显然也起一种作用。那么在这些因素当中,向外旅游的,到中国来访问的,现在出入很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要做相当的协调啊。”

据《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在中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公开招聘中共党建工作人员。

日本某公司驻中国首席发言人还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

这位发言人的话有点令人费解。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政法委书记十八大“入常”的玄机

【多维新闻】多维新闻6月12日披露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规模将确定为7人;据披露,文宣和政法负责人可能不再跻身常委会。有熟悉中共党史的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指出,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法委的职能可能被弱化,这或许能解释十八大不再需专职常委分管政法。

中央政法委前身只是“清议”机构

梳理中共党史不难发现,中央政法委的前身是中共建政之初设立的“中央法制委员会”,但当时这只是个清议或者智库(think tank)性质机构。现行的政法委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不过该机构也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

反右运动后的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剥夺”了原本属于政府约三分之一的权力。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文苑》2011年第9期的文章透露,因不满权力被削减,中央发布通知的前一天(1958年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委婉请辞。

在此背景下,中共设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强化了政法委职能。此时,该机构也因此成为一个集决策权(立法政策)与执行(司法)权于一体的机构,高居公检法之上,而后者基于宪法而设立。虽然该小组文革后被撤销,但此项工作一直由康生负责;康生病逝后,该项职务由汪东兴接掌。

文革后直到1978年,中央再次批准重新成立中央政法小组,负责处理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民政部在内的政法事务。两年后的1980年1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小组改制成为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知》规定的政法委包括“组织党内联合办公,妥善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在内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为实现“党政分开”,在探索政改的背景下,中央政法委1988年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成员由中央各政法部门的领导兼任,职能大为减弱。

六四“刀光剑影”后政法委重新扩权

六四事件后的199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决定恢复设置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指出,“维护稳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加强政法工作,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把政法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给予足够的关心,并在人员编制、经费、待遇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

随后,中央政法委开始了数次扩权的过程,地方政法委系统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199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2011年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下设的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办公。2000年5月,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同样与政法委合署办公。至此,政法委形成了目前的机构架设。

省级专职副书记兼职政法委释放改革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和程序规限,政法委的活动主要由作为“一把手”的书记说了算,政法委、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地方政法委的人事架构中,政法委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厅)长,二是政府的副职。两者都有结构性的缺陷,前者易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后者则让司法系统成为政府下属机构。

不过,在十八大前启动的省级党委换届中,政法委书记担任人选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由分管党务的省级专职副书记兼任。截至目前,在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级党委班子中,共有广东(朱明国)、黑龙江(杜家毫)、青海(王建明)、浙江(李强)和内蒙古(李佳)5省区(北京市亦然,不过还未完成换届)的党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

有熟悉中共党史的政情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分析指出,纵观党委政法委的历史,中共最初设立政法委的主旨在立法,为了加强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而不是干预个案。但随着政法委职权的不断扩充,业务向干预司法转移以及缺少程序制度的规限,政法委越来越受到质疑。

上述观察人士续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行党政分开,政法委是党政一元化体制的组成部分;为实现党政分开,必要的举措就包括将中央政法委员会(小组)回归为法律大政方针的智囊型机构,并撤销地方政法委,为基于宪法而设立的公检法“松绑”。

另一方面,对于近期多维新闻所报道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规模由9变7的消息,上述人士指出,纵观30多年来中央政法委的历任书记,只有乔石(1985年至1992年)、罗干(2002年至2007年)和周永康(2007年至今)跻身常委会,其余如陈丕显等最高仅是政治局委员。这意味着常委会设置专职常委分管政法的结构尚未完全定型。这次如果政法委书记不再“入常”,那将意味着中共在最高权力结构的配置上的转向,政法委职能将被弱化。


(宇文 撰稿)

快讯:太子党刘源将进军委,不会重演军人干政

     博讯北京19日快讯:早前传出挺薄熙来的总后勤部政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失势,无缘进入军委的消息不准确,据博讯记者刚刚获得的消息,刘源已经确 认进入军委。刘源挺薄,以及大肆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甚至出现在学者的会场议论国事,这两件引起国家安全部等相关部门的警惕,曾经密报中共中央常委,暗示有 人“破坏了军人不得干政”的不成文规定,可能引起后患。薄熙来出事后,刘源感到大事不妙,紧急求见胡锦涛,表达了自己是关心国家与党的前途,并主动交待了 与薄的交往,澄清自己并无干政之说,更没有一些外媒指责的试图让中国法西斯军队化。
   
     胡锦涛在接见后表示,他对情况都了解,对刘也很了解,薄案也不会牵连其他的同志,对薄案的处理尽量做到就事论事。四月份,胡锦涛主动约请刘源中南海见面, 这次见面内容不详,但能被胡锦涛主动邀请,并从刘源出来后的表情可以推测,刘进军委已经没有问题。外界传言,习近平与刘源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博讯记者也证 实此传言不虚。
   
    刘源身为军人,但一直从事文职工作,据他身边人说,刘受父亲影响,喜欢阅读,经常让秘书收集网络意见,勤于思考中国与民族命运,很多时候并不单单 是从军人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这无疑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刘源想军人干政,不安于自己的军人身份,甚至想重演杨百冰当年要为政治领导人“保驾护航”的事 迹。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朝鲜局势

井大解读:

根据一个同学提供的资料:

目前的朝鲜,可称为“后金正日时代”,主要利益集团包括三个部分:1、以金正恩为代表的金家集团,包 括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姬(部长、大将)、中央实权派张成泽(金敬姬丈夫)和亲信崔龙海(大将),他们是传统的利益集团,也是朝鲜最高利益集团,把持皇 位;2、以李英浩为首的军队集团,包括总参谋部和总政治局、社会安保部等高层武装力量,他们掌握着朝鲜的军队,享受着“先军政策”的优待,占据着国家绝大 部分的资源。同样是传统利益集团;3、以内阁责任参事权浩勇、以及李季刚、李光浩为首的年轻改革派集团,他们把持着朝鲜的行政体系,期待国家实行经济改 革,主张走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

也许具体的人不一定准确,但是这种三个分野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朝鲜内部的政策争论,可以看着一方面炸毁宁边设备,希望和美国缓和关系,一方面发射卫星和美国挑战的矛盾性,得出里面的不同派别的人在影响政策。

