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30日刊登牛津大学名誉校长、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的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题为《世界该如何接纳中国》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并未拿出“中国模式”，直接指出“认为中国将主宰全球的观点是错误的”。
以下为彭定康文章：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正在动摇，其前景难料、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中国等国家不断崛起，而美国自身则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了国内。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仍然是全球“不可缺少的国家”，全球任何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都将难以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接纳不断崛起的中国融入全球秩序。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曾占全球国民总收入（GNI）的近40%，但如今已经跌至23%。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而巴西和印度等国也实现了迅速增长。美国和同盟国日欧已失去了主宰全球的地位。
同时，美国也正在失去要在全球发挥领导性作用的意愿。越战后，美国在对外关系和事物中态度曾变得消极。而如今，陷入僵局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而围绕叙利亚内战，各国的应对也反映出了一个缺少领导者的世界。所有国家都避免涉及叙利亚问题的背后，不只因为该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要获得（更注重国内的）本国选民的支持并非易事。要应对环境问题、有组织犯罪和武器扩散等问题，国际间合作不可或缺，但各国领导人却对引导舆论变得消极。
美国的国力依然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一直在实现技术革新，而页岩气革命又带来了制造业的复苏。通过从全球吸引最优秀人才，在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中，42所集中在美国。而美国占全球防卫支出的40%。在涉及任何问题上，美国今后仍将继续是唯一的重要国家。
认为中国将主宰全球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虽然对日美欧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感到不满，但并未拿出取而代之的“中国模式”。称赞中国的也仅仅是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等一部分国家。由于面临老龄化、贪污、贫富差距加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仅仅开放经济，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符合全球的利益。全球需要避免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述了崛起的斯巴达和盟主雅典之间发生的战争）。也有避开政治改革，让社会的不满朝向民族主义的担心。在亚洲，也正因为中国和日本等国在相关历史问题上没有取得和解，因此更充满不确定性。
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度民族主义带来的威胁。美国共和党一部分议员围绕预算问题，险些酿成债务违约风险，这令人难以想象。扭曲的爱国主义正在进一步降低美国的影响力。21世纪主宰全球的将是思想而不是国家。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制度将成为新思想的基石。而自由的政治和经济的组合才是最佳选择，这点不会改变。
彭定康(Chris Patten)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的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先后担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等职。自2003年起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校长。现年69岁。
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2013年10月20日星期日
我们在输出什么
我们在输出什么
作者：刘瑜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
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
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1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16%，苏丹91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1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刘瑜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
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
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1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16%，苏丹91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1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
袁剑：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
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来源：爱思想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
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来源：爱思想
2013年8月1日星期四
传媒老板连遭袭 中共黑道治港
继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七一前遭袭后，香港免费报《am730》老板、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30日凌晨也遭两名暴徒铁锤砸车，但他对本台表示，不会改变敢言的作风。
现年64岁的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30日凌晨驾车途径旺角时，被一辆汽车恶意截停，2名年约30岁瘦身材男子，手持铁锤用力砸他的车厢玻璃。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初初走过来砸我玻璃，我傻了，有两秒钟，动都不会动。之后才醒了醒神，知道想办法，他的车顶着我前面，我就退后那架车，找空位开出去。
施永青说不知道遇袭原因，但怀疑和撰写专栏触怒某些人有关，但强调不会改变自己的作风。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我今天有交稿，我今天早上都有写，我不会因为这些毫无关系的事情改变自己的行动。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斥责梁振英上台后，香港日趋暴力和黑道化。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施永青、黎智英给人袭击，法轮功给人搞，连林老师都给人抹黑。我觉得梁振英的政治任务就是将香港赤化，还有将一些华资逼走，给红色资金取代。
亚洲首富李嘉诚儿子李泽楷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时，也表示对事件的忧虑。
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香港保安很重要，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0800
施永青曾多次撰文批评梁振英施政，今年7月7日还参加游行抗议地产辣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现年64岁的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30日凌晨驾车途径旺角时，被一辆汽车恶意截停，2名年约30岁瘦身材男子，手持铁锤用力砸他的车厢玻璃。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初初走过来砸我玻璃，我傻了，有两秒钟，动都不会动。之后才醒了醒神，知道想办法，他的车顶着我前面，我就退后那架车，找空位开出去。
施永青说不知道遇袭原因，但怀疑和撰写专栏触怒某些人有关，但强调不会改变自己的作风。
香港《am730》老板施永青：我今天有交稿，我今天早上都有写，我不会因为这些毫无关系的事情改变自己的行动。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斥责梁振英上台后，香港日趋暴力和黑道化。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施永青、黎智英给人袭击，法轮功给人搞，连林老师都给人抹黑。我觉得梁振英的政治任务就是将香港赤化，还有将一些华资逼走，给红色资金取代。
亚洲首富李嘉诚儿子李泽楷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时，也表示对事件的忧虑。
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香港保安很重要，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0800
施永青曾多次撰文批评梁振英施政，今年7月7日还参加游行抗议地产辣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镉中毒和中国症结
时隔四年，湖南双桥村化恶性“镉中毒”事件再次得到媒体关注，这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下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他不是第一个死于镉中毒的人，当地人相信，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国青年报》这样描写湖南双桥村化工厂污染事件的受害者、54 岁的叶有志。报道中提到的受害者还包括叶有志年幼的孙女叶双，2009年污染事件发生时还不满一岁的她，因为镉中毒伤害了神经，一直无法正常走路。
事件始末
法新社31日援引《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早在2009年夏天，湘和化工厂的锅炉工罗柏林死亡，由此揭开化工厂污染的"黑幕"。2009年6月27日湘和化 工厂被关闭，当时3000余名接受体检的村民中，镉超标的人数超过500人。事件调查期间5人死亡，湖南双桥村也成为"全国闻名的镉村"。
时隔四年，该事件再次得到媒体的关注。2009年以来，双桥村已有26人死于镉中毒，其中20人死于癌症，8人死亡时不到耳顺之年。另外，数百人患病，新生儿畸形，报道将该事件称为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之一。
可以避免的死亡？
美国劳工部等机构信息表明，镉有剧毒，与其接触会导致癌症。中青的报道称，首名受害者罗柏林死亡时全身布满清紫色的淤痕，村民对镉中毒也并非一无所知。然 而为何四年前的污染事件，会留下如此多的后遗症？四年间包含有毒金属的化工厂是否得到彻底的治理？如果事件后采取了有效措施，镉中毒的后遗症是否可以避 免？
中青报的报道给出了一些答案：废弃化工厂中有一座巨大的废渣堆，村民因为担心废渣二次污染，起草了针对治理的请求报告，然而请求没有被地方政府采纳，工厂 废渣和受污染的土壤经过所谓"无害化"处理后被埋回原地。但清华大学的一名环境工程专家表示，土壤析出物等迹象表明"无害化"后的土壤依然有害。其间村民 罗金枝自取的土样显示镉超标300多倍，为此她开始上访维权，一直无果。
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
近年来中国颁布的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多达120余部，数量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国家。但国家环境部门的官员自己也承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不尽人意。据中国法制晚报报道，现任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佑海表示，有近70%的环境法律法规没有得到遵守。
本月初，广西贺江爆出重金属水污染事件，污染了附近地区的饮用水源。7月中旬，媒体报道称曾发生泄漏事故的江苏索普化工厂围村，近几年60多名村民死于癌 症。就在昨日（7月30日 ），福建漳州的PX项目（原厦门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将屡惹争议的PX项目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文明需要同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这早在多年前就被写入中学的政治课本。而著名80后作家、赛车手韩寒则在自己博客中称，"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 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迄今为止，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天气依然不断，而环境污染事件也依然层出不穷。
综合报道：万方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事件始末
法新社31日援引《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早在2009年夏天，湘和化工厂的锅炉工罗柏林死亡，由此揭开化工厂污染的"黑幕"。2009年6月27日湘和化 工厂被关闭，当时3000余名接受体检的村民中，镉超标的人数超过500人。事件调查期间5人死亡，湖南双桥村也成为"全国闻名的镉村"。
时隔四年，该事件再次得到媒体的关注。2009年以来，双桥村已有26人死于镉中毒，其中20人死于癌症，8人死亡时不到耳顺之年。另外，数百人患病，新生儿畸形，报道将该事件称为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之一。
可以避免的死亡？
美国劳工部等机构信息表明，镉有剧毒，与其接触会导致癌症。中青的报道称，首名受害者罗柏林死亡时全身布满清紫色的淤痕，村民对镉中毒也并非一无所知。然 而为何四年前的污染事件，会留下如此多的后遗症？四年间包含有毒金属的化工厂是否得到彻底的治理？如果事件后采取了有效措施，镉中毒的后遗症是否可以避 免？
中青报的报道给出了一些答案：废弃化工厂中有一座巨大的废渣堆，村民因为担心废渣二次污染，起草了针对治理的请求报告，然而请求没有被地方政府采纳，工厂 废渣和受污染的土壤经过所谓"无害化"处理后被埋回原地。但清华大学的一名环境工程专家表示，土壤析出物等迹象表明"无害化"后的土壤依然有害。其间村民 罗金枝自取的土样显示镉超标300多倍，为此她开始上访维权，一直无果。
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
近年来中国颁布的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多达120余部，数量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国家。但国家环境部门的官员自己也承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不尽人意。据中国法制晚报报道，现任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佑海表示，有近70%的环境法律法规没有得到遵守。
严重污染的江苏无锡太湖
与此同时，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文明需要同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这早在多年前就被写入中学的政治课本。而著名80后作家、赛车手韩寒则在自己博客中称，"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 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迄今为止，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天气依然不断，而环境污染事件也依然层出不穷。
综合报道：万方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3年7月30日星期二
李悔之：中西巨额债务有何本质的不同？
一个月前，在一个购书网上发现了一本奇书——《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何以优于西方》。作者是近十年间在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旅法学者”宋鲁郑。
书商是这样介绍此书的：
“该书作者旅法著名学者宋鲁郑以他独特的视角，向全球读者进述了‘中国为什么能赢’、‘西方民主的真相’、‘西方民主的陷阱’以及‘中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对比与差异’，是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
“旅法学者”竟隆重奉献出“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的一个奇迹。对宋鲁郑十多年前去法国，这些年一直有人痛心疾首，说如此奇才去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宣传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对此咱不敢苟同：老宋现在的身份，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能对宣传伟业作出杰出贡献。
只是，如此奇书并不适宜我等政治觉悟太低的刁民学习，扫了几眼便赶快逃之夭夭了。
然而奇怪的事来了——半个月时间里，一位自称是“李悔之博客老读者”的网友多篇反“西方那一套”的文章发给我。其中第一篇就是宋鲁郑的“力作”《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并再三表示：希李先生百忙中抽时间对此文发表评论。
其实，一年前就有人将《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发给我，并留言：“老李，宋鲁郑这三姓家奴又放毒了，撰文狠狠敲敲他那垃圾文章吧”。
骂人作“三姓家奴”很不“五讲四美”。不过，这特色国度上每天都发生太多指鹿为马的荒谬事，让太多本来脾气很好的同胞失去耐心，变得很黄、很粗野、很暴戾……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细读《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之后，也就理解为何一些涵养功夫欠佳的兄弟为何痛骂宋鲁郑作“三姓家奴”了——与以往的文章一样：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唱衰“西方那一套”；为了打击“中国自由派”，任意编造蹩脚故事情节、夸大事实、偷换概念……通文感受为到一丝学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活脱脱一篇《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
就《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标题而言吧，文章只例举了几个情节、几个“中国自由派”人士的言论，竟得出了这样两个“二选一”结论：“中国的自由派”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缺乏良知”！
中国究竟有多少自由派？——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个人的言论，中国自由派就“缺乏常识”，或“缺乏良知”了？
这，究竟是无意之疏忽？抑或是常识匮乏之过？还是刻意的“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退一万步而言，几件事，几个人的言论足可以代表整个群体，但，宋鲁郑先生所批评的几件事的观点是否站起住脚？下面试举几例进行剖析:
一、“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一语究竟错在哪里？
经常看宋鲁郑文章的人都知道：近十年间，郑先生一再用“海外学者”的身份告诉他的中国同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多假，社会有多乱，经济有多糟……或明或暗警醒中国千万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看来，老宋自己十多年前移民法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
而借外国人之口赞美特色制度，也是宋鲁郑先生的一个惯用之招。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开头，宋鲁郑特地精心杜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以证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比西方更宽松优越：
一次，宋鲁郑与“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相聚”（没有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姓，有点蹊跷——宋鲁郑先生引用数据和例证，极少能让读者进行考证的），谈到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时，宋鲁宋这样告诉他的朋友：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和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都认为，“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
接着宋鲁郑写道：
“同样是经济界的朋友先是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然后问了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们是在法国吗？”
韩志国、孔爱国两教授的话，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政治经经学常识，没有一丝可笑之处，宋鲁郑却来个“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
关键词：“惊讶无比”！
宋鲁郑的朋友为何“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宋鲁郑没作正面交待，而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编了一个朋友的“弦外之意”：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当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环境，就是在法国，也没有人敢这样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当然就是他们这样讲了，并不会有牢狱之灾，但却会失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更不会有什么奖可颁以及巨额的奖金 可拿。”
上述一番话的意思浓缩为一句话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其实比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换言之：当今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更有言论自由。
看到宋鲁郑先生讲的故事，又不禁想起了“中国人权比美国人权好五倍”一类的笑话。
只要对法国，对西方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宋鲁郑先生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蹩脚，太小儿科，令人啼笑皆非：作为启蒙大师伏尔泰的故乡，作为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理论鼻祖卢梭、孟德斯鸠的祖国，作为世界最早建成宪政民主制度的老牌西方强国之一，由于宪政民主制度给法国带来了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给法国人民带 来自由和尊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只有批评政府的过失，极少人会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本身。
退一万步而言：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十分健全、完善，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国家，纵然有人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或主张搞法西斯、搞共产主义，或主张复辟封建王朝制度，“失 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不是没有可能。但“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就危言耸听了。“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就更滑天下之大稽——国民阵线领导人、极右翼政客让-玛丽·勒庞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提出太多不可思议乃至激起民愤的民粹主义政治议题。还曾说过“纳粹分子屠杀几百万欧洲犹太人只是二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类骇人听闻的话，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一直是法国政坛的一匹黑马——在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他的得票率仅次于时任总统希拉克排在第二位！
其实，“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它没有任何极端之处——前两任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作过类似的表态。温家宝更是一再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成功”。宋鲁郑先生为了让他的同胞相信特色国度的言论环境比西方还宽松，于是精心杜撰了上面这样一个蹩脚故事。可惜的是，老宋他编故事的水平也实在太糟了。
变换花样尽情赞美特色制度，绞尽脑汁唱衰“西方那一套”，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是宋鲁郑先生发扬了十多年的优良传统了。
二、仅西方政府“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吗？中西巨额债务又有何本质的本同？
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严格而言是GDP的“一支独秀”），一直是主旋律回击“西方那一套”最常用的“杀手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鲁郑也不例外。请看他下面一番高论：
宋鲁郑：“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相比的话，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国家破产，代价和后果最后还是国民来承担的）。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应 该不会连世界上基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吧？应该不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清楚吧？”
关键词：“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
在上述一番话中，宋鲁郑来个“先予后取”——先是肯定：“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然后，将“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归功于“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 民主制度”。他这番的意思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巨额债务，更没有破产之虞，恰恰是因为没有搞“西方那一套”。
宋鲁郑这番话，确实会让许多平时不太关心时政，尤其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理不太顺的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困惑：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的政府为何都面临巨额债务难题？有些国家甚至面临财政破产困境，是不是“西方那一套”惹的祸？是不是有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民主体制使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了？
对宋鲁郑上述一番话，要分两个层面进行评述：
