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逮捕薄熙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中国忽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数众多的左派。在这之前，无论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还是中国的敌对势力都认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政坛的左派，而右派就是亲民主的包括中国国内屁民和海内外的反华人士。在逮捕薄熙来之前，左就意味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就意味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左右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历史上，在思想领域，自由意志主义和革新意识以左为标记，而保守则为右。因此，一百多年前当以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出现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左派。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要求革命，更因为这些新思潮同时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当共产主义思潮发展到暴力革命阶段，因为权力巩固的需要以及事务发展规律中的“异化”现象，共产主义思潮反过来成为扼杀自由意志和革新意识的最强力量。于是出现了中国政坛中与最初的左右划分正好相反的现象，那就是保守为左，而寻求改革的势力为右。
这次忽然崛起的挺薄派，其囊括的观点涵盖了支持重庆模式、支持对中下层的社会保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寻求社会公平公正和对毛泽东的眷恋等。其中的一些，不排除与右派的诉求吻合。尽管如此，但在政治光谱中，毫无疑问，左派就是左派，与要求宪政改革的右派绝然不同。挺薄派的出现，其实是从我们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执政集体是保持一致的。他们的叛变，是我们的一个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些支持，更因为他们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面对右派的颠覆，还要应对左派的骚动。他们的叛变带来的好处是，他们帮助界定了我们真正在走的道路。那就是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第三位置主义。正式的称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模式”的说法，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已。挺薄派的出现，终于成就了中国现在的全频谱的政治光谱，而不像以往那样在政治光谱上难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得名。第三位置主义已经超越了“左”和“右”而成为第三极，而不是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进行简单的政治融合。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定义，常常用于形容新法西斯和新纳粹运动，但也包括庇隆主义和纳粹主义。简言之，第三位置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尽管纳粹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践，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畴中，而纳粹主义已经位于第三极的第三位置主义范围中。
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国人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中性词。更有人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极权集体主义，中国的现状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定义。本文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花笔墨。但需指出，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红卫兵到近年的咂日系车，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热烈的民族主义基础。太平天国推行的更是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经济领域内试图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第三位置主义的特点，可以以承袭了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压抑，进行由政府全盘计划经济，第三位置的经济政策反对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位置认为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到包括产业、农业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在内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治精英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而是构成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突显商业公司控制了政府决策过程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情况，因为这些商业公司完全为国家所控制。商业公司对于政府的影响力通常是透过游说和其他管道来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些行径通常被视为是对公众有害的。但与这些害处相比较，精英政治带来的好处是经济发展有机会可以高速扩展，而不必在决策过程中消耗过多资源用于利益平衡。而后者正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上“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如出一辙。
除了政策之外，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模式”是如何具体运作的。1992年中国的GDP是2.7万亿人民币，2012年是52万亿，也就是说，2012年一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20年前一年的近20倍。中国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数值是GDP的年增长率。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但也要消耗掉1000千克的粮食，如果每年都只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这家的富裕程度不会变化。只有当每年多生产出了一定的粮食，比如多生产了10%，就是100千克的粮食，然后换成了货币，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富裕。这10%就相当于GDP的增长率。据此计算，中国从1992年到2012年GDP平均年增长率是9.77%。
为什么GDP会增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其中包括科技进步，经营环境的改善等等。另一方面包括一些不实的原因，比如货币贬值等。也就是说，GDP增长率中真正有效部分是实在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部分。只有剔出了不实因素的影响，才可以得到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有哪些是不实的因素呢？不实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
货币贬值一般用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以2000年为基准100计，1990年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是49，2010年是112。也即是说，2000到2010年的十年中国一共物价上涨了12%，成绩非常好，有些让人没法相信。不过，我们姑且采用这组数据。以此为依据，可以计算出中国在这20年内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4.22%。当然，必须指出通货膨胀率指数是指消费者的通货膨胀率，而消费在中国的GDP中并不高。在缺乏全部GDP的通货膨胀率数据下，我们姑且用这个数据。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超过这个数值的。
什么是产能过剩呢？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包括某一产业的产品过剩和投资于这一产业的投资额的过剩。其中过剩的投资本身形成了虚假的市场需求，造成了一个过剩的产能链。仍以上面那个用来计算GDP增长率的家庭为例，就是多生产的100千克粮食，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结果卖不掉，只能放在粮仓里。但为了生产这100千克粮食所用的雇工的工资、肥料等费用，已经被计入在整个产业链的GDP中了。
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落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现在大多数产品仍然是先生产再销售，而不是根据订单生产，更没有期货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风险和抑制并没有由期货平衡机制来承担。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多少呢？由于研究的落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提供明确的数值。郎咸平指出，由于建设拉动GDP使得消费被压缩到35%，而产能却不断扩张到70%，“我们70%的产能只有35%的消费，那么消费不了的另外30%叫做什么呢？叫做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运用郎咸平简单化的数值，那么不光是GDP中有产能过剩，在GDP增长率中也有相同比例的、也就是2.93%是产能过剩被计算在内。
降低成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成本押后，就是虚假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生产成本中的废污水的处理成本向后押，比如将废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或更隐秘一点，将废污水灌入地下，由于现时的成本核算中没有处理排污的费用，结果自然是降低了成本，使得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更高的竟争力，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GDP。但是这些污染必然在将来的某一天，要由后代来处理。这些往后押的成本有多少呢？不知道。现在知道的是，全國一半人口沒有清潔的用水，90%的城市水體被嚴重污染，全国农业土壤40%遭侵蚀。我们还知道国家环保总局指出2004年污染损失达到GDP的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中国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让我们以最低的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的3%为本文的计算依据。
在计算GDP增长率中，还有其它的不实因素的存在，比如建了就拆、拆了又建的城市开发，这里就不考虑在内了。那么中国真实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减去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这三个虚项，中国过去20年真实的GDP增长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0.38%。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与我们观察到的比比皆是的中国有钱人不相吻合，就是3万多亿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1992年全年GDP的7.5倍。中国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大多数人的日子比20年前好。中国的经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确实是腾飞了，-0.38%的实质GDP增长率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所有虚项都只是账面上，而GDP的增长则有每年新增的人民币做背书。到手的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只能感受到，而过剩的产能和押后的成本连感受都感受不到。比比皆是的有钱人只能说明现在贫富差别在加大，财富正在重新分配。
错在哪里？上面的静态分析中遗漏了经济中泡沫的作用。当一个经济体中流通的钱很多时，带来的好处是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因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买卖人，他用10元进的货，12元卖掉，可以赚2元。如果他只有10元，那他一次就只能赚2元，如果他借了钱，手里有20元，那他一次就可赚4元，效率当然是提高了。但是热钱太多也有坏处，它可以使经济过热，形成泡沫。中国这个经济体，流通的钱有三大来源，一是每年都在添印的人民币，二是投资，三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的钱主要也是用来投资，当然成本高一点，风险大一点。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的总发行量到2013年3月是100万亿人民币了。2011 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大约占到了中国GDP 的48%，也就是说，现在大约是25万亿。到2013年1月，中国总负债可能已经高达50万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项尽管都是造成泡沫的因素，但其间是交叉计算的，所以不能相加。
事实上，正是长达2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泡沫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上面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情况更坏的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管理能力以及多年来系统性地向公众提供不真实的数据使得现在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整体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换言之，那个曾经用10元进货12元卖掉的买卖人，当他看到手里有了惊人的50万元钱时，他已经搞不清楚这里面多少是实际赚来的，多少是流动资金，更糟糕的是，他都搞不清楚他还欠了别人多少钱。与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多数中国现任领导人不同的，尽管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支持，但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第三位置主义的纳粹主义在德国也一度创造出经济高度发展的奇迹，但终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因其资源供应不可持续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纳粹德国必须不断地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困境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困境不谋而合，一方面既说明了两者经济模式有其相似之处，也同时揭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经典的依赖战争来解决经济危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而这一点，更使得中国有必要全面走向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中国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军费，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更为下一个阶段的全面法西斯化打下雄厚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视国家为一种拥有积极权利的组织实体，而非一种设计用以保护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制度，法西斯主义也不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监督。法西斯主义认同权力和力量即为正当性的概念，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法西斯主义的特色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法西斯国家管理并控制生产工具。法西斯主义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法西斯主义使用明确的民粹主义用词；呼唤英雄式的群众力量恢复过往的光辉；并要求对单一的领袖效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政权曾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轴心国于二战失败后，法西斯主义一词成为政治光谱上的贬义词，在1945年后便非常少有政治团体会以此自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也常被其反对者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实为非常有效的强国捷径。
