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杨恒均：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来源：：影响力中国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宪政中国鼓与呼。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朝野上下赞同宪政的国人越来越多。宪政这一议题起初只是在民间社会媒体上讨论，这几年终于进 入官方媒体，成为民间和官方都共同关注的时政和学术热点。大多中国人都善良地推测，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上任之后，将会审时度势，最终点燃中国迈向宪政的炬 火、大张旗鼓地奔向宪政的目标。正在这个时候，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官方媒体在过去几周连续高调发出一些霉味十足的怪异文章，企图剿灭国人的宪政梦， 堪称“反宪运动”或“反宪逆流”。

      宪政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宪政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广义的宪政主义理念和协定，英文的对应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另一层是狭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英文的对应词是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广义层次上的宪政主义，源远流长，指的是订立协定来分享权力、实现公平正义，体现于君臣共治、立政为 民、天下为公等理念和实践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西方通常将源头追到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和领主订立的《大宪章》，用契约性书面文件划定国王的权力和 贵族们的权利。有些人认为中国宪政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曾经昙花一现的“共和”。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姬胡因国人造反而逃亡，前朝摄政周武王 胞弟姬旦（周公）和前朝太保周武王族弟姫奭（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称为“共和”。但中国的这种权力共享与“共和”只是没有约束力的君子协定，而且没有涉 及“权利”。

     狭义层面的宪政，是宪政民主的缩写，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谈论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指的正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 国家。这些国家是法治国家，宪法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高于法律、都受制于法律；这些国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切实保护人权；公民授权是这些国 家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当权者通过定期的、自由的选举而产生，以体现主权在民、保证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终极制约。

     法学界从法学角度理解宪政，当然会将宪法解读为法治或“宪法之治”。法治或“宪法之治”，当然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包括制定宪法，使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行 政权，保证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违宪审查和处罚。但是，法治只是宪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外政治史上不乏“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象。斯大林的党国和希特勒的 党国的专制暴政，都是“依法”执行的。没有人权和民主这两项内容，法律就堕落为官府压迫国民的工具。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在实体法至上还有确认人权的“自然法”。现代宪政的经典文献依据，正是那些被公认的人权文献，诸如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7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以根本大 法的形式划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及至1948年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民主成为所有签约国公认的核心价值。世界真正进入了人权和民主的时 代，连那些专制国家也要在宪法中开列人权清单、也要在国号中加入“民主”字样。

     “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谈论宪政，指的是狭义的宪政，即宪政民主。中国人倡导宪政，始于1901年中国自由主义始祖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梁 启超《立宪法议》一文中开宗明义：“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 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 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 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中国人的宪政实践始于清末的政治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承诺以9年为限实现推行君主立宪。但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不愿放权，玩弄 通过“立宪”来扩张权力的阴谋诡计。当时的立宪派便和革命派联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将满清王朝推翻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 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 后，立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伟大 成果在于，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使中国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民国初年中国人将主权在民、人权平等等 宪政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诸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极为不幸的是，在俄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和勾引之下，中国人在政治制度选择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发生反复、走上迷途。俄共党国的建立，意 味着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君主专制和宪政民主（君主立宪也应归入这一类）之外，又有了党国专制制度。当时一些心志很高、想“取法乎上”的中国人居然认为党 国体制才是最先进的制度。“国父”孙中山的转变最具有讽刺意味。孙中山本是宪政民主的忠实信徒。他在1906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就明确宣布，他所从事的 “国民革命”，旨在“建立民国”，并定下经过三年“军政之治”和六年“约法之治”而达至“宪法之治”的程序。在俄共的不良影响之下，孙中山迷上了“以党治 国”，将“约法之治”改变为国民党对中国人民实行“训政”。孙中山1924年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同时所制定的《民国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 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正是他设定的“训政”，后来演化为蒋介石所主导国民党党国专制。好在孙中山尽管心仪“以党治国”的 “训政”，仍然没有放弃宪政民主的目标、只是将“训政”当成走向宪政旅途中的短暂过渡。