其实朝鲜要改革,就必须重新调配资源。重新调配资源,就必须改革目前的先军政治,以军队建设为优先的政策轻重次序。

和美国关系越恶化,军事情势越紧张,那么先军政治就越不能动弹。和美国关系越缓和,那么花在国防上钱越少,那么经济改革的动能就越大。

当然卫星发射失败,是“与美国情势紧张”一方必须对失败负责人。这个也让人怀疑这种“失败”是不是受到了对手的破坏,呵呵。

不过看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也是要压缩军队的开支,减少国防预算。当时靠的是强人邓老爷子的权威压制,还必须给军方做生意、赚大钱、搞腐败的特权,才可以换来改革过程的平滑。

那么朝鲜这次压制军队集团,如果不是摄政王张成泽的主导,那么小金把自己封了个元帅,就有犯下了冒进的嫌疑。

如果认为自己可以独揽大权,依靠年轻的改革派集团,就可以大功告成,就很可能变成冒进帝。做冒进帝,就需要学习中国明朝建文帝和清朝光绪帝的历史,也可以参考一下德国威廉二世大帝的历史。

当然即使这个动作,是由摄政王施行,也必须找到发财/赚钱/腐败的路子,让没了先军政治的利益集团过渡一下。

胡温软弱?解放军“挺薄”将领仍获高升

       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革职前后,有关军中太子党分裂成挺薄、倒薄两派的消息,在军中宣誓效忠声中越传越甚。被海外网站点名的挺薄将领 包括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二炮政委张海阳等,但官方安排他们多次公开亮相,显示他们地位未受动摇,而一度被传薄熙来曾去求援的解放军驻昆明第14集团军,非 但未受整肃,军长周小周更在近日晋升成都军区参谋长。 (
   
      今年2月,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求庇时,薄熙来突然现身14军在昆明的军史馆,被指有意挟军队自重。笔者当时曾指出,薄熙来此举有越权之嫌,「但如说他想藉14军自保,那是笑话,就算薄一波在世,也没这份拥军自立的能力」。
   
      14军的前身是薄熙来父亲薄一波在抗日战争初期创立的山西新军。不过,14军的军中地位并不显赫,自1949年正式成军后历任14位军长只出 过一位上将,即后来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朱启。而薄熙来参观14军军史馆时,军长是军中太子党之一的周小周少将。周小周今年56岁,其父亲周衣冰曾在 1987至1990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薄熙来落台后,外界一直关注中共高层对成都军区和14军的整肃。今年5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阮志柏病逝,北京并未即时调动将领,直至近日才确认由成都军区参谋长艾虎生接任副司令员,而周小周则晋升成都军区参谋长,由正军级升为副大军区级,过两年即可晋升中将。
   
      由于决定中共十八大人事及薄熙来命运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在即,薄熙来亲友、挺薄人士的动态备受关注。或许,周小周的晋升会被一些人扭曲为胡锦 涛、温家宝无力严惩薄熙来的讯号。但是,14军开放军史馆给薄熙来参观,并不涉及中共高层权斗,更多的是出于礼貌,周小周并非在权斗中挺薄,其晋升也不代 表薄熙来有机会重返政坛。

来源:苹果日报

傻大木钻地洞 , 卡扎菲钻下水道 , 巴傻儿钻什么?

润涛阎

大家都看到报道了,叙利亚反政府军2500人已进入首都大马士革,政府国防部长被炸死,副部长(巴傻儿的姐夫)也被炸死,另外几个高官受伤入院。巴傻儿-阿萨德的最后日子恐怕为期不远了。该来的总是要来。你可以碾碎一朵茉莉花,但你阻挡不住春天的到来。

其实,这个道理巴傻儿是懂得的。当他看到国内反抗的烈火熊熊燃烧,他的部下纷纷跑路的时候,他犹豫是否妥协以换取自己身家性命。但此时二毛子害了他,俄罗斯 扬言要用武力保护巴傻儿的政权,这就给巴傻儿誓死抵抗鼓了气。说起来中国政府也跟着俄罗斯力挺巴傻儿,与世界人民为敌,但巴傻儿再傻也傻不到相信中国政府 会出兵保卫他的地步。连一个菲律宾都不敢惹的政府怎么可能派兵去叙利亚打仗?但俄罗斯就不同了,虽然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成了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但毕竟曾经 派兵两次到过匈牙利镇压示威的人民,而且俄国唯一的海外海军基地就在叙利亚。

这次中国政府又一如既往地站在了专制独裁者一边,以“负责任 的大国”给巴傻儿打气,对联合国制裁巴傻儿政权投了反对票。俄国与中国的行为,拯救不了巴傻儿,而是把他害苦了。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支持,巴傻儿就有妥协 下台的可能。那样的话,结局要好一些。当年傻大木、卡扎菲都有妥协的机会,但他们太看低人民的力量了。

等到巴傻儿下台后,也就不得不重复 过去的做法,来个“尊重叙利亚人民的选择”而再去贴叙利亚新政府的冷屁股。中国政府何时能做一次外交行动让全世界人民也尊重中国一次?哪怕是口头的也行。 每每都变成了:中国政府支持某某国独裁政府,而中国人民支持的是该国反独裁政府的人民。中国政府知道,专制政府与人民是对立的,凡是人民反对的,就一定拥 护。而专制政府却以代表人民的名义自居。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结束被代表的耻辱。不论是哪个国家,只要是在地球上,一旦发生推翻专制政府的人民起义, 各国人民都应该感到那也是自己的责任。

叙利亚人民为推翻独裁者而战所取得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已经令独裁者们心惊胆颤,其根源在于:专制政府和支持专制政府的人一直预测只有外敌入侵,国内人民当带路党,才能推翻统治者。他们没有想到,叙利亚人民视死如归跟巴傻儿死磕,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已经攻打到首都了。

独裁者们的下场是:傻大木最后钻入了家乡的一个小狗洞,连他家乡的百姓都没有一家人收留他把他藏起来;卡扎菲最后钻入了下水道,也是在他家乡,也是没有一家 人收留他把他藏起来他才慌张张地钻入下水道的。这次该轮到巴傻儿了,他还有家乡吗?他老爹把家乡的反对派屠杀数万人才得到的“稳定”,才有机会把政权继位 给他。估计他家乡的人民现在就开始把狗洞、下水道统统看管起来,严加把守,以防巴傻儿躲进去晚死几天。所以,巴傻儿的结局要么重复南联盟米洛舍维奇被活捉 送到国际法庭,要么被乱枪打死,要么学希特勒自己了断。但重复傻大木钻狗洞重复卡扎菲钻下水道的可行性不大。

