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执政党，中共还能过几个生日？

——写在中共建党九十一周年之际


今天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的第九十一个生日。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不禁要问，中共作为执政党到底还能过几次生日？因为，当今中国的社会越来越不容专制和强权，当今中国的民众对中共的统治越来越不满与不认同。因为，中国社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机和遭遇不测，大陆民众随时都有可能愤然而起而发动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寿命到底能延长多久，完全取决于中共自身：是顺应民意启动政治改革，还是坚持暴力维稳和强化专制。改革能延长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寿命，维持专制则会令中共短命和永远被赶出政治舞台。


变革势在必然

如今，在一党专制政体下，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和尖锐：官员腐败登峰造极，社会空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公民自由和权利日益减少，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毫无保障，等等。这些由中共体制制造出来而又无法解决和减缓的问题和矛盾，激起大陆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和愤怨，使中共在民众心目中失去其执政的合法性，并促使愤怒的民众起来公开地反对中共的制度与政策。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形式已经不再为大陆民众所接受和认同。

中共制度性的问题，同样引起了中共体制内一些力量的反弹。从中共党的内部到大陆经济界、文化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现行制度及政策提出了质疑，并要求中共考虑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向民主宪政方向发展。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未来良性的发展，不能靠中共现行的一党专制体制，而只有在一个多元和民主的体制下才能得到实现。这些推崇自由和民主的力量，在中共党政军各领域也越来越有其市场和影响力。

现在的中国社会及民众就像一堆干柴一样，只要有一丁点火星，就会迅速地燎原起来，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中国社会的变革势在必然，中共想回避也无济于事。中共体制的弊病、由此造成的各种矛盾的积累、民心的背弃和社会的动荡等现实，迫使中国大陆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制度性的变革或剧烈的社会革命。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共如果想要多过几个生日或延长其寿命的话，那就得顺应民意和尽快启动政治改革，离开迄今为止的暴力维稳和坚持专制的道路。

暴力维稳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动乱与不安，一党专制只能制造出贪腐、暴政和社会的不公。中共三十多年经济自由改革和政治专制保守的实践，制造出了一大批像薄熙来和王立军等暴戾恣睢与贪得无厌的“新权贵”们。中共长期采用的高压维稳政策不仅没有吓到民众和稳定社会，反而造就了一大批像陈光诚、李旺洋、胡佳、秦永敏、艾未未和刘晓波这样的义无反顾的维权和异议人士，反而激起了如重庆万盛与双桥、香港及广东中山等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或暴乱。专制没有出路，高压和强权政治挽救不了中共的现行政权。

现在，中共还有机会改弦易张，还可以采取主动，在人民革命到来之前启动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推行民主政治，从而获得中国社会与民众的认同，和加入到民主竞争的程序中去，最终成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人民是会欢迎一个敢于改过自新和真心推行政治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

对于中共来说，由专制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已早有“前车之鉴”和可以效仿的模式。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以及台湾中华民国的民主改革，都是值得中共借鉴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国民党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制度转型实践，尤其值得中共高层的借鉴和参考。蒋经国先生当年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推动政治转型，将一党专制变成了多党民主制度，使台湾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得到了良性的发展和走向稳定。不仅如此，国民党不仅没有因为民主改革而消亡，反而继续和重新成为了执政党，并获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推举，延续了其寿命。

中共高层不乏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蒋经国式的人物。问题是，这些权力人物是否有足够的魄力和胆识来推动政治改革。如果他们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推行政治民主化，想必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及中共党内的大多数人都会立即起来响应，共同与之去结束中共现行的专制体制。中共具有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一切资源和条件，缺的就只是真正的勇气和果断的行动。

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延长中国共产党的寿命。维持专制绝不会有出路，反而只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要想多过几个生日，中共就得尽快地告别现行专制政体，推动民主转型。从这个意义来讲，希望中国共产党今后能够多过几个生日，最终能成为中国未来民主社会的一分子。识时务者为俊杰！

彭涛來稿

党校刊物批维稳：18大政法委降级使用，不入常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最近发表文章，文章引述习近平负责的中央党校出版物最近批评政法委对维稳的处理，指向了周永康。该文作者认为，中共总书记收回对维稳系统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周永康的职务降至政治局（委员）一级。

     　　周五（6月29日），《外交学者》发表的题为《周永康的继任者（Zhou Yongkang´s Successor）》的文章，该文作者Peter Mattis是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的编辑。

     　文章说，中国安全部门总负责人周永康执掌中央政法委这一庞大的安全机构。作为政治局常委的他，据说有着同他的表面上司——九常委排名第一的胡锦涛一样的 高度自治权。但是今年秋天18大我们可能会看到，周的继任者的职位被降级，这也将导致政治局常委其他席位的重新洗牌。 (博
   
     　作者将政法委降级至少有三个理由：
   
     　首先，对维稳压倒一切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让国内安全机构来监督以确保政治社会稳定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于谁说了和做了什么，安全机构监视与控制的越紧，中国人就越感到愤怒。
   
     　其次，传统观点看来，如果要减少政治局常委的名额需要一个强人或截然不同的派系整合才可以做到。胡锦涛不一定能控制其他常委，只有派系的整合才能做出这 一改变。尽管胡与他的继任者习近平一直以来被看成是来自不同的政治势力，但有迹象表明，出于对官员腐败危险的担忧，以及需要改良中共，他们或许已达成了一 致。习近平负责的中央党校出版物最近批评政法委对维稳的处理，指向了周永康。
   
     　这篇《学习时报》题名为《社会管理谁来管》文章提到，政法委已经逾越了它的权限，让国内治理工作产生困难。这意味着目前在国安系统治理下的维稳工作，需 要放在更广的政策架构之下，而不能完全从安全上去考量。中共总书记收回对维稳系统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周永康的职务降至政治局(委员)一级。
   
     　　第三，薄熙来的下台和其带来的有关安全机构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而在改革初期安全部门的工作一向非政治化的。
   
     　此外，文章预测，在周永康退休时将这一职务降级几乎肯定意味着另一个常委的职务也随之降级。因为政治局常委人数需要是单数来表决，这样常委的人数会从9人变为7人。
    
    　　文章分析，不论18大的结果、中央政法委的前景如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被称为第5代中国领导的权力移交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每个入常人选和不同的政策体系的状态都对中共会如何治理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

闾丘露薇：十五年的变和不变

北京的港式茶餐厅越来越多了，不是模仿港式的那种，而是香港人自己来开的。在这些餐厅里面，周围总是会响起粤语；很多时候，都可以听到香港顾客在那里谈论内地人现在是多么的有钱。

这些地道的茶餐厅通常都不大，老板们通常会亲自坐镇打理。我想起上海那家茶餐厅的老板，那应该是两年前，坐在他那家装修的非常六十年代的餐厅里面，他告诉我：在香港，像他这样的餐厅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租金太贵。尤其是大地产商名下的商场，（当然，没有商场不是大地产商的），他们会连接租户的电脑，根据租户的营业状况，来决定加租金的幅度，以及是否要把不赚钱或者赚钱不多的租户赶走。

这样的后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商场，被连锁店占领，占领的结果是垄断，拿超市来说，虽然多了一些品牌，但是这些品牌只不过是同一集团下面的加强版，卖更贵的东西而已。而让市民更无奈的是，这些加强版的超市，迅速地成为唯一的选择。

几年前，新界的一些居民，在facebook上面发起过一个活动，抗议地产商把一家平价的百货公司赶走，取而代之的是专门售卖比较昂贵货品的百货公司。这家新的百货公司，虽然有着一个日本名字，但其实就是这家地产商名下的产业。地产商除了要大小通吃，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为了分流自由行的内地游客，因为在地铁火车沿线的商场，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了，于是地产商甚至开始了这样的服务：在广州深圳等地提供直通巴士，把这些内地购物客带到远离火车沿线的商场。

对于内地购物客来说，到香港购物，不仅仅是名牌，更多是日用品，婴儿食品，柴米油盐，甚至水果蔬菜。我不知道这种改变是从哪年开始的。之前，是香港人北上采购日用品，特别是食品。但是现在，一来内地物价飞涨，很多用品算下来，香港更加便宜；二来也实在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不能放心。至少，香港有严格的产品安全检测，即便是内地供港食品，也需要特供。

几个月前去中环剪头发，已经帮衬那家店快十年了。坐在落地窗前，习惯性的望向窗外，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师傅感觉到我的疑惑，提醒我：“你没有发现，那家健身中心不见了吗？”我恍然大悟，窗外那些乘着午饭时间来健身的中环男女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银行的服务中心。不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银行的铺面，应该是在主街上，怎么沦落到了这里？师傅告诉我，现在，主街完全被金铺占据了，于是，银行搬到了这里。而这里的小店，只能搬到更小的街道，或者变成楼上铺，或者就干脆结业。租金也因此而涨了很多。他都不知道，自己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店，还能够坚持多久。

这样的改变，都是因为自由行。时代广场的电影院被LV取代了——对于自由行来说，多了一个方便购物的地方，但对于香港本地民众来说，则少了一个休闲的去处。

最近一次回香港，邻居告诉我，我们那里的房价上涨了很多，因为一个旅游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住的地方本是香港郊区一个安静的乡村。但现在正在建或许是香港最高的观音像，还会有人造沙滩。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对着观音像的正面。也许对有的人来说，这是值钱的景观，但是对于我来说，无法明白，为何要用人工的痕迹，来破坏原本自然的环境？我甚至可以想象，未来，一车车的大巴士会如何打破这里的宁静，狭窄的两车道，势必会变得拥挤不堪。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这是我们所要的生活吗？我的邻居是环保专业人士，他更加担心，人造沙滩会污染现在清澈的海水。只是，环保团体的声音，能够和地产商抗衡吗？

回归十五年，对于要建设一个怎样的香港，每年特首的施政报告里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描述，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太记得了；提过中药港，好像没有太多的下文；至于数码港，变成了又一个房地产项目而已。倒是特首曾荫权提出要建设向伦敦纽约看齐的国际大都会让我记忆深刻。当时只有一个感想：是不是特首北京去得太多，看到那样快速的发展，于是沾染了同样的毛病？

CNN有一个报道，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越了新加坡以及英国：最贫困的百分之十的人，每个月只有二百多美元的收入；而最富有的百分之十，月收入超过一万七千美元。虽然在香港，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网，但是就连新当选的特首梁振英都公开承认，目前贫困人士的日常生活正在遭遇非常严重的问题。

