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卖地收入井喷超2012全年 土地成地方摇钱树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上半年最严厉的调控政策落地，依然无法冷却火热的土地市场。
 
    　　伟业我爱我家数据显示，前6月，全国306个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让金达1.13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0%。其中北、上、广 三地经营性土地出让金已超1739亿元，接近去年全年1934.92亿元的水平。而杭州市余杭区上半年卖地收入达134.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逾27 倍。
 
    　　昨日(7月9日)，财税专家李文海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腾挪的空间较大，其中最大一块就是卖地收入。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地方债务还债高峰来临，以及在“钱荒”背景下，卖地收入成为各地政府最现实、最快捷财源。

　　多地已赶超去年全年
 
    　　土地交易量上涨的同时，溢价水平也居于高位。
 
    　　我爱我家数据显示，2013年1~6月成交的15493宗土地中，平均溢价率为14.8%，而去年上半年平均溢价率仅5.1%。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前5月北京土地市场挂牌成交地块的平均溢价率为54.52%，其中30宗住宅地块平均溢价率为39.1%。
 
    　　分区域来看，由于一线城市楼市供需矛盾突出，加上年初政府推地积极性较高，上半年土地交易地块共514宗，出让金高达1829亿元，比去年同期上涨315%。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卖地收入前十名城市土地出让金近461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754亿元增长近263%。 其中上海土地出让金收入最高，达769亿元，其次是北京的664亿元。但就同比涨幅来看，京沪还不是最大的，杭州同比涨幅最大，为410%，广州以 368%的同比涨幅位居第二。
 
    　　广州市国土局网站显示，2013年上半年广州通过招拍挂方式挂牌出让地块共82宗，最终有71宗成功交易，同比上涨73.17%。上半年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330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土地出让面积达453万平方米。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微博]在分析上述现象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地方债务还债高峰来临，以及在“钱荒”背景下，卖地收入成为各地政府最现实、最快捷的财源。

　　土地成地方“摇钱树”
 
    　　今年各地推地力度胜于去年，土地再次成为地方政府“捞钱”的抓手。
 
    　　据海通证券(9.95,0.59,6.30%)统计，1~6月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别累计推地13.4亿、0.49亿、5.28亿和 7.61亿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22.5%、84.9%、19.6%和21.9%。上半年全部统计城市累计推出住宅用地6.3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25.1%。
 
    　　7月8日，广州市国土局成功出让4宗土地，成为今年以来单日成交土地宗数最多的一天，成交面积总共79140平方米，金额达12.95亿元。其中荔湾区珠江隧道口以西AF020122地块楼面价高达19638元/平方米，成为年度全市单价第三、全区单价地王。
 
    　　广州案例折射出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迫切心态。在年初广州市“两会”期间，该市财政局预算显示，2013年广州市土地出让金收入预计为 475.6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广州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完成全年目标的69%。据国土局在土地推介会上的介绍，下半年还会大规模推地，如此看来，广州完成全年 475.6亿元的土地出让目标并非难事。
 
    　　今年经济形势低于预期，财政收入面临冲击。1~4月，全国累计公共财政收入43465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回落5.8个百分点。财政 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根据1~4月中央财政收入情况测算，要实现年初预算确定的中央财政收入目标，今年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需达到11.3%。目前看 来，全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很难完成。
 
    　　“与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腾挪空间较大，因此地方财政增速略高于中央。”财税专家李文海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最大一块就是卖地收入。

红会系统再曝丑闻 以分配捐献器官资源勒索医院捐款

    DR-ChinaRedcross.org.cn
    
    来源：法广中文网 北京特约记者：周西
   
    ●据《新京报》8日的报道，广东、江苏等多地红十字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每成功进行一例器官移植，医院一般要向地方 红会捐款10万元，而且相关账目从未公开过。地方红会是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原卫生部研发了一套计算机 分配系统，但全国大约2/3的器官资源仍在系统外分配。
   
    网易评论作者汤嘉琛的文章说，地方红十字会一手掌握着捐献器官在医院中的分配权，一手又接受医院捐助，这很容易使红会遭遇寻租的质疑。虽然有医院 表示，捐款给红会后，会收到其有关捐款支出的明细。不过，这样的明细却从未有过公开，公众也不知道，到底是由谁来审查这些捐款的使用。这起事件，无疑暴露 出一个公正透明的器官分配机制的缺失，要想驱散器官捐献的疑云，还是应该做到公正和公开。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如此悬殊的供需缺口，无疑更要 求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分配器官资源时确保公平公正。器官捐献的本质是公民自愿履行的一种善行，不应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葛。但在目前，对捐献者的补偿 主要依靠医院捐款，而医院又是器官移植的利益相关方，这难免会让公众产生各种猜想。
   
    作者帝国良民的文章说，此次被媒体曝光的红会“挟器官以逼捐”事件，令红会在很多人印象中仿佛成了黑会。显然红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更让人信服的理 由或说词，结果反而是越描越黑；比如关于向医院强捐，这本来早已经是红会惯用的骗钱伎俩，同样也娴熟地被运用到他们所掌握的人体器官资源分配上，红会在无 法抵赖自己丑恶行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与医院开展狗咬狗一嘴毛的游戏。
   
    红会曾理直气壮地宣称，此事受益最大的还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但实际上，上述双方 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病患当然是他们眼里的摇钱树，但他们却亵渎了捐献器官者的一片爱心。那些捐献者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负责协调分配器官资源的红会，却 将此作为社会稀缺资源，裹挟医院一起大肆谋利，这还是一个慈善公益组织应该做的事吗？
   
    我们也看到医院指责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公众同样也提出强烈质疑，而红会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不能让公众误认为，身后捐献器官，家属 就可以得到现金补偿”；按照这个逻辑，红会就可以恬不知耻地将“挟器官以逼捐”获得的钱，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地进行暗箱操作了。另一方面，也有评论写道， 感谢郭美美，她为我们撕下了红会的画皮，这个披着慈善外衣的蛀虫，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去年红会更是为此差点饿死。
   
    作者维扬卧龙的文章回顾说，很多地方一个月吸收的募捐款，都还不到平时的百分之一，甚至更低。为了能弄点钱，红会也拼上了老命，一方面挟着官威， 各处摊派强捐，另一方面则使尽浑身解数，连小学生的零花钱以及灾区民众自救的钱都不放过。此次爆出的“挟器官以逼捐”丑闻，让红会又一次刷新了无耻的底 线。尽管红会称捐款将用于对捐献者进行救助，但他们收医院十万，回头给捐献者家庭最多 也只有两万！
   
    众所周知，红十字会设立的宗旨就是扮演天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国红会的蛀虫们只会干缺德骗钱强捐的事，至于得来钱款的去向和用途，却从 未公开过，也从未想过要公开。对此，国内民众无奈容忍了也罢，但为何国际红十字会也能够允许他们的继续存在呢？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 表示，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有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这种打着公益幌子为自己揽财的组织，不解散了，还要让它继续骗钱坑人吗？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薄熙来涉嫌受贿600余万将于今夏在山东受审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十八大前爆发，引起中国政坛震荡的薄熙来案即将尘埃落定，本台得到消息称，此案将很快（七八月份）在山东开庭。此前有多方消息称，山东省济南中级法院正在对审理该案进行彩排模拟，因该案高度敏感，其安保维稳，庭审策略，旁听安排，媒体管控等措施都还在内部推演部署中。

据本台从接近该案信源处得知，薄熙来案原本由最高检察院反贪局指导侦办，由于起诉审级的考虑，具体由北京市高检反贪局承办，并抽调各省纪委检察院干部协助。

据熟悉案情者透露，薄熙来案目前确定的罪名主要是受贿罪，具体案情是大连富商徐明为薄熙来幼子薄瓜瓜在英美留学提供的各种费用开销，折合金额约为六、七百万元。

2007年7月8日，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共同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特定关系人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该《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该司法解释又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有律师对记者分析，如果薄熙来认罪，则薄瓜瓜从徐明处获得的金钱资助，罪责不必由薄瓜瓜承担，反之，薄瓜瓜可能面临司法追诉，因此，这或将是薄熙来认罪配合的关键。

此前因薄熙来案失踪多1年，涉嫌洗钱协助调查的大连富商富彦斌，有英文媒体报道，有多名业内人士一个多月来在大连见到他露面处理商务，似已无大碍。

另据熟悉该案的知情者透露，薄瓜瓜已经离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据说目前人在加州，不会以证人身份出庭。

