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中央和薄熙来联手?习李胡温勿失王牌

昨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薄熙来正式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在济南被起诉。这似乎反映出中共对薄熙来案的定性只局限于经济层面。

然而新华社却紧接着发表评论员文章《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其中提到〝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在大政方针上、在领导干部任免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

这篇评论文章暗示，薄熙来被审还有政治原因，那就是不维护中央政令统一、不服从中央领导，专用私权。

诡异的是，该文还对薄熙来做了一定程度的开脱——〝许多问题官员被揪出之后，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还原他时，会讲述其当政时勤政爱民的一面。但功是功，过是过……〞好像在说薄熙来〝勤政爱民〞，功过兼有。

根据律师李庄的说法，在向重庆官员传达的文件中，薄熙来涉嫌受贿2000万，贪污500余万(说不定最后公布的数字还要缩水)，还涉嫌在谷开来杀人案中，影响调查，涉嫌〝滥用职权罪〞。两千多万这个金额绝不致死，因为刘志军受贿六千万也仅是死缓而已。陈良宇受贿金额239万，2008年审判时判了18年，估计薄熙来的刑期大约在20年到无期之间。

日本发行量第二的《朝日新闻》2012年4月21日报导称，中共当局调查结果确认，薄熙来夫妻向海外转移了60亿美元的非法收入。现在缩水成贪污2000万，简直是在把薄熙来打造成清官了。

新华社这篇《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似乎在告诉中共官员们，只要他们能〝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贪污腐败不是大问题，中央也一定会为他们遮盖。薄熙来被收拾，完全是政治立场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一个小小的科长都可能贪污上亿，谁还拿区区2000万当回事?中共已成万民唾骂对象，谁还在乎其内部的左右路线之争?新华社的这篇报导，无法对薄熙来造成有效打击，反而似乎是中央和薄熙来联手做局，以维护和延续中共统治而已。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对胡、温、习、李来说，都是终结中共罪恶和青史留名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审判薄熙来〞则是这副牌中的最后一张王牌。无论从利益、还是道义考虑，以薄熙来案为契机，全面揭露〝血债帮〞的反人类罪行，放弃那个注定将很快灭亡的共产党邪教政权，都是具有最普通智商的人能看懂的问题。

如果孺子不可教，谁出于保党的目的而投鼠忌器、畏首畏尾，那就只能随着这个邪教黑帮一起被葬送。

惠誉：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现大规模资金流出

2013-07-25

根据惠誉的计算，在2013第二季度，由于零售和机构基金均出现大规模赎回，中国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下降了近40%。

以下是一篇经过编辑的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新闻稿：

根据惠誉的计算，在2013第二季度，由于零售和机构基金均出现大规模赎回，中国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下降了近40%。资金流出是由银行间市场波动以及6月份的流动性紧缺造成的。对于中国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市场相对较短的历史来说，这一流出规模是空前的。

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此类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为人民币3,040亿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机构的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下降近50%，至人民币1,360亿元。约70%的机构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了资金流出，同时25%的此类基金资产规模降幅超过一半。受此影响，机构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规模跌至零售基金资产规模之下，第二季度末所占的市场份额仅为45%左右。

尽管中国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规模一般较为波动，但是上述流出规模远远超出了季度末投资者正常的季节性资金需求水平。此轮资金流出的驱动因素包括：对基金流动性的担忧加剧、赎回规模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基金跌破面值的可能性以及银行提供的利率更高的财富管理产品和存款品种。

目前还无法获得有关中国货币市场基金中机构投资者构成情况的信息，但是惠誉认为许多基金中的机构投资者集中度较高，而这可能加剧了资金流出的冲击力度。

惠誉预计，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经理将根据此次经验重新评估基金的流动性状况，并增加短线资产的持有比重。基金经理们或重新考虑增加基金投资者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若有需要，他们也可能改变投资策略，以降低投资者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

惠誉目前认为，第二季度以后利率波动性减缓，这将有助于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动情况在未来几个月中恢复正常。不过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重新树立投资者对中国流动性传导机制和预期利率波动水平的信心。

惠誉授予评级的四家中国货币市场基金安然度过了中国的此次流动性危机，因为与中国整体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相比，这四家基金的资产配置更为保守成熟，同时流动性也更好。

来源：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江苏将是中国地方债务噩梦的代表

路透社周四文章指出，中国领导层希望让这个国家逐渐远离宽松信贷和超高速增长这一组合的努力中，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可能就是地方政府被自己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而有可能出现这种场景的几个省份当中就包括了江苏，中国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

