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
在藏人自焚抗议中国统治问题上,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公开场合有意采取中立立场。周一(7月9日)一期《印度教徒报》刊登的一篇采访中,达
赖喇嘛表示,自焚抗议行为让他面临两难境地。他指出,如果表示反对,有可能伤害为西藏人民而殉难的自焚者的亲人;如果做出积极评价,北京政府就会指控他要
为发生这种极端的抗议行为负责。一年来,已有30多名藏族僧侣和普通居民自焚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其中许多人身亡。达赖喇嘛曾多次在内部讲话中表示不赞同
自焚行为。流亡藏人政治领导人—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上月在分别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时对自焚者丧生表示痛心,他同时强调,自焚不是绝望的表现,而
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以自我牺牲表达藏人的不满和诉求。
来源:德国之声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7月9日星期一
中国经济恐将硬着陆 势必祭出更多刺激政策
(世界新闻网) 大陆国家统计局昨(9)日公布重要经济数据,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只比去年同期上涨2.2%,创29个月新低。当通膨不再「勐于虎」后,各界反而忧心经济恐将「硬着陆」;专家分析,政府势必祭出更多刺激政策。
资料显示,6月CPI中的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8%,较5月高达11.7%的涨幅大为下降。非食品价格则比去年同期上涨1.4%,也较5月2.9%的涨幅减半。6月CPI则比5月下降0.6%。
CPI先行指标-大陆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也比去年同期下降2.1%,不仅是连续4个月为负值,也创下31个月以来最低水准。6月PPI也较5 月下降0.7%。这意味着,通膨将持续走缓,已替宽松货币政策创造更大的空间。
路透援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表示,CPI走势与整体宏观经济走势基本一致,通膨大幅回落已在意料之中。不过,6月数据未加计水、电、煤气 等资源性价格改革的因素,考量资源性产品正逐步涨价,都将影响日后CPI与PPI走势;他预料未来CPI的下降速度或将趋缓。
野村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CPI比去年同期大幅滑落,是去年基期较高,以及食品价格下跌影响。预料,7月CPI的年增幅还会进一步降到2%以下。
CPI下行已替宽松政策提供更大空间。野村认为,接下来政策将加速放松,尤其是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在周末在赴江苏调研期间也表示,未来几月将加大政府投资,扩大预调、微调。
野村预计,第4季的CPI可能反弹,全年仍可能低于4%的目标。另外,今年还会下调存款准备率2次,下次最快发生在7月;但年内不会再降息。
交银研究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则认为,若经济继续走低,不排除今年还将降息1次,但货币政策仍是以下调存准率为主,预计年内还有1-3次「降准」,每次0.5个百分点。
为提振经济成长,中国人民银行(大陆央行)今年已2度降息、2度下调存准率。
不过,大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指出,经济减速在意料之中,今年「保八」应无大碍,政策调控不必操之过急。他认为,人行1个月内连续2次降息,作用有限。
资料显示,6月CPI中的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8%,较5月高达11.7%的涨幅大为下降。非食品价格则比去年同期上涨1.4%,也较5月2.9%的涨幅减半。6月CPI则比5月下降0.6%。
CPI先行指标-大陆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也比去年同期下降2.1%,不仅是连续4个月为负值,也创下31个月以来最低水准。6月PPI也较5 月下降0.7%。这意味着,通膨将持续走缓,已替宽松货币政策创造更大的空间。
路透援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表示,CPI走势与整体宏观经济走势基本一致,通膨大幅回落已在意料之中。不过,6月数据未加计水、电、煤气 等资源性价格改革的因素,考量资源性产品正逐步涨价,都将影响日后CPI与PPI走势;他预料未来CPI的下降速度或将趋缓。
野村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CPI比去年同期大幅滑落,是去年基期较高,以及食品价格下跌影响。预料,7月CPI的年增幅还会进一步降到2%以下。
CPI下行已替宽松政策提供更大空间。野村认为,接下来政策将加速放松,尤其是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在周末在赴江苏调研期间也表示,未来几月将加大政府投资,扩大预调、微调。
野村预计,第4季的CPI可能反弹,全年仍可能低于4%的目标。另外,今年还会下调存款准备率2次,下次最快发生在7月;但年内不会再降息。
交银研究部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则认为,若经济继续走低,不排除今年还将降息1次,但货币政策仍是以下调存准率为主,预计年内还有1-3次「降准」,每次0.5个百分点。
为提振经济成长,中国人民银行(大陆央行)今年已2度降息、2度下调存准率。
不过,大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指出,经济减速在意料之中,今年「保八」应无大碍,政策调控不必操之过急。他认为,人行1个月内连续2次降息,作用有限。
巩义献:中共治下触目惊心的新闻腐败透视
中国的新闻腐败,比起中共高官的腐败并不逊色,只不过新闻腐败更具隐秘性,不太容易察觉。从通常情况看,新闻媒体越强势,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比如正部级的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其腐败往往会比副部级的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更甚,比如2011年上半年笔者通过一次会议获悉的一个信息称新华社上海分社——原本是一个正厅级单位,但是去年上半年居然创下超过1.5亿元的“收入”,令人惊讶。其因何获得巨额创收所得,令人不解。新华社上海分社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性机构,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政府专门机构,即所谓“事业单位”,其人数不过百人,甚至记者不到五十人,但却有如此巨额收入,其中难道没有鲜为人知的腐败?或者更多是权力资源的幕后交易。新闻腐败,不仅仅有记者从业人员的个人腐败,还有机构的腐败,比如权力寻租,比如阻止舆论监督或垄断发稿权、新闻发布统一口径等。新华社各级负责人本职是为中共歌功颂德,行使其特别的话语权,又兼顾为新华社创收,当然守土有责,所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结果新华社官员的提拔速度也是惊人的,目前已知有多名新华社副社长改任地方省委常委、副省长或宣传部长,比如原副社长庹震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副社长鲁炜出任北京市常委、常务副市长,地方大员的职位远比新华社副社长更有提拔的空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就是从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提拔到新华社出任正部级的社长,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大,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加扩大。
新闻腐败必然与权力腐败挂钩,才能促进利益最大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部门负责人亲口告诉笔者,某些年前湖北某市市长为了尽快提拔为省级官员,就找到这位负责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不是海外版)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至于价钱则没有说明,只是请记者提出来个数目(由记者开价或定价)。为什么呢?因为市长不知道《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不知该如何张口,数目说少了,则容易办不成事情。但这名部门负责人因为其个人原因不肯做这个事,就推脱了。但不久,他发现该市长的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地方领导文章的显著版面见报了,没多久,该市长也确实得到了提拔,但至于花费多少钱,经谁的手,摆平或搞定了哪几位《人民日报》社长或副社长、副总编,恐怕只有掏钱的和拿钱的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心照不宣。新闻腐败,有的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则进入所在媒体机构的账户然后再以奖金的方式分成,不光《人民日报》这样,新华社这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是如此,大家都有一个半公开的“潜规则”:跑步“钱”进,无“钱”不进。
据知情者披露,中共中央主办的还有一个正部级的新闻宣传机构叫《求是》杂志,原名《红旗》杂志,1988年6月即赵紫阳出任中共负责人之际因对其僵化风格不满意决定停刊,但邓小平又换汤不换药地办了一个《求是》杂志取代,“六四”后即1989年7月由原中央党校主办恢复为中共中央主办,该刊以发表中共中央及地方正部级领导人的文章为主,一些想提拔的官员趋之若鹜地想通过关系努力在该刊发表文章,然后尽快走上提拔之路。但是,《求是》半月刊容量有限,需要排队,或者希望渺茫,所以该刊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红旗文稿》,专门“钓鱼”吸引一些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但得不得满足的地方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前来,他们的文章可以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每年获得惊人利润。甚至该杂志还在地方办有“特刊”、“专版”,成立所谓“组稿站”、“记者站”、“办事处”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山寨版”,只要花钱,几乎没有不能刊登的文章——当然前提不能出现任何政治敏感问题。诸如歌功颂德或者吹捧自己政绩的文章,只要有钱开路,则是处处绿灯。一个杂志,仅仅靠刊登一些带赞助性质的领导讲话,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的记者站就可以每年获利轻松达到1000万元以上。不光《红旗文稿》这样,就连云南省以刊登长篇小说见长的文学刊物《大家》旬刊也利用版面刊登收费论文,新华社的报道称每年获利至少一百多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称:“据推算,该‘野鸡刊’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但比起正部级的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新闻腐败,说白了就是出卖自己掌握的公共舆论平台,即所在媒体的发稿资源,所谓守土有责,其实就是守“利”有责,一般编辑也能从中腐败。比如《人民日报》或《地方日报》、《青年报》等等,每天大约有十六或三十二个版面,除了国际新闻版面很难利用自己的版面拿到“红包”外,其他版面比如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农村新闻、教育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理论版等等,编辑或部门负责人都可以拿手中的“版面”换取自己惊人的利益,有人对于国土有“寸土寸金”的说法,但编辑控制的版面也是“寸土寸金”,几个厘米宽的豆腐块版面就可以有数百乃至数千元的个人收入。没有关系,没有钱,无名作者几乎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如今的新闻记者、编辑,几乎都富得流油,他们也都是“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比如《法制日报》的记者利用其与各级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部门、监狱部门的特殊关系,为当事人“跑案子”,当“敲门砖”,甚至联系律师串通法官,收取不菲的“特殊办案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强奸民意,而且最后还不用写稿,更不用辛苦发稿,只要把官司搞定,不见报比见报拿的“红包”更多;再比如最高检察院办的《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杂志,就是靠吃各级检察院而活得滋润,最高法院则是有《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等机关报刊靠着各级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养活,这些报纸又是其主管单位的“小金库”,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普通编辑、记者无不有自己获利的“责任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一年下来,灰色隐形收入远远超过工资奖金等合法收入。当然,报纸并不都像《人民日报》、《法制日报》那样好过,比如一些实力不太雄厚的报纸如《中国律师报》(中国律师协会主办)、《中国合作新报》、《北京新报》等等,因为后台不硬,或者报道审查不严出轨了,早些年就被停刊了,所以有后台的媒体就“赢家通吃”,没有后台的不是等死,就是找死,记者、编辑也先后被遣散走人。
中共治下的媒体特色就是“宁愿当党狗,不能乱张口”,所谓党的喉舌其实是“利益最大化”,“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比“舆论监督”、“异地监督”更为重要,“报喜不报忧”更是党报党刊的日常特色,以至于中央部门的党报党刊和各地的日报几乎都是有偿新闻,几乎都党八股文章,或者都是领导讲话或会议新闻,通过一张报纸上的通讯和消息的写法,就可以计算出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有多少“个人收入”或部门“小金库”收入。一般中国大陆各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有“红包”,即车马费,是记者、编辑个人的写稿、发稿辛苦费,常常在百元以上至万元以内。这些新闻版面,就等于编辑、记者的自留地,如果编辑本人同时兼任记者,即采编合一,则出卖版面的收入都可以全部归自己。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版面可以发稿,则要拿出其个人“红包”的一半分给编辑,这样稿子就那个畅通无阻地得以在报纸上发表,让出钱者心安理得。一些记者除了发稿赚取个人好处之外,他们还可以利用批评报道要挟地方政府的人员,要求地方领导人行贿报社,或送钱给报社,这就是有名的“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一站长李某就因为发现河北某地发生一起矿难并隐瞒死亡人数,要求当地县委宣传部出钱订阅报纸,比如订阅1000份或2000份报纸,报纸数额高达四五十万元,而地方政府用公费订阅了报纸之后,记者站长本人可以从中获得30%或者更多的个人回报。此外,《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云南记者站的站长们也都是如此“示范”,被抓的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也会采取通过为某些领导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由要求地方宣传部订阅其旗下媒体,比如中国银行、大型油田、电厂、联通、电信、移动等国企,有些单位订阅报纸常常高达数千份(订阅单位常常转送给客户或当废纸卖掉),最后公费买单,记者个人也随之“致富”。
对于一些媒体来说,靠舆论歌功颂德创收远比舆论监督更有吸引力,舆论监督往往有风险,甚至被监督单位“后台硬”可以导致该监督稿件“胎死腹中”,记者、编辑和报社常常无利可图,而有偿新闻、版面交易、吹捧领导等等常常使报社赚个钵满盆满。新闻腐败的结果常常导致报纸无人看,但没关系,本来报纸就是党的喉舌,本来就不讲真话,满纸是垃圾言论,一旦党垮了,这些喉舌也会随之而垮,谁愿意为它的生死负责呢?
而对于一张报纸来说,某些版面的编辑记者和某些栏目的负责人,都可以因版面交易、出卖版面而致富,但对于一些没有新闻腐败机会的版面或其他弱势媒体的编辑、记者来说,则是尽量胡编乱造,发表虚假的洗脑言论,忽悠受众,比如报纸上的软文广告太多,无聊搞笑的信息太多,报纸之间相互重复的信息太多,还有虚假低俗的东西太多,这些内容多是变相广告,或者从网络上无偿下载使用,导致一张报纸看起来不是有偿新闻,就是垃圾信息。这些垃圾报纸,最后只能成为废纸。当然,如果中国立即政治转型进入自由办报时代,这些垃圾党报就会完全倒闭,一张也不会剩下。或许,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办的《真理报》在关门前被人唾弃那样。
新闻腐败必然与权力腐败挂钩,才能促进利益最大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部门负责人亲口告诉笔者,某些年前湖北某市市长为了尽快提拔为省级官员,就找到这位负责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不是海外版)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至于价钱则没有说明,只是请记者提出来个数目(由记者开价或定价)。为什么呢?因为市长不知道《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不知该如何张口,数目说少了,则容易办不成事情。但这名部门负责人因为其个人原因不肯做这个事,就推脱了。但不久,他发现该市长的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地方领导文章的显著版面见报了,没多久,该市长也确实得到了提拔,但至于花费多少钱,经谁的手,摆平或搞定了哪几位《人民日报》社长或副社长、副总编,恐怕只有掏钱的和拿钱的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心照不宣。新闻腐败,有的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则进入所在媒体机构的账户然后再以奖金的方式分成,不光《人民日报》这样,新华社这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是如此,大家都有一个半公开的“潜规则”:跑步“钱”进,无“钱”不进。
据知情者披露,中共中央主办的还有一个正部级的新闻宣传机构叫《求是》杂志,原名《红旗》杂志,1988年6月即赵紫阳出任中共负责人之际因对其僵化风格不满意决定停刊,但邓小平又换汤不换药地办了一个《求是》杂志取代,“六四”后即1989年7月由原中央党校主办恢复为中共中央主办,该刊以发表中共中央及地方正部级领导人的文章为主,一些想提拔的官员趋之若鹜地想通过关系努力在该刊发表文章,然后尽快走上提拔之路。但是,《求是》半月刊容量有限,需要排队,或者希望渺茫,所以该刊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红旗文稿》,专门“钓鱼”吸引一些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但得不得满足的地方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前来,他们的文章可以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每年获得惊人利润。甚至该杂志还在地方办有“特刊”、“专版”,成立所谓“组稿站”、“记者站”、“办事处”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山寨版”,只要花钱,几乎没有不能刊登的文章——当然前提不能出现任何政治敏感问题。诸如歌功颂德或者吹捧自己政绩的文章,只要有钱开路,则是处处绿灯。一个杂志,仅仅靠刊登一些带赞助性质的领导讲话,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的记者站就可以每年获利轻松达到1000万元以上。不光《红旗文稿》这样,就连云南省以刊登长篇小说见长的文学刊物《大家》旬刊也利用版面刊登收费论文,新华社的报道称每年获利至少一百多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称:“据推算,该‘野鸡刊’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但比起正部级的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新闻腐败,说白了就是出卖自己掌握的公共舆论平台,即所在媒体的发稿资源,所谓守土有责,其实就是守“利”有责,一般编辑也能从中腐败。比如《人民日报》或《地方日报》、《青年报》等等,每天大约有十六或三十二个版面,除了国际新闻版面很难利用自己的版面拿到“红包”外,其他版面比如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农村新闻、教育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理论版等等,编辑或部门负责人都可以拿手中的“版面”换取自己惊人的利益,有人对于国土有“寸土寸金”的说法,但编辑控制的版面也是“寸土寸金”,几个厘米宽的豆腐块版面就可以有数百乃至数千元的个人收入。没有关系,没有钱,无名作者几乎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如今的新闻记者、编辑,几乎都富得流油,他们也都是“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比如《法制日报》的记者利用其与各级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部门、监狱部门的特殊关系,为当事人“跑案子”,当“敲门砖”,甚至联系律师串通法官,收取不菲的“特殊办案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强奸民意,而且最后还不用写稿,更不用辛苦发稿,只要把官司搞定,不见报比见报拿的“红包”更多;再比如最高检察院办的《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杂志,就是靠吃各级检察院而活得滋润,最高法院则是有《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等机关报刊靠着各级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养活,这些报纸又是其主管单位的“小金库”,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普通编辑、记者无不有自己获利的“责任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一年下来,灰色隐形收入远远超过工资奖金等合法收入。当然,报纸并不都像《人民日报》、《法制日报》那样好过,比如一些实力不太雄厚的报纸如《中国律师报》(中国律师协会主办)、《中国合作新报》、《北京新报》等等,因为后台不硬,或者报道审查不严出轨了,早些年就被停刊了,所以有后台的媒体就“赢家通吃”,没有后台的不是等死,就是找死,记者、编辑也先后被遣散走人。
中共治下的媒体特色就是“宁愿当党狗,不能乱张口”,所谓党的喉舌其实是“利益最大化”,“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比“舆论监督”、“异地监督”更为重要,“报喜不报忧”更是党报党刊的日常特色,以至于中央部门的党报党刊和各地的日报几乎都是有偿新闻,几乎都党八股文章,或者都是领导讲话或会议新闻,通过一张报纸上的通讯和消息的写法,就可以计算出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有多少“个人收入”或部门“小金库”收入。一般中国大陆各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有“红包”,即车马费,是记者、编辑个人的写稿、发稿辛苦费,常常在百元以上至万元以内。这些新闻版面,就等于编辑、记者的自留地,如果编辑本人同时兼任记者,即采编合一,则出卖版面的收入都可以全部归自己。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版面可以发稿,则要拿出其个人“红包”的一半分给编辑,这样稿子就那个畅通无阻地得以在报纸上发表,让出钱者心安理得。一些记者除了发稿赚取个人好处之外,他们还可以利用批评报道要挟地方政府的人员,要求地方领导人行贿报社,或送钱给报社,这就是有名的“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一站长李某就因为发现河北某地发生一起矿难并隐瞒死亡人数,要求当地县委宣传部出钱订阅报纸,比如订阅1000份或2000份报纸,报纸数额高达四五十万元,而地方政府用公费订阅了报纸之后,记者站长本人可以从中获得30%或者更多的个人回报。此外,《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云南记者站的站长们也都是如此“示范”,被抓的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也会采取通过为某些领导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由要求地方宣传部订阅其旗下媒体,比如中国银行、大型油田、电厂、联通、电信、移动等国企,有些单位订阅报纸常常高达数千份(订阅单位常常转送给客户或当废纸卖掉),最后公费买单,记者个人也随之“致富”。
对于一些媒体来说,靠舆论歌功颂德创收远比舆论监督更有吸引力,舆论监督往往有风险,甚至被监督单位“后台硬”可以导致该监督稿件“胎死腹中”,记者、编辑和报社常常无利可图,而有偿新闻、版面交易、吹捧领导等等常常使报社赚个钵满盆满。新闻腐败的结果常常导致报纸无人看,但没关系,本来报纸就是党的喉舌,本来就不讲真话,满纸是垃圾言论,一旦党垮了,这些喉舌也会随之而垮,谁愿意为它的生死负责呢?
而对于一张报纸来说,某些版面的编辑记者和某些栏目的负责人,都可以因版面交易、出卖版面而致富,但对于一些没有新闻腐败机会的版面或其他弱势媒体的编辑、记者来说,则是尽量胡编乱造,发表虚假的洗脑言论,忽悠受众,比如报纸上的软文广告太多,无聊搞笑的信息太多,报纸之间相互重复的信息太多,还有虚假低俗的东西太多,这些内容多是变相广告,或者从网络上无偿下载使用,导致一张报纸看起来不是有偿新闻,就是垃圾信息。这些垃圾报纸,最后只能成为废纸。当然,如果中国立即政治转型进入自由办报时代,这些垃圾党报就会完全倒闭,一张也不会剩下。或许,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办的《真理报》在关门前被人唾弃那样。
鲍彤:中国现在乱得很
清华有个胡教授,撰文宣称中国实行“集体总统制”。集体集体,到底几个?他有数有目,不多不少,说是九个。原来中国有九个总统!一查宪法,于法无据。
无稽之谈,不足挂齿,但主旋律的海外版居然堂而皇之登了出来。若说是胡教授招摇撞骗,人大委员长理应辟谣。若说人大官僚主义,反应迟钝,也不尽然——明明港人治港,但在既非外交又非国防的纯香港事务上,委员长偏偏抓得挺紧,效率挺高,现在事关国体,他却沉默不语,弄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总统,也弄得外国的礼宾官不知道对中国的九位总统应该如何鸣炮礼遇。无巧不巧,根据胡教授的说法,主管人大的,和主管主旋律的,恰恰都在九总统之列。你说,这是不是乱了套?
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得很。去年年初,有人提出了一个「社會管理」問題.谁来管理社会?按照毛泽东当年认同过的「民有民治民享」,唯一的答案应该是老百姓。但人大和政协的现任主要领导人都不承认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可见人民必须「不有不治民享」,他们才痛快。顺便说说,政协的主管也同人大的主管一样,赫然是九总统之一。至于后来的事情,人所共知,中国全社会就最后委托给一个“政法委”,被它管起来了。而“政法委”的头子,当然更是九总统之一。一个人管全社会,好不权倾天下!
“政法委”这个组织,在宪法上找不到。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据调查,各级人民法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必须服服帖帖受“政法委”这个非法定的机关及其书记的领导。你说,中国哪能不乱?
一方面是法定的,中国只有一个主席;另一方面是主旋律规定的,中国拥有将近一打(准确地说,是九个)总统。到底是法定的一个大,还是非法定的九个大,谁说得清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了这种乱相,你说应该由谁负责?
中国有环保法。如果什邡钼铜冶炼厂不是依法立项的,环保法有什么用?反之,如果这个厂确确实实是“依法”立项的,请问,环保法又起了什么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党和政府都在干些什么?现在好了,拨乱反正了,在什邡居民特别是在英勇的九零后青少年的据理力争下,在守望相助的邻近地区的正义声援下,当局宣布改正错误。有错能改,这是很好的,值得表扬,值得欢迎。问题在于留下了尾巴,拨乱不彻底,反正也不彻底,因为至今尚有多位抗污义士在押未放,真是岂有此理!若说他们触犯了警车,警车本来就根本不应该为保卫污染而出动!现在应该痛定思痛,不去进一步解决发财牟利派出警车镇压民众的那个腐败动乱之源,反而把拨乱反正的义士继续关押不放,如此倒行逆施,不知道是哪一位主管维稳的集体总统的馊主意。
文章来源:RF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无稽之谈,不足挂齿,但主旋律的海外版居然堂而皇之登了出来。若说是胡教授招摇撞骗,人大委员长理应辟谣。若说人大官僚主义,反应迟钝,也不尽然——明明港人治港,但在既非外交又非国防的纯香港事务上,委员长偏偏抓得挺紧,效率挺高,现在事关国体,他却沉默不语,弄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总统,也弄得外国的礼宾官不知道对中国的九位总统应该如何鸣炮礼遇。无巧不巧,根据胡教授的说法,主管人大的,和主管主旋律的,恰恰都在九总统之列。你说,这是不是乱了套?
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得很。去年年初,有人提出了一个「社會管理」問題.谁来管理社会?按照毛泽东当年认同过的「民有民治民享」,唯一的答案应该是老百姓。但人大和政协的现任主要领导人都不承认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可见人民必须「不有不治民享」,他们才痛快。顺便说说,政协的主管也同人大的主管一样,赫然是九总统之一。至于后来的事情,人所共知,中国全社会就最后委托给一个“政法委”,被它管起来了。而“政法委”的头子,当然更是九总统之一。一个人管全社会,好不权倾天下!
“政法委”这个组织,在宪法上找不到。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据调查,各级人民法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必须服服帖帖受“政法委”这个非法定的机关及其书记的领导。你说,中国哪能不乱?
一方面是法定的,中国只有一个主席;另一方面是主旋律规定的,中国拥有将近一打(准确地说,是九个)总统。到底是法定的一个大,还是非法定的九个大,谁说得清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了这种乱相,你说应该由谁负责?
中国有环保法。如果什邡钼铜冶炼厂不是依法立项的,环保法有什么用?反之,如果这个厂确确实实是“依法”立项的,请问,环保法又起了什么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党和政府都在干些什么?现在好了,拨乱反正了,在什邡居民特别是在英勇的九零后青少年的据理力争下,在守望相助的邻近地区的正义声援下,当局宣布改正错误。有错能改,这是很好的,值得表扬,值得欢迎。问题在于留下了尾巴,拨乱不彻底,反正也不彻底,因为至今尚有多位抗污义士在押未放,真是岂有此理!若说他们触犯了警车,警车本来就根本不应该为保卫污染而出动!现在应该痛定思痛,不去进一步解决发财牟利派出警车镇压民众的那个腐败动乱之源,反而把拨乱反正的义士继续关押不放,如此倒行逆施,不知道是哪一位主管维稳的集体总统的馊主意。
文章来源:RF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裴敏欣:民主制局限不能证明专制体制优越
上个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和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遇见。他和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新三级”学生。他在美国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进修过。因此可以说他对西方是十分了解。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谈起中国的现状和民主前景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我们的看法十分不同,但是,他的观点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问题时(如腐败,人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权缺乏根本合法性等),他都会反驳,并用美国政治生活中被公认的许多问题来支持他的中心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体制虽然有许多问题,但西方民主制度也好不到那里去。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当然,我们的看法十分不同,但是,他的观点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我指出中国现有体制中的问题时(如腐败,人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政权缺乏根本合法性等),他都会反驳,并用美国政治生活中被公认的许多问题来支持他的中心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体制虽然有许多问题,但西方民主制度也好不到那里去。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央视对米开朗琪罗著名全裸雕塑打马赛克遭围观
9日,央视报道国家博物馆《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对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打马赛克,遮住重点部位,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对于一件举世闻名、价
值连城的艺术品,此举有必要吗?“掩饰只能愈发说明内心的龌龊和灵魂的肮脏”,有网友如此慨叹。也有人调侃:这下维纳斯得要戴胸罩。
热议:
冷-冷-碎:一个国家容得下郭美美、S将军,却容不下一件世界级的艺术品。
jstv李俊杰: 从3d版的铁达尼到大卫的补丁,感觉越来越走向大清王朝了,刚看重播了,由于网友反映强烈,把马赛克又去掉了。
小洁:哇塞,真真是礼仪之邦啊!
寻求真相0:艺术品啊!怎么道理这个神奇的国度都变成要打马赛克了呢?那干脆别展出了!
Mario1991:既然是艺术品,就是要完美无缺表现出来,不管地域文化怎么样,没有必要打码吧?
天九明:其实你不遮吧,人还不去想只是觉得就是艺术品,你遮了,反而让人觉得别扭想歪了!咳!!
视频截图
热议:
冷-冷-碎:一个国家容得下郭美美、S将军,却容不下一件世界级的艺术品。
jstv李俊杰: 从3d版的铁达尼到大卫的补丁,感觉越来越走向大清王朝了,刚看重播了,由于网友反映强烈,把马赛克又去掉了。
小洁:哇塞,真真是礼仪之邦啊!