（1）仅是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困境，中国果真“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财政破产”之虞吗？
举几个简单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法国世界排名第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净增20639亿元（世界奇迹）。占GDP总额的23%。按照13亿中国人口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名中国人当年平均交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当年农民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全年总收入！
2012年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70亿元（同样是世界奇迹）。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曾在微博上感叹：“中国人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得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他还列举了清朝乾隆中期1766年的数据：当时朝廷在全国的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0万普通皇城百姓的收入。
2012年初，一个题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有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元，要缴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总共是3800元；如果你拿出所余的6200元全部消费，还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买单17%增值税及28%各种杂税共计2800元，所以这明税和暗税相加，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只实赚3400元的小头，那大头的6600元全都向政府交了税！”
如此高的税赋，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却依然惊人：2009年，全国财政赤字7396.76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赤字9000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赤字8000亿元。
一年近万亿的财政赤字，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致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的惊人的债务。
请看：
2013年3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报》披露了这样一个消息：2009年政府收入可能近10万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将近30％。
2010年5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根据财政部财科所估 算，200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约4万亿元。2009年5月份银监会最新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为7．38万亿元；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
路透社香港2011年11月18日电：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堪称国内的"小希腊"。以海南省为例,其累计债务与GDP之比逼近100%的高位。另，中国五分之一的城市面临债务水平高企的困境,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地方债务中,有四分之一将于2011年到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8座城市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在各省区中,海南省的负债水平最高,总债务与GDP之比达93%。受中央政府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推动，2010年地方政府负债猛增19%。
2011年4月19日，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在媒体会上透露，根据摩根大通内部研究估计，截至2012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略超14万亿”。
2013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旧债难还又添新债》的文章。文中透露：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一些地方政府借了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
纵上所述，中国是否“没有巨额债务”，是否没有“财政破产”之虞，也就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了。
（2）西方政府与中国政府负债有何本质的不同？
同样是巨额债务，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有何本质的不同？
许多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个别甚至有破产之虞，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高福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说难听一点，是钱花到了习惯了高福利却好吃懒做的人民身上去了——经济增长速率不能支持寅吃卯粮的高消费，靠选民决定命运的政府又不敢随意削减福利开支，更加不能随意增税，于是负债和破产便在所难免了。
以税收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为例，作为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税率较高的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法国的税种繁多，2007年其各项税收总收入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8%，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其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支出为38%（而排名第二的中国仅仅是3%。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以著名的高福利国家加拿大为例——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到7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到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再以希腊为例：首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希腊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比 例会更高。不算基本工资，希腊公务员每个月还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其次，希腊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老龄化的沉重压力意味着希腊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养老金支出。
平心而论，西方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确实与“西方那一套”有关——为讨好选民，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在大选时，各政党和政客纷纷提出高福利的选举纲领和选举口号迎合大民。因而造成政府不堪负重，大众养成懒惰习惯，国家竞争力下降等等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开始，已成为不少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痼疾。这就是撒切尼夫人和里根当初的新政济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然而，在民主机制强大的纠错功能面前，这个制度痼疾并非是不可治愈的。就近两年的情况而看，欧债危机的重灾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经济已渐渐复苏。
反过来看中国，在宏观税赋名列世界第二，在绝大多数国有资源、绝大多数能赠钱的大型垄断企业都在政府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每年仍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地方政府更是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更重要的，是如此高的税赋用到哪里去了？每年政府用在福利型开支的钱有多少？世界公认的福利型开支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块。按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福利支出”实际上为2.6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为20.6%。
而美国的宏观税负与中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0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59%。而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已经是全球公认的低福利国家。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财政透明度问题。所谓财政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是：“财政透明度是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计划的公开度”。但，中国政府2·6万亿元福利支出究竟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央经过省、市县、乡镇、村的重重过滤，最后具体到个人时，是否羞于说出口？
城镇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十分可怜， 9亿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中国已然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8亿人面临“生不起、养不起、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生存难题。
美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感叹：我们的政府是真狠！他测算，1995年至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中国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整整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农民的收入更是可怜才仅仅增长了1.7倍！
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搞“西方那一套”的国家，政府穷得要脱裤子，老百姓却给高福利养成“懒汉”了；而搞特色的国家，世界亚军的税赋却仍然债台高筑，大多老百姓穷得要掉裤子。更糟的是：除了“三公”消费和维稳开支之外，钱大多数不知花到哪里去了。
三、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人害国的无良文人？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谬论百出，没几处稍经得起推敲，篇幅所限，就不一一置评了。
宋鲁郑是这些年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法籍华人——十多年间，这位据说“经商为主”的奇人，发表文章的频率却高于很多职业文人。百度百科有一段介绍他的话很有趣：“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 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中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以几乎一天一篇文章的速度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上 述一段介绍宋鲁郑的话之所以“很有趣”，一是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写起文章来无论是口吻还是文风，竟比《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还评论员；二是这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尽享各种公民权利的宋先生，却坚决反对他国内的同胞追求各种公民权利，更坚决反对中国搞“西 方那一套”；三是作为一位“学者”，却历来党国不分，政权与祖国不分，政府与国家不分，将爱党、爱政府认作是“爱国”；将批评党与政府的政策和过失认成是“攻击中国”、“敌视中国”、“唯恐中国不乱”……等等。
人民网强国社区和乌有之乡的人赞扬宋鲁郑先生是“海外赤子”、“真正的爱国学者”，这两个荣誉确实很崇高。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真正的“海外赤子”，只会凭着对祖国，对同胞的爱，如实介绍海外的所见所闻；真正的爱国学者，只会如实介绍、评价“西方那一套” 给所在国带来的好处和不足。只会对祖国的当政者善言规劝。而不是一味唱衰“西方那一套”，公然向“绝不”的当政者抛眉眼。更不是一再扭曲事实，甚至百般贬损、诬陷追求宪政民主的同胞。
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国害国的无良文人？还是由列位看官自己下结论吧。
书商是这样介绍此书的：
“该书作者旅法著名学者宋鲁郑以他独特的视角，向全球读者进述了‘中国为什么能赢’、‘西方民主的真相’、‘西方民主的陷阱’以及‘中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对比与差异’，是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
“旅法学者”竟隆重奉献出“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的一个奇迹。对宋鲁郑十多年前去法国，这些年一直有人痛心疾首，说如此奇才去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宣传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对此咱不敢苟同：老宋现在的身份，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能对宣传伟业作出杰出贡献。
只是，如此奇书并不适宜我等政治觉悟太低的刁民学习，扫了几眼便赶快逃之夭夭了。
然而奇怪的事来了——半个月时间里，一位自称是“李悔之博客老读者”的网友多篇反“西方那一套”的文章发给我。其中第一篇就是宋鲁郑的“力作”《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并再三表示：希李先生百忙中抽时间对此文发表评论。
其实，一年前就有人将《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发给我，并留言：“老李，宋鲁郑这三姓家奴又放毒了，撰文狠狠敲敲他那垃圾文章吧”。
骂人作“三姓家奴”很不“五讲四美”。不过，这特色国度上每天都发生太多指鹿为马的荒谬事，让太多本来脾气很好的同胞失去耐心，变得很黄、很粗野、很暴戾……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细读《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之后，也就理解为何一些涵养功夫欠佳的兄弟为何痛骂宋鲁郑作“三姓家奴”了——与以往的文章一样：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唱衰“西方那一套”；为了打击“中国自由派”，任意编造蹩脚故事情节、夸大事实、偷换概念……通文感受为到一丝学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活脱脱一篇《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
就《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标题而言吧，文章只例举了几个情节、几个“中国自由派”人士的言论，竟得出了这样两个“二选一”结论：“中国的自由派”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缺乏良知”！
中国究竟有多少自由派？——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个人的言论，中国自由派就“缺乏常识”，或“缺乏良知”了？
这，究竟是无意之疏忽？抑或是常识匮乏之过？还是刻意的“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退一万步而言，几件事，几个人的言论足可以代表整个群体，但，宋鲁郑先生所批评的几件事的观点是否站起住脚？下面试举几例进行剖析:
一、“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一语究竟错在哪里？
经常看宋鲁郑文章的人都知道：近十年间，郑先生一再用“海外学者”的身份告诉他的中国同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多假，社会有多乱，经济有多糟……或明或暗警醒中国千万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看来，老宋自己十多年前移民法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
而借外国人之口赞美特色制度，也是宋鲁郑先生的一个惯用之招。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开头，宋鲁郑特地精心杜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以证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比西方更宽松优越：
一次，宋鲁郑与“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相聚”（没有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姓，有点蹊跷——宋鲁郑先生引用数据和例证，极少能让读者进行考证的），谈到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时，宋鲁宋这样告诉他的朋友：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和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都认为，“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
接着宋鲁郑写道：
“同样是经济界的朋友先是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然后问了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们是在法国吗？”
韩志国、孔爱国两教授的话，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政治经经学常识，没有一丝可笑之处，宋鲁郑却来个“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
关键词：“惊讶无比”！
宋鲁郑的朋友为何“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宋鲁郑没作正面交待，而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编了一个朋友的“弦外之意”：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当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环境，就是在法国，也没有人敢这样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当然就是他们这样讲了，并不会有牢狱之灾，但却会失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更不会有什么奖可颁以及巨额的奖金 可拿。”
上述一番话的意思浓缩为一句话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其实比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换言之：当今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更有言论自由。
看到宋鲁郑先生讲的故事，又不禁想起了“中国人权比美国人权好五倍”一类的笑话。
只要对法国，对西方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宋鲁郑先生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蹩脚，太小儿科，令人啼笑皆非：作为启蒙大师伏尔泰的故乡，作为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理论鼻祖卢梭、孟德斯鸠的祖国，作为世界最早建成宪政民主制度的老牌西方强国之一，由于宪政民主制度给法国带来了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给法国人民带 来自由和尊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只有批评政府的过失，极少人会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本身。
退一万步而言：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十分健全、完善，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国家，纵然有人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或主张搞法西斯、搞共产主义，或主张复辟封建王朝制度，“失 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不是没有可能。但“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就危言耸听了。“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就更滑天下之大稽——国民阵线领导人、极右翼政客让-玛丽·勒庞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提出太多不可思议乃至激起民愤的民粹主义政治议题。还曾说过“纳粹分子屠杀几百万欧洲犹太人只是二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类骇人听闻的话，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一直是法国政坛的一匹黑马——在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他的得票率仅次于时任总统希拉克排在第二位！
其实，“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它没有任何极端之处——前两任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作过类似的表态。温家宝更是一再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成功”。宋鲁郑先生为了让他的同胞相信特色国度的言论环境比西方还宽松，于是精心杜撰了上面这样一个蹩脚故事。可惜的是，老宋他编故事的水平也实在太糟了。
变换花样尽情赞美特色制度，绞尽脑汁唱衰“西方那一套”，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是宋鲁郑先生发扬了十多年的优良传统了。
二、仅西方政府“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吗？中西巨额债务又有何本质的本同？
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严格而言是GDP的“一支独秀”），一直是主旋律回击“西方那一套”最常用的“杀手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鲁郑也不例外。请看他下面一番高论：
宋鲁郑：“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相比的话，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国家破产，代价和后果最后还是国民来承担的）。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应 该不会连世界上基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吧？应该不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清楚吧？”
关键词：“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
在上述一番话中，宋鲁郑来个“先予后取”——先是肯定：“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然后，将“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归功于“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 民主制度”。他这番的意思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巨额债务，更没有破产之虞，恰恰是因为没有搞“西方那一套”。
宋鲁郑这番话，确实会让许多平时不太关心时政，尤其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理不太顺的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困惑：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的政府为何都面临巨额债务难题？有些国家甚至面临财政破产困境，是不是“西方那一套”惹的祸？是不是有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民主体制使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了？
对宋鲁郑上述一番话，要分两个层面进行评述：
（1）仅是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困境，中国果真“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财政破产”之虞吗？
举几个简单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法国世界排名第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净增20639亿元（世界奇迹）。占GDP总额的23%。按照13亿中国人口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名中国人当年平均交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当年农民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全年总收入！
2012年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70亿元（同样是世界奇迹）。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曾在微博上感叹：“中国人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得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他还列举了清朝乾隆中期1766年的数据：当时朝廷在全国的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0万普通皇城百姓的收入。
2012年初，一个题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有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元，要缴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总共是3800元；如果你拿出所余的6200元全部消费，还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买单17%增值税及28%各种杂税共计2800元，所以这明税和暗税相加，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只实赚3400元的小头，那大头的6600元全都向政府交了税！”
如此高的税赋，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却依然惊人：2009年，全国财政赤字7396.76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赤字9000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赤字8000亿元。