法西斯主义是从左翼政治衍生的社会运动，不过最终向右翼倾滑。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变化也符合这种轨迹。那么，同样作为极权主义政权，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完全依赖于计划经济，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社团主义的，即在政府全盘计划经济下包含了微观市场经济机制，并由精英集体操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强调内部斗争，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口支持，包括社会各色定位的群体，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极端贫穷的农民。自从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中国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是社会主义了。法西斯主义强调外部斗争，因此，最终发出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强国的必然结果。
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内阁面对崛起的挺薄左派，并没有大势打压，而是采用团结的方法；这从这次三中全会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端倪。事实上，挺薄左派的观点并不与薄熙来本人相同，作为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薄熙来与现政府并没有路线矛盾。他的问题只是腐败和乱搞男女关系而已。回到中国左派崛起的这个问题上，左派崛起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压力，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需要公有制，也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更需要一个爱国主义的社会，但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宪政。令人兴奋的是，习近平内阁正在一步步地满足这种精神需求，正在成为一个强权的领袖。扼杀网络谣言只是第一步而已。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1月19日星期二
2013年10月18日星期五
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中国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从习李的高调改革言说到“七不搞”、819讲话、两高司法解释、连篇累牍的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和挺毛宣传及连续抓捕大V；从反腐风暴、石油帮接连落马、剑指更大的老虎到民间强拆依旧、城管打人依旧及针对一系列民间民权诉求的打压，这种让人亦喜亦忧的巨大反差，使国际舆论和中国学界新闻界及众多网评人士的看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数月以来，争论空前激烈，莫衷一是。根本分歧就在于到底怎么看待习的执政路线。从国际视角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庞大国家和巨型族群正在走向何方？对她自己和世界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3年以来，全世界都忧心忡忡地有时惊喜有时惊诧有时狐疑地注视着中国，巨大铁幕内部的我们，更是对未来充满着迷茫。
一、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几种判断
各路观察家的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习团队是坚定的改革派（包括宪政改革），由于各种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习团队头一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权力，逐渐削弱元老各派的掣肘，从反腐入手，逐渐站稳脚跟，赢得党内党外的普遍支持后再逐步实现改革目标。而近八九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乱象，包括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让毛回归等，都是党内各路阴谋集团（包括与薄有牵连的若干势力）制造的对习的绑架行为（包括七不搞文件都与习无关），试图逼迫习走向倒退，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状态。但习李体制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稳固权力，必在三中全会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从而推动中国进入新的改革高潮时期并顺乎世界民主宪政的大潮流。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部分论者，甚至把对习团队的批评者都诬为“前朝水军”，或跟随某集团的阴谋家。事实上，某个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改革诉求盲目投射到上面，认为“吾意即上意，上意即吾意”的言说团队，正堕落成官家的变相维稳派和打击自由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帮凶。
第二种看法认为，由于党内派系内斗多年，新班子并不是习自己选择的，而是各种派系权力争夺的妥协产物，因而也没有统一意志，习即使有改革意愿也难以实施，必须左右逢源，逐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统一意志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才会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状态，说明他们对执政方向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要“捧着改”，多提建设性意见，多务实少批评，更不能“棒杀”和匆忙否定，要看到18大以来各方面已经取得的可喜进步，要给他们时间，再观察，再争取，再进谏。只要把道理真正讲清，相信他们会从善如流，逐渐抓住改革机会，把中国推向具有宪政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应该说，有很多学者、官员及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都善意地持有这一看法和期待，并且不遗余力地做着努力，积极劝改。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是善意和真诚的，但缺少对现实状态和新执政团队真实战略思维的本质把握。诚然，他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们对改革的坚持和不放弃希望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未来也许是失望最大的。
第三种看法可以说是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派，他们去年都相信由辛子陵那封公开劝导信所引申出的逻辑，即家传优良传统和现实形势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政改，因此对他们执政之初就去深圳拜谒邓小平，很多人几乎是欢呼状态。其实当时我就指出，邓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新人实际是要全面继承邓路线，未来可能并不乐观。后来的发展进程验证了这一预判。但这批充满希望的朋友，现在已经从充满希望跌入了彻底失望的谷底，认为上面就是一批二百五，没文化，没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搞，还特别狂妄，不听劝，世界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他们还在倒行逆施，根本不可能重新回到文革状态或法西斯主义，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我的点评只有一句话，充满希望时你们太看重他们了，彻底失望时你们又太轻视他们了。
第四种看法在近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只有笔者自己，只是在最近这一连串的打压后，不少学者才逐步认同笔者这种看法。笔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盲目打乱仗；
3、“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18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由于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
总之，以上诸点已可以概括为“习主义”。只有在这个观察框架内才可以解释近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乱象，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绑架了他们，是他们在深思熟虑的战略思维下主动推动的这一切。
当然，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保守的势力会进一步要求他们左转，贪腐的利益集团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他们但意在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开明的民主派当然也会进一步说服执政团队只有政改才是唯一出路，也不排除执政团队在国内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重大转变，变成主动政改的开明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试图把“七个总统”变成“一个毛式总统”，在威权主义的框架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能不能做成则是另一回事。笔者的这一判断，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而且历史并不会按照强势集团的如意算盘单向演绎。哪天历史证明笔者的预判是错的，那其实是国家民族之幸，笔者宁愿高兴地道歉。如果历史被迫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有违民族根本利益的歧路，但愿笔者的预判能使统治者和知识界早日猛醒。
当然，就思潮而言，原有的极左（要重回文革的毛左）、极右（声称改革已死，革命不可避免）、中左（重回新民主主义）、中右（宪政社会主义和儒家宪政以及新公民运动）都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对新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就不一一点评了。
二、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
前述提到的“习主义”或曰新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基础上的。因为新团队是以太子党为主体的，因此太子党的共识也就基本代表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唯一例外是团系出身的李，至今没有说过那套国家主义话语，讲的都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习李体制”。这个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要进一步观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识并不是他们系统地公开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内部和私下达成的，笔者则是根据多位与“太子党”关系密切的学者专家及官员等在长达一年多的各种文章讲话和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中提炼概括的，也是根据大半年来执政团队公开表达的观点、实施的政策来倒推总结的，相信读者在看完下面这些总结后，也会认同这些“太子党共识”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历史给中共扭转颓势的机遇就剩十年了。“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必须扭转上一个十年的只维稳不作为的状态，积极进取，争取主动，提前挖掉炸弹，争取长治久安。“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第二个共识是，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虽然过去十年执政者基本不作为只守成，但由于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和经济增长惯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手中控制了巨大的财富（有一说法认为有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足以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实现经济转型。自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上用经济手段“开疆拓土”，资本输出达到巨大规模，已经形成“万方来贺”的局面，说明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要有“三个自信”，不能妄自菲薄，要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第三个共识是，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绝不走戈氏邪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由于戈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苏共党史，搞所谓公开性，放开选举和新闻自由，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任凭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自1991.8.19事件以来，中共党内就有一股势力，竭力宣扬上述见解，甚至编辑了名为《居安思危》的纪录片，在全党灌输这一有违于世人观感和历史界知识界及世界舆论共识的苏联解体观，极力恐吓全党，阻止任何与苏联改革相似的举措，终于把他们的意志变成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
第四个共识是，不能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并且一定要恢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很多红二代看来，毛是共同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共同的衣食之源，是党的正资产（薄熙来语），绝不能根本否定，否了就会“天下大乱”，就会遭到清算（被清算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认为毛总体上（对他们来说）“功大于过”，犯的错也是争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上的有益探索，甚至对文革都要重新认识毛的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初衷，要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官僚反腐败等正面意义上打通毛邓，把六十年执政的历史总体上“伟光正”化，不然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当建党100年、中国实现高水平小康即实现了中国梦和画圆了百年圆梦圈时，如果否了毛，习就没了起点。因此，毛是他们共同的的精神支点和起点，他们都是“党的孩子”，党是“亲爱的妈妈”，毛是父亲。他们都是“深度毛粉”。同时，他们当中更有一批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法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恢复这些优良传统，党就会利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开展路线教育，恢复党的“道德地位”，同时在适当时候（如毛诞辰120周年时），给毛“封圣”，如刘小枫主张的“国父”。毛及其理想，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在气质，不管文革过去了多少年，他们都仍然是“红卫兵”，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一代。给毛修庙，给党争气，如同孝敬父母。毛是他们的“青春情节”，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越到中老年对父亲的膜拜心理越重，那三大战役的辉煌，朝鲜战场的勇猛，卫星唱出的东方红，莫斯科红墙上与斯大林一起检阅苏联红军的荣光，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辉形象”，都是挥之不去的青春烙印。而现在，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第五个共识是，设计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走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想，画圆从毛到习100年的复兴圈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兴”道路，用中国模式实现之。习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他们非常看重的历史时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为此他们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000左右，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增长70％到80％，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也就是11到1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也就是是16到17万亿美元（现在是接近16万亿，他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让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成为东半球的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了这个梦之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于，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一俊遮百丑”了，从而也就实现了执政党的“中兴”，一党执政的制度就稳固了。再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彻底实现了。一个“红色帝国”继盛唐之后再次傲视全球。这个“美丽的”梦想是公开宣示过的，是下决心要实现的，为此要排除一切干扰，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战略，“上来就打乱仗”呢？