公共记录显示，通过银行、投资信托公司和债券市场，江苏省市以及县一级政府都获得了大量贷款，这使得这个位于上海北面的省份拥有相比其同级行政区划都要高得多的债务负担。

包括造船业和太阳能电池面板制造商在内的江苏省主要的支柱产业都遭遇着产能过剩的困境，利润大幅下降，政府的税收增长也大规模减速。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过程中，推进改革步伐以减少这个国家对将其变成世界工厂的大规模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依靠服务和消费导向型增长的努力，江苏在这一过程中也显得异常脆弱。

作为转型措施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经要求省级政府控制借款规模和土地的销售，后者也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相应地，中央政府也希望地方政府来承担很多行业规模缩减过程中的成本，使得很多类似江苏这样的省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根据渣打银行、惠誉国际和瑞士信贷集团的估算，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整个国家经济产出中的占比可能在15%到36%之间，如果以世界银行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这个数字可能高达3万亿美元。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俊表示，“如果不更好地管理，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成为系统性、宏观性的经济风险。”他强调，“这一点在巴西是有历史先例的，1989年、1993年和1999年的三次危机，其根源都是各州政府过量的债务。”

中国地方政府总负债的公共信息非常少见，事实上，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指出，中央政府也不知道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准确水平。但是根据评级机构和智库分别获取的片段信息，江苏极有可能是中国省级区划中最严重的债务风险。

根据他们搜集的信息，从银行贷款账目来看，包括江苏在内的东部省份有最高的政府债务。江苏因为对成本高昂和形式多样的融资的依赖而被认为可能是债务负担最严重的省份，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相对便宜的银行贷款和土地销售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当局的融资需要。

江苏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威胁无意将是一场危机。以它本身而言，超过G20集团中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足以让江苏跻身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7900万的人口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人权团体指中共新领导层加大控制网络

【西藏之声2013年7月25日报道】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在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共新领导人用更先进的技术，来加大对中国网路的控制。

本月24日，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消灭异议：中国新领导层加强网络控制》。

这份报告提出中共当局一直在实施一系列包括用户实名登记、审查及删除博文或讯息内容、封锁境外网站等措施，来限制中国民众的网络自由，而且新一届领导人正在通过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来加强原本就已经非常严格的网络控制。

报告举例指出，中共当局近年来在西藏和新疆，动辄用切断所有通讯渠道，或对手机网路用户进行搜查的方式，来应对两地发生的抗议中共统治事件，而且有大量藏人和维吾尔人因向外传递信息或浏览被当局禁止的网站而遭拘捕判刑。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消息，中共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湖北省考察时，再次发表了有关政改的言论，指出“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於全面深化改革”。

有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是希望重新得到自由派的支持，也有分析对此表示不乐观，因为习近平迄今仍未提出任何清晰的改革理念。

中国宣布“微刺激”措施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上海报道

中国公布了一些旨在提振低迷经济的措施，这是迄今最强烈的信号，表明领导层对经济放缓感到担忧，同时也突显出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出现转变。

这个“微刺激方案”尽管规模有限，但可能预示着政府将出台更多政策以提振经济增长。政府将对小企业暂时免税，减轻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并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

与2008年中国推出巨额刺激方案以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不同，新的刺激方案利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力求简政放权，收窄政府权限，让企业有更大经营空间。

中国国务院周三晚间表示，它希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它宣布了一套三个环节的方案。首先，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合3250美元）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从8月初生效的这些减税措施，将帮助逾600万家小微企业，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

其次，对出口企业，政府承诺简化审批程序，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措施包括暂免出口商品法定检验费用，并且在原则上不再对工业制成品实行出口法检。

第三，中国国务院表示，将创建更多融资渠道，确保国家完成雄心勃勃的铁路发展计划。具体措施将包括鼓励更多私人投资者参与和发行新型债券产品。

“你可以称其为微刺激方案。它的规模相当小，但这些措施都在供应方发力，其效率会更高，”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经济学家陆挺表示。

这一政策套餐出炉之前，有更多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正在加深。周三发布的7月份制造业调查初步结果跌至11个月低位。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减速至同比增长7.5%。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年剩余时间将进一步走弱。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本周早些时候重申，官方的全年增长目标仍是7.5%。他的言论被一些观察人士解读为一个迹象，表明政府准备出手干预，拉动经济摆脱放缓局面。