当上中国政府的“老朋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职业。被中国政府大肆公开支持的政权,总是死得很难看。

据说金三代也要访问中国了,估计下一个钻下水道的可能就轮到他了。等到全世界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垮台了,才轮到中国。中国人不排队是习惯,但在专制政权灭亡的 顺序上,尤其是民主制度建立的顺序上,中国是不会加塞的。邓小平当年说的“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八九年时并未真的到来,今天来看已经悄悄地走近了。
下面的图片来自国内网站,看看孩子的眼神便知道底层民众内心的怒火早已满腔。本来该是坐在教室里读书享受知识的花样年华,社会竟然把仇恨塞满了他们的心灵。那些城管---专制政权的走狗帮凶(与巴傻儿的政府军一样以人民为敌),迟早会领教到反抗的力量有多大。

周舵:以人民的名义奴役人民

——说中国人是猪,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他妈的很多事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不侵犯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哭天抢地;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幸福了,别人哭喊的时候,它照样埋头吃喝!——王朔(不是原文,周老师批改作文改了几个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以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问:“无士则如何?”历史回答:“无士则亡!”陈寅恪也说过,“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前天看见薛蛮子的博文,说起在新加坡演讲,一位女士赞美重庆模式,“那位书记还是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的”云云,蛮子点评说,以专制权力压倒程序正义,后患无穷。昨天和丁健聊天,他说起看过的一幅画,印象极深:一位西班牙国王临死前被人搀扶着跪在神父面前作临终忏悔。请问中国的皇帝给谁下跪?可见,基督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恰好我这篇文章刚刚写了一个题目,就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五??四学人把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势提炼成四个字,科学、民主,虽然言简意赅,但毕竟失之过简。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科学是抽象理论,技术是具体应用;宪政(亦即自由、法治、人权保障)和民主也不是一回事,我的许多文章已经一讲再讲,就不废话了。我稍稍细化一下,把“现代化”这个文明巨变扩展为顺序发生的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四大革命。如果一定要简化为两条,我认为更根本的是宪政和科学,因为宪政比民主重要,科学比技术重要。——但是,就没有比宪政和科学更根本的了吗?有啊,那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这么说呢?

宪政(和法治)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即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好比足球,不懂规则的人只能看见一群人满场狂跑抢一只皮球,别的什么也看不懂。本人看了许多橄榄球的电视报道,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那帮疯子在干什么。围棋,象棋,所有的游戏、体育比赛,都是这样。民主其实同理,我们看见的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看不见背后还有一大堆相当复杂的游戏规则。我们那些可怜见的民主无知分子以为民主就等于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就像我看橄榄球就和看流氓打群架差不多——这比喻有点过分,但意思大家应该明白。

理解抽象的游戏规则需要理性思考的抽象能力。越复杂的游戏,对抽象能力的要求越高。抽象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学习。和其它能力一样,它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一个钟形曲线,极高、极低是少数,中等水平的是多数。如果天赋低,再加上后天的教育不够或不好(最不好的教育就是极左那一套),又不知道努力学习,不把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向新知识开放,心和脑都“窄小粗浅”,那就可能根本看不懂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说什么人人天生懂民主、爱民主,纯粹是一段神话故事。

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以宪法为主体的多层次系统。“母法”宪法居中,宪法之下是各种实体法和程序法“子法”;宪法之上,则是共和正义的制宪精神、原理、原则,所谓“宪法的正义之源”。我们最陌生、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最高层次的“制宪原理”、“宪法的正义之源”,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等等法律的母亲的母亲,法律的奶奶!这就是丁健说的“根”,根本之根本。

这制宪原理、宪法的正义之源是什么?在西方法治传统当中,答案很简单:是神律,上帝所定的律法、诫命;它载明于《圣经》,有歧义时由教皇解释,全体神职人员负责向人民传达。随着科学的兴盛,宗教不断衰落,新的替代解释出现了,叫作“自然法”。自然法是隐藏在整个世界万千现象背后的一套秩序和规律,宇宙的根本大法,希腊人称之为logos。它体现于自然界,就是自然规律;体现于人类思维,就是逻辑;体现于人类社会,就是宪法。所以,宪法、法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人类当中的一些智者、专业人士,一代又一代不断探索和改进,所发现的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自然规律是科学家群体所发现的自然界的“正确”规则,法律是法学家群体所发现的人类社会的“正义”规则。两者的源头是一个东西,即神律(自然法不过是神律的世俗化版本)。可见,宪政和科学的根本原理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超越性的抽象精神,一种超越于个人、己群(自己认同的群体)乃至全人类之上,“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俯瞰世界”的客观公正精神、眼界和胸怀。没有这样的精神、眼界和胸怀,根本谈不到理解正义的游戏规则。这些正义游戏规则的法律术语,就叫“程序正义”。只有遵从logos而发现的法律才是正义的良法,为了偏袒自己或己群的利益而订立的法律,无一例外,全都是非正义的恶法。

支配人类社会的正义规则,简单说,其核心就是人权。“人”权人权,当然是凡人皆有之权,是不分男女老幼、贫贱富贵、有知无知、阶级阶层等等一切差别,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一套自由权利。就是在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正义原则问题上,马大胡子精心编织的极左邪说和整个西方主流文明的法治传统彻底背道而驰。他硬说人只有阶级性(“人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关系),根本不承认存在人人皆有的人性,当然也就不承认什么适用于每个人的普世(普适)价值,硬生生把人类撕裂成两半(两部分),一半天使一半恶魔,天使要享受一切权力,恶魔不许有任何权利,公然主张阶级恶斗,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实现。这套邪说公然主张以代表一部分“人民”(穷人、工农、劳动人民,等等)利益的名义去奴役另一部分人民(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在这套邪说的长期毒害之下,很自然地,那些极左新毛、重庆模式的吹鼓手们,就像王朔所说,有奶便是娘,对我好就是好,对我有利就是正义,别人怎么样,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受到多么非人的迫害,管他娘!随便捏造个“非正义”的罪名——什么“为富不仁”,什么“剥削压迫”,什么“社会不公”,等等,现成的罪名有得是——只要自己“翻身解放”了,就可以心安理得、畅快淋漓地把任何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所谓的“某某书记也做了很多好事”,就是这样一种打着正义的旗号肆行非正义,以人民的名义奴役人民的“好事”!你要是问问他,你的“正义”是什么意思?除了抢夺(好听的说法是“剥夺”)富人、均贫富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没有客观公正的超越眼光和胸怀,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什么是程序正义、什么是正义的社会游戏规则,满眼只有一己和己群(“穷人”,“工农”,“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眼前私利,被满心的阶级仇恨鼓动,要么作顺民怨恨着,要么作刁民捣乱着,时机到来时,作暴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我说得太过分了吗?去看点历史,去看看张献忠之流的嘴脸吧:

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是个不折不扣,仇视人类的变态狂,他专门立了一块碑,结尾是七个“杀”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事可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此人每天以杀人取乐,最后几乎把整个四川的人杀光。他入川作“大西朝”皇帝时,四川人口有三百多万户,以每户五口计,大约一千五百多万人,最后被他杀剩了只有一万多户,四、五万人!这才有所谓“湖广填四川”,从两湖两广往四川移民。此人杀人的花样百出,有一回忽发奇想,宣布要开科取士——不是凭考试成绩,是拉一条和他本人等高的绳子,让赶考的士子们走过去,高于绳子的杀掉,低于绳子的杀掉,和绳子同高的录取。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相。他杀的,绝大多数都是穷人,穷人凭什么应该喜欢“农民起义”?穷人饥寒交迫确实值得同情,但是,我们的古圣先贤说得好,“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饥寒交迫,“仓廪不实、礼节不知”,“衣食不足、荣辱不识”,哪来的“义”?没饭吃,所以要杀人放火,而且杀的多数是穷人,这就是“义”吗?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富,都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愿意这种“义”有一天降临到你头上?你希望在有生之年让张献忠们出来大杀大砍一回,“推动历史前进”吗?

除了杀人,张先生的另一大嗜好,是投降。投降,反叛;再投降,再反叛;……如是者竟多达十余次!完全够格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献忠的丰功伟绩,和他的文化水平可说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本人不揣冒昧,引述这位大西朝皇帝给部下的圣旨一份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钦此。”

绝妙奇文吧?

这些只看到对自己眼前有利的“好事”,根本不理解对每个人的长期根本利益都有利的“共和正义”的宪政、法治、人权保障游戏规则的愚夫愚妇们,从来不去想一想,专制者今天丢给你一只大白馒头,明天、后天、大后天完全可能以随便什么名义把你划进“人民敌人”、“坏人”的行列,让你顷刻之间从天堂堕入地狱!别人的命运不是和你毫不相关的,没有对于每个人都公平正义的社会游戏规则,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一心想要向西方国家移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如前所述,要理解宪政和科学,都需要“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自上而下俯瞰整个世界”,从而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和超越性的眼光和胸怀;那些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蠢人、自私鬼们,除非回炉再造,否则就只能是臣民,即顺民、刁民和暴民,他们理所当然就是重庆模式专制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永远会为了上面丢下来的那一点点卑贱的“好处”、“好事”而感恩戴德,如果得不到,就怨恨富人、“精英”,怨恨社会,怨恨全世界。

总而言之,同情、关怀、帮助无知穷人是一回事,让无知穷人掌权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他们掌了权是一幅何等光景,古今中外历史所载汗牛充栋,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些伪历史,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我对穷人的同情不亚于任何左派,我和他们的根本分歧是,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无知穷人掌权是人类文明最恐怖的浩劫!帮助无知穷人的办法很明确,就是消灭穷人、消灭贫穷愚昧,让穷人变成中产阶级,变成有知识、有文化的富人。舍此无他。如果连这一点普通百姓人人都明白的常识都不懂,都要对着干,还要自吹什么科学理论,什么顶峰真理,这样的混账民族还有救吗?