第六个共识是，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看来他们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广泛讨论并有众多赞同者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达成的共识是，普世价值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思想武器，绝不能按普世价值的原则搞政改，“用普世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政改是一种偏见，有些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宪政就是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搞三权分立。因此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主动进攻，夺回意识形态阵地和领导权主导权，“微博再不整治将亡党亡国”。因此，我们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反宪政的“雄文”出笼。
笔者认为，他们至少达成了上述六大共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共识，如对薄熙来按避重就轻起诉，去政治化，不涉及重庆模式，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用威权主义手段；如在一段长时间内不去挑战美国，给自己争取和平的战略机遇期；等等，就不一一评述了。
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些共识的存在和逐步实施，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还有更大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官方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三、“红色帝国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红色帝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原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正在受到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比我们还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经济已经搞不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五六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主动说要扩大内需。但内需老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中国存在六七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给分配结构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及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所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抑制资本的野蛮扩张和权钱勾结，逐步减少直到根本遏制对底层民众的欺压，内需就是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18大以来，新班子从未提过政改。
第二，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1、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等，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尽管他们在努力恢复信仰，但这丧失了的信仰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可以恢复的了吗？第2、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内部帮帮伙伙派派系系闹了多少年？大家都知道。第3、这个纳粹党实际上相当廉洁，占领东欧后戈林等弄了些字画，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非常廉洁的，而中共的腐败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第4、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非常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自己的老百姓是很好的。而今日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坏的。所以我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他这个红色帝国梦是很难实现的。没有一轮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清廉自律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奋斗。而有了政改，红色帝国梦就醒了，也就不必做梦了，就会以更文明的方式发展自己并和平地融入世界。
以习的家庭经历，他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六四的包袱，没有文革等等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走另外一条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样的走法，就是出于“太子党”的一个共识：如果不走国家主义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清算，他们害怕这个（其实民间为了让执政者放下被清算的恐惧，已经设计了很多中间道路可供选择）。走文革的路也不行。所以他要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重新把毛竖起来，把毛泽东当作他的正资产。笔者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会接连不断地碰壁。反宪政所遭到的强烈反击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们还在一意孤行。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反对力量已经积聚到何等程度，仍然在盲目自信自己的维稳力量。
事实上，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官方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
中国这十年由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的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有可能酿成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个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极端的对抗情绪。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充分就业，可以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们好，说他们好的知识人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们背道而驰。表面上这几年知识界可以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讲，不跟他们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就一片反对声，他们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事实上，人心的相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表达的，看看微博就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人心了。如此强势地一意孤行，必遭历史惩罚。问题是并非没有更顺畅的、既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又不至于使中共失去政权的和平转轨之路可走，就看执政当局的大智慧了。
很长时间以来就有智者指出，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如果现在连改革也不要了（这里特指政改，就中国当前积累的问题的量级而言，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也许就只剩革命了。而革命并非民族之福，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转轨，但它如果一定要来，那也是中华难以避免的命运。有深厚平和气质的庞大民族，在历史转折大潮面前，真的就丧失了大智慧了吗？统治者还能再高尚一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祈祷。
大陆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冬眠熊），太平洋月刊
一、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几种判断
各路观察家的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习团队是坚定的改革派（包括宪政改革），由于各种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习团队头一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权力，逐渐削弱元老各派的掣肘，从反腐入手，逐渐站稳脚跟，赢得党内党外的普遍支持后再逐步实现改革目标。而近八九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乱象，包括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让毛回归等，都是党内各路阴谋集团（包括与薄有牵连的若干势力）制造的对习的绑架行为（包括七不搞文件都与习无关），试图逼迫习走向倒退，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状态。但习李体制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稳固权力，必在三中全会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从而推动中国进入新的改革高潮时期并顺乎世界民主宪政的大潮流。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部分论者，甚至把对习团队的批评者都诬为“前朝水军”，或跟随某集团的阴谋家。事实上，某个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改革诉求盲目投射到上面，认为“吾意即上意，上意即吾意”的言说团队，正堕落成官家的变相维稳派和打击自由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帮凶。
第二种看法认为，由于党内派系内斗多年，新班子并不是习自己选择的，而是各种派系权力争夺的妥协产物，因而也没有统一意志，习即使有改革意愿也难以实施，必须左右逢源，逐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统一意志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才会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状态，说明他们对执政方向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要“捧着改”，多提建设性意见，多务实少批评，更不能“棒杀”和匆忙否定，要看到18大以来各方面已经取得的可喜进步，要给他们时间，再观察，再争取，再进谏。只要把道理真正讲清，相信他们会从善如流，逐渐抓住改革机会，把中国推向具有宪政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应该说，有很多学者、官员及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都善意地持有这一看法和期待，并且不遗余力地做着努力，积极劝改。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是善意和真诚的，但缺少对现实状态和新执政团队真实战略思维的本质把握。诚然，他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们对改革的坚持和不放弃希望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未来也许是失望最大的。
第三种看法可以说是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派，他们去年都相信由辛子陵那封公开劝导信所引申出的逻辑，即家传优良传统和现实形势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政改，因此对他们执政之初就去深圳拜谒邓小平，很多人几乎是欢呼状态。其实当时我就指出，邓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新人实际是要全面继承邓路线，未来可能并不乐观。后来的发展进程验证了这一预判。但这批充满希望的朋友，现在已经从充满希望跌入了彻底失望的谷底，认为上面就是一批二百五，没文化，没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搞，还特别狂妄，不听劝，世界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他们还在倒行逆施，根本不可能重新回到文革状态或法西斯主义，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我的点评只有一句话，充满希望时你们太看重他们了，彻底失望时你们又太轻视他们了。
第四种看法在近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只有笔者自己，只是在最近这一连串的打压后，不少学者才逐步认同笔者这种看法。笔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盲目打乱仗；
3、“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18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由于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
总之，以上诸点已可以概括为“习主义”。只有在这个观察框架内才可以解释近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乱象，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绑架了他们，是他们在深思熟虑的战略思维下主动推动的这一切。
当然，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保守的势力会进一步要求他们左转，贪腐的利益集团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他们但意在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开明的民主派当然也会进一步说服执政团队只有政改才是唯一出路，也不排除执政团队在国内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重大转变，变成主动政改的开明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试图把“七个总统”变成“一个毛式总统”，在威权主义的框架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能不能做成则是另一回事。笔者的这一判断，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而且历史并不会按照强势集团的如意算盘单向演绎。哪天历史证明笔者的预判是错的，那其实是国家民族之幸，笔者宁愿高兴地道歉。如果历史被迫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有违民族根本利益的歧路，但愿笔者的预判能使统治者和知识界早日猛醒。