一年近万亿的财政赤字，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致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的惊人的债务。
请看：
2013年3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报》披露了这样一个消息：2009年政府收入可能近10万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将近30％。
2010年5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根据财政部财科所估 算，200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约4万亿元。2009年5月份银监会最新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为7．38万亿元；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
路透社香港2011年11月18日电：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堪称国内的"小希腊"。以海南省为例,其累计债务与GDP之比逼近100%的高位。另，中国五分之一的城市面临债务水平高企的困境,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地方债务中,有四分之一将于2011年到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8座城市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在各省区中,海南省的负债水平最高,总债务与GDP之比达93%。受中央政府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推动，2010年地方政府负债猛增19%。
2011年4月19日，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在媒体会上透露，根据摩根大通内部研究估计，截至2012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略超14万亿”。
2013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旧债难还又添新债》的文章。文中透露：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一些地方政府借了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
纵上所述，中国是否“没有巨额债务”，是否没有“财政破产”之虞，也就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了。
（2）西方政府与中国政府负债有何本质的不同？
同样是巨额债务，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有何本质的不同？
许多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个别甚至有破产之虞，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高福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说难听一点，是钱花到了习惯了高福利却好吃懒做的人民身上去了——经济增长速率不能支持寅吃卯粮的高消费，靠选民决定命运的政府又不敢随意削减福利开支，更加不能随意增税，于是负债和破产便在所难免了。
以税收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为例，作为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税率较高的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法国的税种繁多，2007年其各项税收总收入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8%，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其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支出为38%（而排名第二的中国仅仅是3%。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以著名的高福利国家加拿大为例——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到7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到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再以希腊为例：首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希腊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比 例会更高。不算基本工资，希腊公务员每个月还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其次，希腊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老龄化的沉重压力意味着希腊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养老金支出。
平心而论，西方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确实与“西方那一套”有关——为讨好选民，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在大选时，各政党和政客纷纷提出高福利的选举纲领和选举口号迎合大民。因而造成政府不堪负重，大众养成懒惰习惯，国家竞争力下降等等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开始，已成为不少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痼疾。这就是撒切尼夫人和里根当初的新政济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然而，在民主机制强大的纠错功能面前，这个制度痼疾并非是不可治愈的。就近两年的情况而看，欧债危机的重灾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经济已渐渐复苏。
反过来看中国，在宏观税赋名列世界第二，在绝大多数国有资源、绝大多数能赠钱的大型垄断企业都在政府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每年仍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地方政府更是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更重要的，是如此高的税赋用到哪里去了？每年政府用在福利型开支的钱有多少？世界公认的福利型开支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块。按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福利支出”实际上为2.6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为20.6%。
而美国的宏观税负与中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0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59%。而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已经是全球公认的低福利国家。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财政透明度问题。所谓财政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是：“财政透明度是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计划的公开度”。但，中国政府2·6万亿元福利支出究竟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央经过省、市县、乡镇、村的重重过滤，最后具体到个人时，是否羞于说出口？
城镇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十分可怜， 9亿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中国已然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8亿人面临“生不起、养不起、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生存难题。
美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感叹：我们的政府是真狠！他测算，1995年至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中国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整整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农民的收入更是可怜才仅仅增长了1.7倍！
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搞“西方那一套”的国家，政府穷得要脱裤子，老百姓却给高福利养成“懒汉”了；而搞特色的国家，世界亚军的税赋却仍然债台高筑，大多老百姓穷得要掉裤子。更糟的是：除了“三公”消费和维稳开支之外，钱大多数不知花到哪里去了。
三、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人害国的无良文人？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谬论百出，没几处稍经得起推敲，篇幅所限，就不一一置评了。
宋鲁郑是这些年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法籍华人——十多年间，这位据说“经商为主”的奇人，发表文章的频率却高于很多职业文人。百度百科有一段介绍他的话很有趣：“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 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中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以几乎一天一篇文章的速度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上 述一段介绍宋鲁郑的话之所以“很有趣”，一是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写起文章来无论是口吻还是文风，竟比《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还评论员；二是这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尽享各种公民权利的宋先生，却坚决反对他国内的同胞追求各种公民权利，更坚决反对中国搞“西 方那一套”；三是作为一位“学者”，却历来党国不分，政权与祖国不分，政府与国家不分，将爱党、爱政府认作是“爱国”；将批评党与政府的政策和过失认成是“攻击中国”、“敌视中国”、“唯恐中国不乱”……等等。
人民网强国社区和乌有之乡的人赞扬宋鲁郑先生是“海外赤子”、“真正的爱国学者”，这两个荣誉确实很崇高。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真正的“海外赤子”，只会凭着对祖国，对同胞的爱，如实介绍海外的所见所闻；真正的爱国学者，只会如实介绍、评价“西方那一套” 给所在国带来的好处和不足。只会对祖国的当政者善言规劝。而不是一味唱衰“西方那一套”，公然向“绝不”的当政者抛眉眼。更不是一再扭曲事实，甚至百般贬损、诬陷追求宪政民主的同胞。
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国害国的无良文人？还是由列位看官自己下结论吧。
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谁在中国非法执法？
从冀中星案、邓正加案到薄熙来案，没有法定资格的联防队员、城管、纪委、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以及无数“临时工”以各种非法手段“整治”着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仇"，冀中星在一张纸条的末尾写下这两个字。他在前面写道："让指使打人者调查打人者，就是没有打人者。"同样的内容，他又打印到另外一张纸上。北京《法治晚报》记者在山东菏泽富春乡冀中星的居所内，见到了这两份材料。
冀中星的复仇对象是广东东莞厚街新塘村治安队。该乡党政办负责人高金成说，2008年冀中星曾想买炸药去炸该治安队，但被及时制止了。据媒体报道，2005年6月，在广东东莞市开摩托车谋生的冀中星，遭到当地治安队员暴力殴打，致使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此后他多次上访，均无结果。
7月20日傍晚，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冀中星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现场无其他人员伤亡。
幸免于被炸的东莞治安队成为舆论的焦点，尽管东莞市政府21日发布通报，称没有证据证明菏泽市鄄城县政府通报中确认冀中星在东莞市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的事实。
根据《南方日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在东莞，被媒体称为"公安杂牌军"的治安联防队有十几万之众。此种现象并不限于东莞。在广州总计16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中，居（村）委治保员、联防员大约有10万人。
该报道说，警察是执法主体，但在一些地方，有警察却有意无意地把执法权"转让"给治安联防队，联防队员除了巡街、查居住证外，还充当着城管、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摊贩、罚款等。很多联防队员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仅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网络上简单搜索可见，治安队员殴打无辜民众，勾结黑恶势力，入室抢劫盗窃，强奸妇女，致伤致残致植物人及致死，案例比比皆是，劣迹遍及中国。
城管："秤砣党"威风凛凛
在公众舆论中，对城管的执法资格和执法劣迹的质疑和抨击比治安联防队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７月１７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与城管发生冲突。现场目击者称，城管围殴邓氏夫妇，用秤砣重击邓正加头部，致其重伤身亡。当地警方于２０日对６名涉事城管实施刑事拘留，其中４人为协管员。
７月１８日，哈尔滨又曝出城管执法人员打伤瓜农事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２１日表示，经认真调查，已对当事协管员做出停职接受调查处理。
长期关注城管执法的杭州律师、浙江律师协会行政专业委员张学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城管制度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立即废除。张学辉说，"中国设立城管制度的直接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但是该规定是指某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本来应当由另一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另行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行使许多行政机关的部分处罚权。城管制度作为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试点，早该宣布失败。然而，它不仅未被废除，反而愈演愈烈。
人们曾对深圳在此方面的改革寄予希望。审议了近两年、两度延迟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于本月初获得当地人大表决通过，城管综合执法及编外"辅助执法人员"的制度得以延续，尽管新条例规定对重大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综合执法部门可邀请公众评议。
城管僭越警察职能，成为中国治安执法一大诟病。当局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城管上升或变相上升为警察机构，引起较大争议。目前，中国有40多个城市确立警察配合城管执法，其中长沙、郑州、南京等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济南专门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分局。
"临时工"：凶恶的替罪羊
除了臭名昭彰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城管之外，中国滥用执法权力的现象遍布于几乎所有的执法机构，如法院、检察院、交警、工商、税务、技监、卫生、水利、消防等各个部门。这些机构大量聘用编制外人员，称为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等等，也就是民众俗称的"临时工"。
据新华网7月24日的一篇报道称，"临时工"在一些执法机构的份额高达八成。专家分析认为，这些机构热衷于使用"临时工"，因为他们承担着"减少麻烦、逃避责任"的职责，除了替正式工分担些苦活、累活、脏活外，更重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惹事了，他们还能替领导分忧，去充当"替罪羊"。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地房屋"强拆"行为中，政府房管、城建部门或其下辖的拆迁办将执法权授予开发商或承包拆迁工程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地痞流氓，对被拆迁居民进行骚扰、威胁、恐吓、诬陷、殴打和绑架，手段极其下作，无所不用其极。
据"法治中国网"7月24日报道，山东临沐县居民崔社梅夫妇于5月28日深夜被赤身裸体绑架，随即家中房屋被夷为平地，全部家产和价值50多万元的财物也被埋在废墟之下。当地警方却表示，因为与拆迁有关，不便立案，并说这是普遍现象。
针对异议人士的非法软禁和盯梢中，"国保"对于编外人员的使用更加广泛。盲人律师陈光诚2010年至2012年被软禁在山东临沂家中时，当地地痞流氓被征用来监控他及阻止外人探访。藏人女作家唯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她被软禁期间，监管者包括楼下院子里带红袖套的老太太。
针对媒体频频曝光的"临时工"暴力执法的问题，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6月4日颁发新规，要求全面清理市级机关现有编外人员，行政机关编外人员员额总数原则上不得超出该机关行政编制的10%。舆论认为，这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滥用执法权力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出自"临时工"。
纪委："双规"治官
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在山东济南市中级法院受审，有关消息已向重庆市官员干部通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薄熙来去年10月26日被正式刑事拘留。在这一天，全国人大罢免了他的人大代表职务。
然而，自去年3月14日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以后，薄熙来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时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4月10日新华社公布免除此职。4月9日，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当面对薄熙来宣布进行双规。
在被正式解除人大代表职务前，能否对他采取"双规"，受到他的支持者北京高校教师王铮等人的质疑。
其实，他被解除人大代表职务之后的半年"双规"，本身也于法无据。中共中央及各级纪委，是权力远远大过联防队员、城管及各种"临时工"的非法执法者。
根据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这就是著名的"双规"或"双指 "。
"双规"条例这个"党内家规"本身与中国《宪法》及《立法法》中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冲突，实际上的拘禁更是连这个条例本身有关"不得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的说法都违背了。
有学者指出，"双规"的实质是中共权力"家丁化"，通过秘密绑架、拷打等手段来整治队伍的"江湖行为"。"双规"存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刑讯逼供，包括不准睡觉、模拟溺水、用烟头烫和殴打等，已是公开的秘密。
今年3月1日，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从北京回来时，在机场"失踪"。直到4月9日，他的妻子才再次见到他，但他已经被医院宣布死亡。新华社报道说，在此期间他被"双规"了。
作者：张平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仇"，冀中星在一张纸条的末尾写下这两个字。他在前面写道："让指使打人者调查打人者，就是没有打人者。"同样的内容，他又打印到另外一张纸上。北京《法治晚报》记者在山东菏泽富春乡冀中星的居所内，见到了这两份材料。
冀中星的复仇对象是广东东莞厚街新塘村治安队。该乡党政办负责人高金成说，2008年冀中星曾想买炸药去炸该治安队，但被及时制止了。据媒体报道，2005年6月，在广东东莞市开摩托车谋生的冀中星，遭到当地治安队员暴力殴打，致使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此后他多次上访，均无结果。
7月20日傍晚，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冀中星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现场无其他人员伤亡。
幸免于被炸的东莞治安队成为舆论的焦点，尽管东莞市政府21日发布通报，称没有证据证明菏泽市鄄城县政府通报中确认冀中星在东莞市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的事实。
根据《南方日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在东莞，被媒体称为"公安杂牌军"的治安联防队有十几万之众。此种现象并不限于东莞。在广州总计16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中，居（村）委治保员、联防员大约有10万人。
该报道说，警察是执法主体，但在一些地方，有警察却有意无意地把执法权"转让"给治安联防队，联防队员除了巡街、查居住证外，还充当着城管、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摊贩、罚款等。很多联防队员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仅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网络上简单搜索可见，治安队员殴打无辜民众，勾结黑恶势力，入室抢劫盗窃，强奸妇女，致伤致残致植物人及致死，案例比比皆是，劣迹遍及中国。
城管："秤砣党"威风凛凛
在公众舆论中，对城管的执法资格和执法劣迹的质疑和抨击比治安联防队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７月１７日，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与城管发生冲突。现场目击者称，城管围殴邓氏夫妇，用秤砣重击邓正加头部，致其重伤身亡。当地警方于２０日对６名涉事城管实施刑事拘留，其中４人为协管员。
７月１８日，哈尔滨又曝出城管执法人员打伤瓜农事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２１日表示，经认真调查，已对当事协管员做出停职接受调查处理。
长期关注城管执法的杭州律师、浙江律师协会行政专业委员张学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城管制度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立即废除。张学辉说，"中国设立城管制度的直接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但是该规定是指某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本来应当由另一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而不是另行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行使许多行政机关的部分处罚权。城管制度作为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试点，早该宣布失败。然而，它不仅未被废除，反而愈演愈烈。
人们曾对深圳在此方面的改革寄予希望。审议了近两年、两度延迟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于本月初获得当地人大表决通过，城管综合执法及编外"辅助执法人员"的制度得以延续，尽管新条例规定对重大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综合执法部门可邀请公众评议。
城管僭越警察职能，成为中国治安执法一大诟病。当局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城管上升或变相上升为警察机构，引起较大争议。目前，中国有40多个城市确立警察配合城管执法，其中长沙、郑州、南京等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支队，济南专门成立了城市管理警察分局。
"临时工"：凶恶的替罪羊
除了臭名昭彰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城管之外，中国滥用执法权力的现象遍布于几乎所有的执法机构，如法院、检察院、交警、工商、税务、技监、卫生、水利、消防等各个部门。这些机构大量聘用编制外人员，称为协管员、辅警、义务交通员等等，也就是民众俗称的"临时工"。
据新华网7月24日的一篇报道称，"临时工"在一些执法机构的份额高达八成。专家分析认为，这些机构热衷于使用"临时工"，因为他们承担着"减少麻烦、逃避责任"的职责，除了替正式工分担些苦活、累活、脏活外，更重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惹事了，他们还能替领导分忧，去充当"替罪羊"。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各地房屋"强拆"行为中，政府房管、城建部门或其下辖的拆迁办将执法权授予开发商或承包拆迁工程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地痞流氓，对被拆迁居民进行骚扰、威胁、恐吓、诬陷、殴打和绑架，手段极其下作，无所不用其极。
据"法治中国网"7月24日报道，山东临沐县居民崔社梅夫妇于5月28日深夜被赤身裸体绑架，随即家中房屋被夷为平地，全部家产和价值50多万元的财物也被埋在废墟之下。当地警方却表示，因为与拆迁有关，不便立案，并说这是普遍现象。
针对异议人士的非法软禁和盯梢中，"国保"对于编外人员的使用更加广泛。盲人律师陈光诚2010年至2012年被软禁在山东临沂家中时，当地地痞流氓被征用来监控他及阻止外人探访。藏人女作家唯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她被软禁期间，监管者包括楼下院子里带红袖套的老太太。
针对媒体频频曝光的"临时工"暴力执法的问题，南京市委、市政府办公厅6月4日颁发新规，要求全面清理市级机关现有编外人员，行政机关编外人员员额总数原则上不得超出该机关行政编制的10%。舆论认为，这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滥用执法权力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并非出自"临时工"。
纪委："双规"治官
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在山东济南市中级法院受审，有关消息已向重庆市官员干部通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薄熙来去年10月26日被正式刑事拘留。在这一天，全国人大罢免了他的人大代表职务。
然而，自去年3月14日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以后，薄熙来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时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4月10日新华社公布免除此职。4月9日，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当面对薄熙来宣布进行双规。
在被正式解除人大代表职务前，能否对他采取"双规"，受到他的支持者北京高校教师王铮等人的质疑。
其实，他被解除人大代表职务之后的半年"双规"，本身也于法无据。中共中央及各级纪委，是权力远远大过联防队员、城管及各种"临时工"的非法执法者。
根据中共《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这就是著名的"双规"或"双指 "。
"双规"条例这个"党内家规"本身与中国《宪法》及《立法法》中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冲突，实际上的拘禁更是连这个条例本身有关"不得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的说法都违背了。
有学者指出，"双规"的实质是中共权力"家丁化"，通过秘密绑架、拷打等手段来整治队伍的"江湖行为"。"双规"存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刑讯逼供，包括不准睡觉、模拟溺水、用烟头烫和殴打等，已是公开的秘密。