寻求真相0:艺术品啊!怎么道理这个神奇的国度都变成要打马赛克了呢?那干脆别展出了!
Mario1991:既然是艺术品,就是要完美无缺表现出来,不管地域文化怎么样,没有必要打码吧?
天九明:其实你不遮吧,人还不去想只是觉得就是艺术品,你遮了,反而让人觉得别扭想歪了!咳!!
视频截图
何頻:這一代中國人光榮的機會
《明鏡月刊》何頻
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注定是中國世紀。
這並不是說,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新的超級霸權,也不是說中國模式可以和民主社會瓜分天下。而是說,中國將從一個一黨獨裁國家,建立起民主憲政體制;從一個貧富懸殊巨大、官僚資本控制一切的國家,建立起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和公平開放的經濟市場;從一個道德完全墮落、平民沒有尊嚴的社會,建立起法治、文化、教育、社區體系;從一個流氓國家的保護傘,變成世界和平的捍衛者。
其意義,如同二十世紀國際社會聯手鏟除德國日本法西斯,如同冷戰摧毀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甚至更加重要,因為,野蠻國家和血腥意識形態的歷史可以説正式終結了,人類從此步上了全球性的文明世代。
在這個美景之前,中國還可能走幾段彎路,國際社會還可能有幾次迷失。事實上,今天的現實就是如此,以犧牲公平、正義、環境、道德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一時繁榮,不但使中國一批竊國得利者內心狂喜,而且由於西方經濟衰退,一些國際政客、商人也急功近利,視中國為經濟新救星。
中國要不要民主、可不可以民主的爭論中,負面論調變得有些堂而皇之,那些對民主提出質疑的人,有的是看到了民主的弊端,有的是為中國繁榮感到自豪,有的是存在政治的挫折感,有的是擔憂中國國民性的缺陷和專制轉型後的後果,也有的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
這些人永遠是存在的,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無論這些人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從客觀上,他們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國際社會投機分子形成了一種合力,折損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延緩了民主社會到來的時間。
然而,這終究只是幾股壽命不會太長的逆流。他們的存在,既是民主化的牽制力,但同時又是民主化的動力,迫使我們更迅速更有力推動民主,而且要使民主呈現出高品質。
悲觀的聲音到處可以聼到,其實,有太多的理由使我們對前景可以樂觀。
從國際社會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已經被自已抑制不住的狂躁打碎了,挾金錢以玩弄天下,不僅僅比以前更強硬地抗拒改善人權狀況,而且迫不及待地輸出反文明的意識形態,甚至還擺出一副欲在南海試牛刀的姿態。
這勢必引起西方戰略家的警覺,即使還不願貿然將中國視為新冷戰的對手,但提防之心正起,牽制力量迅速成形,以美日澳印菲越幾個國家之力,足可碾碎中共亞洲霸主之夢,遑論充當什麼世界霸主。
中共在非洲、南美、歐洲也不斷踢到鐵板,這些國家對美國固有不滿,但對中共則是根本不信任,他們要的是中共的錢,而不是中共的價值觀。中共和俄羅斯的聯盟從來就不牢靠,彼此內在的敵意超過了和美國的關係。俄羅斯的民主制度並不成熟,但其政體畢竟不再是共黨獨裁,俄羅斯人民拋棄普京並不需要太長時間,而且普京不可能陪同中共走到黑,他對中共只是利用一時。
才幾年功夫,中共的同盟軍一個一個被摧毀,能夠利用的杠桿也一個一個被折斷,本·拉登死無葬身之地,卡扎菲被活活打死,穆巴拉克身陷鐵籠,卡斯特羅、金正日們還有幾天?
中國經濟總量嚇壞了很多人,其實以中國人口之數,本早該如此。真實的數字是中國人均收入,還在全世界百名之外。“占領華爾街”運動,是西方社會價值的一部份,人們有權表達憤怒、不滿,有權迫使權貴檢視政策,但沒有人將五星紅旗插到華爾街。
簡而言之,中共不會挽救世界經濟,也沒這個能力,它連自己都挽救不了。
事實上,即使歐美出現了媒體渲染的衰退、蕭條,然而,西方政治制度並沒有遇到根本挑戰,人民有權逼迫執政者下台,也可以承受執政黨下台,福利機制保障了人民平均生活品質遠遠在中國百姓生活之上,失業和減少消費畢竟是少數人,即使是百分之十的失業者,救濟金並不很低,低收入者可以獲取食品券,免費的午餐永遠有,低廉的政府公屋可以入住,教育更是得到基本保障。
國際社會固然有功利、短視的一面,但其主流價值是民主、人權,這是更神聖和強大的力量。這些年倒退的中國人權狀況,重新登上了國際媒體,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藝術家艾未未被官家構陷,盲人律師陳光誠被政府雇用的流氓圍堵,西藏喇嘛的絕望自焚,對比中共暴富猖狂的形象,更使世人憤怒。
可以預計,國際關注中國人權的力量會重新聚結,中共將面臨的道義壓力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來越重。西方社會最終會完全支持中國民主的力量,完全拋棄中共。
即使如此,推動中國政治轉型的根本力量,不能寄托於外國,而是中國人民。這一代中國人,有必要承擔為子孫後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社會制度和環境的責任。這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也是光榮的機會,還是一個需要英雄和奉獻的時代。歷史的使命如此,我們逃不掉。
新的技術手段正將地球拉平,人類猶如生活在同一村莊,民主和人權成了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否認得了的普世價值,即使那些企圖塑造“中國模式”的人,也不敢公開說專制比民主更好,侵犯人權理所當然,他們也得用“中國特色民主”這塊遮羞布,掩飾專制的惡行。即使是中共一個小小支部的空談會,也叫“民主生活會”,而不叫“專制生活會”。
即使在中共宣傳機器刻意、反復渲染民主國家的問題,一些知識分子也傳播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質疑中國能否民主的論調,民調卻顯示,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是支持中國民主化的。
中國的精英階層,官員、商人、知識分子,表面上是這三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以他們這群人的智力、能力和勤奮,他們在民主自由社會,必然也是成功者,甚至更為成功。問題在於,他們有了錢,卻沒有生活品質、沒有心理安全,有了權力和名氣,卻缺少了人格尊嚴和榮譽。
他們的一個共同的動作是:將家人送往國外。而且,越是頂尖階層,越是明顯。最有權勢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成員,沒有家人在海外是極為罕見的。而最富有的商人階層,沒有他國綠卡也是極為罕見的。留學歐美回國者多數是在西方找不到位置、拿不到綠卡者,個別有綠卡甚至有外國公民身份、又有能力者回國,抱的是淘金的投金心態。即使留居西方有諸多困難,但多數取得學位的人還是堅持留在西方。
腐敗已經成爲在中國從政的根本動力,層級越高,腐敗程度越高,即使在享受了最高級特權的所謂“一級國家領導人”(歷任和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幾乎數不出家人不腐敗、不受賄、不斂財和沒有巨富的例子,中國最頂尖的權貴家族,恰恰就是他們。然而,他們卻對他們之下的官員們舉起“反腐之劍”。這不是說中共真正有心、有能力消除腐敗,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建立起有效的廉政機制,所謂紀委及其附屬的監察部、防腐局、反貪局,幹的卻是保護高級腐敗者免除法律追究,以“反貪”為名打擊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就是典型例子,在更多被抓省部級貪官中大體也如此。可是,中共權力門爭,從來不是公開的,更沒有什麼程序可言,大家都在黑箱中,不知箭從何來。深究下去,就可以發現,反腐敗不過是中共最高層控制全黨的手法罷了。(《明鏡月刊》第23期)
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注定是中國世紀。
這並不是說,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新的超級霸權,也不是說中國模式可以和民主社會瓜分天下。而是說,中國將從一個一黨獨裁國家,建立起民主憲政體制;從一個貧富懸殊巨大、官僚資本控制一切的國家,建立起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和公平開放的經濟市場;從一個道德完全墮落、平民沒有尊嚴的社會,建立起法治、文化、教育、社區體系;從一個流氓國家的保護傘,變成世界和平的捍衛者。
其意義,如同二十世紀國際社會聯手鏟除德國日本法西斯,如同冷戰摧毀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甚至更加重要,因為,野蠻國家和血腥意識形態的歷史可以説正式終結了,人類從此步上了全球性的文明世代。
在這個美景之前,中國還可能走幾段彎路,國際社會還可能有幾次迷失。事實上,今天的現實就是如此,以犧牲公平、正義、環境、道德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一時繁榮,不但使中國一批竊國得利者內心狂喜,而且由於西方經濟衰退,一些國際政客、商人也急功近利,視中國為經濟新救星。
中國要不要民主、可不可以民主的爭論中,負面論調變得有些堂而皇之,那些對民主提出質疑的人,有的是看到了民主的弊端,有的是為中國繁榮感到自豪,有的是存在政治的挫折感,有的是擔憂中國國民性的缺陷和專制轉型後的後果,也有的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
這些人永遠是存在的,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無論這些人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從客觀上,他們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國際社會投機分子形成了一種合力,折損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延緩了民主社會到來的時間。
然而,這終究只是幾股壽命不會太長的逆流。他們的存在,既是民主化的牽制力,但同時又是民主化的動力,迫使我們更迅速更有力推動民主,而且要使民主呈現出高品質。
悲觀的聲音到處可以聼到,其實,有太多的理由使我們對前景可以樂觀。
從國際社會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已經被自已抑制不住的狂躁打碎了,挾金錢以玩弄天下,不僅僅比以前更強硬地抗拒改善人權狀況,而且迫不及待地輸出反文明的意識形態,甚至還擺出一副欲在南海試牛刀的姿態。
這勢必引起西方戰略家的警覺,即使還不願貿然將中國視為新冷戰的對手,但提防之心正起,牽制力量迅速成形,以美日澳印菲越幾個國家之力,足可碾碎中共亞洲霸主之夢,遑論充當什麼世界霸主。
中共在非洲、南美、歐洲也不斷踢到鐵板,這些國家對美國固有不滿,但對中共則是根本不信任,他們要的是中共的錢,而不是中共的價值觀。中共和俄羅斯的聯盟從來就不牢靠,彼此內在的敵意超過了和美國的關係。俄羅斯的民主制度並不成熟,但其政體畢竟不再是共黨獨裁,俄羅斯人民拋棄普京並不需要太長時間,而且普京不可能陪同中共走到黑,他對中共只是利用一時。
才幾年功夫,中共的同盟軍一個一個被摧毀,能夠利用的杠桿也一個一個被折斷,本·拉登死無葬身之地,卡扎菲被活活打死,穆巴拉克身陷鐵籠,卡斯特羅、金正日們還有幾天?
中國經濟總量嚇壞了很多人,其實以中國人口之數,本早該如此。真實的數字是中國人均收入,還在全世界百名之外。“占領華爾街”運動,是西方社會價值的一部份,人們有權表達憤怒、不滿,有權迫使權貴檢視政策,但沒有人將五星紅旗插到華爾街。
簡而言之,中共不會挽救世界經濟,也沒這個能力,它連自己都挽救不了。
事實上,即使歐美出現了媒體渲染的衰退、蕭條,然而,西方政治制度並沒有遇到根本挑戰,人民有權逼迫執政者下台,也可以承受執政黨下台,福利機制保障了人民平均生活品質遠遠在中國百姓生活之上,失業和減少消費畢竟是少數人,即使是百分之十的失業者,救濟金並不很低,低收入者可以獲取食品券,免費的午餐永遠有,低廉的政府公屋可以入住,教育更是得到基本保障。
國際社會固然有功利、短視的一面,但其主流價值是民主、人權,這是更神聖和強大的力量。這些年倒退的中國人權狀況,重新登上了國際媒體,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藝術家艾未未被官家構陷,盲人律師陳光誠被政府雇用的流氓圍堵,西藏喇嘛的絕望自焚,對比中共暴富猖狂的形象,更使世人憤怒。
可以預計,國際關注中國人權的力量會重新聚結,中共將面臨的道義壓力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來越重。西方社會最終會完全支持中國民主的力量,完全拋棄中共。
即使如此,推動中國政治轉型的根本力量,不能寄托於外國,而是中國人民。這一代中國人,有必要承擔為子孫後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社會制度和環境的責任。這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也是光榮的機會,還是一個需要英雄和奉獻的時代。歷史的使命如此,我們逃不掉。
新的技術手段正將地球拉平,人類猶如生活在同一村莊,民主和人權成了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否認得了的普世價值,即使那些企圖塑造“中國模式”的人,也不敢公開說專制比民主更好,侵犯人權理所當然,他們也得用“中國特色民主”這塊遮羞布,掩飾專制的惡行。即使是中共一個小小支部的空談會,也叫“民主生活會”,而不叫“專制生活會”。
即使在中共宣傳機器刻意、反復渲染民主國家的問題,一些知識分子也傳播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質疑中國能否民主的論調,民調卻顯示,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是支持中國民主化的。
中國的精英階層,官員、商人、知識分子,表面上是這三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以他們這群人的智力、能力和勤奮,他們在民主自由社會,必然也是成功者,甚至更為成功。問題在於,他們有了錢,卻沒有生活品質、沒有心理安全,有了權力和名氣,卻缺少了人格尊嚴和榮譽。
他們的一個共同的動作是:將家人送往國外。而且,越是頂尖階層,越是明顯。最有權勢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成員,沒有家人在海外是極為罕見的。而最富有的商人階層,沒有他國綠卡也是極為罕見的。留學歐美回國者多數是在西方找不到位置、拿不到綠卡者,個別有綠卡甚至有外國公民身份、又有能力者回國,抱的是淘金的投金心態。即使留居西方有諸多困難,但多數取得學位的人還是堅持留在西方。
腐敗已經成爲在中國從政的根本動力,層級越高,腐敗程度越高,即使在享受了最高級特權的所謂“一級國家領導人”(歷任和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幾乎數不出家人不腐敗、不受賄、不斂財和沒有巨富的例子,中國最頂尖的權貴家族,恰恰就是他們。然而,他們卻對他們之下的官員們舉起“反腐之劍”。這不是說中共真正有心、有能力消除腐敗,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建立起有效的廉政機制,所謂紀委及其附屬的監察部、防腐局、反貪局,幹的卻是保護高級腐敗者免除法律追究,以“反貪”為名打擊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就是典型例子,在更多被抓省部級貪官中大體也如此。可是,中共權力門爭,從來不是公開的,更沒有什麼程序可言,大家都在黑箱中,不知箭從何來。深究下去,就可以發現,反腐敗不過是中共最高層控制全黨的手法罷了。(《明鏡月刊》第23期)
分析:如何看中国目前的通胀下降?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7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到约3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为2.2%。
其中,6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3.8%,大大低于5月份的6.4%水平。
法新社的报道说,通货膨胀率下降是标志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最新一组数据。
但在上海的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师李炜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这要看中国此次通胀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中国通胀下降主要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中国经济放缓所造成的整体需求的放缓。另外一点则是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之前所实行的紧缩措施的消化阶段。
李炜说,如果目前的通胀下降是由单一的经济放缓所造成的,那么就比较令人担忧了。但中国当前并没有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危机。
尽管通胀下降,但跟老百姓最密切相关的蔬菜和猪肉价格却仍然居高不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李炜解释说,蔬菜和猪肉的价格同比来讲确实比较偏高,但如果从环比来看,比上一个月或是同年初来比还是有所下降。
措施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局发布6月经济数据前夕在南方几省所进行的经济形势调研时曾警告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温家宝表示,中国要进一步加大经济微调力度,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需要进一步放宽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刺激经济呢?
李炜认为,从短期来看,政府可以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他说,年末前还可以有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同时,随着通胀的下降,也还有空间继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空间, 从而会有效的刺激贷款的需求。
此外,政府也还会加大对一些消费品的补贴。从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可以把三、四季度的支出提前到现在等。
李炜认为,要达到政府所定的2012年经济增长在7.5%的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达到8%。
通货紧缩?
李炜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明显恶化,而且要好于2008和2009年。虽然工业生产出现回落,但服务业增长仍然是稳健的。随着刺激经济力度的加大,中国经济在8、9月份应该出现一个回升的势头。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如果中国的通胀继续下降的话,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
对此李炜认为,这种危险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他说,从整体上来看,服务业的价格整体上来说仍然是在上涨的, 尤其是食品价格,从长期来讲随着城市化的提高仍然会处在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因此消费价格指数不存在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和担忧。
但唯一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是生产价格指数,而这也只限于原材料方面。通常来讲,原材料方面的涨幅和回落周期性很强,如果用它来衡量中国的通缩或通胀本身是不贴切的,也是不准确的。
来源:美国之音
6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3.8%,大大低于5月份的6.4%水平
其中,6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3.8%,大大低于5月份的6.4%水平。
法新社的报道说,通货膨胀率下降是标志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最新一组数据。
但在上海的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师李炜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这要看中国此次通胀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中国通胀下降主要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中国经济放缓所造成的整体需求的放缓。另外一点则是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之前所实行的紧缩措施的消化阶段。
李炜说,如果目前的通胀下降是由单一的经济放缓所造成的,那么就比较令人担忧了。但中国当前并没有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危机。
尽管通胀下降,但跟老百姓最密切相关的蔬菜和猪肉价格却仍然居高不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李炜解释说,蔬菜和猪肉的价格同比来讲确实比较偏高,但如果从环比来看,比上一个月或是同年初来比还是有所下降。
措施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局发布6月经济数据前夕在南方几省所进行的经济形势调研时曾警告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温家宝表示,中国要进一步加大经济微调力度,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需要进一步放宽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刺激经济呢?
李炜认为,从短期来看,政府可以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他说,年末前还可以有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同时,随着通胀的下降,也还有空间继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空间, 从而会有效的刺激贷款的需求。
此外,政府也还会加大对一些消费品的补贴。从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可以把三、四季度的支出提前到现在等。
李炜认为,要达到政府所定的2012年经济增长在7.5%的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达到8%。
通货紧缩?
李炜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明显恶化,而且要好于2008和2009年。虽然工业生产出现回落,但服务业增长仍然是稳健的。随着刺激经济力度的加大,中国经济在8、9月份应该出现一个回升的势头。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如果中国的通胀继续下降的话,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
对此李炜认为,这种危险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他说,从整体上来看,服务业的价格整体上来说仍然是在上涨的, 尤其是食品价格,从长期来讲随着城市化的提高仍然会处在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因此消费价格指数不存在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和担忧。
但唯一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是生产价格指数,而这也只限于原材料方面。通常来讲,原材料方面的涨幅和回落周期性很强,如果用它来衡量中国的通缩或通胀本身是不贴切的,也是不准确的。
来源:美国之音
6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3.8%,大大低于5月份的6.4%水平
章子怡陪睡门新进展 “两中央”决战烈
(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上周闹得沸沸扬扬的章子怡与薄熙来等“权贵”性交易,至少获取几亿人民币的消息,有大陆部分党媒也介入其中大肆炒作。把薄、周“政变门”炒作成“陪睡门”丑闻,而大陆另一派的党媒则公开批驳此消息是假新闻;紧接着,有人企图把范冰冰也卷入丑闻,让事件继续发酵转型成娱乐圈内掐,但范冰冰不上当。有舆论指江周系策划挑起的这场闹剧,起到了替薄周江系“转移视线”的效果。近日,更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两中央”的决战在海内外同时进行。
“陪睡门”口水战的起起落落
5月28日,《博讯》发文称,章子怡经大陆富商徐明安排与薄熙来等“权贵”性交易,并与徐明本人也多次亲密接触,赚取巨额酬金。消息还强势声称:“章子怡最简单、有力的否定这个报导的办法是到香港或美国露个面,其他的否认努力都是徒劳的。如果本次颁奖在香港她出席了,那才是奇迹。”
5月30日,章子怡从香港到海口参加“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颁奖典礼,捧回“华语电影推广贡献奖” 成为全场焦点。媒体普遍认为这是继“传闻”发生后,章子怡以高调的公开亮相来粉碎被禁止出境的传言。
而博讯则立即发文解释,称章确曾被当局问话并禁止出境,随后经〝朋友〞之助解禁。
香港《东方日报》随即报导称,章子怡在香港聘请强劲律师团,计划和转载博讯消息的香港苹果日报打官司。同时,有多家媒体报导说,章子怡强调不认识徐明,也没见过薄熙来。
于是总部在北京的美国网站《多维新闻网》加入混战,发文反驳章子怡,称有独家消息,章与徐明交游甚密,可随意动用徐明的私人飞机。但多维并未提供章与徐明认识的证据,如照片等。
几乎与此同时,大陆官方媒体则兵分两路,分别扮演“白脸、黑脸”,上演内讧双簧。
其中,江系控制的《环球网》积极热炒,发文称外媒热议章子怡“被禁出境”,炒作陪睡传言:“一亿美元,艺妓也得挣好久! ”
而中共官媒《人民网》则跳出来奋力批驳海外媒体发的是“假新闻”,并转发地方媒体报导:《章子怡香港来去自由并未遭禁发声明驳虚假报导》;新华网也出面批是假新闻,转载《章子怡出境破传闻 外媒报导其学英语奋斗史》等报导。
有人搅局 炒作娱乐圈内掐 范冰冰拒不上当
紧接着,大陆知名影评人毕成功粉墨登场,在微博上指章子怡事件是〝另一位明星〞的诬陷计画,并隐晦地指称那个所谓的〝明星〞为“F”,于是,大陆党媒热报范冰冰被指是章子怡陪睡门黑手。
对这种把政治丑闻炒作为性丑闻的手段,范冰冰坚决不上当,不发表任何回复,连范冰冰的工作室也只表示:“这没什么可说的。”即便如此,亲共台媒《旺报》还是指称范冰冰“全力否认”。
而最早爆料的《博讯》则继续全力“灭章”,再发报导称,据接近中纪委的可靠消息来源透露,是章子怡的公关团队编出范冰冰是幕后黑手的传言,并批章的公关团主动炒作她与央视主持人撒贝南的热恋之类的故事企图来“洗白”章。
外界认为一向挺江系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加入混战,发文宣称:现下华人世界最火热的娱乐新闻,莫过于中国影星章子怡的“陪睡门”。
这场丑闻炒作在海内外媒体上卷起一股不小的乱流,一时间真是热闹非凡。
章子怡丑闻凸显“两中央的决战”?
《阿波罗新闻网》6月4日发文表示:章子怡一向力挺中共,在海内外替中共官方做公关宣传,如今惨被抛弃,成为中共政治斗争中转移视线的工具。
文章表示,章子怡丑闻的热炒,是江周系策划推动的闹剧,目前这出戏已经发展到第二幕(娱乐圈内掐传闻),正向第三幕(华人世界最火热新闻)推进。
文章分析了这次丑闻的起承转合,以及中共官媒的不同调门,认为这一切表明,中共“两中央的决战在海内外同时进行”。
陆媒传撒贝宁恋上23岁美校花 撒贝宁避嫌?
此外,有网上消息突然爆料称,章子怡和央视主持人撒贝宁正在热恋。
网友“多多切妞多”说:“看网上新闻说章子怡跟撒贝宁在一起了,唉,这两人怎么想怎么都不搭啊!”网友“黑桃Q”:“你们能把章子怡和撒贝宁联系到一块吗?”还有网友说:“章子怡不是要高富帅吗?撒贝宁不高不富,有点帅,但也不太符合她的风格吧。”
正
当网友们多数表示很诧异,消息不辨真假时,大陆媒体《海口晚报》6月4日报导称,知名博主“南唐遗少”曝出央视的男主持撒贝宁的校花女友近照,称撒贝宁真
正的女友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花岑黎阑,长相酷似当红女星张柏芝。报导称赞撒、岑二人:“一个是北大才子,一个是广院美女,‘才子佳人’可谓是非常般配。”
有舆论认为,海口晚报这篇报导是在替撒贝宁灭火、避嫌。
章子怡的水真深 原来是太子党二奶
——爆料:章子怡和赵欣瑜的恩怨 章是吴邦国儿子二奶
赵欣瑜与那英王菲关系密切
章子怡(右)与赵欣瑜曾结伴去做SPA的照片近日在网上曝光
赵欣瑜(a.k.a. 赵姨娘)是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廉的二奶,因为生了儿子,
获得叶家的承认,击败叶选廉的其他二奶,正式以叶选廉的二太太的名号
行走江湖,网友们送其外号赵姨娘。赵姨娘生了儿子后一直在积极逼宫,
先是装疯卖傻(美其名曰产后抑郁症),要抱着儿子一起跳楼,被自己的
母亲拦下。后来又找神汉巫婆算命,为了扶正把名字都改成赵心雨了。
无奈叶选廉泰山压顶巍然不动,坚持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政策。
坚决不和元配苏丹丹离婚,并且把财政大权交给苏丹丹。香港的商业圈都知道,
苏丹丹点头的事情就代表叶家首肯了。
叶选廉带苏丹丹出席的都是香港的政商场合,大陆的社交场合都是带赵姨娘出席。
叶和赵的儿子采取在中国接受强大的基础教育的政策,小学是景山,中学是四中,
目前尚无送到海外留学的迹象。
赵欣瑜与那英王菲关系密切
章子怡(右)与赵欣瑜曾结伴去做SPA的照片近日在网上曝光
章子怡和赵姨娘曾经是好姐妹,不过王菲,那英等明星都认为章子怡太工于心计,
太势利。赵姨娘曾和北京记者披露了她和章子怡的恩怨,并签字画押授权记者公开
她的爆料,一切法律后果她来承担。但记者还是没敢发稿,因为水太深。
在赵姨娘的访谈中她披露章的劣迹是,爱占小便宜,说谎,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赵姨娘爆料了章的如下事迹:
1 章和赵姨娘在北京某高档美容院做美容,章说自己不经常在国内,开vip不划算,
提出她付一半的钱,用赵姨娘的vip卡。结果章经常去做美容,但对那一半的钱
绝口不提了。
2 章卖给赵姨娘很多首饰,说是泰国的真的宝石,还是通过泰国王室买的,结果
赵姨娘找人鉴定后证明是假的。
3 章当时和犹太猴子交往,但已经对赵姨娘抱怨犹太猴子吝啬了。她把自己买的
北京的房产写了犹太猴子的名字,作为交换,她让犹太猴子给她纽约或洛杉矶
一半的房产。但犹太猴子迟迟不办。
4 章还和赵姨娘抱怨霍英东的孙子也很小气,和他交往的时候两个人的吃喝玩乐都是
章掏钱的,她认为那么大家族的继承人之一出手太不大方。章让赵姨娘给她介绍红贵男友。
5 赵姨娘给章子怡介绍红贵之后,章立刻对赵姨娘疏远了,认为赵姨娘的用途已经差不多了。
赵姨娘一直经营的生意是给红色贵族和商业巨头们牵线做生意,做成了生意赵姨娘
从中拿3%-5%的佣金。如果商人是煤老板之类的傻帽儿,无论生意做成与否,都要
付给赵姨娘见面费,这个是赵姨娘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也是赵姨娘经常在家开party的
主要目的,她的party可不是为了fun。
根据赵姨娘的说法,她给章子怡介绍的是吴邦国的儿子。吴公子对章很迷恋,给了章
价值两个亿的礼物。大家看好了,是价值两个亿,并不是转账现金两个亿,这里就很有水分了。
比如赵姨娘说吴公子送给章价值3000万的奥迪轿车,价值6000万的珠宝,价值1000万的字画等等,
可她说的字画的画家根本就不知名,反正我觉得那个人的作品不值1000万。
我客观说一下,赵姨娘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她给别人一套煎饼果子都价值连城,别人送她一块
百达翡丽都不值一提的那种人。她一个劲地强调2个亿,无外乎是显示自己多么神通广大,章子怡
应该对她多么感恩戴德而已。
章
子怡认识了吴公子后不仅不搭理赵姨娘了,还认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也做给红贵和富豪们牵线的无本买卖。章的哥哥也给吴公子介绍了几个商人,合伙做能源生
意,这下触怒了赵姨娘了,这简直是夺赵姨娘的鸟食罐啊。于是赵姨娘指挥了泼墨事件,并在事件后积极接受记者采访,猛爆料,旨在震慑吴公子,如果再抢她的生
意,她就鱼死网破。
这就是赵姨娘自己向记者披露的泼墨门事件,不过记者还是没敢把这个娱乐圈最震惊的爆料见报。
看到有mm问,为啥吴公子没给章子怡出头。我觉得章子怡经过这些事也没倒,还经常上央视,这已经是吴公子给出头了。吴公子不可能亲自出马泼赵姨娘一脸墨啊。
大火真相与网络谣言
天津蓟县大火的消息最终不胫而走, 虽然官方已经为大火作结,认定了死伤人数,警方更对发帖称大火导致“378人死亡”的网友进行了处理,但网上对官方说辞提出质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在权力的干涉下,蓟县大火的真相在哪里?