当然，就思潮而言，原有的极左（要重回文革的毛左）、极右（声称改革已死，革命不可避免）、中左（重回新民主主义）、中右（宪政社会主义和儒家宪政以及新公民运动）都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对新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就不一一点评了。
二、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
前述提到的“习主义”或曰新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基础上的。因为新团队是以太子党为主体的，因此太子党的共识也就基本代表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唯一例外是团系出身的李，至今没有说过那套国家主义话语，讲的都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习李体制”。这个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要进一步观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识并不是他们系统地公开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内部和私下达成的，笔者则是根据多位与“太子党”关系密切的学者专家及官员等在长达一年多的各种文章讲话和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中提炼概括的，也是根据大半年来执政团队公开表达的观点、实施的政策来倒推总结的，相信读者在看完下面这些总结后，也会认同这些“太子党共识”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历史给中共扭转颓势的机遇就剩十年了。“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必须扭转上一个十年的只维稳不作为的状态，积极进取，争取主动，提前挖掉炸弹，争取长治久安。“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第二个共识是，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虽然过去十年执政者基本不作为只守成，但由于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和经济增长惯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手中控制了巨大的财富（有一说法认为有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足以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实现经济转型。自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上用经济手段“开疆拓土”，资本输出达到巨大规模，已经形成“万方来贺”的局面，说明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要有“三个自信”，不能妄自菲薄，要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第三个共识是，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绝不走戈氏邪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由于戈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苏共党史，搞所谓公开性，放开选举和新闻自由，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任凭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自1991.8.19事件以来，中共党内就有一股势力，竭力宣扬上述见解，甚至编辑了名为《居安思危》的纪录片，在全党灌输这一有违于世人观感和历史界知识界及世界舆论共识的苏联解体观，极力恐吓全党，阻止任何与苏联改革相似的举措，终于把他们的意志变成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
第四个共识是，不能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并且一定要恢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很多红二代看来，毛是共同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共同的衣食之源，是党的正资产（薄熙来语），绝不能根本否定，否了就会“天下大乱”，就会遭到清算（被清算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认为毛总体上（对他们来说）“功大于过”，犯的错也是争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上的有益探索，甚至对文革都要重新认识毛的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初衷，要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官僚反腐败等正面意义上打通毛邓，把六十年执政的历史总体上“伟光正”化，不然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当建党100年、中国实现高水平小康即实现了中国梦和画圆了百年圆梦圈时，如果否了毛，习就没了起点。因此，毛是他们共同的的精神支点和起点，他们都是“党的孩子”，党是“亲爱的妈妈”，毛是父亲。他们都是“深度毛粉”。同时，他们当中更有一批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法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恢复这些优良传统，党就会利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开展路线教育，恢复党的“道德地位”，同时在适当时候（如毛诞辰120周年时），给毛“封圣”，如刘小枫主张的“国父”。毛及其理想，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在气质，不管文革过去了多少年，他们都仍然是“红卫兵”，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一代。给毛修庙，给党争气，如同孝敬父母。毛是他们的“青春情节”，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越到中老年对父亲的膜拜心理越重，那三大战役的辉煌，朝鲜战场的勇猛，卫星唱出的东方红，莫斯科红墙上与斯大林一起检阅苏联红军的荣光，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辉形象”，都是挥之不去的青春烙印。而现在，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第五个共识是，设计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走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想，画圆从毛到习100年的复兴圈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兴”道路，用中国模式实现之。习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他们非常看重的历史时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为此他们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000左右，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增长70％到80％，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也就是11到1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也就是是16到17万亿美元（现在是接近16万亿，他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让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成为东半球的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了这个梦之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于，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一俊遮百丑”了，从而也就实现了执政党的“中兴”，一党执政的制度就稳固了。再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彻底实现了。一个“红色帝国”继盛唐之后再次傲视全球。这个“美丽的”梦想是公开宣示过的，是下决心要实现的，为此要排除一切干扰，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战略，“上来就打乱仗”呢？
第六个共识是，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看来他们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广泛讨论并有众多赞同者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达成的共识是，普世价值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思想武器，绝不能按普世价值的原则搞政改，“用普世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政改是一种偏见，有些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宪政就是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搞三权分立。因此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主动进攻，夺回意识形态阵地和领导权主导权，“微博再不整治将亡党亡国”。因此，我们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反宪政的“雄文”出笼。
笔者认为，他们至少达成了上述六大共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共识，如对薄熙来按避重就轻起诉，去政治化，不涉及重庆模式，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用威权主义手段；如在一段长时间内不去挑战美国，给自己争取和平的战略机遇期；等等，就不一一评述了。
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些共识的存在和逐步实施，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还有更大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官方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三、“红色帝国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红色帝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原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正在受到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比我们还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经济已经搞不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五六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主动说要扩大内需。但内需老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中国存在六七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结构，而给分配结构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及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所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抑制资本的野蛮扩张和权钱勾结，逐步减少直到根本遏制对底层民众的欺压，内需就是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18大以来，新班子从未提过政改。
第二，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1、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等，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尽管他们在努力恢复信仰，但这丧失了的信仰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可以恢复的了吗？第2、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内部帮帮伙伙派派系系闹了多少年？大家都知道。第3、这个纳粹党实际上相当廉洁，占领东欧后戈林等弄了些字画，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非常廉洁的，而中共的腐败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第4、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非常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自己的老百姓是很好的。而今日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坏的。所以我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他这个红色帝国梦是很难实现的。没有一轮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清廉自律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奋斗。而有了政改，红色帝国梦就醒了，也就不必做梦了，就会以更文明的方式发展自己并和平地融入世界。
以习的家庭经历，他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六四的包袱，没有文革等等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走另外一条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样的走法，就是出于“太子党”的一个共识：如果不走国家主义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清算，他们害怕这个（其实民间为了让执政者放下被清算的恐惧，已经设计了很多中间道路可供选择）。走文革的路也不行。所以他要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重新把毛竖起来，把毛泽东当作他的正资产。笔者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会接连不断地碰壁。反宪政所遭到的强烈反击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们还在一意孤行。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反对力量已经积聚到何等程度，仍然在盲目自信自己的维稳力量。
事实上，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官方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
中国这十年由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的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有可能酿成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个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极端的对抗情绪。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充分就业，可以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们好，说他们好的知识人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们背道而驰。表面上这几年知识界可以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讲，不跟他们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就一片反对声，他们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事实上，人心的相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表达的，看看微博就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人心了。如此强势地一意孤行，必遭历史惩罚。问题是并非没有更顺畅的、既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又不至于使中共失去政权的和平转轨之路可走，就看执政当局的大智慧了。
很长时间以来就有智者指出，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如果现在连改革也不要了（这里特指政改，就中国当前积累的问题的量级而言，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也许就只剩革命了。而革命并非民族之福，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转轨，但它如果一定要来，那也是中华难以避免的命运。有深厚平和气质的庞大民族，在历史转折大潮面前，真的就丧失了大智慧了吗？统治者还能再高尚一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祈祷。
