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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日星期五

泛华网权力架构系列:级别和爵衔

【泛华网推出系列文章,介绍中国权力架构的等级和分类,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政治局委员,老人帮政协等机构。】

中共是个非常注重等级的集体,对权力架构有着痴迷的热衷;对组织结构的研究,可能达到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最高境界。这不仅要归功于中国两千年来官吏制度的发展,也要归功于苏联当年极权制度的极度发展。在官方的级别制度下,中国的机构和官员级别分类是:

1.国家级正职
2.国家级副职
3.省部级正职
4.省部级副职
5.厅局级正职
6.厅局级副职
7.县处级正职
8.县处级副职
9.乡科级正职
10.乡科级副职

当然,这只是官式分类,实际运作上远比这复杂。按这个设置,党的机关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正国级,而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副国级。而政府机关中,各机构的级别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国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机构,正国级)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正国级)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正部级)
5.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副部级)
6.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正部级)
7.正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正部级)
8.副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副部级)
9.国务院办事机构(正部级)
10.正部级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正部级)
11.副部级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副部级)
12.正部级国务院派出机构(正部级)
13.各省级特别行政区政府(正省级)
14.各省级行政区人民政府(正省级)
15.各副省级行政区人民政府(副省级)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国级)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国级)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国级)
19.各省级行政区人民检察院(副省级)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正军级)

中国官方正式的等级列表是:

正国级单位: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国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国级)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机构,正国级)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正国级)
5.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国级)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国级)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正国级)

副国级单位:

1.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国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国级)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国级)

但是,真实的权力可以以最粗略的团体分类来说明问题:

1.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十七大时主席团常委共36人,十八大时是41人。人员组成是基本上是有资格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加老人帮。比较奇怪的设置是,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委委员会委员可以不是代表大会代表,权力自上而下的痕迹非常明显。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国级)

大约200人左右,中央委员会是真正的中共权力核心,不设虚位,因此对年龄要求极高,过了年龄的人必须下位。大多数是随职务而不随人,因此中央委员会并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根据职务安排的。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大约170人左右,由选举产生,因此存在少量表彰性虚位。

4.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国级)

约120多人,是功能性机构,原本并不包含权力等级的因素,但由于参与的人大多是各省部委的纪委书记或纪检组长,因此带有一定的权力标志性。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大约240人左右,人员组成部分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重叠,包括即将卸任的现职官员。因此,这个团体带有一定的荣誉和安抚性质。

6.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约2200多人,有相当数量的表彰性虚位。由于最核心的权力架构由这个团体产生,因此,这个团体在权力架构中的排名在人大和政协之前。

7.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约3000人。法律形式上,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人大被中共玩于股掌之间,连各省的人大主任几乎都被共产党省委书记兼任。因此,整个人大是个虚设机构,人大代表完全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在这3000人中,还有一个100多人的正国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当与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但由于人大常委在权力分配中并没有优势,因此,人大常委会也形同虚设。但因为有其法律上的地位,因此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最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人大代表。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正国级)

约2200多人,整个机构是个虚设机构,为那些得不到党代会代表和人大代表名额的人设置,也是为那些非共产党但投靠共产党的人士设置的荣誉性机构。在这两千多人的政协全国委员中间,还有一个300多人的常务委员会。与人大的常委会一样,由于在权力分配中没有优势,这个常务委员会也是虚设。

仔细分析各个党政军机构,泛华网发现不能以官方的级别来分类,而应该以团体分类的成员在各个机构中名额来作衡量评判各个机构的实际权力,比如,各个机构可以分配到的中央委员名额。这个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各个党政军机构在权力架构中实际排名:

1.政治局常委(主席团常委,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中枢协调性机构
2.中央军委(正国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部门协调性机构
3.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常委,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中枢协调性机构
4.老人帮(主席团常委,主席团)
5.国务院(正国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6.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中枢协调性机构
7.意识形态系统(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8.纪委核心(中央委员,纪委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中枢协调性机构
9.中央政法委(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部门协调性机构
10.中央纪委(副国级)(纪委委员,党代表)中枢协调性机构
11.中央组织部(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12.人大党组核心(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
13.政协党组核心(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政协委员)
14.中央党校(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
15.直辖市一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
16.统战系统(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部门协调性机构
17.政法系统(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18.正部级部委(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19.省委书记(正省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
20.省长(正省级)(中央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
21.正部级中央直属机构(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22.正部级事业单位(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23.正部级社团(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24.正部级国企(正部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25.军队正大军区级(正大军区级)(中央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26.国家主席副主席(副国级)
27.全国人大(正国级)(人大代表)
28.全国政协(正国级)(政协委员)
29.部级中央直属机构(党代表)
30.部级部委(候补委员,党代表)
31.部级事业单位(候补委员,主席团,党代表)
32.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副省级)(候补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
33.军队大军区级(大军区级)(候补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
34.省委第三副书记(副省级)(候补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
35.部级国企(候补委员,党代表,政协委员)
36.部级社团(主席团,党代表,人大代表)
37.中纪委常委(党代表,纪委委员)
38.副部级中央机构(副部级)(党代表,政协委员)
39.副部级部委(副部级)(党代表,纪委委员,政协委员)
40.党组成员副部长(副部级)(党代表,纪委委员,政协委员)
41.省人大主任(正省级)(多由省委书记兼任)
42.省政协主席(正省级)(党代表,政协委员)
43.省委常委副省长(副省级)(候补委员,党代表,政协委员)
44.省委常委(候补委员,党代表,政协委员)
45.副部级事业单位社团(人大代表)
46.军队正军级(正军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47.中纪委委员(纪委委员)
48.非常委副省长(副省级)(人大代表)
49.非党组委员副部长(副部级)(党代表)
50.省人大副主任(副省级)(人大代表)
51.省政协副主席(副省级)(政协委员)
52.军队副军级(副军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3.副部级国企(副部级)(党代表,人大代表)