2012/5/15

为什么说中国民营制造业完了

评论:这是事实,不是理论。
   看到有朋友说广州的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深有感触,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情况。
   工厂由我父母在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
   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几乎都是机械价格。父亲以前就是国营企业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 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 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左右。 我爸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左右,原本考虑在07或08年上自动线。
   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是十分无耻的策略:
   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的是,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的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 而如果不搬迁的话,有什么麻烦自己看着办,传闻市政府要用原先的土地建立环湖景观工程。
   说这话的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整个搬厂,厂房改建,厂房装修,耗去了大约500万资金。企业原先十几年的慢慢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
   我父当时为了留住工人,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工资。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06年时较94年的工资涨幅就不说了, 只说06年的情况。
   厂里一线工人平均工资为1200,2线为800. 一个月做满20个工作日之后的每天100加班工资。 厂里是免费吃住的。四人宿舍,一天三餐。
   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我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在疯长的股市,想从里面圈一部分钱,再贷款在08年更新生产线。
   从行业形势来分析,更新生产线势在必行。结果在资金投入了六个月后,遭遇07年A股惨跌。 还好投入的资金量不算很多,但是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父亲只能回到原先的轨道上慢慢经营。
   08年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我们厂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下滑。我爸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了, 开始采取裁员措施。08年底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09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浙江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 我们原先的供货方,浙江的微型企业,纷纷停摆。有一个跟我们配套了十几年的企业,还请我们去普陀山玩过。 那天他们那边倒闭清算,还欠我们五万应付款。 我爸去看他时,看到那个厂长,五十几岁的人,正被两个二十几岁的按在地上打。 两个小年轻都是债务单位的,欠五十几万。 我爸看这情况,那五万就没提了,直接买车票回来。
   10年的时候人工继续疯长, 普通一线工人2000都留不住。 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1500居然嫌少。 当地在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先二三层楼的房子都换到三四套房。 当地的工人在拆迁后一下子就坐拥了好几套房产,卖掉一套变现都有五六十万。 区区一两千的工资已经不放在他们眼里。 这,大概也算是房地产行业对实体行业的一个另类冲击吧。
   10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贷款标准一样很高。 10年民间借贷开始流行, 我们接触了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 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率。 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像他们贷款,但是我们这样的肯定不行。 10年人工继续疯长,原材料继续疯长,原本不怎么做的低利润订单也要开始抢, 没办法, 不做,人工照样要付。做机械企业的可能知道,这个行业资金充沛率要求极高。 拿到一个订单,人家什么都还没付,就需要垫原材料费,各种原材料先进入,出产品,送货,最后人家可能还是给你一些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兑现。 这其实就是在原价上打了个折扣,毕竟在这个高通胀,高利率的年代, 今天的十块钱,可能只有两个月后的9.5块钱, 而我十块钱放银行里还能吃点利息,所以这一来一去就等于给你打了百分之几折扣。
   但是没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只能接,这样的客户也得做。 厂里有些骨干跟了我爸快三十年了,都把这厂子看成是家了。
   10年的时候劳资纠纷开始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 不然就走人。 要知道工人从入厂,到能出产品,差不多就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 刚能产出的时候工人就提出这些要求。 我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外面工资现在都开的很高,不给我们做,他们可以给别人做。
   整个社会在高通胀的情况下都变得浮躁,大家都想赚快钱, 你赚钱的速度必须得高过钱贬值的速度啊。
   10年底的时候,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工资已经涨到5000了。我父亲一年忙到头,过年的时候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今年白干了,一分钱没剩下。 看着他越来越苍老的脸,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11年继续困难, 父亲开始了改革,进一步大规模裁员。 人数从100降到了不足40!
   说来好笑,都说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 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逐渐从一个生产型企业,变成了一个倒爷, 只把检验关。 而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被上家知道的。 大客户有人来视察时,我父亲是招呼亲戚都来帮忙,全部站到生产线上去装样子, 没办法,真的就是难成这样! 写的时候眼睛都是酸的。
   现在我爸考虑的已经不是更新生产线的问题了,而是这些骨干如何给他们安置,让他们有个好归所。
   11年的时候厂房租赁期满,当地政府给我们两个选择, 1,根据市场价打8折把土地卖给我们 2.年租金涨100%继续租。
   我擦! 11年的土地八折也是06年的三倍啊!
   如果没有搬厂这档子事,如果搬厂不是由企业出资,如果06年搬厂时直接同意企业可以买断土地, 我们都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没有如果。 原先那个做承诺的一把手已经高升,早不鸟你了, 现任发话了,说八折是给出最大的优惠了。 地方上企业06年到11年已经关了一半, 剩下的那些企业有的贷款把土地买了下来,现在干起来出租厂房的勾当。
   我父亲决定先续租两年再考虑对策。以前在顺境的时候,地方上的局长,所长,各个都是好朋友,一起打麻将,吃饭。 当然,每次活动的费用都是我父亲出。
   以前不算什么,但在07,08年后这成为极大的一笔负担。 金钱上的和时间上精力上的,耗费了一个企业家大量的原本可以用于企业经营的精力。
   07年的时候当地资源环境局长暗示问我爸要钱。 我爸提着5万现金和香烟一起去他办公室找他,被他骂了出来。 我爸刚走到门外,他一个电话打到,说,老张,哎呀你直接来我这里怎么好看呢,周末出来一起玩牌。周末我爸妈陪局长夫妻打了一夜麻将,只输不赢,输掉5万。
   我爸说,党的政策在这样的执行力下还不如不要。 原本可以直接给5万,现在给了5万还要牺牲一晚上的睡眠。
   我爸给我看过一张花费表,08年一年,各种给当地官员的招待费大约花掉30万,占那年毛利润的20%。 民营企业税收已经够重,可是不知道总理案头有没有这另外20%的额外税收数据。
   发泄下心情好点 企业固有资产以前应该考虑的,哪怕偏点的地方拿块地也好,长远来看这也是迟早的事,晚买不如早买。 M2我看用不了几年就会直奔200W亿
   -是的,似乎政府除了印钱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养老金缺口,地方财政缺口都需要靠印钱去解决。我也是如此建议我父亲。如果这样的困局仅发生在我们一厂,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认命。 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都面临与我们一样的困局,区别只是程度多少而已。
   镇里的企业家每年都会聚会,聚餐,探讨问题。今年的会刚开过。 06年的时候是200人开会,今年各位猜是多少? 减少速度比我们厂里的职工掉的都要快,今年是六十几个人。
   除了两家企业是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外,其他的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面临一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 以前这些企业家都是讲究面子的人,也都经历过风浪,不愿在人前示弱。 这次大家喝高了不知道谁先起了个头,企业家们都纷纷掏心掏肺的加入。
   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条:
   1. 融资渠道极度困难。 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 长三角来说,年营业额5000万以下都算微型企业,但是这些微型企业却负担了长三角95%的劳动人口,和85%的税收,但是这样的企业,却贷不到款。 浙江那边09年就开始有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后来老板们变聪明了,走之前去狠借一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二连三的听说浙江那边有全民借贷,资金链崩盘的新闻。 还有那个吴英案也是。 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营企业这么困难,政府不出台政策扶持。 难道把民营企业都逼死了,政府的日子就好过了? 中国经济靠什么? 难道靠只进不出的国企? 还是靠外企? 靠淘宝?靠夜总会? 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2. 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 涨工资是好事,但是物价和工资一起涨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我想看贴的一定有人有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做企业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工人工资高了就抱怨。 其实不是的!工资涨,你涨的过物价吗?涨的过房价吗? 稳定的经济发展才是关键!人力成本上涨我们可以接受每年5-10%,但不是每年30%的跳涨。 这会打破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 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3. 房地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动力。很多企业家都和我爸一样,后悔没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 以我爸为例,02年的时候一年就可以赚100万了,那个时候可以买3套房。 当然,我爸是投资机会没掐准的负面例子。 然而那些掐准了的企业家们呢? 06-11年持续炒房,没人去在意企业的发展。 那些关了工厂的很多人并不过的不好。 以我爸的一个朋友为例,04年-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厂了事。10年的时候出手两套房,每套获利300%! 这个于他来说是好事,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政府想看到的吗? 企业家全去炒房??打算贷款买些地屯起来,以后收租。
其实这个想法挺卑劣的,就跟前几年搞门面房的一样,铁打的地主,流水的租客, 一家一家换,服装的换美容的换婚庆的,换来换去只有门面房东赚钱。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 毕竟还能比市场价低20%拿到土地,而且前面有位仁兄说的对, M2今年有可能破100万亿大关,做实业真的是没前途。
   问题是我现在说服不了我父亲, 他做这个行业做了快40年。 17岁的时候进国营厂, 到35岁从工人做到厂长。 40岁下海自己做,他不知道不做实业还能做什么。 何况厂里十几个骨干跟着他二三十年了, 这种亦君臣亦兄弟的关系让他下不了决心关厂。 难啊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第一阶段过度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就被无情的扼杀。政府没有把鸡养大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杀鸡取卵,这个阵痛,在往后的十年经济大萧条中会逐渐显现, 官员们也会意识的更深刻。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从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几个亿的就业人口去到哪里? 都做服务业吗? 都去百度? 还是都去国营企业?都去做公务员?
   民营企业里有两个现状你可能不知道, 1是能做大做强的企业,每年都必定需要大量的公关费用用在官员身上,百度是一个例子。 2是很多做强的民企其实都是官方背景,华为就是一个例子。
   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像我父亲这样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也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生存的很好。
   如果民营企业的倒闭风潮继续,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知道,长三角制造业崩盘指日可待。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一到中午就有官员开着小车到厂子里来,一来一车子人。你是不让他们进厂?还是进了厂子不招呼? 带这一车子人到园区里的酒店吃一顿,末了一人两包中华,送点购物券,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得罪他们的结果你根本无法想象。 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去一个不同的企业吃一顿蹭一点,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费吧。这一车子的人可能是环保局的,可能是税务局的,可能是工商局的,可能是地方派出所的,总之,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在关键时刻弄死你。
   父亲有个官员朋友,算是比较实嗔的人,跟我们家关系也都铁。 他有一次跟我爸说,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大到每家企业, 小到每个个人, 人人都是犯“法”的,区别只是政府想不想弄你。 想弄你,给你按个罪名,想敲诈你,派人三天两头到你企业里查,什么都还没查出来先让你停业整顿一个礼拜, 这样的事情,一个科员都有能力办到!
   你说在这样的现实下,哪家企业能不把他们供着?
   钱是一方面,主要是精力,消耗不起。 一个礼拜起码喝三顿酒,家父的肝炎就是这么喝出来的。
   这几年和官员打交道下来我发现几个道理, 1 就是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他们的财富,他们似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把钱从我们兜里弄到他们兜里。 我们想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只想着我们兜里的钱。 2 你说的对,用最恶意的邪念揣度他们是不为过的。 我们有遇到过开口要买房赞助的,买车赞助的, 要子女留学赞助的。 从和我们打交道的第一天起,有些官员就开始打量我们的身家,有多少钱, 他可以拿捏着来一点点榨取。 所以只有坚决的哭穷,彻底的赖地皮,才是出路。
   我只是觉得我父亲很可怜,他是真的爱这行,懂这行。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一行。 这一行曾经带给了他荣耀和辉煌。 如今走到这步田地,我还是无法说服他放弃自己的梦想。 从他身上我能看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韧劲和执着。 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大大不如的。
   以前我在一个国有性的工厂呆过,我们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天天要看一些民营或是其它小型工厂,当然不能大过我们厂,不能比我们实力强劲的工厂,它们所生产的产品与更新换代,如果有的话,立刻不惜血本,通过任何手段,有时甚至通过当地一些机关,弄回来一部,到了我们厂后,自然而然的事情就会发生。。。最后我们就会推出一部相对质量高端,产品性能优秀的东西出来,...........
 