大陆独立政治评论员李伟东（冬眠熊），太平洋月刊
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
孙立平：极权主义杂谈（全文）
【泛华网2013年07月18日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近日，他陆续发表的《极权主义杂谈》一文，影响深远。他在第四节“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中指出，目前整个民族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任由国家滑向法西斯极权深渊，应当警惕。也因此，中国大陆的网络在发表和转载这篇文章时，整个第四节被删除。由此可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官方很清楚自己正在走的路，并不批评和否认法西斯主义，只是极力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已经表明了中国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第三位置主义”。而第三位置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在该文发表后，孙立平教授与郭于华在微博上还有互动。这里一并刊出这些互动，权作《极权主义杂谈》之续。
（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四）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 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 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
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
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
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
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
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
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续）与郭于华的讨论（根据孙立平、郭于华微博内容整理）
孙立平：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熟悉阿伦特的观点。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却没有导致极权主义；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分析道：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达伦多夫）。
极权主义可以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达伦多夫说：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其实，我觉得极权主义最核心的是它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技术。其组织可以见之于如下名词：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
说到组织，我想到了制服。崔卫平这么评论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其实在我看来，制服即是与外部区别的标志，更是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工具。其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
刚才说极权主义组织的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但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进行人心的改造。这就说到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区别：专制主义要求的只是服从，极权主义要求的则是尽忠。于是，宣传与洗脑就成为必须。
组织的核心无疑就是领袖。希特勒强调：“要真正做到以上几点，国家的根本就要实行领袖原则，领袖应该有领导整个民族和国家，主宰世界命运的的权力。”这对于一个要复仇或崛起的民族来说似乎是必然的。据说，蒋介石曾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一无所得”）。蒋介石还说“法西斯主义之要旨”，“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
希特勒个人生活方式又如此地简朴，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从没有为自己的享乐乱花过纳税人的钱。
引导希特勒成为一个犯有反人类罪罪犯的路标就是反犹主义。理解反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读一下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的《大逆转1919》。这是一本可以成为希特勒传的书。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希特勒传分别是由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撰写的：布洛克的《大独裁者：暴政研究》以及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和克肖的《希特勒》。
说到反犹主义，不禁想到原来读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时心中的谜团。为什么法西斯对犹太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为什么反犹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其它仇恨的严重程度或许在某一历史时刻超越了它，但这些仇恨到头来已不复存在，或正逐渐掉进历史的废物箱。”有甚么仇恨能持续23个世纪？为什么经过六百万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后，这种仇恨竟然仍然存在，并且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潜质？这种历史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绵延不断的仇恨和压迫是怎样来的？有谁应当为此负上责任？
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尽管人们对反犹主义从神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多方面的解释，但似乎并没有一种解释真正明晰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为何独独犹太人成为极权主义这种新政体的祭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问题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会建立在犹太人的血泊之中？
对于反犹主义的形成，人们分析过许多原因。比如历史上宗教与民族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对所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比如一战后在德国被占区犹太人对占领者的配合等等。更有人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就是种族灭绝。但拉尔夫•乔治•劳埃特的分析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19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
历史记载，在纳粹德国进行的种族清洗中，约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怎么解释这个罪行，特别是这个罪行与希特勒的关系？劳埃特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在早年的时候，希特勒居然曾是犹太之友。“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第二，后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这样，我们就在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看到了一个建构的因素。也就是说，德国纳粹是通过建构，将本来就对之充满怨恨的犹太人建构成必须灭绝的敌人。劳埃特发现，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反犹的调门开始高了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他需要犹太人这个“敌人”。在极权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中，“敌人”是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先说劳埃特最后的结论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最根本是源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这一事实”。尽管有人认为劳埃特的论证还并不很清晰，但他的描述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当时德国人的两个心结：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怨恨。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近邻，而且也波及到德国本身。这种革命是血腥的。在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反犹主义势如洪水。问题是如何将两者勾连起来。有人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甚至成为一个流行的提法。
于是，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
我觉得，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大逆转1919》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劳埃特的这句设问。极权主义是以社会动员为手段的。一战的战败以及《凡尔赛合约》所造成的耻辱，对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怨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使社会动员得以成功的社会情绪。但这种情绪一旦动员起来，就形成了自己发酵和走向极端化的逻辑。这时，逻辑开始自己推着历史往前走了。
郇建立指出，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蒂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郭于华：
1、极权主义必须不断地建构出敌人，至于是否真的是敌人则视情境和民众心态而定，这是能够裹胁大众形成队伍之必须，这也是共产主义的逻辑。犹太人如此，土改时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也是如此！
2、推荐此片：《苏联往事》，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
3、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两种制度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它们都不接受人类的本性，是与本性和人性的战争，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思想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生物学理论之上；共产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学理论之上；但这两种制度都自称是科学的《苏联往事》。
4、极权主义为何有力量：其乌托邦的理想目标设计基于人之德性，包括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等（暂且不论其是否为真善）；而其达至目标的手段却诉诸甚至调动、发挥人性之恶。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是其获得自身统治成功和带来社会毁灭的根本原因所在。
（泛华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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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四）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 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 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
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
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
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
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
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
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续）与郭于华的讨论（根据孙立平、郭于华微博内容整理）
孙立平：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熟悉阿伦特的观点。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却没有导致极权主义；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分析道：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达伦多夫）。
极权主义可以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达伦多夫说：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其实，我觉得极权主义最核心的是它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技术。其组织可以见之于如下名词：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
说到组织，我想到了制服。崔卫平这么评论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其实在我看来，制服即是与外部区别的标志，更是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工具。其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
刚才说极权主义组织的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但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进行人心的改造。这就说到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区别：专制主义要求的只是服从，极权主义要求的则是尽忠。于是，宣传与洗脑就成为必须。
组织的核心无疑就是领袖。希特勒强调：“要真正做到以上几点，国家的根本就要实行领袖原则，领袖应该有领导整个民族和国家，主宰世界命运的的权力。”这对于一个要复仇或崛起的民族来说似乎是必然的。据说，蒋介石曾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一无所得”）。蒋介石还说“法西斯主义之要旨”，“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
希特勒个人生活方式又如此地简朴，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从没有为自己的享乐乱花过纳税人的钱。
引导希特勒成为一个犯有反人类罪罪犯的路标就是反犹主义。理解反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读一下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的《大逆转1919》。这是一本可以成为希特勒传的书。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希特勒传分别是由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撰写的：布洛克的《大独裁者：暴政研究》以及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和克肖的《希特勒》。
说到反犹主义，不禁想到原来读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时心中的谜团。为什么法西斯对犹太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为什么反犹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其它仇恨的严重程度或许在某一历史时刻超越了它，但这些仇恨到头来已不复存在，或正逐渐掉进历史的废物箱。”有甚么仇恨能持续23个世纪？为什么经过六百万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后，这种仇恨竟然仍然存在，并且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潜质？这种历史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绵延不断的仇恨和压迫是怎样来的？有谁应当为此负上责任？