分析各个党政军机构中团体分类的组成,可以发现以下奥秘:

1,能成为中央委员很不容易。除去个别的例子,中央委员混的最差的是军队正大军区级中七大军区政委,就是刘亚洲那个级别。

2,中央候补委员混的最差的是省委常委。十八大时,作为副省长,李小鹏可以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不太奇怪。

3,中共非常重视地方力量的建设,相比之下,中央部委被重视程度不如地方。

4,中共非常不重视军队,连排名靠后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副部长这样职务的人都得不到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只能在人大里混。

5,政协远不如人大。除去纯党务系统和政协系统,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人大代表。相比之下,只有低级别的副省部级政府官员是全国政协委员。

最后,本文引入爵衔的概念,明确等级,以便大家一目了然知道每个官员的级别:

A级爵衔:政治局常委 (7人)
B级爵衔:军委委员(10人,不包括政治局常委,与政治局委员兼)
C级爵衔:政治局委员(18人,不包括政治局常委,与军委委员兼)
D级爵衔:中央委员(约200人,不包括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E级爵衔:候补委员(约170人)
F级爵衔:纪委委员(约120人)
G级爵衔:党代会主席团(约240人,不包括中央委员)
H级爵衔:党代表(约2200人,不包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
I级爵衔:人大代表(约3000人)
J级爵衔:政协委员(约2200人)


泛华网报道。

秦晖:论“左派”和“右派”

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林达的国外札记系列,从写美国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写法国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都以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而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美国、法国都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

民主自由制度普遍发生逆转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导致灾难。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但西班牙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这时都发生逆转,变成左派专政或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这时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这种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即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即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极左派则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一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贩毒、开赌场、绑票……无所不用其极。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一样。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转型时期的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它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不仅是富人的个人权利,也包括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此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屠杀起自己人来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压制起他们来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不能把民粹主义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寡头主义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
  
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问题,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一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理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右派是要缩小己域的)。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的。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前面提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即“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馈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馈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曼德拉这样的人出来,就能把黑人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你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个人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角色,从保守派尊奉的天主教传统伦理看,他的个人道德和操守无可指责。这使得对他背离佛朗哥强硬路线极为不满的保守派无话可说。相反,这些在独裁体制下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如阿里亚斯等人,却有不少把柄在苏亚雷兹手中。这一切加上深明大义的卡洛斯国王的影响,使得佛朗哥体制得以和平转型。显然,与如今颇为流行的所谓“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相反,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顺利得益于苏亚雷兹的开明,也得益于他的清廉。
  
其实从总体上说,在“开明而清廉”、“开明而腐败”、“保守而清廉”、“保守而腐败”四类统治者中哪个相对有利于维持专制,哪个相对有利于民主转型?无疑是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但其余三者的“利弊”则有争议。过去有人说保守而清廉最有利于维持专制,所以宁可保守而腐败,这样更易动摇专制基础。开明而腐败就更好,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促进转型。这种“腐败有利论”也许在过去的革命时代、尤其是暴力革命时代还有点道理,因为腐败而保守更容易激起革命。但是且不说“革命代价”的问题,现代镇压技术条件下已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乃至通讯交通落后的火器时代,再腐败的专制者凭借高技术镇压革命还是绰绰有余,就像当年的萨达姆。而腐败的“利益引导”也许会有助于把民粹主义专制体制变成寡头主义专制体制,但后者却未必离民主更近。相反,基于专制的腐败利益不仅会强化专制者的“保守”意志,而且一旦真发生变革,会更可能引发激进的清算(这又反过来使统治者更难变得开明)和民粹主义浪潮,从而使变革后的秩序更难稳定。从东欧和东亚的情况看,也确实是变革前相对更清廉的统治(如波兰、匈牙利、台湾)比更腐败的统治(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尼等)转型更为成功。因此,开明而且清廉的苏亚雷兹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
  