     国民党统治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宪政运动”，正是遵循“国父遗训”，在合法的话语和政治框架之下推动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在 “宪政运动”中所积淀的“宪政”理念，指的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落实宪政民主。中共在当时要争取民心，也只能投身于“宪政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反对一党专 政、争取宪政民主。就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非常明白，中共要与国民党争天下，就不能离开宪政这一法统。毛泽东后来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也是顺着这一历史脉络来确定中共统治中国的法统。

     反宪政体现现代蒙昧主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大难，中国人才醒悟到崇拜毛泽东而无法无天，陷入了现代蒙昧主义的陷阱。自从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启了告别现代蒙昧主义、 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三十多年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民主和法制”、争取言论自由、重建公民社会、人权入宪、确定“法治国家”的目标、掀起公民维权 运动，等等等等，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之旅既崎岖坎坷也绚丽多彩。这时候官方媒体上的反宪言论，确实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一股逆流:5月21日《红旗文稿》刊登 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 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名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

     归功于这些年来学术界和公共媒体上的深入探讨，哪些反宪政的人们对宪政的涵义都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党建》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将 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 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 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 帜就够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规定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 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公布“鉴定结果”，标明哪些东西是“非马列 主义的”、哪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或哪些东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或东东都灭掉。

     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爱！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 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 “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 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算哪个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主旋律言行违反基本逻辑之处实在太大太多，难怪网民惊叹：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便我们遵从“中国逻辑”，根据“是马非 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的检验结果做取舍，把非马的、姓资的、西方的东西或东东都灭掉，我们除了引爆核武器将地球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我们连核 武器也不能引爆，因为那可是西方率先发明的玩意。到了二十一世纪，主旋律蒙昧到这种程度，还要国人也跟着蒙昧到这种程度，呜呼，哀哉！这种反文明、反人道 的现代蒙昧主义，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给中国带来奇灾异难！几十年过去了，主旋律没有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觉醒，仍然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 而且还诱使一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和留洋博士一起弘扬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呜呼，哀哉！

     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要断定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否能兼容，首先要严格区别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是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向往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 价值，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为制度平台。这种社会主义以宪政民主为基础，根本不存在与宪政民主不兼容的问题。另一种社会主义，是以特权和专制为 核心价值，以一党专政为制度平台，当然与宪政民主不兼容。这种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的同义词。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所 追求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有所区别，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断言“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确实充满智慧、充满历史 感。官方宣传部门将“中国梦”定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但是，宪政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 “复兴”，绝对离不开宪政；没有宪政的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人类的文明，也很容易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中国曾经在“民 族复兴”的旗号下，向着法西斯的目标走了一段路程。

     1928年国民党一统江湖之后，迎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经济建设与贪污腐败结伴而行。当时恰逢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重 创，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实行党国专制的国家反而“蒸蒸日上”，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也“蒸蒸日上”。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深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鼓舞，群起 模仿。1932年国民党黄埔系从事政训工作的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人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的“中华复兴社”，鼓吹为了民族复兴而用铁血手段振兴 经济、清除腐败、“扫荡党内一切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们也于1934年在全社会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知识道德”。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话说， “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所推 行的“民族复兴”，使国民党党国法西斯化，其结果我们都知道。

     政治上腐败堕落盛行、生态底盘破裂，社会道德水平滑落。这三者交相为患，国将不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专制，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这样的反腐败是缘木求 鱼，甚至会越反越腐。唯有宪政民主，才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当今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那 些贪官污吏借维稳之名，大行暴政之实。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被“维稳”所“压倒”，剩下的只是绝望。在“维稳”过程中，党政部门不 断地滋生问题和扩大问题，同时以“法治”的名义将弱势民众和为基本人权辩护的维权律师一起“压倒”。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 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达赖喇嘛访澳 呼吁中国认真调查自焚背后原因

   （美国之音）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国统治对北京的西藏政策没有产生很大作用。达赖喇嘛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更加认真地调查自焚事件背后的原因。
   
     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17名藏人自焚。自焚事件主要发生在四川、甘肃和青海省的藏区。
   