四川什邡事件的议论沸沸扬扬之际,天津蓟县的的一场大火却被权力所掩盖,直到7月4日,天津官方媒体才发布消息披露死伤人数。官方公布死伤人数次日,有网 友发帖称"已经确定死亡378人",引发公众对官方数字质疑。7月9日,天津官方媒体发消息称"死亡378人"系谣言,警方已经对"造谣"者依法处理。
封锁消息效果适得其反
封锁敏感消息是中国执政当局的一贯做法,不过,在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的今天,要想彻底封锁消息却比较困难。蓟县大火的发生时间是在6月30日,但公众得知此事的时间大多在5天以后。可见,天津官方封锁消息的能力相对其它地方而言更强一些。
在蓟县大火之后,天津媒体几乎是集体失语,而天津民间通过互联网发布的消息也极少,不像之前的上海静安大火过后,上海当地媒体以及当地网友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不过,因为"翻墙"技术的普及,仍然有不少网友在天津官方正式发布消息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大火一事。
最近几年,官方在处理群体事件以及重大安全事故的消息时,策略有所改变,为了抢占舆论制高点,往往能让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只是消息内容的真实性不一定贴近事实而已。天津官方针对蓟县大火的消息发布可以说是姗姗来迟,让人自然而然怀疑其中会有猫腻。
民间消息比官方消息更可信
当"死亡378人"的说法问世以后,一些网民开始质疑官方的"10人死亡、16人受伤"的说法。结合7月1日《人民日报》记者在火灾现场发现仍有家属不知亲人下落以及采访受到阻挠的情况看,官方的死伤数据的确让人怀疑。
虽然天津官方已经为蓟县大火作结,但是,公众并未停止探寻真相的脚步,不计其数的网友都试图通过微博和当地人挖掘事件真相,但是,如今新浪微博已经把"蓟县大火"设置为了敏感词,搜索不到任何结果。
有大火亲历者在事后揭露在火灾发生时,商厦广播曾要求顾客结账后再走,虽然官方否认这一细节,但是,在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当今社会,"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的仍大有人在。官方消息当中,只有事故原因是可信的,那就是事故系商厦一层东南角中转库房内空调电源线发生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大火或影响张高丽仕途
在7月9日的官方消息当中,其实透露了一个细节。该消息称事故发生后,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黄兴国多次批示,提出明确要求;市 委、市政府多位分管负责同志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灭火救援和善后工作;市有关部门和蓟县分别成立七个工作组,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 作。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现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被视为角逐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此时此刻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对于张高丽而言无疑是具有负面影响 的。所以,蓟县大火之后,最心急如焚的或许就是张高丽了。官方媒体没有披露张高丽等人批示的具体内容。张高丽仕途会不会受大火影响,还要等到"十八大"后 才知道结果。
时间将会告诉人们真相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今日中国,封锁消息仍被当局视为维稳的杀手锏。官方消息称蓟县大火的10名死者已经火化,但疑云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却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那些被警方处理的"造谣"者也不会因为被处理而被民众打入另册。
作者刘逸明
在专制体制下,在权力可以主导一切的社会,真相或许只能存在于公众心目中,正如当年的"六四"事件和去年的钱云会事件。不过,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时间终究会告诉人们真相,并为那些蒙冤受屈者正名。
2012年7月9日
作者:刘逸明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刘逸明,1980年出生于湖北鄂州 。担任过《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网络特邀编辑。2011年1月被评为凤凰网2010年度十大写手之一
德国之声
王珉晉升政治局委員幾無懸念
北京消息來源對《外參》指出:有關王珉的幾條出路,從調任天津,到留任遼寧,再到調任重慶,他已在傳聞中繞了大半個中國,足以看出,中央對這位封疆大吏的
器重。“但繞來繞去,從目前的新一輪人事佈局大調整的趨勢看,王珉接掌張德江留下的主管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可能性最大,因為,他與張德江的經歷很接
近.....
《外參》特約記者 蔣紹峰
早在2011年6月,北京就傳出了遼寧省委書記王珉有望接替張高麗出任天津市委書記的消息。但在薄熙來事件引發的新一輪人事佈局大調整中,王珉又有新的出路。用北京消息人士的話說,無論哪條出路,王珉在十八大晉升政治局委員都沒有懸念。
晉升“政委”,繼續當“東北王”
自2009年11月調離吉林省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後,王珉的未來政治出路,就出現了至少兩個版本:一是調任天津接替張高麗,出任天津市委書記;二是繼續留任遼寧省委書記,但會在十八大後晉升政治局委員。
北京消息來源對《外參》分析說,十八大後,王珉晉升政治局委員,兼任遼寧省委書記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因為中共中央已開始重視重振東北老工業基地。2012年1月,溫家寶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會議,討論通過《東北振興“十二五”規劃》。
從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個角度來分析,王珉應該在十八大晉升政治局委員並兼任遼寧省委書記,因為遼寧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領頭羊,遼寧這個老工業基地得以振興,就會帶動整個東北地區的工業發展,這也是當初中央把王珉從吉林這個農業大省,調到遼寧這個工業大省的主要原因。
2011年6月1日,由新華社主管、《瞭望週刊》社主辦的《財經國家週刊》,發表了對王珉的長篇專訪,旨在介紹王珉上任後,遼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統籌試驗”,以及“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遼寧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兩大國家戰略。
這篇專訪開頭的一段話,也很耐人尋味:從江蘇一路走來的王珉,到吉林,再到遼寧,串聯起這個軌跡的是三種顯著的經濟特徵:外向型經濟、農業、工業,經歷了多種經濟發展類型的他,如今在工業大省遼寧講得最多的是“產業豐厚度”。
當時,有政情觀察人士評論指出,官方媒體有意在為王珉總結政績,意味著中央正在考慮王的政治未來。“既然,他主政過東北三省中的兩個省份,十八大召開時, 他已在東北幹了整整八年,先晉升政治局委員,然後,讓他繼續當‘東北王’——這應該是中共中央考慮王珉未來出路的一個出發點。”消息人士對《外參》分析 說。(《外參》)
王珉
《外參》特約記者 蔣紹峰
早在2011年6月,北京就傳出了遼寧省委書記王珉有望接替張高麗出任天津市委書記的消息。但在薄熙來事件引發的新一輪人事佈局大調整中,王珉又有新的出路。用北京消息人士的話說,無論哪條出路,王珉在十八大晉升政治局委員都沒有懸念。
晉升“政委”,繼續當“東北王”
自2009年11月調離吉林省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後,王珉的未來政治出路,就出現了至少兩個版本:一是調任天津接替張高麗,出任天津市委書記;二是繼續留任遼寧省委書記,但會在十八大後晉升政治局委員。
北京消息來源對《外參》分析說,十八大後,王珉晉升政治局委員,兼任遼寧省委書記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因為中共中央已開始重視重振東北老工業基地。2012年1月,溫家寶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會議,討論通過《東北振興“十二五”規劃》。
從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個角度來分析,王珉應該在十八大晉升政治局委員並兼任遼寧省委書記,因為遼寧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領頭羊,遼寧這個老工業基地得以振興,就會帶動整個東北地區的工業發展,這也是當初中央把王珉從吉林這個農業大省,調到遼寧這個工業大省的主要原因。
2011年6月1日,由新華社主管、《瞭望週刊》社主辦的《財經國家週刊》,發表了對王珉的長篇專訪,旨在介紹王珉上任後,遼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統籌試驗”,以及“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遼寧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兩大國家戰略。
這篇專訪開頭的一段話,也很耐人尋味:從江蘇一路走來的王珉,到吉林,再到遼寧,串聯起這個軌跡的是三種顯著的經濟特徵:外向型經濟、農業、工業,經歷了多種經濟發展類型的他,如今在工業大省遼寧講得最多的是“產業豐厚度”。
當時,有政情觀察人士評論指出,官方媒體有意在為王珉總結政績,意味著中央正在考慮王的政治未來。“既然,他主政過東北三省中的兩個省份,十八大召開時, 他已在東北幹了整整八年,先晉升政治局委員,然後,讓他繼續當‘東北王’——這應該是中共中央考慮王珉未來出路的一個出發點。”消息人士對《外參》分析 說。(《外參》)
王珉
胡佳投书美报 吁解散政法委
来源:明报
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虽然生活受严密监视,但他将坚持推动内地民主,未来一年行动纲领包括争取释放政治犯、要求官员公布资产、唿吁解散中宣部和政法委。
胡佳在2008年因煽动国家政权罪判囚3年半,去年6月出狱,褫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则在上月届满。胡佳说,去年6月 26日获释后,逾200名警察包围其家,阻止外人探望,他意识到自己「由被高墙围隔的小监狱走进社会里的大监狱」。而中共今秋将召开十八大,政治清洗行动 已经展开。
称政改取决于民众勇气
胡佳认为,中国政改的关键不在于谁接替胡锦涛与温家宝,而是取决于民众的勇气、智慧与参与。他宣布,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未来一年的行动纲领包 括﹕争取言论与宗教自由空问,唿吁释放政治犯;敦促官员公开资产;要求人大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协助推行维权活动;以及提倡废除中宣部与政法委这 两个「透过谎言、威吓与暴力支挡专制的机构」。
胡佳总结称,中国唯一的和平发展方向,是在未来10年内转向民主与法治社会,中共愈早醒觉,代价愈低。
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虽然生活受严密监视,但他将坚持推动内地民主,未来一年行动纲领包括争取释放政治犯、要求官员公布资产、唿吁解散中宣部和政法委。
胡佳在2008年因煽动国家政权罪判囚3年半,去年6月出狱,褫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则在上月届满。胡佳说,去年6月 26日获释后,逾200名警察包围其家,阻止外人探望,他意识到自己「由被高墙围隔的小监狱走进社会里的大监狱」。而中共今秋将召开十八大,政治清洗行动 已经展开。
称政改取决于民众勇气
胡佳认为,中国政改的关键不在于谁接替胡锦涛与温家宝,而是取决于民众的勇气、智慧与参与。他宣布,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未来一年的行动纲领包 括﹕争取言论与宗教自由空问,唿吁释放政治犯;敦促官员公开资产;要求人大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协助推行维权活动;以及提倡废除中宣部与政法委这 两个「透过谎言、威吓与暴力支挡专制的机构」。
胡佳总结称,中国唯一的和平发展方向,是在未来10年内转向民主与法治社会,中共愈早醒觉,代价愈低。
通向奴役之路——作为推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
知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这种比喻也意味着,对于一
个民族错误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和思辩不察上的责任。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可是,这
一点并不能免除他们应该承担的促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道义责任和思辩责任。他们唯一的救赎之道,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偏执的思辩取向,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
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的奴役之地。
通向奴役之路——作为推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
作者:草夫
上次回国探亲时,偶然从一家书店中购得一本《夏济安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这本夏志清为其兄长编辑的日记,本为一个心灵为情所困的文人的情感记录,日记者本人本无意将之公诸于天下,是故,记述颇为私密化。时隔半个多 世纪后,翻阅这本日记,有如洞穿他人的心灵深处,看到的是一个敏感的心灵正在颤抖的心扉。
这本私人日记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一个生活在四 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一开始,这种阅读似乎颇为满足了我那与常人无异的对他人隐私的窥视欲。后来,我却从这种阅读中无意发现了 一种体现在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的颇堪玩味的政治心态——这种心态过去从未出现在大陆的主流历史叙述之中。
时为西南联大讲师的 夏济安先生,日记中极少语涉当时的政治生态。偶尔涉及,却又透露出一种知识分子既想坚持独立思想,又畏于他人物议的矛盾犹豫的心理信息。譬如,联大当时出 现过由上百名教授联署的声援国府在国共相争中有关东北问题的宣言(即苏联应把东北的治权移交给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而不是给共党这个正在显露出咄咄 逼人夺权势头的地方势力)。夏济安先生虽然认同这些教授的观点,并且鄙视那些明知此事有理,却又置身事外的教授,包括他自己的友人卞之琳先生。他写道: “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当谈到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等组织的声援国府的游行时,他详述 了自己的矛盾心态:“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 ‘清议’……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成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来……”他之所以丧失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是因为当时左翼分子的一个谣言。“谣传发起一百 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他们就想尽办法,使人不敢爱国,以 便遂其覆亡中国之阴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相争,天下遽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 凭借其在抗战期间蓄养的军事实力,借助苏联的援助,强势地全面出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集团,则配合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 场全面的宣传战役。一般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有如古代的士族集团,厌倦于一个弊端显露的旧式权力集团,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新兴的权力集团身 上。甚至连过去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明知两个政权的更替有可能是以恶易恶,甚至是以一个更为邪恶的来取代一个更少邪恶的集团,可照样违心地助纣为 虐,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储安平可以用来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例子。如储安平曾在重庆《客观》周刊1945年第四期发表一组 评论,评论中最为后人激赏的见解如下:“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 ‘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是,这种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储安平和许多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抛弃了国民党 这个在“自由”议题上还容许他人与之商榷的权力集团,而选择了共产党这个在“自由”议题上不容他人置喙的绝对独裁团体,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者说“推 手”。
颇为吊诡的是,利用国统区施行的出版自由,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舆论领域为推翻国府与共党在军事领域协同作战。除了少数真正头脑清 醒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之外,大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集团结盟,主导了对“自由”“民主”“进步”等等话语的阐述权,也独揽了对“腐败”“独 裁”“落后”等等话语的裁决权。中国共产党被描述成热爱“自由”“民主”“进步”的新兴力量,而国民党则被描述成“腐败”“独裁”“落后”的力量。这种舆 论形成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但让国民党的报刊疲于应付,而且震摄住了几乎大部分知识分子,即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即使心里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这种 舆论的压力下,如上文所提到的夏济安先生那样,畏于“清议,”也不敢表达出来。
这种明知其非却不敢责其所非,明知其险却宁愿涉险的行为,因为太有悖于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理性选择模式,所以不但让那些早期迷于局中但晚年翻然悔悟者心感纠结,而且也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历史阅读者充满了迷惑:为什么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
对 恶的选择,要么是因为认同恶,譬如魔鬼;要么是认为恶能带来更大的善,为了求得更大的善不得不借助于恶的手段,譬如那个被魔鬼靡菲斯特诱惑的浮士德。中国 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甘愿与共产党为伍,就是因为他们为后者许诺的天国所诱惑——理性在这种诱惑面前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洞察力。
知识分子并非 完全不懂所谓许诺的天堂里可能隐藏的危险。如上文中提到的储安平的例子。既然如此,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群体——还帮助一个本质上更为 邪恶的团体为渊驱鱼,裹挟着全体国民进入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这真是一个沉重的千古诘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试图来解答这一疑问。他认为把人类导向奴役之路的,往往是那些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外表上看似光鲜漂亮的观念,如平等,组织,计划,集 体主义,控制等等。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经济制度,往往最后会蜕变成一种以极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把人类社会带人万劫 不复的奴役之地。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来一针见血 地揭示这种人类的迷途。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他们年轻时为何会误入这一歧途。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希望看到后 来的那种极权政府,从动机上,他们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更加民主,人民有更多自由的国家。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用上当受骗这种解释模式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 这一历史转型时的抉择。因为,毕竟他们是在进行了比较和权衡之后才作出这种抉择的,储安平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他们的价值诉求来说,这是一 个相当矛盾和反常的选择。这样的一种异乎常理的历史现象,似乎只能从当事者的某种偏执的思辩取向中才能找到某种解释。这种偏执的思辩取向包括如下几个方 面。
第一,信奉绝对主义,好走极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人们通常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准确。中国文化中浸透着 一种价值的绝对主义。我们常常把门户之见当作划分敌友的根据,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充满了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这种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让我们成为政治博 弈中嗜血的角斗士,由于它们的影响,我们从未学会在妥协中把一种对抗的游戏变成一种导致双赢的合作的游戏。一旦我们的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不见容于 对方,我们宁愿选择不计代价的破局,选择推倒一切的重起炉灶,也不愿选择互存互容的和局。中国文人的名节观更是助长了这种虚矫的习气。这种虚矫的习气最后 往往以大善的名义把我们带入大恶,就如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各个知识份子团体所展示的那样:宁愿弃绝一个虽然充满缺陷但尚能相容的政权,而去拥抱一个 更为邪恶的政权。
第二,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相信浪漫的设计和构想,不愿面对现实,在政治上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在政治上最忌讳的就是让浪 漫主义来主导具体的议题。政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到极权主义者往往以社会的整体设计作为诱饵,来吸引追随者。不 少其他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极权主义的理论,如纳粹理论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浪漫主义的相关联系。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往往被贴 上一种不合理或不正常的标签。他们往往追求一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这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时,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是可以牺 牲甚至是必须牺牲的东西。而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则强调在社会互动中尊重多样性以及复杂性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尤其对于改善社会互动规则的重要性。政治上的浪 漫主义则往往具有轻视现实,甚至蔑视人道主义的倾向。它所惯用的说教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可以不要太在意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如个体生命的损失,个体自由的受限,以及个体权利的剥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不少信奉这类说教的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这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经常让 中国知识分子在作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时背离现实,不容忍在一种社会改良过程中出现的过错,却心安理得地纵容那些以理想的名义犯下的大奸大恶。
第 三,保守主义传统的缺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永远是贬义词,是守旧和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是政治派别中落伍者的标签。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应 该是一种成熟和稳健的价值理念,是与浮噪和激进的政治和文化选择相抗衡的理性诉求,是一种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对价值扬弃和重建进行评估所持的审慎态度。保守 主义的价值在于它能提醒人们不要轻信那种认为形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内容的实质变化的许诺,并且,它教会人们不能无条件地放弃理性质疑的权利,无论面对的是多 么动听的言辞。保守主义对评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自由发展的潜在影响常常怀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尤其是这种变化触动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 的要素——产权结构时,保守主义表现出与经典的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即认为私有产权是所有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保守主义认为,一旦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毁坏了 私有产权这种结构基础,这种变革必定无助于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反之,它必定把人类社会导向奴役之地。因之,我们应该极力避免步入这样的歧途,在政治,经 济,社会伦理方面坚守那些构成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中国的知识份子缺乏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太容易为激进的,革命式的社会 转型的口号所蛊惑,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革命”的概念,把“革命”无条件地神圣化和合理化,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塑产权结构的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通向历史 进步的唯一途径,却不善于去对革命将带来的现有价值体系的破坏与重建进行审慎的全面评估。由于中国的知识份子经常放弃自己最为重要的理性质疑的权利,在面 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时,缺乏在历史选择时的审慎明辨,以及对基本价值体系的执着和坚守,所以,在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时,他们往往受制于那些利用革命的口 号来攫取权力的野心家,而有意或无意中忽视在此类社会转型中价值体系破坏性的重建过程中对个体自由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所带来的长期的社会效果——如中国 现代史所展示的那样,一个以解放人类为号召的革命转瞬之间即蜕变为驱使人类全面奴役化的噩梦。
第四,缺乏常识,贬低蔑视常识,喜欢用诡 辩来混淆是非;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度。可是,我们却有一种善用诡辩来混淆是非,推诿卸责的习惯。我们在语词方面对对立两极范畴,如对错,好 坏,善恶,强弱等等常常随意置换,而且不对这种观念的变换在经验基础上加以必要的限定。我们常常过于强调变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极少认真而负责任地去思 考变化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在很多我们缺乏常识的领域,我们喜欢用所谓的辩证法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更为危险的是,我们往往把这种观念的随意性,冲突的必要 性,应用到社会现实中来,最后使得我们的政治实践不旦偏离现实,而且偏离常识。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中,沉甸甸的社会现实往往轻易就成为辩证法的某种否定项。 这种思维惯性不但使个体的自由,而且也使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的自由成为它的否定对象。直到最后,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这种思维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按 这种思维的术语,被扬弃之后——这样的思维锋刃才让它的玩弄者痛彻骨髓地体会到它血淋淋的残酷性。
第五,批判精神的缺失,人云亦云,以 团体划线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由于常常没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个个体作为其思想支撑,所以要么流为乡愿的集合,要么变成偏执狂的 同声呼应的团伙。特立独行,在中国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异类的特征。我们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充满了约束个体思维和行动自由的规范和教条,这种价值取向后来进一步 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化。在所谓“集体”,“组织”等等概念的严格规范下,个体很轻易地就被非人格化,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只会服从他者的机械零 件。我们不但完全放弃自己思维的独立性,而且认为保留自我是一种罪过,只有服从才是一种美德。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价值选择方面也失去基本的判断力,就像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体认同还表现出过多的依赖性。从来没有形成一 种觉醒的社会主体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在社会角色上没有独立的担当。不像那些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能经常为社会议题,提供具有真知灼见的批判性的思路。极 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用极为轻蔑的口气把他们比喻为依附在其他社会主体这张皮上的毛发。在一定程度上,这不是一种比喻,而可看作是一种写实。由于 我们在精神上没有独立的意识,在社会角色上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社会面临着一种极端对立分化的二元选择时,我们就不可能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 责任,在两种极端的选择之外提供一种超越左右的选择方案作为有益的参照和平衡。
第六,功利主义色彩过于严重;中国知识分子过于强调功利 性。在无原则地追求功利的目标时,我们可以完全无视手段和目的的分裂,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追求那些貌似合理的目的。其实,在追求社会目标时,目的和手段很 难机械地分割开来。诸如自由,平等等等社会目标,不可能以非自由,非平等的手段来企及,因为非正义的手段,是不可能让我们达到正义的社会目的的。可是,中 国知识分子却信奉只要目的合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信条。这种信条具有非常危险的误导作用,它可能使一种社会变革的过程,即使它的目的是 正当的,它的过程却缺乏正义,因而最终反而使我们离自己的目的越行越远。这一点,中国近代史给予了最好的注释——我们曾经经常听到的许诺是全人类的自由解 放,可是,我们同时还被灌输,只有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才能获得这种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极端的功利主义的蒙蔽就竟然能够让我们接受这样的思维混乱。此外, 由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只关注结果,忽略过程,轻视建立合理的规则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譬如,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服膺那种以均贫富为号召 的社会理想。可是,这种均贫富的社会理想过于注重结果的平等,为实现这种平等的结果,每一个个体被强制性地固化在社会设定的基准上,因而,个体向上提升的 自由就被堂而皇之被剥夺了。而一个自由的社会,却离不开机会的平等,因为只有平等的机会才能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对于目的的过于功利主义的 态度,以及对过程的正义性的忽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作出反常选择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提到的数点,可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偏执的思辩取向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思辩取向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明明看到某种美好承诺中所隐藏的危险,依然呼朋引类贸然前行,最后坠入被奴役的深渊,铸成历史性的大错。
知 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这种比喻也意味着,对于一个民族错误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和思辩不察上 的责任。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可是,这一点并不能免除他们应该承担的促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道义责任和思辩责任。他们唯一的 救赎之道,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偏执的思辩取向,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 的奴役之地。
万家述评
通向奴役之路——作为推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
作者:草夫
上次回国探亲时,偶然从一家书店中购得一本《夏济安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这本夏志清为其兄长编辑的日记,本为一个心灵为情所困的文人的情感记录,日记者本人本无意将之公诸于天下,是故,记述颇为私密化。时隔半个多 世纪后,翻阅这本日记,有如洞穿他人的心灵深处,看到的是一个敏感的心灵正在颤抖的心扉。
这本私人日记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一个生活在四 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一开始,这种阅读似乎颇为满足了我那与常人无异的对他人隐私的窥视欲。后来,我却从这种阅读中无意发现了 一种体现在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的颇堪玩味的政治心态——这种心态过去从未出现在大陆的主流历史叙述之中。
时为西南联大讲师的 夏济安先生,日记中极少语涉当时的政治生态。偶尔涉及,却又透露出一种知识分子既想坚持独立思想,又畏于他人物议的矛盾犹豫的心理信息。譬如,联大当时出 现过由上百名教授联署的声援国府在国共相争中有关东北问题的宣言(即苏联应把东北的治权移交给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而不是给共党这个正在显露出咄咄 逼人夺权势头的地方势力)。夏济安先生虽然认同这些教授的观点,并且鄙视那些明知此事有理,却又置身事外的教授,包括他自己的友人卞之琳先生。他写道: “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当谈到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等组织的声援国府的游行时,他详述 了自己的矛盾心态:“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 ‘清议’……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成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来……”他之所以丧失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是因为当时左翼分子的一个谣言。“谣传发起一百 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他们就想尽办法,使人不敢爱国,以 便遂其覆亡中国之阴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相争,天下遽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 凭借其在抗战期间蓄养的军事实力,借助苏联的援助,强势地全面出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集团,则配合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 场全面的宣传战役。一般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有如古代的士族集团,厌倦于一个弊端显露的旧式权力集团,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新兴的权力集团身 上。甚至连过去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明知两个政权的更替有可能是以恶易恶,甚至是以一个更为邪恶的来取代一个更少邪恶的集团,可照样违心地助纣为 虐,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储安平可以用来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例子。如储安平曾在重庆《客观》周刊1945年第四期发表一组 评论,评论中最为后人激赏的见解如下:“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 ‘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是,这种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储安平和许多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抛弃了国民党 这个在“自由”议题上还容许他人与之商榷的权力集团,而选择了共产党这个在“自由”议题上不容他人置喙的绝对独裁团体,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者说“推 手”。