中国国务院在宣布上述改革措施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但它需要推进改革，以求“稳增长”。

就在前一天，中国国务院发布五年内停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通知。这一禁令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一场运动的最新措施，目的是遏制共产党官员的炫耀性支出，这种支出已成为公众不满的一大根源。

但此举也是一个迹象，显示随着增长放缓，中国政府试图引导公共资金投入更具生产性的用途。国务院称，必须“切实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译者/和风

谁在中国非法执法？

从冀中星案、邓正加案到薄熙来案，没有法定资格的联防队员、城管、纪委、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以及无数“临时工”以各种非法手段“整治”着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仇"，冀中星在一张纸条的末尾写下这两个字。他在前面写道："让指使打人者调查打人者，就是没有打人者。"同样的内容，他又打印到另外一张纸上。北京《法治晚报》记者在山东菏泽富春乡冀中星的居所内，见到了这两份材料。

冀中星的复仇对象是广东东莞厚街新塘村治安队。该乡党政办负责人高金成说，2008年冀中星曾想买炸药去炸该治安队，但被及时制止了。据媒体报道，2005年6月，在广东东莞市开摩托车谋生的冀中星，遭到当地治安队员暴力殴打，致使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此后他多次上访，均无结果。

7月20日傍晚，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冀中星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现场无其他人员伤亡。

幸免于被炸的东莞治安队成为舆论的焦点，尽管东莞市政府21日发布通报，称没有证据证明菏泽市鄄城县政府通报中确认冀中星在东莞市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的事实。

根据《南方日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在东莞，被媒体称为"公安杂牌军"的治安联防队有十几万之众。此种现象并不限于东莞。在广州总计16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中，居（村）委治保员、联防员大约有10万人。

该报道说，警察是执法主体，但在一些地方，有警察却有意无意地把执法权"转让"给治安联防队，联防队员除了巡街、查居住证外，还充当着城管、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摊贩、罚款等。很多联防队员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仅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网络上简单搜索可见，治安队员殴打无辜民众，勾结黑恶势力，入室抢劫盗窃，强奸妇女，致伤致残致植物人及致死，案例比比皆是，劣迹遍及中国。

城管："秤砣党"威风凛凛

在公众舆论中，对城管的执法资格和执法劣迹的质疑和抨击比治安联防队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７月１７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与城管发生冲突。现场目击者称，城管围殴邓氏夫妇，用秤砣重击邓正加头部，致其重伤身亡。当地警方于２０日对６名涉事城管实施刑事拘留，其中４人为协管员。

７月１８日，哈尔滨又曝出城管执法人员打伤瓜农事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２１日表示，经认真调查，已对当事协管员做出停职接受调查处理。

长期关注城管执法的杭州律师、浙江律师协会行政专业委员张学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城管制度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立即废除。张学辉说，"中国设立城管制度的直接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但是该规定是指某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本来应当由另一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另行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行使许多行政机关的部分处罚权。城管制度作为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试点，早该宣布失败。然而，它不仅未被废除，反而愈演愈烈。

人们曾对深圳在此方面的改革寄予希望。审议了近两年、两度延迟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于本月初获得当地人大表决通过，城管综合执法及编外"辅助执法人员"的制度得以延续，尽管新条例规定对重大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综合执法部门可邀请公众评议。

城管僭越警察职能，成为中国治安执法一大诟病。当局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城管上升或变相上升为警察机构，引起较大争议。目前，中国有40多个城市确立警察配合城管执法，其中长沙、郑州、南京等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济南专门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分局。

"临时工"：凶恶的替罪羊

除了臭名昭彰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城管之外，中国滥用执法权力的现象遍布于几乎所有的执法机构，如法院、检察院、交警、工商、税务、技监、卫生、水利、消防等各个部门。这些机构大量聘用编制外人员，称为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等等，也就是民众俗称的"临时工"。

据新华网7月24日的一篇报道称，"临时工"在一些执法机构的份额高达八成。专家分析认为，这些机构热衷于使用"临时工"，因为他们承担着"减少麻烦、逃避责任"的职责，除了替正式工分担些苦活、累活、脏活外，更重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惹事了，他们还能替领导分忧，去充当"替罪羊"。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地房屋"强拆"行为中，政府房管、城建部门或其下辖的拆迁办将执法权授予开发商或承包拆迁工程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地痞流氓，对被拆迁居民进行骚扰、威胁、恐吓、诬陷、殴打和绑架，手段极其下作，无所不用其极。