过去人们劝说专制者走向民主,往往都说你既有了民主化之功,总会比专制时更得民心,因而会得到更多选票,不用担心因民主而丢权。但老实说这种话有“忽悠”之嫌。民主制下你做得再好,民众到一定时候也会不满意,而希望寻找“更好”的。不可能有“万岁”的执政者。然而从长远看,民主化前的执政党凡是采取主动的,虽然也难免一度下台,但由于拥有更多的组织资源、执政经验、历史影响与精英成分,在后来的政党政治中大都能保持长期的优势。像东欧民主化时最主动的波兰、匈牙利前执政党,虽然一度下台,但其后继者经过转型后很快就在“左派复兴”中东山再起,至今19年来政坛虽已几经轮替,总的看来他们还是比当年的反对派执政时间更久,也更成功。而曾经以政变对抗民主化的苏共,其后继者再未能重新执政,但俄共作为在野党还算拥有相当影响。至于当时以暴力镇压民主的罗马尼亚前执政党,就干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西班牙民主化以后,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也赢得竞选上台执政,但转型后的佛朗哥派(人民党)很快也迎来了“右派复兴”,如今西班牙已经形成稳定的左右轮替格局。苏亚雷兹虽然民主化后再未执政,但他不仅有功于国家,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党而言也是有再造之功的。
  
负责任的反对派及其领袖

西班牙左派方面,像西共领袖卡里略(本书译称卡利约)、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的。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看林达的书,使我想起28年前读到的前佛朗哥政权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达维奥的回忆录《卡里略进入西班牙之日》。作者当时与卡里略分属敌对阵营,即使在民主化后也处在左右两端,但他对卡里略的钦佩仍溢于言表。卡里略是内战中最后撤离马德里的人,近40年后他又是流亡国外的西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潜回马德里的人。1976年2月8日,在佛朗哥刚去世两个多月、继任的阿里亚斯仍然非常铁腕,而后来开创民主化的苏亚雷兹还看不出接班可能时,卡里略就勇敢地潜回国内在地下领导西共的斗争,直到1977年西共在民主化进程中获得合法地位。
  
当时西班牙的白色恐怖仍很严重,以至于卡里略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民间极右翼组织”的暗杀,这些人对佛朗哥体制内的开明派都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共产党。而万一发生暗杀,由于卡里略系“非法”回国,西共当时公开说他仍在巴黎,政府也会对“民间”行为不负责任,西共连抗议都不好发动。但尽管如此,卡里略仍然义无反顾。他认为,为争取民主化,共产党人思想不能极端,行为必须克制,但责任一定要勇于承担。他的战略是:“从地下状态就迫使政府逐渐接受卡里略的身份,以至于不顾个人安危,让政府逮捕他,使问题复杂化,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政府接受卡里略的存在,然后再开展攻势使西共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正是在马德里的地下状态中,卡里略写下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在这部著作中,卡里略顺应时代潮流,宣布西共与苏联模式、与“专政”及暴力革命划清界限,在“欧洲共产主义”名义下实现了西共的半社会民主党化。老实说,这两个方面如果缺一,西班牙的后来都会有很大变数:如果卡里略不回国,与佛朗哥一派有血海深仇的国内西共地下势力在过渡期的动荡中会不会乱来,没人能够把握。而卡里略回国如果只是要乘乱从地下发动暴力革命,那么不管是“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还是佛朗哥后继者以镇暴为名延续铁腕,西班牙的民主化都将难以实现。
  
可见,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与“左右”两边能出现苏亚雷兹和卡里略这样的优秀人物有很大关系。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体制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到了关键时期,他的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何清涟:习总的哈姆雷特之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陷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困。只不过,困扰哈姆雷特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困扰习总的则是反腐败。这反腐败又分为是大反还是小反,是用雷霆手段还是比“润物无声”略强势一些的“和风细雨”。

凭心而论,“不反腐败”那真不是习总的心思,否则他也不用亲率五常委至王歧山常委管下的中纪委,发表那番“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的讲话,因为这番讲话,无论如何也象是对王书记日前那番反腐要“润物无声”的纠正。习总遇到的难题其实是:老虎满山跑,苍蝇漫天飞,打击的标准不好定。以官员的“房子”为例,目前就是一个天大难题。

“房子”在中国引发的戏剧,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更因其与民生有关,还成为民怨的聚集点。因此,从2012年11月下旬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内的反腐与房地产市场的售房潮,主戏就是以官员为主角、房子为主要道具的两折戏。

第一折戏是始自2012年11月下旬的“网络反腐风暴”刮出来的“房氏家族”。在那20来天当中,各地网友趁机举报了不少拥有十几套甚至20多套豪宅的中小官员,根据拥有者年龄性别,分别被称为房叔、房爷、房婶、房嫂、房妹、房祖宗等,能够入选“房氏家族”成员者,至少也得有十几套房子。据说,目前最霸气的“房祖宗”是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程绍春,据称拥有16栋——不是16套。

按照中国的房价,中国的官员不管什么级别,几乎不可能依靠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房,更不用说拥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毫无疑问,这些房源都与其主人的腐败行为有关。一想到自己的资产随时可能曝光,并成为反腐目标,在官员心目中,那些房产就从“财富象征”变成了“风险资产”,官员及其家属陷入为“房子”的焦虑。