    达赖喇嘛星期二开始了在他对澳大利亚为期十天的访问。他说：“当然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难过的，与此同时，我也怀疑，这样激烈的行为带来了多大效果。”
   
    今年3月，中国官员指责达赖喇嘛资助并煽动自焚，并称有证据表明达赖喇嘛协调筹划了自焚行动。
   
    达赖喇嘛曾表示，自焚行动可以理解，但是他不鼓励这样做。他说，自焚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藏人自焚不是因为简单的社会问题和家庭不幸。
   
    “自焚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症状，所以中国政府官员现在必须调查这些原因。仅仅指责某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不够的。”达赖喇嘛说，“如果只是说‘达赖喇嘛制造了这些事端’就真的能帮助解决问题，好，我愿意承担所有指责。但是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自从两年前开始发生自焚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对藏区的严格管控，并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西藏。
   
    西藏问题也是中美外交摩擦的一个因素。美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总是会激怒中国。美国国务院说敦促中国允许藏人“自由地表达不满”，同时也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达赖喇嘛说，藏人大可以“伤害他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伤害别人”。
   
    针对北京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的指责，中国政府声辩说，西藏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之前饱受贫困和残酷剥削，而如今西藏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受到保护。

张志强：中共“爱国就是爱党”教育导致香港“本土派”的出现

张志强：中共的“爱国就是爱党”教育使香港产生不爱国的本土派青年（CK摄）

香港近来出现了一批“本土派”年轻人，拒绝“爱国”，并因为香港支联会的爱国口号而不参加支联会举办的维园纪念“六四”24周年烛光晚会。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副会长张志强指出：中共近些年来加紧对港人进行“爱国就是爱党”的教育，这是“本土派”产生的原因。

张志强是全美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组织“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副会长，是旧金山湾区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领军人物，他又是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资深理事。

今年香港支联会举办的纪念“六四”24周年维园烛光晚会，在滂沱大雨中参加者仍多达十五万人。“六四”之前，部分香港“本土派”年轻人，因维园烛光晚会有“爱国”的口号而声言拒绝参加，使得支联会为团结大多数人撤下了会场的“爱国”标语。

香港为什么会产生一批“本土派”年轻人呢？记者日前向张志强副会长请教。

张志强说：“其实香港人，无论年长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很爱国。中共把爱国的定义改了：爱国就是爱党。也要把这个定义通过国民教育放在香港，就是说，你不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是不爱国。当把爱国跟爱党放在一起的时候，新一代就不接受了。既然你说爱党就是爱国，我就不爱国了，我就爱香港。‘本土派’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张志强指出：“最近这几年，特别是梁振英上台后，动作太急了，想很快就共产党统治香港，使得青年人不能再忍受。”

张志强表示，他能够理解香港：“本土派”青年的想法，明白这些想法产生的原因，但也必须指出“本土派”思维上的错乱：“我提倡香港的年轻人，多学中国历史， 多学中国的文学，你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优美，自然就会产生民主的感情，这是爱国最基本的基石。当你有这份感情的时候，你 看到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公平，但你不会因此失去希望，只会激发热情，更加努力去改变现实，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张志强指出：他不知道香港“本土派”青年“六四”那天是否回到维园参加支联会举办的烛光晚会。香港支联会不仅是香港而且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凡希望中国民主的香港人，都 不会不支持支联会。他说：“支联会做了很多工作，二十四年没有停下来，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想所谓本土派的年轻人，应该继续支持支联会，应该重新认识爱国不一定跟爱党放在一起，应该明白混淆是共产党的错误，不要把这个错误放到自己的身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絕種與癌症陰影籠罩中國這一代和下一代

《明鏡月刊》編譯 江松京

    長期關心環保議題的生命科學網（Live Science）助理編輯馬克·拉蓮妮娜（Marc Lallanilla）指出：中國有最嚴重的六大環境問題。第一是空氣汙染；第二是水資源短缺；第三是荒漠化。以下是第四到第六。