据"法治中国网"7月24日报道，山东临沐县居民崔社梅夫妇于5月28日深夜被赤身裸体绑架，随即家中房屋被夷为平地，全部家产和价值50多万元的财物也被埋在废墟之下。当地警方却表示，因为与拆迁有关，不便立案，并说这是普遍现象。

针对异议人士的非法软禁和盯梢中，"国保"对于编外人员的使用更加广泛。盲人律师陈光诚2010年至2012年被软禁在山东临沂家中时，当地地痞流氓被征用来监控他及阻止外人探访。藏人女作家唯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她被软禁期间，监管者包括楼下院子里带红袖套的老太太。

针对媒体频频曝光的"临时工"暴力执法的问题，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6月4日颁发新规，要求全面清理市级机关现有编外人员，行政机关编外人员员额总数原则上不得超出该机关行政编制的10%。舆论认为，这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滥用执法权力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出自"临时工"。

纪委："双规"治官

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在山东济南市中级法院受审，有关消息已向重庆市官员干部通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薄熙来去年10月26日被正式刑事拘留。在这一天，全国人大罢免了他的人大代表职务。

然而，自去年3月14日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以后，薄熙来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时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4月10日新华社公布免除此职。4月9日，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当面对薄熙来宣布进行双规。

在被正式解除人大代表职务前，能否对他采取"双规"，受到他的支持者北京高校教师王铮等人的质疑。

其实，他被解除人大代表职务之后的半年"双规"，本身也于法无据。中共中央及各级纪委，是权力远远大过联防队员、城管及各种"临时工"的非法执法者。

根据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这就是著名的"双规"或"双指 "。

"双规"条例这个"党内家规"本身与中国《宪法》及《立法法》中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冲突，实际上的拘禁更是连这个条例本身有关"不得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的说法都违背了。

有学者指出，"双规"的实质是中共权力"家丁化"，通过秘密绑架、拷打等手段来整治队伍的"江湖行为"。"双规"存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刑讯逼供，包括不准睡觉、模拟溺水、用烟头烫和殴打等，已是公开的秘密。

今年3月1日，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从北京回来时，在机场"失踪"。直到4月9日，他的妻子才再次见到他，但他已经被医院宣布死亡。新华社报道说，在此期间他被"双规"了。

作者：张平
责编：李鱼

美国之音 | 何清涟: “人民社会”：华丽尸袍下的黑暗世界

2013年有点特别，各种阿谀文字升级版频出。新出炉的有“人民社会论” 与“中共天命刚健论”。“人民社会”论属于共产文化话语体系，“天命刚健论”与“党权神授论”、“宇宙真理论”属于“准宗教”话语体系，已经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信仰推向“准神学”边缘。这些奇谈怪论的作者的目标相同：为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中共献上“理论”以解困纾难。

7月下旬胡鞍钢与王洪川联名发表“人民社会是‘中国梦’最大动力”，试图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语言为中共唱支招魂曲。该文引经据典，以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开篇，然后将中国的“人民社会”“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这一比真是了不得，竟然比出了若干“优越性”。

“人民”这个词属于极权政治下常用的集体名词之一，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知道在极权政治下，“人民”只是统治者用来展示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更是统治者用来打压异己的骗人工具。2003年1月，我曾专门写过一篇“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对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共产文化挟持后的遭遇进行过详细分析。本文只择要分析胡文展示的人民社会与现实中国，其间差别正好是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即悲惨现实，虚幻颂歌。

胡文说，“人民社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以人民为主体，保障人民福利，追求人民幸福，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只存在于中共的政府文件之中。 1949年以后中共建政后，以“人民”的名义垄断政治、垄断资源与垄断真理，人民的共同贫困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存；1978年以后进入改革年代，邓小平虽然声称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现实是贫富差距过大，共同富裕遥遥无期。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7月中旬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否定了胡文的“人民共同富裕”之说，指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 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这项调查涉及的家庭显然并未包括中国那些著名的红色家族在内，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若将他们的财富考虑在内，差距应该更大。