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尽管人们对反犹主义从神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多方面的解释，但似乎并没有一种解释真正明晰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为何独独犹太人成为极权主义这种新政体的祭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问题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会建立在犹太人的血泊之中？
对于反犹主义的形成，人们分析过许多原因。比如历史上宗教与民族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对所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比如一战后在德国被占区犹太人对占领者的配合等等。更有人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就是种族灭绝。但拉尔夫•乔治•劳埃特的分析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19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
历史记载，在纳粹德国进行的种族清洗中，约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怎么解释这个罪行，特别是这个罪行与希特勒的关系？劳埃特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在早年的时候，希特勒居然曾是犹太之友。“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第二，后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这样，我们就在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看到了一个建构的因素。也就是说，德国纳粹是通过建构，将本来就对之充满怨恨的犹太人建构成必须灭绝的敌人。劳埃特发现，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反犹的调门开始高了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他需要犹太人这个“敌人”。在极权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中，“敌人”是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先说劳埃特最后的结论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最根本是源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这一事实”。尽管有人认为劳埃特的论证还并不很清晰，但他的描述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当时德国人的两个心结：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怨恨。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近邻，而且也波及到德国本身。这种革命是血腥的。在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反犹主义势如洪水。问题是如何将两者勾连起来。有人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甚至成为一个流行的提法。
于是，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
我觉得，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大逆转1919》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劳埃特的这句设问。极权主义是以社会动员为手段的。一战的战败以及《凡尔赛合约》所造成的耻辱，对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怨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使社会动员得以成功的社会情绪。但这种情绪一旦动员起来，就形成了自己发酵和走向极端化的逻辑。这时，逻辑开始自己推着历史往前走了。
郇建立指出，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蒂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郭于华：
1、极权主义必须不断地建构出敌人，至于是否真的是敌人则视情境和民众心态而定，这是能够裹胁大众形成队伍之必须，这也是共产主义的逻辑。犹太人如此，土改时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也是如此！
2、推荐此片：《苏联往事》，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
3、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两种制度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它们都不接受人类的本性，是与本性和人性的战争，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思想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生物学理论之上；共产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学理论之上；但这两种制度都自称是科学的《苏联往事》。
4、极权主义为何有力量：其乌托邦的理想目标设计基于人之德性，包括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等（暂且不论其是否为真善）；而其达至目标的手段却诉诸甚至调动、发挥人性之恶。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是其获得自身统治成功和带来社会毁灭的根本原因所在。
（泛华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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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期抓人创10年之最，获释后很恐惧
北京抓捕许志勇（又许志永）博士后，外界对习近平的看法正转向负面。到目前，北京抓捕的人数仍是未知数，因为外界关注的都是相对出名的，很多相对不出名的，被抓的也不少。除了2011年茉莉花运动特殊时期外，这种现象过去10年还没有过。
据博讯了解，外界忽视的被捕人士有：赵振甲、张福英、李贵锁、关维双、程玉兰、刘修召、袁文华、、赵广军、朱萍萍，吕动力、邓志波。
据未经核实的消息，赵振甲、张福英被批捕了。其他人37天内获释，都是取保候审。
这些获释后，基本处于“失踪”状态，不敢说话。邓志波、李贵锁、赵广军获释后都瘦的不像样。邓志波有肝硬化，被抓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药物，37天只吃了16个小馒头，已经腹积水。其他人获释后身体状况不明。
有消息称，来自上海的程玉兰被押回当地了，但没有消息。
赵广军在西城时，提审7次，问的就是去园博会谁是组织者？谁撒的传单？赵回答：不知道。从西城获释后，被丰台警察接走，在丰台问饭醉的事情。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据博讯了解，外界忽视的被捕人士有：赵振甲、张福英、李贵锁、关维双、程玉兰、刘修召、袁文华、、赵广军、朱萍萍，吕动力、邓志波。
据未经核实的消息，赵振甲、张福英被批捕了。其他人37天内获释，都是取保候审。
这些获释后，基本处于“失踪”状态，不敢说话。邓志波、李贵锁、赵广军获释后都瘦的不像样。邓志波有肝硬化，被抓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药物，37天只吃了16个小馒头，已经腹积水。其他人获释后身体状况不明。
有消息称，来自上海的程玉兰被押回当地了，但没有消息。
赵广军在西城时，提审7次，问的就是去园博会谁是组织者？谁撒的传单？赵回答：不知道。从西城获释后，被丰台警察接走，在丰台问饭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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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9日星期二
爱必支：说一说中央特供
时下有一些说法，就是中央因为有特供，因此并不重视中国的食品质量和安全。这个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并且很不科学，弯曲了事实。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揭示所谓中央特供的秘密。
先说外国的“特供”。美国是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有钱人可以买到几乎全球任何产品。白宫当然也不例外。但美国总统的食品图的不是最贵，而是最新鲜。因此，白宫的特供，就是由第一夫人米歇尔直接出面、由白宫领头厨师协助，改造白宫特供食品园地，使之成为天然有机农业及其食品供应的园地。很新鲜，很有机，很健康。但各位有没有想过，奥巴马夫人有可能当一个全职的农夫吗？甚至白宫领头厨师都不可能亲自下田。在有机田里干活的都是专职的农业科技工人。事实是，在美国这种人工奇贵的国家里，这种自耕特供的成本远远高过从中国进口食品。问题是，美国人民对他们的白宫特供有没有像中国屁民对中共中央特供那样的抱怨呢？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是民主制度？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原因是中国屁民都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同样是特供，美国的就Ok，中国的就不行。但真正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性价比的问题。白宫的行政开销只要是在国会批准的预算里就可以，爱花在近口食品上还是花在农业科技工人的工资上是白宫自己的事，外人管不着。奥巴马决定花更多一点的钱建立有机田，不仅自己可以吃到新鲜食品，还可以获取政治利益，譬如经常组织青少年到园地学习天然有机农业的知识和操作，请各界民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到白宫参观白宫厨房如何采集和烹调天然有机食品，而且，还经常向媒体和社会公开说明园地的进展和各种活动，争取全国各界对天然有机农业发展和天然有机食品消费的关注和支持。为此，奥巴马夫人还带头组织了一个“让我们行动起来”（Let's Move）的全国性的发展天然有机农业和使用健康食品的活动，帮助低收入人群和他们的孩子们也能充分享受健康安全的天然有机食品、避免转基因等等化工食品。说白了，这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概念在政治领域的运用，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秀。
市场机制事实上也是中国特供的主要运作机制。中国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当年2千万共产党人的鲜血和头颅，并不来源于屁民的选票，因此没有必要像奥巴马总统那样搞政治秀。中共中央特供的机制就是花钱买最高质量、最安全的食品，至于是采购还是自己种，就像美国白宫一样，是我们自己的事，与你们屁民无关。当年是北京二商局负责中央特供，现在由国企二商集团负责。可能有读者对本文中使用“屁民”一词不满，但本文的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就是，这是一个市场机制，你如果有钱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等级的特供。中国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奢华的有钱人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你屁民吃不到特供，不要怨恨我们共产党。自己没有钱，要怨恨的是自己的爹娘，他们为什么不是美国人。还要反思一下自己上辈子作了什么孽，为什么投胎在中国。我们的特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二商集团也不是免费提供服务的，我们也要花钱买的。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税收增加了，作为全球最有钱的政府，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全球的有钱人一样花钱享受高质量和安全的食品呢？
可以公开地讲，我们不仅有特供有机食品，保证里面不含任何的转基因成分，中南海里面还有特供的水和空气。中南海建筑群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人工环境，不仅严格控制温度、湿度、气压和气流速度，还严格控制氧气、二氧化碳、氮气和负离子的含量。二氧化碳和氮气的含量如果高了，会让人不舒服。知道空气哪来的吗？直接从新西兰南岛压缩液化装罐。事实上，其成本是非常低的，这里面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高尖端科技。而中南海的特供水来自于在新西兰南岛和在挪威收集的雨水，地球两极最软、最纯洁的水。事实上，这些特供商品的成本并不高，本来应该可以在中国普遍供应的，但中国现在的有钱人都是暴发户，只肯花钱在可以被看到的物质上，完全没有贵族气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特供水气的市场。
平心而论，“特供”一词带有严重的误导性，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如果说60年代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用茅台酒洗脚活血是特供并没有错，现在再说什么“特供”就明显带有政治倾向性了，大有唯恐中国不乱的态度。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30年的成功经验显示这是一条正确的、适合于中国国情和民情的道路。对待现在日益严重的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负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不是我们党和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而是我们认为，我们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市场机制的性价比角度来看问题，目前尽管问题很严重，但还没有到一个卸载点（tipping point），也就是说，现在带来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这些生产关系还是产出正利润。那些叫嚣着要快速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人，不是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就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华分子。事实上，经过了9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的；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这种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小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的理念是，让市场机制来解决任何问题，最优化的性价比就是我们的追求。这个理念，不仅适用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还适用于教育和医疗。我们不能让那些花不起医疗费和买不起安全食品的屁民们阻挡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未来。让他们去死吧。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来稿
先说外国的“特供”。美国是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有钱人可以买到几乎全球任何产品。白宫当然也不例外。但美国总统的食品图的不是最贵，而是最新鲜。因此，白宫的特供，就是由第一夫人米歇尔直接出面、由白宫领头厨师协助，改造白宫特供食品园地，使之成为天然有机农业及其食品供应的园地。很新鲜，很有机，很健康。但各位有没有想过，奥巴马夫人有可能当一个全职的农夫吗？甚至白宫领头厨师都不可能亲自下田。在有机田里干活的都是专职的农业科技工人。事实是，在美国这种人工奇贵的国家里，这种自耕特供的成本远远高过从中国进口食品。问题是，美国人民对他们的白宫特供有没有像中国屁民对中共中央特供那样的抱怨呢？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是民主制度？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原因是中国屁民都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同样是特供，美国的就Ok，中国的就不行。但真正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性价比的问题。白宫的行政开销只要是在国会批准的预算里就可以，爱花在近口食品上还是花在农业科技工人的工资上是白宫自己的事，外人管不着。奥巴马决定花更多一点的钱建立有机田，不仅自己可以吃到新鲜食品，还可以获取政治利益，譬如经常组织青少年到园地学习天然有机农业的知识和操作，请各界民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到白宫参观白宫厨房如何采集和烹调天然有机食品，而且，还经常向媒体和社会公开说明园地的进展和各种活动，争取全国各界对天然有机农业发展和天然有机食品消费的关注和支持。为此，奥巴马夫人还带头组织了一个“让我们行动起来”（Let's Move）的全国性的发展天然有机农业和使用健康食品的活动，帮助低收入人群和他们的孩子们也能充分享受健康安全的天然有机食品、避免转基因等等化工食品。说白了，这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概念在政治领域的运用，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秀。
