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天命当然是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天命。既然是天命，就必须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周永康真的倒下了？央视推持放风指其被查旋即删除
文章来源: RFA 于 2013-12-02
大陆官媒央视周一曾在推特发布，当局成立专案组调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但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至今未对消息表态。大陆传媒人指，官媒发出消息定必有根据，这消息可信性高。（海蓝报道）
央视英语新闻推持周一（2日）上午发消息指，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成立专案组调查周永康，其后被删除，但被网民截图留底，并转推至网上。
而台湾《联合报》引述北京消息指，周永康周日（1日）被中纪委以贪污腐败罪拘捕，中纪委和中宣部周一将正式发布消息，消息并指，中共中央做这个决定很艰难，其后的影响亦大。
海外网站亦指，上周，专案组定下编制五百多人，从北京、湖北抽调干警，将专案组命名为“二号专案组”，种种迹象显示，对周永康的调查已接近尾声。报道又指，周永康在四川时，涉嫌杀妻被列为重点调查事项之一，事发时两名司机已被捕，并交代其杀妻计谋。[泛华网注：泛华网早有报道：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6519.html]
资深传媒人高瑜指，央视即使删掉该消息，但问题不大，它肯定有确实消息来源，否则早当谣言，其主管会被撤职。如果只是删掉，可能他们要等中文新闻统一发布，加强该新闻的权威性。她又指，新闻最权威是央视新闻联播，如确实，首先要新闻联播先公布，其他部门不允许。过去宣传也有内外差别，对外放松一点，内部要严格，如果这次是央视英文新闻先发，根据过去模式，对外先发消息，但可能周永康是重大人物，江、胡时代政治局常委从未被打倒过，只有毛、邓时代常发生。现在习近平如把周永康打倒，大家当新鲜事情看待。
高瑜又指，全国两会前，她听说要拿下周永康，但被江、胡劝阻，认为有损党的形象。但仅打一个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起不到震慑贪腐的作用，况且薄熙来被指控贪腐仅二千多万。如果习近平打倒周永康，那是好事，印证他说苍蝇老虎一起打。
她说： 特别是政法委在他（周永康）手里控制之下，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而且他这个人贪腐，按传说，薄熙来相比，根本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是周永康（被捕），那他（习近平）实实在在打了一只老虎。
中国时政学者陈子明则指，大家热传周一会宣布周永康的消息，他觉得不一定，但这个消息迟早会宣布。当局对周永康手下动手已很广泛，边缘的人也扫清楚，现在只馀他一人未动手。他认为，周永康的消息，一定由中纪委负责宣布，早前消息指不让中纪委插手，他认为消息不可靠。此外，红二代如习近平，他们想藉反贪腐取得民心，不过打倒周永康是困难的事。
他说： 红二代是想干这件事，一个是真要清理，一个也是要在老百姓里树立威信，做什么事都不如做这件事最能取得民意。这个困难肯定是当然，但就肯定是好事。
大陆网民亦热议周永康被抓消息，网民@xujunqing1128留言指，“只是看台湾联合报的报道有感，海外等今天17时的新华社英文消息，国内的就等看今晚新闻联播，来印证该报消息。”
网民李隽则指，“都说闻联播有周永康被抓捕的消息，结果没有，又说晚上十点公布，所有关心者今晚都被央视套牢了，可能吗？这是政变级别的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及香港《南报早报》同在10月21日引述消息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成立特别工作组，调查卸任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工作组由北京巿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领导。最少三名知情人士指，警方在这次调查担任主要角色。据了解，由于警方比中纪委更具调查经验，因此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希望由警方负责调查。
近日周永康儿子周斌传出从海外被押返北京软禁，不过事件其后遭否认，其胞妹周玲英亦传出被调查，而周永康家族的大管家四川商人吴兵在8月初被抓。中国大陆媒体在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下台后，开始报道周永康家族，及与其家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石油系统贪腐案。
新华社早前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中石油另一名副总经理李华林、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及该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亦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71岁的周永康，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十一国庆日，大陆财新网报道，在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周永康回到母校，并与学生交谈及师生相聚。
大陆官媒央视周一曾在推特发布，当局成立专案组调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但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至今未对消息表态。大陆传媒人指，官媒发出消息定必有根据，这消息可信性高。（海蓝报道）
央视英语新闻推持周一（2日）上午发消息指，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成立专案组调查周永康，其后被删除，但被网民截图留底，并转推至网上。
而台湾《联合报》引述北京消息指，周永康周日（1日）被中纪委以贪污腐败罪拘捕，中纪委和中宣部周一将正式发布消息，消息并指，中共中央做这个决定很艰难，其后的影响亦大。
海外网站亦指，上周，专案组定下编制五百多人，从北京、湖北抽调干警，将专案组命名为“二号专案组”，种种迹象显示，对周永康的调查已接近尾声。报道又指，周永康在四川时，涉嫌杀妻被列为重点调查事项之一，事发时两名司机已被捕，并交代其杀妻计谋。[泛华网注：泛华网早有报道：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6519.html]
资深传媒人高瑜指，央视即使删掉该消息，但问题不大，它肯定有确实消息来源，否则早当谣言，其主管会被撤职。如果只是删掉，可能他们要等中文新闻统一发布，加强该新闻的权威性。她又指，新闻最权威是央视新闻联播，如确实，首先要新闻联播先公布，其他部门不允许。过去宣传也有内外差别，对外放松一点，内部要严格，如果这次是央视英文新闻先发，根据过去模式，对外先发消息，但可能周永康是重大人物，江、胡时代政治局常委从未被打倒过，只有毛、邓时代常发生。现在习近平如把周永康打倒，大家当新鲜事情看待。
高瑜又指，全国两会前，她听说要拿下周永康，但被江、胡劝阻，认为有损党的形象。但仅打一个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起不到震慑贪腐的作用，况且薄熙来被指控贪腐仅二千多万。如果习近平打倒周永康，那是好事，印证他说苍蝇老虎一起打。
她说： 特别是政法委在他（周永康）手里控制之下，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而且他这个人贪腐，按传说，薄熙来相比，根本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是周永康（被捕），那他（习近平）实实在在打了一只老虎。
中国时政学者陈子明则指，大家热传周一会宣布周永康的消息，他觉得不一定，但这个消息迟早会宣布。当局对周永康手下动手已很广泛，边缘的人也扫清楚，现在只馀他一人未动手。他认为，周永康的消息，一定由中纪委负责宣布，早前消息指不让中纪委插手，他认为消息不可靠。此外，红二代如习近平，他们想藉反贪腐取得民心，不过打倒周永康是困难的事。
他说： 红二代是想干这件事，一个是真要清理，一个也是要在老百姓里树立威信，做什么事都不如做这件事最能取得民意。这个困难肯定是当然，但就肯定是好事。
大陆网民亦热议周永康被抓消息，网民@xujunqing1128留言指，“只是看台湾联合报的报道有感，海外等今天17时的新华社英文消息，国内的就等看今晚新闻联播，来印证该报消息。”
网民李隽则指，“都说闻联播有周永康被抓捕的消息，结果没有，又说晚上十点公布，所有关心者今晚都被央视套牢了，可能吗？这是政变级别的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及香港《南报早报》同在10月21日引述消息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成立特别工作组，调查卸任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工作组由北京巿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领导。最少三名知情人士指，警方在这次调查担任主要角色。据了解，由于警方比中纪委更具调查经验，因此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希望由警方负责调查。
近日周永康儿子周斌传出从海外被押返北京软禁，不过事件其后遭否认，其胞妹周玲英亦传出被调查，而周永康家族的大管家四川商人吴兵在8月初被抓。中国大陆媒体在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下台后，开始报道周永康家族，及与其家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石油系统贪腐案。