此外，薄熙来在谷开来谋杀英国海伍德案件侦办过程中，可能因试图协助掩盖案情，而涉嫌“徇私枉法罪”、“包庇罪”或“滥用职权罪”。

据中国《刑法》，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滥用职权罪”则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重大损失的行为。

徇私枉法罪一般指的是“司法工作人员”，薄熙来作为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虽对地方公检法有重大的影响力，但仍不属“司法工作人员”。此外，谷开来案中，作为其丈夫的薄熙来是否存在“窝藏、包庇”，或者“滥用职权”，也有争议，因此，薄熙来是否构成上述罪名，当有争议。

来源：法广 RFI

赵副局长飙了，薄熙来下毒？

姜维平

大连人把精神病患者叫成“大飙子”，上个世纪，薄熙来大权独揽，谷开来是第一妇人，他们配合得不错，一个捞钱，一个骗名，不仅名利双收，而且还徇私枉法，谁要是不顺从他，他就骂人家“飙乎乎的”，谁要是挡了他的仕途，就会被他整成“大飙子”，原大连土地局副局长赵某就是一个典型，只不过那时商场官场的不少人知道，谁也不敢公开质疑，如今谷开来成了杀人犯，给薄熙来顶罪；惯于下毒杀人害人的薄熙来，也将面临审判，在墙倒众人推的新形势下，尘封了很久的赵某由一个精明强干的副局长，变成“大飙子”的故事就揭开了内幕。目前移居海外的原大连双城房屋开发公司老总包颖披露说，薄熙来是不是下毒的犯罪分子，中纪委应当查清事实，依法处理。

为什么把廉价土地批给邓质方？

90年代初，薄熙来当上大连副市长，市长之后，经常去北京，与中南海一些高官密切交往，一方面知道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一方面知道“六四”后官员及家属敛财无忌的心理，就首先用大连的土地和项目拉拢邓小平的家人，那时邓朴方因办公司搞“官倒”而臭名昭著，邓质方虽有首钢的经理周北方案顶罪，也是声名狼藉，但他在大连巧取豪夺经济利益的丑闻却鲜有耳闻，薄熙来为了巴结邓小平，在密谋操控谷开来插手生意的同时，也给邓家一块黄金地皮，其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是原大连华侨果树农场所在处，方圆上百亩，知情的大连双城房屋开发公司董事长包颖说，薄以低敛的价格给了邓质方，既便如此，他所在的公司也无钱开发，但薄与其勾结，玩出空手道。邓质方立即转售给王某的房地产公司，一瞬间邓质方发了大财，赚了数千万，成了邓小平所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薄熙来名义上讲，大连土地属于国有，由市政府房地产开发办依国家政策集体审批，但实际上，他提拔的魁儡是官场“马屁精”，原大城建开发公司副经理郑某，郑是军队干部子弟，科级小干部，先巴结城建局副局长邱某，后转副市长李某旗下，又经本人引见，认识了市委副书记卞某而高攀走红，最后卖身投靠薄熙来，薄利用他言听计从，趋炎附势的性格特点，任命他为处级，后为副局级的主管房地产开发的领导，薄与其暗中勾结，拿大连的土地和优惠政策向中南海权贵投怀送抱，一时间，李铁映之子，“瘸子老板”李力践拿到了原大连歌舞团旧址建“帝王大厦”，后改名“远大大厦”，陈云之子拿到大连原海港医院附近的地皮，搞了别墅区“山屏花园”；李瑞环秘书的朋友，号称“欧洲花生米大王”王某，搞了荷华大厦；王震的儿子王某，以深圳中海直的名义，在大连开发区搞了“五彩城”，薄熙来的心腹，原政府官员李信搞了长江广场；谷开来勾结商人曾某搞了“金座大厦”，几经倒手，骗取银行贷款数千万而成了“烂尾楼”，等等，薄熙来担心自已贪污受贿被政敌抓住把柄，就先把邓质方拉下水，再与中南海的权贵之子结成贪腐联合体。

曹伯纯出手，郑某逃往海外

由于中南海高层的权斗，原湖南省株洲市委书记曹伯纯曾在90年代中期调任大连市委书记，与薄熙来分赃不均，两人争斗不息，曹知道郑惠是“舌头”，就下令以贪污受贿罪而抓捕了他，但薄熙来是从金县起家的“地头蛇”，不畏“强龙”的威风，立即找他爹薄一波的关系，打通省纪委而把事件摆平，释放了惊慌失措的郑某，此前，郑某与谷开来，吴文康相勾结，不仅囊括了大连土地拍卖招租，海外招商的所有生意，而且开始把不义之财，通过新加坡，伦敦，珞杉矶转向海外，郑还把家人全部移居到美国西海岸，当郑某被专案组放行，薄熙来吓出一身冷汗，立即叫郑某辞去了公职，以应聘北京某公司董事长之名，逃往珞杉矶，包颖说，她因与沈阳部队某领导做公司生意，那个期间去过珞杉矶，与接近郑某的人士多有来往，知道郑某花了80万美金，购买了一栋位于风景区的洋楼，薄熙来一再告诫他别回去，回去就必死，所以，郑某四十多岁就赋闲了，当时，中共基层官员能一下子出资80万买房的不多，郑惠从此成了“寓公”，但这些钱是大连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所以，美国的珞杉矶自此就变成大连贪官奸商洗钱的一个窝点，薄熙来扶持起来的一大批大连的商人，贪官，几乎都在美国的西海岸购置产业，有的把银行的钱骗走，在那里的唐人街办公司；有的把三奶，N奶留在那里，当小猫小狗类的宠物养，隔三岔五地回去玩个新鲜；有的通过工厂改制，兼并，入股等名堂，把国有资产大肆掠夺，逐步转移到美国；甚至有的还入股收购了某中文报纸，把薄熙来将要当外交部长的假消息整得漫天飞。消息人士说，薄谷把离上海距离较近的旧金山，珞杉矶等地当成大本营，和洗钱天堂，还经常秘密邀请各省市级的中共高层官员及亲属，公款旅游，尽享资本主义的声色犬马，只是薄熙来的死党郑某多年不敢回大连，后来“曹小个子”没斗过薄，而调离滨城，先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后去广西做官，郑某才松了一口气，再次回到大连，颇有死里逃生之慨，但他看到薄熙来手下的贪官靠批文件继续发财，比他贪腐百倍，有点失落感，多有抱怨，薄熙来及其死党，副市长刘某担心他叛变，又给郑某新的生意，把高楼大厦顶上的射灯采购权给了他，昔日的贪官摇身一变，成了吃喝玩乐的外商，又在大连重温黄金梦，但薄熙来不太高兴，他深知中共官场内斗惨烈，像房地产开发办领导这一角色，必得是自己人，但知情者一旦叛变，就剑伤自身，所以取代郑某者的人事安排，使他伤透了脑筋。

赵某是被害的老实人

据包颖披露，大连房地产开发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名义上有这样几个人，张国安，赵某与包玉琢，但实际上大家都看组长薄熙来的脸色办事，谁都知道，薄是事无巨细全部操控一身的大贪官，他深知土地批发，一本万利，是交朋友拉关系的“大肥缺”，所以，他紧紧地抓住房地产开发办的大权不放，基于郑某跌宕起伏的教训，他千方百计地鳞选新的领导，把政府官员找个遍，最后选中张国安，因为他原为大连玻璃厂厂长，做国企老总多年，与郑某关系好，又由吴文康推荐，而吴原也是该厂职员，与郑，谷等人暗渡陈仓，没少捞钱，就任命张国安继位，当然他不会惊曝郑某的黑暗底牌，也会继续与吴谷等合作，但张国安不懂土地农业等政策业务，薄熙来颇费思量，又选了赵某，因为赵表面看是沉默寡言的老实人，浓眉大眼，中等微胖身材，脸堂有点红，不善交际言辞，他不仅有文凭，而且多年供职大连农牧业局，是土地畜牧业方面的专家，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薄原本是想叫赵某和包玉琢当“摆档”遮人耳目，但偏偏赵骨子里有点原则性，于是，老实人的悲剧就发生了。