bloombergable

   本文网评:
 
   美女的小火柴 2012-06-25 00:35:25
   其实LZ钱应该花在刀刃上。我们家的厂子以前每年给那帮混蛋的钱差不多20几万吧。但后来我老爸说不给了,都是等真正遇到事了钱送去事自然就解决了。平时跟他们吃喝玩乐,等遇到事了还是得靠钱解决。我爸一朋友更绝,他专门和一些纪检委的混一起,遇到事让纪检委出面,很是奏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过制造业真的已经黔驴技穷,LZ自己看着办吧。我是闽南的,制造业已看不到希望。
 
   情绪稳腚
   风暴越来越近了。
 
   wyghg88
   羊越来越少,薅羊毛的越来越多
   民营企业的宿命就是跑路。
 
   jackyage
   今年估计很多小的民企都要关门
 
   凿齿
   实体经济完蛋了好,上层建筑才能完蛋。
 
   在广东,情况类似。一个朋友,尽管没读过什么书,但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苦心钻研,年中无休,但工厂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越来越低的利润,各路搜刮的大神。。。。。
   一气之下,把几百万置办起来的工厂,贱价卖了,回家闲坐。他以前赚到的钱都给老婆打理,倒是老婆买的两套房大幅升值,另他唏嘘不已。
   这个社会已经不鼓励勤恳做事的人了,我们真的要走到尽头了。
   一个朋友,尽管没读过什么书,但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苦心钻研,年中无休,但工厂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越来越低的利润,各路搜刮的大神。。。。。
 
   统计局
   房地产已经把消费这家马车彻底拖垮、已经把实业彻底搞垮、已经把创新能力彻底整垮,还剩下什么?房价暴涨大大提高了人力成本、出口产品已经没有价格竞争力、大量实业倒闭指日可待!政府投资已经捉襟见肘、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政府项目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没有钱支付工程款,这架马车也快停了!三驾马车都快熄火,经济危机已经到来!结果会怎么样?大量人员会失业,社会不再稳定!如果ZF再不想办法控制三公、再不放弃市场准入,到时候都会死的很难看,不管你是小公务员还是老百姓!
 
   没一块好饼
   做实业的不如炒房放债的,经济衰退的标志。
 
   环境党人
   同情,非常同情,特别是和腐败官员的交往,真是中国特色,真是中国民企的累! 100多年了,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哎~!
 
   欧阳3
   是啊,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的企业,不是经营不善倒闭的,是被各路官员整垮的!幸亏收手得及时,否则,只有倾家荡产!我重庆的几个朋友就是私营企业主,血本无归不说,有人还掉了脑袋!
 
   雷电波尔卡
   盘剥、破害、敲诈、挤压民企的事,天天、时时在发生,可是就有的人脑子里永远装着这样一块发硬的大便: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人民。
 

f9
   自己干,最努力。
   现在,堵死创业这条路,
   这种社会,年轻人的目标都去考公,等着吃。
   怎么发展?
 