新华社早前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中石油另一名副总经理李华林、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及该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亦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71岁的周永康，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十一国庆日，大陆财新网报道，在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周永康回到母校，并与学生交谈及师生相聚。
疾控专家曾乔装买血:113袋血均含艾滋病毒
核心提示：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陇德接受采访称：“有一位疾控专家为做实验从血头那里买了113袋血。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艾滋病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扮采血商贩，扮鼠疫病人，中国疾控专家的换装发现总是让人震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北京报道
王陇德：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及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结核病控制“高川”奖等奖项。
王陇德谈起艾滋病、SARS、流感和肺鼠疫，就像一位将军在谈论他经历过的战争。
每一场疫情，都是一场战争。
在甘肃和鼠疫（鼠疫位居强制管理传染病之首，被称为“1号”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时可致命，与鼠疫患者近距离接触者的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斗争12年后，1995年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此时正值河南非法采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两名正部级高官被问责的风口浪尖，他被调入控制小组……他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每一场“战争”，他都坚持知己知彼，查清疫情。
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SARS已过十年之时，王陇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亲历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1996年卫生部疾控专家扮成采血商人，踢爆河南惊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动当地一夜扫清地下血站；2004年卫生部推行全国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推广高危人群干预小组和美沙酮诊所，最终成为国际样板。
他坦承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救助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SARS推倒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多米诺骨牌。由此，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体系，不仅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防治领域得到推广，此后的H5N1、H1N1、H7N9等流感新发疫情，皆得以有效防控。
他也指出，这张疫病防控网络现在还有疏漏：SARS后疾控专家扮成鼠疫病人，抽查考核了八家医疗机构，没有一家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疫情。
一例肺鼠疫，或许就能再掀起一场疫情战争。
在王陇德看来，要守卫“和平”，中国的国民健康素质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国家公共卫生的理想体系应如太极图——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首尾相连，白鱼中有黑眼，黑鱼中有白眼。
一半艾滋病感染者还未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你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评出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
王陇德：总的来说，中国的新发感染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染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也有了相应的落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一半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而他们是造成艾滋病新感染的主要来源。传染源得不到发现和有效管理，就难以控制新发感染。
《瞭望东方周刊》：估计的感染者是指2003年估计的84万？
王陇德：2003年时，有专家估算“感染者84万，如果不加控制，到2015年中国会有1000万艾滋病人”。但是就政府而言，直到2007年，我们才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当时的估计是65万人。
2003年以前，监测点还非常有限，控制还主要局限在卫生系统内部，我们在高发区也只有一些基本的监测点。到底有多少感染者，非常不确切。
中国比较高发的主要有两个地区，中原地区以河南省为代表，主要是有偿采血造成的感染；另一个是云南，主要是因为吸毒途径感染。
可是当时这两个地方的情况都不清楚。特别是河南。河南是在1995年左右有一大批感染者，8到10年以后，即2003年左右，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死亡，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恐慌。有的村子人去楼空，血卖了，房子盖了，但人没了。
中国大筛查，国际社会从指责到效仿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疫情不清是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在实践中如何估算疫情？
王陇德：我是2004年初调去分管疾病控制。当年5月前后，我多次和河南省政府商量，工作目标明确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八个字。
查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生命——如果不知道谁感染了，就不能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这样，河南开始对既往有偿供血员的大规模筛查。2004年6月至7月，河南省登记了28万既往献血员，检测了25万人，新检测发现2.3万名艾滋病感染者。2个月发现的感染者人数，是河南省过去10年发现总感染者人数的6倍。
2004年9月至12月，云南省对既往有偿献血员、吸毒者、性病病人等4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新检测发现1.3万艾滋病感染者，相当于过去15年检测发现感染者数量的总和。
全国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相继开展了重点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大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大筛查当时在国际上是否引起很大反响？
王陇德：这次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认为中国检测发现艾滋病的方式严重侵犯人权。
西方国家倡导自愿咨询检测。但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任何提示性症状，如果还有歧视现象存在，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不愿意做艾滋病检测，或者宁愿迟一点发现自己感染状况。
但我们这次大量感染者的发现，以及随后的医疗预防服务的落实，逐渐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次大筛查的公共卫生意义，并接受、进而推广中国的这种扩大艾滋病检测的措施。
2006年9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改了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指南，200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医务人员主动对病人开展艾滋病检测指南。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巨大贡献。
专家购血检验，一夜扫光地下血站