曾经在铜锣湾街头看过这样一个展览，看看低收入人士和家庭他们的居住环境以及一日三餐可以吃点什麽。对于生活富足的人来说，你可能无法想象，一家三口居住在只有两平方米、被间隔出来的房间里面；你也难以想象，有的人，一日三餐，就是依靠慈善组织的一顿饭，或者是好心的邻居，挂在门口的一袋面包店卖剩的面包。

解决这样的状况，从来都是政府的责任。自由行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最终受惠的依然是大财团。虽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对于大部分香港民众来说，承受的却是这种繁荣带来的物价上升、楼价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而收入的增幅，远远跟不上通胀。

因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也就可以理解社会上的不满和怨气，即便是“蝗虫论”，在这样的声音后面，依然还是对于政府不作为的不满。

一些内地民众批评香港，总是会用这样的理由：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你们没有民主，现在为何叫得那样大声？其实，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了解过香港。香港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个殖民地的标签，却看不到在殖民地的标签下面，香港如何走到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香港人的民主意识，香港对于法制和自由的坚守，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回溯到以前。他们也不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政府的要求，对于自己的权利，对于自己的义务，是如何一点点的认识，一点点的提高，一点点的要求。

其实这些批评者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会理解，每个人都有要求更好的权利，一个社会才会向前，而不是停滞甚至倒退。

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香港，城市的外表变化，当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些地方。这也许让一些执政者感到遗憾，但对我来说，香港的变化已经够多了：新的政府总部，新的立法会，新的地标；天星码头没有了，喜帖街没有了，越来越多富有人情味的小店铺，小街区没有了；讲普通话的人多了，会讲普通话的人也多了。香港变得没有以前干净了，香港人的服务，也没有以前专业了，香港和内地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了。对我来说，只剩下司法，还支撑着这个地方。


作者为香港凤凰卫视记者、主持人

香港回归15周年之日爆发大示威

法广

在香港回归中国、实施一国两制15周年之后，星期天，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向北京表达他们的不信任。对香港进行了三天访问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像过去在7月1日到访香港的大多中国领导人一样，选择在当天中午之前返回北京，以避免目睹香港回归纪念日爆发的反政府大游行。

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参加示威的香港民众，不分男女老少，人数众多，许多民众着装白黑两色，以表达不满和哀悼的心情。领头的示威队伍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面等待的人群还没有迈出一步。一名示威者对记者说，香港的情况正在变坏，港人的权利正在受到威胁。

每年在香港回归中国的纪念日---七月一日，都会爆发规模相当大的示威游行。但今年部分港人的不满特别强烈。除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外，香港物价飞涨，穷富悬殊也是当地人非常愤怒的原因。

稍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日结束对香港的三天访问，于11时30分搭乘专机离开香港返回北京。胡锦涛籍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之际到访。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4届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及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宣誓就职，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中央政府关于支持一国两制模式、港人治港的原则依旧。

据法新社报道，新特首梁振英承诺捍卫保障香港民众公民权的基本法。在两千三百多嘉宾出席的新特首的就职仪式上，中国主席致辞时，会场内突然有1人大声呼出“平反六四”的诉求，但立即被警员带走，其他与会者则为胡锦涛刚刚开始的讲话热烈鼓掌，从而掩盖了意外的喧哗声。

法新社报道指出，北京在15年前提出“一国两制”的模式以安抚香港民心。依照这一原则，香港享有半自治体制，不仅保留了自己的货币和司法体系，同时 享有媒体和言论自由。但是，尽管香港与北京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日益增长，尽管在香港遭遇危机时曾获得北京的经济支持，港人对北京的统治仍持不信任的态度。

今天稍晚，香港人会像往年的今天一样走上街头，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要求北京政府少些干预、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

香港7月1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路透社

国内出现第一个指证薄熙来收取千万贿赂事例

     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及行贿郑筱萸一事，侥幸过关，近日，又被曝出向薄熙来行贿一千万元。这也是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公开指证薄熙来收取到一千万贿赂的事例。
     
    最近各大媒体报道了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静予（原名郑军），涉嫌以靠行贿、并以虚假文件得到的只限广东省内的直销牌暗地以非法传销、行 贿、职务犯 罪等行为，引起社会热议。据调查，康力医药董事长许静予违法犯罪已经人人皆知，自2005-2006年很早就起就被人陆续披露，直到现在才引起高度关注。
   
     行贿近10亿，靠机关干部撑腰犯大罪
   
     （1）以巨款向机关干部行贿买牌照。许静予（郑军）在深圳虚设40多个点，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苏联圣彼得堡、香港设的公司都是虚假的，这样企业是不能 允许发给直销牌的，但 是薄XX因为拿了好处，就违法地发给了许静予直销牌，而且许静予说：“薄XX还把她的一个表弟安排到了商务部，所以群众举报许静予非 法传销到商务部，许静予都知道”，所以许静予说：“举到哪里她都有人，她根本不在乎，她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在2005-2006年行贿给当时在商 务部长薄XX1000多万元通关费，并以虚假文件申报，在很短时间内就拿到了只限于广东省的直销牌。
   
     （2）滥用虚假的机关名义进行诈骗和非法传销。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于1996年8月成立，2003年以合作名议后在江苏(樟树)以军区联络处名义合办的 医药物流公司， 许静予（郑军）靠行贿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换取批出的药号卖给同行企业赚上亿元人民币。打着广州政治部联络处在江西(樟树) 医药物流的非法手段谝取新加坡天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8.000多万，英国基金2.000多万元。
   
     （3）以联络员的身份、和数亿封口费逃脱行贿罪行。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在广州）这家企业的法人代表是广州政治部联络处许静予（原名郑军），许静予说其 中广州军区政治部联络处的主要领导在这个企业有股份。由许静予（郑军）出头名义是掩护联络员的身份，但实际上是以特殊身份圈钱。郑筱萸双归后，许静予也被 限制出境，(她有香港永久身份)，许静予说：“军区领导怕把他们说出去断了财路，就赶快以军区名义拿着介绍信去专案组说许静予（郑军）给郑筱萸的钱是通过 郑筱萸在台湾的关系以取得情报，给郑筱萸的钱是情报费，同时花钱让人给郑筱萸递话说只要不把许静予吐出来，他们会照顾好他的家人以后的生活，许静予说： “为了解脱她行贿花了200多万元。到现在她还每月给郑筱萸儿子（郑海榕）、妻子（刘耐雪）封口费，还准备给郑家改名送出国外。
   
     此外，许静予在香港恒生和汇丰银行存有上亿的领导的股份钱，而且在广州的白云区南湖怡和山庄以全款3000多万元买了一栋别墅分别行贿给广州总政联络处主要领导（林局长经常公开代表军方出现在康力公司，经常出面帮着平息违法事件）。
   
     以北京高朋律师事务所，勾结国家干部
   
     传某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XX给他太太胡XX开了个“北京高朋律师事务所”作为和许静予勾结的中介，许静予（原名郑军）说：“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 局副局长高XX的太太胡XX是她的法律顾问，他们的收费是按照费用的多少，分别让高XX以批件、转件的形式来办理案子，如果钱更多时就亲自指挥带队。”
   
     许静予（原名郑军）说：“如我们最近就让他办理一个经济纠纷案，我就让他按诈骗案在北京市公安局立案，以威胁、恐吓和不停地传唤当事人，让他们把钱拿出 来，因为打官司是不合适的，谁违约谁要负全部经济责任的，给了高XX老婆200多万高额律师费，钱追回来还有提成，要将这个经济案打成最大的经济诈骗 案。”她想害谁就害谁，因她打着广州政治部联络员的身份
   
     穿军装冒充军干部到处招摇撞骗
   
     经常让无军籍人员穿军装冒充广州军区联络处领导和财务人员到处招摇撞骗。人员穿着许静予（郑军）发给的军装一起去江西樟树物流公司以军委的名义去查账，她 手拿军官证还有部队介绍信以军委的名义让当地公安机关把负责人给抓了起来。还于2011年4月8日带着她的儿子等人、有许静予公司的一个财务在北京马可波 罗酒店使用军官证开的房间，身穿军装冒充部队领导，以部队这些领导来诈骗一家香港公司的大楼。她的这种做法在百姓心目中给部队造成极坏的影响.
   
     用假牌照进行非法传销，诈骗巨额钱财
   
     商务部某官员发给许静予的直销牌只限在广东直销不可以在、全国全销，但许静予打着部队旗号跨出广东省全国招兵买马，她采取卑鄙的手段，先收买线人，通过线 人知道那宗是非法传销后就去举报，再由线人向传销公司高层沟通与许静予（郑军）见面，交了钱由许静予（郑军）出头办理解封和放人事宜。以下是笔者搜集的， 近来许静予的诈骗记录。
   
     康力原有的财务人员透露(因移民出国) 江西二万多人的家电用品传销公司就是以广州博莲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以合作方式还是传销，头目先交了2.000千多万管理费（保护费） 后，马上挂上了“康力-美丽商务港”的招牌，就是名正言顺地还是传销，公司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63号2504房, 电话：020-85591158. （2）、北京法蕾雅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传销公司（高层头目刘尚线）也交了5.000多万管理费即保护费后可用广东康力的直销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 路1号，电话：010-82330858. （3）、山东海外的传销如新公司，也先交了300多万管理费即保护费给许静予也可用广东康力的直销牌，地址：中国山东济南市无影中山路21号，电 话：0531-82410086. （4）、向日葵的宁夏传销公司每年向许静予交万管理费即保护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传销了。（5）、广西的丽人传销公司也先交了380万给许静予作为保护 费。（6）、山东的爱若斯也交了上千万给许静予管理费即保护费进行传销。在广西等地开上万人的传销启动大会，在会上做激昂的讲话、最精点的语句；你们只要 紧跟康力，康力就会保护你们的利益！（加上照片）所进来的款项许静予说：“60%留给自己，40%给军区的领导”。她说：“有领导罩着和保护好办事”。她 儿子郑少东在澳门开了几个赌桌也帮着洗钱，住着豪华宾馆，去年买的法拉利，今年又买了劳斯莱斯和兰博基尼，每个月要花费100多万元。整天吃喝嫖赌，花着 坑害百姓的钱，百姓们叫苦连天，举到哪里都没用，因为许静予有部队这个大的保护伞，我们老百姓真是感到了无奈。最近，传销公司在保定、宁夏、银川、上海、 广西、贵州六盘水等地传销的人被当地公安抓获后，许静予（郑军）就以广州总政联络处的身份去花钱解决了，在国内、外以及香港偷税漏税，在香港洗黑钱。许静 予（郑军）在国内没有一家药厂是她公司的，全是假合作，另许静予在香港设的皮包公司先后几次更改注销，为了躲避新加坡天鹏集团、英国基金的法律诉讼，她把 公司先后更改注销，然后再重新注册，也为了洗黑钱和逃税。2012年1月份香港税务局发现许静予公司的账号里往来十几个亿，但从来没打税，就开始找他，她 说我们是情报部门，对查她们的部门就是无可奉告。
   