   爱谁的国?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此不要脸的对待自己的人民
 
   江上小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分层已基本完成,形成了官僚阶层及资源垄断阶层、民间资本、工薪阶层、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农民工等利益阶层。而且各利益阶层越来越固化,各阶层间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少。
   随着各利益阶层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大多数阶层业已形成基本的政治立场,也在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官僚阶层及资源垄断阶层不必说了,凭借着国家机器和握有垄断话语权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农民工也在持续不断地用多种多样的悲屈行动,如讨薪、上访甚至暴力手段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政见分歧较大的工薪阶层也主要通过网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诉求,或者宣扬民主,或者宣扬传统,或者怀念“文革”等。惟独不见民间资本,这一重要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立场。
   当然,我们不能说民间资本没有利益诉求,他们有很大的利益诉求。我是说他们没有为他们的利益寻求独立的表达。可能玖龙纸业张茵女士在2008年政协会议上对新劳动法的反对算是一个特例。但她之所以有所表达部分在于她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就大多数情景而言,现阶段中国的民间资本确实没有发出什么独立的声音。
   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承认,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领导作用。但我们发现,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是过去的民族资本还是现在的民间资本,都没有担负起领导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领导作用。原因何在?按理说资产阶级也应当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因为那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相对于专制力量之外的其它阶层,它也更具有实力。但为何中国民间资本就没有这样的表现呢?而始终甘心屈从于集权政体呢?
   我以为之所以如此,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现阶段中国的民间资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出于集权政体的“开恩”;其二,民间资本感觉通过向集权政体献媚与行贿是更为轻松的获取财富的方法。另一方面,“三个代表”也将他们囊括了进去,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虽然不尽满意,但却安于如此,与乐于如此。没有产生变革现状的强烈愿望。
   中国民间资本在政治上的消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预展一下。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消极的政治立场很有可能使得他们在剧烈地社会冲突中受到巨大的伤害。由于他们在现阶段的消极和不作为,他们在巨大的社会冲突中既起不到领导作用,也成为不了制衡器、而很可能成为官僚集团平息民众愤怒的牺牲品。而对整个社会来说,由于他们没有担负起他们有能力争取到的领导责任,也会使得中国社会错失过渡到自由民主社会更为良好平稳通畅的道路。
 
   有还无
   如果政治改革能赶得上,还不至于出现经济崩溃,不过现在看来希望渺茫。。。。。。
 
   SeanHZN
   我认识的很多民营老板都弄了国外永久居留,把老婆孩子连票子转出国,自己呆在国内能赚一点是一点,也有家人、亲朋的考虑,不可能说走全走,有位就说:“现在民营企业的利润还不一定比得上银行利息,如果资金周转紧点借了高利贷,一年下来还真没什么好赚得。”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发展之路这么窄,真是可悲、可叹!
 
   吴吴发AD
   各级行政部门就是吸血鬼,把民营企业弄完蛋,让这些老爷喝西北风去,
   所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是让这群王八蛋吃拿回扣,贪污腐败,三公消费拉下来的,
   几千万王八蛋就是压迫我们百姓头上的数不清的大山。
 
   捞仔
   广州的。开厂8年,汽车用品制造。外销中东,非洲等地。

撑到今年三月,搬厂--裁员--做倒爷了。
   前路茫茫。。。。
 
   tesst1
   国企、官商除了500世家的就是要有当地长官背景,说白了他们有巨大利益。而支撑这些利益的是垄断、权力。小私企没有这些资源,除非愿意“主动投充为奴”,放弃财产,当个傀儡。去TMD,不干了!
 
   玉龙山庄
   我下面的两家经营了十几年的公司也在关闭中,另外一间规模很小也不打算括大。和你父亲一样,有十几个亲信离不开,我也不知如何安置。我本身就是学管理的,在上万人的国企当过高管,后下海,干过不少行业,也算搞企业的行家,经营从未亏过,现在也不想再弄下去了。成本太高,税费太大,官员太无耻了,环境太恶劣了。国家规定工商年检50元,实际没个五千一万都检不下来。形式越紧敲诈越甚。别说不挣钱,就是挣钱都干不小去了,操不起心。
 
   企业经营一开始就错,
   丁小明
   利润太薄,。没有了退的余地。这是政府的错误。它完全可以
   以税收和经营费用等迫使价格抬高,这样现在它可以以还利方法让企业继续。现在
   劳动力成本上涨,通货膨胀,政府不但不辅助企业还火上加油,把所有上涨都让企
   业承担,不死见鬼了。这是杀鸡取卵,一个不在乎明天的政府
 
   Top2012gun
   中午吃饭,大家讨论哪个国家最排华?于是开始列举,全世界最排华的地方在哪里:限制华人自由出境、没收华人土地、限制华人自由生育孩子、限制华人子女自由上学、强迫华人缴纳更高的税、剥夺华人一切社会福利待遇、给华人吃地沟油蒙牛奶粉……最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影响123
   中国实体企业已经到末日的最大因素;
   1,受国家垄断企业的掠夺,这些企业是阿哥、格格所控制的。他们并不因为垄断企业是附属在民企身上的寄生虫而感到耻辱。这些阿哥、格格们还对民企、老百姓说;你们要知足......
   2国家不顾中国现有的环境、条件,把所以的责任都踢给了民企,新劳动法就是这样出炉。
   记得中石油一把手在电视上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企业一直在为国家分担,不但不裁员,还招人员。
   有记者当场指出;是否是因为垄断企业才能这样做而没有压力?
   这位中石油一把手顾盼左右,答非所问的回答;当然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做到这样的。
   真是不要脸啊。参加会议者一片鄙视眼光。
   3,与其说企业没有创新,会不如说没有这种创新热情。因为企业中、行业中的技术,你偷我、我偷你,国家根本不管。知识产权如同虚设。
 
   七尺男儿
   “这些微型企业却负担了长三角95%的劳动人口,和85%的税收”
   大批个体户,出租司机、做早点的、自己搞装修的、开理发店的。中国有几万亿美元外汇也是靠他们。现在退休能拿工社保、天宫一号能上天、没有他们负担了95%的劳动人口,和85%的税收是不可能的。
 
   相互取长补短
   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和做正经事的地方。你懂的。
 
   实名董
   亲有个官员朋友,算是比较实嗔的人,跟我们家关系也都铁。 他有一次跟我爸说,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大到每家企业, 小到每个个人, 人人都是犯“法”的,区别只是政府想不想弄你。 想弄你,在执法者可以有权选择性执法的社会环境里,法律条款制定的越多,任何人受到的约束就越多——从而执法者手中的权利就越大!而执法者手中的权力越大,腐败的现象就越多.......
 