《瞭望东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筛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样的艾滋病防控行动？
王陇德：从1995年卖血者大规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很多行动，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们鉴定中心有一位专家，他是做实验时需要艾滋病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听说当时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装扮成商人去买艾滋病阳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车问司机哪里能买到血，司机开着车带他去地下采血站。
血头说我这里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给你。
我们这个专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阳性的血，只是听说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就把113袋全买下回去检测。他还问血头，一个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头告诉他：“我每个月能给你五万袋！”
这个专家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瞭望东方周刊》：全部？
王陇德：对！全部！
他很紧张，就来找我。我当时刚到卫生部，分管医政。采血属于医政管。我一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就立即去找陈敏章部长报告。
当时是3月4日，正好是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陈部长就告诉我说河南代表团住在劳动大厦，他说你赶快去给河南省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我马上去了劳动大厦，他们听了也非常震惊。当时我在现场，他们就派分管卫生和政法的副省长立即返回河南，当天晚上连夜出动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扫而光。
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再拖三四个月，那会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阳性！每个月一个血头就能提供五万袋！
当时地下血站操作不规范——采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采在一起，混在一起离心，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这一批血全部感染。
这个事情以后，国家用两三年时间，全面改善血站条件，装配了仪器设备，使得采供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基本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
SARS问责大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全社会恐艾，你在河南调研的感受怎样？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王陇德：我去过河南好几次，驻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过，状况真是很悲惨。好多都是年轻人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带着孙子，当时社会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点村的农产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没人买，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政府对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他们有种想法：这艾滋病不是没得治吗？他们又是输血感染的，这批人没几年就发病了，到时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会流动传染。
我们要了解情况，阻力也很大，这些消息当地不说。
当时卫生系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但总的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当作很重要的事来研究，所以当时疫情不清，也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太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这个情况有专门的报告，但这也不是一个卫生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还得益于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识到卫生问题还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
《瞭望东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当时你有恐惧吗？
王陇德：我在基层做过很长时间的管理工作，在甘肃做了12年的卫生厅厅长和副厅长。在甘肃也有过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传播比SARS厉害多了。
SARS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像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前面抢救的被感染，后面指挥的不一定会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这房子里呆过，病人走了，新进入这个房子的人还可能感染。
我在甘肃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所以SARS虽然当时病原体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传染。就呼吸道传染病来说，SARS远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们的再生指数是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SARS才一个人传染两三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SARS的传染性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它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力为什么如此巨大？
王陇德：关键是我们当时的防控体系不行。我们以往采用的是苏联的控制体系，医疗和公共卫生严格分开。公共卫生就是疾病控制机构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过打疫苗减少易感染人群，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怎么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并把病人控制在现场不让他传播。这个过程主要在医院做，但我们的医院在这方面太薄弱。
按照规定，医院有这个责任，但明确这个责任是到2004年，我们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加了一条，防疫机构要去医疗机构检查考核。而目前医院做得仍然很不够。
这里面有政策问题。医院到底有哪些公共卫生职责？做这样的事情，国家是否给予经费保障？责任不明确，所以医疗机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御系统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间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对我们提高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创建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专帮“坏人”的高危人群干预队