大连人喜欢把厚道本分的人叫成“老实人”，说赵某是这样的人，我有点发言权，1974年我下乡时，大连正搞“厂社挂勾”，即父亲单位与我插队的青年点联为一体，接受知识青年劳动改造，我下乡在新金县泡子公社谷泡子大队，管理我们的有贫下中农代表，也有厂企选派的干部，正好，家父在市农牧业局任保卫科长，赵某是我爸的老同事，他下派担任了一年时间的“带队干部”，他365天都与我们在一起吃喝拉杂睡，故我对那时的赵某了如指掌，赵为人纯朴善良，但有点少言而较真，他认为不对的事非坚持己见不可，这在青年点没有问题，但后来回大连得到薄熙来重用，当上了土地局副局长，就有点麻烦。

消息人士包颖说，90年代中期，为了搞到好地皮，她曾聘请与吴文康关系密切的马某当总经理，马去找吴，吴给他找薄打通关系批了地皮，但吴不是省油的灯，索贿数十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沃尔沃走私车给谷开来，为了遮人耳目，叫他二哥吴惠康进双城房屋开发公司当董事，又搞了假聘书，假合同和假文件，以吴惠康贡献大，给与奖励为名，买了上述轿车，这车后来，被谷开来驾驶了一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包颖保留着相关证明文书，这些白纸黑字足以说明包颖不是胡编乱造。我在《实名举报吴文康，薄熙来吓傻了》一文中有过描述，在此不重复。

更惊人的黑幕是后来的故事：薄熙来带领大连一批人去香港招商，在港马不停蹄地结交了不少商界精英，主要目的炒卖大连的土地，那时，邓质方的第一桶金已赚到了手，更多的商人官僚互相勾结，想仿照他发大财，但薄熙来的胃口大，不择手段地要把整个大连卖了，于是，代表团里缺不了大连土地局副局长赵某，因为向外商介绍土地项目如数家珍，所有的数字，指标都装在赵副局长的脑子里，由于过度疲老，老赵有点头晕，在回程的飞机上睡了一觉，就自我感觉良好，赵亲口对与其过从甚密的包颖说，薄熙来对他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异乎寻常地要他去北京治病，这让老赵受宠若惊。

大连知情者说，黄鼠狼给小鸡拜年，岂能安好心？此前，在邓质方买地的项目上，赵某是唯一的会上反对者，也是第一个顶撞薄熙来，而让他重新认识赵副局长的人，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当薄熙来亲口提出要把上万亩土地，一句话恭手交给邓质方的时候，没有任何审批手续，邓也一分钱没出，纯粹是“空手套白狼”，赵某说，这样不行，邓应当先打报告，土地局审核上报，薄市长批示，然后邓要交“出让金”，才能考虑批复办手续，即然土地是国有的，就得走程序，这是为了防止腐败。。。。。。。薄听了脸色大变，他当场打断赵某的话，命令其他领导先办理，后补相关手续，就这样，邓质方发了家，老赵倒了霉。

在一段时间内，薄熙来装作大度包容，不动声色，但以前坐牢的经历使薄熙来变得冷酷无情而阴险狡猾，他把赵某的事放在心上，但整肃他，需要找到打击报复的有力时机，而赴港招商是最好的平台，薄故意给赵施加压力，叫他疲于奔命，当他略显疲惫时，再以关心下级，推荐医院为借口，把赵某送进了北京的一家部队医院，说是治病休养，实则暗害出气，部队医院是薄熙来及其死党的领地，不仅秘书，特务车克民是部队出身的，而且谷开来的父亲也曾在部队任职，惯于投毒杀人的谷开来在部队医院如鱼得水，于是，原本小病大养的赵某从此变得飙乎乎的，包颖说，住院前，她见过赵副局长，赵视其为知己，还想让包与其弟合作生意，这种近亲朋友交叉发财的事非常普遍，赵还从香港给包带回了小礼品，可见他们关系很熟，所以，赵有心里话不避讳包，曾与包讲过邓质方拿地的事，并对薄的恼怒和霸道有点恐惧，接下来的奇闻便使包颖惊骇不已。

赵某在北京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医院，薄熙来曾亲自去看他，还让医院的人用最好的药对其治疗，但结果越治越坏，后来赵回到大连就飙得非常严重，主要症状是失忆胆怯，他几乎不认识以前的朋友，说话吐字都不清晰，连副市长刘某的秘书潘某和太太亲临他家看他，他都问了几遍“你是谁”？要知道，刘是薄一手提拔起来的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而土地局是其直管下属，小潘与其来往频繁，有人联想大连城建局另一副局长邱某被安全局特务吓成“大飙子”，不禁茅塞顿开，毛骨悚然，这些情节如此类似，无一不与薄熙来有关，虽富有传奇色彩，但确实是上个世纪发生在大连的怪事之一，更奇怪的是，薄熙来再也不提赵某了，像完成了一项事关其仕途的重大任务，薄熙来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邓质方拿地赚钱的知情者已经飙了。

包颖披露说，大连商界有许多人怀疑，薄在北京或亲自或授意下级给赵副局长下了毒，以前赵某乐于打吊针，里边的输液是抗生素，加点“刺五加”，但这回加了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但非常奇怪的是，薄做为一个很讲级别和出身的市长，主动给顶撞自己的下级安排疗养治病的地方，但结果却是赵副局长成了失忆的“大飙子”，这事的背后黑手是谁？谁在药里下了毒？这怎么与谷开来毒死海伍德的情节差不多？另一些大连人说，薄熙来徇私枉法，心毒手辣，不仅把高姿，刘晓滨等对立派官员送进看守所或软禁，而且还参与多起谋杀案，书法家于某之死，大连“五七空难”，律师文柳山之死等都是奇案，由于年代久远，证据毁灭而成了悬案，但好在“赵飙子”没死，至今还在家养病，据说病情有点好转，但愿他恢复记忆，理出每一个情节，勾勒出薄熙来的嘴脸，给专案组一点提示，把贪腐杀人滥权的薄熙来拉上历史的审判台。

2013年6月13日于多伦多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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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打击影子银行的真实意图？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7-10

6月20日，中国央行拒绝向资金匮乏的中国银行体系注资，此举直接导致了一场重大信贷危机。中国央行拒绝扮演“最后贷款人”这一角色冻结了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借贷。5月初仅为2.1%的隔夜利率迅速蹿升至破纪录的13.4%。

就在有关中国国有银行偿付能力出现问题的传闻四处扩散的时候，一些评论家开始谈论中国的“雷曼时刻”。但危机很快过去，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迅速回落。截至7月4日，这一利率已经下降至3.4%。

银行间市场的问题自6月初以来一直在酝酿。当时中国政府开始打击非法流入的外汇，而这曾是中国国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开始上升。中资银行要为6月30日的账目结算做准备，同时银行客户也要为上半年纳税做好准备。

上述现象带来的结果是信贷的供给和需求日益失衡。由于此前传闻央行欲进行大规模干预却屡次未能兑现，商业银行意识到它们不得不自谋生路。中资银行开始囤积现金以防范交易对手可能出现的违约现象。金融机构之间原本正常流动的资金迅速干涸。

中国央行的直接目标似乎是遏制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迅速增长，其在中国信贷总额中的占比愈发显著。中国影子银行包括一类较少受到监管的产品。此类产品允许储户获得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通过发行产品揽获的储蓄则向“次级”借款人提供资金。

通常来说通过上述方式揽获的资金是短期的，因此这类业务对流动性状况非常敏感。影子银行需要不断流入的新资金来支付到期债务。银行或是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等方式来筹集资金，或是从那些能够获得银行融资的国有企业等实体那里获得资金。

此举背后或许是涉及面更广的政治角力。中国央行并非独立决策机构，因此关闭信贷闸门的命令一定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央行这次对银行信贷发起的突袭应该被理解为中国领导层为提高经济效率（这也是中国政府当前的工作重心）而祭出的一记重拳。如果中央政府无法克服来自受益于现状且实力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施加的阻力，那么上述目标将无法实现。中共高层的目标可能是切断阻挠改革一派的资金流，以逼迫其就范。

地方政府看来才是中国央行此举的真正目标，因为它们严重依赖影子银行融资，继而破坏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措。影子银行资金直接流入那些在中央政府看来纯属浪费资源的地方政府项目。这些资金又通过推高土地价格令地方政府间接受益。只要影子银行资金能够继续流动，基础设施、重工业和房地产的过度投资问题将继续泛滥，中央政府设计的新经济愿景也难以实现。新经济模式主要由消费者需求和生产率增长拉动。

但这一做法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中国央行的这一政策会带来相当大的附带损害。中小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这类企业往往没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经常依赖影子银行融资才能量入为出。