     感叹：许静予案如告破，是反腐的重大胜利
   
     从广东康力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静予（原名郑军）的重大犯罪行为可以看出，其涉及金额之大，情节之严重，气焰之嚣张，知情者之多，社会重视之程度等等，可 以看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犯罪案件。许静予案如告破，将会是反腐的重大胜利，这将会对那些涉嫌以经济手段行贿，非法传销，违规经营及冒名诈骗等潜在的犯罪人 群，形成较大的震慑作用。

北京319政变传闻 胡锦涛为军委主席而战

    (BBC)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之际，《星期日泰晤士报》今天（7月1日）刊登一篇文章，透露今年3月19日的“北京政变真相”。

  　　文章说，为争夺对3百万解放军的控制权，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胡锦涛在今年秋天的十八大后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最高领导，但仍试图留任军委主席。

     胡锦涛最大的恐惧，也是3’19北京军事政变发生的原因。
   
     　文章引述香港杂志《前哨》的文章说，今年3月19日的北京政变，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骚乱。并称这来自与中央政治局非常接近的消息来源，并非空穴来风。
   
     文章透露，今年2月，当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结束回到北京后，告诉胡锦涛，白宫仍然把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看作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这一信息令胡锦涛很担心，之后就发生了关于英国商人海伍德被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害死的传言，然后随着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馆事件，薄熙来也被免职。
   
    但被认为是薄熙来同党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仍然令胡锦涛担忧，周永康手下有80万警察，他的办公室24小时有武装警察保卫。
   
     3月15日，胡锦涛作出了一系列决定，首先是免去解放军第38集团军军长王西欣的职务，调派他出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接替他的是胡锦涛的亲信许林平少将。
   
     4天之后，3月19日夜间，新上任的许林平军长调遣38军士兵进入北京市中心。目击者说，天安门广场和福佑街上有大批士兵和装甲运兵车。
   
    北京居民当时用手机短讯传递军队进市中心的消息，微博上也出现很多有关消息。
   
     　据《前哨》的文章说，38军的士兵与武警在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区对峙，有士兵高喊：“我们是胡主席派来控制政变基地、抓捕政变领导人的！”
   
    　而武警则回应说：“如果你们攻击国家部委重地，你们就是叛军。立即撤退，否则我们会毫不留情的消灭你们！”武警还警告性的对空开枪，当时北京市中心都能听到枪声。
   
    　但虚张声势的武警不久就被军方制服，之后不久，在顾问和亲信围聚中的胡锦涛接到了在中共高层仍具影响力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电话。
   
    　根据《前哨》的说法，江泽民说：“锦涛同志，我想告诉你，周永康是个具有自我牺牲党性的好同志，他没有政变的动机，所以不要轻信国外和国内敌对势力的谣言。”
   
    江泽民还在电话中说：“必须停止对薄熙来同党的清除行动，继续这样做的话，对国家、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根据今晚的事件，我会说周永康同志表现很克制，把握了大局。”
   
    《前哨》的文章说，江泽民的训斥让胡锦涛出了一身冷汗，在此后不到24小时，中共领导人通过官方媒体向外界显示了中央的团结一致。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说，一场军事政变的灾难避免了，但这次事件让人们相信，胡锦涛不会一次交出他手中的所有权力，他已经在为未来自己在政权中心的地位而战。

传北京秘密制定“和平演变”香港计划，应对五年后的直选

     博讯记者香港消息，据今日在香港参加香港回归15周年保安工作的广东维稳办刘姓处长透露，中央政法委与宣传部门曾于三年前制定一项计划，旨在对香港加强宣传与教育，并对、异议分子实行更严厉的分化与打击，从而对香港人心进行有效的控制。这项计划被内部人士笑称为”和平演变“计划。这项计划是在中央担心香港 民主趋势无法阻挡，香港有可能再次沦为西方反华基地的时候，由中央维稳办负责制定的，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计划出来后，并没有引起注意，源于政治局对此 计划存在异议，并没有正式通过。但没有通过的计划也在维稳办与政法委的主导下开始部分实行。
   
     这项计划包括对香港的异议人士进行分化与控制，切断大陆维权人士与香港的联系，尤其不让香港的维权人士借香港这块”自由“之地进行抗议示威，在港人造成不 好的影响。计划还包括对香港媒体的”关注”，扶持支持一国两制政策，爱港爱国的媒体，对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尤其过多干涉大陆内部事务（指维权）的媒体，采 取一些阻止他们在大陆采访的活动。这个计划碍于中央的政策，并没有提到收买与收购港媒的事，据另一个消息来源透露，未来几年，北京相关部门将会对香港媒体 进行某种方式的“支持”与“注资”。

    据刘处长说，在香港推广爱国主义教育，推广国家认同，以及加大简体字占住量，也是重要的一些步骤，但政府将会慎重处理，尤其对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认同，希望香港爱国力量能够自行解决。
   
    刘处长说，由于按照基本法，下一届特首就要实行直选，立法会也要直选，北京感觉倒很大的压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但收回主权，也要收回香港民心，成为北京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西藏政策的失败是因为胡耀邦吗？

我的文《纪念胡耀邦：做一个干净的政治家》发出了两个多月，最近还有人评论。有人说到西藏问题，好象西藏问题是胡耀邦搞出来的，真的有些是非颠倒，莫名其妙哟。

胡耀邦到底在西藏问题上都做了些什么呢？其实，胡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对西藏问题着墨并不多，在我印象中就这么三次。一次是在八零年的时候与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去了趟西藏，发表了一篇讲话。

当时在西藏的反应非常的好。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尊重西藏的文化，真正执行民族自治，藏人治藏。他当时提出了几点，概括起来就是“免税，放开，走人”。

所谓的走人，主要就是撤出大多数汉族干部，据说当时胡想撤走70%的汉族干部，万里给加了十个百分点，变成了80%。撤出的原因是胡看到了当年中央援藏的钱绝大多数都给那些汉族干部给花了，真正落实到藏族人的非常之少，所以他下了这个决心。胡的讲话后来被当成了中央文件正式下达的。

有很多人从大汉族主义，从共产党的固有思维看问题，认为胡撤走汉族干部的做法引起了汉族干部的情绪，甚至产生怨恨。同时认为藏族人也不买账，有点吃力不讨好。

除此以外，胡在西藏还释放了一些过去平藏时候被抓的许多藏族上层人士。

这是一个。

另外，在八四年的时候，胡主持召开了一次西藏问题座谈会，把在西藏工作的不少干部叫回北京开会。胡有个讲话，主要是要求重新认识西藏，针对西藏问题，提出解放思想，破除所谓“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

胡当时认为汉族干部在西藏问题上有三个兴趣不浓：“第一，是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是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第三，是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不浓”。

所以胡在座谈会上要求那些汉族干部把这三个方面给搞浓起来。他说，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去取代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首先应当尊重人家的东西，再同人家一道，精心加以分析，区分哪些是优良的，哪些是落后的，然后再经过人家自己，发扬优良的东西，抛弃落后的东西。这才是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正确方针。

这是第二次胡关于西藏问题谈话。

除此之外，就是在八一年胡耀邦有个针对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是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那个所谓的方针是纯粹冠冕堂皇的，没有什么太多新意。

从上面两次胡耀邦针对西藏问题的讲话看，只能看出他一贯的解放思想，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比较实事求是，他强调的是尊重藏族文化，强调的是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要真正落实到藏人身上，而不是给进藏汉族干部用来挥霍的。

我是怎么也看不出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有什么错误可言。

西藏问题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解决不好呢？都是因为胡的讲话惹的祸吗？我觉得，胡的讲话只能平息西藏人的怒气，是不会挑起藏族人对汉人的仇恨的。撤除汉族干部本来就是应该的。

哦，你在宪法里面写了民族自治，为什么就要你派汉族干部去统治西藏呢？人家藏人不会治理吗？你派些技术专家也许是可以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口头上规定了民族自治，各自治区政府首长确实是当地民族的干部，但是你却来一个以党代政，而共产党在这些自治区党委都是由汉族干部当家，这不是扯蛋的吗？

在我看来，西藏也好，新疆也好，内蒙也好，这些民族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好，根本原因恰恰是没有真正执行当初共产党所承诺的，并且写入共产党自己的宪法里的民族自治政策。

相反，共产党派去的干部，在西藏新疆和内蒙采取汉化政策，用移民的办法，大量移入汉人，造成当地的民族人口比例失调，同时，就象胡耀邦所说的那样，这些汉族干部对当地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兴趣不浓，在实际工作中用汉族习惯汉族文化取代当地文化。

没有真正的尊重当地民族和民族文化，对不同意见采取高压政策。再加上那些汉族官儿们，一向来的贪污腐败，把大部分援藏的钱都贪污到自己的口袋里来了，西藏本地人得不到什么好处。

藏人之所以反抗，之所以自焚，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汉族干部，共产党干部长期以来的大汉族主义，高压政策和贪污腐败造成的。

民族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处理起来要十分小心，最关键的是要尊重民族文化，而不是企图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搞大汉族主义，搞民族灭绝，那样只会引起当地民族的愤慨。人家没有办法了，只有上街了，只有自焚了。那些认为西藏僧侣自焚都是达赖喇嘛指使的，纯粹是扯蛋。

共产党执政这么久的时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真正改变政策，从僵化的高压政策，改为相对怀柔的，尊重当地文化的人性化民族政策的，就属胡耀邦先生了。在这一点上，胡是做得对的，了不起的，何错之有啊？