《瞭望东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说，SARS疫情转变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它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政府内部，这个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王陇德：最初，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识是片面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到政府普遍认为，那些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还在从事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人，都是少数“坏人”。因此，社会不应该去帮助这些“坏人”，特别是不能用政府财政的钱去给他们提供服务。这种认识严重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1989年，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出现在云南边陲瑞丽县时，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万人口的德宏州，约有2万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农民、机关干部、警察、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200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德宏州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表示，如果在1989年刚出现艾滋病流行时，就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于从少数“坏人”传播到社会上的多数“好人”，使得疫情难以控制。
《瞭望东方周刊》：落实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关怀”（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我们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是吗？
王陇德：这个工作队是针对我国卖淫现象比较普遍而又十分隐蔽，男男性行为人群复杂而难以接触，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国特色设计的。
为了加速针对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控制，2005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2000多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队伍主要由疾控部门人员构成，同时有退休医生和护士、社会组织等人员参加。工作人员适应高危人群的活动特点，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开展调查和干预活动。
主要任务是摸清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根据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情况，针对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措施，及时上报干预工作情况。
对于以商业性活动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们的防治人员按照常规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就无法为他们提供疾病预防服务；如果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就难以接近他们。
因此，需要改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参加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活动吗？
王陇德：我在海南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性工作者的聚会，在北京我组织开过同性恋的小会，在云南我也去过同性恋活动站。
中国的同性恋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往往还要找个异性组织家庭。对这样的人群，单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以及伦理道德和法规的宣传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简单、单纯地采用惩治手段，这些人群转入地下隐蔽渠道，就会扩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通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推广安全套，加强预防和监测，2012年全国共有2808个县（区）上报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基本信息报表”，全国月均干预暗娼625019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预男男性行为者252470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报告性病门诊就诊者147941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两部长联手推美沙酮诊所
《瞭望东方周刊》：比推广安全套更有争议的举措恐怕是美沙酮维持治疗。现在，美沙酮维持治疗已成为中国在全球预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范，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是怎样突破阻力的？
王陇德：针对艾滋病经吸毒途径传播，我国从2003年开始启动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维持治疗(一种治疗吸毒成瘾的方法，让吸毒者每天到特设门诊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针具交换(让吸毒者把用过的注射器到特设地点换取新的注射器)。
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诊所附近，等人出来就把他抓到强制戒毒所去。这样就没人敢进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跟他讨论交流。
我们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难，复吸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我在云南强制戒毒所就知道一个吸毒者，十八进宫，出来就吸，没办法。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种治疗方法，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或终生维持用药治疗一样。
在张新枫部长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诊所蹲点，还把诊所的推广数量和复诊情况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推动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756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是国际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每年有20万人接受治疗，全国累计治疗384479人，在治人数为208388人。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样板。
针具交换工作在2003年开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项目。2012年全国月均有941个针具交换点开展针具交换工作，覆盖542个县（区），参加针具交换的月均人数为47103人。
新流感之后，下次来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新流感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陇德：2003年创建网络直报系统后，其中建立了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设立了诊断标准、处理标准、工作流程。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发病例报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这个系统发现的。
新发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新的传染病。我的观点就是，传染病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把系统建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传染病一发生，我们能立刻检出，立刻控制，不让它大范围流行，这就算尽到责任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行系统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陇德：SARS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
比如传染病诊室应该单独设立，但现在去医院看，在广东的大医院，我们看到传染病诊室就在门诊三楼，要是来一个病人，整个楼全部污染。
我们在SARS后做防疫检查，两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个医疗机构，都没有认出来。其中一个县卫生院，我们的鼠疫专家说“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帐篷，被跳蚤咬了，现在肿了”，再三提醒说“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这样医务人员才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说要把现场马上控制起来。还说“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如果现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医院诊断不出来，那就不知传染多少人了。