其次，打击反改革派系还不足以产生真正的改革。如果不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彻底改革，那么只要这次打击的余波散去，故态很快就会萌发。

中国央行或许赢得了这场战斗，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却还难以言胜。

全球哪个国家的人最想移民来美国？

根据盖洛普调查中心，《24/7华尔街》找出全球哪个国家的人最想移民来美国？

这些国家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其中7个国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

这些国家都至少有1亿人口，相对地，当地移民到美国的人口百分比是相当小的。例

如，有1,900万名中国人想要移民到美国，实际上，人数只是中国总人口的1%。

然而，在一些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当地很少公民希望移民到美国。

例如，在印尼，少于100万名居民想要移民美国，却是世界上第四大最多人口的国家。

或是位于巴基斯坦，它是世界上第六位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却不多，主要原因是居民并不支援美国，反美的情况普遍。

根据盖洛普公司的调查，23%的印尼人支援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有12%的巴基斯坦人支援美国。

相反，最想移民来美国的居民比例最高的国家，远远不同，这些国家包括赖比瑞亚(Liberia)，海地(Haiti)和宏都拉斯(Honduras)，往往人口密度较少，也是国内经济发展不足的第三世界国家。

例如，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的所有资源均缺乏，2011年，尼日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人均2,582美元，孟加拉国只是1,909美元。

至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48,328美元，相差甚远。

此外，位于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国家，渴望移民美国的居民可能更是受到美国家人和亲友的网路影响。

根据盖洛普的研究夥伴乔恩克利夫顿(Jon Clifton)指出，在美国超过180万名原籍菲律宾的新移民。

位于墨西哥，主要是当地居民渴望更多的经济机会，导致了长达40年之久的大规模迁移美国的情况。

但是，近年来，这种趋势其实已经扭转近，主要原因是美国加强边境安全，加上美国经济衰退，缺乏工作机会。

再者，位于印度和中国，渴望来美国的人往往是更高教育程度的。

克利夫顿指出：“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人才外流，相比美国，英国或德国，情况更为严重。”

相反，他指出那些要离开美国的人往往是较低的教历，外出找寻经济机会，一般是低技术工人。

基于盖洛普的数据，《24/7华尔街》找出全球7个国家的人最想移民来美国。

第7位 菲律宾 Philippines

移居美国的成人：400万

总人口：1亿572万

移民人数比例：7.3%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3.72%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64%

第6位 墨西哥 Mexico

移居美国的成人：500万

总人口：1亿1,622万

移民人数比例：5.7%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0.34%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37%

第5位 孟加拉 Bangladesh

移居美国的成人：600万

总人口：1亿6,365万

移民人数比例：5.9%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11.17%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37%

第4位 巴西 Brazil

移居美国的成人：600万

总人口：2亿101万

移民人数比例：少于5%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3.62%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34%

第3位 印度 India

移居美国的成人：1千万

总人口：12.2亿万

移民人数比例：少于5%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7.49%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26%

第2位 尼日利亚 Nigeria

移居美国的成人：1,300万

总人口：1亿7,451万

移民人数比例：少于5%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33.74%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77%

第1位 中国 China

移居美国的成人：1,900万

总人口：13亿5,000万

移民人数比例：少于5%

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比例：不详

支援美国领导地位的比例：不详

王震的長子王兵曾為追討債務在深圳持槍綁架

《新史記》陳亦凡

王震去世後，照理王兵在深圳的作為應該有所收斂，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在1995年6月，為追討債務公開指揮了一場深圳持槍綁架案，一時間成為香港媒體的主要追蹤報導對象。

199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東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顯旋，在深圳香蜜湖高爾夫球場被王兵等人持槍公開綁架。此事發生後，驚動深圳當局和中共高層。在深圳當局的介入下，直到27日陳氏才從蛇口南山區的軟禁地點被釋放回家。

事後，大批港澳台媒體對這個所謂“6·24綁架案”極盡全力追蹤報導，對此事件的前因後果做了詳細調查：被害人陳顯旋時年40餘歲，比王兵小許多。他是中共另一元老烏蘭夫的孫女烏遼娜的丈夫，八十年代初曾任深圳原野公司董事長彭建東的司機，在此期間結識了鄧小平弟弟的女兒丁芄。

王兵進入中海直擔任副總經理期間，陳氏即時另攀高枝，跳槽至中海直當了王兵的司機。不久，因為服侍王兵得體，深得信任，被委任為中海直下屬子公司新星公司的經理。此後，王兵顯然是沒有經過自己公司的上級股東同意，擅自決定向陳顯旋撥出大筆公款供其經營，沒想到陳顯旋一虧再虧，最後乾脆賴帳不還。王兵在中海油總公司為首的六家上級股份公司的壓力下，一再向陳顯旋追討債務。

據香港傳媒報導，王兵與陳顯旋的債務糾紛始於九十年代初期。當時，陳氏在新星公司虧空了款項的情況下，卻又與深圳市政府當局合資成立一家東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更令王兵忍無可忍。而東輝公司的董事長是葉選平妻子吳小蘭，陳顯旋以“烏蘭夫孫駙馬”的身份和葉家的後台為雙重背景，對王兵態度傲慢，出言不遜，令王兵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同時，又因為當時的中海油總公司總經理秦文彩堅持追回陳顯旋的欠款，王兵便代表中海直於1991年3月正式向北京檢察機關舉報。當年6月，陳氏即被深圳南頭公安分局以貪污罪名拘留審查。但僅過了一天，一個叫李珩的東輝公司董事即給深圳市公安局長梁達鈞打電話，梁氏大驚失色，立刻下令下屬公安分局一名處長擔保陳顯旋獲釋。



王震的長子長孫：王兵和王京陽父子。

公安部門相當級別的官員為嫌犯擔保外出，在公安部門沒有先例。陳顯旋從此更加氣焰高漲，認為靠山夠硬。

當時，吳小蘭掛名東輝公司董事長，在深圳市只是時任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的副手。而東輝公司董事李珩卻是李灝的愛女。試想，吳小蘭的丈夫葉選平是廣東省省長，李灝主掌深圳特區，在此之前則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在高層的關係盤根錯節；另外，李珩當時的丈夫是中共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愛子劉會遠，是某部駐深圳站的負責人，據說連部長都對他忍讓三分——整個東輝公司就是這樣一種複雜的背景，深圳市公安局怎敢對陳顯旋下手？！

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輝公司背後盤根錯節的家族背景也逐漸在變化，先是劉會遠與李珩離婚，李灝又被免去廣東和深圳所有職務，調北京任全國人大常委，表面上由副省部級升為正省部級待遇，卻失去了在深圳當土皇帝的所有特權。在這種情況下，顯然，王兵認為時機已到，乾脆對陳顯旋玩起了黑道手法。（《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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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北方空气污染导致人寿减短5年半

美国之音
07.09.2013

2013年5月2日北京街头一个人戴面具的行人2013年5月2日北京街头一个人戴面具的行人
中国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者称，相比于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的平均寿命要长5.5年。

科学家们从中国官方渠道搜集到健康和污染数据，以淮河做为南北中国的分界线。

他们得出结论称，数十年烧煤导致了住在淮河以北地区居民死于心肺疾病数量的增加。美国、以色列、中国的学者称，政府从毛时代就实施的煤炭政策是导致淮河以北地区空气中悬浮颗粒增加的原因。

煤冬

2013年1月31日北京大雾。2013年1月31日北京大雾。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宏彬是参与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他说在寒冷的中国北方，冬季供暖是产生高排放量的主要问题。

他说：“中国北方依赖烧煤提供中央供暖。这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烧煤供暖是造成南北两地污染程度差异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研究显示，淮河以北地区，过量的燃煤使得煤灰、煤烟和其他空气悬浮微粒的总量增加了55%。

李宏彬说：“一般来说，暴露在每立方米超过100微克悬浮物的环境里，人会减少3年的寿命，增加14%的死亡率。”

淮河分界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政府就在北方寒冷的冬季期间免费分配锅炉用煤以供暖气。在那时，南北分界线依照淮河而定。淮河则是流经中国中心地区的河南、安徽、江苏的主要水路。

迄今为止，这条分界线依旧没变，中国依旧靠烧煤来取暖。 数十年来，除了提供中央供暖， 煤也使得政府领导的重工业在北方各省得以兴盛。

健康影响

这个星期的报道是敲响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对健康造成影响的最新警钟。

中国环境保护部上个月发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报告说，113个主要城市中只有27个达到了政府在2012年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个报告称约35万到40万人每年因为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北京全球村非营利组织的王新朝说，中国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关注于空气污染问题，并做好准备采取行动保护他们自己的健康。