有些人，在谈到中国内地汉人省份的人权，民主自由，政治改革的时候，还能够冷静思考，可是一提到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涉及到了少数民族问题的时候，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就绷得紧紧的，一提到达赖喇嘛就象是见到阶级敌人似的，好象达赖就是国家民族分裂的罪人似的。

其实，人权，民主，自由，是不分种族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大汉族主义是需要警惕的。

我曾经写过文字，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离不开达赖喇嘛，那些企图采取拖延政策，期待达赖喇嘛死了以后西藏问题就迎刃而解的想法是极端幼稚的，到时候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回顾历史，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一开始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当年打着所谓解放西藏农奴的错误口号，妄图把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带到西藏。

在和西藏签定十七条的时候，采取欺骗手段。一般而言，双方代表会谈，签字，等等，都允许代表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政府勾通，而且所签署的文件最终都需要对方政府或者议会批准。

而据说在当年西藏代表和北京政府会谈的时候，西藏代表根本没有办法和西藏政府联络，这些代表是在被威逼被欺骗的情形下签字的，达赖喇嘛是在从北京的广播中听到后才知道的，说是在签署的文件上的印章并没有这些西藏代表的正式官衔。所以，达赖喇嘛不承认这个东东。

从共产党处理西藏问题，包括后来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断绝与达赖来往，等等，说明了共产党并不知道如何解决民族问题，至少不知道尊重少数民族，采取对付中国内地老百姓的那种粗暴的办法对付少数民族百姓，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那种把西藏政策的失败归咎于胡耀邦先生的西藏讲话，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恰恰是没有贯彻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解放思想尊重西藏文化的民族政策，才造成今天的困境。

德孤的小岛 

宋祖英穿华贵礼服献唱 庆香港庆祝回归15周年

7月1日报道 香港庆祝回归祖国15周年文艺晚会6月30日晚在会展中心举行。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穿华贵礼服大气亮相，现场演唱《爱我中华》。

　　

　　宋祖英穿华贵礼服献唱。

　　

　　宋祖英穿华贵礼服献唱。

　　

　　宋祖英穿华贵礼服献唱。

　　

　　宋祖英穿华贵礼服献唱。

　　

　　宋祖英。

中国官方半年6次发声 密集强调楼市调控不动摇

中新网6月29日电(房产频道 陈璞)中国房地产调控进行到现在已经两年多，楼市再次进入关键“博弈期”。中新网房产频道梳理发现，2012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已经3次重申调控力度，并 3次对市场上的不实消息和过度解读进行了“辟谣”。与此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对楼市政策进行了微调。

　　另一方面，市场各方包括购房者已经逐渐在“博弈”中形成了“政策松动”的预判，当各种似是而非的消息充斥市场与媒体，这也无疑加重了购房者的恐慌心理。 “恐慌性购房”，也成了近段时间来被业内人士多次提及的一个词。

　　楼市坚冰渐消

　　全国主要城市的楼市销售情况正不断出现好转。

　　5月以来，多个媒体报道了深圳、南京、杭州、上海再现“千人购房”、“漏夜排队”现象，虽然此后曾有媒体表示“排队购房潮”并未真正出现，但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统计局数据来看，多个城市前5个月的销售情况与2011年同期相比已经出现明显好转。

　　昨日，多家研究机构纷纷抛出了楼市“半年报”。

　　综合各家机构的数据来看，上半年全国54个城市累计成交量或将突破百万，达到107万套。而这一数据与2011年同期的95.4万套相比将上涨12%，环比2011年下半年的96.5万套也上涨了超过10%。这当中，大部分城市均有上涨。

　　对于成交量的上涨，业内人士纷纷表示除了房企此前的“降价求量”产生作用外，包括降息信号被市场过度解读、首套房信贷松动及全国近40个城市的各地楼市政策调控微调，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购房者预判市场将走出低谷，害怕再次踏空，入市积极因此性提高。

　　地方微调频频刺探中央“底线”

　　2011年下半年以来，包括北京、上海、成都、芜湖等近4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不同角度的楼市微调政策，内容涉及放宽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普通住宅标准、购房补贴，甚至放松限购等。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此前曾在采访中向中新网房产频道分析表示，调控后销售遇阻影响了房企的拿地热情，而土地收入锐减则给地方政府造成了资金压力，随着多地提振楼市的微调政策皆获中央默许，各地楼市也将进入政策微调的频发期。

　　中新网房产频道梳理发现，仅2012年上半年，就有包括上海、厦门、重庆等21个城市先后进行了政策微调。而这其中，包括沈阳、厦门、济南在内的近半数的城市纷纷选择了“放宽公积金贷款政策”的微调方式。

　　而除了原有的购房入户、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普通住宅标准等政策外，扬州对个人购买成品住房提供房款4‰-6‰的政府奖励、福建户籍新政放宽城镇落户条件、重庆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以及传闻中的首付比例下调等，均明显超过了之前政策微调的幅度。

　　地方政策微调不断，且力度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也使得购房者对政策松动的担忧加剧。

　　不过，业内人士一再表示，购房者不必“恐慌性入市”。虽然中央对于地方微调大多给予默许的态度，但从成都、佛山、上海等城市放松限购的政策先后被叫停 来看，凡是涉及“放开购房资格”以及“扩大购买力范围”的政策全部被叫停，涉及部分补贴和首套房信贷放宽的则被允许施行。“不违背限购原则”，已经成了业 内公认的微调“底线”。

　　6月26日，河南省多家媒体报道称，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刚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首套 房的界定从认房又认贷，变成认房不认贷，金融机构可给予首套房基准利率下浮30%幅度内的优惠。这一消息在26日当天经河南省政府网站转载后，被迅速解读 为河南要开始“救市”。

　　然而就在各方正对此展开热议的时候，河南省政府网站27日已经悄然删除了此前转载的当地媒体报道，河南省银监局有关负责人也对外表示，河南房贷新政是误传，该政策并没有最终出台。

　　有媒体认为，河南政府此次虚晃一枪意在“试探”中央态度，而回顾2011年来多个地方政府的“微调”，“撞红线”与“辟谣”无疑已经成了楼市博弈的两大标签。

　　半年间官方6次喊话重申调控决心

　　除了地方政策微调，市场上的不实消息和政策误读在让人难辨真假的同时，也对购房者的心理起到了不小的影响。

　　6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再次重申要求“坚定不移落实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措施”，而这已是住建部年内第三次向市场“喊话”。

　　6月10日，投资者报发表了题为《发改委人士称地产松绑或是救市第二张牌》的文章，12日，发改委即发表声明称近期无人接受过该报采访，“有关报道纯属捏造”。

　　6月8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有媒体认为，部分银行在个人住房贷款风险权重计量方面可下降为20%至 30%，这意味着银行会腾挪出更多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额度，进而间接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6月14日，银监会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媒体的推测“纯属误 解”，重申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与现行监管规定相一致，未作任何调整。

　　6月14日，央行新闻发言人也对“央行特急文件规定首套房贷利率最低可七折”传闻进行回应，称个别媒体有意曲解央行政策意图，有市场炒作之嫌。发言人 指出市场过度解读央行下发特急文件的惯例，也再次明确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不会再进一步放宽，仍保持基准利率的0.7倍不变。

芮成钢回应加入美籍传闻：看到这消息，我笑了

华龙网7月1日16时讯（娱乐频道记者张译文） 带着新书《虚实之间》，今日下午在重庆书城，央视财经频道著名主持人芮成钢来渝和读者分享13年的传媒生涯。作为颇有个性的央视名嘴，芮成钢的评论和观点 总能在网上引起关注。随着近日邱启明、赵普等主持人都因发表评论言语不当而离开央视，网友也开始担心起一向敢说话的芮成钢。不过今日芮成钢在接受华龙网记 者采访时表示，央视并没有限制他发表评论，也不存在事后约谈等事情。同时他也首次正面回应加入美国籍一事，“看到这个消息，我笑了。”

　　谈微博惹争议

　　“大多数人被140个字绑架了”

　　作为央视最具国际风格的年轻主播，芮成钢采访过数百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商精英，他也在这本《虚实之间》里和读者分享了13年职业生涯的经历和感 悟。在芮成钢的微博上，也成了他和众多网友一样谈论热点话题以及发表评论的地方，但一个人被贴上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的标签之后，他的观点可能也会因此被广泛 关注，甚至引发风波，刚刚离开央视的芮成钢的同事邱启明和赵普似乎就是前车之鉴。

　　被记者问及是否因为发表评论被央视约谈过？芮成钢也表示，“央视也需要和其他电视台竞争，就这需要主持人有观点，有评论。我表达观点自己也是受到到台里鼓励，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还要约谈什么的。”

　　虽然微博的崛起让信息传播得更快了，芮成钢自己也成了一个微博控，但对于微博这样的“私媒体”，芮成钢也有些担忧，“大多数人都被微博那140个字给 绑架了，信息变得的碎片化。而且我每天都会受到无数的求互粉和小广告，每个人都想在微博上争当‘名人’，所以为了获取更多的观众就制造骇人听闻的谣言和煽 动性的语言来博取关注，但是这样的关注是很廉价也是不负责任的。”

　　回应加入美国国籍

　　“看到这个消息，我笑了”

　　此前曾有“央视名嘴芮成钢加入美国籍”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网友爆料声称，“美国大使馆官方证实：芮成钢在2006年就已获得美国绿卡！”而今日 面对记者，芮成钢也首次回应了是否是美国人的传闻，“说我加入美国国籍，这是典型的网上编故事，耸人听闻，滑稽的传言不知道是谁编的。”芮成钢说，自己也 是看微博才发现自己变成了“美国人”，“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条微博的时候，我笑了！如果我真是美国人，我能在央视工作？我现在每次出国都拿着因工护照，而且 只能在国外呆6天。”

　　芮成钢也指出爆料网友的漏洞，“网友说是美国大使馆官方证实，但是常识是美国大使馆并不管移民这些事情，管这些事情的是美国移民局！”对于自己被网络“消费”，芮成钢也略显无奈，“谣言很刺激，也有很大的传播性，但我感觉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签售现场水泄不通

　　读者排队排到了6楼

　　今日下午的签售会现场，气氛也是非常火爆。几百名读者早早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排队等候签书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六楼。记者看到，芮成钢的粉丝中，还有一部分是正在读初中、高中的学生。