太极图构想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样的？
王陇德：要像太极图。黑与白首尾相交，黑鱼里白眼，白鱼里有黑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设立疾病控制处，疾控机构里也有医疗的单元存在，这样才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疾病防控应该怎样加强？
王陇德：疾病防控按就诊和报告前后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患者感染到就诊，可能造成传播；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医疗机构就诊，能不能很快发现并控制住，这个很重要，SARS就是这个没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场报告，接到报告后有什么反应，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统，整个体系比较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反应很快。
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前两个阶段。
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太低，100个人不到7个有基本的健康素养。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们从2011年开始有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首先是养生教材要弄好。现在养生明星很多，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知识库，通过媒体来传播。修改《广告法》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媒体应该承担多大的公益性宣传责任，刊登虚假广告又应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明确。
国家、专家和媒体共同来做这样的事，然后还有教育系统。健康常识要从幼儿园教起，要从小培养，而且要树立一个观念，你的疾病不止影响你个人，拖着不治可能会影响社会。
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强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这个，国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编制机构、财政保障。现在国家给公共卫生的钱远远不够，不说发达国家，连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说你们先治，治了再补，但好多并没有补。医疗机构有责任做公共卫生，但应该由政府来埋单。
如果国民健康素养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后的疾控机构，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什么，治什么。
扮采血商贩，扮鼠疫病人，中国疾控专家的换装发现总是让人震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北京报道
王陇德：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及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结核病控制“高川”奖等奖项。
王陇德谈起艾滋病、SARS、流感和肺鼠疫，就像一位将军在谈论他经历过的战争。
每一场疫情，都是一场战争。
在甘肃和鼠疫（鼠疫位居强制管理传染病之首，被称为“1号”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时可致命，与鼠疫患者近距离接触者的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斗争12年后，1995年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此时正值河南非法采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两名正部级高官被问责的风口浪尖，他被调入控制小组……他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每一场“战争”，他都坚持知己知彼，查清疫情。
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SARS已过十年之时，王陇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亲历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1996年卫生部疾控专家扮成采血商人，踢爆河南惊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动当地一夜扫清地下血站；2004年卫生部推行全国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推广高危人群干预小组和美沙酮诊所，最终成为国际样板。
他坦承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救助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SARS推倒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多米诺骨牌。由此，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体系，不仅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防治领域得到推广，此后的H5N1、H1N1、H7N9等流感新发疫情，皆得以有效防控。
他也指出，这张疫病防控网络现在还有疏漏：SARS后疾控专家扮成鼠疫病人，抽查考核了八家医疗机构，没有一家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疫情。
一例肺鼠疫，或许就能再掀起一场疫情战争。
在王陇德看来，要守卫“和平”，中国的国民健康素质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国家公共卫生的理想体系应如太极图——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首尾相连，白鱼中有黑眼，黑鱼中有白眼。
一半艾滋病感染者还未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你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评出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
王陇德：总的来说，中国的新发感染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染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也有了相应的落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一半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而他们是造成艾滋病新感染的主要来源。传染源得不到发现和有效管理，就难以控制新发感染。
《瞭望东方周刊》：估计的感染者是指2003年估计的84万？
王陇德：2003年时，有专家估算“感染者84万，如果不加控制，到2015年中国会有1000万艾滋病人”。但是就政府而言，直到2007年，我们才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当时的估计是65万人。
2003年以前，监测点还非常有限，控制还主要局限在卫生系统内部，我们在高发区也只有一些基本的监测点。到底有多少感染者，非常不确切。
中国比较高发的主要有两个地区，中原地区以河南省为代表，主要是有偿采血造成的感染；另一个是云南，主要是因为吸毒途径感染。
可是当时这两个地方的情况都不清楚。特别是河南。河南是在1995年左右有一大批感染者，8到10年以后，即2003年左右，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死亡，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恐慌。有的村子人去楼空，血卖了，房子盖了，但人没了。
中国大筛查，国际社会从指责到效仿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疫情不清是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在实践中如何估算疫情？
王陇德：我是2004年初调去分管疾病控制。当年5月前后，我多次和河南省政府商量，工作目标明确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八个字。