虽然中国依旧严重依赖于煤，尤其是在冬季供暖方面。她说，“燃煤不是很有效率，但是因此产生污染却很明显。 普通市民需要对此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问题给了当局一个解决问题的信号，王新朝确信当局将会被迫采取行动。

她说：“空气污染对城市生活影响之巨大，使得从今往后我们只能看到改善的进程。”

中国6月份贸易意外恶化

美国之音
07.10.2013

华盛顿 — 中国公布的6月份贸易数据意外恶化，进一步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疲弱。

政府数字显示，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百分之3.1。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市场做出的出口同比增长大约百分之4的预期。进口额也大大低于预测，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百分之0.7。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跃升7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对外贸易正面临“严峻挑战”。他说，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疲软、劳动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更加坚挺是对外贸易形势恶化的原因。

由于政府打击出口商提供错误数据，6月份贸易额增长趋缓属意料之中。错误数据造成今年年初的贸易数据失准。

中国政府预料到贸易增长减慢，原因是政府试图将依赖出口的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不过有些分析师认为，最新贸易数字可能促使中国政府临时改变方针，转而鼓励贸易增长。

中国经济正在试图从长期减速中反弹，此前它经历了30年强劲增长。中国去年经济增速为百分之7.8，是13年中业绩最差的年份。北京为2013年制定了适度的增长目标，GDP年增长百分之7.5。

马英九：勿低估人民对统战判断力

（中央社记者黄名玺台北10日电）总统马英九今天说，大陆统战也许非常绵密，但不要小看台湾人的抵抗力，也不要低估台湾人判断力。

马总统下午接受壹电视专访，主持人询问，中国大陆对台湾统战就是要做到入岛入户入脑，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后，对台湾宣传与影响力大概无孔无入、无所不在。

但马总统反问，政府没开放大陆出版业与媒体来台，大陆怎么可能做到无孔不入？

对主持人提到大陆网球选手彭帅表示，不认同台湾是一个国家，马总统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没有问题，从1912年开始就是主权独立国家，“她不承认都没有用”，这是个事实。

马总统表示，大陆统战也许非常绵密，但也不要小看台湾人的抵抗力。两岸交往20多年，有因为大陆统战而相信大陆所说的一切吗？不要低估台湾人判断力。

港报:李作成掌成都军区 七大军区高层调整完成

李作成（资料图） 任东 摄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解放军近期进行新一轮将领调整，涉及多位大军区级高级将领。其中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作成升任司令员，标志中共十八大之后七大军区高层调整完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宋普选晋升国防大学校长，执掌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总后勤部、武警部队、海军也有多位高级将领履新。

　　七大军区主官中，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是2009年12月上任的，其余五大军区包括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都是十八大前夕履新的。

　　成都军区原司令员李世明年满65岁退役，副司令员李作成扶正，标志大军区层面“40后”退出历史舞台，新一届中央军委指挥下的七大军区新阵容正式形成。

　　李作成生于1953年10月，曾是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率领全连官兵与敌血战26个日夜，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尖刀英雄连”，李作成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1982年中共十二大，刚刚29岁的李作成入选十二大主席团成员。其后逐级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2008年，李作成由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次年晋升中将。

　　报道还表示，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中将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遗缺由驻重庆的第13集团军军长许勇接任，跻身副大军区级行列。许勇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首位率部挺进震中映秀镇的将军。值得注意的，现任成都军区政委刁国新曾任13集团军政委，二人此次再度搭档。

　　另一项引人关注的调动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宋普选中将升任国防大学校长。现年59岁的宋普选曾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第54集团军军长，2009年初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此番进京履职，成为国防大学成立以来第七任校长。

　　大公报报道称，其他副大军区级的调整还包括：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刘生杰少将升任副政委；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于建伟中将转任副政委，后勤部政委姚立功少将继任政治部主任；武警副政委崔景龙中将退役。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王华勇少将升任东海舰队政委。

　　此外，多个省军区主官换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龙福少将调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何卫东少将调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原任孙心良少将任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福建省军区参谋长熊安东少将升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原任郑水成少将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中新网7月10日电)

美媒：中國整頓銀行 斷地方金源

（中央社台北10日電）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6月斷然拒絕挹注市場流動性，顯然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授意，目標就在阻斷地方政府浮濫資金的來源，使實體經濟獲得真正的活水。

先前亦有海外媒體認為，大陸央行整頓金融市場，意在執行高層命令，意即落實「盤活存量、用好增量」，而目標瞄準資金過於浮濫的國有企業。

華爾街日報指出，大陸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飆高，使外界認為中國的「雷曼時刻」即將來臨，但危機很快過去，拆借利率7月迅速回落至5%水準。

報導認為，大陸央行的直接目標似乎是遏制中國的影子銀行系統。影子銀行的產品包括監管程度較低的產品，以高收益吸納儲戶存款，轉手提供資金給次級借款人。

但影子金融的資金穩定性低，對流動性非常敏感，必須靠不斷流入的新資金來支付到期債務。銀行要不是發行理財產品籌集資金，就是從口袋滿滿的國有企業處獲得資金。

報導分析，大陸央行並非獨立機關，因此，關閉信貸閘門的命令一定直接來自中共政治局。央行的突襲可以視為領導階層為提高經濟效率而祭出的重拳。

如果大陸當局無法收服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經濟改革就無法上路，因此當局的目標應在切斷既得利益集團的金源以逼其就範。

報導分析，收銀根將帶來很大的附帶損害，例如中小民營企業資金受限；同時，如果不能徹底改革地方政府，那麼只要這次打擊的餘波散去，故態很快就會復萌。

占领中环声势渐大 传中央改变策略 政改咨询或提前

香港几十万市民上街参加七一大游行要求真普选 (美国之音海彦拍摄)

谭嘉琪

从本月七一大游行后，香港争取普选占 领中环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民调显示， 更多港人支持争取普选占领中环运动。更有消息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提早进行香港政改咨询，以减弱占领中环运动的影响力。另外，泛民主派人士在星期三提出了 三个2017年普选特首政改方案，并计划在香港各区宣传，带动公众讨论。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本月3至5日访问了一千多位香港市民，了 解他们对占领中环运动和特首选举方案的取态。调查结果显示，从今年4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时间，有更多香港市民对占领中环行动表示支持。这段时间港人对该行 动的支持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32%。相应的，对该行动持反对意见的港人所占比率下跌了5个百分点，将至46%。而表示一般支持和不清楚的，分别约占 13%和9%。

数据显示， 越年輕的受访者越支持占中运动，相反年纪越大的越反对。18到29 岁的受访者中，有41%表示支持，31%表示反对，22%表示一般支持。而在5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支持占中运动只有27%，一般支持有9%，反对的则有54%。

中文大学政治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嶽指出，今年7月1日 七一大游行催谷更多香港市民考虑用新的方法争取普选，加上较多人开始认识占领中环的理念，和港府近日出现政治困局，让港人感到港府管治没有出路，因此有更多人支持占中运动。他估计，未来占中的正反立场比率会继续拉近。

 ＊中央或提早政改咨询＊

据苹果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近日首度在北京开会，讨论香港当前面临的问题。该消息说，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央政治常委张德江有意提 前进行香港政改咨询工作，以缓和占领中环的影响力。消息人士指，中央政府原来打算在明年初开展政改咨询，但因为占中运动获得香港社会各界共鸣，估计运动会 给香港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决定提前咨詢。

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庭对美国之音说，七一大游行后有许多媒体详细报道占中运动，尤其是电子媒体，市民对事件的内容认知深度比以前高。他们还发现，当市民对占领中环运动认知深度越高，占中的支持率也会越高。

戴耀庭说：“我不肯定他（中央政府）会不会如报道所说那样会提早咨询，但我相信由七一之后所看到的一些信号，他们是看到占领中环的声势是慢慢形成，我想这也无可避免他们会改变他们的策略。”

 ＊民间学者顾问团公布特首普选建议方案＊

由泛民和香港学者一同组成的真普选联盟学者顾问团星期三公布了三个均設有提名委員會的特首普选建议方案 ，声称方案符合基本法。

方案之一是在原有的一千人提名委员会上多加400个民选区议员，参选人若获得十分之一的提名委员会委员支持，或7至8万登记选民的支持，便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