于是第二折戏开始,在中国近几十个城市出现抛房潮。中纪委通报显示,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统计,在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的业主中,有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挂名;业主物业出售都要求现金交易,不经过金融机构转钱;物业出手都委托律师全权处理,业主在交易过程中不露面。经核查当年原始记录与账户资金往来,出售物业的业主有部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据说,中纪委、中办、中组部至12月中旬为止,已经召见120多名现任高官,要求其家属停止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账号等。

“房子”问题引发的焦虑,最终变成了“党与政府的焦虑”。中纪委通报还列出北京、天津、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湖北9个省、直辖市党政机关部门高中级公职人员及家属近期提取外币的情况。其中最高为广东17.92亿美元,最低为3.7亿美元。中纪委的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占GDP总量5.98万亿美元的6.9%);2011年资本外逃达到6000亿美元(占GDP总量7.49亿美元的8%);2012年资本外逃估计突破10000亿美元(占GDP8.23亿美元的12%);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亿美元(按GDP年增长7%计算,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7%)。

“党与政府的焦虑”当然不止这点,因为如果官员要抛售房子,意味着今后他们也不会成为新买家,这就关系到今后经济发展大计“新城镇化”的道路是否畅通——这点本人另文分析。

从《经济观察报》1月18日的报道“房子的焦虑”来看,中纪委对各地官员的房产数量其实掌握得比较清楚。早在若干年前,住建部就着手建立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一推再推,至今仍未公布40座联网城市名单,据说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完成住房信息历史档案数据的补录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除了数据录入工作繁杂之外,主要原因是因为遭遇了各地官员的无形抵制。据说,为了保障录入工作顺利推进,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向各地长官发愿,“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副部长齐骥曾提出,“部、省(区)集中的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不提供查询服务,查询服务仍按现有的规定实行属地查询。如广东省政府承诺,住房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查询服务权限。正因为事关官员“财富身家机密”,一位从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科研课题的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仅就房产一项而言,全国各地官员腐败证据齐全,习总也多次表达了反腐决心。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即这腐败到底是反还是不反。按照人民的利益,习总必须惩办这些官员,因为“他来自人民”——这是新华社自2012年11月习总登基以来的宣传亮点,关于习总的人物特稿,标题就是“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但人民的“痛快”却意味着党的干部队伍大受折损。真要认真反腐,比如按照《刑法》定的标准,那是步步惊心。我查了一下,煌煌《刑法》的第383条规定对腐败定了四个量刑等级,最轻的是不满5000元处二年以下拘役,最重的是十万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若真地依法治国,那数千万党政事业机关的干部们大多数都可能符合刑法有关腐败的最高量刑标准,那党务部门及政府将如何运作?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高举“反腐”大旗——因为不反腐败,实在“对不起人民”,且陷习总于言而无信之境——并悄悄修改《刑法》,将“笼子”的网眼做得又大又宽,比如每个官员可以按级别合法拥有5套及20套房产;并定下“非法获取个人房产资讯罪”,吓阻那些敢在互联网上泄露官员“身家财富机密”的大胆刁民。这样一来,“反腐”可以立见成效,并早早收兵。否则,结果将有如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行禁酒令一样,无疾而终——不过,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位置之初,他的反腐还是抓捕了几只大“老虎”的,比如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连襟等红朝贵戚。

【石涛评述】中国环境 一个经济死刑判决

数千流亡藏人示威游行声援自焚同胞 两藏人被判死缓及十年徒刑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流亡西藏官民星期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大型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同时在印度各宗教领袖的参与下为自焚藏人举行了祈福 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还与数名印度知名政要就西藏局势举行了研讨会。此外,四川阿坝两名藏人在星期四被中国当局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及十年徒刑。
   
    数千流亡藏人示威游行声援自焚同胞 两藏人被判死缓及十年徒刑

    图片: 七千多名流亡藏人参与和平示威游行活动。 (记者丹珍拍摄)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议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联合举行的“藏人共命运”大型活动于星期四组织七千多名藏人在圣雄甘地陵墓前,由印度不同宗教领袖参与下,为藏人自焚者亡灵得到超度和世界和平举行了祈愿会。
   
    数千流亡藏人示威游行声援自焚同胞 两藏人被判死缓及十年徒刑

    图片: 流亡藏人高呼口号,抗议中国当局在西藏的高压政策。 (记者丹珍拍摄)
   
    随后在司政洛桑森格和议长边巴次仁的带领下从甘地陵墓到国会大道坚德曼德高呼各种口号展开了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在终点站举行的集会上,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耆那教等领袖分别发言,对藏人的苦难表达了祈福与声援。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共命运”大型活动中文发言人格桑坚参在活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天第二天的日程更具意义,因为这么多各宗教领袖 为了世界和平,特别是为了境内自焚藏人,以各自宗教传承举行祈愿法会,这当然对境内的紧张局势能够得到一些缓和,我认为在宗教的角度上非常的有意义。”
   
    数千流亡藏人示威游行声援自焚同胞 两藏人被判死缓及十年徒刑

    图片: 印度不同宗教领袖为自焚者和世界和平举行祈愿会。 (记者丹珍拍摄)
   