查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生命——如果不知道谁感染了，就不能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这样，河南开始对既往有偿供血员的大规模筛查。2004年6月至7月，河南省登记了28万既往献血员，检测了25万人，新检测发现2.3万名艾滋病感染者。2个月发现的感染者人数，是河南省过去10年发现总感染者人数的6倍。
2004年9月至12月，云南省对既往有偿献血员、吸毒者、性病病人等4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新检测发现1.3万艾滋病感染者，相当于过去15年检测发现感染者数量的总和。
全国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相继开展了重点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大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大筛查当时在国际上是否引起很大反响？
王陇德：这次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认为中国检测发现艾滋病的方式严重侵犯人权。
西方国家倡导自愿咨询检测。但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任何提示性症状，如果还有歧视现象存在，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不愿意做艾滋病检测，或者宁愿迟一点发现自己感染状况。
但我们这次大量感染者的发现，以及随后的医疗预防服务的落实，逐渐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次大筛查的公共卫生意义，并接受、进而推广中国的这种扩大艾滋病检测的措施。
2006年9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改了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指南，200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医务人员主动对病人开展艾滋病检测指南。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巨大贡献。
专家购血检验，一夜扫光地下血站
《瞭望东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筛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样的艾滋病防控行动？
王陇德：从1995年卖血者大规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很多行动，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们鉴定中心有一位专家，他是做实验时需要艾滋病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听说当时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装扮成商人去买艾滋病阳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车问司机哪里能买到血，司机开着车带他去地下采血站。
血头说我这里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给你。
我们这个专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阳性的血，只是听说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就把113袋全买下回去检测。他还问血头，一个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头告诉他：“我每个月能给你五万袋！”
这个专家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瞭望东方周刊》：全部？
王陇德：对！全部！
他很紧张，就来找我。我当时刚到卫生部，分管医政。采血属于医政管。我一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就立即去找陈敏章部长报告。
当时是3月4日，正好是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陈部长就告诉我说河南代表团住在劳动大厦，他说你赶快去给河南省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我马上去了劳动大厦，他们听了也非常震惊。当时我在现场，他们就派分管卫生和政法的副省长立即返回河南，当天晚上连夜出动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扫而光。
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再拖三四个月，那会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阳性！每个月一个血头就能提供五万袋！
当时地下血站操作不规范——采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采在一起，混在一起离心，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这一批血全部感染。
这个事情以后，国家用两三年时间，全面改善血站条件，装配了仪器设备，使得采供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基本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
SARS问责大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全社会恐艾，你在河南调研的感受怎样？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王陇德：我去过河南好几次，驻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过，状况真是很悲惨。好多都是年轻人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带着孙子，当时社会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点村的农产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没人买，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政府对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他们有种想法：这艾滋病不是没得治吗？他们又是输血感染的，这批人没几年就发病了，到时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会流动传染。
我们要了解情况，阻力也很大，这些消息当地不说。
当时卫生系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但总的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当作很重要的事来研究，所以当时疫情不清，也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太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这个情况有专门的报告，但这也不是一个卫生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还得益于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识到卫生问题还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
《瞭望东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当时你有恐惧吗？
王陇德：我在基层做过很长时间的管理工作，在甘肃做了12年的卫生厅厅长和副厅长。在甘肃也有过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传播比SARS厉害多了。
SARS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像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前面抢救的被感染，后面指挥的不一定会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这房子里呆过，病人走了，新进入这个房子的人还可能感染。
我在甘肃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所以SARS虽然当时病原体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传染。就呼吸道传染病来说，SARS远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们的再生指数是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SARS才一个人传染两三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SARS的传染性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它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力为什么如此巨大？
王陇德：关键是我们当时的防控体系不行。我们以往采用的是苏联的控制体系，医疗和公共卫生严格分开。公共卫生就是疾病控制机构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过打疫苗减少易感染人群，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怎么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并把病人控制在现场不让他传播。这个过程主要在医院做，但我们的医院在这方面太薄弱。