今年3月1日，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从北京回来时，在机场"失踪"。直到4月9日，他的妻子才再次见到他，但他已经被医院宣布死亡。新华社报道说，在此期间他被"双规"了。
作者：张平
责编：李鱼
中国经济的庞氏骗局就要撞南墙了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5日
在今天上午的这篇博文中，我用了各种比喻来解释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和我今天专栏中说的差不多。
其中一个比喻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经济就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投资，不是用来兴建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其实不多；这些投资是用来为投资品买家服务的 —— 实际上，现在这些投资是为了利用未来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所有这些产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会有最终买家呢？不清楚。所以说，这就是某种形式的庞氏骗局。
而且，我还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放慢速度 —— 其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
当然，我还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耗尽会形成一堵墙。
所以说，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而且，这只法西斯章鱼已经唱响了它的绝唱。（见下文）。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世界上最烂的句子。
“中国冲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假设我们这些担心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撞向一堵墙（或者，就像一些读者建议的，“金砖四国”[BRIC]之墙）的人说对了。其他人应该为这种情况担多大的心？为什么？
我将把这个问题分三点讨论：
1. 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影响程度小得惊人。
2. 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3. 政治和国际稳定，这方面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所以，从第一点来说：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全球性的衰退。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快速、粗略地做个计算很有用：2011年，全球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略多于60万亿美元。同时，中国进口了约2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全球其他国家GDP的3％左右。
现在，假设中国的增长相对总体趋势放缓5％。进口下降的比例则会超过5%；进口“收入弹性”（GDP变化1％，其他条件不变，导致的百分比变化）的通常估计值约为2。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中国的进口减少了10％ ——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GDP的3％的十分之一，即0.3％。这倒也不是说没有影响，但确实算不上太严重。
这么算甚至都夸张了一点，因为中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是其出口产品的组件，并不依赖于中国国内的需求。
正如我所说，贸易流量形成的机械传导效果相对较小，虽然它给中国一些邻国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但对美国来说影响较小）。
大宗商品价格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国， 比如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它占了约11％。因为在短期内，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相对迟钝，所以中国的需求骤降，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挫。所以，相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出售原材料的国家受到中国庞氏自行车的冲击会更大，无论它们是否向中国出售原材料。
最后一条，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首先，很明显的是，中国政权就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呢，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裙带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真想出点冷汗，就想想那些厚黑的政府，它们在试图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时做了些什么。对某个地方的某些岛屿磨刀霍霍，怎么样？
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结论，除非你想更多地侧重在间接影响上，而不是直接的出口乘数上。
奥威尔、中国和我
我明白，一些评论者可能无法理解我的即兴比喻，比如中国撞墙的庞氏自行车，法西斯章鱼的绝唱等等。但是，那当然是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任何关心政治或是写作的人都应该把这本书铭记于心。
对我来说，这篇博文也跟我听到的一些人的抱怨相关，有关于我对中国政权过于诋毁的态度。首先，我对许多政府充满不屑，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政府 ——而且都是有理由的；任何人都无权在犯错的时候免遭挖苦。
同时，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可能并不是坏人 —— 我真的不知道 —— 但这是一个独裁政权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且从各种事实来看，这个政权滋生了极度的腐败。你可能会说，这没错，但是看看它取得的经济成就吧；不过奥威尔早就说过：
“举例来说，一些安逸舒适的英国教授们在为苏俄的极权主义辩护时，他不能直白地说，‘如果干掉反对派可以让你取得想要的结果，我支持你。’所以，他可能会采用这样的说辞：
‘直率地承认苏联体制展示了某些特征时，尽管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谴责这些特征，但我想我们必须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对人们表达政治反对意见权利的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而苏联政府号召人民正在经受的严酷生活，将会在各种具体的成就中，被充分地证明是情有可原的。’”
令人高兴的是，当前的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坏，但是，“没有斯大林那么坏”也算不上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
翻译： 土土
在今天上午的这篇博文中，我用了各种比喻来解释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和我今天专栏中说的差不多。
其中一个比喻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低消费高投资”经济就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投资，不是用来兴建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其实不多；这些投资是用来为投资品买家服务的 —— 实际上，现在这些投资是为了利用未来的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所有这些产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会有最终买家呢？不清楚。所以说，这就是某种形式的庞氏骗局。
而且，我还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放慢速度 —— 其经济就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不往前行，就会倒地。
当然，我还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耗尽会形成一堵墙。
所以说，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冲向一堵墙。而且，这只法西斯章鱼已经唱响了它的绝唱。（见下文）。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世界上最烂的句子。
“中国冲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假设我们这些担心中国庞氏自行车正在撞向一堵墙（或者，就像一些读者建议的，“金砖四国”[BRIC]之墙）的人说对了。其他人应该为这种情况担多大的心？为什么？
我将把这个问题分三点讨论：
1. 通过出口形成的“机械”传导，影响程度小得惊人。
2. 大宗商品价格，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3. 政治和国际稳定，这方面存在一些重大风险。
所以，从第一点来说：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中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全球性的衰退。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快速、粗略地做个计算很有用：2011年，全球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略多于60万亿美元。同时，中国进口了约2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全球其他国家GDP的3％左右。
现在，假设中国的增长相对总体趋势放缓5％。进口下降的比例则会超过5%；进口“收入弹性”（GDP变化1％，其他条件不变，导致的百分比变化）的通常估计值约为2。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中国的进口减少了10％ ——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GDP的3％的十分之一，即0.3％。这倒也不是说没有影响，但确实算不上太严重。
这么算甚至都夸张了一点，因为中国进口的很多东西都是其出口产品的组件，并不依赖于中国国内的需求。
正如我所说，贸易流量形成的机械传导效果相对较小，虽然它给中国一些邻国带来的影响会更大（但对美国来说影响较小）。
大宗商品价格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国， 比如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它占了约11％。因为在短期内，大宗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相对迟钝，所以中国的需求骤降，可能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挫。所以，相对于中国的出口商来说，出售原材料的国家受到中国庞氏自行车的冲击会更大，无论它们是否向中国出售原材料。
最后一条，政治和国际关系。显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首先，很明显的是，中国政权就其立场来说虚伪得惊人，甚至从历史记录来看也是如此：它的官方说法是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呢，它正在领导着一个裙带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真想出点冷汗，就想想那些厚黑的政府，它们在试图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时做了些什么。对某个地方的某些岛屿磨刀霍霍，怎么样？
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结论，除非你想更多地侧重在间接影响上，而不是直接的出口乘数上。
奥威尔、中国和我
我明白，一些评论者可能无法理解我的即兴比喻，比如中国撞墙的庞氏自行车，法西斯章鱼的绝唱等等。但是，那当然是来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任何关心政治或是写作的人都应该把这本书铭记于心。
对我来说，这篇博文也跟我听到的一些人的抱怨相关，有关于我对中国政权过于诋毁的态度。首先，我对许多政府充满不屑，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政府 ——而且都是有理由的；任何人都无权在犯错的时候免遭挖苦。
同时，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可能并不是坏人 —— 我真的不知道 —— 但这是一个独裁政权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且从各种事实来看，这个政权滋生了极度的腐败。你可能会说，这没错，但是看看它取得的经济成就吧；不过奥威尔早就说过：
“举例来说，一些安逸舒适的英国教授们在为苏俄的极权主义辩护时，他不能直白地说，‘如果干掉反对派可以让你取得想要的结果，我支持你。’所以，他可能会采用这样的说辞：
‘直率地承认苏联体制展示了某些特征时，尽管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谴责这些特征，但我想我们必须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对人们表达政治反对意见权利的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而苏联政府号召人民正在经受的严酷生活，将会在各种具体的成就中，被充分地证明是情有可原的。’”
令人高兴的是，当前的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坏，但是，“没有斯大林那么坏”也算不上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
翻译： 土土
中国经济是“庞氏骗局”吗？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7-25
克鲁格曼说中国企业疯狂投资扩大产能，却不清楚产品的最终买家在哪里，这导致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庞氏骗局；但有经济学家反驳说，中国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美国《纽约时报》7月19日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庞氏自行车正在碰壁》。文章说，中国以低消费和高投资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地投资，但它们投资建设的不是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而是服务于投资产品买家的产能，事实上，企业现在进行投资，是为了从中国未来的投资中获益，而这种不断的投资只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产能，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都能找到买家吗？我们不清楚。所以说，中国经济是一种庞氏骗局。
文章说，中国不知道如何让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中国这一“自行车经济”的特点就是，如果它不往前走，就会倒地。而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日益枯竭就是中国经济即将撞上的那堵墙。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24日所刊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权威Barry Naughton的评论则反驳了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评论说，中国经济不是什么“庞氏自行车”，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令人担忧本没有错，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比他所描绘的要更为复杂。
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在评论Barry Naughton的这则评论时说，克鲁格曼其实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多大的研究兴趣，他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最知名论文是20年前发表的那篇《亚洲奇迹的神话》，这篇论文说亚洲经济体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要素积累而非效率提升。但问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都是从有效调动生产要素开始的，此后才逐步过渡到由效率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以中国为最突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有效调动生产要素方面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得多。
克鲁格曼说中国企业疯狂投资扩大产能，却不清楚产品的最终买家在哪里，这导致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庞氏骗局；但有经济学家反驳说，中国经济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美国《纽约时报》7月19日刊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庞氏自行车正在碰壁》。文章说，中国以低消费和高投资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庞氏骗局，中国企业正在疯狂地投资，但它们投资建设的不是服务于消费者的产能，而是服务于投资产品买家的产能，事实上，企业现在进行投资，是为了从中国未来的投资中获益，而这种不断的投资只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产能，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都能找到买家吗？我们不清楚。所以说，中国经济是一种庞氏骗局。
文章说，中国不知道如何让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中国这一“自行车经济”的特点就是，如果它不往前走，就会倒地。而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日益枯竭就是中国经济即将撞上的那堵墙。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24日所刊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权威Barry Naughton的评论则反驳了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评论说，中国经济不是什么“庞氏自行车”，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令人担忧本没有错，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比他所描绘的要更为复杂。
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在评论Barry Naughton的这则评论时说，克鲁格曼其实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多大的研究兴趣，他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最知名论文是20年前发表的那篇《亚洲奇迹的神话》，这篇论文说亚洲经济体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要素积累而非效率提升。但问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都是从有效调动生产要素开始的，此后才逐步过渡到由效率提升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以中国为最突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有效调动生产要素方面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得多。
2013年7月22日星期一
鄂尔多斯楼市面临长痛：房地产泡沫破裂 老板跑路
玺建祥学府华庭接待中心的门前孤零零地竖着三根旗杆，三面旗帜兀自飘扬。
这个装修气派的二层建筑距繁忙的东胜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但它后面却是一大片停工的工地。
在它的里面，巨大的沙盘和陈列着各样户型模型的玻璃展柜上覆了厚厚一层灰，而报夹上摆放的地产杂志的出版时间，一律停在2012年之前。
“房子现在不卖了。”在大声的呼唤之后，售楼中心的侧门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只是帮忙看门的，并不知道开盘日期和价格的情况。
同一条路上，大恒郦城接待中心的玻璃门也上了锁，玻璃墙内一片狼藉。
在鄂尔多斯的大街上，这样的售楼处比比皆是。与此同时，被当地人称作“黑窟窿”的大量停工的烂尾楼盘也随处可见。
据鄂尔多斯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鄂尔多斯商品房销售面积为232.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0%;销售额为107.90亿元，同比下降49.4%。其中住宅销售额73.19亿元，同比下降51.4%。
伊金霍洛旗一家涂料店的老板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前每月粉刷墙壁的收入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
不过，受全国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形势的影响，鄂尔多斯楼市正处于僵持状态。
“现在鄂尔多斯的房子有价无市，”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东胜区房屋的售价调整幅度不大，多数楼盘的价格仍然维持在6000元以上，康巴什新区的房价调整幅度则比较明显，普通楼盘的均价在3000元左右。
记者综合从一些楼盘的售楼处了解到的信息发现，鄂尔多斯市的房价分化明显。就老市区东胜区而言，地段好的楼盘往往只有90—300平方米的大户型房源，售价多在8000元以上，而位置较偏的楼盘在优惠之下，售价可达4000元。这些售楼人员在介绍时都不忘说一句，现房，下半年就可以入住。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多名房企老板跑路后，购房者早已对期房丧失了信心。在这座深陷高利贷的城市里，无论出租车司机、店铺老板、学者甚至道士都有数万数十万的高利贷借款无法收回，最后以开发商未建成的楼房作为抵押。
李师傅告诉记者，自己投放的高利贷资金尚未收回。目前利息早已因无法收回而放弃，只是按月得到债务人一笔归还本金的款项。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另外多名鄂尔多斯人表示，面对欠款他们都只有等待。
“血本无归的不多，顶多一两成。保住本的也不多。大家都在等待，等待好转。前两年消费不错，满街烧酒气，遍地划拳声，但现在早餐6、7元钱都是有感支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洁对本报记者表示。
房地产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捆绑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而鄂尔多斯这种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路径引起了潘洁的反思。
“我有个部下在房管局，两年前去找他办事，一会儿功夫找他的人就两三拨。这些人见面就跟他说，我们也要进入房地产市场。”潘洁回忆说，当时只要有闲钱的人，都红了眼，想到房地产行业捞一把。
“鄂尔多斯资金干渴、财务干渴，民间资本参与进来了。政府在地产开发热潮中的责任不可推卸，把房地产开发的门槛降得非常低，对民众产生了误导。如果没有钱，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和高利集资，只要有注册公司的钱就可以。”潘洁表示，在房地产热潮中，进场早的发了，晚的赔进去了。而政府原先承诺对开发商返还部分的土地出让金，现在已经返不起了。
潘洁认为，鄂尔多斯或将面临长痛，需要5年左右才能出现明显回升。
不过，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升温行情正在助长鄂尔多斯的乐观情绪。最新的数据表明，鄂尔多斯的房价也出现了回暖现象。有关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百城价格指数”显示，鄂尔多斯6月房价环比上涨1.53%，在百城房价上涨的城市中排名14。
这个装修气派的二层建筑距繁忙的东胜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但它后面却是一大片停工的工地。
在它的里面，巨大的沙盘和陈列着各样户型模型的玻璃展柜上覆了厚厚一层灰，而报夹上摆放的地产杂志的出版时间，一律停在2012年之前。
“房子现在不卖了。”在大声的呼唤之后，售楼中心的侧门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只是帮忙看门的，并不知道开盘日期和价格的情况。
同一条路上，大恒郦城接待中心的玻璃门也上了锁，玻璃墙内一片狼藉。
在鄂尔多斯的大街上，这样的售楼处比比皆是。与此同时，被当地人称作“黑窟窿”的大量停工的烂尾楼盘也随处可见。
据鄂尔多斯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鄂尔多斯商品房销售面积为232.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0%;销售额为107.90亿元，同比下降49.4%。其中住宅销售额73.19亿元，同比下降51.4%。
伊金霍洛旗一家涂料店的老板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前每月粉刷墙壁的收入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
不过，受全国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形势的影响，鄂尔多斯楼市正处于僵持状态。
“现在鄂尔多斯的房子有价无市，”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东胜区房屋的售价调整幅度不大，多数楼盘的价格仍然维持在6000元以上，康巴什新区的房价调整幅度则比较明显，普通楼盘的均价在3000元左右。
记者综合从一些楼盘的售楼处了解到的信息发现，鄂尔多斯市的房价分化明显。就老市区东胜区而言，地段好的楼盘往往只有90—300平方米的大户型房源，售价多在8000元以上，而位置较偏的楼盘在优惠之下，售价可达4000元。这些售楼人员在介绍时都不忘说一句，现房，下半年就可以入住。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多名房企老板跑路后，购房者早已对期房丧失了信心。在这座深陷高利贷的城市里，无论出租车司机、店铺老板、学者甚至道士都有数万数十万的高利贷借款无法收回，最后以开发商未建成的楼房作为抵押。
李师傅告诉记者，自己投放的高利贷资金尚未收回。目前利息早已因无法收回而放弃，只是按月得到债务人一笔归还本金的款项。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另外多名鄂尔多斯人表示，面对欠款他们都只有等待。
“血本无归的不多，顶多一两成。保住本的也不多。大家都在等待，等待好转。前两年消费不错，满街烧酒气，遍地划拳声，但现在早餐6、7元钱都是有感支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洁对本报记者表示。
房地产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捆绑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而鄂尔多斯这种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路径引起了潘洁的反思。
“我有个部下在房管局，两年前去找他办事，一会儿功夫找他的人就两三拨。这些人见面就跟他说，我们也要进入房地产市场。”潘洁回忆说，当时只要有闲钱的人，都红了眼，想到房地产行业捞一把。
“鄂尔多斯资金干渴、财务干渴，民间资本参与进来了。政府在地产开发热潮中的责任不可推卸，把房地产开发的门槛降得非常低，对民众产生了误导。如果没有钱，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和高利集资，只要有注册公司的钱就可以。”潘洁表示，在房地产热潮中，进场早的发了，晚的赔进去了。而政府原先承诺对开发商返还部分的土地出让金，现在已经返不起了。
潘洁认为，鄂尔多斯或将面临长痛，需要5年左右才能出现明显回升。
不过，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升温行情正在助长鄂尔多斯的乐观情绪。最新的数据表明，鄂尔多斯的房价也出现了回暖现象。有关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百城价格指数”显示，鄂尔多斯6月房价环比上涨1.53%，在百城房价上涨的城市中排名14。
法媒：中共的发展模式榨干了中国