    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星期四下午还举办了一场以“西藏局势对印中两国的影响”为主题的研讨会,特别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和达兰萨拉阿坝格尔 登寺寺主格尔登仁波切作为藏方代表同印度内阁增设秘书长、前外交部秘书长和前大使进行讨论。印度知名社会活动人士和学者等共计70多人作为不同组织的代表 出席了这一研讨会。
   
    数千流亡藏人示威游行声援自焚同胞 两藏人被判死缓及十年徒刑

    图片: 洛桑森格和格尔登仁波切与印度知名政要就西藏局势展开讨论。 (记者丹珍拍摄)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嘉日卓玛在会上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从这次专家研讨会来看,印方代表都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尤其对达赖喇嘛尊者非常崇敬, 他们也对自焚事件深表同情和关注,更对恶化的西藏局势感到极度担忧。通过讨论,他们表示将会在所属机构中提及西藏问题,推动更多的热心人士了解西藏真相, 并加入声援西藏的行列。”
   
    此外,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四川省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于星期四(1月31日)对阿坝藏人罗让贡求、罗让才让以“故意杀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判处40岁的罗让贡求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31岁的罗让才让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国当局认为两人煽动引诱教唆或 者胁迫他人自焚,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数千流亡藏人示威游行声援自焚同胞 两藏人被判死缓及十年徒刑

    图片: 示威者向中国政府表达诉求。 (记者丹珍拍摄)
   
    自2009年至今,已有近一百名藏人以自焚抗议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中国当局一直指控藏区自焚事件是受到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与组织 的煽动及指使。而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则要求中方将证据公诸于世,并呼吁让国际观察组织及媒体进入藏区进行调查和了解真相。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报道。

看山:习近平是“倒薄”的关键人物

     去年年底,当薄熙来已彻底倒台,确定不可能翻身后,彭真之子、李庄的老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付洋,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早在李庄案沸沸扬扬、重庆模式还如日中天的两年前,习近平就特意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调研,“显示前所未有的重视”——换言之,早在那个时候,习就出手了。众所周知,李庄案是薄熙来、王立军的“滑铁卢”。当时人们疑惑的是,区区一李庄,就算再加上一付洋,有何能耐搬动薄熙来这座大山?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习的出手,才是重庆模式由盛转衰的关键。其时机选择之妙、切入之准,令人叹为观止!
  
     习出手的奥妙在于,以他的身份,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疾言厉色,他只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他选择的一些人看到了他的这种态度,让那些愿意传播的人自去传播,结果就在官方、民间齐齐吹响了“倒薄”的“集结号”。

  
    就民间而言,或因为观念,或因为利益,不少人“苦薄久矣”。但薄当时是一座大山,以其份量之重,在中国还没有过被体制外的力量推倒的先例(文革时除外)。“恨薄”的人,对薄亦无可奈何,只能骂几声出气。现在,储君的态度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情绪性的“骂”,就转变成谋定后动的“倒”。“倒薄联盟”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随之,有了后来一系列的运作。
  
    就官方而言,那些为未来计,意图结好储君的,就不提了,单说最高层面。薄本来是江牵制胡温的一着棋,胡温“苦薄”亦久。但以薄当时之势,上有江之暗许,下挟民意之重,“入常”似已不可挡。政治上就是这样,在没有把握打倒对方时,是不可能下死手的。因此,胡温也只能以“不去重庆”等小动作,来表明态度,划清界限。但当时换届在即,他们的表态又能获得多少人的追随呢?所以,其他常委(李克强除外)和各级官员纷纷与西南结缘。现在,习的态度让胡温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于是“倒薄”正式被列入重要日程。胡温在明,习在暗,乃有辽宁的谷凤杰案突发,以及中纪委暗查王立军等连环杀招。
  
    江的态度也微妙。薄本来是江牵制胡温的一着好棋,但江的最大意图还是保习顺利接位,“用薄”也是为此。因此,当习的态度已明朗,习薄不能两立时,江其势只能“弃薄”。在胡温的主动面前,江有意显示被动,同时以之为筹码,换取胡温在十八大其他安排上的让步——权术至此,已炉火纯青矣。
  
    因此,习只是搞了一个调研,“显示前所未有的重视”,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了包括薄熙来在内很多人的命运。除此之外,习不需要再做什么,只须静观其变,顺水推舟即可。其间,做与不做的选择,十分微妙,令人击节。
  
    客观说,薄如“入常”,受损最大的是习。以薄势头之盛、个性之强,不可能甘居习之下,必然危及习“定于一尊”的核心地位和集权格局。因此,习以储君之位,暗中发力“倒薄”,乃人性之常。在最高权位面前,该出手时就出手,成王败寇,本是权斗游戏的规则。今天,习权位已固,薄成阶下囚,既为天意,抑亦人谋,怨不得谁。
  