   水电费规划
   看看那些畜生的后代有几个是拆那人
 
   新古董
   他们终于把市场经济改革的红利吃光了,现在只好赤裸裸地回归计划经济

世界媒体看中国:诱人的薄熙来新闻与薄熙来暗鬼

说起薄熙来新闻,就在一年前,人们使用全世界用户最多、搜索能力最强的谷歌搜索引擎在法语新闻中搜索Bo Xilai(薄熙来),得到的搜索结果还是零。

  一年之间形势大变。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由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小圈子研究对象变成了世界许多国家、包括法语国家的热门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说,薄熙来事件也成为世界媒体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诱人的薄熙来新闻*

  薄熙来事件从各方面来说,无论是对中国,对中共,还是对薄熙来及其家人都可说是一桩(或一连串)丑闻。然而,随着丑闻的传播,丑闻似乎也改变了性质或味道。

  薄熙来事件首先牵连了美国(通过其心腹、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再牵连了英国(通过薄熙来妻子谷开来一度的商业伙伴、英国人尼尔•海伍德被怀疑在重庆遇害),然后再牵连了法国,大有让法国也跟美英平起平坐,“荣辱与共”的味道。

  法国跟薄熙来案件的牵连,也是通过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另一位一度的商业伙伴、法国人帕特里克•德维莱尔。这位法国人先前被柬埔寨当局按照中国的要求抓起来,近日获得释放。法新社报道的有关德维莱尔的新消息是:

  “法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司法当局希望对其讯问以调查薄熙来丑闻的法国人帕特里克•德维莱尔‘自愿’前往中国,他并且说已经得到中国的‘保证。’”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贝尔纳•维勒罗说,‘德维莱尔先生按照我们的要求跟他的律师进行磋商之后,反复对我们表示他希望自愿前往中国,为中国司法部门提供合作。他对我们的大使说,已经得到中国当局的若干保证。’”

  *薄熙来、谷开来、法国人、中国当局*

  事情说到这里就变得极其有趣、极其诱人了:中国当局到底要从德维莱尔那里了解有关薄熙来的什么事情?中国当局的目标到底是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还是要通过谷开来扳倒薄熙来?这一切现在还都是未解之谜,因此也就格外诱人。

  德维莱尔对他从中国当局那里得到的保证秘而不宣,中国当局也对此讳莫如深。不过,法国外交部倒是宣布了对德维莱尔这位法国公民的明确保证。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维勒罗说,“德维莱尔(在中国期间)将继续得到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完全的领事保护。”

  法国大报《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在德维莱尔还没有到中国之前就先下了一番挖掘功夫。他星期一就发出报道说:

  “法国建筑师帕特里克•德维莱尔愿意前来中国,显示了北京需要针对(薄熙来-谷开来)这对倒运的夫妻收集更多的罪名。本报上个星期从柬埔寨方面的消息来源获悉,北京将要求这位法国人同意前来跟中国司法部门合作,并向他提出保证说,不会对他进行追究。中国当局希望从德维莱尔那里得到的信息大约与薄熙来家人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有关。”

  *重庆远非天堂*

  薄熙来被免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并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中共当局对薄熙来提出的罪名模模煳煳,只是说他“严重违纪,”但对他的否定态度可谓清清楚楚。

  然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是国外,有许多人为薄熙来鸣冤叫屈,或为他叫好。为他鸣冤叫屈的人说,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中国当局对薄熙来的做法完全是抹黑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传统老套,还加上了利用互联网和海外媒体迂回对薄熙来抹黑栽赃的新花样。

  为薄熙来叫好的人则是说他在重庆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建设,如道路建设,廉租房建设等等,显示了他是一个切实关心民众生活的好官,是一个在当今中国罕见的好官。

  不过,法国另一份大报《世界报》驻中国记者布里斯•佩德罗莱蒂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向法语世界的读者展示了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令人恐怖的一面。

  佩德罗莱蒂的主角是因为通过互联网微博讽刺薄熙来及其心腹王立军而被判处1年“劳动教养”的重庆市民方洪。如今,方洪出狱,并被重庆法院宣判无罪,薄熙来和王立军则成为等待判决的阶下囚。

  但佩德罗莱蒂报道的主题或重点所在并不是这一反讽性的事态发展,而是重庆乃至中国的政治和司法的恐怖。他写道,在发出讽刺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微博之后:

  “重庆当局立即采取了行动。方洪被(他的居所所在的重庆)涪陵网管部门传唤。警方再次传唤他的时候,他拒绝前往。于是,20名警察来到他家。他担心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走,拒绝开门。...只是他儿子从窗户爬进家之后,他才跟警察走。他先是被拘留10天,再被判处1年劳教。在中国,判处一个人劳教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方洪说,他不能按照法律的许可聘请律师,也不能提出上诉。”

  *艾未未为薄熙来辩护*

  对中国当局提出批评的人说: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毫无法治可言,当局可以以法律为武器、为杀手,对民众、对敌手为所欲为;但这并非重庆特色,而是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并不会、实际上也没有随着薄熙来下台而消失;在这种基本人权和个人尊严得不到起码保障的环境中,再好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好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包括大批中国官员及其家人期望并采取实际行动逃离中国。

  著名的中国艺术家、人权活动家艾未未也是中国当局不讲法治的法制受害者,并且也因此而世界闻名。(中国当局去年将他非法拘禁将近3个月,然后再给他一张15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艾未未在艺术上追求别出心裁,力求通过艺术让观众反思自己的生存环境。他在生活中,言论上也追求别出心裁,特立独行,力求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论让人们反思自己的生存环境。

  如今,在薄熙来被不明不白剥夺人身自由之际,艾未未再次特立独行,大力为薄熙来声辩,对中共垄断控制中国司法提出强烈批评。艾未未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何丽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这种司法制度不但威胁他本人,也威胁中共高官。他说,

  “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他们是都是中共高官,是这个时代的中共典型。但如今他们也正在遭受跟我一样的待遇。”

  此时此刻,当年不可一世、如今身陷囹圄的王立军和薄熙来对艾未未这番仗义执言有何感想,有何评论,只有天知道。

  *疑心生暗鬼*

  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对薄熙来到了犯了什么错或犯了什么罪一直是含煳其词,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于是乎,猜测薄熙来究竟有什么犯上的罪名便成为考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想象力和学问深厚的题目。

  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鸟居民星期二在日本主要工商报纸《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说,薄熙来被免职之后的中国政局之所以格外诡异,跟中共对军队疑心生暗鬼的心理强烈大有关系:

  “这种现象是6年前中共上海市书记陈良宇倒台、以及更早的时候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罢免的时候所没有出现的。当然,先前还没有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普及,但这不是(这种诡异现象出现的)理由。如今跟以前不同的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跟二陈不同,是太子党。

  “中国国内外如今谁都知道,中共干部分太子党派和共青团派。太子党干部的一大特征是在军队干部中有密友。中共党和国家的元老的子孙上的是北京的名门中小学。当然其中也有军队将领的子弟。这些人继承父辈的职业,选择做军人的道路,因为他们可以平步青云,晋升为集团军司令、甚至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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