　　重庆80中刘姓同学告诉记者，自己早上9点就来排队，中午饭都没有吃，“芮成钢不是我的偶像，是我的榜样，从初中开始，看到一篇杂志对他的访谈，我就 喜欢上他，一直记得他说过，‘英语不在乎口语发音，而是只要伟大的交流。’受他影响，我中考的时候英语考了150分，现在读高一，英语也是我最强的科目， 以后高考我还打算报考外语院校。”
 　　

　　芮成钢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张译文摄

胡锦涛乘专机离港不回应李旺阳事件

   (苹果日报)　国家主席胡锦涛，早上返回北京，结束3日访港行程。他于机场并无走到采访区，向现场人士挥手后，就直接步入专机。有记者大声提问有关李旺阳死因的问题，未获回应。
   
    特首梁振英联同3名司长，以及前特首曾荫权、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等在机场送机，当局亦安排一批小学生欢送胡锦涛离开。其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为胡锦涛访港作总结。

胡锦涛会“半退”继续留任“军委主席”吗？/华颇

     海外媒体和网上都断定胡锦涛在“十八大”后将继续留任“军委主席”一职，然而事情果真会如此吗？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首先，人们对中共“军委主席”一职的关注是源于当初邓小平在这个位置上先后“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总书记”。但是邓小平能够“罢黜”这二人并不 是因为他自己掌握了“兵权”，而是依靠他本人在党、政、军中的“威望”。最有力的佐证就是92年的“南巡”。当时，邓小平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名“普 通党员”而已，但是他凭一人之力就扭转了中国甚至于世界的发展方向，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中共“党领导枪”的原则，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要兼任“军委主席”，是军队的“总司令”。然而到了“邓时代”却发生了变化，党的“总书记”却没有 兼任“军委主席”一职，而是兼任军委“副主席”一职。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麻烦”，“军委主席”要受“总书记”的指挥，而身为“总书记”的“军委 副主席”又要听“军委主席”的命令。二人彼此“相互领导”又“相互服从”，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共的权力格局出现了“紊乱”。

     如果说在“邓时代”这种“紊乱”还不明显的话到了“江泽民时代”这种“紊乱”就更加明显，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是因为邓小平是中共公认的“当家人”，是真正的“后台老板”，胡耀邦、赵紫阳只是替他在“前台打理”。再者，邓小平虽然掌控军队，但是却轻易不表达意见。只有在发生“六、四”这个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的时候才出手。

     而江泽民则不然，江泽民既没有邓小平的“威望”而且他本人的个性还“极其张扬”。虽“退居二线”却对新班子处处掣肘，事事“唱反调”。给中共的权力的有效 运行造成巨大的困难，甚至到了“瘫痪”的边缘。所以仅仅两年后江泽民就被迫交出了“兵权”，很“丢脸”的下了台。

     而中共也不大会使这种局面再一次的发生，因为中共已经不能承受这样的“折腾”了。

     对于胡锦涛再当几年“军委主席”对他本人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如果他在“军委主席”的位子上像江泽民一样展示他的“影响力”，就很难保住 “位子”，就会重蹈江泽民的“覆辙”，就会“自取其辱”。如果像邓小平一样平时“尸位素餐”只在“关键”时在出手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时过境迁，如果再 发生像“六、四”那样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胡锦涛即使手握兵权也“无济于事”，因为中共再也没有想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了！

     如果胡锦涛“全退”对于他本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如果他“全退”就开创了中共领导人“到点退休”的“先河”，这种“高风亮节”就会载入“史册”，这对胡锦涛来说是个“闪光点”，给他加了“不少分”。

     除此之外胡锦涛的的确确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不退”，在“十八大”后继续坐在“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位子，只是在明年将“国家主席”的位子传给习近平。习近平由“一步到位”变成“两步走”。

     虽然中共对于国家领导人退休有了相应的“规定”,然而“一把手”却有其“特殊性”，他不同于一般“常委”，在“非常时期”可以有“非常之举”。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权力的“交接”的时候是一个政权最脆弱、最容易出事的时候。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不乏其例。现如今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亚洲版”的 “北约”以显“雏形”，“南海争端”愈演愈烈，中国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劣。而国内的状况更是“不妙”，国内各种矛盾严重激化已经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受 “薄、王案”的冲击，中共政权更是“风雨飘摇”，如果在这时候进行权力交接尤其是“一把手”的交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非常时期”胡锦涛有在干五 年的“可能性”。当然，如果胡锦涛在干五年就要真真正正的做几件事，不能像头十年一样仅仅充当一个“维持会长”的角色。

     总之，胡锦涛“全退”或“全不退”的可能性要大于“半退”。

     作者：华颇 2012、7、1于北京 电话：13521189377

新闻敲诈与中国的政治生态

——评当局开展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
程成

就我的解读，中国政治的特色之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有毒食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就连打击“新闻敲诈”也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其“长期”之长，是永不见实效。

今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央纪委驻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自 5月15日至8月15日在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的专项行动。

自2003年10月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以后，年年打击“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不但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愈演愈烈，创造了世界新闻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封口费”奇迹。

——投诉人以死“感谢”报社。2004年6月9日下午，投诉人朱奋强在《甘肃法制报》社编辑部自焚并跳楼，其跳楼时抛散的《控诉书》称“我唯有以死感谢法制报”，控诉报社收了他的采访费却不发稿，因为报社收取了被调查对象环县政法委更多的“封口费”4000元，于是就把他的利益出卖了。

——新闻敲诈路线图。2004年10月22日，《鄂东晚报》17名记者和编辑因不堪忍受逼良为娼，集体提出辞职，其中陶志东等人向《新闻周刊》反映：《鄂东晚报》有一幅完整的敲诈路线图，从创收招标到分区包片，从黑脸到白脸，从批评到表扬，从当场开票到提成奖励，形成了流水作业。《新闻周刊》以“一份晚报的新闻勒索食物链”为题，给《鄂东晚报》曝了光：“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新华社带头敲诈。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导致38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既不认真施救，又不保护事故现场，而是将矿井所有资料销毁，威胁、遣散矿工，填埋毁坏副井，焚尸藏尸，并串通繁峙县委书记和县长隐瞒事故真相，报告“死2人，伤4人”。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等4名记者，接到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从太原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去了县委，受到县委书记王建华的热情款待。酒足饭饱后，4名记者拿到4万元现金和4个金元宝返回太原。

——2008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等人到浑源县一煤矿以采访名义敲诈勒索，被矿主派人打伤，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可悲的是，兰被打死后，《中国贸易报》发表声明，说兰是没有采访权的“临时工”，但兰随身携带的“新闻工作证”上，盖有该报社山西记者站的钢印。

——近五年来，《农民日报》驻河北、陕西、云南、青岛四个记者站的站长先后因涉嫌受贿、行贿和诈骗被法院判处有期判刑。当各记者站站长被抓起来时，《农民日报》社领导却都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南都周刊》记者查阅《农民日报》内部文件时发现，编采人员都有创收指标，社领导在开会讲话时教唆记者站敲诈勒索。

中国媒体的腐败罄竹难书，新闻敲诈在中国不仅成为有“特色”的产业，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我曾经在多家法制类报社工作过，深知其内情：第一步，投诉人同意给记者拿“路费”，或买一个X报社的理事证，或订阅一定数量的报纸，或拿一定数量的“赞助费”，于是总编通过选题；第二步，记者调查，与投诉人同行、同吃、同住；第三步，记者完稿，提交稿件，总编辑批示“请进一步核实”；第四步，记者甩开投诉人（路费由报社拿），带着稿件直接见被投诉人“征求意见”，或在当地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作为“中间人”向被投诉人“透风”，并通过该“中间人”讨价还价，索要报酬；第五步，谈判成功后，记者带着“中间人”或被投诉人到报社财务室交“宣传费”、“订报费”等各种名义的费，同时退还投诉人的各种花费，说有关部门指示不准发稿，如果投诉人要“闹事”，就印一份假《内参》给他；第六步，如果被投诉人不买账，就把稿子发出去，并写上“本报将跟踪连续报道”，逼迫被投诉人“破财免灾”。这种新闻敲诈的流程，可谓是两头通吃，吃了原告，吃被告。

很多中央媒体为了规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采编与经营分开”的规定，记者站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块牌子是“X报X省记者站”，一块牌子是“X报X省事业发展中心”，记者站站长实际是这两个机构的总经理。记者站是承包经营，报社不投一分钱，承包人每年得上交几十万元承包费，否则报社不给办记者证。为了完成发行和创收任务，记者站不得不违反规定，下设分记者站，大卖采访证，只要你能拿来钱，就是记者，可以“有偿新闻”，也可“有偿不新闻”，还可以将老百姓的举报信当成敲诈工具。

新闻敲诈，是高举着公正的招牌，以产业化的组织模式，以党报官报的名义，明火执仗地抢劫，是社会腐败与邪恶中最甚者，其以公正的名义进行敲诈和抢劫。所谓的新闻公正、挞伐邪恶，不过是伪善的假象。

新闻的意义本在于舆论监督，其通过对黑暗事件的曝光，抑制邪恶的发生，以维护社会公正。但是，新闻敲诈与之背道而驰，其出卖公正，助纣为虐，使黑暗的社会更加黑暗，而人民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的“党报”“官报”早已不是社会的监督者，而堕落为黑势力的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披着高尚的外衣，一方面营造着虚假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在大肆繁殖黑暗。

人们看到遍地的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总是要责问：“总编辑和记者的道德何在？”这里的确有媒体中个人的道德问题，但是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可能践行的政治生态之中。如果在某种政治生态中，道德践行已失去可能，那么厚黑就会成为社会常规，乃至成为指导生活的准则。

新闻腐败是中国腐败机制的呈现，我们需要溯本追源，找到媒体被腐败的祸首——中共权力。可以说新闻敲诈的源头在中宣部。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维稳”为目的，将媒体当作“消防队”，专对“负面新闻”进行灭火。当今中国的制度中，各利益集团都有权力的背景，真实的报道不仅会毁掉记者的前途，甚至会威胁到其生命安全。既然报道真相“没有好下场”，依官方统一口径报道才保险；那么当事者“破财消灾”——为掩盖真相给记者发“封口费”，记者“收钱掩真作假”也就“合情合理”了。真假记者之所以一窝蜂去吃矿难，根本的原因是，在当今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制可制造的，权与钱操控媒体，受其指使，新闻仅是编造出来的文字而已。