按照规定，医院有这个责任，但明确这个责任是到2004年，我们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加了一条，防疫机构要去医疗机构检查考核。而目前医院做得仍然很不够。
这里面有政策问题。医院到底有哪些公共卫生职责？做这样的事情，国家是否给予经费保障？责任不明确，所以医疗机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御系统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间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对我们提高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创建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专帮“坏人”的高危人群干预队
《瞭望东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说，SARS疫情转变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它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政府内部，这个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王陇德：最初，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识是片面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到政府普遍认为，那些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还在从事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人，都是少数“坏人”。因此，社会不应该去帮助这些“坏人”，特别是不能用政府财政的钱去给他们提供服务。这种认识严重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1989年，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出现在云南边陲瑞丽县时，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万人口的德宏州，约有2万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农民、机关干部、警察、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200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德宏州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表示，如果在1989年刚出现艾滋病流行时，就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于从少数“坏人”传播到社会上的多数“好人”，使得疫情难以控制。
《瞭望东方周刊》：落实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关怀”（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我们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是吗？
王陇德：这个工作队是针对我国卖淫现象比较普遍而又十分隐蔽，男男性行为人群复杂而难以接触，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国特色设计的。
为了加速针对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控制，2005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2000多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队伍主要由疾控部门人员构成，同时有退休医生和护士、社会组织等人员参加。工作人员适应高危人群的活动特点，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开展调查和干预活动。
主要任务是摸清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根据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情况，针对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措施，及时上报干预工作情况。
对于以商业性活动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们的防治人员按照常规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就无法为他们提供疾病预防服务；如果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就难以接近他们。
因此，需要改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参加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活动吗？
王陇德：我在海南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性工作者的聚会，在北京我组织开过同性恋的小会，在云南我也去过同性恋活动站。
中国的同性恋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往往还要找个异性组织家庭。对这样的人群，单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以及伦理道德和法规的宣传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简单、单纯地采用惩治手段，这些人群转入地下隐蔽渠道，就会扩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通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推广安全套，加强预防和监测，2012年全国共有2808个县（区）上报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基本信息报表”，全国月均干预暗娼625019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预男男性行为者252470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报告性病门诊就诊者147941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两部长联手推美沙酮诊所
《瞭望东方周刊》：比推广安全套更有争议的举措恐怕是美沙酮维持治疗。现在，美沙酮维持治疗已成为中国在全球预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范，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是怎样突破阻力的？
王陇德：针对艾滋病经吸毒途径传播，我国从2003年开始启动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维持治疗(一种治疗吸毒成瘾的方法，让吸毒者每天到特设门诊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针具交换(让吸毒者把用过的注射器到特设地点换取新的注射器)。
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诊所附近，等人出来就把他抓到强制戒毒所去。这样就没人敢进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跟他讨论交流。
我们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难，复吸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我在云南强制戒毒所就知道一个吸毒者，十八进宫，出来就吸，没办法。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种治疗方法，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或终生维持用药治疗一样。
在张新枫部长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诊所蹲点，还把诊所的推广数量和复诊情况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推动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756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是国际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每年有20万人接受治疗，全国累计治疗384479人，在治人数为208388人。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样板。