颇为吊诡的是,利用国统区施行的出版自由,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舆论领域为推翻国府与共党在军事领域协同作战。除了少数真正头脑清 醒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之外,大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集团结盟,主导了对“自由”“民主”“进步”等等话语的阐述权,也独揽了对“腐败”“独 裁”“落后”等等话语的裁决权。中国共产党被描述成热爱“自由”“民主”“进步”的新兴力量,而国民党则被描述成“腐败”“独裁”“落后”的力量。这种舆 论形成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但让国民党的报刊疲于应付,而且震摄住了几乎大部分知识分子,即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即使心里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这种 舆论的压力下,如上文所提到的夏济安先生那样,畏于“清议,”也不敢表达出来。
这种明知其非却不敢责其所非,明知其险却宁愿涉险的行为,因为太有悖于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理性选择模式,所以不但让那些早期迷于局中但晚年翻然悔悟者心感纠结,而且也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历史阅读者充满了迷惑:为什么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
对 恶的选择,要么是因为认同恶,譬如魔鬼;要么是认为恶能带来更大的善,为了求得更大的善不得不借助于恶的手段,譬如那个被魔鬼靡菲斯特诱惑的浮士德。中国 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甘愿与共产党为伍,就是因为他们为后者许诺的天国所诱惑——理性在这种诱惑面前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洞察力。
知识分子并非 完全不懂所谓许诺的天堂里可能隐藏的危险。如上文中提到的储安平的例子。既然如此,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群体——还帮助一个本质上更为 邪恶的团体为渊驱鱼,裹挟着全体国民进入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这真是一个沉重的千古诘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试图来解答这一疑问。他认为把人类导向奴役之路的,往往是那些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外表上看似光鲜漂亮的观念,如平等,组织,计划,集 体主义,控制等等。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经济制度,往往最后会蜕变成一种以极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把人类社会带人万劫 不复的奴役之地。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来一针见血 地揭示这种人类的迷途。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他们年轻时为何会误入这一歧途。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希望看到后 来的那种极权政府,从动机上,他们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更加民主,人民有更多自由的国家。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用上当受骗这种解释模式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 这一历史转型时的抉择。因为,毕竟他们是在进行了比较和权衡之后才作出这种抉择的,储安平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他们的价值诉求来说,这是一 个相当矛盾和反常的选择。这样的一种异乎常理的历史现象,似乎只能从当事者的某种偏执的思辩取向中才能找到某种解释。这种偏执的思辩取向包括如下几个方 面。
第一,信奉绝对主义,好走极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人们通常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准确。中国文化中浸透着 一种价值的绝对主义。我们常常把门户之见当作划分敌友的根据,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充满了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这种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让我们成为政治博 弈中嗜血的角斗士,由于它们的影响,我们从未学会在妥协中把一种对抗的游戏变成一种导致双赢的合作的游戏。一旦我们的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不见容于 对方,我们宁愿选择不计代价的破局,选择推倒一切的重起炉灶,也不愿选择互存互容的和局。中国文人的名节观更是助长了这种虚矫的习气。这种虚矫的习气最后 往往以大善的名义把我们带入大恶,就如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各个知识份子团体所展示的那样:宁愿弃绝一个虽然充满缺陷但尚能相容的政权,而去拥抱一个 更为邪恶的政权。
第二,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相信浪漫的设计和构想,不愿面对现实,在政治上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在政治上最忌讳的就是让浪 漫主义来主导具体的议题。政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到极权主义者往往以社会的整体设计作为诱饵,来吸引追随者。不 少其他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极权主义的理论,如纳粹理论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浪漫主义的相关联系。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往往被贴 上一种不合理或不正常的标签。他们往往追求一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这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时,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是可以牺 牲甚至是必须牺牲的东西。而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则强调在社会互动中尊重多样性以及复杂性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尤其对于改善社会互动规则的重要性。政治上的浪 漫主义则往往具有轻视现实,甚至蔑视人道主义的倾向。它所惯用的说教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可以不要太在意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如个体生命的损失,个体自由的受限,以及个体权利的剥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不少信奉这类说教的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这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经常让 中国知识分子在作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时背离现实,不容忍在一种社会改良过程中出现的过错,却心安理得地纵容那些以理想的名义犯下的大奸大恶。
第 三,保守主义传统的缺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永远是贬义词,是守旧和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是政治派别中落伍者的标签。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应 该是一种成熟和稳健的价值理念,是与浮噪和激进的政治和文化选择相抗衡的理性诉求,是一种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对价值扬弃和重建进行评估所持的审慎态度。保守 主义的价值在于它能提醒人们不要轻信那种认为形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内容的实质变化的许诺,并且,它教会人们不能无条件地放弃理性质疑的权利,无论面对的是多 么动听的言辞。保守主义对评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自由发展的潜在影响常常怀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尤其是这种变化触动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 的要素——产权结构时,保守主义表现出与经典的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即认为私有产权是所有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保守主义认为,一旦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毁坏了 私有产权这种结构基础,这种变革必定无助于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反之,它必定把人类社会导向奴役之地。因之,我们应该极力避免步入这样的歧途,在政治,经 济,社会伦理方面坚守那些构成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中国的知识份子缺乏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太容易为激进的,革命式的社会 转型的口号所蛊惑,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革命”的概念,把“革命”无条件地神圣化和合理化,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塑产权结构的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通向历史 进步的唯一途径,却不善于去对革命将带来的现有价值体系的破坏与重建进行审慎的全面评估。由于中国的知识份子经常放弃自己最为重要的理性质疑的权利,在面 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时,缺乏在历史选择时的审慎明辨,以及对基本价值体系的执着和坚守,所以,在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时,他们往往受制于那些利用革命的口 号来攫取权力的野心家,而有意或无意中忽视在此类社会转型中价值体系破坏性的重建过程中对个体自由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所带来的长期的社会效果——如中国 现代史所展示的那样,一个以解放人类为号召的革命转瞬之间即蜕变为驱使人类全面奴役化的噩梦。
第四,缺乏常识,贬低蔑视常识,喜欢用诡 辩来混淆是非;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度。可是,我们却有一种善用诡辩来混淆是非,推诿卸责的习惯。我们在语词方面对对立两极范畴,如对错,好 坏,善恶,强弱等等常常随意置换,而且不对这种观念的变换在经验基础上加以必要的限定。我们常常过于强调变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极少认真而负责任地去思 考变化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在很多我们缺乏常识的领域,我们喜欢用所谓的辩证法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更为危险的是,我们往往把这种观念的随意性,冲突的必要 性,应用到社会现实中来,最后使得我们的政治实践不旦偏离现实,而且偏离常识。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中,沉甸甸的社会现实往往轻易就成为辩证法的某种否定项。 这种思维惯性不但使个体的自由,而且也使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的自由成为它的否定对象。直到最后,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这种思维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按 这种思维的术语,被扬弃之后——这样的思维锋刃才让它的玩弄者痛彻骨髓地体会到它血淋淋的残酷性。
第五,批判精神的缺失,人云亦云,以 团体划线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由于常常没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个个体作为其思想支撑,所以要么流为乡愿的集合,要么变成偏执狂的 同声呼应的团伙。特立独行,在中国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异类的特征。我们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充满了约束个体思维和行动自由的规范和教条,这种价值取向后来进一步 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化。在所谓“集体”,“组织”等等概念的严格规范下,个体很轻易地就被非人格化,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只会服从他者的机械零 件。我们不但完全放弃自己思维的独立性,而且认为保留自我是一种罪过,只有服从才是一种美德。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价值选择方面也失去基本的判断力,就像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体认同还表现出过多的依赖性。从来没有形成一 种觉醒的社会主体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在社会角色上没有独立的担当。不像那些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能经常为社会议题,提供具有真知灼见的批判性的思路。极 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用极为轻蔑的口气把他们比喻为依附在其他社会主体这张皮上的毛发。在一定程度上,这不是一种比喻,而可看作是一种写实。由于 我们在精神上没有独立的意识,在社会角色上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社会面临着一种极端对立分化的二元选择时,我们就不可能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 责任,在两种极端的选择之外提供一种超越左右的选择方案作为有益的参照和平衡。
第六,功利主义色彩过于严重;中国知识分子过于强调功利 性。在无原则地追求功利的目标时,我们可以完全无视手段和目的的分裂,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追求那些貌似合理的目的。其实,在追求社会目标时,目的和手段很 难机械地分割开来。诸如自由,平等等等社会目标,不可能以非自由,非平等的手段来企及,因为非正义的手段,是不可能让我们达到正义的社会目的的。可是,中 国知识分子却信奉只要目的合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信条。这种信条具有非常危险的误导作用,它可能使一种社会变革的过程,即使它的目的是 正当的,它的过程却缺乏正义,因而最终反而使我们离自己的目的越行越远。这一点,中国近代史给予了最好的注释——我们曾经经常听到的许诺是全人类的自由解 放,可是,我们同时还被灌输,只有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才能获得这种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极端的功利主义的蒙蔽就竟然能够让我们接受这样的思维混乱。此外, 由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只关注结果,忽略过程,轻视建立合理的规则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譬如,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服膺那种以均贫富为号召 的社会理想。可是,这种均贫富的社会理想过于注重结果的平等,为实现这种平等的结果,每一个个体被强制性地固化在社会设定的基准上,因而,个体向上提升的 自由就被堂而皇之被剥夺了。而一个自由的社会,却离不开机会的平等,因为只有平等的机会才能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对于目的的过于功利主义的 态度,以及对过程的正义性的忽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作出反常选择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提到的数点,可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偏执的思辩取向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思辩取向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明明看到某种美好承诺中所隐藏的危险,依然呼朋引类贸然前行,最后坠入被奴役的深渊,铸成历史性的大错。
知 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这种比喻也意味着,对于一个民族错误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和思辩不察上 的责任。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可是,这一点并不能免除他们应该承担的促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道义责任和思辩责任。他们唯一的 救赎之道,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偏执的思辩取向,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 的奴役之地。
万家述评
公开宣布放弃爱国会官职 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失踪
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日前公开表明,不承认中国官方为他祝圣,只接受梵蒂冈的任命后,就失去联络,各界关注他的安全。
马达钦原本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以及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梵蒂冈教廷任命马达钦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不过中国政府视他为「助理主教」。
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7日不理会梵蒂冈反对,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马达钦举行祝圣礼,但马达钦会后突然表态,并宣布即日起放弃爱国会职务,受到在场教友热烈掌声。
与马达钦关系密切的温州神父麻显士表示,至今仍然无法连络到马达钦,担心他的安全。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马达钦原本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以及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梵蒂冈教廷任命马达钦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不过中国政府视他为「助理主教」。
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7日不理会梵蒂冈反对,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马达钦举行祝圣礼,但马达钦会后突然表态,并宣布即日起放弃爱国会职务,受到在场教友热烈掌声。
与马达钦关系密切的温州神父麻显士表示,至今仍然无法连络到马达钦,担心他的安全。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李慧勇:中国经济正陷入严重通缩
和讯网(作者:赵洋)消息
7月9日,统计局公布6月份经济数据,CPI同比上涨2.3%、PPI同比降2.1%,分别创下29个月及32个月的新低,对此和讯网连线申银万国首席宏
观分析师李慧勇进行点评,他认为通胀已经成为过去式,从PPI数据看,中国的通缩已经比较严重了。
李慧勇表示,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及需求的回落,可以说通胀已经成为了过去式。CPI主要受到食品价格的影响,而真正代表第二产业的PPI数据已经证明中国的通缩已经很严重了。未来对抗通缩的方法就需要政策更大力度的出台,特别是加大政府投资。
PPI数据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低,这对于企业的业绩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此李慧勇表示,基于各方面的数据的分析,我们要对企业业绩给予充分的预期,随着需求的不断下滑,未来企业业绩回落趋势可能会超过此前市场的预期。
李慧勇表示,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及需求的回落,可以说通胀已经成为了过去式。CPI主要受到食品价格的影响,而真正代表第二产业的PPI数据已经证明中国的通缩已经很严重了。未来对抗通缩的方法就需要政策更大力度的出台,特别是加大政府投资。
PPI数据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低,这对于企业的业绩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此李慧勇表示,基于各方面的数据的分析,我们要对企业业绩给予充分的预期,随着需求的不断下滑,未来企业业绩回落趋势可能会超过此前市场的预期。
北京地下钱庄为70家单位套现5亿元
2008年前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反洗钱处陆续接到北京市各商业银行反洗钱部门的可疑交易监测报告。报告显示: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中部分商户有大量可疑交易行为。经侦查发现,马甸邮币卡市场摊主黄元杰、张少秋等人长期从事非法以支票或电汇方式兑换现金的业务,并收取手续费。根据不断挖掘的线
索,多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西城检察院今天透露,黄元杰、张少秋等38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近日被提起公诉。京城首起特大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也真相大白。
大额现金地下疯狂流转
“需要串支票的人通过中间人,或自己找到我,把需要串的支票入到我的公户,我直接拿现金给他们。”这就是黄元杰控制的地下钱庄的经营方式。他被指控的涉案金额高达2亿200余万。
38岁的黄元杰从十七八岁就在老家做邮币卡生意。十年前来京,案发前,主要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经营电话充值卡批发和零售业务。据黄元杰供述,他每天的正常业务往来流水(现金或支票)约七八百万元,每个月有几个亿的流水,摊位每天至少存放着一两百万的现金。
而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现金需求方,他们需要现金,又因各种原因,选择规避经过银行审核流程获取现金的方式。一方可以提供大额现金,一方急需将支票变现,经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这买卖自然就做成了。陈明才就是活跃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的“中间人”。
已经退休的陈明才属于典型的熟悉行情、“有路子”的北京人。案发前,专职从事民间串现介绍,并以2%。收取手续费获利。截至案发,陈明才共经手292张支票、8次电汇、1次网银串现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亿2000万。
办案人员介绍,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42名犯罪嫌疑人中,像黄元杰这样的地下钱庄经营者,即所谓的“庄主”8人,像陈明才这样的“中间人”多达34人。
2009年至2011年4月间,他们为世纪彩虹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中旅体育旅行社有限公司等70余家单位提供的1000余张转账支票(或以电汇的方式)套取现金人民币5亿余元。
利益驱动地下钱庄悄然滋生
2009年7月至2011年2月,因带外国旅游团去某药店买药,游客消费后,导游王某收到药店以空头支票形式付给的导游咨询费5万余元,王某都是通过中间人在黄元杰处将支票变现。
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安徽和县某建筑安装劳务公司为规避税务,将工人工资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包工头。其中一名包工头通过垃圾短信方式联系到中间人,在黄元杰处串现。后经互相介绍,十几名包工头共在黄元杰处串现5400余万元。
2011年2月,北京某地产开发公司为将收货款迅速变现,联系中间人,在黄元杰处将一张716万元的支票变现。“帮别人串现金,从中间收取手续费,是想在生意行情不好、平买平卖的情况下填补一下损失,反正手里也正好有现钱。”黄元杰交代。
由于黄元杰经营的生意需要对公账户来进行支付结算业务,他便通过注册成立公司到银行办理了多个对公账户。但这种方便自己做生意的方法,却不经意间,为帮别人串支票变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所有需要串现的支票都会入到我的对公账户。”黄元杰交代,现金需求方通过中间人,将需要串现金的支票,或通过电汇、网银方式转账到他的对公账户。
黄元杰扣除0.3-0.8%。的手续费后,要么直接给付现金,要么从自己的个人账户通过网银转账汇款。就这样,本该是通过支票受到监管的结算,在黄元杰的手上一“流转”,全部入了私人账户。而黄元杰获得的收入甚至要好过他的正常生意盈利。
在各方利益的驱动下,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几个主要摊位的经营者,成为了地下钱庄的“庄主”,大量的现金在地下悄无声息地疯狂流转。
量刑不重不利于打击犯罪
为什么地下钱庄会有这么好的市场,这些现金需求方拿着支票又为什么不通过银行正常途径呢?
法律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未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营支付结算业务。单位和个人办理支付结算,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套取银行和他人资金。
承办检察官李满山介绍说,作为现金需求方,之所以绕开银行,通过地下钱庄从自己的公户大规模套取现金,是因为他们提取现金的用途并不完全合理合 法。他们规避人民银行对企业基本账户和现金的管理以及税务机关的监管,达到隐匿资金走向等非法目的,可能涉嫌逃避纳税义务。以支付工人工资为例,正常情况 下,只有在公司交纳相应税费后,银行才会进行私户转账或支付现金,而通过地下钱庄换回现金后,自然逃避了相应的纳税义务。
地下钱庄的非法提现、汇兑、借贷,将直接导致银行无法监控资金的流向,给违法犯罪人员创造了便利条件。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每一个国家对流通的现金 总量都有严格掌控和限制,大量本应该存入银行的现金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在市场中流动,会加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对整体经济形势的 判断产生偏差。
“非法从事支付结算型的地下钱庄获利丰厚,而刑法规定的起刑点较低,以非法经营罪入罪,量刑不会很重。犯罪成本低,不利于打击犯罪和遏制此类案 件。”李满山强调说,银行监管不到位也是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账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情况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可疑资金 交易账户的活动情况,注重对支付结算业务的风险管理。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西城检察院今天透露,黄元杰、张少秋等38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近日被提起公诉。京城首起特大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也真相大白。
大额现金地下疯狂流转
“需要串支票的人通过中间人,或自己找到我,把需要串的支票入到我的公户,我直接拿现金给他们。”这就是黄元杰控制的地下钱庄的经营方式。他被指控的涉案金额高达2亿200余万。
38岁的黄元杰从十七八岁就在老家做邮币卡生意。十年前来京,案发前,主要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经营电话充值卡批发和零售业务。据黄元杰供述,他每天的正常业务往来流水(现金或支票)约七八百万元,每个月有几个亿的流水,摊位每天至少存放着一两百万的现金。
而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现金需求方,他们需要现金,又因各种原因,选择规避经过银行审核流程获取现金的方式。一方可以提供大额现金,一方急需将支票变现,经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这买卖自然就做成了。陈明才就是活跃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的“中间人”。
已经退休的陈明才属于典型的熟悉行情、“有路子”的北京人。案发前,专职从事民间串现介绍,并以2%。收取手续费获利。截至案发,陈明才共经手292张支票、8次电汇、1次网银串现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亿2000万。
办案人员介绍,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42名犯罪嫌疑人中,像黄元杰这样的地下钱庄经营者,即所谓的“庄主”8人,像陈明才这样的“中间人”多达34人。
2009年至2011年4月间,他们为世纪彩虹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中旅体育旅行社有限公司等70余家单位提供的1000余张转账支票(或以电汇的方式)套取现金人民币5亿余元。
利益驱动地下钱庄悄然滋生
2009年7月至2011年2月,因带外国旅游团去某药店买药,游客消费后,导游王某收到药店以空头支票形式付给的导游咨询费5万余元,王某都是通过中间人在黄元杰处将支票变现。
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安徽和县某建筑安装劳务公司为规避税务,将工人工资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包工头。其中一名包工头通过垃圾短信方式联系到中间人,在黄元杰处串现。后经互相介绍,十几名包工头共在黄元杰处串现5400余万元。
2011年2月,北京某地产开发公司为将收货款迅速变现,联系中间人,在黄元杰处将一张716万元的支票变现。“帮别人串现金,从中间收取手续费,是想在生意行情不好、平买平卖的情况下填补一下损失,反正手里也正好有现钱。”黄元杰交代。
由于黄元杰经营的生意需要对公账户来进行支付结算业务,他便通过注册成立公司到银行办理了多个对公账户。但这种方便自己做生意的方法,却不经意间,为帮别人串支票变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所有需要串现的支票都会入到我的对公账户。”黄元杰交代,现金需求方通过中间人,将需要串现金的支票,或通过电汇、网银方式转账到他的对公账户。
黄元杰扣除0.3-0.8%。的手续费后,要么直接给付现金,要么从自己的个人账户通过网银转账汇款。就这样,本该是通过支票受到监管的结算,在黄元杰的手上一“流转”,全部入了私人账户。而黄元杰获得的收入甚至要好过他的正常生意盈利。
在各方利益的驱动下,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几个主要摊位的经营者,成为了地下钱庄的“庄主”,大量的现金在地下悄无声息地疯狂流转。
量刑不重不利于打击犯罪
为什么地下钱庄会有这么好的市场,这些现金需求方拿着支票又为什么不通过银行正常途径呢?
法律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未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营支付结算业务。单位和个人办理支付结算,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套取银行和他人资金。
承办检察官李满山介绍说,作为现金需求方,之所以绕开银行,通过地下钱庄从自己的公户大规模套取现金,是因为他们提取现金的用途并不完全合理合 法。他们规避人民银行对企业基本账户和现金的管理以及税务机关的监管,达到隐匿资金走向等非法目的,可能涉嫌逃避纳税义务。以支付工人工资为例,正常情况 下,只有在公司交纳相应税费后,银行才会进行私户转账或支付现金,而通过地下钱庄换回现金后,自然逃避了相应的纳税义务。
地下钱庄的非法提现、汇兑、借贷,将直接导致银行无法监控资金的流向,给违法犯罪人员创造了便利条件。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每一个国家对流通的现金 总量都有严格掌控和限制,大量本应该存入银行的现金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在市场中流动,会加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对整体经济形势的 判断产生偏差。
“非法从事支付结算型的地下钱庄获利丰厚,而刑法规定的起刑点较低,以非法经营罪入罪,量刑不会很重。犯罪成本低,不利于打击犯罪和遏制此类案 件。”李满山强调说,银行监管不到位也是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账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情况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可疑资金 交易账户的活动情况,注重对支付结算业务的风险管理。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量价齐涨 或致楼市政策再收紧
6月的楼市,出现了几个月来的首次上涨。与此同时,降价楼盘依然是销售主流。在部分城市,6月的楼市“火爆”不仅体现在成交量,也体现在价格上。专家
分析称,“倘若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房价大幅度反弹,并不排除调控政策会继续收紧。”7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常州市调研时强调,决不能让房价反弹,
造成功亏一篑。
六月楼市“反季热销”
自4月份呈现回暖迹象以来,武汉楼市一路持续发力,6月份成交量创下新高。
武汉市房管局7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6月商品住房销售量不仅创下“限购”政策实施以来的新高,也是最近20个月的最高值。
同样的情形在北京、杭州等城市也较为明显。据透明售房网统计,杭州6月成交大幅反弹,直逼楼市最高峰2009年6月的成交量。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6月,北京新建住宅签约套数为11983套,再次创下年内最高值,也是限购后的新高值。
“火爆”不仅体现在成交量,也体现在价格上。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的6月份“百城价格指数”显示,全国100个城市的住宅均价结束自2011年9月以来连续9个月的环比下跌态势,其中45个城市出现环比上涨。
比统计数据更能直观反映市场现状的是单个楼盘的销售情况。7月3日,记者随机调查武汉10家楼盘价格。其中,与一周前相比,降价楼盘1个,涨价楼盘5个。其中涨价幅度最大的每平方米上调了2400元。
“今年3月份开发商打折的力度很大,之后的优惠幅度逐渐减少,近期不少销售较好的楼盘已开始上调价格。”武汉一知名房企副总经理姚泽春告诉记者。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为,在信贷放松及一些地方微调楼市政策的影响下,二季度以来,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明显回升,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抢购的恐慌情绪,部分房企趁机提价,与“房价合理回归”相悖而行。
可能引出新调控政策
“从目前的楼市销售情况来看,仅仅是局部性回暖,尚不能断定为全面性回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张东说,房价在3%左右的上下波动,是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现象。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认为,目前楼市的回暖主要依赖首次购房需求的释放,这种力量会随着时间衰减。下半年房价缺乏明显上升动力,整体走势仍将以稳为主,三季度后半段楼市成交量仍有再度陷入低谷的可能。
“倘若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房价大幅度反弹,并不排除调控政策会继续收紧。”张东指出,如果三季度价格出现反弹,并且反弹的幅度超出市场承受范围,可能会引 出新的调控政策。“中央调控房价的决心非常坚定,调控政策将根据市场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对于合理性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分别实施更精细化的政策措 施。”
武汉亿房网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龙认为,目前的购房主体以刚性需求为主,投资投机性需求尚未大量入市,对楼市价格的推动力有限。而且,许多刚需属于恐慌性需求,并非实质性需求,房价并无大幅反弹的市场条件。
■ 业界分析
“下半年房价不会强势反弹”