    第四、生物多樣性：森林砍伐和荒漠化的另一負面影響是生物棲息地遭大幅變動，進一步使生物多樣性下降，大面積的森林被改為農田或其他用途，許多動物如熊貓 已瀕臨滅絕。中國對生物的威脅不限於國內，高級中藥材犀角是一種清熱藥，可涼血、定驚和解毒，中國人對犀牛的屠殺不言而喻；此外中國也是虎骨（舒筋活血之 用）及虎鞭（壯陽藥）的主要進口國，每年因此被撲殺的老虎不計其數；最後是鯊魚，中國人最能體會魚翅羹的美味，但他們可曾考慮過，取得魚翅的過程何其殘 忍！(因鯊魚肉經濟價值低，漁夫通常只割下鯊魚鰭，但無鰭的鯊魚失去生存能力，將被其他鯊魚捕食。）


    全村人飲用這樣的水，怎能不成“癌症村”？但是，不喝這樣的水，他們又能喝什麽樣的水？

    第五、癌症村：癌症村是最好的證據來印證中國政府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的罔顧，由於整個城鎮都受到汙染，光是簡單的日常起居就可能使自己暴露在極大的患癌風險 中，群體的疾病現象於焉誕生。最近幾年，很多人和相關團體無不呼籲政府解決（或至少承認）癌症村，這些鄰近重型工業區的居民，罹患胃癌、肝癌、腎癌與結腸 癌的機率高出常人許多。

    在廣東最著名的癌症村上壩，河流原本已受汙染變成白色，現在竟轉為橙色，因為不同類型的工業汙水混合在一塊。路透社調查後發現，許多河流內的汙染物質如鎘 和鋅都是強烈致癌物，“所有魚都死了，雞鴨喝了河水也死了，如果你膽敢把腳放進水裡，你會得到可怕的皮疹，癢得要命，”34歲的上壩農民賀順才（He Shuncai，音譯）告訴路透社：“過去一年，村裡有六人死於癌症，他們才三四十歲。”

    2013年2月，環境保護部發布《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坦承發達國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學品在中國仍有規模化生產和使用，該報 告指稱：“近年來，我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局部地區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內分泌干擾物質濃度高於國際水平， 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症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拉蓮妮娜說，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承認癌症村。

汙染的環境傷害孕婦腹中胎兒

    第六、人口增長伴隨出生缺陷：中國實施邁入30年的計劃生育無疑有效地保持人口膨脹幅度，儘管中國13億人仍屬世界第一大國，超過1/7的人類生活在此。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起飛，越來越多人躋身中產階級，他們開始習慣西方的消費模式，過去被視為奢侈品的紅肉、酒和汽車不再遙不可及，一個中產家庭可以輕鬆地駕駛汽車到市場購買里脊牛肉或白酒來打點晚餐。

    大量消費背後象徵的是大量生產以及大量浪費，飲食改變對健康的危害也慢慢浮現。《衛報》提到，酗酒和酒精相關的治療在中國十分風行，過去人們吃得相對健康，癌症發病率較低，但如今情況大有不同，中國人每餐比美國人食用兩倍的肉，肉類消費占全球供給1/4。

    中國消費者的新趨勢由於人口眾多影響顯得更巨大，歐洲糖的價格和格陵蘭島溫度的提升都可能與此相關。雜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報告也提到，大多數氣候專家同意，中國工業增長以及對燃煤的依賴，是驅動顯著的氣候變化的主要動力。

    而談到人口，便不得不討論汙染對新生兒的傷害。克里斯蒂娜·拉爾森（Christina Larson）發表於《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文章援引《大西洋月刊》專欄作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題為《中國的汙染：從出生缺陷來看》（China’s Pollution: The Birth Defect Angle）的報導指出，嚴重的汙染問題不只對一般人產生影響，連在媽媽胎中未出生的嬰兒也遭受池魚之禍，出生即有缺陷的陰影籠罩著中國父母親。
    國內和國外的科學家陸續都在研究這個問題，找出的答案並不樂觀，只要孕婦暴露在越高程度的汙染環境中，嬰兒早產及死亡的機率就越高，縱使人生前幾年安然無恙，這些小孩得到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會增加。