中国媒体上受制于政府权力，下谄媚于金钱资本，先天性阳痿。中国特色的制度豢养出有如此特色的媒体，而被豢养的媒体，自然是听命主子的，黑白颠倒、是非不明、遇事推诿；由此，其养活的媒体人，丧失操守，“掩真作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相信，在中国媒体中仍然有人如同沃尔特•克朗凯特一样，有职业道德，追求做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但是，这只是少数的精英，而不代表一般的媒体人。中国的媒体人在拿“封口费”的时候，一般没有良心的折磨，也不感到羞耻，因为大家都如此，整个社会也如此。并且“封口费”在制度上已经合法合理化了：“封口费”交给报社，本人拿30%的“提成”，这不仅是为单位完成“创收任务”，还可得到奖金与提升。中国的新闻腐败与地沟油、毒奶粉、艾滋卖血站、假药……是一致的，是整个中国的一种制度病。

我在“中国新闻记者尊严丧尽”一文中说过，不能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制度化，并被普遍接受，那么记者也就毫无尊严，而沦为行尸走肉，甘心为虎作伥，与公平、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底线，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底线，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犯罪阀门，使之沦为黑社会，与抢劫、贩毒、谋杀、卖淫混为一类。

中央三部门联合此次组织的“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的行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能有多大效果？我认为其依然是敷衍的“长期任务”而已，实效是永远见不到的。至多，其是为“十八大”喊喊清廉的空口号，提醒媒体别在关键时刻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从根本上说，新闻腐败是专制制度的衍生品，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改变，新闻腐败是无法制止的，只能愈演越烈。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   2012年6月28日）

美国《外交政策》：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

即将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2004年曾在反贪污电话会议警告政府官员说：「管好你们的配偶、子女、亲友和部属，绝不要以权谋私。」




邓小平真正改变了中国，这部有关他的最新传记是迄今最完整的、也是最有雄心的。但是新出版的由傅高义（Ezra Vogel）执笔的这部《邓小平传》是否也留下了盲点？

邓小平是你知之甚少的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除非你是中国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完全明白，正是拜邓所赐，他们得以摆脱贫穷，中国得以跻身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行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T恤衫上印着的始终是毛主席的头像。邓在1997年去世，毫无疑问，在他的祖国以外，他很少被当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当代政治家。

这有很多原因。毛之所以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符号，是因为他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与当代全球性的年轻人反叛权威这一点是个完美的切合。即使全世界现在已更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罪行世所罕见，但罩在他头上的那种蔑视法律的时髦光环依旧没有消失。（在某些情况下，毛那种赤裸裸地拥抱群众暴力的激情或许还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与此相反，邓的市场化改革更加微妙，更加循序渐进，他的武器不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游行，而是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其成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很难说散发出了让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不过，邓的一生是漫长的、非凡的，充满了戏剧性，对全世界来说也意义深远。他的一生值得被仔细爬梳。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把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编撰这部煌煌巨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上，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邓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傅高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似乎仔细研读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到现在发布的所有会议文件。（我不能说自己很羡慕他有这份苦功，但，这事儿总要有人去做。）

在此之前也出过几本邓的传记——从用词简约的杨炳章（Benjamin Yang）、文雅的前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到一丝不苟的分析人士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但是傅高义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最完整、最有信息含量的一本。（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曾经写了一本书，认为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活力非凡，但是那本传记中并没有太多内容。）傅高义的作品鉅细靡遗，这当然算是件好事。但是这本928页的书中，有些地方也读得让人疲惫不堪。比如部分章节名称是“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这种。如果你想专门了解邓的职业生涯，你绝对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活，那么你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令人失望。傅高义或许并不赞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一本传记，从文体上说，就应该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读者不必费力就能解读的故事。基本事实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在创作赫鲁晓夫的传记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还是用讽刺的语气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描摹。而傅高义则相反，似乎相当快地就跳过了他心目的英雄经历过的困苦、黑暗的一面。邓小平一生中大量的谜团、令人惊愕的幕后阴谋，以及四川人的辛辣气息，在书中基本没有反应。（译注1：此处提及的几本书的详情见文后注释。）

傅高义自20世纪60年代就经常去中国，多年来，他与邓的亲属和中共内部高层官员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接触无疑丰富了他的作品。每当傅高义揭示出一些真正的爆料，往往都不是来自文件，而是披露了内部人士的观点。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邓的小儿子所说的：“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

你可以认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邓的职业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国与苏联采取完全不同路线的根本所在。1956年，已经度过30年坎坷职业生涯的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决定苏联未来命运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译注：2）像其他外国与会者一样，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罪行和政策失误时，中国人并不在场，但是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足够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还是个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后来他努力推进赫鲁晓夫在政治开放方面的想法，但从未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邓在那时则已经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血腥政治斗争的老练的官员，因此他能够得出和戈氏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意识到，如果你的政治体制把领导人们奉若神明，那么把他们还原成人的结果就会从根本上变得不稳定。最好还是把神继续供在神坛上，同时把精力放在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上来。当他在70年代末掌权之后，邓就决定首先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和其他数百万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整肃，但他依然确定要维护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超级英雄地位。

这被证明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功战略。邓和他的党内同志们在1979年所进行的改革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行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拥抱了市场，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如傅高义所写：“当邓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之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总额只有不到100亿美元。三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扩大了一百倍。”

毫无疑问，邓扩大了很多中国人的个人自由空间，尽管他曾经无情地捍卫中共的领导地位，拒绝从根本上进行民主改革。1989年6月，邓选择用残酷的武力镇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抗议，这给他的声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但是经济自由化没有止步，他向那些保守派批评人士证明了自己捍卫共产党地位的能力，这一点不可小觑。傅高义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邓在1992年的“南巡”，他在南巡中高度评价自己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经济特区计划。这次出行让经济改革者们更加大胆，让他们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中国从此没有走回头路，今天，世界都为之叹为观止。

在邓小平76年的职业生涯中，前半段他一直追随着伟大领袖，同样也会忽视他人的生命。（据傅高义所写，邓在多年担任军队政委期间，因无惧在必要时牺牲士兵的生命而名声在外。）但渐渐地——或许是在50年代末饿死4500万人的灾难性的“大跃进”时——邓放弃了“毛主席永远正确”的幻想。1961年，邓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他笃信老家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党呼吁把经济效率放在革命精神之前，毛当然理解这种呼吁是对他的路线的一种挑战。就是这种意见分歧让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陷入了几乎致命的绝境。邓小平总共被他的对手打倒了三次——但每一次他又积蓄了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

1977年，邓第三次重返党内，这已是党令人瞩目地实现了打倒毛的极端教条主义的遗孀江青和她的盟友（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之后的事。傅高义明智地紧接着邓的这一次回归而大书特书。据我测算，在这本928页的书中，对1978年-1979年间事件的描述足足有263页，邓在这段时期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他从其它东亚国家借鉴了许多经验，但没有公开这么说。那些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威权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包括了“变节”的台湾省。

美国人总是凭直觉把改革和创新与年轻划等号，但是邓在开展这一惊心动魄的变化历程时，已经年过七旬。傅高义高超地把中国巨变的政治细节呈现在读者眼前。

然而，他在描述邓不那么光彩的一面时，并没有展示出大师风范。仅举一例，傅高义在描述1957年反右运动时，说邓在毛的命令下主导的这场运动是“对55万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的疯狂攻击，这场运动摧毁了中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让另外许多人被边缘化。”他写到：“一些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肆意批评政府官员，其实这些官员也有自己的困难处境。这让邓非常恼火。”仅此而已吗？傅高义丝毫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受害者遭到虐待、被逼自杀、在劳改营中被判刑，以及被流放，有时长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传记作家用其书中主角的视角审视一切，这个理由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仅听对邓小平的批评之词，对他的一生就会有很多地方无法了解。但问题是，傅高义有些过于倾向于用党的逻辑来解释某些事件，比如说天安门大屠杀或西藏问题，有时人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80年代初，邓粗暴地阻止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一些自由对话，傅高义一本正经地说：“西方人认为全能的上帝能够批判尘世间的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或许我在这儿漏看了什么，但邓和他的同志们倾毕生之力，根据一名德国犹太人（译注：此处应指马克思）的深奥理论来改造中国。这跟中国传统有关吗？奇怪的是，傅高义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就说党确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不知为何，对党的批评就不能形成中国价值观。

傅高义并非一贯殷勤有加，他的确提到了一些黑暗面，但总是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他对邓在1978-1979年间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丝毫不含讽刺意味，而是说：“那是邓为了党国的福祉而排挤了华国锋的一刻。”他还提到，北京的民主墙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很多批判性大字报，那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多元思想的集中地。“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年轻人受到了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的鼓舞，但由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他们缺少经验和智慧来提炼他们的判断。”让《人民日报》来写的话也不过如此了。

毫无疑问，到今天为止，傅高义是最详细地讲述了邓小平的一生的传记作者，他应当为此赢得掌声。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能我们就不再有机会知晓。但是，这个故事仍然不完整。我在想，照此速度，那些被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否还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译注1：杨炳章（Benjamin Yang）《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1998）；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邓小平传；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赫鲁晓夫全传》是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有评价称之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

译注2：该报告原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也被经常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本文原标题：The Skeletons In Deng's Closet ，作者：Christian Caryl

李承鹏：逃亡的中国父亲 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

我是第一次听到邓吉元的声音，微弱得近乎渺小，这很难跟那个在大雨之夜穿了双拖鞋就逃出来，跋涉大山和河床，历经三天三夜跑到北京坚持要讨个说法的小镇青年联系起来。这就是沉没的声音，一个石子掉进汹涌大河，水面并不知情，可河床知道它的坚定。

　　我看过他那七个半月被引产的孩子的照片，身体成形，眉目清晰，躺在未曾见面的妈妈身边……那孩子离开了人间，那父亲离开了家乡。邓吉元告诉我，他原本 没想到逃跑，想跑也跑不了，县上派出十几个人每分钟都对他盯梢，上厕所也不放过。24日那天村干部受命找他谈话，计生办的人见有村干部才让他出去。谈到午 饭时间，村干部就让他一起去饭馆边吃边谈。中途干部出去接县上电话……他就说要回妻子被监控的医院，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计生女干部骑着摩托在后面盯着 他。路过县里步行街口时，他忽然跳下车飞快跑过桥，那女干部的摩托车进不了步行街，这才甩掉了她。他飞快地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这座山，他们全家都躲过，妻 子躲过，妻子肚子里七个半月大的孩子也躲过。