第二个方案是把全港划分為20区， 每区选出20个人來組成400人的提名委员会，若參選人得到十分之一提名委员的支持，便可成為候選人。

第三个方案是建议由全体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组成共500人的提名委员会，並接納公民提名。

亲北京的自由党党魁田北俊表示，要待港府展开咨询后，才会就真普选联盟所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表态。不过，他认为公民联署提名的建议不符合基本法。

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真普选联盟的方案不符合基本法，认为提名委员会要有广泛代表性，靠人海战术的做法并不符合基本法。她还表示，如果靠人数多寡决定提名，未必能选出一个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叶檀：如何第二次拯救银行？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银行需要第二次被拯救。
   
    　　第一次银行危机出现在2003年前后，地方政府与国企改制甩包袱压垮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最后通过开放、卖股、境内外上市解决危机。第二次银行危机就在当下，虽然银行资产负债表很亮丽，但银行通过股市融资、贷款、利差的盈利模式无法持续，以
   
    至于无法承受6月短短一周3000亿元的资金压力。
   
    　　这次银行危机是隐性的。以鄂尔多斯为例，这个2012年财政收入375亿元的城市负债2000多亿元。除了拖欠企业款项外，银行数百亿元贷款 没有着落。压力的另一头来自于行业，当光伏行业全面溃败，仅国开行就提供了2000多亿元的授信，这些贷款曝光坏账需要4到5年的时间，但业内人士知根知 底。熔盛重工等企业也要求政府援助。
   
    　　即使是情况较好的汽车行业，除国有大型企业如东风、上汽之外，一些民营企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从重工装配行业到汽车行业，通过按揭贷款、生产商担保贷款、票据融资等方式，拉长金融杠杆，比实际所看到的要长得多，甚至到达房地产高峰期9倍左右的杠杆率。一旦出现经济下行，三角债关系纠缠不清，政府、银行、企业与民间借贷将如一团乱麻。
   
    　　此次拯救银行祭出的法宝是盘活存量，资产证券化。
   
    　　银行不可能从日益低迷的股票市场得到资金，银行扩股、发行可转债、次级债补充资本金的方式一用再用，已到极限。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撰文指出，据 测算，如果5家大型商业银行保持现有的增长水平和内源融资比例，2014年将首次出现资本缺口405亿元，2017年资本缺口累计将达到1.66万亿元； 如果利润在现有水平上下降30%，则资本缺口在2014年达3836亿元，在2017年则累计达2.82万亿元。必须指出，这是不把理财等产品纳入表内的 保守估计，如果把20万亿元 （有的预计更高）资产放入表内，那么银行就得继续补充2.4万亿元的资本金，是银行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从股票或债券市场外源性输血的方式不畅通，解决银行业危机的方法无外乎以下三种：一是缩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国内的银行可以回购股票，银 行目前股价纷纷跌破净资产，正是回购的大好时机，除非这些数据值得怀疑。但银行贷款规模下降，恐怕靠银行信贷支撑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等，会很快“鄂尔多 斯化”，这种壮士断腕的方式经过6月的钱荒后，不可能再次启用。
   
    　　二是增加银行的盈利，用净利润补充资本金。这当然是内部建立造血机制的最好办法，但考虑到银行最赚钱的日子已经过去，目前正在面对利率市场化、汇率国际化、贷款风险上升的大考，这条路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第三条路就是借助市场力量，实行资产证券化，银行不必真正缩减规模，但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把风险与收益让渡给投资者。还记得次贷危机 前的美国银行吗？各大投行忙着把银行与“两房”的贷款分割成风险等级不同的证券，卖给全球的投资者，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卖给南极的企鹅。
   
    　　资产证券化是挽救眼前危机的良方，银行出售资产，获得收益，成为投资者与资金需求方的中介机构。但是，如果不能建立真正的风险定价机制，资产 证券化将成为比次贷更可怕的庞氏骗局，一味转嫁风险，没有利润来源，比在银行欺诈老年人的保险产品更恶劣。如果大规模出售恶劣的理财产品，投资者的疯狂完 全可以想象，已有的几例投资者理财产品维权案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有真正的风险控制与风险定价，如果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识，无论是股市、债券衍生品还是资产证券化都是有益的创新。如果每次都为救急，缺乏风险控制手段匆匆推出创新工具，为投机者与造假者大开方便之门，那么，开辟一个市场就会毁灭一个市场。
   
    　　挽回资本与货币市场信心，是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希望，资产证券化不要重蹈股票市场的覆辙。

破解孪生素数之谜的张益唐博士纽约答问录

    说明：6月8日下午，在祝贺张益唐博士破解孪生素数之谜的聚会上，张益唐除了发表讲话外，还回答了朋友们提出的很多问题。现根据录音将这些问答整理成文，发表如下。

    王军涛：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北大毕业的，你觉得北大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益唐：从本科来讲，北大养成了我严谨的（作风），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如果还是按照北大原来那种教育方式（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教育方式是好还是坏， 杨振宁说好，丘成桐说不好），我认为如果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显得有点太陈旧了，可能跟不上新的东西。因为北大是强调那个传统，你要把基本功打得非常非常扎实，这个东西我不否定，这是对的。但是你过于去弄这种，现在数学这几十年发展突飞猛进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打不完这些基本功。我承认我在做这个的时候，也有一些很新的东西in my paper在这里头，那是最后两个引理，实际上我是很晚才补上的。在数学研究里，有的时候并不是你要告诉这个结果，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看是怎么证明的，这可能跟技术物理还不太一样啊，有时候你要是对它有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它的意义在哪里，你怎么去用它。我觉得中国至少原来的大学教育（现在的我不敢说）在这方面是比较缺的。

    西诺：最近有个评论说，你在证明这个数学难题时用的是经典的证明方法，而并非是最新的数学技术，请问你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呢，在这方面你是不是有自己另外的想法呢？

    张益唐：这个取决于问题本身，看它是属于什么范围里的问题。你能够引进新的方法当然也好，但要看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而不是换一个新办法。这种东西用这个办法解决是有效的，但是你换另一种办法可能根本就用不上。另外他说我用的是经典的办法，其实这不对，我刚才提到在我证明最后一部分其实用的是很新的东西，前面大部分都是经典的，但最后一部分用的很新，而且是从完全不同的学科引过去的，那学科叫代数几何Algebraic Geometry，这个问题本身是数论领域的，但我用的别的东西。

    HL先生：我在网上看到，你早先的博士论文是做代数几何的（张：对）。你刚才说的经典的那些是指筛法吧，（张：对）我原来记得在陈景润做1+2时， 魏伊说这达到了筛法的顶峰。但你的结果说明那还不是顶峰，你能把筛法加上后来的代数几何。

    张益唐：这要看是怎么评论了。因为这个问题跟陈景润所做的，尽管很相近，一个孪生素数，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但treatment还是不一样

    HL先生：也许你所做的意义更大，难度可能各有千秋。但你等于是证明有这回事，让大家不要做了，以前都没有这个具体的数值，现在有了七千万这个数，至于能不能压到2是另外一回事。

    张益唐：是的，有这回事，有个七千万了（指素数对的差距已缩小到此）。但能不能跟他比，我想按中国人说法就是见仁见智吧，我自己不能说做的比他（指陈景润）好。

    陈小平：我脱开数学问个问题，看报道说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了。刚才听胡平说，你除了数学以外，还有很多非“书呆子”的爱好，那么在此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消失了呢？

    张益唐：那段时间的事其实报道中有提到，谋生的问题暂时在那里。至于消失的话，其实在我这次出来之前，（名字）上网、上自然杂志以前，我和过去很多同学没有联系，没有时间也没心思。但现在一上了网，他们当然就找到了我。所以像这种报道呢，上海文汇报比中国青年报早两天在 5月16号抢在前面报道了，讲的基本上还是符合事实，但是很多细节似乎有出入，我也不会去解释，也解释不过来。

    李进进：提一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读中文报道对你解答的问题所做的解释，不易看，可是我看胡平转给我的一篇关于你的英文报道，虽然很短但解释的很清楚。我自己也曾反思过中国的文化传统好像和现代的数学不搭架的，没有桥梁。我和儿子讨论，中国语言上也不可能和现代数学有关系，也不可能解决现代数学的问题，但我觉得假如中国的文化、语言都和现代的数学没有关系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中国人的头脑可以达到今天数学的顶峰？