【新唐人2013年7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悦综合报导）近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法国媒体关注较多的一个话题，法国网站Atlantico刊登一篇署名为帕斯卡-艾玛纽埃．高部里（Pascal Emmanuel Gobry）的文章，指出中国龙现在喷出的只是烟雾，中国模式已经不再发挥创造奇迹的作用了。中共的领导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摧毁了中国的生产能力。
据《法国广播电台》报导，文章作者高部里是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创办人。文章首先指出，中国的模式实际上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理想和完美。中共的领导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摧毁了中国的生产能力。
作者说，经济增长指的是经济增长率，一个国家可以有很高的增长率，但同时却很穷，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国家，只需要领导人采取不是很疯狂的经济措施，再加上一点专制手段，自然就会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但是实际上，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并不真正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度减缓，而且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作者分析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必须做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但中国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
文章同时指出，首先应该清楚的一点是，中共的行政管理十分分散，在操作的过程中充满腐败现象，政府的措施往往显得很混乱，同时中国是独裁体制，更是极权体制，中共领导人考虑的首先是特权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不能让中国社会出现大问题，而实际上，中国最大的特权阶级除了军队以外，就是掌控着中国经济的大型出口公司。
由于中共执行的低货币汇率政策支持出口，但同时降低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变得更穷。
文章最后总结说，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反模式，中国必须发展，但不能错误理解中国体制的真相。
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通过牺牲中国劳动力的利益、靠借外国资本家的钱来实现的。
美国西东大学经济系教授尹尊声指出，美国现在劳动力平均小时价格为27美元，其中包括了福利，而中国连一美元都不到，甚至印度的劳动力价格都高于中国。
也经济学专家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深渊。
有数据显示，大约七成的中国富人（百万美元资产以上）准备或者已经移民，大规模资金外逃的局面正在发生。
微博上〝国世平本人〞说：德国之所以能够抗衡全球两次经济危机，就是德国有非常坚挺的实体经济。但是，我国实体经济利润只有5%到10%，而房地产利润高达100%以上，导致所有实体经济只要有可能便朝房地产转移。这种状况不改变，立国之本完全丧失。
有网友〝浩瀚空灵〞说：我和你一样都希望中国变得强大，只是我略微有些失望而已，因为个人认为现在的中国没有榨干国外，却榨干了国内。
据《法国广播电台》报导，文章作者高部里是一家市场研究公司的创办人。文章首先指出，中国的模式实际上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理想和完美。中共的领导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摧毁了中国的生产能力。
作者说，经济增长指的是经济增长率，一个国家可以有很高的增长率，但同时却很穷，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国家，只需要领导人采取不是很疯狂的经济措施，再加上一点专制手段，自然就会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但是实际上，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并不真正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度减缓，而且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作者分析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必须做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但中国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
文章同时指出，首先应该清楚的一点是，中共的行政管理十分分散，在操作的过程中充满腐败现象，政府的措施往往显得很混乱，同时中国是独裁体制，更是极权体制，中共领导人考虑的首先是特权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不能让中国社会出现大问题，而实际上，中国最大的特权阶级除了军队以外，就是掌控着中国经济的大型出口公司。
由于中共执行的低货币汇率政策支持出口，但同时降低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变得更穷。
文章最后总结说，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反模式，中国必须发展，但不能错误理解中国体制的真相。
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通过牺牲中国劳动力的利益、靠借外国资本家的钱来实现的。
美国西东大学经济系教授尹尊声指出，美国现在劳动力平均小时价格为27美元，其中包括了福利，而中国连一美元都不到，甚至印度的劳动力价格都高于中国。
也经济学专家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深渊。
有数据显示，大约七成的中国富人（百万美元资产以上）准备或者已经移民，大规模资金外逃的局面正在发生。
微博上〝国世平本人〞说：德国之所以能够抗衡全球两次经济危机，就是德国有非常坚挺的实体经济。但是，我国实体经济利润只有5%到10%，而房地产利润高达100%以上，导致所有实体经济只要有可能便朝房地产转移。这种状况不改变，立国之本完全丧失。
有网友〝浩瀚空灵〞说：我和你一样都希望中国变得强大，只是我略微有些失望而已，因为个人认为现在的中国没有榨干国外，却榨干了国内。
2013年7月20日星期六
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20日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保罗·克鲁格曼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翻译：许欣
来源：纽约时报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保罗·克鲁格曼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翻译：许欣
来源：纽约时报
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
一个新纪元的法律体系——非法法系
[本文改自我的一篇投稿于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大寿文献汇编的研究论文，目的是为下一个中华纪元打下一些理论基础。不幸的是没有入选。现做一些改动发表于明镜博客。]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同全球最大的三大法律体系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宗教法系。普通法系亦称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起源于英国。英文是 Common Law，意为一致性的法律。该词来源于当年英格兰国王推广相对统一的国家法律。Common Law 这个词具三层含义。第一含义是法律条文，是指国会立的成文法（Legislation）未涉及到的部分，法官在判案时自主确定的法律；也称为判例法，法案法，案例法（Case Law）；或是法官当成文法有不明朗的时候对成文法的解释。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在人大而不是在法院。第二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法庭，普通法法庭（Common Law Court）或指在这种法庭上打的官司（Common Law Case）。在普通法法庭上打官司，不需要具体依据什么法律。比如，我和你签约打赌，说好你输了要赔我一百万，结果你赖账，我就起诉你。如果这件事是在具体成文法范围内，比如赌博法，那我们就按赌博法的条文来打。如果不属于专门成文法，我们就按合同纠纷来打。但我也可以按普通法来打，说你赖账不付使了我很生气，气出了氙气，我不仅要那一百万还要一亿元的赔偿。这种官司就得在普通法法庭打。第三含义就是法系。普通法系覆盖全部的英联邦国家，外加美国。尽管美国从英国反出，但并没有放弃其法律体系。普通法的格式和程序非常严格，由于程序上的违规，导致案件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公平的结果。普通法的法律组成上案例法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在邏輯推理模式上普通法系以批判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为主，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法官，个人意志常常重要过逻辑。
大陆法系又称为法典法系、欧陆法系、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尔曼法系，覆盖了当今世界的广大区域，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国家。一般而言，中国被认为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我们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英文是 Civil Law。其特点是具有悠久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在法学理论上崇尚理性主义、倾向于建构重視邏輯，抽象化的概念体系，在司法审判中传统上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条审判。以三段论（Syllogism）为最重要的邏輯推理模式。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宗教法系以伊斯兰法系为主，这里就不多讲了。除了这三大体系，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比如分出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Socialist Law）。需要说明的是，国际间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指前苏联，并不包括中国。
那法系又是如何与政治体制发生关系的呢？普通法系首先认为法律不是管理的工具，本身也不提供对公正的裁决，而是提供了一套程序和框架，从中人们可以寻求公正。这个原则就是 Rules of Law。普通法系认为公正是个人幸福所必须的。换句话讲，普通法系是以个人的幸福为最高宗旨的。这个最高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导出了人权法案和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权分离的政府构架。三权分离是为了防止政府泛用权力。人权法案或称权利法案的理念是天赋人权不可为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人剥夺。与 Rules of Law 相对的是 Rules by Law，其中心思想是法律是管理的工具，而其法威主要来源于政府立的法。Rules by Law 的政治理念在中文里是“依法治国”。需要说明的是，Rules of Law 并不与 Rules by Law 完全矛盾，事实上除其本理念外，Rules of Law 的实施部分就是 Rules by Law。如果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与Rules by Law 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但与普通法系相比，大陆法系的理念和实践都更接近 Rules by Law。
除了上述的不同，那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还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呢？那就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在普通法系里，解释权在法官手里，是司法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里解释权仍然在立法者手里。解释权的差异使得普通法系更有效地保证三权分离。另外，个人的作用在普通法系里明显大于大陆法系。而这种个人作用的差异也使得普通法系的社会更具有自我纠错功能。表面看，在普通法系里更容易出现个人专权的事。但事实上，对政体根本性的威胁来自于机构的可能远大过于个人。总之，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相比，社会机制更灵活，更有效阻止恶法的实施，如果不能阻止恶法立法的话。其结果是普通法系的国家民主制度相对更稳定，社会创造力更强。这些差异后果就不只限于法律体系自身了。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的结果就可以看到影响的深远。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几乎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内战和杀戮。
回顾西方议会政治制度（Westminster System）的产生，Rules of Law 是基础。而这个制度的精要就是宪政和民主。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无产者的革命造反集团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政治集团。我们取得了历史上如何一个造反集团从没有取得过的成绩。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共产党用鲜血打下了的，如果一场选举就交出了政权，既对不起先烈，更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利益。尽管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再好也好不过自己手中的利益。为了防止一夜变天，我们必须在基本理念上明确了我们永远不应该在高层次推广民主制度，即便我们肯定可以赢得大选也不能干，因为总会有输的一天。为了对抗民主，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统一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对任何不同意见和批评，我们只可以接受有限度的宽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人必然寻求政治权力上的分享，而我们的政府也自然地寻求更有效的管理理念，从加强自我纠错的机制到减少政府运作成本，等等。我们共产党在这方面做的很不错，我们正渐渐地从人治转变为法治（Rules by Law），从对既忠诚又优秀的人才的依赖转变为对制度的依赖。同时，那些已经在前期取得了经验利益的人也自然地寻求制度上的保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当制度完善到一定程度，制度本身就一定会对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而经验显示，一旦当制度反过来成为对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了约束，这就已经陷入了宪政的陷阱里。一旦误入了宪政的陷阱，和平演变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走上宪政的道路，决不可以进入 Rules by Law 的状态，更不可以进入 Rules of Law 的状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大陆法系也自然会滑入议会政治制度的轨道。事实上，在议会政治制度里，Rules by Law 并没有法律利益的受体，随时间推移，Rules by Law 也会过渡到 Rules of Law 的状态。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不仅要放弃大陆法系，还要放弃传统概念里的法制建设。与民主相比，宪政才是我们真正的威胁。而宪政正来源于我们对制度的完善。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官员贪污，强行拆迁带来的民怨，等等。事物发展总是具有两方面的。这些问题也减缓了我们对制度完善的步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要明确，制度不可以成为我们决策的障碍。制度必须不可以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哪怕这将导致制度和法律型同虚设。我们要明确，制度和法律只可适用于与共产党精英集团没有任何瓜葛的被统治阶级。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同时也带来决策过程的高效，而这种高效是我们在这个世纪称雄世界打败西方列强的保证。换言之，我们必须坚持 Rex lex，也就是政权必须凌驾在法律之上。
在法律层面上，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组织足够的法律学术理论研究力量，开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的工作。这个新的法律体系的特点是法条（Code）法律和宪法之间不必自洽，判案也可不依赖法条，而是以不成文的精神和习惯做法为最高准绳。在明镜hukan博的建议下，这种新时代的法律体系可称为非法法系，英文可翻译为 Unwritten Law。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一切按潜规则办。不这样的话，我们终有一天会滑入宪政的漩涡里。
同胞们，下个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们应该从每个人做起，让我们养成不按牌理出牌的习惯，并将这种法系概念生活化，文化化。同胞们，朋友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去排队。
07月 19th, 2010
来源：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明镜博客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同全球最大的三大法律体系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宗教法系。普通法系亦称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起源于英国。英文是 Common Law，意为一致性的法律。该词来源于当年英格兰国王推广相对统一的国家法律。Common Law 这个词具三层含义。第一含义是法律条文，是指国会立的成文法（Legislation）未涉及到的部分，法官在判案时自主确定的法律；也称为判例法，法案法，案例法（Case Law）；或是法官当成文法有不明朗的时候对成文法的解释。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在人大而不是在法院。第二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法庭，普通法法庭（Common Law Court）或指在这种法庭上打的官司（Common Law Case）。在普通法法庭上打官司，不需要具体依据什么法律。比如，我和你签约打赌，说好你输了要赔我一百万，结果你赖账，我就起诉你。如果这件事是在具体成文法范围内，比如赌博法，那我们就按赌博法的条文来打。如果不属于专门成文法，我们就按合同纠纷来打。但我也可以按普通法来打，说你赖账不付使了我很生气，气出了氙气，我不仅要那一百万还要一亿元的赔偿。这种官司就得在普通法法庭打。第三含义就是法系。普通法系覆盖全部的英联邦国家，外加美国。尽管美国从英国反出，但并没有放弃其法律体系。普通法的格式和程序非常严格，由于程序上的违规，导致案件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公平的结果。普通法的法律组成上案例法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在邏輯推理模式上普通法系以批判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为主，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法官，个人意志常常重要过逻辑。
大陆法系又称为法典法系、欧陆法系、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尔曼法系，覆盖了当今世界的广大区域，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国家。一般而言，中国被认为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我们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英文是 Civil Law。其特点是具有悠久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在法学理论上崇尚理性主义、倾向于建构重視邏輯，抽象化的概念体系，在司法审判中传统上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条审判。以三段论（Syllogism）为最重要的邏輯推理模式。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宗教法系以伊斯兰法系为主，这里就不多讲了。除了这三大体系，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比如分出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Socialist Law）。需要说明的是，国际间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指前苏联，并不包括中国。
那法系又是如何与政治体制发生关系的呢？普通法系首先认为法律不是管理的工具，本身也不提供对公正的裁决，而是提供了一套程序和框架，从中人们可以寻求公正。这个原则就是 Rules of Law。普通法系认为公正是个人幸福所必须的。换句话讲，普通法系是以个人的幸福为最高宗旨的。这个最高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导出了人权法案和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权分离的政府构架。三权分离是为了防止政府泛用权力。人权法案或称权利法案的理念是天赋人权不可为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人剥夺。与 Rules of Law 相对的是 Rules by Law，其中心思想是法律是管理的工具，而其法威主要来源于政府立的法。Rules by Law 的政治理念在中文里是“依法治国”。需要说明的是，Rules of Law 并不与 Rules by Law 完全矛盾，事实上除其本理念外，Rules of Law 的实施部分就是 Rules by Law。如果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与Rules by Law 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但与普通法系相比，大陆法系的理念和实践都更接近 Rules by Law。
除了上述的不同，那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还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呢？那就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在普通法系里，解释权在法官手里，是司法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里解释权仍然在立法者手里。解释权的差异使得普通法系更有效地保证三权分离。另外，个人的作用在普通法系里明显大于大陆法系。而这种个人作用的差异也使得普通法系的社会更具有自我纠错功能。表面看，在普通法系里更容易出现个人专权的事。但事实上，对政体根本性的威胁来自于机构的可能远大过于个人。总之，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相比，社会机制更灵活，更有效阻止恶法的实施，如果不能阻止恶法立法的话。其结果是普通法系的国家民主制度相对更稳定，社会创造力更强。这些差异后果就不只限于法律体系自身了。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的结果就可以看到影响的深远。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几乎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内战和杀戮。
回顾西方议会政治制度（Westminster System）的产生，Rules of Law 是基础。而这个制度的精要就是宪政和民主。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无产者的革命造反集团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政治集团。我们取得了历史上如何一个造反集团从没有取得过的成绩。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共产党用鲜血打下了的，如果一场选举就交出了政权，既对不起先烈，更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利益。尽管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再好也好不过自己手中的利益。为了防止一夜变天，我们必须在基本理念上明确了我们永远不应该在高层次推广民主制度，即便我们肯定可以赢得大选也不能干，因为总会有输的一天。为了对抗民主，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统一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对任何不同意见和批评，我们只可以接受有限度的宽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人必然寻求政治权力上的分享，而我们的政府也自然地寻求更有效的管理理念，从加强自我纠错的机制到减少政府运作成本，等等。我们共产党在这方面做的很不错，我们正渐渐地从人治转变为法治（Rules by Law），从对既忠诚又优秀的人才的依赖转变为对制度的依赖。同时，那些已经在前期取得了经验利益的人也自然地寻求制度上的保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当制度完善到一定程度，制度本身就一定会对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而经验显示，一旦当制度反过来成为对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了约束，这就已经陷入了宪政的陷阱里。一旦误入了宪政的陷阱，和平演变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走上宪政的道路，决不可以进入 Rules by Law 的状态，更不可以进入 Rules of Law 的状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大陆法系也自然会滑入议会政治制度的轨道。事实上，在议会政治制度里，Rules by Law 并没有法律利益的受体，随时间推移，Rules by Law 也会过渡到 Rules of Law 的状态。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不仅要放弃大陆法系，还要放弃传统概念里的法制建设。与民主相比，宪政才是我们真正的威胁。而宪政正来源于我们对制度的完善。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官员贪污，强行拆迁带来的民怨，等等。事物发展总是具有两方面的。这些问题也减缓了我们对制度完善的步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要明确，制度不可以成为我们决策的障碍。制度必须不可以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哪怕这将导致制度和法律型同虚设。我们要明确，制度和法律只可适用于与共产党精英集团没有任何瓜葛的被统治阶级。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同时也带来决策过程的高效，而这种高效是我们在这个世纪称雄世界打败西方列强的保证。换言之，我们必须坚持 Rex lex，也就是政权必须凌驾在法律之上。
在法律层面上，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组织足够的法律学术理论研究力量，开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的工作。这个新的法律体系的特点是法条（Code）法律和宪法之间不必自洽，判案也可不依赖法条，而是以不成文的精神和习惯做法为最高准绳。在明镜hukan博的建议下，这种新时代的法律体系可称为非法法系，英文可翻译为 Unwritten Law。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一切按潜规则办。不这样的话，我们终有一天会滑入宪政的漩涡里。
同胞们，下个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们应该从每个人做起，让我们养成不按牌理出牌的习惯，并将这种法系概念生活化，文化化。同胞们，朋友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去排队。
07月 19th, 2010