    对政治人物的评判,有两点极其关键:不仅要关注他们当时做了什么决定,更要关注他们做决定时所立足的地面,即他们当时有着哪些可选项,从这儿,才可以看出他们真正的倾向性;不仅要看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更要看他们为此目的动用了什么手段,从这儿,才能看出他们真正的能量大小。十八大后,最有政治意蕴的事是两件,一是南周事件,二是传言周小川将“破格”留任央行行长。在这两件事上,习的态度都耐人寻味。尤其是第二件,针对十九大破局、布局的意味十分明显——只有破格,打破规则,才能改变十九大的既定格局,使一些人人以为可以上去的人上不去,使另一些谁也没有想到的人上去。在“定于一尊”的权力结构下,规则的力量越弱,习个人的力量就越强。而要打破规则,不能等到十九大事到临头,必须现在就破;为了争取对“破格”的支持,现在的“破”不宜为了习的人而“破”,而必须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从杨雄、魏宏到周小川,莫不如是。
  
    根据习近平履新后的一些作为,有人断言他是左派。其实,“左、右”早已不适于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标签。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无一不是兼具左右。左和右都只是他们的片面而非全面,因此不具有实质意义。对他们来说,左、右皆用而非体。用左,主要是由于苏联解体、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和教训;用右,则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前。所以,习既强力肃贪,收紧舆论,又大力扶植民营经济。事实上,习上台后,右的脚步并不慢于左,左右基本均衡。只不过,由于他左的一面涉及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大、感受更深,所以让一些人产生了“习左”的误会。
  
    如果一定要给习近平贴上标签,和邓小平一样,只有两个标签适合他:民族主义+实用主义 [博讯来稿]

称薄案涉路线斗争文章再热传 被指回击江派“要习下台”放风

【大纪元2013年02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健报导)近期习近平“打老虎”打掉数名江派阵营高官,1月29日习近平又向外界显示他收紧了对内卫部队武警的控制权。分析认为这是在利用内卫武警消除党内杂音。武警在国内镇压民众的同时,在中共党内也充当着打手的角色。

习近平近期显现出对江派阵营的围剿动作越来越紧,有消息说“习近平‘打老虎’打的很急,江派那边近期可能有动作,两派大概逼近摊牌了。”

1月30日,江派在海外中文媒体放狠话称,习近平上台的施政举措触动了党内某利益集团,其正在策划“将习拉下马”。

与此同时,中共党媒《光明日报》旗下《光明网》早在2012年9月批评薄熙来“走文革路线就是死路一条”的文章,于近日又再度热传于网络。

该文标题为《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死路一条》,文中大批薄熙来效仿毛泽东式的树立个人的所谓“人格魅力”,把“政治人格化”,称“最终藉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文章最后称:“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而据一位了解中共体制运作的人士说,中共党媒把薄熙来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而一旦涉及路线斗争就可能会有一批人牵涉其中,就像毛泽东一死“文革”就结束,紧接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出炉一样。

该人士还表示,这个时候网上再度放出薄案涉政治路线问题一文,很难说它是偶然的,更像是习近平阵营对江派借媒体放狠话的一种回击。

薄案背后最强硬推手温家宝2012年3月14日在中共人大、政协两会记者会上曾表示,薄熙来是文革余毒,开历史的倒车。温家宝向外界暗示,薄案涉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并称,对重庆事件的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责任编辑:姜斌)

五新貴接任政協常委

(星島日報報道)全國政協常委會議昨日在北京舉行,討論新一屆政協名單。與會的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證實,新一屆政協委員人選名單內,沒有前特首曾蔭權和劉夢熊的名字,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則榜上有名。北京消息指,唐英年、恒地副主席李家傑、福建社團聯會會長林樹哲、鳳凰衛視行政總裁劉長樂和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將會晉身常委之列。據了解,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暉亦不在政協名單之內,意味廖暉退休,王光亞則未有接任政協副主席一職。

陳永棋他相信,董建華連任政協副主席的機會很大,而曾蔭權不在名單,相信無關他早前的負面新聞,而是中央不想開先例,卸任特首都出任政協副主席,他指香港只是很小的地方,若非情況特殊,不應有兩個副主席。陳永棋又估計,唐英年出任常委的機會很大。他說,名單裏面,還有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前警務處長鄧竟成,另外還有多名商界人士。

北京消息指,今屆全國政協,香港有十六名政協常委,出現五個空缺,分別來自正被廉政公署調查的新地非執行董事郭炳湘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楊孫西、已故的徐展堂、特首梁振英。新入局的五名常委,按排位替代,包括李家傑、唐英年、林樹哲、劉長樂及胡定旭。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原是政協常委大熱,但最終沒有入局。

據了解,王光亞和廖暉亦不在政協名單之內。按內地規矩,必須出任政部級官員滿十年,才有資格晉身領導人行列,而王光亞出任正部級未滿十年,故未能接替廖暉出任政協副主席。

對於曾蔭權未能獲前特首董建華同一待遇,獲委任為政協副主席,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直言建制派對此有不同意見,工聯會陳婉嫻表示,「不想在這個時候講一些他(曾蔭權)極不鍾意聽的事」,還補充指任何事都有「循環準則」,「凡事都有因有果」。不過對於「因」是甚麼,陳婉嫻則拒絕再評論。另一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亦認為,曾蔭權無出任副主席是好事,以免變成慣例,而董建華在美國的網絡,非其他人可比。