近两个月来,一系列新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央行接连两次宣布降息,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住宅市场出现“量价齐涨”的局面,使得人们再次对下半年房价的全面反弹,以及目前已取得的楼市调控成果将付之东流而产生担忧。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分析表示,对楼市将全面反弹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6月份出现的恐慌性购房情绪更多的是由于人为因素诱导而产生的,没有持续 性。下半年,虽然全国各地方政府对楼市政策的微调难以避免,但是楼市宏观调控的大原则不会改变;下半年购房需求总量将逐步萎缩,楼市整体供大于求的买方市 场格局不会改变。胡景晖分析表示,7日温家宝再次强调指出:“楼市调控不动摇,绝不能让房价反弹。”年初至今中央对楼市不下十次的表态,以及坚决叫停多个 地方政府触及调控红线的政策,表明了中央对楼市调控的坚定信心,所以,即使管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接连降息,但是对楼市的调控绝不会出现 2008年底2009年初那种由限制买房到鼓励买房的180度大转变,因此,下半年的房价不会出现强势反弹。
另外,从房地产商角度看,记者采访的开发商多数对楼市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金地集团华北区域副总经理遇绣峰对记者表示:“虽然五六月份以来出现了成交量上涨的情况,但我们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市场价格不会出现大幅反弹,我们自己的项目也不会任意涨价。”
■ 本地市场
6月北京别墅成交创新高
新京报讯 (记者刘狄)北京别墅市场继5月成交量大涨之后,6月继续维持回暖态势。根据亚豪机构数据统计显示,6月份北京别墅类产品成交351套环比上月增长22.7%,这一成交量也创造了调控以来别墅市场成交新高。
6月份北京别墅市场共有57个项目实现成交,环比上月增加5个。而有媒体报道称,以北京最贵楼盘之一而闻名的钓鱼台七号院,近日售出了一套单价为16万元/平方米的楼王级产品,这也是该项目今年售出的第一套房源。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别墅市场5月和6月的成交量为上半年成交数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北京别墅市场共实现成交1144套,同比上涨40.1%。五月成交286套,6月成交351套,共计637套,占到了上半年成交量的55.7%。
在价格方面,上半年别墅市场成交均价为24502元/平方米,同比下跌14.9%。有业内人士表示,从量价变化趋势的对比当中可以看出,别墅市场成交量的大幅回暖,一方面是受到政策回暖以及整体市场回暖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源自于市场本身的“以价换量”。
对于下半年别墅市场的发展趋势,亚豪机构副总经理任启鑫表示,“预计在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期间,供应和成交均会达到最高峰。”
“坚持调控”声音不断
6月6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继续坚定不移地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特别是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等措施,巩固调控成果。
6月12日 国家发改委发表声明,称有媒体6月10日发表的题为《发改委人士称地产松绑或是救市第二张牌》的报道纯属捏造。
6月14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出面澄清“央行特急文件调整利率及其涉及房贷利率”一事,称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对个人住房贷款一直实施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审慎性监管。
6月14日 银监会发表声明称,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与现行监管规定相一致。有媒体称,银监会降低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纯属误读。
6月19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将积极配合金融部门,继续严格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7月5日 央行宣布自7月6日起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此同时,央行还对房地产市场作出明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作调整,“金融机构要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各项住房信贷政策,继续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
7月7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省常州市调研时强调,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处在关键时期,调控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定不移做好调控工作,把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决不能让房价反弹,造成功亏一篑。
【业内声音】
房价的走势还是看政府的调控政策,而所有政策中最有效的就是限购,如果取消限购,房价不排除暴涨的可能,所以后续的配套政策很重要。
——复地集团总裁陈志华在7月7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2012中国楼市”讨论会上表示
虽然楼市政策微调可能会继续发生,但是房价短期上涨不会有太多机会,降息降低了购房成本,如果要买来自己住,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
——香港瑞安地产董事局主席罗康瑞在7月7日的“2012中国楼市”讨论会上表示
六月楼市“反季热销”
自4月份呈现回暖迹象以来,武汉楼市一路持续发力,6月份成交量创下新高。
武汉市房管局7月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地6月商品住房销售量不仅创下“限购”政策实施以来的新高,也是最近20个月的最高值。
同样的情形在北京、杭州等城市也较为明显。据透明售房网统计,杭州6月成交大幅反弹,直逼楼市最高峰2009年6月的成交量。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6月,北京新建住宅签约套数为11983套,再次创下年内最高值,也是限购后的新高值。
“火爆”不仅体现在成交量,也体现在价格上。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的6月份“百城价格指数”显示,全国100个城市的住宅均价结束自2011年9月以来连续9个月的环比下跌态势,其中45个城市出现环比上涨。
比统计数据更能直观反映市场现状的是单个楼盘的销售情况。7月3日,记者随机调查武汉10家楼盘价格。其中,与一周前相比,降价楼盘1个,涨价楼盘5个。其中涨价幅度最大的每平方米上调了2400元。
“今年3月份开发商打折的力度很大,之后的优惠幅度逐渐减少,近期不少销售较好的楼盘已开始上调价格。”武汉一知名房企副总经理姚泽春告诉记者。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为,在信贷放松及一些地方微调楼市政策的影响下,二季度以来,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明显回升,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抢购的恐慌情绪,部分房企趁机提价,与“房价合理回归”相悖而行。
可能引出新调控政策
“从目前的楼市销售情况来看,仅仅是局部性回暖,尚不能断定为全面性回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张东说,房价在3%左右的上下波动,是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现象。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认为,目前楼市的回暖主要依赖首次购房需求的释放,这种力量会随着时间衰减。下半年房价缺乏明显上升动力,整体走势仍将以稳为主,三季度后半段楼市成交量仍有再度陷入低谷的可能。
“倘若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房价大幅度反弹,并不排除调控政策会继续收紧。”张东指出,如果三季度价格出现反弹,并且反弹的幅度超出市场承受范围,可能会引 出新的调控政策。“中央调控房价的决心非常坚定,调控政策将根据市场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对于合理性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分别实施更精细化的政策措 施。”
武汉亿房网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龙认为,目前的购房主体以刚性需求为主,投资投机性需求尚未大量入市,对楼市价格的推动力有限。而且,许多刚需属于恐慌性需求,并非实质性需求,房价并无大幅反弹的市场条件。
■ 业界分析
“下半年房价不会强势反弹”
近两个月来,一系列新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央行接连两次宣布降息,以及全国多个城市的住宅市场出现“量价齐涨”的局面,使得人们再次对下半年房价的全面反弹,以及目前已取得的楼市调控成果将付之东流而产生担忧。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分析表示,对楼市将全面反弹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6月份出现的恐慌性购房情绪更多的是由于人为因素诱导而产生的,没有持续 性。下半年,虽然全国各地方政府对楼市政策的微调难以避免,但是楼市宏观调控的大原则不会改变;下半年购房需求总量将逐步萎缩,楼市整体供大于求的买方市 场格局不会改变。胡景晖分析表示,7日温家宝再次强调指出:“楼市调控不动摇,绝不能让房价反弹。”年初至今中央对楼市不下十次的表态,以及坚决叫停多个 地方政府触及调控红线的政策,表明了中央对楼市调控的坚定信心,所以,即使管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接连降息,但是对楼市的调控绝不会出现 2008年底2009年初那种由限制买房到鼓励买房的180度大转变,因此,下半年的房价不会出现强势反弹。
另外,从房地产商角度看,记者采访的开发商多数对楼市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金地集团华北区域副总经理遇绣峰对记者表示:“虽然五六月份以来出现了成交量上涨的情况,但我们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市场价格不会出现大幅反弹,我们自己的项目也不会任意涨价。”
■ 本地市场
6月北京别墅成交创新高
新京报讯 (记者刘狄)北京别墅市场继5月成交量大涨之后,6月继续维持回暖态势。根据亚豪机构数据统计显示,6月份北京别墅类产品成交351套环比上月增长22.7%,这一成交量也创造了调控以来别墅市场成交新高。
6月份北京别墅市场共有57个项目实现成交,环比上月增加5个。而有媒体报道称,以北京最贵楼盘之一而闻名的钓鱼台七号院,近日售出了一套单价为16万元/平方米的楼王级产品,这也是该项目今年售出的第一套房源。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别墅市场5月和6月的成交量为上半年成交数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北京别墅市场共实现成交1144套,同比上涨40.1%。五月成交286套,6月成交351套,共计637套,占到了上半年成交量的55.7%。
在价格方面,上半年别墅市场成交均价为24502元/平方米,同比下跌14.9%。有业内人士表示,从量价变化趋势的对比当中可以看出,别墅市场成交量的大幅回暖,一方面是受到政策回暖以及整体市场回暖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源自于市场本身的“以价换量”。
对于下半年别墅市场的发展趋势,亚豪机构副总经理任启鑫表示,“预计在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期间,供应和成交均会达到最高峰。”
“坚持调控”声音不断
6月6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继续坚定不移地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特别是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等措施,巩固调控成果。
6月12日 国家发改委发表声明,称有媒体6月10日发表的题为《发改委人士称地产松绑或是救市第二张牌》的报道纯属捏造。
6月14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出面澄清“央行特急文件调整利率及其涉及房贷利率”一事,称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对个人住房贷款一直实施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审慎性监管。
6月14日 银监会发表声明称,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与现行监管规定相一致。有媒体称,银监会降低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纯属误读。
6月19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将积极配合金融部门,继续严格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7月5日 央行宣布自7月6日起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此同时,央行还对房地产市场作出明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作调整,“金融机构要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各项住房信贷政策,继续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
7月7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省常州市调研时强调,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处在关键时期,调控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定不移做好调控工作,把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决不能让房价反弹,造成功亏一篑。
【业内声音】
房价的走势还是看政府的调控政策,而所有政策中最有效的就是限购,如果取消限购,房价不排除暴涨的可能,所以后续的配套政策很重要。
——复地集团总裁陈志华在7月7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2012中国楼市”讨论会上表示
虽然楼市政策微调可能会继续发生,但是房价短期上涨不会有太多机会,降息降低了购房成本,如果要买来自己住,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
——香港瑞安地产董事局主席罗康瑞在7月7日的“2012中国楼市”讨论会上表示
日本披露中国海军实力
日本著名军事杂志《世界舰船》披露中国24万人的海军实力,主要包括舰艇954艘,其中潜艇54艘(基洛级-12艘,元级-2艘,宋级-13艘,
明级-19艘;核潜艇091汉级—4艘,093商级—2艘;092夏级—1艘,094晋级—2艘,096唐级--1艘),导弹驱逐舰27艘(旅洋1级-2
艘[舷号168-169],旅洋旅洋2级-2艘[舷号170-171];旅洲级-2艘[舷号115-116];旅海级-1艘[舷号167],现代级-4艘
[舷号136-139]),护卫舰49艘,高速导弹快艇93艘,扫雷艇7艘,布雷艇1艘,高速快艇153艘,船坞登陆舰1艘,坦克登陆舰27艘,中型登陆
舰54艘,气垫船11艘,登陆艇175艘,补给舰5艘艘艘,供水、油、运输舰117艘,兵员运输舰4艘,运输舰12艘,医院船3艘,
潜艇救援船3艘,潜艇支援船5艘,潜艇母舰3艘,海洋观测船13艘,卫星观察船7艘,情报收集舰1艘,训练舰2艘,航标布放船7艘,消磁舰9艘,破冰船4艘,巡逻艇32艘,远洋拖船52艘;飞机363架, 直升机36架,运输机170艘,等等。内地论者认为小日本了解中国军力的详尽程度确实令人毛骨悚然。
日本人作收集考据功夫有传统。特别是对中国战略情报情有独钟。他们一百年前非法绘制的中国军事地图,到今天还非常实用。两次中日战争我军吃亏在中 国军用地图方面的惨痛教训不绝于史。如今中国社会开始关注军事问题,亡羊补牢。急就章之下,不免粗疏。香港某电视节目主持人引用日本军事杂志说中国拥有扫 雷艇7艘,布雷艇只有1艘;顺口就评论说“中国不打算布雷好像”。敏感的网友很快上微博回应;“这位自称军事评论员好像不知道扫雷舰艇也具有布雷功能”, 还说这位经常满嘴跑外文的小胖子或许拿外国护照,可他的名字就丢了中国人的脸。在大战不见,小战不断的后冷战时代,人们对军事的信息需求有增无已,中外媒 体的军事栏目、节目争相上位,军事评论员如雨后春笋,战略专家如过江之鲫;堂堂大国的将军“乱点鸳鸯谱”而青云直上已经不算新闻,卧虎藏龙的网友应该见怪不怪了。
本文来源:邓鼎盛凤凰博报
日本人作收集考据功夫有传统。特别是对中国战略情报情有独钟。他们一百年前非法绘制的中国军事地图,到今天还非常实用。两次中日战争我军吃亏在中 国军用地图方面的惨痛教训不绝于史。如今中国社会开始关注军事问题,亡羊补牢。急就章之下,不免粗疏。香港某电视节目主持人引用日本军事杂志说中国拥有扫 雷艇7艘,布雷艇只有1艘;顺口就评论说“中国不打算布雷好像”。敏感的网友很快上微博回应;“这位自称军事评论员好像不知道扫雷舰艇也具有布雷功能”, 还说这位经常满嘴跑外文的小胖子或许拿外国护照,可他的名字就丢了中国人的脸。在大战不见,小战不断的后冷战时代,人们对军事的信息需求有增无已,中外媒 体的军事栏目、节目争相上位,军事评论员如雨后春笋,战略专家如过江之鲫;堂堂大国的将军“乱点鸳鸯谱”而青云直上已经不算新闻,卧虎藏龙的网友应该见怪不怪了。
本文来源:邓鼎盛凤凰博报
中国警方开发藏文舆情监测系统 软件已在公安系统内部测试使用
2012年2月以来,受到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的影响,中国大陆许多颇具人气的藏文博客被关闭。同样的,2009年乌鲁木齐市发生“7.5”骚乱后,新疆网站数量明显下降。官方数据是,当年 7月到12月,新疆官方注销了包括中文和维文网站在内的4966家网站备案。
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文字网站普遍面临较大的监管压力,中国的一些全国性社交媒体网站也未推出藏文、维吾尔文版本的博客、微博客服务。
中国官方认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水平整体相对滞后,中国的舆论监管部门没有成熟的软件系统对少数民族文字的网站进行舆情监测,在一些敏感事件发生之后,不得不关闭网站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情。
中央民族大学等机构正在进行《藏、维文网络敏感信息自动发现和预警技术》的课题研究。获得了国家民委的资助;西北民族大学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其《基于藏文网页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研究》获得了国家863项目“多语言基础资源库研制和共享”的基金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上述项目的负责人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闫晓东介绍,该项目预期目的是能够针对各类敏感信息,提出不同级别的预警方案,“目前能做到敏感词的自动发现和跟踪。”
西北民族大学研发的舆情监控系统目前据称可以“对藏文网页的‘敏感点’进行监控以及对‘热点’实现预警,有效地解决政府部门以传统人工方式对藏文进行舆情监测的实施难题。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文字网站普遍面临较大的监管压力,中国的一些全国性社交媒体网站也未推出藏文、维吾尔文版本的博客、微博客服务。
中国官方认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水平整体相对滞后,中国的舆论监管部门没有成熟的软件系统对少数民族文字的网站进行舆情监测,在一些敏感事件发生之后,不得不关闭网站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情。
中央民族大学等机构正在进行《藏、维文网络敏感信息自动发现和预警技术》的课题研究。获得了国家民委的资助;西北民族大学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其《基于藏文网页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研究》获得了国家863项目“多语言基础资源库研制和共享”的基金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上述项目的负责人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闫晓东介绍,该项目预期目的是能够针对各类敏感信息,提出不同级别的预警方案,“目前能做到敏感词的自动发现和跟踪。”
西北民族大学研发的舆情监控系统目前据称可以“对藏文网页的‘敏感点’进行监控以及对‘热点’实现预警,有效地解决政府部门以传统人工方式对藏文进行舆情监测的实施难题。
自由亚洲电台
中國 CPI 創新低 民眾無感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9日電)大陸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6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2.2%;物價上漲的情況看似有所控制,但大陸中國人民銀行的最新調查,仍有逾6成民眾認為物價高。
統計局在官方網路上發布數據指出,今年6月CPI年增2.2%,創29個月以來新低;今年上半年的CPI年增率則為3.3%,數據上來看,大陸通貨膨脹壓力較減緩,但官方數字和民眾感受有段差距。
人行今年6月公布的最新「今年第2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居民物價滿意指數僅為18.2%,較今年第1季下降1.5個百分點;其中,65.7%的民眾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比第1季增2.8個百分點。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大陸學者對CPI的增速減緩也有不同方向解讀。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指出,6月份CPI快速回落,物價上漲的壓力雖然進一步消除,但同時也顯示「經濟回落的速度加快」。
北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則在個人微博上表示,「食品價格環比(月增率)下降1.6%是CPI下降的主動力」。他進一步提醒,CPI漲幅趨緩是改革資源能源價格機制的大好時機,政府不能只著眼於寬鬆的宏觀政策。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巴曙松則表示,CPI至今年底仍可能溫和回升至約3%,他預測人行繼續降息的空間不大。
巴曙松指出,CPI的明顯回落等於使實際利率上升,他認為,這可以解釋人行日前為何1個月內兩次降息且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幅度。
統計局在官方網路上發布數據指出,今年6月CPI年增2.2%,創29個月以來新低;今年上半年的CPI年增率則為3.3%,數據上來看,大陸通貨膨脹壓力較減緩,但官方數字和民眾感受有段差距。
人行今年6月公布的最新「今年第2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居民物價滿意指數僅為18.2%,較今年第1季下降1.5個百分點;其中,65.7%的民眾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比第1季增2.8個百分點。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大陸學者對CPI的增速減緩也有不同方向解讀。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指出,6月份CPI快速回落,物價上漲的壓力雖然進一步消除,但同時也顯示「經濟回落的速度加快」。
北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則在個人微博上表示,「食品價格環比(月增率)下降1.6%是CPI下降的主動力」。他進一步提醒,CPI漲幅趨緩是改革資源能源價格機制的大好時機,政府不能只著眼於寬鬆的宏觀政策。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巴曙松則表示,CPI至今年底仍可能溫和回升至約3%,他預測人行繼續降息的空間不大。
巴曙松指出,CPI的明顯回落等於使實際利率上升,他認為,這可以解釋人行日前為何1個月內兩次降息且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幅度。
防火墙之父悼亡友网民叹“可惜不是你”
方滨兴可说是中国网民最喜欢咒骂的人。有“中国防火墙之父”称号的方滨兴,上月19日在新浪微博悼念不久前逝世的一名计算机教授,由于方滨兴的微博帐号长
期处于禁止评论的状态,网友上星期四在大量围观他的网站之后,只能靠转发来表达意见,而且转发都不约而同附有一句「可惜不是你」的评论,转发数量如滚雪球
般的历久不衰,迄今已超过数万条。
身兼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方滨兴,不久前在新浪微博帖文说:「在计算机界享有盛名的董占球教授昨天仙逝了。他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学识渊博,为人爽朗,敢于直言,为我辈之楷模。他还是信息安全界的泰斗,为我辈所敬仰。董占球教授千古!」
可怜董占球只因为认识方滨兴,人死了还无辜被拖下水,遭到网民围观吐糟。网民将悼文转发时纷纷加上「可惜不是你」的字句,其他啥都没说。「可惜不是你」由 于是台湾歌手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到了最近,喜欢恶搞的网友附加的句子还变了「下次就是你」,有些网友还调侃地说,「方滨兴被可惜不是你」。
对大陆的网上警察而言,是否屏障「可惜不是你」这个词儿,是一大难题,因为封杀此词,梁静茹的歌曲也将无辜被屏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身兼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方滨兴,不久前在新浪微博帖文说:「在计算机界享有盛名的董占球教授昨天仙逝了。他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学识渊博,为人爽朗,敢于直言,为我辈之楷模。他还是信息安全界的泰斗,为我辈所敬仰。董占球教授千古!」
可怜董占球只因为认识方滨兴,人死了还无辜被拖下水,遭到网民围观吐糟。网民将悼文转发时纷纷加上「可惜不是你」的字句,其他啥都没说。「可惜不是你」由 于是台湾歌手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到了最近,喜欢恶搞的网友附加的句子还变了「下次就是你」,有些网友还调侃地说,「方滨兴被可惜不是你」。
对大陆的网上警察而言,是否屏障「可惜不是你」这个词儿,是一大难题,因为封杀此词,梁静茹的歌曲也将无辜被屏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央行利率大放水让谁得了便宜?/郎咸平
上周,央行宣布自2012年7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
调0.31个百分点。央行此次“出手”降息,距上一次今年6月8日降息还不足一个月,也是年内第二次降息。降息的目的,意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振信贷需
求,以阻止经济下滑的势头。问题是,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吗?央行利率大放水到底让谁得了便宜?
此次利率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只要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原理,如果我们的存款利率低于CPI的上涨速 度,那我们存在银行的钱就是贬值的。就在老百姓感觉保值无门的时候,一种创新金融产品横空出世,屡创新高。这就是理财产品,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银行承诺保本,而且就是通过银行发行的,一年的回报率基本都在5%以上,有的回报率甚至高达8%。于是,理财产品“井喷”就顺理成章了。根据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统 计,新发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规模超过了4万亿元,同比增长172.52%。
对理财产品的井喷现象,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提出一个疑问,请各位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东西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动不动就有什么银行、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承诺保本。如果真是这么好的投资机会,怎么可能会缺钱呢?就算缺钱,怎么可能借不到钱?
大家可能猜到了,只有一个行业,就是房地产!这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一直在赚钱,却拿不到银行贷款的行业。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原来我们这个创新产品就是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券的一种翻版!所谓保本的理财产品,所谓和存款差不多一样安全的替代品,背后竟然是风险极高的房地产! 我再跟各位爆料两个消息:
第一,回报率最惊艳的理财产品几乎全是借理财之名,行房地产之实。新发行的各期限房地产信托产品预期收益均高于市场的平均值,尤其是三年以上的房 地产信托产品,其预期收益率均达到15%。比如,目前市场上收益最高的一款产品——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棚户区改造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它的最高收益率达到了12%。
第二,现有的统计都是过去的情况,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是投资房地产的。4月份新发行的信托产品中,有23.27%是投资房地产的,5月最后一周,新发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占比达到了47.83%。
我们总是借着各种名义进行调控,调控的结果并没有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反而使很多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安全了。比如说我们要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然后从 2010年开始,证监会对上市房企再融资的申请采取一刀切的全面关停措施,并且对所有房地产企业上市一律叫停。我们证监会真的太天真了,难道房地产企业资 金吃紧,就一定要减价卖房子吗?我们太小看这些房地产商了,他们能融资的方法太多了,他们可以质押手中的股票、发信托贷款、通过银行借委托贷款等。所以 说,我们的调控根本打击不到那些大的房地产商,反正它们都已经完成上市了。真正打击的是谁?是那些还没有上市的房地产小企业,因为它们没办法上市融资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调控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并且让这些既得利益者用更少的钱来收购那些缺钱的中小房地产企业。
为了使自己手里的那点钱不至于被通货膨胀稀释掉,老百姓都开始去买理财产品。说实话,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诡异的东西。各类信托产品有一个共性,就是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这样一来,你想卖掉都不行。这种融资为什么不能发行债券呢?因为对于银行和银监会来说,怎么能容忍肥水流到外人田呢?若是这些企业可以随便发行债券了,那么钱不就被券商和证监会赚走了嘛!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储蓄率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你仔细想一想,银行既要上缴存款准备金给央行免费使用,又要不停再融资圈钱来补充核心资本。如果说这些多出来的存款贷不出去的话,银行是要自己掏腰包给储户付利息的。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无法预知的风险,银行又不敢轻易放贷。怎么办呢?银行就想到了最完美的产品——理财产品。你知道通过理财产品银行能赚多少钱吗?销售佣金竟然高达5%。说实话,这东西比放贷强多 了,还款还得等上三年五载,而且搞不好就会被欠钱的地方政府赖账了。而理财产品呢,利润立刻拿到手,风险完全转嫁出去!实际上这也是银监会调控的思路,银监会不反对信托产品,但是反对银行为信托担保,所以现在看到的更多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国企为信托产品担保。所以对于银行来说,发行信托产品简直比美国贩卖次级债券还过瘾!
而除了理财产品,银行还搞起了委托贷款。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想贷款,银行已经没有额度了,但是银行知道谁有钱,于是银行就撮合你们两个见面,具体 贷款的利率银行不管,你们两个协商就行了,但一般年利率能达到20%左右。银行充当中介,收5‰的手续费,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其实说白了,这就是高利 贷,只不过是由银行充当中间人。我没有见过比委托贷款更加糟糕的银行业务了。我请问,成立银行最原始的目的是什么?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风险保障。但是在委托 贷款中银行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把风险直接转嫁给借贷双方,自己坐收渔利,而且一次性就把自己要赚的钱赚到了,只要合同一签,5‰就到手了。这简直就是打 劫嘛。
本文来源:郎咸平凤凰博报
此次利率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只要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原理,如果我们的存款利率低于CPI的上涨速 度,那我们存在银行的钱就是贬值的。就在老百姓感觉保值无门的时候,一种创新金融产品横空出世,屡创新高。这就是理财产品,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银行承诺保本,而且就是通过银行发行的,一年的回报率基本都在5%以上,有的回报率甚至高达8%。于是,理财产品“井喷”就顺理成章了。根据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统 计,新发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规模超过了4万亿元,同比增长172.52%。
对理财产品的井喷现象,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提出一个疑问,请各位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东西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动不动就有什么银行、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承诺保本。如果真是这么好的投资机会,怎么可能会缺钱呢?就算缺钱,怎么可能借不到钱?
大家可能猜到了,只有一个行业,就是房地产!这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一直在赚钱,却拿不到银行贷款的行业。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原来我们这个创新产品就是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券的一种翻版!所谓保本的理财产品,所谓和存款差不多一样安全的替代品,背后竟然是风险极高的房地产! 我再跟各位爆料两个消息:
第一,回报率最惊艳的理财产品几乎全是借理财之名,行房地产之实。新发行的各期限房地产信托产品预期收益均高于市场的平均值,尤其是三年以上的房 地产信托产品,其预期收益率均达到15%。比如,目前市场上收益最高的一款产品——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棚户区改造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它的最高收益率达到了12%。
第二,现有的统计都是过去的情况,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是投资房地产的。4月份新发行的信托产品中,有23.27%是投资房地产的,5月最后一周,新发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占比达到了47.83%。
我们总是借着各种名义进行调控,调控的结果并没有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反而使很多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安全了。比如说我们要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然后从 2010年开始,证监会对上市房企再融资的申请采取一刀切的全面关停措施,并且对所有房地产企业上市一律叫停。我们证监会真的太天真了,难道房地产企业资 金吃紧,就一定要减价卖房子吗?我们太小看这些房地产商了,他们能融资的方法太多了,他们可以质押手中的股票、发信托贷款、通过银行借委托贷款等。所以 说,我们的调控根本打击不到那些大的房地产商,反正它们都已经完成上市了。真正打击的是谁?是那些还没有上市的房地产小企业,因为它们没办法上市融资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调控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并且让这些既得利益者用更少的钱来收购那些缺钱的中小房地产企业。
为了使自己手里的那点钱不至于被通货膨胀稀释掉,老百姓都开始去买理财产品。说实话,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诡异的东西。各类信托产品有一个共性,就是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这样一来,你想卖掉都不行。这种融资为什么不能发行债券呢?因为对于银行和银监会来说,怎么能容忍肥水流到外人田呢?若是这些企业可以随便发行债券了,那么钱不就被券商和证监会赚走了嘛!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储蓄率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你仔细想一想,银行既要上缴存款准备金给央行免费使用,又要不停再融资圈钱来补充核心资本。如果说这些多出来的存款贷不出去的话,银行是要自己掏腰包给储户付利息的。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无法预知的风险,银行又不敢轻易放贷。怎么办呢?银行就想到了最完美的产品——理财产品。你知道通过理财产品银行能赚多少钱吗?销售佣金竟然高达5%。说实话,这东西比放贷强多 了,还款还得等上三年五载,而且搞不好就会被欠钱的地方政府赖账了。而理财产品呢,利润立刻拿到手,风险完全转嫁出去!实际上这也是银监会调控的思路,银监会不反对信托产品,但是反对银行为信托担保,所以现在看到的更多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国企为信托产品担保。所以对于银行来说,发行信托产品简直比美国贩卖次级债券还过瘾!