市场机制事实上也是中国特供的主要运作机制。中国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当年2千万共产党人的鲜血和头颅，并不来源于屁民的选票，因此没有必要像奥巴马总统那样搞政治秀。中共中央特供的机制就是花钱买最高质量、最安全的食品，至于是采购还是自己种，就像美国白宫一样，是我们自己的事，与你们屁民无关。当年是北京二商局负责中央特供，现在由国企二商集团负责。可能有读者对本文中使用“屁民”一词不满，但本文的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就是，这是一个市场机制，你如果有钱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等级的特供。中国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奢华的有钱人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你屁民吃不到特供，不要怨恨我们共产党。自己没有钱，要怨恨的是自己的爹娘，他们为什么不是美国人。还要反思一下自己上辈子作了什么孽，为什么投胎在中国。我们的特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二商集团也不是免费提供服务的，我们也要花钱买的。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税收增加了，作为全球最有钱的政府，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全球的有钱人一样花钱享受高质量和安全的食品呢？
可以公开地讲，我们不仅有特供有机食品，保证里面不含任何的转基因成分，中南海里面还有特供的水和空气。中南海建筑群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人工环境，不仅严格控制温度、湿度、气压和气流速度，还严格控制氧气、二氧化碳、氮气和负离子的含量。二氧化碳和氮气的含量如果高了，会让人不舒服。知道空气哪来的吗？直接从新西兰南岛压缩液化装罐。事实上，其成本是非常低的，这里面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高尖端科技。而中南海的特供水来自于在新西兰南岛和在挪威收集的雨水，地球两极最软、最纯洁的水。事实上，这些特供商品的成本并不高，本来应该可以在中国普遍供应的，但中国现在的有钱人都是暴发户，只肯花钱在可以被看到的物质上，完全没有贵族气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特供水气的市场。
平心而论，“特供”一词带有严重的误导性，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如果说60年代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用茅台酒洗脚活血是特供并没有错，现在再说什么“特供”就明显带有政治倾向性了，大有唯恐中国不乱的态度。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30年的成功经验显示这是一条正确的、适合于中国国情和民情的道路。对待现在日益严重的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市场机制带来的负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不是我们党和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而是我们认为，我们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市场机制的性价比角度来看问题，目前尽管问题很严重，但还没有到一个卸载点（tipping point），也就是说，现在带来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这些生产关系还是产出正利润。那些叫嚣着要快速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人，不是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就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华分子。事实上，经过了9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的；食品质量和环境污染这种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小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的理念是，让市场机制来解决任何问题，最优化的性价比就是我们的追求。这个理念，不仅适用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还适用于教育和医疗。我们不能让那些花不起医疗费和买不起安全食品的屁民们阻挡我们祖国的强大和未来。让他们去死吧。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来稿
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
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张木生
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奉献。亿农民工进城务工，2.7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
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
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得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
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啰哩啰嗦引述一堆，批判起来非常简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与吴敬琏的全盘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根本区别，需要从根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左派为“文革”招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煽动民粹。其实，僵化保守和改旗易帜，极左、极右，在否定共产党上异曲同工。
从里根、撒切尔上台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连西方自己200年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更说不清美欧眼前的金融危机，遑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问题，腐败、两极分化、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绝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改革不到位，市场不到位，国进民退，按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乌坎事件，当然值得同情，但事件的解决缺少共产党的主动，就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民粹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的最大问题，最大矛盾，中央已经指出：“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太对。但如果政治上仍保留了僵化保守，经济上形成官僚垄断资本的邪路，就太危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开始是允许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救文革之弊，恢复五星红旗的本来面貌。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工农联盟是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搞社会主义搞出文革，利用资本主义，把工农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庸：唯大英雄而本色，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为民，最需要反思的是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最需要改革。用共产党自己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具有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表面退一步，实际进两步。无论是普世价值者，第三条道路者，中左、中右者，重读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哪怕只是重读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或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都会有切肤之痛，电击般的惊悸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封杀新民主主义论，是与历史较劲，与自己的传统较劲，与常识较劲，与中国的必由之路较劲！五年，只有五年的机会，新一届党中央就应该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章立制。
自由派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要素，一切要素都可以交换。中国现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一万架F-22，加十万辆美国M1A2SET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还可以买100万套“奎反林智能反坦克导弹”。美国的无本生意、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咨询、好莱坞大片、签证费。现在不管问题多成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工业品大国，第一大装备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952年，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1％，中国还有70％的人口是穷人，1.2亿人每天消费还在一美元之下，中国不是日本，战略空间和纵深大得很。
中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如果用好中国和亚非拉两个市场，建立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家主导，，企业招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将恪守货币主义的教条抛进太平洋，打破美日欧不断“量化宽松”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陷阱，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决不能去工业化！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紫檀家具，只有机器可以生机器，只有工业品可以几何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才会升值。中国也一样，钱市、股市、房市、期货市都是一市。以北京为例，2000万人，620万户，其中每年一度电都不用的房子381万套，全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6600万套！全世界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特色就不会？我不信。2011年8月2日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五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球人均损失4000元人民币，西、葡、荷、英、法、日去工业化后都江河日下，美国有近百年的老本，但在中国工业化的压迫下，信用等级被降级，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刘源说：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战略机遇期一开始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老讲准备打世界大战，后来估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还有十年打不起来，可能还有更长的和平时期。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那以后，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和完善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时指出，世纪头20年，21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时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次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全党对当前的时局和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随时准备打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面对当前我们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军人确实面临“两个两难”。
一个两难，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中央考虑最多的。而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中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当然，为了更长时间地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排除“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小平同志1979年、1983年打了两仗打下来的。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定要慎战！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不懂“韬光养晦”的意思，总该知道“卧薪尝胆”吧？当年卧薪尝胆的勾践能够忍辱负重，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为什么？为了忍一口气，等发展强大以后再踹两脚。所以说，这个机遇期，我们能不能忍，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后发制人，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作为军人要服从中央的大局，当然不排除中央要我们狠狠地动一下、打一下。当年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60多年没有大的外战，也没有内战。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和平，仅就这一条，给共产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人民、国家得到多么巨大的实惠呀？第二个两难，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打仗，不打仗要军人干什么？但我们也不敢乱说要求打仗。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和平时期，谁懂得战争？只有军人懂得战争，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时刻在准备打仗。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战争是什么，战争代价是什么。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手段穷尽时，才以战争来扫清障碍。按照孙子说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然后不行再“伐兵”，这个伐兵不纯粹是打仗，主要是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善战者不言战”，我们要开拓思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兵伐谋”嘛。中国有的是好办法，不要手中拿着一手好牌，给玩砸了。一方面叫你老老实实别乱来，用各种法儿收拾捣蛋的，叫你发不了财；另一方面还能牢牢保持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住。我们军人真正最知道打别人的疼处在哪里，最知道怎么才能打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效益。