    來自北京大學的學者朱彤（Tong Zhu，音譯）及幾位學術夥伴所完成一份為期十年的調查，發現山西省（煤礦蘊藏最豐富，亦是空氣汙染最糟糕的地方）出生缺陷的現象十分驚人，最主要的病徵 是先天性神經管畸形，嬰兒部分的大腦、頭骨或脊柱不正確連接， 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嬰兒只能存活幾個星期。

    大體來說，美國每10000名新生兒中，約7.5個患有神經管畸形，比例為0.075％，但在山西，數量是18倍：140名嬰兒。“我們希望了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朱彤表示：“我們想找出是什麼化學物質引起。”

    十年間研究團隊收集了80件得到先天性神經管畸形的嬰兒的胎盤，證實嬰兒在子宮內早已暴露一定程度的農藥、工業溶劑和多環芳香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多環芳香烴主要通過含碳燃料例如木柴、木碳、油脂和煙草的不完全燃燒產生，而正好山西豐富的煤炭被大量使用於發電廠，因此 “有出生缺陷的嬰兒的胎盤可以發現較高濃度的化學物質，孕婦所處環境對生產結果至關重要”，朱彤補充說。此研究發布於2011年8月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明鏡月刊》39期）

　　　 　　　

中国数万幅毒地悄悄建楼 真相令人吃惊

【大纪元2013年0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从各大城市中心地带搬迁出许多污染性的化工企业，空出的土地由于地段优越，地价高昂，被直接开发建造住宅楼。而土地一旦污染，其毒素的释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将对住在这里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据专家们估计，在整个中国，可能有数万幅被污染的土地被用来房地产的开发，可是那里的居民对此毫无概念，而中共官方为了财政收入，刻意隐瞒，向公众封锁消息，令问题更加严重。

英国《卫报》6月6日报导，中国两位公民高胜科和王凯近年来致力于调查和揭露中国城市受污染土地，并写出一个由三个部份组成的系列报告，获得了“中国对话”的最佳调查奖和2013年《卫报》的中国环境报导奖。中国在受污染的土地上建筑住宅楼的问题再一次引起媒体的关注。

“这是一个全国性难题”

大陆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许多原来位于大城市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逐渐搬出中心地带，同时，许多原来位于东部沿海的企业迁往内陆，空出许多价位高昂、位置优越的地段，成为中共政府卖地获取财政收入的最佳机会。

“这是一个全国性难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骆永明说，有的地方农药厂刚搬走，土壤还来不及修复，就被开发楼房卖掉了。

据南京媒体报导，2010年10月南京一个叫“乐居雅”的楼盘开盘被抵制，因为它建在原南京化纤厂旧址上，未经任何土壤修复。

据专家介绍，这类工业污染场地、垃圾填埋场地等“有毒土地”，国际通用说法是“棕地”，最早由美国界定。因潜在的污染，这些场地的重新利用受到很大限制。

彻底治理这些被污染的土地，存在许许多多的技术问题，而且费用高昂。然而不治理，则会严重危害居民健康。

美国曾发生著名的棕地事件：拉夫运河小区案。上世纪70年代末，该小区陆续出现妇女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各种肿瘤。调查发现，该小区曾是一个堆满化学废料的大填埋场。该事件推动了美国对于棕地的立法出台。

专家：土地一旦污染，毒性释放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武汉黄埔人家‧长江明珠经适房小区，紧临长江，风景优美，但是，这个小区土地存在严重污染问题。

1951年到1965年，武汉久安制药厂建设在此，主要生产硫酸、冰醋酸等。1965年，在制药厂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市长江化工厂，并逐渐扩建厂区。生产车间、污水处理车间、废物资源化车间，均分布在地块的西部。

小区物业部门介绍，小区共2,400多户，主要安置武汉几大修桥、修路项目的拆迁户，另外一部份经适房，则通过摇号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市民。目前房屋已全部售罄。

武汉市环保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李琳表示，这类存在污染风险的土地作为开发居住利用时，应进行风险评估。但是，对于这块原先属于化工厂后决定用于住宅建筑的土地，其风险评估和具体内容，中国地质大学环评所、武汉市环保局和江岸房地产公司，均拒绝透露。