胡文说，“人民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这种“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与快感，可能只有中共各级政府官员才能体会到。占人口90%的“人民”主体，其实一直被政府在当家作主。号称“人民代表”组成的人大与社会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协，成了道道地地的富豪俱乐部。据胡润报告的统计，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83名富豪代表的平均资产约为33.5亿美元。而被中国斥为金钱政治的美国众议院以及内阁最富有的83人平均资产为5640万美元。2013年参加两会的富豪人数较一年前上升了17%。中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红二代”出身的两会代表逐年都在增加，这种以家世与财富为考量的两会代表从产生机制到其功能，都与真实的民意无关，当然更谈不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果。胡鞍钢本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就不是“人民意志”的结果，是“领导者”对其的酬庸。

胡文说，“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正是有了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才会有了每个人的私 利、私益。”

中国的国家资源名义上“公有”，但这“公有”的所有权虚置特质决定了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只能是政府及官员，与“人民”的个体完全无关。作为个体的“人民”，不仅无法实现自己对名义上归人民所有的公共资产的所有权，即使是分配给自身的耕地，甚至住房权，也经常被政府以城市建设等“公益”名目掠夺，所以这“公有”只是为政府掠夺资源提供了制度性通道。成千上万因反抗拆迁征地而失去生命或被严重伤害的“人民”的存在，证明这个“人民社会”既没有公平也没有任何公正可言。通过这种掠夺实现的“整体性的公利和公益”，最后保证了利益集团成员的“私利、私益”。早在2008年，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在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政府已经蜕变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这种政治利益集团的私利、私益还体现在官民“死刑双轨制”（王进文语）上，平民动辄死刑加身，腐败案过亿甚至逾数亿的高官，法院主动为其寻找减刑依据，比如最近同时宣判的曾成杰因集资判处死刑，而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不仅374套房产不翼而飞，还以死缓结案。

胡文说，“人民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和谐社会”。

写下这段话时，两位作者完全“忘记”了中国近年来每年10-2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已使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追比军费，高达6000-7000亿之钜；“忘记”了那些在无数个“马三家劳教”痛苦呻吟的卑微生命；“忘记”了政府隔三岔五整治互联网钳制舆论；“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至绝望的生命的反抗；“忘记”了发生不久、阴影未曾消散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湖南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殴打致死案，以及冀中星北京机场自我爆炸案。这样的社会，正在反证着“和谐”二字离现实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位作者走笔至“人民社会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人民社会的建立”，此篇奇文算是“千里长堤，到此结穴”，苦心用谎言堆积一个“人民社会”只有一个目的，即保证中共的“永久执政权”。

“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那是因为在“人民社会”中，“人民”只能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存在，“人民意志”由中共臆造掌握，任意捏弄。一旦作为个体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主张，这一个体就被从“人民”队伍中剔除出去，成为“人民的敌人”。独裁者为何不喜欢“公民社会”？道理也很简单，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权利与责任的主体存在，有选举政治、舆论管道、集会游行、组织结社等各种利益诉求管道，统治者不能任意制造虚构“公民意志”来强奸民意。

这些知识精英的“理论探索”之路，不仅为自身，还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一笔不光彩的纪录。

研究：海豚同人类一样有自己的“名字”

科学家发现进一步的证据，显示海豚相遇时能用它们独特的口哨声，即各自的“名字”相互呼叫。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海豚听到自己的叫声播出时会有明显反应。这表明海豚能识别彼此独特的口哨声。

相关内容幼豚哀鸣被用来帮助成年海豚脱险视频：北威尔士海豚拿海蜇当球“踢”相关新闻话题科学技术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心文森特·雅尼克教授称，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面对没有什么明显标志物的环境，需要一种有效的方式保持联络。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就揣测，就像人类使用自己的名字一样，海豚则用各自独特的口哨作为自己的“名字”。

早前的研究发现，海豚使用这些独特口哨的频率相当高，而且同一群的海豚能学会模仿这些特殊的叫声。

不过，圣安德鲁斯大学这次是首次研究海豚在听到它们自己的“名字”，即自己独特的哨声时的反应。

研究人员的对象是一群宽吻海豚。他们录下了每一只海豚的“独特叫声”。

然后，研究人员再用水下扬声器把这些不同的独特叫声回放给这群海豚听。

他们发现，每只海豚只对他们自己“名字”的呼叫有反应。海豚在听到自己独特的叫声被回放时会用同样的叫声回应。

研究人员相信，海豚的这种行为同人类一样：听到叫你的名字，于是答应。

研究人员认为，海豚之所以发展出这样的技巧可能是为了能在广袤海洋中同自己的群体保持联络。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编译／责编：李莉
BBC