来源：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明镜博客
2013年6月8日星期六
世界资源无力支持中国达到人均发达国家水平
以表面人均GDP和收入水平计算，人均发达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加上一些零碎的资源型小国家比如北
欧诸国挪威、丹麦、瑞典，以及其它资源型小国家比如新西兰、南非，还有特殊类（金融、避税等等）小国家和地区比如瑞士、卢森堡、新加坡、香港等等，总人口
不超过8亿。其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不算最高，但人均生活质量最高，因为美国的物价最便宜，住房面积最大，人员可流动性最好，普通人的工作机会也最多。新加坡和香港则走到了另一极端，虽然貌似人均收入很高，但生活质量最不好，因为人口密度太高。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实际人口密度都比中国高（中国人口集中在北京-成都两点所连直线的南边，90%以上人口集中在
宜居的1/3国土上），其中，日本人口密度比其余四国高一倍。在这些国家，住房和私家车的成本比美国高出很多，但舒适度却低很多，因而，这些硬碰硬的发达
国家与美国相比，在发达国家日常生活的这两个重要指标上，性价比低出很多，还不如资源型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私家车在过去十年逐渐普及到中国的大中城市。但以北京、上海为例，很多私家车平时几乎不动。交通拥堵只是一方面，车辆的平均油耗
也证明车辆的年平均行驶里程非常有限。这说明，有车和用车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根本就是两回事，与发达国家根本无法相比。然而，即使如此，中国的能源供应已经
很紧缺，也无法持续，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令人无法忍受。这其实还是说明了人均生活质量差，这有限的生活质量还是靠了人口聚集在大城市带来的规模成本相对
低达到的，否则，比如，人均能源成本更高。原因在于，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少。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即，中国和大印度）占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人口的四倍以上。这注定发达国家要封锁并限制这两个主要亚洲地区的发展，因为，世界的总资源是有限的。
对于亚洲人（包括日本人），为个人和后代着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移民到发达国家。能力强的来美国，因为在美国各个方面都执世界牛耳；能力差的去资源型福利国家，比如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次是加拿大。
人文严重落后、科技严重落后、人均资源少、人口严重过剩，在现代通讯和交通迟滞基本为零的年代，落后国家想追上来几乎不可能。比如，鸦片战争时，烧煤的英国军舰从英国航行到中国至少要4个月，从印度到中国也需要1个月以上，还有煤的补给问题；而现在核动力航母、卫星通讯和
real-time军事发展计划和军力评估，使得不会有任何误判或侥幸的可能性，都得老老实实按实力在谈判桌上遵守规则地说话、办事（德国闪电战奇袭苏
联，日本偷袭珍珠港都不会在发生了；中国人擅长的虚虚实实[所谓的以弱胜强]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了）；军事和经济侦察容易，军事和商业情报获取和
传递都相对非常容易，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秘密，军事力量投放迅速，不需要实际打仗，Pre-emptive军事威慑就能解决问题。
几乎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发达国家会精确控制这种差距，以并保持Consistent and progressive优势。
来源：文学城FreeTrader博客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九号文件”秘密下达 中共末日危机感强烈
近年来，大陆民众抗暴事件愈演愈烈，民众对中共政府的不满日深。图为：大陆民众推翻警车。（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5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高紫檀报导）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中办发 “2013”9号”，下文简称“9号文件”），该通报据称仅传达到县团级以上。但目前大陆官方大媒体并未提及这一文件，并且提及的地方新闻报导在网络上也 被迅速删除，致使外界无法了解这一通报的准确内容。对于中共秘密下发“9号文件”的原因，外界分析，中共已经意识到它的意识形态难以让老百姓相信，并且不敢拿出公开讨论，实际上中共自身已经感到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中共秘密下达“九号文件” 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从“百度快照”所保留的网页上看，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学习九号文件时透露：“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深刻、态度坚定。”新浪网的原标题是，“中央：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七个突出问题值得注意”。
中共秘密下达“九号文件” 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但相关消息在网络上被迅速删除。（网络图片）
从相关内容来看，中共“九号文件”的重点是要中共各级党政军机关重视意识形态的七个问题，与此相呼应的还有早前由大学老师泄露在网上的中共勒令高校“七不讲”。所谓“七不讲”，是指最近在网上泄露的关于在中共宣传部门要求中国高校教师在讲坛上有七个不能讲：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
中 国问题专家、《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七不讲’在大学中传达，反面来看，反而说明目前学校里讲了很多中共怕听的，传的很多，所以 中共才下令不要讲。实际上‘七不讲’是中共的七大毛病，大家都看得到的，为什么不可以讲？‘九号文件’已经不仅仅是对学校，而是（中共）在整个社会要加强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伍凡认为：实际上中共这一套只是徒劳，“现在中共所谓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不相信了，没有人信了，不听这一套了，网上‘七不讲’消息一出，老百姓就开骂了，整个社会不听它这一套。现在整个社会形态全变了，不像过去，中共控制不了老百姓了，到处都有民众抗暴行动。”
专家：中共陷入极大困境当中 末日危机感强烈
对于中共“9号文件”在政府中的秘密传达，港媒首先报导了相关消息。但目前大部份大陆媒体均已在网络上删除有关“9号文件”的报导。
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事情说明，目前中共陷入一个困境，不仅陷入自己的困境，它治国的方略也陷入困境。
陈 树庆说：“一般情况来讲，治理国家会有一个指导思想，中共过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等，但这些东西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了，也就带头不 遵守了。从中共窃国60多年来，这套思想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文明和进步，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苦难。这就是社会道德的普遍沦落。”
陈树庆认为，到目前，中共自己对已有的价值观已经产生了动摇，处于困境当中，所以出现“七不讲”、“9号文件”等这类“既不敢公开宣扬、辩论它们以往的固有价值观，又要防止世界各国这种普世价值观在中国普及开来”。
陈 树庆说：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中共已经感到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过去的那一套老百姓已经不信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了，怎么敢讲呢？那么新的东西，全世界普遍有效的东西，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不敢讲，处于一种精神紊乱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又有危机感，对国家和人民极不负责任。”
中 国问题专家、《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七不讲”和“9号文件”都是中共政府不自信的表现，而秘密传达的方式说明，中共局势非常 不稳定，意识形态处于极大危机之中。“中共现在抓意识形态，也是感到危机严重，又不敢公开地讲，才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实际上名不正、言不顺，没有胆 子。”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gaozhitan@gmail.com
（责任编辑：刘毅）
2013年5月14日星期二
中国债务GDP比逾100%,2015达24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债务GDP比达100%以上 2015年将达245%
“中国债务GDP比已经达到100%以上，2015年将达到245%，数据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5月13日，里昂证券香港策略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张耀昌称，中国债务水平已达到历史高点。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里昂证券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2012年新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0%，新增债务增长58%，约为GDP增长的2.9倍，主要来自影子银行系统和地方债务。
“实际上，中国GDP增长是靠大量的债务来支撑的。中国现在借债成瘾，如果债务水平还按这个速度增长的话，是不可持续的。”张耀昌续称。
此前，穆迪与标普都曾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债务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一个月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与穆迪因担忧地方债务风险，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贷评级展望。
根据里昂证券当日发布的《中国债务危机报告》，中央政府借债为7.8万亿，约占GDP的15%，银行系统之外的信贷约占GDP的43%。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为18万亿，大概占GDP的35%。
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风险不断暴露，其中，“资金池”业务存在暗中输血地方融资平台隐忧。理财产品投向更被银监会列为2013年银行理财业务监管的工作重点之一，严格限制银行理财资金投入地方融资平台，以防止地方债务风险扩大。
中国债务GDP比达100%以上 2015年将达245%
“中国债务GDP比已经达到100%以上，2015年将达到245%，数据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5月13日，里昂证券香港策略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张耀昌称，中国债务水平已达到历史高点。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里昂证券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2012年新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0%，新增债务增长58%，约为GDP增长的2.9倍，主要来自影子银行系统和地方债务。
“实际上，中国GDP增长是靠大量的债务来支撑的。中国现在借债成瘾，如果债务水平还按这个速度增长的话，是不可持续的。”张耀昌续称。
此前，穆迪与标普都曾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债务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一个月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与穆迪因担忧地方债务风险，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贷评级展望。
根据里昂证券当日发布的《中国债务危机报告》，中央政府借债为7.8万亿，约占GDP的15%，银行系统之外的信贷约占GDP的43%。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为18万亿，大概占GDP的35%。
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风险不断暴露，其中，“资金池”业务存在暗中输血地方融资平台隐忧。理财产品投向更被银监会列为2013年银行理财业务监管的工作重点之一，严格限制银行理财资金投入地方融资平台，以防止地方债务风险扩大。
2013年5月4日星期六
美国之音：中国司法机关是国家流氓机关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华盛顿报道）— 哪怕是仅仅皮毛地学过一点法律的人都知道，司法正义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或最基本的特征，这就是司法要公正，而且司法机关必须让公众看到司法公正（以便增强司法和司法的公信力）。
司法正义的对立面就是耍流氓。耍流氓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耍流氓的人不要讲理，不要讲任何公平正义，而且要让公众看到他不讲理，不讲公平正义（以便强化流氓对民众的威慑）。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司法就是中国最大的流氓，中国的司法机关就是国家流氓机关。
贪官无恙，小民遭殃
促使今天的中国千百万公众、千百万网民不由自主地感叹、哀叹、悲叹、浩叹、叹息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彻头彻尾的流氓国家、中国司法机关公开耍流氓的 是，中国官方媒体5月2日报道说：重庆市淫官雷政富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已由重庆市公安局移送至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雷政富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在重庆的一位官员，是一位广受公众指斥的贪官。早些时候，他与青年女子赵红霞做爱的录像视频被披露到互联网上。随后还有10名跟赵红霞有牵涉的中共官员的名字和录像被披露出来。公众广泛认为，那些官员全部有重大贪污嫌疑。
然而，那些有重大贪污嫌疑的官员充其量只是受到不伤筋也不动骨的“免职”处分（他们以后随时可以官复原职甚至升官），而不得不靠出卖自己可怜的肉体而获得一点养家糊口的外快的平民弱女子赵红霞却受到中国式流氓司法的追究。
赵红霞被司法侦办的消息传出，中国公众和网民纷纷发声，对中国特色的这种流氓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示不满，提出抨击。
此时此刻，连不得不在中共宣传部门淫威大棒之下讨生活的新浪微博的官方“头条新闻”也不得不发出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鲁迅所讽刺的“老爷，您老的马褂好像有点…”式的曲折委婉的批评：
@ 头条新闻 ：【重庆不雅视频案追问：雷政富们要查多久】法律学者称，重庆不雅视频案赵红霞甚至连主角都算不上，公众更关心的是雷政富们的罪与罚。相比起赵红霞被移送 起诉的公开与神速，雷政富们似乎还神隐于“立案调查”中，调查如果继续长时间无结论，最终伤害的自然是公众对反腐信心。
网络抨击，排山倒海
与此同时，更多的网民和媒体人则通过微博用户最多、政治评论最多的新浪微博对中国式流氓司法发出更加直言不讳的抨击：
@克里斯托夫-金：堂堂重庆政府，不对一群荒淫无道的腐败官员依法问罪，却对一民女不依不饶，今天正式送审，起诉赵红霞涉嫌敲诈被害人500万。请问无权无势的草民敲诈有权有势的（中共）区委书记雷政富等数名高官，可信吗？赵红霞有错，错不致入狱，贪官有罪，罪该下狱。
@Lemon先森：我想知道雷政富们和赵红霞谁才是事件的主角！捅了篓子就把一个草根女子推向虎口充当保护伞！是什么样的体制让一个个女的争先恐后跑去当二奶三奶！相对于雷政富来说赵红霞只是犯了个错不是罪！我去年买了块表！
(注： “买了块表”，网络骂人用语，标准写法为“买了个表”，其拼音首字母MLGB跟网络骂人用语“马勒戈壁”相同；而“马勒戈壁”则起源于调侃嘲骂中共宣传机 关的民间网络视频“草泥马”。被中国网民普遍认为是弱智的中共宣传机关在“草泥马”2009年走红中国网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反应过来，才匆忙下令查禁； “草泥马”据信是世界历史上以及互联网史上最大规模的笑话和全民狂欢。)
@一凡06：我也觉得不去惩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损失的雷政富们，反而对反腐作出贡献（要不是赵，现在还挖不出这么大的鱼呢）的赵红霞提起诉讼，可见，法律是为谁定的。
对中国式流氓司法显然深感绝望的网民，采取黑色幽默加黄色笑话来抨击中国当局赤裸裸的流氓司法：
@大国米时代Inter1908：（赵红霞）罪名是泄露了领导只有12秒的绝密信息？
（注：“12秒”，在雷政富和赵红霞性行为视频上，赤身裸体的雷从“上马”到不得不“下马”耗时12妙；雷太缺乏“后劲” ，成为中国网民的大笑料。）
@金刚A战神：反什么。反个飞机。这个国家是个神奇的国家。美国打过来我第一带人家去告诉人家我们官员的钱放在哪里。想想20多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 一个个爱国志士一心报国，沦落到如今挥泪移民，原因在哪里？
（注：“飞机”，显然是脱胎于表示意淫和手淫的“打飞机”的说法；“想想20多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显然是指1989年以学生为先导的争民主、反腐败的天安门抗议；那场全国性的抗议以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北京而结束。）
@迈舒迷09: 赵红霞算真正的摊上事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光辉形象让你糟蹋成这样，对你不重判才是怪事。
（注：“伟大、光荣、正确”是中共用来赞美自己的官方套语，网民简称戏称“伟光正”。）
顺便说一句，中国网民将黑色幽默与黄色笑话嫁接，显然是开发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幽默新品种。目前，似乎还没有文学理论研究者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正式的研究。
环球时报，混球屎报
自称以报道“复杂的中国”为己任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在人民需要支援的时候，总是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明确地站在中国民众的对立面，为当局说话，为当局打压小民叫好。
雷政富被流氓司法机关宣布为“受害人”、赵红霞被法办的消息传来，招致中国公众一片嘘声，高声痛骂。被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称作“混球屎报”的《环球时报》不出所料，再度登场，再度向世人展示它如何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环球时报》用有起码的是非正义感的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逻辑，表示支持欺诈践踏小民的中共官员雷政富，鄙视小民赵红霞和支持她的中国公众。5月3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题目是“雷政富以‘被害人’身份出现无可指责。”
《环球时报》的怪异逻辑受到中国网民的强力抨击：
@风雨中的修行者：环球日报声称：〞在赵红霞等人敲诈勒索雷政富这件事上，前者就是加害方，后者就是被害方，这同后者是否存在贪腐没有关系。但到了互联网 上，赵红霞等人和雷政富的加害与被害关系很容易就被换位了，说到底这是中国法治精神、民众的法律意识缺失的表现。〞那么问〞环球〞一句：中国法治精神是什 么？是球吗?
（注：“球”，俗语骂人用语，其同义词是“蛋”。因此，混球 = 混蛋。）
@雾满拦江 ：受害人雷政富：环球时报指控说：赵红霞等人敲诈勒索雷政富，赵红霞是加害方，雷政富是被害方，这同雷政富是否贪腐没关系——认真学习环球精神，也可称球 精神。球精神是先给赵红霞定罪。赵红霞有罪，导致雷政富身心俱伤，但环球报无权给赵红霞判罪，这就意味受伤的未必是雷政富。
流氓司法，流氓国家
中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李庄在“红都”重庆一度身受流氓司法之害。他因为给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当局锁定的一个所谓“黑社会”分子辩护，而得罪了薄熙来的重庆当局，被判刑入狱，并成为他（李庄）自称的“先前非著名律师、现今著名非律师。”
雷政富安然无恙、赵红霞被法办的消息传来，促使律师身份尚待回复中的李庄通过微博发表了一则半真半假、亦庄亦谐、真假莫辨、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司法辩护意见：
@李庄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报道 “赵红霞等6人被移送检方 涉嫌勒索雷政富300万”）从法理讲，赵红霞确属犯罪，但，如果雷政富等11名高官落马的主要证据材料，是经审讯赵红霞后得知，应认定赵红霞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从轻处理。供辩护人斟酌。
然而，众多的中国网民现在无心玩幽默。他们纷纷指出当今中国流氓司法的一个个实例，其中特别扎眼的包括：
1）中国人权活动家、盲人陈光诚遭受中共流氓干部的长期迫害和虐待，被迫出逃之后，流氓干部闯入他哥哥家打砸抢，把侄儿往死里打，侄儿被迫用菜刀自卫，流氓干部无罪，侄儿陈克贵被法院判刑；
2）湖南女子唐慧的11岁女儿被中共流氓干部胁迫忍受强奸、轮奸，唐慧要求惩罚流氓干部，结果被劳教；唐慧对劳教提出异议，湖南法院判决不支持唐慧的赔偿要求；
3）中共党员、山西国营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里失窃数千万来源不明财产从而明显显示他涉嫌大规模贪污，两小偷罗某、李某分别被法院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而被盗人白培中也涉嫌“违纪”，中共山西省纪委决定给予白培中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4）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非法所得数百亿元人民币，薄谷的儿子、没有任何正当收入来源的薄瓜瓜也一开口就许诺一个英国商人两千万美元；但中国的司法机关在审判谷开来案件的时候假装对这一切都看不见。
中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中国公众认为，中国的流氓司法案例如今可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全部记录下来必定是汗牛充栋。
朝鲜虽然被当今世界许多人认为是头号流氓国家。但现在也有许多中国人（以及外国人）在认真争论，中国（网民戏称“西朝鲜”）和朝鲜到底哪个是头号流氓国家。
司法正义的对立面就是耍流氓。耍流氓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耍流氓的人不要讲理，不要讲任何公平正义，而且要让公众看到他不讲理，不讲公平正义（以便强化流氓对民众的威慑）。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司法就是中国最大的流氓，中国的司法机关就是国家流氓机关。
贪官无恙，小民遭殃
促使今天的中国千百万公众、千百万网民不由自主地感叹、哀叹、悲叹、浩叹、叹息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彻头彻尾的流氓国家、中国司法机关公开耍流氓的 是，中国官方媒体5月2日报道说：重庆市淫官雷政富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已由重庆市公安局移送至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雷政富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在重庆的一位官员，是一位广受公众指斥的贪官。早些时候，他与青年女子赵红霞做爱的录像视频被披露到互联网上。随后还有10名跟赵红霞有牵涉的中共官员的名字和录像被披露出来。公众广泛认为，那些官员全部有重大贪污嫌疑。
然而，那些有重大贪污嫌疑的官员充其量只是受到不伤筋也不动骨的“免职”处分（他们以后随时可以官复原职甚至升官），而不得不靠出卖自己可怜的肉体而获得一点养家糊口的外快的平民弱女子赵红霞却受到中国式流氓司法的追究。
赵红霞被司法侦办的消息传出，中国公众和网民纷纷发声，对中国特色的这种流氓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示不满，提出抨击。
此时此刻，连不得不在中共宣传部门淫威大棒之下讨生活的新浪微博的官方“头条新闻”也不得不发出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鲁迅所讽刺的“老爷，您老的马褂好像有点…”式的曲折委婉的批评：
@ 头条新闻 ：【重庆不雅视频案追问：雷政富们要查多久】法律学者称，重庆不雅视频案赵红霞甚至连主角都算不上，公众更关心的是雷政富们的罪与罚。相比起赵红霞被移送 起诉的公开与神速，雷政富们似乎还神隐于“立案调查”中，调查如果继续长时间无结论，最终伤害的自然是公众对反腐信心。
网络抨击，排山倒海
与此同时，更多的网民和媒体人则通过微博用户最多、政治评论最多的新浪微博对中国式流氓司法发出更加直言不讳的抨击：
@克里斯托夫-金：堂堂重庆政府，不对一群荒淫无道的腐败官员依法问罪，却对一民女不依不饶，今天正式送审，起诉赵红霞涉嫌敲诈被害人500万。请问无权无势的草民敲诈有权有势的（中共）区委书记雷政富等数名高官，可信吗？赵红霞有错，错不致入狱，贪官有罪，罪该下狱。
@Lemon先森：我想知道雷政富们和赵红霞谁才是事件的主角！捅了篓子就把一个草根女子推向虎口充当保护伞！是什么样的体制让一个个女的争先恐后跑去当二奶三奶！相对于雷政富来说赵红霞只是犯了个错不是罪！我去年买了块表！
(注： “买了块表”，网络骂人用语，标准写法为“买了个表”，其拼音首字母MLGB跟网络骂人用语“马勒戈壁”相同；而“马勒戈壁”则起源于调侃嘲骂中共宣传机 关的民间网络视频“草泥马”。被中国网民普遍认为是弱智的中共宣传机关在“草泥马”2009年走红中国网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反应过来，才匆忙下令查禁； “草泥马”据信是世界历史上以及互联网史上最大规模的笑话和全民狂欢。)
@一凡06：我也觉得不去惩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损失的雷政富们，反而对反腐作出贡献（要不是赵，现在还挖不出这么大的鱼呢）的赵红霞提起诉讼，可见，法律是为谁定的。
对中国式流氓司法显然深感绝望的网民，采取黑色幽默加黄色笑话来抨击中国当局赤裸裸的流氓司法：
@大国米时代Inter1908：（赵红霞）罪名是泄露了领导只有12秒的绝密信息？
（注：“12秒”，在雷政富和赵红霞性行为视频上，赤身裸体的雷从“上马”到不得不“下马”耗时12妙；雷太缺乏“后劲” ，成为中国网民的大笑料。）
@金刚A战神：反什么。反个飞机。这个国家是个神奇的国家。美国打过来我第一带人家去告诉人家我们官员的钱放在哪里。想想20多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 一个个爱国志士一心报国，沦落到如今挥泪移民，原因在哪里？
（注：“飞机”，显然是脱胎于表示意淫和手淫的“打飞机”的说法；“想想20多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显然是指1989年以学生为先导的争民主、反腐败的天安门抗议；那场全国性的抗议以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北京而结束。）
@迈舒迷09: 赵红霞算真正的摊上事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光辉形象让你糟蹋成这样，对你不重判才是怪事。
（注：“伟大、光荣、正确”是中共用来赞美自己的官方套语，网民简称戏称“伟光正”。）
顺便说一句，中国网民将黑色幽默与黄色笑话嫁接，显然是开发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幽默新品种。目前，似乎还没有文学理论研究者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正式的研究。
环球时报，混球屎报
自称以报道“复杂的中国”为己任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在人民需要支援的时候，总是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明确地站在中国民众的对立面，为当局说话，为当局打压小民叫好。
雷政富被流氓司法机关宣布为“受害人”、赵红霞被法办的消息传来，招致中国公众一片嘘声，高声痛骂。被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称作“混球屎报”的《环球时报》不出所料，再度登场，再度向世人展示它如何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环球时报》用有起码的是非正义感的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逻辑，表示支持欺诈践踏小民的中共官员雷政富，鄙视小民赵红霞和支持她的中国公众。5月3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题目是“雷政富以‘被害人’身份出现无可指责。”
《环球时报》的怪异逻辑受到中国网民的强力抨击：
@风雨中的修行者：环球日报声称：〞在赵红霞等人敲诈勒索雷政富这件事上，前者就是加害方，后者就是被害方，这同后者是否存在贪腐没有关系。但到了互联网 上，赵红霞等人和雷政富的加害与被害关系很容易就被换位了，说到底这是中国法治精神、民众的法律意识缺失的表现。〞那么问〞环球〞一句：中国法治精神是什 么？是球吗?