而除了理财产品,银行还搞起了委托贷款。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想贷款,银行已经没有额度了,但是银行知道谁有钱,于是银行就撮合你们两个见面,具体 贷款的利率银行不管,你们两个协商就行了,但一般年利率能达到20%左右。银行充当中介,收5‰的手续费,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其实说白了,这就是高利 贷,只不过是由银行充当中间人。我没有见过比委托贷款更加糟糕的银行业务了。我请问,成立银行最原始的目的是什么?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风险保障。但是在委托 贷款中银行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把风险直接转嫁给借贷双方,自己坐收渔利,而且一次性就把自己要赚的钱赚到了,只要合同一签,5‰就到手了。这简直就是打 劫嘛。
本文来源:郎咸平凤凰博报
腾讯评宋祖英汤灿 民歌天后背后有“大佬”
【大纪元2012年06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6月8日,大陆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腾讯的《今日话题》栏目发表评论文章,分析民歌天后跟公权力的关系。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歌并非民族歌曲,而是种官方文艺。民歌市场竞争力不足,主要靠体制支撑。如果说“流行天后”是以民众为土壤滋养而成,那么“民歌天后”就是以公权为雨露浇灌而成。
批评民歌天后,并直指背后的瓜葛,点出民歌本身并非民族歌曲,而是种官方文艺。
6月8日腾讯的《今日话题》以题为《什么支撑了“民歌天后”》罕见发文,文章以民歌天后汤灿被绯闻缠身,网络传出被判刑15年的流言为引子,带出中国社会民歌手跟公权力关系的深层社会问题,及民歌艺术的堕落。
近日网络流传汤灿再次接受中纪委调查,腾讯评论称,认证微博“宗麟”(奢尚集团事业部营业及市场总监)爆料汤灿被判十五年,但汤灿助理否认称假的。记者现去查看有关微博时,已经被删。
腾讯评论文章认为,民歌原本指民族歌曲和民间歌曲,民族歌曲指那些有本民族特色的歌曲;民间歌曲指底层社会传唱的歌曲。现在的民歌其实是对某种官方文艺的概括提法,也叫“爱国歌曲”,是一种集合民间歌曲或民族歌曲的风格、西洋美声的发声方法、歌颂式的辞藻为一体的民族唱法歌曲,并越来越成体系,主要服务于官方宣传和演出。
文章分析现在民歌市场竞争力不足,进不了排行榜,主要靠体制支撑,并认为存在的问题:“千歌一面”、“千人一嗓”,创新不足是民歌最大的软肋。
文章还揭露,有百年之上历史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民歌手频频出现在那里,不代表征服世界,真相是那里给钱就能去。文章也不点名批评每年都上春晚的独唱的民歌手宋祖英,并称她们靠官方文艺演出来浇灌才有发展空间。文章提出,好的民歌手,几乎全有体制内身份;而顶尖的几乎清一色部队编制。
文章还分析了为什么“千人一嗓”、根本打不进排行榜的歌曲会被商业演出青睐,主要关键不在歌,而在人。看中她们身份,觉得请得来有面子。最后文章还说,如果说“流行天后”是以民众为土壤滋养而成,那么“民歌天后”就是以公权为雨露浇灌而成。
该深度评论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他们都表示很欣赏这句话:“民歌本身并非民族歌曲,而是种官方文艺”,并认为:一语中的!这是中国的弊病。不少人干脆在转载的时候,直接点明宋祖英和汤灿;也有人调侃表示,今天PM2.5才被和谐又来一个。我怎么有一种马上又会被和谐的感觉。没看的同学赶紧了。
据资料显示,汤灿今年38岁。去年12月网络就传其已被中纪委调查,疑似与高官交往甚密,牵涉几宗正在追查的贪污腐败案件,疑似被位高权重的高官包养。另外港媒引用大陆传媒人推特言论称,汤灿与前中央电视台台长焦利有染。此外,早在09年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落马时,怀疑有染的女星名单中,就有汤灿。而去年5月因涉收开发商巨额贿赂等问题被双规、更一度传出自杀的49岁开封市长周以忠,也传与汤有非一般关系。
而被戏称为“国母”的宋祖英,其与江的丑闻更是大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媒体人罗昌平微博也曾表示,湖南红色女歌手辈出,特别是宋祖英出名以来,女歌手们无不以攀上政要为终极追求。
(责任编辑:徐亦扬)
批评民歌天后,并直指背后的瓜葛,点出民歌本身并非民族歌曲,而是种官方文艺。
6月8日腾讯的《今日话题》以题为《什么支撑了“民歌天后”》罕见发文,文章以民歌天后汤灿被绯闻缠身,网络传出被判刑15年的流言为引子,带出中国社会民歌手跟公权力关系的深层社会问题,及民歌艺术的堕落。
近日网络流传汤灿再次接受中纪委调查,腾讯评论称,认证微博“宗麟”(奢尚集团事业部营业及市场总监)爆料汤灿被判十五年,但汤灿助理否认称假的。记者现去查看有关微博时,已经被删。
腾讯评论文章认为,民歌原本指民族歌曲和民间歌曲,民族歌曲指那些有本民族特色的歌曲;民间歌曲指底层社会传唱的歌曲。现在的民歌其实是对某种官方文艺的概括提法,也叫“爱国歌曲”,是一种集合民间歌曲或民族歌曲的风格、西洋美声的发声方法、歌颂式的辞藻为一体的民族唱法歌曲,并越来越成体系,主要服务于官方宣传和演出。
文章分析现在民歌市场竞争力不足,进不了排行榜,主要靠体制支撑,并认为存在的问题:“千歌一面”、“千人一嗓”,创新不足是民歌最大的软肋。
文章还揭露,有百年之上历史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民歌手频频出现在那里,不代表征服世界,真相是那里给钱就能去。文章也不点名批评每年都上春晚的独唱的民歌手宋祖英,并称她们靠官方文艺演出来浇灌才有发展空间。文章提出,好的民歌手,几乎全有体制内身份;而顶尖的几乎清一色部队编制。
文章还分析了为什么“千人一嗓”、根本打不进排行榜的歌曲会被商业演出青睐,主要关键不在歌,而在人。看中她们身份,觉得请得来有面子。最后文章还说,如果说“流行天后”是以民众为土壤滋养而成,那么“民歌天后”就是以公权为雨露浇灌而成。
该深度评论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他们都表示很欣赏这句话:“民歌本身并非民族歌曲,而是种官方文艺”,并认为:一语中的!这是中国的弊病。不少人干脆在转载的时候,直接点明宋祖英和汤灿;也有人调侃表示,今天PM2.5才被和谐又来一个。我怎么有一种马上又会被和谐的感觉。没看的同学赶紧了。
据资料显示,汤灿今年38岁。去年12月网络就传其已被中纪委调查,疑似与高官交往甚密,牵涉几宗正在追查的贪污腐败案件,疑似被位高权重的高官包养。另外港媒引用大陆传媒人推特言论称,汤灿与前中央电视台台长焦利有染。此外,早在09年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落马时,怀疑有染的女星名单中,就有汤灿。而去年5月因涉收开发商巨额贿赂等问题被双规、更一度传出自杀的49岁开封市长周以忠,也传与汤有非一般关系。
而被戏称为“国母”的宋祖英,其与江的丑闻更是大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媒体人罗昌平微博也曾表示,湖南红色女歌手辈出,特别是宋祖英出名以来,女歌手们无不以攀上政要为终极追求。
(责任编辑:徐亦扬)
于建嵘: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陷阱
核心提示:于建嵘分析为何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存在政治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针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这种社会情绪的蔓延消解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催生了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
民众政治不信任的两大表现
通过对近年来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分析之后可知,民众的政治不信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对政府相关部门 制定的政策决定、发布的通知公告、出具的鉴定 结论等本来应该是具有权威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文件表示怀疑,甚至对这些文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比如,发生在2008年的瓮安事件就是 一个典型案例。据相关媒体报道,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初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当晚,瓮安县公安局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并做出“死者 系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鉴定结论,死者家属对这个鉴定结果不满。随后的几天关于李树芬真正死因的谣言满天飞,最终导致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故演变成上 万人聚 集、数百名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除了贵州瓮安事件外,2006年发生在浙江的瑞安事件以及2009年发生在湖北的石首事件也都是由 于民众 对公安机关做出的死亡鉴定表示怀疑和不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言论、施政行为等表示怀疑和不满。比如,2004年发生在重庆市万州区的群体性事件,起因 就是一个妇女与一个搬运工发生了争执,随后此 妇女的丈夫自称是公务员上前一起殴打搬运工,并扬言“出了什么事花钱就可以摆平”。这个“公务员”的言辞和举动引发了群众的公愤,造成大量群众聚集围观, 最后发 生砸烧警车、冲击区政府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的暴力泄愤事件。再比如,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孟连事件”。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胶农 认为其 土地权益受到了侵害,在要求政府和侵权公司处置未果的情况下,胶农奋起维权,地方政府则动用警力镇压。为表示对地方政府施政行为——随意出动警力镇压农民 维权行 动的不满,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的暴力事件。可见,政府的不当处置有时候不但不能化解矛盾和冲突,反而可能会使矛盾 激化, 冲突升级。
政治不信任为何会诱发群体性事件
其一,“全能”政府的强大惯性与民众的心理预期之间存在差距,降低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提供 了土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 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提出了诸如创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计划,并开展了相关的改革实践活动,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职能几乎无所不包的 “全能” 政府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再加上我国的改革本来就是一条由政府主导的规划性社会变革之路,所以使得民众对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社 会治安 等众多领域的作为仍充满了太多的期待。换句话说,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已经逐渐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原属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推向了 市场, 但很多民众并不习惯“有事找市场,不再找市长”,而且在当前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民众有什么事情当然还是先想到找政府解 决。在这 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仍然扮演着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全能”政府的角色,于是也就得不得不承担着很多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职能。比如,在调研中,我发现有时候 并不是 政府不想解决上访民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很多问题并不是政府能够解决的。这种状况造成的最终后果就是政府因不能满足民众的太多期望而使自己的权威和公信力受 损。如 果这种情况进一步蔓延扩散,就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酝酿发生的土壤和温床。
其二,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也确实存在着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若再不能得到有效、及时的纠正和解 决,势必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成为群体 性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即政治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获得合法性认同的基础性条件,发挥着促进政治发 展的重 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只有为民众提供秩序、安全、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信任,而且政府只有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合法 性才是 真正的合法性,各种政治制度才能良性运转。另一方面,政治信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又是促进社会秩序生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有社会学家指 出,信 任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般功能,并且为不断相互作用的行动者和体制提供认识的和道德的期望图式。可以说,良好的政治信任水平不但有利于整合宏观的社会秩 序,而且 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而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达成政治上的合作行为,从而使他们最终能产生一种对政治共同 体的认 同感。在当前我国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些政府官员不能坚守为官之道,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国家或其他人的利益,甚至有个 别官员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官员的这些不当行为不仅可能会使自己受到道德法律的谴责与惩罚,更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政 府的信 任感急剧下降。这种不信任感长期累积就可能形成一种针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抽象愤怒”,近年来多起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抽象愤怒”的集中爆 发。
其三,我国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表现出层级递减的特征,即中央政府获得的政治信任最 高,省、市、县、乡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获得的政 治信任依次减少。也就是说,县乡两级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是解决民众问题的主要机构,而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却非常低;而省市政府及中央政府 则是通 过下级官员来间接管理民众,他们很多时候不能直接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而是通过层层转批督促县乡政府解决,而他们却获得较高的政治信任度,尤其是中央政府 更是常 被民众奉为“好人”、“亲人”和“恩人”。再加上中央的强力宣传,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解决自己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深信不疑。人们常说一句话,“中央政策是好 的,到 下面就走样了,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于是,很多人越级上访,不惜代价到北京去。结果,中央不得不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洪流。无奈之下,中央只好通过向 地方政 府层层施压的方式严格控制进京上访,并采取“一票否决”等严厉措施要求地方官员将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地方,化解在基层。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可能采 取一些 非常手段控制民众上访反映问题,这样不但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我国权 力高度 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可以说,如果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一些群体性事件是不难化解甚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要减 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该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 信任水平。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消除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影响,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创建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政府部门及 政府官 员的监督,约束公权力滥用和官员的不当施政行为;最后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重建民众政治信任的过程 中,一定 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各种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针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这种社会情绪的蔓延消解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催生了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
民众政治不信任的两大表现
通过对近年来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分析之后可知,民众的政治不信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对政府相关部门 制定的政策决定、发布的通知公告、出具的鉴定 结论等本来应该是具有权威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文件表示怀疑,甚至对这些文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比如,发生在2008年的瓮安事件就是 一个典型案例。据相关媒体报道,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初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当晚,瓮安县公安局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并做出“死者 系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鉴定结论,死者家属对这个鉴定结果不满。随后的几天关于李树芬真正死因的谣言满天飞,最终导致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故演变成上 万人聚 集、数百名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党政机关的暴力事件。除了贵州瓮安事件外,2006年发生在浙江的瑞安事件以及2009年发生在湖北的石首事件也都是由 于民众 对公安机关做出的死亡鉴定表示怀疑和不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言论、施政行为等表示怀疑和不满。比如,2004年发生在重庆市万州区的群体性事件,起因 就是一个妇女与一个搬运工发生了争执,随后此 妇女的丈夫自称是公务员上前一起殴打搬运工,并扬言“出了什么事花钱就可以摆平”。这个“公务员”的言辞和举动引发了群众的公愤,造成大量群众聚集围观, 最后发 生砸烧警车、冲击区政府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的暴力泄愤事件。再比如,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孟连事件”。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胶农 认为其 土地权益受到了侵害,在要求政府和侵权公司处置未果的情况下,胶农奋起维权,地方政府则动用警力镇压。为表示对地方政府施政行为——随意出动警力镇压农民 维权行 动的不满,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的暴力事件。可见,政府的不当处置有时候不但不能化解矛盾和冲突,反而可能会使矛盾 激化, 冲突升级。
政治不信任为何会诱发群体性事件
其一,“全能”政府的强大惯性与民众的心理预期之间存在差距,降低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提供 了土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 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提出了诸如创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计划,并开展了相关的改革实践活动,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职能几乎无所不包的 “全能” 政府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再加上我国的改革本来就是一条由政府主导的规划性社会变革之路,所以使得民众对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社 会治安 等众多领域的作为仍充满了太多的期待。换句话说,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已经逐渐将一些计划经济时代原属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推向了 市场, 但很多民众并不习惯“有事找市场,不再找市长”,而且在当前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民众有什么事情当然还是先想到找政府解 决。在这 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仍然扮演着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全能”政府的角色,于是也就得不得不承担着很多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职能。比如,在调研中,我发现有时候 并不是 政府不想解决上访民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很多问题并不是政府能够解决的。这种状况造成的最终后果就是政府因不能满足民众的太多期望而使自己的权威和公信力受 损。如 果这种情况进一步蔓延扩散,就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酝酿发生的土壤和温床。
其二,在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也确实存在着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若再不能得到有效、及时的纠正和解 决,势必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从而成为群体 性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即政治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获得合法性认同的基础性条件,发挥着促进政治发 展的重 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只有为民众提供秩序、安全、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和信任,而且政府只有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合法 性才是 真正的合法性,各种政治制度才能良性运转。另一方面,政治信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又是促进社会秩序生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有社会学家指 出,信 任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般功能,并且为不断相互作用的行动者和体制提供认识的和道德的期望图式。可以说,良好的政治信任水平不但有利于整合宏观的社会秩 序,而且 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而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达成政治上的合作行为,从而使他们最终能产生一种对政治共同 体的认 同感。在当前我国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些政府官员不能坚守为官之道,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国家或其他人的利益,甚至有个 别官员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官员的这些不当行为不仅可能会使自己受到道德法律的谴责与惩罚,更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政 府的信 任感急剧下降。这种不信任感长期累积就可能形成一种针对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抽象愤怒”,近年来多起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抽象愤怒”的集中爆 发。
其三,我国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表现出层级递减的特征,即中央政府获得的政治信任最 高,省、市、县、乡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获得的政 治信任依次减少。也就是说,县乡两级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是解决民众问题的主要机构,而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却非常低;而省市政府及中央政府 则是通 过下级官员来间接管理民众,他们很多时候不能直接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而是通过层层转批督促县乡政府解决,而他们却获得较高的政治信任度,尤其是中央政府 更是常 被民众奉为“好人”、“亲人”和“恩人”。再加上中央的强力宣传,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解决自己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深信不疑。人们常说一句话,“中央政策是好 的,到 下面就走样了,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于是,很多人越级上访,不惜代价到北京去。结果,中央不得不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洪流。无奈之下,中央只好通过向 地方政 府层层施压的方式严格控制进京上访,并采取“一票否决”等严厉措施要求地方官员将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地方,化解在基层。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很可能采 取一些 非常手段控制民众上访反映问题,这样不但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前我国权 力高度 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可以说,如果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一些群体性事件是不难化解甚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要减 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该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 信任水平。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消除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影响,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创建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政府部门及 政府官 员的监督,约束公权力滥用和官员的不当施政行为;最后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重建民众政治信任的过程 中,一定 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各种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蓟县大火,要钱还是要命
日前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大火,官方称罹难十人,民间说法烧死近二百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度,真相从不存在,甚至这两个字本身就是禁忌,就是原罪。死难者「头七」那天,民众聚集鼓楼广场悼念,四周军警林立,如果不是刚发生了四川什邡事件,当局对此类「群体事件」从来都是下狠手武力驱散加秋后算账。
问题是民众要「火后算账」,据侥倖生还者的证词,商场经理下令关闭大门,「不结账不能走!」导致许多人逃生无门。这不由使人想起当年新疆克拉玛依小学生滙报演出时的一场大火,台上官员要求「让领导同志先走」,结果官员悉数全身而退,却有近三百名小学生活活烧死。官本位和钱本位,这正是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
新疆那场大火,尽管有众多生还的学生及家长指证,但迄今没有官员承认曾说过那句话,就算有人在事后调查时承认,官方也要抹掉,事关这对本朝核心价值构成威胁。蓟县商场经理无官家护身符,除非此人「我爸爸是李刚」,又或商场既系蓟县税利大户,官府更长期收受贿赂,拿下这个经理治罪,不知会揭出甚么烂污来,还是让真相付之一炬更安全。不管如何,在大陆人命就是贱,权和钱都比人命重要。
再看四川什邡,五年前就是地震重灾区,红白小学校舍一垮到底,为死伤最重的的学校。真相当然不会有,早就被掩埋於瓦砾之中了。什邡劫数还未完,当地大型化肥厂在震后多次发生硫磺燃烧和液氨罐体泄漏,而这次政府没有徵询民众意见就决定建造大型钼铜企业,什邡人遂迸发压抑已久的怒火。当局出动特警暴打群众,致使多人死伤,其中十四岁的女中学生惨死街头,於是激起更大民变。这次民众的忍耐到头了,其中九○后青年更悍不畏死。
继广东乌坎之后,什邡人赢了。政府通知:「我市部份群众对项目环境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反应强烈。为维护我市社会大局稳定,经市政府研究决定,你公司钼铜项目从即日起停止建设。」措辞很清晰,剿是维稳,抚也是维稳,政权安全永远第一。什邡矿藏资源多,政府几年一换,届届都要政绩要「鸡的屁」(GDP),否则没得贪,官也没得升。民众被告知「鸡的屁」多,政府税利也多,才能造福一方。一晃换了多届政府,红白小学的「万人坑」那就是唯一让人记住的公共设施。
犹记得陈光诚还在家里划地为牢被囚禁,记者曾到山东沂南公安局採访,因来者是体制内官媒中人,关於陈光诚的报道也绝无可能见报,公安部门未加防范,於是记者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其指导思想赫然为:「保证政权安全;保证经济安全;保证公共安全。」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一目了然。这正是天朝的核心价值。
作者:孔捷生 文章来源:香港苹果日报
问题是民众要「火后算账」,据侥倖生还者的证词,商场经理下令关闭大门,「不结账不能走!」导致许多人逃生无门。这不由使人想起当年新疆克拉玛依小学生滙报演出时的一场大火,台上官员要求「让领导同志先走」,结果官员悉数全身而退,却有近三百名小学生活活烧死。官本位和钱本位,这正是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
新疆那场大火,尽管有众多生还的学生及家长指证,但迄今没有官员承认曾说过那句话,就算有人在事后调查时承认,官方也要抹掉,事关这对本朝核心价值构成威胁。蓟县商场经理无官家护身符,除非此人「我爸爸是李刚」,又或商场既系蓟县税利大户,官府更长期收受贿赂,拿下这个经理治罪,不知会揭出甚么烂污来,还是让真相付之一炬更安全。不管如何,在大陆人命就是贱,权和钱都比人命重要。
再看四川什邡,五年前就是地震重灾区,红白小学校舍一垮到底,为死伤最重的的学校。真相当然不会有,早就被掩埋於瓦砾之中了。什邡劫数还未完,当地大型化肥厂在震后多次发生硫磺燃烧和液氨罐体泄漏,而这次政府没有徵询民众意见就决定建造大型钼铜企业,什邡人遂迸发压抑已久的怒火。当局出动特警暴打群众,致使多人死伤,其中十四岁的女中学生惨死街头,於是激起更大民变。这次民众的忍耐到头了,其中九○后青年更悍不畏死。
继广东乌坎之后,什邡人赢了。政府通知:「我市部份群众对项目环境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反应强烈。为维护我市社会大局稳定,经市政府研究决定,你公司钼铜项目从即日起停止建设。」措辞很清晰,剿是维稳,抚也是维稳,政权安全永远第一。什邡矿藏资源多,政府几年一换,届届都要政绩要「鸡的屁」(GDP),否则没得贪,官也没得升。民众被告知「鸡的屁」多,政府税利也多,才能造福一方。一晃换了多届政府,红白小学的「万人坑」那就是唯一让人记住的公共设施。
犹记得陈光诚还在家里划地为牢被囚禁,记者曾到山东沂南公安局採访,因来者是体制内官媒中人,关於陈光诚的报道也绝无可能见报,公安部门未加防范,於是记者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其指导思想赫然为:「保证政权安全;保证经济安全;保证公共安全。」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一目了然。这正是天朝的核心价值。
作者:孔捷生 文章来源:香港苹果日报
《争鸣》社论:看透中共,丢掉幻想
「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为此连发几篇社论,表明如下观点:
第一,邓小平路线(坚持一党专政,实行中共垄断下的「市场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当代中国又一次来到历史转折点了。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摆脱中共的束缚和阻挠,转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重新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化社会。
第三,由於中共六十三年的残暴统治,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已经惨遭有史以来空前的摧残,宪法上的公民权利纯粹是一纸空文,所以至今中国民间没有形成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和中共相抗衡。(其实「抗衡」这个词都很可笑。确切地说,是「公民」在「公仆」面前,连话都说不上。中共等待你来说话的地方只是拘留所和监狱。)
第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来到历史转折点的中国,要走上新的历史阶段,只能通过这样两个途径:一,由掌权者实行真正的改革;二,爆发革命。二者相比,改革是避免社会陷入动乱的最佳选择。
第五,我们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转上新的历史轨道,尽量避免酿成暴力革命。这是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条件和可能出现的社会后果而提出的政治考量,并非对中共有什么厚爱。
中共建党九十一年,统治中国六十三年。它已经用实际行为向世人証明了自己毫无信义,只是一个为攫取权力而不惜採取任何卑劣手段的政客集团。它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起苏联的附庸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可以为「保卫苏联」而和中国军队开战。它可以对日本侵华表示感谢。因为日本的侵略才挽救了它,并且帮助它夺得政权。它还可以跑到莫斯科去签字,正式承认俄国对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侵佔。至於它在国内掌权后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暴政,其罪行已经是罄竹难书。尤其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更使它丧尽民心,并遭到文明世界的普遍唾弃。虽然近几年有人在它的囚笼里向它讨好,宣称「我没有敌人」,有人逃到囚笼外面向它送来秋波,要「原谅」屠城的刽子手邓小平和李鹏,但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廉价媚态,丝毫没有缓解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敌对关系。不但老百姓是「寒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记在心」,绝对忘不了共产党的「德政」,而且共产党也丝毫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头。实际是恰恰相反,双方的对抗越发尖锐了。一个最新也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震惊全国的「李旺阳事件」。
湖南邵阳工运领袖李旺阳,因为抗议「六四」屠城而被两次关进监狱共计二十一年。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出狱时已经几近失明和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只好在医院度日。然而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李旺阳,就因为坚贞不屈,在今年「六四」前接受了一次香港记者的採访,从而使他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於六月六日「自缢」身亡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警方竟然拒绝其家属追究死因的要求,强行把屍体抢走由他们进行「处理」,并且对相关亲友进行监控。这种行径,如果不是官方蓄意谋杀又是什么?如今这件事已经成为「薄熙来事件」之后震撼人心的最大焦点,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自从中共这次罢黜薄熙来的内斗开幕以后,国内外许多人都对「胡温习」抱有善良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乘胜前进,把江泽民和周永康的势力排出局外,特别是把作恶多端残害人民的「政法委」予以整肃,进而平反「六四」,启动改革,等等等等。──请原谅我们说一句大实话:这些善良的观众恐怕是又一次被共产党在台前幕后施放的烟幕给欺骗了。共产党内确实有分歧,不可能精诚团结,甚至出现过胡耀邦式的改革领军人物。但是从总体上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党性」是压倒一切的。中国人所受的苦难,根源不是什么「政法委」,而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政法委」之所以作恶多端,正因为它是共产党专门镇压人民的一只手。一手暴力镇压,一手谎言欺骗,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派生出来的「两只手」。胡温怎么可能「整肃」自己这只手呢?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不就是把共产党的「两只手」略微伸长了一点吗?中共哪里的舞台屏幕和歌坛不是天天「唱红」?哪里的国保公安武警法院不在「打黑」?如果薄熙来没把王立军逼入美国领馆,如果薄熙来没有忘乎所以,没有急於黄袍加身而打破高层的「和谐」,能有「薄熙来事件」吗?根本不会。王立军可以照样当他的「打黑英雄」,薄熙来照样可以在十八大「入常」。
如果把罩在权贵身上的「和谐」外衣全都掀开看一看,当今中国的各个公卿的衙门里头和各路诸侯的领地内部,就都那么乾净吗?无非是这些公卿和诸侯尚能维护统治机器的「和谐」运转而已,一旦有谁不慎「出格」而被掀开衣服看一看,能有几个人是清白的?都是一丘之貉!
就拿已经被他们自己捅破的「薄熙来事件」来说,中共能痛痛快快按照党章国法给个了断吗?不可能。尽管互相争权夺利打得头破血流,但是在自由民主大潮的面前,他们都是一党专政这条破船上的「难兄难弟」,「情同手足」。可以预见,中共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但不可能藉此把政局引入改革,而且连法律层面的是非都不可能弄个清清楚楚。现在到重庆主政的张德江已经对薄熙来口称「同志」了,还能有什么政治上的是非曲直呢?我们在上一期社论里提请读者「切勿高兴过早!」,果然不幸而言中了。
本来平反「六四」是当政者改善处境赢得民心的一步好棋。走了这一步,满盘棋就都活了。正像一九七八年平反「四五」运动一样,如果今天的当政者能主动平反「六四」,接踵而来的政治改革自然顺理成章,於是我们就能和平转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当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
然而,一声亲切的「薄熙来同志」,一个令人发指的「李旺阳被自杀」的最新血案,又一次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特别是李旺阳的惨死,这决不是一个民主战士个人的生死问题。他的惨死,不论是谋害或「自杀」,都是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六四」屠杀的一部份,是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之暴行的继续。也就是说,今天的掌权者仍在沿着当年北京长安街的血迹,继续用屠刀挥向人民,来「保卫」这帮杀人犯的「共和国」。(当年他们为「六四」屠城「庆功」时,就声称向平民开枪是在「保卫共和国」。)
难道能指望这种人给「六四」平反吗?难道能指望这种人把中国引上新路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七一」这个日子写出「看透中共,丢掉幻想」的原因。
於是我们又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第五点了。既然看透中共,丢掉幻想,为什么又力求和平改革呢?在这样一个党当权的条件下,中国有可能和平走上改革的新路吗?