美众议院否决限制NSA监控法案

华盛顿——本周三，分化严重的美国众议院(House)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本可以阻止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对通话记录的大量搜集。自从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上月泄露安全信息以来，这是国会就NSA监控活动进行的首次对垒，而这个结果意味着，奥巴马政府赢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投票结果是205对217，这远比预期的结果要接近得多，投票结果出炉前，众议院就公民的隐私权，以及政府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进行了简短但激烈的辩论。众议员公开讨论一项机密的情报计划是极不寻常的，而该计划引发的分歧又造就了一些罕见的联盟。

怀疑奥巴马政府滥用权力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和长期反对侵入性情报计划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成了战友。奥巴马政府则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联手，努力阻止该法案。

此后，努力阻止NSA项目的众议员在结果公布后信誓旦旦地说，斯诺登泄密所释放的怒火，最终将会限制NSA的行动。对后9·11时代的反恐措施长期持批判态度的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尔德·纳德勒(Jerrold Nadler)说，议员们会不断重提遏制“元数据”捕捞的立法，不管这么做是通过收集通话记录、还是监控互联网。

他说，至少，《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中备受质疑的章节将被允许在2015年失效。纳德勒说，“它迟早会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它会在何时、何种情况下终结。”

众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众议员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向议员们承诺，他将在今秋起草提案，在政府的监听计划中加入更多隐私保护的内容，尽管他也同时恳请众议院反对全面限制监听计划。

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年度支出提案的修订让民主党、共和党起了内讧，修订案的作者分别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西密歇根地区共和党众议员贾斯汀·阿玛什(Justin Amash)，和来自底特律的资深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小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 Jr.)。

这份修订案如获通过，本可以把NSA的电话监听限定于特定的执法调查目标，而不再是广泛的收集。现在，意在阻击奥巴马总统外交和情报政策的一系列提案覆盖范围甚广，从限制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资助，到对给予埃及的外国援助加强国会审查，而上述提案只是其中之一。

不过，在电话监听计划上，众议院的左右翼似乎找到了一个联手的原因。爱达荷州共和党众议员劳尔·R·拉夫拉多尔(Raúl R. Labrador)称之为“双翼螺母联盟”（wing nut，在政治上持极端观点的人——译注），阿玛什就是“双翼螺母之首领”。

宪法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禁止不合理的搜索和扣押行为，因而阿玛什将他的行动称为是对该修正案的捍卫，他找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盟友，此人就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Jim Sensenbrenner)，他也是《爱国者法案》的主要作者之一。森森布伦纳说，他起草法案时从未想过让政府掌握每个美国公民的通话记录。

森森布伦纳说，“制止这种行为的时刻已经到了。”

他们的对手中，不仅有众议院议长约翰·A·博纳(John A. Boehner)和奥巴马，还有国防部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

周二，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上将(Gen. Keith Alexander)用数小时时间就该项目向议员们进行了秘密的情况通报，而白宫则罕见地发布了一份声明，敦促议员们不要批准此项举措。周三，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上将、曾在2009年至2010年担任奥巴马国家安全顾问的詹姆斯·L·琼斯(James L. Jones)将他的名字加入一封支持保留NSA项目的公开信中。此前，已有数位布什政府时期的高级安全官员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

“阻止NSA获取此类数据将置这个国家于危险之中，”公开信说道。这封信曾在犹豫不决的众议员中传阅。

罗杰斯向社交媒体宠儿阿玛什作出了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评判，他认为，众议院的工作不是在Facebook上积累“赞”。他说，为了保护美国不受恐怖袭击侵扰，收集通话记录的项目十分重要。

“这不是一个游戏，”他愤怒的说。“这是现实。这将带来实质性的后果。”

但许多共和党、民主党的普通议员似乎对这样的说法无动於衷。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修正案的支持者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表示，如果奥巴马政府认为非常有必要捍卫这项计划，奥巴马早就自己出面进行呼吁了。而白宫只是以新闻发言人杰伊·卡尼(Jay Carney)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

“新闻发言人每天会谈到很多问题，”波利斯说。

国会的分歧似乎反映了整个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在CBS新闻频道(CBS News)周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7%的美国人表示，政府收集通话记录侵犯了隐私。而同时，52%的人说，为了找到恐怖分子，这是一个必要的工具。

但众议院的最后计票结果显示，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在转变。在斯诺登泄密后的最初几周，国会领袖和政府官员对NSA项目表现出的一致支持似乎盖过了斯诺登原指望会激起的民愤。在那时，愤怒似乎是更集中于斯诺登本人，而不是他所揭露的项目。