身兼行會成員的葉劉淑儀更批評曾蔭權擔任特首七年,政績乏善足陳,令人失望,未能做一個楷模,「特首不是應份做政協副主席,要個別考慮。」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表示,曾蔭權曾任七年特首,如只擔任政協委員、而非當政協副主席的話並不恰當,但同時因為前特首董建華也已經是政協副主席,曾蔭權如同樣當政協副主席也有不妥︰「這麼多省委書記都做不到副主席,如個個港澳的(前特首)也要做副主席唔得掂。」田北俊又指,唐英年擔當政協常委也合理,但強調不知前政務司司長可擔任政協常委是否會成常規。

贾庆林的儿子贾建国开启外逃潮 张宏伟拟从中俄边境出逃

     快讯 艾科伟
  
     中共18大后,中共内部一批贪官先后逃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儿子-----贾建国,在中共18大后带头出逃澳大利亚。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1月,仅从北京出逃的贪官就多达400多为,携带赃款800多亿美金,在公安部边境管理局的红色警报名单上共计有6000多位有问题的亿万富豪出逃,已接近四分之一。
  
    有消息说全国政协委员张宏伟在从深圳向香港递交出境手续时被告知,护照有问题需要回北京从新办理,张宏伟无奈只好打道回府,悄悄溜回老家哈尔滨,曾帮助张宏伟用法律陷害东方老员工韩国志,并把韩国志枉法判刑十年的哈尔滨市公安局长石侠,为张宏伟办理了多本假护照,张宏伟正在向中俄边境窜逃。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刘铁男情人曝光

据香港明报报道,中纪委已经根据实名举报,立案调查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据报道刘铁男被控三条腐败问题。日前刘铁男的一名徐姓情人也被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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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与徐姓情人(罗昌平新浪微博)

罗昌平1月30日在其新浪微博中说“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近两个月来,本人已尽举报人义务配合完成相应程序,在官方定论并公告之前不表态不回应。”

签“保密协议” 爆料人不接受采访

报道还说,罗昌平已经与中纪委签订了“保密协议”,对外界封口,不得谈论刘铁男的情况。中纪委已经向国家能源局通报,开始对刘铁男立案调查。

刘铁男被控三条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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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的学历证书(罗昌平新浪微博)

去年12月6日,罗昌平首次在新浪微博上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三条腐败问题,即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妻 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日涛公司持有股份,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并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以及在日担任经济参赞时结识读博士兼职翻译的情人徐 某,并亲自为徐某出函介绍工作。双方因利益关系反面后,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而就在在罗昌平发出微博实名举报几个小时后,中国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罗昌平的举报“纯属污蔑造谣”,“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并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对罗昌平威胁的语调十足。

加大反腐力度 当局调查刘铁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根据网上的实名举报,中央已经开始对刘铁男进行调查,这是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一个进步。

“现在至少表明中央在开展一种独立的调查,不管他最后有没有问题,有可能他没有问题,也有可能他有问题。独立的调查是反腐败和公平的关键。”

实名举报反复作用大

这位中国反腐问题专家说,实名举报,尤其是借助微博、网络的实名举报,不同于以往信件的实名举报,由于其能在瞬间为广大受众所知,正在发挥重大的作用。

“现在既是实名举报,同时又通过网络传播,被很多人知道。那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就不得不独立的去调查,到底他反映的事情是真是假,要给广大网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这种实名举报,特别是网络举报,看来还是对反腐起到很大的作用。”

反腐关键在制度发挥作用

北京公共知识分子,独立学者巩胜利也认为,实名举报对于习近平“打老虎,打苍蝇”的举措来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他强调,习近平所说的“把 权力关进笼子里”,能否真正的落实,关系到实名举报,是昙花一现,还是历久不衰。但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关键是反腐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

刘铁男腐败指控在核实中

新华社中国网事微博说,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针对微博反映的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的有关情况,纪检部门仍在核实。

刘铁男仍在“抛头露面”

根据发改委网站的信息,从2012年11月1日后,该网站上就没有副主任刘铁男公开行程的消息。刘铁男兼任国家能源局网站报道他行程的消息,时间截止到2012年11月23日。

不过,30日中国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温家宝总理到国家发改委调研的镜头中,刘铁男也在场。此前,刘铁男在2013年1月14日曾陪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调研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

目前,刘铁男的名字仍然在中国发改委和能源局网站的领导人名单上。

多维风琴

舆论点评遭举报屹立不倒的刘铁男被中纪委调查事件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30号通过微博发布消息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这条消息堪称爆炸性新闻,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刘铁男被立案调查了,这是意料中的事。虽然消息来得晚了些,我们还是要为中纪委鼓掌,希望中纪委继续打老虎,打更大的 老虎。

去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学历造假贪污腐败,当天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就借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称罗昌平“造谣污蔑”。并表示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对此,作者萧夏林的文章认为,如此快速反应只能说明刘铁男狗急跳墙,也想以此强势来吓退罗昌平,但他却忘记了,今日中国如果没有铁证敢实名举报你刘 铁男吗?何况是资深的调查记者。不过,将近两个月来,一大批官员包括数位副部级官员被陆续撤职立案调查,就是不见刘铁男被调查的消息,外界对刘铁男能否下 台还有疑虑,民众对此更是殷切期待。有知情人士透露,刘铁男曾是李鹏的秘书,后台强硬,不会下台。