　　邓吉元告诉我，他躲到晚上九点，直到又饥又渴才悄悄熘到山下一个朋友家。朋友告诉他，现在全县城都在搜查他，所有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有岗哨。可是他还 是想逃出去，找北京的律师。凌晨两点，朋友帮他包了一辆车送他上路……他一路在车里俯低身子，离岗哨远远的就提前下车，绕道大山和河床。那天雨很大，他临 时出逃只穿了一双拖鞋，天黑路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十多公里。估计绕过了岗哨，他才小心地下山，一路包车开到湖北十堰。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从逃亡之时就 关掉了手机拔出了手机卡，按照计划，他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火车票，怕有人认出来，他一路捂住自己的下巴……等到了北京站手都酸了。他也不敢马上出站， 在站台遛达了一个多小时，确定没有熟面孔，才熘出来用公用电话给张凯律师打了电话。

　　这个过程惊心动魄，活像地下交通员翻山越岭送情报。可一切不过因为他和妻子想要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总被赋予悲凉的新意，有人不过为了同工 同酬，就进了精神病院；有人不过想吃顿安全的饭菜，被逼成了化学家；有人不过是深爱着他的家，却走在了卖国的路上。所以这里的荒诞并不是荒诞，而是一种荒 诞必演化成另一种荒诞。这样的荒诞浓缩在邓吉元身上是：相爱——怀娃——堕胎——叛国……这样的荒诞还包括：他的妻子在儿童节前一天被抓进医院，他的孩子 在儿童节第二天被引产下来，他在父亲节那天发现被镇上骗了，而纪念爱国者屈原的端午节刚过，他逃亡在卖国的路上。

　　邓吉元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卖国了。我想告诉他，这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卖国贼，并不因为你真卖了国，而是他们需要你卖国，只有你卖国，他们所做的一切才 显得正确。他想了想，就告诉我，镇上的人之所以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标语，是因为当地移动公司那个叫甘子宝（音）的经理在策划，想激他出来。 我问为什么一个移动公司经理会参与到计生。他说，当初正是这个经理帮计生办查了通话记录，才从亲戚床下找到他的妻子，拖到医院进行了引产……听到这个尚需 对质的故事，不要说他们联合执法变成了联合违法，其实群策群力和围追堵截符合我国基层干部的一贯路线，为把一个人确定成坏人，税务局是和公安局联合办公 的，精神病院是和信访办合二为一的，妇联是和扫黄打非办雌雄同体。

　　我听了邓吉元一些故事，深知他到达首善之都后逃亡之路并没有完。他住在律师家，听到动静就觉得是县上派人来了。前天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而县上 带话给他，说只要回去，一切都好说……他却要坚持打官司。可是这条路仍然漫长，他母亲身患癌症，一急之下，已从早期恶化成中期，而律师最担心的是北京司法 局施加压力。这几天，邓吉元已知道一些人的说法。他要说，不是因为发现怀的是女娃才不交罚款，现在根本不给打B超，乡下人到哪里去知道怀的是男是女。他说 也不是自己不及时凑够四万元，飞奔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央求再宽限一天，可干部说没用的，县上为了摘掉黄牌，这次就是要拿他开刀。他还说，乡下现在人口实际在 减少，比如他小时候读的北河小学一共有三百多号学生，现在只有三十多个了。

　　关于邓吉元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我小时候看《超生游击队》时是理解计划生育的，还深觉印度迟早会因为人口膨胀而垮掉，我们多驻扎点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北 麓以防蝗群涌进来，是多么英明的。可渐渐明白，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最不光彩的一笔，这个计划经济国家计划油价计划粮食计划思想，连生育也计划了多年，并成 功超越中石油、铁道部成为赢利工具，看，计生委刚刚超标收费2.07亿……就是把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可官员们从不计划自己的性欲，却要计划人民的生 育，就是：一个被杀了孩子的中国父亲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国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学习……这画面实在说不过去。

商务部：供港物资特事特办 确保安全稳定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香港6月30日电(记者 赵建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30日在香港介绍说，内地完善供港物资的体制机制，确保对香港的粮食、肉类、水果、蔬菜和淡水、电力、天然气等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

     在香港举行的中央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上，蒋耀平表示，按照“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原则，内地采取各项措施，确保对港农副产品的稳定供应。目前，香港市场活猪95%、活牛100%、活鸡33%、河鲜产品100%、蔬菜90%、面粉70%以上由内地供应。

     据不完全统计，50年来，内地共输往香港地区一亿多头猪和牛，十多亿只家禽，大量的蔬菜、粮食、蛋品、农产品等，有力保障了香港市场日常供应，香港居民直接受益。

     蒋耀平指出，作为香港的大后方，内地保障供应数量充足，每年根据需求足额安排。香港地区需要多少，就满足多少。同时，保证质量安全可靠，内地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所有供港鲜活产品均来自国家质检总局审查通过的、符合香港对鲜活产品检验检疫标准的注册养殖场、种植场。内地已建立供港猪场244家、牛场34家、禽场62家、活鱼106家、蔬菜基地529家。内地培育了一支长期稳定的供港经营队伍，建立了一批供港高标准生产加工基地。

     此外，针对香港市场元旦春季前鲜活产品需求上升，南方冬季易发雨雪冰冻天气等特点，内地每年提前部署，做好应对突发事件预案。

     蒋耀平还介绍说，在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及其制粉和天然砂出口的情况下，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为保障香港地区建筑发展所需天然砂，支持港珠澳大桥重点工程建设，缓解香港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国家确定了保证香港市场供应、满足香港居民需求的基本原则，对香港特事特办，继续对港供应粮食及其制粉和天然砂。

     据海关统计，2011年内地供港小麦粉出口12.1万吨，供港大米出口3万吨，两者分别比1998年增长34.4%和1.7倍。截至2011年，对港供应960多万吨河沙。未来四年，内地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工程提供3395万吨海沙填料。

     此外，内地在特殊商品管理方面给予了香港优惠政策。蒋耀平介绍说，在总体严格限制成品油、天然气等产品加工贸易的情况下，内地充分考虑香港社会需求，仍允许成品油和天然气以加工贸易方式供港，降低了香港的用油、用气成本。

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几个预言

陈志武(2011)：2012年前几个月将是房地产的冬天,或将重现2009年楼市

Full Version:陈志武(2011)：2012年前几个月将是房地产的冬天,或将重现2009年楼市

	谢国忠(2011-5)： 楼市调整需3至4年 或将下降25-50％	谢国忠(2012-6)： 房产泡沫已爆掉 回暖是假象 地方官员非理性

	郎咸平(2011) 谈2012年房价:未来楼市将现大洗牌	2012-12-06 房地产松绑疑云

彭博新闻社揭露习近平家的商业王国

即将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2004年曾在反贪污电话会议警告政府官员说：「管好你们的配偶、子女、亲友和部属，绝不要以权谋私。」


但是，彭博新闻社收集的公开文件显示，随着习近平在党内地位愈来愈高，他的亲人拥有的商业利益不断扩大，涵盖矿业、房地产和手机通讯产业。

这些利益包括对公司机构总值3亿7600万元(均为美元)的投资；在一家资产额17亿5000万元的稀土公司间接拥有18%股权；在一家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拥有价值2020万元的股权。这些数字并不包括负债，因此不能反映习家的资产净值。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些资产与59岁的习近平、他49岁的妻子彭丽媛或他们的女儿习明泽有关，也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曾出面干预，协助促进亲人的生意往来，或是他本人或其亲人有任何不法作为。

●在港拥逾五千万元房地产

这些投资是透过几个控股公司进行，再加上政府的各种限制，因此外人很难一窥究竟。但是，彭博新闻社根据向管制机构申报的数以千计文件，追查出当事人的身分；也循线追查到习家人在香港半山区拥有的一栋估计价值3150万元，邻人宣称已空置多年的海景豪宅。他们在香港还拥有至少六处产业，估计总值2410万元。

中国权势家族瓜分经济成长利益，已导致民怨日增，并对中共构成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过去20年中国城市所得差距扩大之势，超过亚洲任何其他国家。

圣地牙哥加州大学中国经济教授诺顿(Barry Naughton)说：「中国老百姓听说有人利用政治影响力，赚进几亿，甚至几十亿元，都很冒火。」

中国今年稍后将进行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习近平和下一代领导人接班，政府官员的财富也受到更密切检视。今年3月薄熙来涉及贪腐和杀人丑闻遭到革职，更加深民众对官员族阀腐败的愤恨，并出现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彭博新闻社今年4月报导，薄熙来家人至少敛聚了1亿3600万元财富。

●资产集中在姊姊一家名下

彭博新闻社追查到的习家资产，大部分在习近平63岁的姊姊齐桥桥、她61岁的丈夫邓家贵、他们33岁的女儿张燕南名下。邓家贵间接持有江西稀土和稀有金属钨集团18%股权。

去年12月申报的文件显示，邓家贵夫妇在从事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深圳远为公司，拥有总值2亿8800万元的股权。远为集团旗下其他由他们全资拥有的公司，资产总值至少8480万元。

张燕南对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公司投资的50万元，自2009年以来增值40倍，总值达到2020万元。

●新邮通刚成立获大笔合同

习近平另一个姊夫吴龙是新邮通公司董事长，而新邮通成立不久，就击败摩托罗拉等基础稳固的竞争对手，获得全球用户最多的国营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大笔合同。

彭博新闻社的统计只包括有文件显示属于习家人、数额明确的资产、房地产和持股。

自邓小平30年前展开经济改革以来，当权精英阶层利用政治势力攒聚私人财富即引起不满。高级官员不少亲人下海从商，现任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共同创办私募基金公司，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万广华说：「我真正担心的是金权挂钩，使贪污腐败和不平等愈演愈烈，持久不消。」

政府官员炫富引起日益激烈的公开批评。前海关总署署长去年被发现配戴劳力士金表，即使网民表示不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今年3月出席政协会议，也有人讥嘲她身穿的一套国际名牌，足以让200个贫困儿童得到饱暖。