    张益唐：我只能说前一部分是个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没有产生（现代数学的因素），中国有古代数学，比如说代数，就是算，很实用。但是中国从传统上，古代数学方面根本没有产生过像古希腊那样辉煌的成果。比方说，历史上第一个研究素数的是欧几里德Euclid，他就是能够证明，用反证法，证明存在无限多个素数。我很怀疑在中国古代数学里有没有素数这个概念。再比如勾股定理，西方叫毕达哥拉斯定理Pythagoras Theorem a^2 + b^2 = c^2\!\,,

    毕达哥拉斯是把这个定理证明了，而且据说他证出来之后杀了一百头牛来庆贺。中国有勾三股四弦五这句话，但好像没有人把它作为定理证明出来。中国文化到了后来可能与政治制度有关系，聪明人都去考科举，学而优则仕去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没有产生很辉煌的数学并不等于中国人就不适合搞数学，这是两回事。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最早搞高等数学、微积分的是比华罗庚还要早一辈的姜立夫、熊庆来，他们只是到美国、欧洲接受了我们现在大学本科一般的数学教育，回国后中国也有自己的数学教育了，很快下一代就有一批中国人，在数论就是华罗庚，在几何学是陈省身，马上就表现出在世界上他们是第一流。日本也是这样的，明治维新19世纪后半期以后也是派出一批最优秀的人学习现代数学，后来就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所以一个民族有好的数学传统的话，对数学会是一个推动，而且推动力会很大。但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民族原来缺少数学传统的话，并不能推出以后一定出不了大的数学家。

    张菁：你是中国民联最老的成员，我非常荣幸今天看到这么多民联的老成员在这里，前主席徐水良也来了，这很少见。我的问题是，你对中国民主运动还有什么兴趣去关注，你对中国民联有什么寄望吗？

    张益唐：第一，我不是民联很早的成员，不算太早，1989年那时加入的；第二，我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我的政治理念不会改变，也不会因为大陆不管是捧我还是怎么对我，我的基本理念不会改变。至于具体参与，因为现在我也很长时间没参与了，我想将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参与。

    （众插话：还是好好去做数学。）

    金钟：您有没有可能在三分钟之内用中文再给我们说一遍，您这次解决的数学难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益唐：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素数，它是只能被它自身和1整除。我证明存在一共有无限多素数对，他们之间的差呢不会超过7千万。

    杨巍问：你以后有没有这样的研究方向，就是把这个数（素数对之差）再缩小，因为它有下限是2嘛？

    张益唐：关于我的办法，我在论文里不断用considerably reduce，就是还能再缩小很多很多，这是肯定的。我自己也试过，就是我这个办法到底能减到多少，但最后太复杂了，我太累了就算了。但仅限于我的办法是不可能减少到2的。具体能减到多少呢，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王军涛：你今天能不能也提出一个猜想？

    张益唐：没有猜想，但我倒是有个现实面对的问题，怎么样能出名了后还不受干扰？

    王军涛：胡平刚才已经讲了，你有这个素质。

    李进进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张益唐：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纯理论性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Google 请我到纽约大学去讲，我不敢接受，就是怕他们问我这个证明有什么实用价值。这样纯理论性的问题我现在觉得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张先生：几年前我们在胜平家聚会时，你跟我说你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你现在对孪生素数猜想的解决是你顺带写出来的吗，还是你当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张益唐：我其实是一直在做两个问题。孪生素数想了很久没做出名堂，但去年夏天当我觉得能做出来以后，我觉得应该把别的问题先停住，因为这个问题毕竟只差了一点点，如果让别人先做出来就可惜了。我现在希望回到我原来的问题上。

    张先生：数学家总是不公开说自己在做什么研究，在写安德鲁•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书中我看到说他突然失踪了，不让别人知道他在研究那个问题，我想问数学家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张益唐：这就是要concentration不受干扰。比如，像我是装模作样已经做出一个结果，就有人会盯我，你要做什么，下一步是什么，我只能说sorry,I don’t like it, I may not mention.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这很正常，除非你想跟别人合作。如果你就决定单独做而不是合作的话，就不要让别人知道，否则的话噪音会太多。我想数学是这样，别的学科我不知道。

    王军涛：你在做出这个结果之后，获得这么多赞誉，你自己内心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张益唐：我觉得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我刚才说为什么高兴：为我能解决它而高兴，为它能很快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第三就是正如普林斯顿的教授Peter Sarnak所说以前离这个证明只差头发丝一样短的距离，几年前很多人都想做这个问题，但几年下来别人都give up了，但我坚持下来了。我为这三点而高兴，而不是为任何其他事情感到高兴，比如名利双收等，别人问我，我就说这本来就不是我要的东西。

    西诺：现在有没有大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你回去做研究？

    张益唐：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等。（追问：那你的打算呢）短期内我不会回去，也不会全职回去，这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原来我也知道大陆学术界的一些状况，很多人也在批评那些问题。 “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我现在出了名，好像也在江湖里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才知道，我回去啊，有些事情不是说我不想去卷入，怕引起人事纷争，但我要回去了，不想卷也跑不了纷争。我在国内时的硕士生导师也在为我想，他说的不那么直接，但我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了。现在有北大、清华、中科院数学所，那我回去就有一个问题，演讲的第一站选在哪里？到北大，清华不高兴；到清华，北大不高兴。但从我原来学校来讲，supposed我应该先回趟北大，是母校嘛。 有些派系纷争，我这里也不好说，了解不深。在美国，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NPR已经报道了我，剩下报道的一般是科普杂志，所以在美国我觉得我还是我。但回了中国大陆，我就不是我了，为什么说这个话呢？顺便说一下，前几天丘成桐教授他要拉我回去，他在中国和清华合办了研究所，所以他是清华的。后来因为签证上一点误会什么的，本来时间也很紧，我就没有回去，但是后来我想幸亏没回去。清华来人说给我回去的接待是以最高科学家规格，要走贵宾通道。我说给我买经济舱的机票就好了，他说这一次要商务舱，然后由副校长到机场迎接，住清华最高档的宾馆。给我看他们排的schedule，今天跟校长晚宴，明天下午在某某大概是最高的演讲所做演讲。我看了就想一个问题，我要演讲，你给不给时间让我准备啊，如果整天就是吃喝的话。我还是我，如果我过去说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那现在还不是我想要的。我不需要高官厚禄之类的东西，那对我不重要。我希望能静下心来，我有我自己的时间。但我回国的话，可能一出机场就会被记者围住，我对此有顾虑。

    魏碧洲：一个道歉，然后一个问题。先前《世界日报》的报道把你的名字写错了，英文名字上应该是Y开头，结果写成T开头。按照美国学校现在的研究范例，你有这样大的publication，那你在New Hampshire待一阵子后有没有考虑换学校？或者说别的学校会用更好的条件来请你？当然在做数学，不像跟做化学、生物科技一样需要更多的经费、设备、人才，你是单枪匹马的，那你觉得是不是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比如普林斯顿请你的话，你会考虑这样的异动吗？

    张益唐：我会考虑的。因为这个成果出来的时候已经是5月份了，从财政年度来讲，各个大学已经把下一年的排定了，很可能明年会来很多offer，我会考虑。但是我做这些其实还是自己一个人做，还没有找到很好的partner跟我合作，也许这是我的个性。看什么地方对我做学术有利，我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于大海：很高兴见到益唐，首先是祝贺你的成就。前几年有一个俄国的数学家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解出了庞加莱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然后他也不接受任何奖金、荣誉啊，他说数学界不公平。想问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张益唐：我不清楚他说的这个数学界不公平是什么意思。我以前看到他为什么不接受解决庞加莱猜想的奖金、荣誉，是说他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教授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这方面也做过很多贡献。汉密尔顿是研究 Ricci flow的，与微分方程、几何有关，他研究了近20年，其中丘成桐也起过作用，他见到汉密尔顿后说Ricci flow可以用来证庞加莱猜想，汉密尔顿去做了但最后的关键地方卡住了，一点都做不动了。佩雷尔曼就是一个人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做了好几年，我和他有点像，他一个人最后做出来了，就把结果放在网上提醒他的朋友去注意这个，于是轰动的不得了，他被请到美国来，在波士顿的MIT、纽约大学、Princeton都做了演讲。可是他个性也许是孤僻，有记者对他拍照时用闪光灯，他就说别照别照，有人问他庞加莱猜想有没有实用价值，他听了勃然大怒，怎么会有人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后来他受不了了，就回到俄国，拒绝国际数学家大会和克雷数学研究所(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给他的奖，他和谁都不联系，也许现在做黎曼假设呢。