据悉，这个小区的土地存在金属锑污染和局部有机物污染。锑会刺激眼、鼻、喉咙及皮肤，持续接触可破坏心脏及肝脏功能，吸入高含量锑会导致中毒。

土壤和环保专家骆永明解释说，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容易被忽视。土壤污染物的吸收与释放过程漫长，一旦土壤“中毒”，其毒性释放可达几十年到上百年。

大城市和老工业区是土地污染的重灾区

中科院土壤高级专家罗永明（音）展开的研究显示，从2008年起，在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区域的无数家污染企业进行了搬迁，空出了超过2万公顷被污染的土地。

从2004年到2012年，重庆搬迁了137家污染工厂。此外，这些厂区现在大多变成了主要的房地产区。连续三年，江苏搬迁了4,000多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面积污染情况尚是未知数的土地。

在中国，这个问题究竟有多普遍目前还不清楚，但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在全中国，肯定有数万幅受污染的土地，其中农药厂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但获得土壤修复或做过处理的数量微乎其微。

例如，在北京，2001年和2005年间，搬迁了142家工厂，空出了878万平方米可重复用地。据中共北京环保局污染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人李京东（音）说，从2004年到现在，只有几十个污染场址被确定，其中只有8个受到修复处理。

大陆原国有的那些老工厂，由于缺乏设施和意识，对污染物的处理非常简单原始。那时，农药厂通常是把农药残留和有害化学残留物现场掩埋到地面以下五、六米深处。被这样处理的土地，仍然具有高浓度的污染物，有时甚至超出允许标准的几百或几千倍。

被污染的土地直接用于房地产开发 危害公众健康

中科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程孟方（音）指出，在中国有很多被污染的土地未经处理就直接用于开发利用。

受到污染的土壤会直接和间接地危害人体。间接的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和大气。直接的渠道是通过空气中的灰尘，或者儿童玩耍时，没有注意吸入一些受污染的土壤。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污染的场地导致了过量的急性中毒事故。随着土地开发速度加快，这样的各类事故越来越频繁。

2004年4月28日，在北京的南三环宋家庄地铁站施工现场，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他们被送往医院，病情最严重的那名工人必须接受高压氧治疗。此前，那里是一个农药厂。

在2006年7月，在江苏苏州南二环路附近，一家化工厂搬走后，留下了20亩受污染的土地，现场的6名建筑工人在挖土时昏迷。

2007年中国新年期间，在武汉鹤山的施工现场，当开挖到深层的土壤时，一股刺鼻的恶臭越来越强烈。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开始感到头晕，呼吸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仍继续工作。最后，数名中毒的工人被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治疗。那是一个农药厂的旧址。

一名从事污染整治的专业人士参与了北京第二化工厂的取样，他描述了从一个管道里排放的有毒气体有多毒。该气体能用打火机点燃，这表明，污染物的浓度高到足以引起致命性中毒。

中科院环境生物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音）说，根据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可能存在比较长的中毒潜伏期。“急性中毒时，它表明在现场的污染已经达到了严重程度。那些在受污染的土地上的长期居民，可能是慢性中毒。可能5年、10年，甚至几十年不出现症状。”

为保护利益中共官方对污染保密

中共官方为了维护从开发被污染的土地中获得的利益，受污染的土地即使被曝光，消息也会被严密封锁。这类消息只是供中共“御用专家”和中共政府闭门决策时进行内部讨论。一位曾参与广州许多土壤修复项目的专家，举出了一个例子：在广州，一栋商业住宅的前身是一个重要的化肥厂，那里的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物均超过安全水平。那块土地曾经被选作广州的亚运村。经过调查，发现有土地污染问题之后，亚运村被转移到广州番禺。然而，该建筑现场的居民从来没有被告之真相。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透露，在深圳的一块特别的工业用地，原来那里有大量的电子公司。这些公司被拆迁后，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现在那块土地上的所有办公和居住的人都不知情。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由于中共官方的刻意隐瞒和信息封锁，公众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责任编辑：谢东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