而就在新闻媒体和政府专注于斯诺登如何逃脱法律制裁时，一个由隐私权利倡导者、自由主义保守派和倡导公民自由的自由派组成的网络开始争取支持，要求国会采取行动。众议员表示，周三投票之前，他们收到了数以百计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全部都支持限制NSA的权限。

最终，94位众议院共和党人违背了领导层的意愿，占民主党党团多数的111位民主党众议员违背了总统的意愿。

“一切才开始而已，”科尼尔斯在投票结束后信誓旦旦地说。如今，这场战争已转至参议院，长期批评NSA监控的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尤德尔(Mark Udall)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立刻接过了旗帜。

“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然而NSA对美国人通话记录的全面搜集则侵犯了无辜美国人的隐私权，不应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尤德尔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美国众议院今天针对提案的跨党派投票应该对白宫有所警示。”

Charlie Savag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曹莉、张薇

纽约时报

北京广西接连发生所谓精神病人行凶事件 官方结论遭质疑

作者 RFI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大V任志强23日发出一条微博反问道：“为啥暴力行为不断发生？我们的社会得啥病了？”——也是“精神病”么？有网友差点这样顺嘴回答。原来，7月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超市，发生一起砍人事件，1死3伤，警方初步确定，砍人者有精神病史。紧接着，7月23日，广西东兴市计生局，又发生一起砍人事件，造成2死4伤，当地发布消息称，砍人者也有精神病史。

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巧合”来得也过于集中了一些！而“巧合”还不止于此。北京的这个“精神病”，不仅懂得有条不紊地履行实名制购买菜刀的手续，而且还懂得挑一把最便宜和最尖的菜刀，然后就在售货员登记其姓名之际，突然转身袭击了身边的人群。而广西的那个“精神病”更牛，不但知道自己要杀人，而且清楚地知道要去杀谁，况且，据说他还知道自己为什么杀人——因为“超生”的孩子政府不给上户口。

作者纸上建筑的文章说，这两名所谓的“精神病”，看上去似乎一个比一个“清醒”，对此，同任志强一样，我们想要追问其实施暴力的缘由，真正的、全面的缘由，然而均被官方轻描淡写地告知：他们有精神病。广西方面的告知还算多几句，称行凶者除了有精神病，还曾生育了一男三女，但却没有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由此可见，外界有关因不给上户口而行凶的传言应该是真的。

然而这个情节官方却没有说出来，他们把寥寥的笔墨，全部用来数落行凶者的不是。有精神病，或者违法乱纪、外加有精神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回答，我们相信，再调查个几天，这个最初的结论也不会更改。我们知道，精神病可能有间歇性的、可能有已经治愈的、还可能有当初就被“误诊”了的，这两位均保持着不同程度“理智”的精神病人，会属于哪种呢？

他们去砍人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有“病”吗？这样的结论，会不会掩盖掉这些边缘人士生活中所遭遇的无助与绝望？以及政府强制计生政策所带来的血腥与残暴呢？正如任大炮所问——暴力频发，到底是因为个人有病，还是社会有病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经济的庞氏骗局就要撞南墙了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5日

在今天上午的这篇博文中，我用了各种比喻来解释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和我今天专栏中说的差不多。

其中一个比喻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经济就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投资，不是用来兴建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其实不多；这些投资是用来为投资品买家服务的 —— 实际上，现在这些投资是为了利用未来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所有这些产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会有最终买家呢？不清楚。所以说，这就是某种形式的庞氏骗局。

而且，我还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放慢速度 —— 其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

当然，我还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耗尽会形成一堵墙。

所以说，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而且，这只法西斯章鱼已经唱响了它的绝唱。（见下文）。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世界上最烂的句子。

 “中国冲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假设我们这些担心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撞向一堵墙（或者，就像一些读者建议的，“金砖四国”[BRIC]之墙）的人说对了。其他人应该为这种情况担多大的心？为什么？

我将把这个问题分三点讨论：

1. 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影响程度小得惊人。

2. 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3. 政治和国际稳定，这方面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所以，从第一点来说：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全球性的衰退。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快速、粗略地做个计算很有用：2011年，全球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略多于60万亿美元。同时，中国进口了约2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全球其他国家GDP的3％左右。