针具交换工作在2003年开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项目。2012年全国月均有941个针具交换点开展针具交换工作，覆盖542个县（区），参加针具交换的月均人数为47103人。
新流感之后，下次来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新流感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陇德：2003年创建网络直报系统后，其中建立了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设立了诊断标准、处理标准、工作流程。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发病例报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这个系统发现的。
新发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新的传染病。我的观点就是，传染病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把系统建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传染病一发生，我们能立刻检出，立刻控制，不让它大范围流行，这就算尽到责任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行系统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陇德：SARS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
比如传染病诊室应该单独设立，但现在去医院看，在广东的大医院，我们看到传染病诊室就在门诊三楼，要是来一个病人，整个楼全部污染。
我们在SARS后做防疫检查，两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个医疗机构，都没有认出来。其中一个县卫生院，我们的鼠疫专家说“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帐篷，被跳蚤咬了，现在肿了”，再三提醒说“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这样医务人员才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说要把现场马上控制起来。还说“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如果现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医院诊断不出来，那就不知传染多少人了。
太极图构想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样的？
王陇德：要像太极图。黑与白首尾相交，黑鱼里白眼，白鱼里有黑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设立疾病控制处，疾控机构里也有医疗的单元存在，这样才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疾病防控应该怎样加强？
王陇德：疾病防控按就诊和报告前后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患者感染到就诊，可能造成传播；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医疗机构就诊，能不能很快发现并控制住，这个很重要，SARS就是这个没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场报告，接到报告后有什么反应，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统，整个体系比较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反应很快。
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前两个阶段。
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太低，100个人不到7个有基本的健康素养。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们从2011年开始有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首先是养生教材要弄好。现在养生明星很多，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知识库，通过媒体来传播。修改《广告法》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媒体应该承担多大的公益性宣传责任，刊登虚假广告又应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明确。
国家、专家和媒体共同来做这样的事，然后还有教育系统。健康常识要从幼儿园教起，要从小培养，而且要树立一个观念，你的疾病不止影响你个人，拖着不治可能会影响社会。
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强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这个，国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编制机构、财政保障。现在国家给公共卫生的钱远远不够，不说发达国家，连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说你们先治，治了再补，但好多并没有补。医疗机构有责任做公共卫生，但应该由政府来埋单。
如果国民健康素养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后的疾控机构，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什么，治什么。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 周永康傳遭拘捕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昨天被中紀委拘捕，罪名是貪汙腐敗。周永康是中共八九年後首位落馬的政治局常委，打破「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慣例，也代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反貪腐的決心。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中紀委和中宣部將在今天發布正式消息。他表示，中共中央做這個決定是艱難的，其產生的後續震動將會很大。
消息稱，中共十八大後，周永康的心腹、親信紛紛落馬。從四川省擴展到石油系統、政法系統。周永康的親信李春城、吳永文、郭永祥、蔣潔敏、李華林等被調查。周永康家族「錢袋子」和「大管家」的四川商人吳兵在八月初被抓。多家海外媒體披露，周永康的兒子周濱（周斌）已從海外被押解回北京軟禁。
近期周永康家族的事被大陸媒體大量曝光。十八屆三中全會後，財新網於上月廿二日獨家報導「白手套米曉東」，稱再有周永康家族白手套—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幹部米曉東，在「十一」前後被帶走。
報導稱，米曉東主要負責打理周濱在海油和陸上油田買賣的生意，周濱隱居幕後。此外，調查還發現，周濱及其親屬涉嫌以不名譽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長慶油田的兩個高產區，並轉手獲得高額收益。
稍早，「南華早報」曾報導，習近平已成立特別工作組負責調查周永康。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領導。消息稱，警方在此次調查中任主要角色。「習近平委派傅政華統籌近期關於周永康案的調查，而王岐山則負責總攬案情和反腐全局。」
此行動被外界認為是對周進行的更大層面調查的一部分。周被外界視為江澤民系人馬，和已被判刑的薄熙來是關係密切。
（台北—北京報導 2013.12.02）
—— 原载: 聯合報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中紀委和中宣部將在今天發布正式消息。他表示，中共中央做這個決定是艱難的，其產生的後續震動將會很大。
消息稱，中共十八大後，周永康的心腹、親信紛紛落馬。從四川省擴展到石油系統、政法系統。周永康的親信李春城、吳永文、郭永祥、蔣潔敏、李華林等被調查。周永康家族「錢袋子」和「大管家」的四川商人吳兵在八月初被抓。多家海外媒體披露，周永康的兒子周濱（周斌）已從海外被押解回北京軟禁。
近期周永康家族的事被大陸媒體大量曝光。十八屆三中全會後，財新網於上月廿二日獨家報導「白手套米曉東」，稱再有周永康家族白手套—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幹部米曉東，在「十一」前後被帶走。
報導稱，米曉東主要負責打理周濱在海油和陸上油田買賣的生意，周濱隱居幕後。此外，調查還發現，周濱及其親屬涉嫌以不名譽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長慶油田的兩個高產區，並轉手獲得高額收益。
稍早，「南華早報」曾報導，習近平已成立特別工作組負責調查周永康。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領導。消息稱，警方在此次調查中任主要角色。「習近平委派傅政華統籌近期關於周永康案的調查，而王岐山則負責總攬案情和反腐全局。」
此行動被外界認為是對周進行的更大層面調查的一部分。周被外界視為江澤民系人馬，和已被判刑的薄熙來是關係密切。
（台北—北京報導 2013.12.02）
—— 原载: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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