回答是还有可能。
第一,所谓有可能,并不是说中共会发善心,主动放权,而是说客观形势会逼它非改不可,否则这个党就要灭亡。一九七九年的改革就是样逼出来的,今天的形势也快到临界点了,但当今掌权者还想拖下去。然而形势不饶人,它总有拖不下去的时候。现它正加紧搜刮,加紧镇压;同时人民的反抗也在加剧,「杨佳」式的反抗尤其有遍地开花之势。是拖到天下大乱,玉石俱焚,在人民的怒火中烧死自己呢?还是在尚能控制局势时主动改革使自己能全身而退呢?这是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回应的。
第二,和平改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我们还要相信,人是会变的,从政者尤其会变。特别是在时代潮流和社会压力下,统治者内部必然分化,各国不乏先例,此处不赘。
分析政治,不能靠感情,而要靠理智。所谓看透中共,就是靠理智。这样可以避免轻信,也不致感情用事。不过关键还在掌权者,必须它不丧失理智。
政治博弈,不仅需要智慧和策略,而且最终取决於力量对比。而力量消长是个过程,这就需要时间和耐力。
中国的政治更有一大特色是「测不准」。因为专制制度不但黑箱作业,而且都不按规矩出牌。中共十八大究竟能开成个什么样子,我们不打算参加盲人摸象,并且再一次奉劝读者:看透中共,丢掉幻想,冷静分析形势,积极促进改革。
——《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第一,邓小平路线(坚持一党专政,实行中共垄断下的「市场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当代中国又一次来到历史转折点了。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摆脱中共的束缚和阻挠,转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重新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化社会。
第三,由於中共六十三年的残暴统治,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已经惨遭有史以来空前的摧残,宪法上的公民权利纯粹是一纸空文,所以至今中国民间没有形成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和中共相抗衡。(其实「抗衡」这个词都很可笑。确切地说,是「公民」在「公仆」面前,连话都说不上。中共等待你来说话的地方只是拘留所和监狱。)
第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来到历史转折点的中国,要走上新的历史阶段,只能通过这样两个途径:一,由掌权者实行真正的改革;二,爆发革命。二者相比,改革是避免社会陷入动乱的最佳选择。
第五,我们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转上新的历史轨道,尽量避免酿成暴力革命。这是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条件和可能出现的社会后果而提出的政治考量,并非对中共有什么厚爱。
中共建党九十一年,统治中国六十三年。它已经用实际行为向世人証明了自己毫无信义,只是一个为攫取权力而不惜採取任何卑劣手段的政客集团。它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起苏联的附庸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可以为「保卫苏联」而和中国军队开战。它可以对日本侵华表示感谢。因为日本的侵略才挽救了它,并且帮助它夺得政权。它还可以跑到莫斯科去签字,正式承认俄国对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侵佔。至於它在国内掌权后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暴政,其罪行已经是罄竹难书。尤其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更使它丧尽民心,并遭到文明世界的普遍唾弃。虽然近几年有人在它的囚笼里向它讨好,宣称「我没有敌人」,有人逃到囚笼外面向它送来秋波,要「原谅」屠城的刽子手邓小平和李鹏,但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廉价媚态,丝毫没有缓解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敌对关系。不但老百姓是「寒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记在心」,绝对忘不了共产党的「德政」,而且共产党也丝毫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头。实际是恰恰相反,双方的对抗越发尖锐了。一个最新也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震惊全国的「李旺阳事件」。
湖南邵阳工运领袖李旺阳,因为抗议「六四」屠城而被两次关进监狱共计二十一年。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出狱时已经几近失明和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只好在医院度日。然而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李旺阳,就因为坚贞不屈,在今年「六四」前接受了一次香港记者的採访,从而使他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於六月六日「自缢」身亡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警方竟然拒绝其家属追究死因的要求,强行把屍体抢走由他们进行「处理」,并且对相关亲友进行监控。这种行径,如果不是官方蓄意谋杀又是什么?如今这件事已经成为「薄熙来事件」之后震撼人心的最大焦点,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自从中共这次罢黜薄熙来的内斗开幕以后,国内外许多人都对「胡温习」抱有善良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乘胜前进,把江泽民和周永康的势力排出局外,特别是把作恶多端残害人民的「政法委」予以整肃,进而平反「六四」,启动改革,等等等等。──请原谅我们说一句大实话:这些善良的观众恐怕是又一次被共产党在台前幕后施放的烟幕给欺骗了。共产党内确实有分歧,不可能精诚团结,甚至出现过胡耀邦式的改革领军人物。但是从总体上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党性」是压倒一切的。中国人所受的苦难,根源不是什么「政法委」,而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政法委」之所以作恶多端,正因为它是共产党专门镇压人民的一只手。一手暴力镇压,一手谎言欺骗,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派生出来的「两只手」。胡温怎么可能「整肃」自己这只手呢?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不就是把共产党的「两只手」略微伸长了一点吗?中共哪里的舞台屏幕和歌坛不是天天「唱红」?哪里的国保公安武警法院不在「打黑」?如果薄熙来没把王立军逼入美国领馆,如果薄熙来没有忘乎所以,没有急於黄袍加身而打破高层的「和谐」,能有「薄熙来事件」吗?根本不会。王立军可以照样当他的「打黑英雄」,薄熙来照样可以在十八大「入常」。
如果把罩在权贵身上的「和谐」外衣全都掀开看一看,当今中国的各个公卿的衙门里头和各路诸侯的领地内部,就都那么乾净吗?无非是这些公卿和诸侯尚能维护统治机器的「和谐」运转而已,一旦有谁不慎「出格」而被掀开衣服看一看,能有几个人是清白的?都是一丘之貉!
就拿已经被他们自己捅破的「薄熙来事件」来说,中共能痛痛快快按照党章国法给个了断吗?不可能。尽管互相争权夺利打得头破血流,但是在自由民主大潮的面前,他们都是一党专政这条破船上的「难兄难弟」,「情同手足」。可以预见,中共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但不可能藉此把政局引入改革,而且连法律层面的是非都不可能弄个清清楚楚。现在到重庆主政的张德江已经对薄熙来口称「同志」了,还能有什么政治上的是非曲直呢?我们在上一期社论里提请读者「切勿高兴过早!」,果然不幸而言中了。
本来平反「六四」是当政者改善处境赢得民心的一步好棋。走了这一步,满盘棋就都活了。正像一九七八年平反「四五」运动一样,如果今天的当政者能主动平反「六四」,接踵而来的政治改革自然顺理成章,於是我们就能和平转上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当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
然而,一声亲切的「薄熙来同志」,一个令人发指的「李旺阳被自杀」的最新血案,又一次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特别是李旺阳的惨死,这决不是一个民主战士个人的生死问题。他的惨死,不论是谋害或「自杀」,都是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六四」屠杀的一部份,是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之暴行的继续。也就是说,今天的掌权者仍在沿着当年北京长安街的血迹,继续用屠刀挥向人民,来「保卫」这帮杀人犯的「共和国」。(当年他们为「六四」屠城「庆功」时,就声称向平民开枪是在「保卫共和国」。)
难道能指望这种人给「六四」平反吗?难道能指望这种人把中国引上新路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七一」这个日子写出「看透中共,丢掉幻想」的原因。
於是我们又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第五点了。既然看透中共,丢掉幻想,为什么又力求和平改革呢?在这样一个党当权的条件下,中国有可能和平走上改革的新路吗?
回答是还有可能。
第一,所谓有可能,并不是说中共会发善心,主动放权,而是说客观形势会逼它非改不可,否则这个党就要灭亡。一九七九年的改革就是样逼出来的,今天的形势也快到临界点了,但当今掌权者还想拖下去。然而形势不饶人,它总有拖不下去的时候。现它正加紧搜刮,加紧镇压;同时人民的反抗也在加剧,「杨佳」式的反抗尤其有遍地开花之势。是拖到天下大乱,玉石俱焚,在人民的怒火中烧死自己呢?还是在尚能控制局势时主动改革使自己能全身而退呢?这是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回应的。
第二,和平改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我们还要相信,人是会变的,从政者尤其会变。特别是在时代潮流和社会压力下,统治者内部必然分化,各国不乏先例,此处不赘。
分析政治,不能靠感情,而要靠理智。所谓看透中共,就是靠理智。这样可以避免轻信,也不致感情用事。不过关键还在掌权者,必须它不丧失理智。
政治博弈,不仅需要智慧和策略,而且最终取决於力量对比。而力量消长是个过程,这就需要时间和耐力。
中国的政治更有一大特色是「测不准」。因为专制制度不但黑箱作业,而且都不按规矩出牌。中共十八大究竟能开成个什么样子,我们不打算参加盲人摸象,并且再一次奉劝读者:看透中共,丢掉幻想,冷静分析形势,积极促进改革。
——《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徐达内:天津——没有新闻的城市
离开什邡的日子,一些人来到了天津。有韩寒,也有胡锡进。
在看到那篇描述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失火过程的长微博后,昨天下午,这位青年意见领袖和他的朋友们呼吁“关注什邡,但勿忘天津”;在发现“378人”的网传死亡数据“轻而易举吞没”10死16伤的官方通报后,胡总编也在子夜时分感叹“官方公信力已经弱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几个马甲的合作,就差不多能向官方发起一次严肃的信用攻击。”
曹林那句“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新闻自由之叹现在可以从四川移回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地界了。在发现就算是人民网那篇《天津蓟县6.30火灾,记者采访被跟踪》也因为写出一句“当地群众对火灾事故的伤亡人数存疑”而链接失效后,这位中国青年报评论员决定将天津命名为“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的确,虽然也就是个“县”,但蓟县这个直辖市里的县,可不是什邡这种县级市能够比拟的。长期以来,天津的宣传官员们有效地控制了本地新闻的对外传播,甚至“正面负面都是如此”。于是,火灾次日,在天津日报、今晚报和每日新报的版面上,均未出现与此火灾相关的图文。
“6月30日下午16时许,位于本市蓟县县城的莱德商厦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截至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现场正在清理,初步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这是当天深夜北方网发出的简讯,此后,这家天津官办新闻网站再一次发出相关消息已是7月4日,《天津市蓟县火灾事故医疗救治工作有序进行》,稿件维持了10名遇难者的口径,称“9名为商厦工作人员,1名为顾客”,且“事故中无人员失踪”。
或许也正是这篇由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通稿激怒了异议者,他们更加活跃地在互联网上指责官方数据造假。一家名叫“渤海论坛”的网站成为聚集地,这个自称“新天津门户”的民办BBS从火灾发生后就开始跟踪报道,张贴大量现场图文及视频,并汇总那些本地报纸的缺席证据,在微博里公开抱怨“官方媒体在集体睡觉,死难者亲属在哭泣。”
那些天津新闻办权限之外的媒体没有睡觉。继7月2日注明“天津市政府网站上也找不到关于蓟县火灾的任何信息”后,财新网在次日即引用目击者所言,称《天津大火祸起空调外机,事发后大门被封》:“室外机燃了,里面停电,老板让把门(卷帘门)拉下来,里面的东西什么都有,他怕你不给钱走了,把门给关上了。”
“伤亡人数200都挡不住!县医院太平间都满了,家属哭的死去活来”的网络指控更增添了细节,7月5日,新浪微博已经标明“天津蓟县火灾疑云”上升为热点话题第二位。虽然也有人声称经过逐一调查后“初步认可”官方10人死亡的数字,但流传更广的显然还是那个让人们不寒而栗的描述:“商场着火后,广播里高喊‘不结账不许走’,随即商场大门关上,商场如焚尸炉一样‘火化’了包括100多个孩子在内的378个活人。”
各地报章就此陆续跟进。云南信息报今即根据诸多微博论坛证言发表评论,呼吁《蓟县大火需要彻底的信息公开》:“面对网络上传播甚广的各种说法,蓟县方面始终没有回应,绝非明智。因为越是躲躲闪闪、语焉不详,尤其是涉嫌对媒体采访权设置人为障碍等,对于真相澄清、民心平抚,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
以“天津大火与170字简讯”的对比为题,腾讯现在正用首页专题讲述其间的传播异象。在声明那个“耸人听闻”的378人说法“非常符合网络谣言的特征”后,这家网站自问自答,“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怀疑10人这个死亡数字?本次蓟县大火,沉寂数日后谣言突然爆发,除去当局公布的信息太少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来自本地媒体的集体失语。”
于是,这些网站编辑历数天津五大报纸直到今天为止“对本次火灾的报道加起来只有一条”的缺位和失语,并引用前年上海大火时的当地媒体表现为据,反驳“媒体需要保持谨慎,避免发布不实信息引起恐慌”的说法:“即便起火的原因、过程、甚至死伤情况无法第一时间报道,
但及时通报火情,报道救援情况,采访现场人员、消防单位,当地政府发言人,毫无疑问是媒体可以做的,而且是本地媒体最应该去做的。”
算是给面子,这期今日话题至少给曹林那句“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加了个问号。“什邡小城出事把微博折腾了个底朝天,天津这么大的火,外地网友拼命刷屏追问真相,却没看到多少天津人在讨论,天津的官博连装模作样的辟谣都懒得辟”——为了说明这种“天津媒体不监督异地,异地媒体也监督不了天津”的现象,腾讯编辑们甚至找出了早前“游泳池高压电事故”、“滨保高速车祸”以及“炫富女坑爹”的新闻热点,强调“面对重大新闻,天津媒体失语已非首次。”
专题结语处,这家中国流量最大的新闻网站决定告诉那些试图“驯服”本地媒体的官员们:“媒体需要勇气,当媒体失去勇气,没有人去告诉大家真相的时候,‘谣言’自然就满天飞了。”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在看到那篇描述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失火过程的长微博后,昨天下午,这位青年意见领袖和他的朋友们呼吁“关注什邡,但勿忘天津”;在发现“378人”的网传死亡数据“轻而易举吞没”10死16伤的官方通报后,胡总编也在子夜时分感叹“官方公信力已经弱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几个马甲的合作,就差不多能向官方发起一次严肃的信用攻击。”
曹林那句“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新闻自由之叹现在可以从四川移回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地界了。在发现就算是人民网那篇《天津蓟县6.30火灾,记者采访被跟踪》也因为写出一句“当地群众对火灾事故的伤亡人数存疑”而链接失效后,这位中国青年报评论员决定将天津命名为“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的确,虽然也就是个“县”,但蓟县这个直辖市里的县,可不是什邡这种县级市能够比拟的。长期以来,天津的宣传官员们有效地控制了本地新闻的对外传播,甚至“正面负面都是如此”。于是,火灾次日,在天津日报、今晚报和每日新报的版面上,均未出现与此火灾相关的图文。
“6月30日下午16时许,位于本市蓟县县城的莱德商厦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截至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现场正在清理,初步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这是当天深夜北方网发出的简讯,此后,这家天津官办新闻网站再一次发出相关消息已是7月4日,《天津市蓟县火灾事故医疗救治工作有序进行》,稿件维持了10名遇难者的口径,称“9名为商厦工作人员,1名为顾客”,且“事故中无人员失踪”。
或许也正是这篇由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通稿激怒了异议者,他们更加活跃地在互联网上指责官方数据造假。一家名叫“渤海论坛”的网站成为聚集地,这个自称“新天津门户”的民办BBS从火灾发生后就开始跟踪报道,张贴大量现场图文及视频,并汇总那些本地报纸的缺席证据,在微博里公开抱怨“官方媒体在集体睡觉,死难者亲属在哭泣。”
那些天津新闻办权限之外的媒体没有睡觉。继7月2日注明“天津市政府网站上也找不到关于蓟县火灾的任何信息”后,财新网在次日即引用目击者所言,称《天津大火祸起空调外机,事发后大门被封》:“室外机燃了,里面停电,老板让把门(卷帘门)拉下来,里面的东西什么都有,他怕你不给钱走了,把门给关上了。”
“伤亡人数200都挡不住!县医院太平间都满了,家属哭的死去活来”的网络指控更增添了细节,7月5日,新浪微博已经标明“天津蓟县火灾疑云”上升为热点话题第二位。虽然也有人声称经过逐一调查后“初步认可”官方10人死亡的数字,但流传更广的显然还是那个让人们不寒而栗的描述:“商场着火后,广播里高喊‘不结账不许走’,随即商场大门关上,商场如焚尸炉一样‘火化’了包括100多个孩子在内的378个活人。”
各地报章就此陆续跟进。云南信息报今即根据诸多微博论坛证言发表评论,呼吁《蓟县大火需要彻底的信息公开》:“面对网络上传播甚广的各种说法,蓟县方面始终没有回应,绝非明智。因为越是躲躲闪闪、语焉不详,尤其是涉嫌对媒体采访权设置人为障碍等,对于真相澄清、民心平抚,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
以“天津大火与170字简讯”的对比为题,腾讯现在正用首页专题讲述其间的传播异象。在声明那个“耸人听闻”的378人说法“非常符合网络谣言的特征”后,这家网站自问自答,“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怀疑10人这个死亡数字?本次蓟县大火,沉寂数日后谣言突然爆发,除去当局公布的信息太少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来自本地媒体的集体失语。”
于是,这些网站编辑历数天津五大报纸直到今天为止“对本次火灾的报道加起来只有一条”的缺位和失语,并引用前年上海大火时的当地媒体表现为据,反驳“媒体需要保持谨慎,避免发布不实信息引起恐慌”的说法:“即便起火的原因、过程、甚至死伤情况无法第一时间报道,
但及时通报火情,报道救援情况,采访现场人员、消防单位,当地政府发言人,毫无疑问是媒体可以做的,而且是本地媒体最应该去做的。”
算是给面子,这期今日话题至少给曹林那句“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加了个问号。“什邡小城出事把微博折腾了个底朝天,天津这么大的火,外地网友拼命刷屏追问真相,却没看到多少天津人在讨论,天津的官博连装模作样的辟谣都懒得辟”——为了说明这种“天津媒体不监督异地,异地媒体也监督不了天津”的现象,腾讯编辑们甚至找出了早前“游泳池高压电事故”、“滨保高速车祸”以及“炫富女坑爹”的新闻热点,强调“面对重大新闻,天津媒体失语已非首次。”
专题结语处,这家中国流量最大的新闻网站决定告诉那些试图“驯服”本地媒体的官员们:“媒体需要勇气,当媒体失去勇气,没有人去告诉大家真相的时候,‘谣言’自然就满天飞了。”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团派已全面“上位” 是中共新老交替的正常回归
随着北京市7月3日选出中共新一届党委新班子,中国31省区市已全部完成省级党委换届,中共十八大人事布局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完成。
从新一届省委级官员的构成来看,外界所谓的团派色彩人马占据更多席位。有媒体据此认为,中共政坛,团派已经全面上位。但有熟知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共青团作为中共的干部预备队,其官员在政坛的升迁不足为奇。
在31个省级大员中,至少有12人有过在中共共青团中央或省级共青团工作过的经历,其中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等,已经接近半数。如果将省级以下的共青团工作经历也算上的话,这一批人的数量将更多。
依团中央规定,团中央书记一般不超过45岁,35至38岁应占总数一半;正副部长不超过40岁;正副处长不超35岁;团省委书记不超40岁,副书记38岁以下;届龄者会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
过去,由于中共队伍中存在大量的“老革命”、“老资格”,而使用和提拔官员基本遵循“论资排辈”。再加上“老人政治”,因此从共青团出来的人通常被认为“嘴上没毛,做事不牢”,很难上位得到重用。
而文革后,邓小平力推“干部年轻化”。胡耀邦执政时,此项中共干部制度改革普遍展开,大批当年受“老革命”、“老资格”排挤的共青团干部纷纷上位得以重用。胡锦涛在胡耀邦当政时期(1981—1987)的1982年至1984年任共青团书记处书记,1984年至1985年接任王兆国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由于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4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全部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人担任中共总书记。因此,作为“总书记”的人马,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受到关注。“团派上位”之说纷起。
但有熟知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称,和西方的公务员不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其将革命视为终身的事业。在革命时期,很多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刚出校门就走向革命。到了执政党时期,中共大小官员,既是公务员,又是政治家。为了搞工业建设,一大批有理工科背景的人被提拔到关键位置。目前,社会转型矛盾迭起的时候,有管理学、经济学等背景的官员正在走向前台。
而所谓“团”,是指中国的共青团组织,其从成立之初,就是中共党员的预备队,为了给共产党输送干部人选。在中国政坛上,与“团派”同样的还存在一个“太子党”的称呼,中国政商界中央高官子女的泛称。但是这些称呼并无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以致被滥用。
目前中共的各级官员年轻时几乎100%都曾经是共青团员,而且曾经做过共青团干部者多为青年才俊,日后在仕途上亦较易出头。所以,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走上高层,并不是有些媒体惊呼的“共青团来了”,而是中共新老交替现象的正常回归。
不过,既然是中共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就从来不是一个有独立宗旨的团体,而要听命于各级党委。如文革后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就是当时党主席华国锋钦点的,邓小平掌权不久,就以自己物色的王兆国取而代之。共青团也不是一个垂直的体系,各省市的团委书记,均由各省市党委任命领导,地方团委与团中央的关系远不如与同级党委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将团派作为中共政坛一个派系来看,严格来说比较牵强附会。
从新一届省委级官员的构成来看,外界所谓的团派色彩人马占据更多席位。有媒体据此认为,中共政坛,团派已经全面上位。但有熟知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共青团作为中共的干部预备队,其官员在政坛的升迁不足为奇。
在31个省级大员中,至少有12人有过在中共共青团中央或省级共青团工作过的经历,其中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等,已经接近半数。如果将省级以下的共青团工作经历也算上的话,这一批人的数量将更多。
依团中央规定,团中央书记一般不超过45岁,35至38岁应占总数一半;正副部长不超过40岁;正副处长不超35岁;团省委书记不超40岁,副书记38岁以下;届龄者会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
过去,由于中共队伍中存在大量的“老革命”、“老资格”,而使用和提拔官员基本遵循“论资排辈”。再加上“老人政治”,因此从共青团出来的人通常被认为“嘴上没毛,做事不牢”,很难上位得到重用。
而文革后,邓小平力推“干部年轻化”。胡耀邦执政时,此项中共干部制度改革普遍展开,大批当年受“老革命”、“老资格”排挤的共青团干部纷纷上位得以重用。胡锦涛在胡耀邦当政时期(1981—1987)的1982年至1984年任共青团书记处书记,1984年至1985年接任王兆国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由于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4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全部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人担任中共总书记。因此,作为“总书记”的人马,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受到关注。“团派上位”之说纷起。
但有熟知中国政情的分析人士称,和西方的公务员不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其将革命视为终身的事业。在革命时期,很多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刚出校门就走向革命。到了执政党时期,中共大小官员,既是公务员,又是政治家。为了搞工业建设,一大批有理工科背景的人被提拔到关键位置。目前,社会转型矛盾迭起的时候,有管理学、经济学等背景的官员正在走向前台。
而所谓“团”,是指中国的共青团组织,其从成立之初,就是中共党员的预备队,为了给共产党输送干部人选。在中国政坛上,与“团派”同样的还存在一个“太子党”的称呼,中国政商界中央高官子女的泛称。但是这些称呼并无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以致被滥用。
目前中共的各级官员年轻时几乎100%都曾经是共青团员,而且曾经做过共青团干部者多为青年才俊,日后在仕途上亦较易出头。所以,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走上高层,并不是有些媒体惊呼的“共青团来了”,而是中共新老交替现象的正常回归。
不过,既然是中共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就从来不是一个有独立宗旨的团体,而要听命于各级党委。如文革后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就是当时党主席华国锋钦点的,邓小平掌权不久,就以自己物色的王兆国取而代之。共青团也不是一个垂直的体系,各省市的团委书记,均由各省市党委任命领导,地方团委与团中央的关系远不如与同级党委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将团派作为中共政坛一个派系来看,严格来说比较牵强附会。
中共对习近平家属拥巨额资产感尴尬 法网友热议
美国彭博财经通讯网最近揭露了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的家产万贯的内幕文章之后,中国当局封杀了彭博财经通讯网的网站,一时间在中国网络习近平、习仲勋以及其他与习近平家属有关的人名以及公司名称都遭到封杀,中国未来国家主席的名字遭到中国网站封杀的消息激发法国媒体的浓厚的兴趣。法国多个媒体都就此议题发表文章,法国今天中国网站相关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未来国家主席隐藏起来的巨额资产。
文章写道,彭博财经通讯的爆料文章发表于6月29日,而中国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三个字到7月4日依然遭到中国网络的封锁。尽管美国国务院唿吁中国当局遵守网络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但是,彭博财经通讯网继续遭到中国大陆的封杀。
文章评论说,中国政府在官员财产问题上所显示出的谨慎态度并不令人惊讶,不难想象在一个被国际货币基金所公认的贫富差距在最近二十年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一旦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财产的真实数字被公布于众,将会对普通老百姓产生怎么样的后果。
不过,文章强调说,彭博财经网的文章明确指出文中所涉及的高达三亿欧元的家产并不属于习近平本人,也不属于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更不属于她们在哈佛读书的女儿。这些家产都被记在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以及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名下。文章只是点出,随着习近平官运的上升,习家在生意市场上的交易额也随之青云直上。今天,习近平亲属的商业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电信、房地产、矿产甚至稀土领域。习近平家属在香港不仅拥有一栋价值为三千万美元的豪华别墅,而且还拥有其他总价值相当于两千四百万美元的多处房地产。
有关习家巨额资产的揭露使习近平的清官形象蒙山了阴影,尤其是,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据说常年来教育他的子女们要过简朴的生活。习近平还试图将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教育用之于2004年发动的公务员反贪腐运动中。习近平当时还敦促政府官员们避免供养情妇,供养私生子,不要以公济私。另外,根据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外交文件,习近平的一位亲近人士曾经向外界透露说习近平最讨厌中国的那些暴发户,讨厌政府的贪官,担心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失落,担心中国公民丧失尊严以及自尊。彭博财经网将其所公布的习近平家属的资产表递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官方拒绝对此作出回应。
作者最后就中国政府在网络上全面封杀上述消息的原因评论说,最近几个月来受到薄熙来事件的巨大冲击的中国执政党当然不希望再经受新的冲击。
今天中国网站刊登上述文章之后引发不少法国网友的评论。署名专栏评论员的网友写道,香港回归中国时,中国领导人想出了一个一国两制的妙计,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一个两制政策在大陆内地居然也能够实施,只要浏览一下有关中国领导人与豪华手表的报道就不难窥其堂奥。署名维克发二世的网友评论说,和中国这样贫富悬殊巨大的国家相比较,法国简直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另一名署名弗莱德的网友评论说,如果你想知道资本主义最终会将社会带向何方,那么,你只需要近距离观察一下中国。中国原先起步于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但是,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过了西方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体制即维持着审查制度、政治迫害又不受到民主势力以及压力集团的限制,而这一切都在中国的环境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的背景之下进行着。
最后署名淘气鬼的网友评论说,法国政界的部分政客或许应该睁开眼睛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由当老板的资本家们所掌控,同样受着市场经济的左右。中国也同别的国家一样,罢工以及示威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习近平即使他真的拥有万贯家产,也不得不面对中国目前民怨四起的现实。不过,中国政府对习近平家属拥有巨额资产感到尴尬,这本身倒是一个不坏的征兆。
文章来源: 法广
文章写道,彭博财经通讯的爆料文章发表于6月29日,而中国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三个字到7月4日依然遭到中国网络的封锁。尽管美国国务院唿吁中国当局遵守网络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但是,彭博财经通讯网继续遭到中国大陆的封杀。
文章评论说,中国政府在官员财产问题上所显示出的谨慎态度并不令人惊讶,不难想象在一个被国际货币基金所公认的贫富差距在最近二十年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一旦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财产的真实数字被公布于众,将会对普通老百姓产生怎么样的后果。
不过,文章强调说,彭博财经网的文章明确指出文中所涉及的高达三亿欧元的家产并不属于习近平本人,也不属于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更不属于她们在哈佛读书的女儿。这些家产都被记在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以及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名下。文章只是点出,随着习近平官运的上升,习家在生意市场上的交易额也随之青云直上。今天,习近平亲属的商业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电信、房地产、矿产甚至稀土领域。习近平家属在香港不仅拥有一栋价值为三千万美元的豪华别墅,而且还拥有其他总价值相当于两千四百万美元的多处房地产。
有关习家巨额资产的揭露使习近平的清官形象蒙山了阴影,尤其是,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据说常年来教育他的子女们要过简朴的生活。习近平还试图将自己所受到的传统教育用之于2004年发动的公务员反贪腐运动中。习近平当时还敦促政府官员们避免供养情妇,供养私生子,不要以公济私。另外,根据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外交文件,习近平的一位亲近人士曾经向外界透露说习近平最讨厌中国的那些暴发户,讨厌政府的贪官,担心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失落,担心中国公民丧失尊严以及自尊。彭博财经网将其所公布的习近平家属的资产表递交给中国外交部,中国官方拒绝对此作出回应。
作者最后就中国政府在网络上全面封杀上述消息的原因评论说,最近几个月来受到薄熙来事件的巨大冲击的中国执政党当然不希望再经受新的冲击。
今天中国网站刊登上述文章之后引发不少法国网友的评论。署名专栏评论员的网友写道,香港回归中国时,中国领导人想出了一个一国两制的妙计,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一个两制政策在大陆内地居然也能够实施,只要浏览一下有关中国领导人与豪华手表的报道就不难窥其堂奥。署名维克发二世的网友评论说,和中国这样贫富悬殊巨大的国家相比较,法国简直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另一名署名弗莱德的网友评论说,如果你想知道资本主义最终会将社会带向何方,那么,你只需要近距离观察一下中国。中国原先起步于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但是,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过了西方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体制即维持着审查制度、政治迫害又不受到民主势力以及压力集团的限制,而这一切都在中国的环境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的背景之下进行着。
最后署名淘气鬼的网友评论说,法国政界的部分政客或许应该睁开眼睛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由当老板的资本家们所掌控,同样受着市场经济的左右。中国也同别的国家一样,罢工以及示威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习近平即使他真的拥有万贯家产,也不得不面对中国目前民怨四起的现实。不过,中国政府对习近平家属拥有巨额资产感到尴尬,这本身倒是一个不坏的征兆。
文章来源: 法广
戴旭:未来十年惨不忍睹 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逼近
很多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看清事实真相。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
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
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44年清朝就瓦解了。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直到1911年,清朝也不相信王朝会完垮掉,但仅仅因为一个士兵走
火,革命就爆发了。秦始皇当年何等英雄?几个新兵一挥手就把秦朝推翻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么强大的帝国,会突然完蛋。苏联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
到。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杞人忧天,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一是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 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前不久在《环球时报》的那个关于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除了我跟王小东,谁都不提战争。复旦大学的 沈丁力先生还从很高深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为了不会有战争。环球时报和稀泥,把我关于中国已被包围的文章跟他放一起发,交给中国人民自己去判断。
第 二,就是因为还有个同病相怜的俄罗斯。美国在搞中国的同时,也在肢解着俄罗斯。美国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搞掉中、俄,控制欧亚大陆。中俄无论谁先倒,另一个 都会唇亡齿寒。美国经常搞计算机推演,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定了一千多份战争计划。现在,我们也来推演一下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实现的情况:
如 果中国先被肢解,分裂成7到8个小国,将会和日本印度韩国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国。俄罗斯也会趁机夺取,像它在近代史上一样。这样,为了争夺中国,美俄双方 将大战。美国将会组织一支亚洲联军,配合北约,东西夹击俄罗斯。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中国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核武器袭击的地方,人口大量消灭,但俄罗斯也会同 归于尽。美国又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骗取中国的巨额外汇,美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是肢解中国,然后让分裂 了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占有中国的人力资源,平时成为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打工的奴隶,战时作为盟军士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炮灰。这个命运比清朝晚期还悲 惨……
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分裂的俄罗斯小国,也会和独联体那些国家一样,一个个加入北约,然后,从东西两边掐断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 应。由于之前中国的海路已全面失守,海上贸易和能源通道控制在美国及其印度和日本盟国手上,此时中国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为西方打工的地位。这很类似忽必烈 征服中原之后,不杀汉人,而让汉人为他们交赋税养活它们的做法一样,也就是门蒂斯先生的G2安排。
美国已经从肢解苏联中得到巨大的好处,那些分裂了的小苏联,几乎都倒像美国,为美国提供政治支持和资源,以及安全纵深和盟军。苏联不解体,是一块压向美国的大石头,苏联解体,是美国砸像俄罗斯和未来中国的一堆石块。
同 样的道理,中国不解体,对美国构成战略压力;中国解体了,就是威胁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堆石块。可以这么说,中国、俄罗斯解体了,美国的全球帝国地位就 奠定了。因为欧洲已成破碎地带,印度本来就破碎,日本被骑在身下,美国还有什么敌人呢?至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全球帝国的治安事件。
只有从美国最深的战略动机出发,才能看透美国对华战略。看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包围,同时又组织针对中国的第五纵队的目的。
可 以看到,台独力量,香港民主派,法轮功;民运分子,达赖集团、热比娅集团,总后台无一不是美国,无一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舆论和经济支持。而美国支 持这些中国分裂力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台湾和香港,不要融入大陆的统一发展进程,让大陆继续分裂,由外向内,最后解体。
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中国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他这么大的官,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我 们可以看中国的地图。我们一直认为是雄鸡形的。那就按雄鸡形理解。在中苏对峙的时候,我们是把东北部看做中国头部的,把西部看着中国的尾部。但是,现在,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西藏是我们的头部,新疆是我们的咽喉,东南沿海是我们的心腹,南海是我们的爪子。本来琉球还有一只爪子,清朝的时候,被日本砍掉了, 现在也没有收回来。西藏为什么是我们的头部?因为我们的太空基地和很多战略设施都在这里。未来军事竞争、技术竞争,就是玩太空。没有太空工业,就没有国家 的未来;新疆呢,是中国从中亚到内地的石油和天然气通道。美国为什么支持达赖和热比娅?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有朝一日,用这两把刀,斩首中国,当然,握这两 把刀的手,还是美国的手。美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让我格外忧心的,除了上述国家经济构成、外部危机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军队改革进程太慢了。新型军队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提。用“鹰击战略”取代“刺猬战略”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喊。转型要从陆军形态向海空复合型转型也我一个人在提。我这么小的一个芝麻官,有什么用呢?