现在，假设中国的增长相对总体趋势放缓5％。进口下降的比例则会超过5%；进口“收入弹性”（GDP变化1％，其他条件不变，导致的百分比变化）的通常估计值约为2。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中国的进口减少了10％ ——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GDP的3％的十分之一，即0.3％。这倒也不是说没有影响，但确实算不上太严重。

这么算甚至都夸张了一点，因为中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是其出口产品的组件，并不依赖于中国国内的需求。

正如我所说，贸易流量形成的机械传导效果相对较小，虽然它给中国一些邻国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但对美国来说影响较小）。

大宗商品价格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国， 比如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它占了约11％。因为在短期内，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相对迟钝，所以中国的需求骤降，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挫。所以，相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出售原材料的国家受到中国庞氏自行车的冲击会更大，无论它们是否向中国出售原材料。

最后一条，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首先，很明显的是，中国政权就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呢，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裙带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真想出点冷汗，就想想那些厚黑的政府，它们在试图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时做了些什么。对某个地方的某些岛屿磨刀霍霍，怎么样？

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结论，除非你想更多地侧重在间接影响上，而不是直接的出口乘数上。

奥威尔、中国和我

我明白，一些评论者可能无法理解我的即兴比喻，比如中国撞墙的庞氏自行车，法西斯章鱼的绝唱等等。但是，那当然是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任何关心政治或是写作的人都应该把这本书铭记于心。

对我来说，这篇博文也跟我听到的一些人的抱怨相关，有关于我对中国政权过于诋毁的态度。首先，我对许多政府充满不屑，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政府 ——而且都是有理由的；任何人都无权在犯错的时候免遭挖苦。

同时，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可能并不是坏人 —— 我真的不知道 —— 但这是一个独裁政权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且从各种事实来看，这个政权滋生了极度的腐败。你可能会说，这没错，但是看看它取得的经济成就吧；不过奥威尔早就说过：

“举例来说，一些安逸舒适的英国教授们在为苏俄的极权主义辩护时，他不能直白地说，‘如果干掉反对派可以让你取得想要的结果，我支持你。’所以，他可能会采用这样的说辞：

‘直率地承认苏联体制展示了某些特征时，尽管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谴责这些特征，但我想我们必须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对人们表达政治反对意见权利的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而苏联政府号召人民正在经受的严酷生活，将会在各种具体的成就中，被充分地证明是情有可原的。’”

令人高兴的是，当前的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坏，但是，“没有斯大林那么坏”也算不上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

翻译： 土土

中国经济是“庞氏骗局”吗？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7-25 

克鲁格曼说中国企业疯狂投资扩大产能，却不清楚产品的最终买家在哪里，这导致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庞氏骗局；但有经济学家反驳说，中国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美国《纽约时报》7月19日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庞氏自行车正在碰壁》。文章说，中国以低消费和高投资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地投资，但它们投资建设的不是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而是服务于投资产品买家的产能，事实上，企业现在进行投资，是为了从中国未来的投资中获益，而这种不断的投资只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产能，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都能找到买家吗？我们不清楚。所以说，中国经济是一种庞氏骗局。


文章说，中国不知道如何让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中国这一“自行车经济”的特点就是，如果它不往前走，就会倒地。而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日益枯竭就是中国经济即将撞上的那堵墙。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24日所刊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权威Barry Naughton的评论则反驳了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评论说，中国经济不是什么“庞氏自行车”，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令人担忧本没有错，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比他所描绘的要更为复杂。


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在评论Barry Naughton的这则评论时说，克鲁格曼其实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多大的研究兴趣，他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最知名论文是20年前发表的那篇《亚洲奇迹的神话》，这篇论文说亚洲经济体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要素积累而非效率提升。但问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都是从有效调动生产要素开始的，此后才逐步过渡到由效率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以中国为最突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有效调动生产要素方面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得多。

朱镕基之子:中国居民实际收入10年来一直在降

文章来源: 中证网 于 2013-07-25

[提要]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但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0年来一直在下降，个人储蓄只占国家储蓄的10%，这不利于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只有尽快提高收入，才能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在央视财经金融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但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0年来一直在下降，个人储蓄只占国家储蓄的10%，这不利于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只有尽快提高收入，才能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朱云来简历

朱云来，前总理朱镕基之子。1957年出生，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后赴美国深造。1994年，朱云来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后转向商业，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芝加哥分店任会计师。

1996年到1998年，他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担任一名投资银行雇员，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生涯。 1994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修读大气科学。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去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亚洲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领袖"，他榜上有名，排名第1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