（注：“球”，俗语骂人用语，其同义词是“蛋”。因此，混球 = 混蛋。）
@雾满拦江 ：受害人雷政富：环球时报指控说：赵红霞等人敲诈勒索雷政富，赵红霞是加害方，雷政富是被害方，这同雷政富是否贪腐没关系——认真学习环球精神，也可称球 精神。球精神是先给赵红霞定罪。赵红霞有罪，导致雷政富身心俱伤，但环球报无权给赵红霞判罪，这就意味受伤的未必是雷政富。
流氓司法，流氓国家
中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李庄在“红都”重庆一度身受流氓司法之害。他因为给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当局锁定的一个所谓“黑社会”分子辩护，而得罪了薄熙来的重庆当局，被判刑入狱，并成为他（李庄）自称的“先前非著名律师、现今著名非律师。”
雷政富安然无恙、赵红霞被法办的消息传来，促使律师身份尚待回复中的李庄通过微博发表了一则半真半假、亦庄亦谐、真假莫辨、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司法辩护意见：
@李庄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报道 “赵红霞等6人被移送检方 涉嫌勒索雷政富300万”）从法理讲，赵红霞确属犯罪，但，如果雷政富等11名高官落马的主要证据材料，是经审讯赵红霞后得知，应认定赵红霞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从轻处理。供辩护人斟酌。
然而，众多的中国网民现在无心玩幽默。他们纷纷指出当今中国流氓司法的一个个实例，其中特别扎眼的包括：
1）中国人权活动家、盲人陈光诚遭受中共流氓干部的长期迫害和虐待，被迫出逃之后，流氓干部闯入他哥哥家打砸抢，把侄儿往死里打，侄儿被迫用菜刀自卫，流氓干部无罪，侄儿陈克贵被法院判刑；
2）湖南女子唐慧的11岁女儿被中共流氓干部胁迫忍受强奸、轮奸，唐慧要求惩罚流氓干部，结果被劳教；唐慧对劳教提出异议，湖南法院判决不支持唐慧的赔偿要求；
3）中共党员、山西国营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里失窃数千万来源不明财产从而明显显示他涉嫌大规模贪污，两小偷罗某、李某分别被法院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而被盗人白培中也涉嫌“违纪”，中共山西省纪委决定给予白培中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4）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嫌非法所得数百亿元人民币，薄谷的儿子、没有任何正当收入来源的薄瓜瓜也一开口就许诺一个英国商人两千万美元；但中国的司法机关在审判谷开来案件的时候假装对这一切都看不见。
中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中国公众认为，中国的流氓司法案例如今可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全部记录下来必定是汗牛充栋。
朝鲜虽然被当今世界许多人认为是头号流氓国家。但现在也有许多中国人（以及外国人）在认真争论，中国（网民戏称“西朝鲜”）和朝鲜到底哪个是头号流氓国家。
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
欲海归者当思考现今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国内在涌现官二代、富二代移民潮的同时，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新富豪们怀有移民打算的同时，还有这么多千辛万苦留学海外的人在纷纷海归？这种诡异的事情，大概是不能简单地用“脑热”或者“脑残”来贴标签进行简单解释的。一百多年前，满清在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百多年后，农民党也在鹦鹉学舌地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实情。只能说中国的变局经过了一百多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与中华文明有根本上的异质处，两者又都这么底蕴深厚，他们的碰撞和相互作用，不可能在一百年之内就完成，甚至在两百年，三百年之内，也不见得能完成。而现在的中国，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变局加速加剧的时代，种种纷乱异象，让一般人困惑不已，莫知去就，海归与移民，也是一个折射面。
中国的确是在发展，经济上的发展，这是谁都能感受到的。然而其中甘苦，或许只有身在其中久如之人，方有切身体会。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是中西碰撞以来变局的一部分，即所谓变法图强。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改革开放，搭英美的车赶走日本人，却鬼使神差地学上了苏俄，中间瞎折腾几十年，只在最近才撞到道上，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发展起来。中国人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有入骨入髓的恐惧感和自卑感，起初就是怕“亡国灭种”，后来则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人之发展图强，带有根子上的偏执性，有不顾一切、走火入魔的狂躁。这样的发展放到现在来看，要加个定语，恶性发展，肿瘤一般侵蚀着人与自然。这些年发了疯着了魔一般地发展，环境，生态，基本上已经崩溃了，且留下后患无穷的长久恶果。官方的报告都在说，东南部的农田已经全部遭重金属污染，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主要河流被严重污染，华北的地下水在即将枯竭的同时，被长期地下排污。这些一遭破坏，都不是在几十上百年就可以恢复的，有些污染将是永久性的。这最终要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拉上关系，食品问题，空气问题，饮水问题，都在一一浮现。不要以为癌症村离大城市很远，以后将逐渐出现癌症镇，癌症市。爆表的灰霾天会引发数年之后的呼吸道癌症高峰，其效果只不过现在尚在潜伏之中而已。若要继续投身到这个恶性的发展之中，继续染污世界，咎由自取。
其次是，中国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与经济上的发展同步加深。这些年的发展，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而社会价值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发展诉求，被新兴权贵统治阶层长期压制，长期回避，这带来的恶果甚于污染。满据时代末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只想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现在搭全球化的快车，把西方的生产工厂全部搬到中国的土地上来，而对维持西方社会的深厚悠久的价值传统，却无知无闻，愚昧顽固，坚持“五不搞”，“制度自信”。然而切实说来，中西文明碰撞之大变局，器物层面只是最低级的一个层面，社会价值方面的，精神深处的碰撞，才是最终极的变局。不能说中华文化里面就没有普世价值，古代中国人是遵循天理和良知而生活的，在天人关系的根本上持守道法自然的信念。天理和良知，就是普世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具有深刻的相通和互补之处。只是这个天理和良知历经沧桑，深蒙尘垢，必须从深处变化振新自己。将来的变局，必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引入以及中华文化固有的普世价值的复苏共同铸就的新兴价值确立的过程。然而现在的中国统治集团，在从两方面堵截这一变化，既不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也彻底干脆地摧毁了中国的传统价值。统治集团既不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制约，也不接受天理良知的命令，发展成为超级社会肿瘤，深刻毒害中国社会。人欲横流，丧天害理，良知荡然无存，率人食人，从对自然的敬畏和师法，走向肆无忌惮的破坏，而社会也陷入集体的堕落之中。不能将这个状况归结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但要求的却是正确的西方价值，“德先生”，“赛先生”。这个状况的造成，完全是师法苏俄马列造成的。马列是“唯物主义”，物质第一，目空一切，藐视全部人类精神文明方面的成果，无论中西。自从毛泽东这个半吊子的农民青年被马列主义的一些普及读物践踏大脑之后，他鼓动中国人斗天斗地斗人，中国的天理良知和自然之道才就此荡然无存，而我们现在这三十来年的经济发展，只是它造就的毒液循着新鲜的管道结出一个硕大的毒果。以前是政治斗争人整人，现在是经济斗争人坑人，罔顾天理，循其物欲之私，无人性底线地整人斗人坑人的实质还是一样地流着毛教的污血。中国人现在自食毒果，不是不知道苦毒，任何人都对现在这个无良的社会深恶痛绝，内心深处呼唤价值的回归，要求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一个又一个钱云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碾死在巨轮之下，而我们人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它，却被禁锢着发不出声音，无能为力，这样的社会值得生活吗？整个社会被发展带来的表面光鲜压制着，焦躁苦闷，人心思变。
经济恶性发展，潜在恶果无穷，社会价值沦丧，天理良知荡然无存，人道化为禽兽豺狼。物极思返，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大变局，这不是我抱着什么预设的反共立场而耸人听闻，这是共产党的报纸自己这么说的，他们的说法是“亡党亡国”。这样就好理解为什么国内在生活变得富裕时反而不能安居乐业，转而都想移民。你呼吸着灰霾的空气，吃着不放心的食品，喝着死猪泡过的水，过着好好吃饭不准说话的日子，被工业垃圾和烦嚣包围，只能享受一些低级趣味的精神生活，你的富裕也只意味着一个金钱数字，而不是真实的生活质量。这些都是欲出走者的切身感受，虽然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他们心里深处是明白的。
至于海归的回流，内外的原因都很多，一者外面经济形势不好，工作不好找；二者则受国内表面现象所惑，没有看到下面的汩汩暗流；三者则是主动寻找机会，象接受招安一般，去他大锅里分一杯羹，同时又谋划好自己的退路，随时可以开溜。对于第一种，不论，毕竟生存重要，无所谓loser不loser了。对于第二种，若从个人命运际遇上讲，建议其考虑一下他将要处于其中的社会，多听一听那些正在想方设法移民海外的国内人的感受，也为子孙后代三思。对于第三种，（还特别地多，悲哀），只能加以鄙视，亦无话可说。太多的人强调物质性的享受，还有KTV什么之类的比较低级趣味的精神生活，这显然是已经被黄俄的镰刀斧头给掠走了精神灵魂。打算回去的人，绝少见到他们考量房子车子票子以外的东西。既不能关心社会政治，在精神深处又被共产党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斩断了诗礼之教、艺术精神的生命之根，中国人现在的精神生活基本上消失了，无论海内外华人均如此。海内华人，一手麻将，打得坐骨神经与头脑并皆麻木。海外华人，大多是理工背景，大多数无甚人文修养，尤其是所谓小留者，与之言，唯觉黄俄久习，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发达的华东地区，农村大片萎缩，被城镇扩张侵占，本来充满生机与诗意的大地被海量丑陋刺眼的工业建筑和农民的“小洋房”占领，连成灰蒙蒙一片，而海归者见了，说这是发展，品味之高下立见。可以铁定地说，等到美国或者欧洲开始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这些丑陋的东西又将被视为彻底的落后了，你到哪里自卑去？若是关注更多层面的丰富的精神上的享受，就断不会得出国内在越变越好的结论。反观此地北美，山川河流，大部分都处于中国诗经时代的那种自然状态，而且是被有意识地守护着。清江沉郁，云树娴美，青天如海，鸿雁高翥，置身其中，但觉性天澄澈幽远，与万物默然自洽。人的身体靠饮食维持，人的精神生命则靠天地间的灵气来滋养，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曾是一片诗性的精神家园，特别注重天人关系。西人以圣经为经，古代中国人以诗为经，而现在的中国，诗的精神已经死亡。自然被斗死了，其中肆无忌惮地扩张着人的丑陋建筑和各种工业毒素与贪欲，灵气遂遭根本遏绝。国内不是频频传来鄱阳湖干旱见底之类的新闻么，水鸟几乎捕杀殆尽，唯被充当野味而已，我记得好些年都没再见过大雁，这些东西消失了，哪里还能产生“雁字来时，月满西楼”这样的句子？自然的灵气遏绝，而人的灵性生命也就死亡，灵性生命死亡，也就无法欣赏优美，而眼里只有房子车子票子的可贵了。北美从人物到山水，无一不美。此地人性自由不羁，其上品者，怀抱兼有寄托，仿如云中之鹤不受网罗，有类春秋以下士人游侠之风气。若无法领略中国的古诗，只须拿来坐读于其山水之间，就自然意会。海归者去熊掌而取臭豆腐，且津津乐道于国内之“享受”，明智乎，品味乎？
美国是天命所系，是我们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美国的价值与儒家文化的价值有深度可沟通处。儒家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理想的社会则是经过美化了的“三代之治”，而这些在满清大臣徐继畲看来，都已经实现于美国。徐继畲是完全从儒家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可以视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吧，请看他刻在华盛顿纪念塔之中的话：“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海外华人，能不以生活于三代之世美国为大幸乎？若从推动中国全面发展的角度讲，当然是海归越多越好，这是加剧中国之变局的因素。但是看看有几个人有这种改变中国的抱负与胸怀呢，大都只在谋自己的一点好日子，孔子所谓的斗筲之人。且政府也只希望你作一个技术人才，好吃好喝别乱说，不问政治。所以我纯从个人命运际遇的角度来谈论海归话题，我的意见是，只要有办法，不是彻底的loser，能留美国还是留美国吧。无能为力于中国，你们却可以为自身改变一点美国。子子孙孙融入美国，也是华人社会输出的世界性公民。呼吁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不要受土共黄俄的洗脑教育，盲目谩骂美帝。还是要有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以“仁义”之所在为家国，爱美国，融入美国，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去，为华人争取好美国本来赋予你们的权利。
来源: 未名空间zhuanzai (庄生)
中国的确是在发展，经济上的发展，这是谁都能感受到的。然而其中甘苦，或许只有身在其中久如之人，方有切身体会。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是中西碰撞以来变局的一部分，即所谓变法图强。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改革开放，搭英美的车赶走日本人，却鬼使神差地学上了苏俄，中间瞎折腾几十年，只在最近才撞到道上，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发展起来。中国人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有入骨入髓的恐惧感和自卑感，起初就是怕“亡国灭种”，后来则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国人之发展图强，带有根子上的偏执性，有不顾一切、走火入魔的狂躁。这样的发展放到现在来看，要加个定语，恶性发展，肿瘤一般侵蚀着人与自然。这些年发了疯着了魔一般地发展，环境，生态，基本上已经崩溃了，且留下后患无穷的长久恶果。官方的报告都在说，东南部的农田已经全部遭重金属污染，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主要河流被严重污染，华北的地下水在即将枯竭的同时，被长期地下排污。这些一遭破坏，都不是在几十上百年就可以恢复的，有些污染将是永久性的。这最终要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拉上关系，食品问题，空气问题，饮水问题，都在一一浮现。不要以为癌症村离大城市很远，以后将逐渐出现癌症镇，癌症市。爆表的灰霾天会引发数年之后的呼吸道癌症高峰，其效果只不过现在尚在潜伏之中而已。若要继续投身到这个恶性的发展之中，继续染污世界，咎由自取。