外部的情况,危如累卵。其实最大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外部。
马克斯·韦伯批评当年针对德国统一后盛行于德国的“政治市侩主义”和弥漫在国民中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两种主义?我总是觉得今天的中国和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一样,当时的法国,民族没有了灵魂,国家没有了方向,军队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了。
中 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 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 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学界掩耳盗铃, 官场追名逐利,各界道德沦丧。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看看今天的够级别、有实权的文官不爱钱 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大肆贪污,情妇一大群。窥斑见豹。有个很漂亮的穿军装的女演员,到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 世咱享太平”!海洋都快丢完了,还享太平!商女不知亡国恨!
19世纪初,美国刚刚崛起。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总统 的一个演讲就知道,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懦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 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 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 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 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 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在这段话之前,他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 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 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 肯定要衰败的……”
罗斯福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刚割了台湾,赔了巨款。上面慈禧过着六十大寿,底下人民也自得其乐,居然不思卧薪尝胆。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看看一个叫副岛种臣日本人对中国清朝政府的评价:
“谓 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 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 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日本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所以,下决心向中国开战。
1931 年张学良因为丢了东北,被中国人唾骂,于是到欧洲游历,暂避风头。1934年他回来,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社会,他说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主 要是三点:”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二是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铁棒磨成针的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 呐喊;三是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欧洲虽然也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居然没有一点备战意识。“说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的、 能奋斗才能生存。这一年,蒋介石对中国的评价是这样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 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 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 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此时,中国已丢了东三省,日本军正站在山海关上,眺望中原,中国人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今 天,2009年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到什么地方了?有一种车,2500万美元,全世界只有5辆,3辆在中国!可是,这么富有的国家,面对周边所 有的挑衅,没有一次有雄性反应的,美其名曰”韬光养晦“,鲁迅时期,阿Q只一个,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不敢迎接战争,连谈论都不干谈。一些国 家屠杀华侨,不敢动用军队。当年祖国遭入侵,多少华侨救祖国,现在华侨遭难,我们却不能去救,作为军人我真是仰天长啸!连去年某太平洋岛国动乱,外国媒体 猜测中国可能会派军舰接侨民,我们的学者一连几声反对,认为不可行,不可能,吓得尿裤子。军队就是为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怕什么呢?军队是让别人怕的, 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号称足智多谋的学者,自己先害怕了,贻笑大方!
前两次中国被洗劫,从国策上看都是中国步步退让导致的:1840年从虎 门退到北京的圆明园;第二次是从琉球退到北平的卢沟桥。总想息事宁人,结果引火烧身。它进一步,你拿点肉,它当然得寸进尺了。日本当年占了东三省以后,也 曾经试探苏联,结果苏联派出朱可夫杀鸡用牛刀,用机械化军杀日本的步兵军,一下子熄灭了日本北上的念头,又沿着华北蹂躏中国了。这世界永远是欺软怕硬。今 天,世界又在东海、南海、西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对中国步步进逼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退?还有什么多余的肉可以喂狼?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 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 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有那个志向吗?所以,有时候我一听到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 不能去救自己的华侨,不能去收回自己的领土、领海,怕人家说中国威胁论,就非常恶心:威胁世界?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雄心吗?你以为你是汉武大帝 的后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作多情!
9月15号,一个叫马克斯·麦克亚当的英国人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 军”。说的是他在中国各个场合的见闻。这真是个敏感的人。一个一个爱睡觉的中国人,构成了爱睡觉的中华民族。一个爱睡觉的民族,又演绎了一部爱睡觉的历 史。1840年悲剧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因为之前中国已经在睡梦中失去了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为什么后来又是长达一百年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始终睡 眼朦胧,直到卢沟桥拂晓的枪声响起。
拿破仑当初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要说,拿破仑错了!他离中国太远了,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一只睡狮,而是一头睡牛。
西方富裕了500年,美国也富裕了一百多年,依然精神抖擞。中国才改革开放30年,刚有一点小钱,就又贪图安逸地眯起了眼睛。
前 面说GDP”狗的屁“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这是中国另一个致命的身体上的死穴。二战前,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 躏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就像一个富裕、漂亮、柔弱的寡妇一样,谁都可以掠夺她,欺辱她。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没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航天工业最突出,也不过相当于美俄50年前的水平。航空工业不说了。几种主战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空母舰就更不用说了, 到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追上西方1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航天母舰现在已经在试飞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 “产业。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这些构成GDP的财富,都没有保卫自己本身的功能,到最后都是人家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得到了中国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 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 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整个日本内阁无不弹冠相庆。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 一发不可收。仅仅10年之后,又在对马海峡赢得对俄罗斯的海战胜利。
美国就不一样,它的所有构成GDP的东西,不仅本身就是财富,还能保 卫自己的财富,还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比如他的太空产业,它的信息产业,它的航空产业,它的造船、它的化工等等。它们的GDP,就像一辆坦克,可以开到世 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的GDP呢,就像一台拖拉机,只能在自己的田野上收割自己的庄稼。国家的战争,就是GDP的对撞。我们的拖拉机,能撞得 过人家的坦克吗?来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看抗日战争史。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淞沪抗战,上海人打得很英勇,一点也没有娘娘腔。但是,蒋介石的70万部队,其 中还有三个德式准备的师,最后被日本20多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装备是很大的原因。整个抗日战争,日本投入的军队也就六十多万,中国人死伤了多 少?3500万!因为没有钢铁构筑长城,只能以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就是这样的伤亡,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合力,我们什么时候把日本赶出都不知道。日本说 要准备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我看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法国和英国就打了百年战争,因为双方实力相当。中国有人有地盘,日本有工业,有精神。这样的教训还不够 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呢?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和国土条件换一换,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如日本?
别的大国都有历史感,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在十年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今天拼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装备,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 们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砖头。全世界把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的就中国一家。我们的顶层设计者也不看看世界历史,哪个大国是靠盖房子发展起来的呢? 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就靠卖地,要是不让它卖地,马上黔驴技穷,不知道怎么活了。像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雄厚技术和工业实力的城市,也去发展房地产业,真是 莫名其妙。我们没有造成一种让高科技产业充满暴利的体制,房地产是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大家去圆明园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世界最好的房地产。靠掠夺自己的弱 势群体,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是依靠外部资源,或者靠武力掠夺,或者靠技术合法赚取,以富裕自己的人民,然后富国强兵。美国全世 界打来打去,为什么?就是夺资源,供它的人们享用;俄罗斯宣布北极主权,为什么?它已经有那么多资源,还拼命夺。就是为子孙夺。我们没有力量去世界夺,但 我们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和平的诚意和主张,变成别人束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远征 型改造,要能够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洋利益。
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中国的面前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
固 然,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有黄光裕,但绝对不能没有黄继光!我们必须知道,旧中国,在世界目前低了一百多年的头,新中国之所以昂着头,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我 们的前头!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敢于打破围堵,迎接胜利,为万世开太平,为子孙创造一个强汉盛唐式 的新中国!希望在你们和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属于我们的责任,交给下一代人。
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一是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 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前不久在《环球时报》的那个关于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除了我跟王小东,谁都不提战争。复旦大学的 沈丁力先生还从很高深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为了不会有战争。环球时报和稀泥,把我关于中国已被包围的文章跟他放一起发,交给中国人民自己去判断。
第 二,就是因为还有个同病相怜的俄罗斯。美国在搞中国的同时,也在肢解着俄罗斯。美国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搞掉中、俄,控制欧亚大陆。中俄无论谁先倒,另一个 都会唇亡齿寒。美国经常搞计算机推演,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定了一千多份战争计划。现在,我们也来推演一下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实现的情况:
如 果中国先被肢解,分裂成7到8个小国,将会和日本印度韩国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国。俄罗斯也会趁机夺取,像它在近代史上一样。这样,为了争夺中国,美俄双方 将大战。美国将会组织一支亚洲联军,配合北约,东西夹击俄罗斯。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中国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核武器袭击的地方,人口大量消灭,但俄罗斯也会同 归于尽。美国又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骗取中国的巨额外汇,美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是肢解中国,然后让分裂 了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占有中国的人力资源,平时成为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打工的奴隶,战时作为盟军士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炮灰。这个命运比清朝晚期还悲 惨……
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分裂的俄罗斯小国,也会和独联体那些国家一样,一个个加入北约,然后,从东西两边掐断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 应。由于之前中国的海路已全面失守,海上贸易和能源通道控制在美国及其印度和日本盟国手上,此时中国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为西方打工的地位。这很类似忽必烈 征服中原之后,不杀汉人,而让汉人为他们交赋税养活它们的做法一样,也就是门蒂斯先生的G2安排。
美国已经从肢解苏联中得到巨大的好处,那些分裂了的小苏联,几乎都倒像美国,为美国提供政治支持和资源,以及安全纵深和盟军。苏联不解体,是一块压向美国的大石头,苏联解体,是美国砸像俄罗斯和未来中国的一堆石块。
同 样的道理,中国不解体,对美国构成战略压力;中国解体了,就是威胁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堆石块。可以这么说,中国、俄罗斯解体了,美国的全球帝国地位就 奠定了。因为欧洲已成破碎地带,印度本来就破碎,日本被骑在身下,美国还有什么敌人呢?至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全球帝国的治安事件。
只有从美国最深的战略动机出发,才能看透美国对华战略。看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包围,同时又组织针对中国的第五纵队的目的。
可 以看到,台独力量,香港民主派,法轮功;民运分子,达赖集团、热比娅集团,总后台无一不是美国,无一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舆论和经济支持。而美国支 持这些中国分裂力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台湾和香港,不要融入大陆的统一发展进程,让大陆继续分裂,由外向内,最后解体。
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中国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他这么大的官,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我 们可以看中国的地图。我们一直认为是雄鸡形的。那就按雄鸡形理解。在中苏对峙的时候,我们是把东北部看做中国头部的,把西部看着中国的尾部。但是,现在,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西藏是我们的头部,新疆是我们的咽喉,东南沿海是我们的心腹,南海是我们的爪子。本来琉球还有一只爪子,清朝的时候,被日本砍掉了, 现在也没有收回来。西藏为什么是我们的头部?因为我们的太空基地和很多战略设施都在这里。未来军事竞争、技术竞争,就是玩太空。没有太空工业,就没有国家 的未来;新疆呢,是中国从中亚到内地的石油和天然气通道。美国为什么支持达赖和热比娅?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有朝一日,用这两把刀,斩首中国,当然,握这两 把刀的手,还是美国的手。美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让我格外忧心的,除了上述国家经济构成、外部危机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军队改革进程太慢了。新型军队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提。用“鹰击战略”取代“刺猬战略”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喊。转型要从陆军形态向海空复合型转型也我一个人在提。我这么小的一个芝麻官,有什么用呢?
外部的情况,危如累卵。其实最大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外部。
马克斯·韦伯批评当年针对德国统一后盛行于德国的“政治市侩主义”和弥漫在国民中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两种主义?我总是觉得今天的中国和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一样,当时的法国,民族没有了灵魂,国家没有了方向,军队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了。
中 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 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 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学界掩耳盗铃, 官场追名逐利,各界道德沦丧。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看看今天的够级别、有实权的文官不爱钱 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大肆贪污,情妇一大群。窥斑见豹。有个很漂亮的穿军装的女演员,到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 世咱享太平”!海洋都快丢完了,还享太平!商女不知亡国恨!
19世纪初,美国刚刚崛起。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总统 的一个演讲就知道,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懦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 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 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 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 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 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在这段话之前,他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 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 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 肯定要衰败的……”
罗斯福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刚割了台湾,赔了巨款。上面慈禧过着六十大寿,底下人民也自得其乐,居然不思卧薪尝胆。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看看一个叫副岛种臣日本人对中国清朝政府的评价:
“谓 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 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 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日本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所以,下决心向中国开战。
1931 年张学良因为丢了东北,被中国人唾骂,于是到欧洲游历,暂避风头。1934年他回来,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社会,他说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主 要是三点:”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二是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铁棒磨成针的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 呐喊;三是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欧洲虽然也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居然没有一点备战意识。“说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的、 能奋斗才能生存。这一年,蒋介石对中国的评价是这样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 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 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 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此时,中国已丢了东三省,日本军正站在山海关上,眺望中原,中国人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今 天,2009年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到什么地方了?有一种车,2500万美元,全世界只有5辆,3辆在中国!可是,这么富有的国家,面对周边所 有的挑衅,没有一次有雄性反应的,美其名曰”韬光养晦“,鲁迅时期,阿Q只一个,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不敢迎接战争,连谈论都不干谈。一些国 家屠杀华侨,不敢动用军队。当年祖国遭入侵,多少华侨救祖国,现在华侨遭难,我们却不能去救,作为军人我真是仰天长啸!连去年某太平洋岛国动乱,外国媒体 猜测中国可能会派军舰接侨民,我们的学者一连几声反对,认为不可行,不可能,吓得尿裤子。军队就是为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怕什么呢?军队是让别人怕的, 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号称足智多谋的学者,自己先害怕了,贻笑大方!
前两次中国被洗劫,从国策上看都是中国步步退让导致的:1840年从虎 门退到北京的圆明园;第二次是从琉球退到北平的卢沟桥。总想息事宁人,结果引火烧身。它进一步,你拿点肉,它当然得寸进尺了。日本当年占了东三省以后,也 曾经试探苏联,结果苏联派出朱可夫杀鸡用牛刀,用机械化军杀日本的步兵军,一下子熄灭了日本北上的念头,又沿着华北蹂躏中国了。这世界永远是欺软怕硬。今 天,世界又在东海、南海、西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对中国步步进逼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退?还有什么多余的肉可以喂狼?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 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 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有那个志向吗?所以,有时候我一听到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 不能去救自己的华侨,不能去收回自己的领土、领海,怕人家说中国威胁论,就非常恶心:威胁世界?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雄心吗?你以为你是汉武大帝 的后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作多情!
9月15号,一个叫马克斯·麦克亚当的英国人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 军”。说的是他在中国各个场合的见闻。这真是个敏感的人。一个一个爱睡觉的中国人,构成了爱睡觉的中华民族。一个爱睡觉的民族,又演绎了一部爱睡觉的历 史。1840年悲剧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因为之前中国已经在睡梦中失去了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为什么后来又是长达一百年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始终睡 眼朦胧,直到卢沟桥拂晓的枪声响起。
拿破仑当初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要说,拿破仑错了!他离中国太远了,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一只睡狮,而是一头睡牛。
西方富裕了500年,美国也富裕了一百多年,依然精神抖擞。中国才改革开放30年,刚有一点小钱,就又贪图安逸地眯起了眼睛。
前 面说GDP”狗的屁“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这是中国另一个致命的身体上的死穴。二战前,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 躏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就像一个富裕、漂亮、柔弱的寡妇一样,谁都可以掠夺她,欺辱她。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没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航天工业最突出,也不过相当于美俄50年前的水平。航空工业不说了。几种主战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空母舰就更不用说了, 到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追上西方1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航天母舰现在已经在试飞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 “产业。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这些构成GDP的财富,都没有保卫自己本身的功能,到最后都是人家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得到了中国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 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 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整个日本内阁无不弹冠相庆。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 一发不可收。仅仅10年之后,又在对马海峡赢得对俄罗斯的海战胜利。
美国就不一样,它的所有构成GDP的东西,不仅本身就是财富,还能保 卫自己的财富,还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比如他的太空产业,它的信息产业,它的航空产业,它的造船、它的化工等等。它们的GDP,就像一辆坦克,可以开到世 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的GDP呢,就像一台拖拉机,只能在自己的田野上收割自己的庄稼。国家的战争,就是GDP的对撞。我们的拖拉机,能撞得 过人家的坦克吗?来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看抗日战争史。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淞沪抗战,上海人打得很英勇,一点也没有娘娘腔。但是,蒋介石的70万部队,其 中还有三个德式准备的师,最后被日本20多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装备是很大的原因。整个抗日战争,日本投入的军队也就六十多万,中国人死伤了多 少?3500万!因为没有钢铁构筑长城,只能以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就是这样的伤亡,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合力,我们什么时候把日本赶出都不知道。日本说 要准备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我看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法国和英国就打了百年战争,因为双方实力相当。中国有人有地盘,日本有工业,有精神。这样的教训还不够 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呢?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和国土条件换一换,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如日本?
别的大国都有历史感,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在十年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今天拼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装备,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 们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砖头。全世界把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的就中国一家。我们的顶层设计者也不看看世界历史,哪个大国是靠盖房子发展起来的呢? 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就靠卖地,要是不让它卖地,马上黔驴技穷,不知道怎么活了。像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雄厚技术和工业实力的城市,也去发展房地产业,真是 莫名其妙。我们没有造成一种让高科技产业充满暴利的体制,房地产是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大家去圆明园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世界最好的房地产。靠掠夺自己的弱 势群体,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是依靠外部资源,或者靠武力掠夺,或者靠技术合法赚取,以富裕自己的人民,然后富国强兵。美国全世 界打来打去,为什么?就是夺资源,供它的人们享用;俄罗斯宣布北极主权,为什么?它已经有那么多资源,还拼命夺。就是为子孙夺。我们没有力量去世界夺,但 我们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和平的诚意和主张,变成别人束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远征 型改造,要能够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洋利益。
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中国的面前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
固 然,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有黄光裕,但绝对不能没有黄继光!我们必须知道,旧中国,在世界目前低了一百多年的头,新中国之所以昂着头,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我 们的前头!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敢于打破围堵,迎接胜利,为万世开太平,为子孙创造一个强汉盛唐式 的新中国!希望在你们和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属于我们的责任,交给下一代人。
《零八宪章》“7.1”社论:重温历史承诺,开启民主宪政!
1941年10月28日,中共《解放日報》发《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注:题目为编者所加)一文中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
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
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
果。”同时,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因为实行一党专政而成为自身的“弱点”,要想克服这个“弱点”,使国民党“加强”起来,必需要“其他党派起来竞
争”。文章说:“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
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如此崇义宏论,今日读来犹能感触到字里行间的炙热!
今天是中共建党91周年的所谓“节日”。91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前,中共对于自身定位,对于“党”这个历史性产物的认识上的深刻而全面的阐 述,及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作出的公开的历史性的庄严承诺,值得今天每个中共党员,每个中国公民来重温,以期每个中共党员牢记自己的诺言与使命,每个中 国公民对照中共承诺而据理监督,并依法要求中共兑现这些历史承诺!这应该是对中共建党节的最好纪念。
中共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27日,通过《新华日报》发表《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社论,首先对什么是民主国家进行了集中阐 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 家。”文章接着对“什么是主权在民?”给予简练而准确的界定:“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 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文章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四权交给人民”的标志性意义:“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 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 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 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 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 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
文章还指出了民主与非民主的辨析标准:“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 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弦更张,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 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自由,才能够实现民主。这 样一来,倒好像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 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 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最后文章宣示: “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 给人民!”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社论还对民主与新闻自由进行了阐述:“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 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 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 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 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共领袖毛泽东对民主与政党问题也有过不少的论述,1945年他在延安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中共找到 什么路跳出这一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 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还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 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 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945年7月4日毛泽东还对黄炎培说:“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 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从中共历史上领袖的言论及代表中共集团意识形态的社论,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共民主革命时期承诺实行民主,消灭一党独裁,建立多党竞争,落实公民选 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保障公民言论、出版、新闻、集会、结社、人身、财产等自由权利,实现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而给中国与世 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刘少奇针对社会质疑共产党夺权后可能的专制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在中共做出的这些历史承诺前,中国人民以上千万的儿女的生命来支持中共夺取政权。中共建政后,通过1957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 “文革”,八九屠杀,及其持续的镇压宗教信仰团体、镇压维权人士、镇压异议人士等等,使它自己与国民党区别成“国民党时期是民主多少问题”而“共产党时期 是民主有无问题”。
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最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是民族的灾难,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悲哀。它说明这个党没有跳出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 没有走上毛泽东承诺的民主自由路,那么等待这个党的命运也就是“人亡政息”。在此兴废存亡之际,国民党所走出的由兴至衰,先失大陆政权,再在台湾失去执政 地位,最后文明转型,又重掌政权的命运轨迹,值得中共好好学习借鉴。国民党在几经起落中,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向现代文明的执政党的转化,实现了自身合法性的 涅槃。半个多世纪后,曾经在大陆被人民遗弃的国民党,又成为今日大陆人民的某种盼望!由此也可看到历史承诺兑现与否跟民心向背的逻辑关系。
当此中共建党91周年庆典之际,为中华民族长久和平、发展计,“零八宪章论坛”希望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世界性的民主大潮面前,重温历史承 诺,推行政治改革,开启民主宪政——“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如此,执政党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一个轻诺寡信的反民主的政党 是注定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
《零八宪章》论坛
2012年7月1日
今天是中共建党91周年的所谓“节日”。91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前,中共对于自身定位,对于“党”这个历史性产物的认识上的深刻而全面的阐 述,及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作出的公开的历史性的庄严承诺,值得今天每个中共党员,每个中国公民来重温,以期每个中共党员牢记自己的诺言与使命,每个中 国公民对照中共承诺而据理监督,并依法要求中共兑现这些历史承诺!这应该是对中共建党节的最好纪念。
中共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27日,通过《新华日报》发表《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社论,首先对什么是民主国家进行了集中阐 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 家。”文章接着对“什么是主权在民?”给予简练而准确的界定:“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 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文章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四权交给人民”的标志性意义:“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 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 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 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 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 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
文章还指出了民主与非民主的辨析标准:“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 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弦更张,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 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自由,才能够实现民主。这 样一来,倒好像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 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 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最后文章宣示: “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 给人民!”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社论还对民主与新闻自由进行了阐述:“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 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 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 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 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共领袖毛泽东对民主与政党问题也有过不少的论述,1945年他在延安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中共找到 什么路跳出这一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 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还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 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 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945年7月4日毛泽东还对黄炎培说:“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 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从中共历史上领袖的言论及代表中共集团意识形态的社论,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共民主革命时期承诺实行民主,消灭一党独裁,建立多党竞争,落实公民选 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保障公民言论、出版、新闻、集会、结社、人身、财产等自由权利,实现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而给中国与世 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刘少奇针对社会质疑共产党夺权后可能的专制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在中共做出的这些历史承诺前,中国人民以上千万的儿女的生命来支持中共夺取政权。中共建政后,通过1957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 “文革”,八九屠杀,及其持续的镇压宗教信仰团体、镇压维权人士、镇压异议人士等等,使它自己与国民党区别成“国民党时期是民主多少问题”而“共产党时期 是民主有无问题”。
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最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是民族的灾难,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悲哀。它说明这个党没有跳出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 没有走上毛泽东承诺的民主自由路,那么等待这个党的命运也就是“人亡政息”。在此兴废存亡之际,国民党所走出的由兴至衰,先失大陆政权,再在台湾失去执政 地位,最后文明转型,又重掌政权的命运轨迹,值得中共好好学习借鉴。国民党在几经起落中,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向现代文明的执政党的转化,实现了自身合法性的 涅槃。半个多世纪后,曾经在大陆被人民遗弃的国民党,又成为今日大陆人民的某种盼望!由此也可看到历史承诺兑现与否跟民心向背的逻辑关系。
当此中共建党91周年庆典之际,为中华民族长久和平、发展计,“零八宪章论坛”希望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世界性的民主大潮面前,重温历史承 诺,推行政治改革,开启民主宪政——“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如此,执政党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一个轻诺寡信的反民主的政党 是注定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
《零八宪章》论坛
201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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