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这位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二十来年……
谈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谈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谈鲁迅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谈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谈王实味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谈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谈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
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
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
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谈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
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
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
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
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延安）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们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彻底地颠覆了，或者说，从根本上给扭过来了。
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顾准死时很凄苦：妻子已先他离世（自杀）了，孩子们又不认他，想见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谈资中筠
资中筠是从根本上关心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这位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二十来年……
谈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谈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谈鲁迅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谈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谈王实味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谈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谈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
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
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
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谈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
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
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
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
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延安）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们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彻底地颠覆了，或者说，从根本上给扭过来了。
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顾准死时很凄苦：妻子已先他离世（自杀）了，孩子们又不认他，想见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谈资中筠
资中筠是从根本上关心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