其次是，中国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与经济上的发展同步加深。这些年的发展，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而社会价值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发展诉求，被新兴权贵统治阶层长期压制，长期回避，这带来的恶果甚于污染。满据时代末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只想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现在搭全球化的快车，把西方的生产工厂全部搬到中国的土地上来，而对维持西方社会的深厚悠久的价值传统，却无知无闻，愚昧顽固，坚持“五不搞”，“制度自信”。然而切实说来，中西文明碰撞之大变局，器物层面只是最低级的一个层面，社会价值方面的，精神深处的碰撞，才是最终极的变局。不能说中华文化里面就没有普世价值，古代中国人是遵循天理和良知而生活的，在天人关系的根本上持守道法自然的信念。天理和良知，就是普世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具有深刻的相通和互补之处。只是这个天理和良知历经沧桑，深蒙尘垢，必须从深处变化振新自己。将来的变局，必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引入以及中华文化固有的普世价值的复苏共同铸就的新兴价值确立的过程。然而现在的中国统治集团，在从两方面堵截这一变化，既不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也彻底干脆地摧毁了中国的传统价值。统治集团既不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制约，也不接受天理良知的命令，发展成为超级社会肿瘤，深刻毒害中国社会。人欲横流，丧天害理，良知荡然无存，率人食人，从对自然的敬畏和师法，走向肆无忌惮的破坏，而社会也陷入集体的堕落之中。不能将这个状况归结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但要求的却是正确的西方价值，“德先生”，“赛先生”。这个状况的造成，完全是师法苏俄马列造成的。马列是“唯物主义”，物质第一，目空一切，藐视全部人类精神文明方面的成果，无论中西。自从毛泽东这个半吊子的农民青年被马列主义的一些普及读物践踏大脑之后，他鼓动中国人斗天斗地斗人，中国的天理良知和自然之道才就此荡然无存，而我们现在这三十来年的经济发展，只是它造就的毒液循着新鲜的管道结出一个硕大的毒果。以前是政治斗争人整人，现在是经济斗争人坑人，罔顾天理，循其物欲之私，无人性底线地整人斗人坑人的实质还是一样地流着毛教的污血。中国人现在自食毒果，不是不知道苦毒，任何人都对现在这个无良的社会深恶痛绝，内心深处呼唤价值的回归，要求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一个又一个钱云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碾死在巨轮之下，而我们人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它，却被禁锢着发不出声音，无能为力，这样的社会值得生活吗？整个社会被发展带来的表面光鲜压制着，焦躁苦闷，人心思变。
经济恶性发展，潜在恶果无穷，社会价值沦丧，天理良知荡然无存，人道化为禽兽豺狼。物极思返，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大变局，这不是我抱着什么预设的反共立场而耸人听闻，这是共产党的报纸自己这么说的，他们的说法是“亡党亡国”。这样就好理解为什么国内在生活变得富裕时反而不能安居乐业，转而都想移民。你呼吸着灰霾的空气，吃着不放心的食品，喝着死猪泡过的水，过着好好吃饭不准说话的日子，被工业垃圾和烦嚣包围，只能享受一些低级趣味的精神生活，你的富裕也只意味着一个金钱数字，而不是真实的生活质量。这些都是欲出走者的切身感受，虽然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他们心里深处是明白的。
至于海归的回流，内外的原因都很多，一者外面经济形势不好，工作不好找；二者则受国内表面现象所惑，没有看到下面的汩汩暗流；三者则是主动寻找机会，象接受招安一般，去他大锅里分一杯羹，同时又谋划好自己的退路，随时可以开溜。对于第一种，不论，毕竟生存重要，无所谓loser不loser了。对于第二种，若从个人命运际遇上讲，建议其考虑一下他将要处于其中的社会，多听一听那些正在想方设法移民海外的国内人的感受，也为子孙后代三思。对于第三种，（还特别地多，悲哀），只能加以鄙视，亦无话可说。太多的人强调物质性的享受，还有KTV什么之类的比较低级趣味的精神生活，这显然是已经被黄俄的镰刀斧头给掠走了精神灵魂。打算回去的人，绝少见到他们考量房子车子票子以外的东西。既不能关心社会政治，在精神深处又被共产党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斩断了诗礼之教、艺术精神的生命之根，中国人现在的精神生活基本上消失了，无论海内外华人均如此。海内华人，一手麻将，打得坐骨神经与头脑并皆麻木。海外华人，大多是理工背景，大多数无甚人文修养，尤其是所谓小留者，与之言，唯觉黄俄久习，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发达的华东地区，农村大片萎缩，被城镇扩张侵占，本来充满生机与诗意的大地被海量丑陋刺眼的工业建筑和农民的“小洋房”占领，连成灰蒙蒙一片，而海归者见了，说这是发展，品味之高下立见。可以铁定地说，等到美国或者欧洲开始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这些丑陋的东西又将被视为彻底的落后了，你到哪里自卑去？若是关注更多层面的丰富的精神上的享受，就断不会得出国内在越变越好的结论。反观此地北美，山川河流，大部分都处于中国诗经时代的那种自然状态，而且是被有意识地守护着。清江沉郁，云树娴美，青天如海，鸿雁高翥，置身其中，但觉性天澄澈幽远，与万物默然自洽。人的身体靠饮食维持，人的精神生命则靠天地间的灵气来滋养，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曾是一片诗性的精神家园，特别注重天人关系。西人以圣经为经，古代中国人以诗为经，而现在的中国，诗的精神已经死亡。自然被斗死了，其中肆无忌惮地扩张着人的丑陋建筑和各种工业毒素与贪欲，灵气遂遭根本遏绝。国内不是频频传来鄱阳湖干旱见底之类的新闻么，水鸟几乎捕杀殆尽，唯被充当野味而已，我记得好些年都没再见过大雁，这些东西消失了，哪里还能产生“雁字来时，月满西楼”这样的句子？自然的灵气遏绝，而人的灵性生命也就死亡，灵性生命死亡，也就无法欣赏优美，而眼里只有房子车子票子的可贵了。北美从人物到山水，无一不美。此地人性自由不羁，其上品者，怀抱兼有寄托，仿如云中之鹤不受网罗，有类春秋以下士人游侠之风气。若无法领略中国的古诗，只须拿来坐读于其山水之间，就自然意会。海归者去熊掌而取臭豆腐，且津津乐道于国内之“享受”，明智乎，品味乎？
美国是天命所系，是我们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美国的价值与儒家文化的价值有深度可沟通处。儒家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理想的社会则是经过美化了的“三代之治”，而这些在满清大臣徐继畲看来，都已经实现于美国。徐继畲是完全从儒家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可以视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吧，请看他刻在华盛顿纪念塔之中的话：“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海外华人，能不以生活于三代之世美国为大幸乎？若从推动中国全面发展的角度讲，当然是海归越多越好，这是加剧中国之变局的因素。但是看看有几个人有这种改变中国的抱负与胸怀呢，大都只在谋自己的一点好日子，孔子所谓的斗筲之人。且政府也只希望你作一个技术人才，好吃好喝别乱说，不问政治。所以我纯从个人命运际遇的角度来谈论海归话题，我的意见是，只要有办法，不是彻底的loser，能留美国还是留美国吧。无能为力于中国，你们却可以为自身改变一点美国。子子孙孙融入美国，也是华人社会输出的世界性公民。呼吁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不要受土共黄俄的洗脑教育，盲目谩骂美帝。还是要有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以“仁义”之所在为家国，爱美国，融入美国，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去，为华人争取好美国本来赋予你们的权利。
来源: 未名空间zhuanzai (庄生)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利益冲突 达赖喇嘛悉尼大学演讲被取消
【大纪元2013年04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马颖慧澳洲悉尼编译报导）澳洲最负盛名的悉尼大学由于与中共的利益关系，已拒绝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赴该校进行讲演。
据澳广报导，悉尼大学学生博雷斯（Sophie Bouris）于今年1月份向达赖喇嘛驻澳洲办公室表示，悉尼大学的学生想请达赖喇嘛做讲演。博雷斯说：“我们希望邀请悉尼大学的学生团体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在悉尼大学西摩中心（Seymour Centre）聆听达赖喇嘛就教育问题的意义做一次讲演。讲演后，达赖喇嘛将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在她与学校的老师们就此事接洽中，学校的老师们表示，由于达赖喇嘛访澳的时间与学校的时间冲突，最后定在6月18日大多数学生都不在校时，请达赖喇嘛在悉尼大学的西摩中心做讲演，并由该学校新成立的民主与人权研究所（IDHR）来主持这次讲演。
但是民主与人权研究所的主任教授基恩（John Keane）和副校长斯彭斯（Michael Spence）分别给澳广致电邮，表示这次讲演现被取消。
作为此次讲演组织者之一的博雷斯介绍说：“几周前讲演会的事情变得复杂，其中包括显示悉尼大学的标志在讲演中不允许用，讲演中不可以有媒体以及西藏人，后来是对这次讲演不可做校外宣传，也不可邀请外校学生，然后在4月2日我得到了这次讲演被取消的通知。”
澳洲纽省绿党议员介绍说，悉尼大学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他们自称与中国政府和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该研究中心的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建立，该中心表示，他们也参与了悉尼大学关于达赖喇嘛访谈一事的讨论。
悉尼大学民主与人权研究所的基恩在给澳广的电邮中表示，不但达赖喇嘛来学校讲演一事被取消和被移往校外，而且该研究所人员和教职员工都不能参与组织此演讲会。
悉尼大学副校长斯彭斯在他的电邮中表示，悉尼大学拒绝了达赖喇嘛访谈此事，但是提出了一个两全之计，请别的学校在其他地点参加或者举办这个座谈会，他认为这个计策可满足各方的需求。
悉尼大学和平基金会主任里斯（Stuart Rees）对此表示，：“悉尼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都愿意主办此演讲会，但是大学却撤销了这次活动，让人们在更关注西藏人权和中国人权问题的同时，对悉尼大学的言论自由，甚而澳洲的言论自由都产生了怀疑。”
澳洲纽省工党议员凯伊（John Kaye）说：“这样看来悉尼大学当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从中共获得的钱受到威胁时，作出的选择就是放弃学校的学生与21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进行接触的机会。”
自从2009年起，已有100多名西藏僧民自杀，抗议中共当局在西藏侵犯人权的暴行。
（责任编辑：李熔石）
据澳广报导，悉尼大学学生博雷斯（Sophie Bouris）于今年1月份向达赖喇嘛驻澳洲办公室表示，悉尼大学的学生想请达赖喇嘛做讲演。博雷斯说：“我们希望邀请悉尼大学的学生团体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在悉尼大学西摩中心（Seymour Centre）聆听达赖喇嘛就教育问题的意义做一次讲演。讲演后，达赖喇嘛将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在她与学校的老师们就此事接洽中，学校的老师们表示，由于达赖喇嘛访澳的时间与学校的时间冲突，最后定在6月18日大多数学生都不在校时，请达赖喇嘛在悉尼大学的西摩中心做讲演，并由该学校新成立的民主与人权研究所（IDHR）来主持这次讲演。
但是民主与人权研究所的主任教授基恩（John Keane）和副校长斯彭斯（Michael Spence）分别给澳广致电邮，表示这次讲演现被取消。
作为此次讲演组织者之一的博雷斯介绍说：“几周前讲演会的事情变得复杂，其中包括显示悉尼大学的标志在讲演中不允许用，讲演中不可以有媒体以及西藏人，后来是对这次讲演不可做校外宣传，也不可邀请外校学生，然后在4月2日我得到了这次讲演被取消的通知。”
澳洲纽省绿党议员介绍说，悉尼大学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他们自称与中国政府和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该研究中心的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建立，该中心表示，他们也参与了悉尼大学关于达赖喇嘛访谈一事的讨论。
悉尼大学民主与人权研究所的基恩在给澳广的电邮中表示，不但达赖喇嘛来学校讲演一事被取消和被移往校外，而且该研究所人员和教职员工都不能参与组织此演讲会。
悉尼大学副校长斯彭斯在他的电邮中表示，悉尼大学拒绝了达赖喇嘛访谈此事，但是提出了一个两全之计，请别的学校在其他地点参加或者举办这个座谈会，他认为这个计策可满足各方的需求。
悉尼大学和平基金会主任里斯（Stuart Rees）对此表示，：“悉尼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都愿意主办此演讲会，但是大学却撤销了这次活动，让人们在更关注西藏人权和中国人权问题的同时，对悉尼大学的言论自由，甚而澳洲的言论自由都产生了怀疑。”
澳洲纽省工党议员凯伊（John Kaye）说：“这样看来悉尼大学当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从中共获得的钱受到威胁时，作出的选择就是放弃学校的学生与21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进行接触的机会。”
自从2009年起，已有100多名西藏僧民自杀，抗议中共当局在西藏侵犯人权的暴行。
（责任编辑：李熔石）
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
房地產商和政府造“空城”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許多人將城鎮化視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驅動引擎，但也有分析家不抱樂觀。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金融學副教授蔣曉泉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仍看好城鎮化帶來的成果，但他也認為配套措施若不先行，也可能造成兩極分化擴大的反效果。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在社會安全和公共服務方面投入更多資金，但要推動這些改變，可能會在地方政府的層級上遭遇困難，如果地方政府仍抱持著舊觀念，認為應由基礎設施推動城市化的話，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財政緊張，且最快在2013下半年損害經濟成長的勢頭。
《金融時報》的文章認為，這代表政府可能無法再承擔基礎設施投資和社會安全體制的改革，如果真要在兩者中做選擇，專注在擴大社會福利和放寬勞力流動上，會更有成效。
房地產商和政府造“空城”
李克強在推廣城鎮化的同時，也強調城鎮化應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防止人為“造城”， 避免“有城無市”和再搞攤大餅式擴大、唱“空城計”的情況。
蔣曉泉對《明鏡月刊》分析，出現空城，跟市場預期有關，從經濟學的角度，就是供給和需求出了問題。如某個城鎮只要100套房，最後卻造了1000套，但附近生活機能不理想，吸引不到人，或房價被房地產商抬得太高，都造成供需不平衡，違背了市場規律。
“這裡頭還有投機的因素，例如房地產商如果看好房市，就會開發。這與地方政府的行為，以及中央、地方政府的權限、稅收政策也有一定的關係。地方政府可能希望房地產獲得開發。”蔣曉泉說。
通貨膨脹也是中國城鎮化時必須考量的因素。蔣
曉泉對《明鏡月刊》解釋，如何控制通貨膨脹還要看政府的目標，如美國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標就是通貨膨脹，因為央行和政府是兩個不同機構，通貨膨脹並不一定是
政府要控制的首要目標，政府的首要目標，是保證就業、促進經濟增長，而央行主要決定貨幣的發行量。
至於中國，因為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央行的獨立性比較小，蔣曉泉說，中國央行的政策目標，應該和政府的目標一致，所以是否要控制通貨膨脹，還要看這是否為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蔣曉泉認為，經濟增長和就業應才是主要問題。
溫家寶卸任前，定下國內生産總值增長7.5的目標，蔣曉泉對《明鏡月刊》表示，7.5是合理的數字。通常經濟發展有週期性，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經過20、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不可能再持續增長，因為它違背了經濟具有週期性的規律，但中國在不同的時機，有不一樣的增長點，有靠體制改革帶來的效果，也有靠出口導向帶來的效果，現在就是靠城鎮化。
“城鎮化不只是帶動某一個產業，而是一系列的基礎設施、金融、保險、醫療、文化、房地產等等一系列的產業，所以這個數字是可以達到的。”但蔣曉泉也提醒，如兩極分化、市場調節與政府關係的問題沒處理好，經濟發展就可能無法持續。
在推廣城鎮化的同時，李克強也強調城鎮化應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防止人為“造城”。（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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