    王军涛：你觉得数学研究跟年龄有关系吗？

    张益唐：Depends. 传统说法是，数学研究是年轻人做的，过了一定年龄就不能做了。但是现在的趋势有点不一样了，十几年来最好的几项数学成果，比如费马大定理、庞加莱猜想的解决者都不是很年轻。现在的数学越来越难，如果不是全神贯注投入很多年，很难的。传统的话，你看20世纪最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庞加莱（Poincare）他们从未停止过，五六十岁时照样做（数学研究）。这可能也是看人。

    陈小平问：看一些资料，你在关注三个问题。你的博士论文是做雅可比猜想，现在孪生素数猜想你取得突破，还剩下黎曼猜想。那你在雅可比猜想以后会取得进展吗？

    张益唐：我只能说我做的同黎曼假设有关，我有可能会转到别的问题上去。

     ＊  ＊  ＊  ＊  ＊  ＊

    胡平介绍德比夏尔（John Derbyshire）：著名的作家，其著述题材广泛，涉及政治、历史、科学、还有中国，体裁多样，小说、传记，政论都有。关于素数领域，他写过《素数之恋》(Prime Obsession) , 赢得美国数学学会首届欧拉图书奖,2008年翻成中文，也广受好评。他对中国、对民运也很关心，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病逝，2002年1月3日他就在美国著名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表文章，向英文读者介绍王若望先生并给予高度评价。现在请他讲话。

    德比夏尔：谢谢.对不起，我说中国话说的不太好，都忘了，所以我说英语。

    谢谢为我的数学书做广告，我希望能尽快再写一本。不过我有一本小说《来自太阳的火》马上就能在Kindle上面世，这是关于以前的民主运动和活动家们的。但我要提醒你们，这部小说很长很长，因为我把我所有的兴趣都融入其中，包括数学、华尔街、意大利歌剧及中国戏剧，还有西藏等其他我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这部小说很长但会很好看。小说名来自一个古老的希腊传说，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而受到惩罚。

    好了，我不能再为自己做广告了。作为一名数学专业的老毕业生，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同张教授坐在一起。虽然在数学领域很难取得重大进展，但张教授取得了卓越的优美的成果。如果你们看他的论文，就知道他向我们表明存在一个小于七千万的数（来解决孪生素数猜想），我们实际认为这个数应该是2，所以如何从七千万压缩到2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比起另外一个类似的难题来说，这段路不算最坏的。在数学的另外一个领域也有一个很难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存在一个数字，葛立恒数（Graham's Number） ，这个数字如此巨大以至于难以用语言形容，但我们相信实际答案应该是6，所以与之相比在数学界张教授的工作不算最坏。再次恭喜张教授取得非凡成就。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很高兴同一些老朋友再见面，我们20多年前就相识可后来失去联系。

    德比夏尔：Thank you very much.对不起，我说中国话说的不太好，都忘了，所以我说英语。Thank you for advertising my mathematics book. I hope to have another one coming out soon. And I also have a novel which will appeal to the old democracy movement and activists called “Fire from Sun” which you can get on KINDLE. But I warn you it is a very long novel, because I put my all obsessions into it, including mathematics, Wall Street, Opera (both Italian and Chinese), and Tibet, several other of my obsessions all in the novel which makes it very long , but it’s very good. The name is “Fire from Sun”,从太阳来的火。It is from an old Greek story about God, about Prometheus who stole some fire from sun and was punished for it. I don’t want advertise myself.

    It is an honor for me, an old math major to be sitting here with Professor Zhang .He just does a remarkable thing, wonderful thing,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al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much progress.

    If you understand his paper,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he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a number, which solved this problem, and the number is less than seventy million, actually we all believe that number is 2. So we have some distance to go, from seventy million down to 2. But that is not the worst situation in mathematics. There is another difficult problem in a different area of math, and we know there is a number that solves that problem. But the number is so big you can’t even express it, beyond millions, beyond trillions. It has a special name,  Graham's Number , a very very big number. But we actually believe that the tru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6. So this is not the worst case in mathematics. But it is marvelous achievement. I congratulate Professor Zhang, it is an honor to be here with him and it is very happy to make some old friends who I have known for twenty years or more, although we lost in touch.

    It’s pleasure to be here. Thank you.

中国经济数据越发不可信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7-09

外界一直抱怨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靠。周末期间，我们又有了一个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新理由。

中国在月度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报告中暂停发布特定行业分项数据。据彭博新闻(Bloomberg)报道，中国最新公布的PMI报告中缺少出口订单、进口和制成品库存数据。中国政府在报告中并没有解释这几项数据消失的原因。上周晚些时候，一位中国官员曾含糊地表示，信息量太大，根本来不及消化。

一位接近中国的观察人士则给出了不同的理由。

Geostrat的Robert Hardy在其时事通讯中写道，中国两年来一直在推动国内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但转型过程步履艰难。

Hardy称，PMI报告中关键经济数据的突然消失与中国政府试图动用直接的政策工具抑制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不无关系。影子银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领域的产能过剩局面，这有悖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中国最近出现的钱荒事件应该是政府整顿影子银行的结果。

Hardy写道，中国政府将动用直接的政策工具来解决影子银行系统对地方融资平台大规模放贷的问题，同时解决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政府对可能的后果似乎并未多加考虑。

加之在全球经济放缓、尤其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欧洲经济低迷之际，中国外贸出口滑坡，所有这一切使得市场对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的预期愈发趋于一致，即第二季度GDP增速将放缓至7.5%左右。

长期以来，外界一直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我们注意到今年3月份的出口数据就与来自中国贸易伙伴国的数据有很大出入。而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更难做出准确判断。

Hardy称，中国的经济数据将更加不可信。

当局再显强硬 僧侣庆祝达赖喇嘛生日遭枪击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于 2013-07-09

分管宗教和少数民族事务的俞正声是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习、李和张德江。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周二（7月9日），他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调研时表示，"为了国家统一和藏区发展稳定，必须旗帜鲜明地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而与此同时，同情藏人的海外人权组织发布消息称，四川藏区发生僧侣因庆祝达赖喇嘛生日而遭安全部队枪击的事件。

　　俞正声："中间道路"违宪

　　俞正声在甘肃视察时指责达赖喇嘛分裂中国，"既违背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背离了藏传佛教的传统"。此外，俞正声还抨击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中国宪法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对立"，并要求"教育引导"藏传佛教界人士在政治上同达赖喇嘛划清界限。

　　中国政府一直谴责达赖喇嘛进行"分裂主义活动"，而自1959年便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则多次声明并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要求获得真正的自治权。

　　俞正声作出此番表态之前，外界一度猜测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可能会在对待西藏和达赖喇嘛的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路线。

　　此前曾有消息称，中国官方解除了一项禁止西藏僧人悬挂达赖喇嘛法相的禁令，但随后这一消息又遭到否认。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薇6月份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建议中央政府应与藏人进行"坦诚、真实、建设性的对话"，甚至提出可以"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将来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

　　这些说法曾让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是中共放松对藏政策的信号，但俞正声最近的这番表态让以上分析显得似乎过于乐观。

　　高压政策下 藏人抗议依然不断

　　尽管中国境内藏区安全措施严密，但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抗议和反抗行动仍在持续进行。除了连续发生自焚事件之外，最近又传出安全力量对僧侣开枪的消息。

　　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ICT）表示，上周末，四川藏区道孚县的多名藏传佛教僧侣举行仪式庆祝达赖喇嘛生日，遭到警方开枪镇压。尽管中国当局打压藏人一向毫不手软，但开枪镇压却也并不多见。

　　按照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说法，周六，道孚警方阻拦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僧人，并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向人群开枪并使用催泪弹，造成两名藏人僧侣头部中枪，另有多人受重伤。至少20人在事发后遭到逮捕。

　　甘孜地区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对这一事件毫无了解。道孚当地警方和宗教事务当局则对法新社表示"查无此事"。中国外交部在否认这一消息的同时再次指责达赖喇嘛利用其生日的机会从事"分裂活动"。

　　2009年以来，已有至少119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统治，大部分自焚事件发生在四川、甘肃和青海境内的藏区，而不是西藏藏族自治区之内。大部分抗议者最终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