●赚钱途径不平等 民众愤怒

河滨加州大学中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说：「民众很愤怒，因为赚钱途径不平等，而民众认为这些人没资格获得这种报酬。」

中国官员必须向有关当局申报收入和财产，以及直系亲属的私人资料，可是这些资料并不公开。由于缺乏透明，更加助长在中国要发财得靠「关系」的想法。这种情况说明了没有正式职务的太子党，何以势力这麽大，更验证了中国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如果你是中国某个要人的手足，人家会认为你可能是权力代理人，拼命巴结你，希望与权贵搭上关系。

●金权勾结 中国最烈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说，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现金权勾结，可是以中国为最，只要属于这些家族成员，就占很大的便宜。

过去20年，齐桥桥、邓家贵、张燕南的名字，以股东、董事或法律代表(也就是董事长等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出现在中国和香港至少25家公司申报的文件。

土地登记纪录显示，张燕南2009年以1900万元在香港浅水湾丽景道购买一户别墅，而自那时以来当地房价上涨大约六成。她在香港会景阁拥有另外四户豪华单位。

齐桥桥和邓家贵在大陆最显着的投资，就是在北京金融区兴建观缘豪华住宅社区一个189平方公尺的三卧房单位，现在售价将近250万元。

房价暴涨引发的民怨，使房地产成为中国领导人特别敏感的问题。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缺乏公平的游戏规则和房价贵得买不起，等于断绝了中国人的梦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薄智跃说，在中国有关系就能够得到政府控制的资产，只要比别人抢先一步，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

习家人就很会把握时机。几乎垄断稀土金属生产的中国，去年加强控制生产和出口，导致一些稀土价格暴涨超过四倍之前，邓家贵拥有60%股权的上海望潮投资公司，2008年就以7100万元收购江西稀土30%股权。张燕南2007年投资北京合康科技公司，三年后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她的投资也翻了好几番。

美国投资家称投资中国房产黄金时代已过

   【财新网】（记者 张环宇）“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估值已经太高。这主要是因为居民没有足够的投资渠道，想要保值资产，只能去投资房地产。”美国股本集团投资（EGI）董事长山姆•泽尔（Sam Zell）6月29日在北京称，在中国投资房地产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泽尔在长江商学院的投资论坛上提出，“十年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非常有限，那时机会很好，但现在，这个市场已有太多资金和竞争者。”

　　泽尔因创建了规模达业界前列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而被认为是公共房地产业的创始人。40多年前他创办了创业投资公司——股本集团投资。

　　泽尔已经投资中国和巴西的房地产。对于两者的差异，泽尔称，巴西竞争对手较少，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有很多竞争对手，也有很多资金。

　　不过，泽尔也指出，中国房地产业仍大有可为，特别是房地产信托行业。“在美国，房地产信托业在法律规范出台后三四年时间里就快速扩张，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有几千亿美元的规模。它不仅满足了很多投资者的需求，也在市场中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流动性。”

　　在他看来，房地产信托为房地产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得不具备大量资金的居民也可以介入一些充满吸引性的地产项目中；房地产信托业的发展，将改变地产业的整体增长模式，高度集中的持股方式，将逐渐被社会大众持股所取代。

　　泽尔建议，中国应该积极发展房地产信托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有一系列的投资途径，让投资者的钱有地方可去。”泽尔称。

　　在被问及是否美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转折点时，泽尔称，近期的确开始有很多海外投资者进入美国市场，但其追求的更多是安全和确定预期。“没有人知道，6个月后欧洲会怎样，美国相对确定性高些，这也是很多人去投资的原因。”

　　不过，美国家庭部门去杠杆化的进程仍会持续进行，这可能影响到美国房地产行业的复苏。“未来四到五年来说，去杠杆仍会进行，但这种状态不会延续20年那么久。”

　　据长江商学院一MBA小组的案例报告称，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泽尔将经营30年的商业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本办公物业公司，以3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黑石集团。■

胡锦涛“卡死”总政治部 军内人事大权争夺硝烟四起

【大纪元2012年06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锋综合报导）在"十八大"举行之前，中共内部各派对军中的各类主要职务都展开激烈的争斗。此前，有报导指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童世平将在"十八大"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然后，又有媒体报导江派"推举"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在"十八大"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

胡锦涛在成为军委主席后，一个大的举措就是将心腹童世平插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兼纪委书记，而因为总政在军内的特殊地位，实际上胡锦涛料将在"十八大"后彻底"卡住"军内的人事大权。

童世平进总政治部是胡锦涛苦心的安排

在2009年，童世平开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0年，童世平晋升为海军上将。按照惯例，军委换届，当总政治部主任升任军委副主席时，留下的空缺一般都是总政的副主任兼军纪委书记接任，并自然成为军委成员。

有报导称童世平是胡锦涛的心腹。当年胡锦涛在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后发现，虽然中共名义有七大军区，但是在北京依然是郭伯雄的"西北军"（兰州军区），徐才厚和梁光烈的"东北军"（沈阳军区）为主要势力。胡锦涛于是从广州军区提拔两人进京，一人是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上将（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另一名就是时任南海舰队政委兼广州军区副政委的童世平。

胡锦涛任职军委主席后，另一个大的安排是提拔常万全成为军委委员。其他所有的军委成员，都是跨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两朝元老"。

揭密：总政治部主任有绝对的人事推荐大权

总政治部主任在军中握有其他军内总部正部级部长所无法比拟的大权，而这和中共军内的体制有关系。

有军内消息称，军内各类军官的任命的"分水岭"在师长（大校）。副师级到正团级军官，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相关政委；军区司令、各军种司令、政委任免。

而军委成员、各军区司令、各集团军军长、各师师长则由军委主席任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政治部干部的推荐就十分重要，军委主席不一定一一知晓每一个师长，集团军军长和政委的背景。与此同时，总政保卫局需要写出此人的政治审查报告。所以军中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要想爬，别得罪总政。"

总政的人事权还反映在其他的方面。在军中，军官们是因为贪腐，还是政治问题落马，最终也是由总政来"一锤定音"。

在人事权力方面，中央军委主席当然有绝对的人事权，但是总政治部主任在高级军官的任命上则可以"提议"和"吹风"。

总政副主任为上将 和平时期从未有过

2007年，江泽民的心腹贾廷安被调任总政副主任，当时贾是中将。

2009年，童世平开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0年，童世平晋升为海军上将。从此后，童世平在总政的官方排名就仅次于主任李继耐，而其上将军衔据称也给了童世平在人事决定上"更多的权力"。

当时就有海外的评论认为，胡锦涛2010年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童世平为上将，是其希望连任军委主席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信号。而总政副主任为上将级，和平时期是没有先例的。

2011年，总政副主任贾廷安也被升为上将，此举当时也被认为是江派释放了一个想要在"十八大"争夺总政主任的"强烈的信号"。同时因为贾廷安的快速"蹿升"，在军中也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江派"原型毕现" 争抢总政主任

江派人马在6月21日给《德国之声》放风称，江泽民的心腹贾廷安"十八大"后掌总政治部。文章还向习近平喊话称，"贾廷安的支持将对下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赢得派系斗争至关重要。"

原江办主任贾廷安本身就是解放军史上第一贪、时任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后台。后贾廷安被发现拿了赖昌星许多好处，同时还提前报信让赖成功逃脱到加拿大。

2002年十六大江被迫交出党政两大权，但仍占据中央军委主席位子，并在军队中积极安插自己人，2003年贾廷安任军委办公厅主任。2004年江泽民被迫交出军权，但却顶着军委内部的压力，硬把不是军人出身的贾廷安2005年擢升为中将，2007年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胡锦涛身边安插钉子。


（北美晚间责任编辑：王蕙芳）

涉薄案周永康秘书被传讯

【大纪元2012年06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健报导）周永康深陷薄熙来案，来自中共高层消息称其秘书被传讯，而王立军与薄熙来案折射出中共高层各派系间的斗争激烈，近日有种种迹象显示已进入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行事高调的薄熙来在失势之后，有关他的各种传闻纷纷见诸海外媒体。有消息说，薄熙来在每月中共政治局例行会议上，频频举手发言。

据日媒《朝日新闻》25日报导，"每个月，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25名成员都会聚集在北京市中心的中南海，召开党政治局会议。按照惯例，在谈完预定内容之后，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都会问：'还有谁要发言吗？'熟知党内情况的有关人员表示，薄熙来曾频频在会上举手发言。"

早些时候，大纪元曾独家披露，周永康在北京的权力已经交出。据近日中共高层传出的消息，周永康因为涉入薄熙来案已经被调查，同时，调查小组还传讯了周永康的秘书。

《朝日新闻》报导称："负责警察、司法部门的常务委员周永康与薄熙来关系密切，据部份外国媒体报导，他也接受了调查，调查小组传讯了其秘书……"

薄熙来太子党出身，后投靠江泽民，为人行事高调，从任大连市长到任重庆市委书记，为搏中共高层重视、获取政治资本，其施政重点多是市政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给当地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被其操控媒体宣传为"重庆模式"。

而王立军案爆发之后，薄熙来被拖到谷底，3月15日中共两会结束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4月10日，被双停并正式接受调查。

在今年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方面抛出部份王立军提供给美方的材料，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密谋发动政变，除掉习近平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的计划，这使得周永康深陷王立军与薄熙来案的漩涡之中。

此后不断传出有关周永康失势的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称："从纸面上讲，虽然周永康仍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近日还能公开出席一些不太重要的活动，但是据至少三名中共高层人士以及外交人员透露，目前他的权力已经移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

BBC报导说："一名支持周永康的中共高官也对该报证实他已把权力移交给孟建柱。而另外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和政治分析人士则说，在没有退休前移交权力是非常不正常的。"

6月14日，海外亲共媒体刊文称，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称病常住北京301医院。文中说："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虽然偶尔露面接见一下小国来宾，但他现在多数时间称病住在北京301医院，很少到政法委办公楼上班理事。"

中共高层更在近期放出周永康失势的信号。3月26日，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委书记培训班的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到6月12日培训班结束，在结业式上发表讲话的却换成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而不是周永康。

有评论认为，此举表明，中共高层用这种方式向外界传递出周永康已失势的信号。

（责任编辑：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