刘铁男显然成为中国反腐败能否继续进行的标志,刘铁男不倒,王岐山的反腐败就会倒。真没想到,这么快刘铁男就倒掉了,中国的反腐败又深入了一步。此 外,各大网站昨天发布消息,前国家总理李鹏的公子李小鹏,已由山西代理省长转正,成为省长,对此,全国网民很不高兴。李小鹏是亚洲电王,她妹妹李晓林也是 中国女电王,李家王多。不过,刘铁男也是王,是中国能源王,不过,王与王不同,一个倒下,一个高升。今日中国,同时传出的上述这两个消息,一好一坏,意味 深长。

RFI华语
 

货车爆炸 连霍高速河南段大桥被炸塌 26人死

文章来源:
原标题:连霍高速一满载烟花货车爆炸致义昌大桥坍塌 26人死亡

中广网北京2月1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今天(1日)上午九点连霍高速渑池段服务区附近一辆载满烟花爆竹的货车发生爆炸,引起桥面断裂,事故造成26人死亡。

今天上午9点左右,一辆装载烟花爆竹的货车自西向东行驶在连霍高速河南三门峡渑池段741公里处的义昌大桥,突然发生爆炸导致义昌大桥目前南半幅被全部炸毁,北半幅桥板也有一些松动,已经造成了连霍高速双向断行,现场的情况触目惊心。

记者看到由于义昌大桥是公路桥,它的桥墩离地有几十米高,南半幅被炸毁之后很多大货车从桥上掉下去,桥下可以看到一些严重的擦撞痕迹,桥面也变得焦黑,桥墩下还有一些大货车的残骸。

目前由于连霍高速已经双向断行,所以建议陕西去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沪陕高速、郑卢高速或者是301国道,现在警察、路政和120已经赶赴现场及时救助伤者。


2月1日上午9:03,一辆装载爆炸品的货车自西向东行至连霍高速公路741km+900m处(河南三门峡段)的义昌大桥时,突然发生爆炸,导致大桥南半 幅被炸毁,北半幅桥板松动,目前,爆炸已造成连霍高速双向断行,人员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所载爆炸品到底是鞭炮还是其他物品尚不清楚。图为事故现场。李一 川 摄


目击者称系主干桥塌,数辆车掉落。大河网记者从一个目击者的描述中获悉,当时或因为一辆运送鞭炮车辆发生爆,“现场都是鞭炮屑。”但该原因并未被有关部门证实。图为事故现场。李一川 摄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图为事故现场。

赵红霞家人发布声明:将追责散布家庭信息者

来源: 齐鲁晚报

  31日,赵红霞家人委托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通过本报发布声明,对于赵红霞的家庭信息被人对外发布,将保留法律权利,适时追究法律责任。

  声明如下:

  赵红霞家人对于赵红霞一案并不了解,其丈夫也是于2010年才与赵红霞认识并结婚,对于赵红霞2010年以前的事情并不知情。

  自赵红霞被逮捕后,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不断受到打扰。赵红霞家人对于自己家庭的信息被人予以对外散布,将保留法律权利,适时予以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现在有部分媒体及网站不断地猜测赵红霞及其家人的各种私人信息,希望各媒体不要再就与赵红霞涉嫌敲诈勒索罪一案无关的信息予以纠缠。如有侵犯名誉权的,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谢谢!

  声明人: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2013年1月31日

黑客盗机密恐吓线人 阻不利中共领导人报道

    来源:纽约时报
  
       中国黑客针对西方传媒并非新鲜事,美国保安专家指,早在2008年开始中国黑客已不断入侵西方记者电脑,确定西方记者的线人和联络人,对他们加以恐吓或利诱,试图阻止任何影响中国领导人形象的报道出街。
 
      中国黑客去年除了针对《纽时》外,还对彭博社的电脑系统进行攻击,因为彭博社去年6月29日刊载调查报道,指习近平家族在中港两地拥有3.76亿美元(29.3亿港元)资产,虽主要涉及习近平大姊齐桥桥及二姊齐安安家人,不涉习近平一家三口,但已触动中国敏感神经。报道一出,内地微博上习近平及家属的名字,顿成敏感词。
  
      《纽时》形容,中共庞大的网军,除了在网上即时「屏蔽」相关报道和消息外,同时试图大举入侵西方传媒、政府部门以至活跃组织人士的电脑系统,展开一场广泛的「网络谍战」。Mandiant在去年12月的调查报告估计,中国黑客至少窃取西方传媒逾30多名记者或高层的邮件、联络人资料及档案,黑客更有一份记者名单,不时会反覆攻击名单上记者的电脑。
  
      美国外交及电脑保安专家认为,中国黑客入侵电脑收集情报,绝非纯粹要盗窃贸易机密,更想揪出线人,阻止他们发放损害国家领导人形象的消息;或「预知」传媒将刊载有损中国领导人声誉的文章,让他们有所准备,以改善中国在国内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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