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几千万人献出了生命，仅抗日战争，我国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而28年革命中，共产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就牺牲了370万人，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来，是多么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2020年，是180年，我们把每六年算一分钟，整个30分钟，就比作长跑吧。在前18分钟是越跑越慢，自己摔伤不说，旁边还有人左一拳、右一拳地踢打你。我们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到1949年终于站起来了。开始追上来了，中间又有三分钟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和调整徘徊时期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别人，我们在探索中摔了跤，遍体鳞伤，爬起来再追。最近30多年，我们加快速度追了六分钟，咬着牙、忍着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现在我们跑到第29分钟，就最后一分钟了！这六到八年，我们就能赶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百年期盼！同志们，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终于跑到最后一分钟、要争回第一名了！什么叫战略机遇期？这就叫战略机遇期。现在全民第一大要求还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这个目标眼瞅着还有一分钟就跑到了，咬紧牙关也要跑下来。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但旁边有人遏制你，捣乱的、骂娘的，下绊子的、泼脏水的，总之想方设法不让中国顺利发展。所以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慎战者才能战，绝非怯战；善战者必然慎战，绝不好战！“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武”字拆开来，就是“止戈”，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
刘源对中国古代战理兵法烂熟于胸。同时他也一语中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富裕的国家就可能成被宰割的肥羊。”
五、中美打不起来，中美关系淡如水，才能信步闲庭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多人最热移民的国家，“50万美元投资移民可获绿卡”、“50万加币投资可获加绿卡”。我的加美之行，看到祼官、祼商、祼知都去了，温哥华的列治文区一切产业都是华人办的，班佛的景点却像是中国的，前后左右的人都口操汉语，偶尔来个外宾。没想到，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景点，境遇也是如此这般。愿意去、有实力的中国人1000万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010年11.4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官、产、学、媒、艺的富人都往美欧跑，说明中国富人预期不好，说明美国还有一个最大优势，人才掐尖，这是中国
短期内追不上的，博士生留美比例接近90％。美国的军费一年7000亿美元，140万军人，每个美国大兵一年花50万美元，其中有三万外国的“绿卡战士”，他们在战场的阵亡率比美国人高一倍，仍趋之若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钱不是财富。”我们说美国人“有钱”，是有货。美国一年的商品零售4.1万亿美元，中国才1.8万亿美元，人均是中国人的十倍，就算购买力标准，至少人均是中国的五倍。美国的实体经济现在只有17％，工、农、建筑业总产值不到2.8万亿美元，却每年要进口1.3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要造三万亿美元的商品，但出口就占一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欧人从出生到坟墓都少不了中国产品，有人吐槽：“我出口十集装箱掸子，十集装箱千斤顶，美国人掸子用一次扔，换完轮胎千斤顶扔到路边，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三分之一生活靠我们这样的国家给他供养，打工。”
从1979年到现在，35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按购买力折算，美国人从全世界赊来25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第四次量化宽松，国债、银行债、企业债、居民债86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是一正常国家，早就破产了，不破产就是因为它在全球收“铸币税”。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从全世界收税，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王莽的铜钱，12铢重量当50铢用，比起美丽尖，王莽泉下有知一定觉得自己太厚道了。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自己却没有通胀。美国喜欢鼓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占65％，这才是全世界占便宜的原因。美国鼓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的汉学家总要破中国历史之长，破中国边疆之大，除核心区，四大边疆都不是中国。美国把黑人培养成总统、国务卿，个个成为爱国者导弹。只有美国人，没有民族。马步芳说回回就是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我们却人为制造少数民族，还给人家造字。这点上我们最应该和美国接轨！
美国希望全世界都是小国，小到一国只能做一个产业，大家都离不开贸易，离不开美元结算。里根奉行“供给学派”，把基准贷款利率提高到20％，国债利率提高到15.8％，企业没有两位数的纯利就亏损关门，赶走实体经济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外向型，攒的美元，没什么能买到，只能买美国国债、企业债、银行债，1.6万亿美元给美国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40％！对美国，我们吃亏是福，印钱比造东西赚钱容易，实际上加速了美国空心化，美国的工业占GDP只有17％了，奥巴马要重振工业，可能吗？王湘穗说得好，认清币缘政治，中国方能不败。虽然刚刚落幕的G20会议力图为美日将引发“汇率战”的说法灭火，但人们在习惯用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国际局势之外，将从此越来越发现币缘政治的作用。所谓币缘，是指国家之间包括其
他全球行为体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围绕货币权力的博弈行为就是币缘政治，与地理因素相比，金融与资本对人们生活、社会治理乃至国际政治干预要更加直接和有力。在资本之手摆布全球的今天，币缘政治视角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币缘政治虽不能涵盖一切，却是认识一切的关键。
美欧博弈：币缘政治基本格局。
如果以币缘政治视角鸟瞰全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美元绿为基色调的美元币缘圈，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65％左右的份额，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以橘红色的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它大致占世界经济的25％，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这两大币缘圈形成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冷战的另一个结果。美国自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就不断利用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引起欧洲各种方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活跃。欧洲最终在政治上组建欧盟，在货币体系上推出欧元，完成了与美国从“分庭抗礼”到“分灶吃饭”、“各算各账”的分家过程。
在两个币缘圈内部，各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顶端是资本国家，有大量金融机构和活跃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赢利方式；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等实业，靠向其他国家提供制成品为生；而底部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而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的利益争夺，占据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美欧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家集团争夺的核心是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如何向对方转嫁危机。由于全球货币利益争夺具有“零和博弈”特征，你之所失，即我之所得，欧美之间虽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谁也不会轻易服输、俯首称臣。
美国是亚太“币缘”高手。在传统跨大西洋同盟解体的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太平洋地区也不平静。过去十年，美国沉溺于“反恐战争”，东亚地区则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正在逐步形成涵盖20亿人口、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据统计，亚太目前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其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且贸易、外汇储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对每天都需要数十亿净储蓄流入的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不过，东亚合作带的出现，也让美国担心会像在欧洲那样被亚太边缘化：倘若让东亚合作带继续发展下去，东亚国家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脱美元化”的趋势将继续强化，那么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将大幅降低。这对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不啻是灭顶之灾。
然而，美国的实业生产已进入衰退周期，无法用产业经济链条拉动亚太，只能用军事力量及软实力、巧实力创造出的“安全议题”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美国亚洲战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保持可控的紧张，既延缓东亚一体化进程，又要延续太平洋“美元湖”稳定。于是我们看到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像一个个楔子，精准打入中日韩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与争端。
我们无法知道2010年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争端不断，美国成了抢手的“隔岸平衡者”，而亚洲国家不仅没有去质疑本该受谴责的美联储QE计划，还在竞相购买大量经过“兑水”的美元债券以向美国示好。币缘冲突正在激化。
与历史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这激化了全球范围的币缘政治冲突。以美国推出QE计划为标志，世界主要央行竞相采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于2012年9月启动“无限量收购重债国债务”计划；美联储提出QE4，计划每年推出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日本央行最近也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世界储备货币国家创造的大量货币中将有超过90％流向世界货币市场，从而带来全球通胀的压力；大量热钱入新兴市场国家，使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国家财富被稀释。这种行为被巴西财长直呼为“货币战争”。
发达国家若继续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其后果将摧毁经济复苏的嫩芽，再诱发大规模失业。各种因素在失去轨道的过山车上交替运行，完全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全球体系翻车、解体。届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为了自救，将被迫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抛弃丧失信用的美元、欧元体系，实行实物与资源的交换，世界将重回实物经济、国别经济的道路。对于币缘冲突的前景，美国已高度重视。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举办过一次金融战争演习，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演习过程显示，对涉42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大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演习获得的启示是，如果美元完全坍塌，美国还有大量黄金储备可以依靠，但在事情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五角大楼将被要求以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做到的方式来恢复秩序。时任美国防长盖茨在听取演习简报后说，这是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经历。
根据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每隔百年都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体系从“实业春天”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秋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这意味着，向新体系周期的更迭已然开始：此次危机不仅会调整各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还将确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币缘政治冲突将日趋激化，认清这一趋势，是中国顺利渡过“危机之冬”，开启下一个“实业春天”的必要条件。币缘政治，币缘战争，枪杆子里面出美元，美国最普世的价值是基督教，另外就是玩钱、耍弹，找啊找啊，找敌人。家门口连古巴都收拾不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十多年，花了几万亿美元，玩到要撤军了，塔利班又占了70％的国土。伊拉克，血淋淋，天天爆炸，成了恐怖组织天下乐土。而中国从招商引资开进入WTO，中国人走向世界，8000万华人在国外五大洲。利比亚撒侨3.6万人，180亿美元项目搁置，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不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但要改革其不合理。向西，上合；向东，东南亚，东盟10＋3；向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帮助斯消灭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忽如一夜春风来，喇叭口倒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投资国之一，但我走出去与人共处，最缺的是多方共赢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优点是突破规则，缺点是太不讲规则，走出去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985年，美国把可以说“不”的日本拽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明知是美国人的阴谋，一个由美国驻军的附庸国，没资格谈论独立金融政策，而且，日本、德国这种本土贫资源国，资源供给线几乎完全依赖美海军保护，通过美元收过路费，谁敢说不？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表面是科威特用兵，实际上是萨达姆宣布改用欧元结算石油，哪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吊死了萨达姆，伊拉克成为天天爆炸之国。
全世界看到最大希望是越战，中国的导弹打下了美国上千架飞机，毛泽东不许美国跨过17度线，美国灰头土脸的输掉越战，海湾国家趁机宣布石油国产化，建立统一组织，美元贬值70％，尼克松只能访华。中国不和帝国主义共享未来。一个错误让西班牙变成帝国。1497年达？伽马到了印度，哥伦布走错了到了美洲，却发了大财。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运回了875吨黄金，4.5万吨白银，明清两代500年，中国出口顺差超九亿两银子，史称“康乾盛世”而西班牙1557年王室。破产—“无敌舰队”败在英国人手里—钱太多无东西，就通货膨胀。19世纪是英国世纪，1270平方公里，4.31亿人口，人口、国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成功的工业革命，工业的50％当时在英国。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破产之前看上去很美。1800年世界十亿人，六亿人养英国1500万人，50比1。美国现在三亿人，世界70亿人，20人养一个美国人，苏联解体，美国独大，才20多年，美国就在走下坡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一定停滞和衰退。希拉里下台前留下两句话，现在中国有三亿人过美国的日子，这个地球已不堪负重，遑论13亿人！另外一句，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将中国纳入秩序。世界装不下中国吗？中国60％的石油要进口，每年的石油消耗是新探明储量的四倍。美国7％的人从事工业，3％的人从事农业，剩下的人干第三产业。裂压技术和核聚变还看不到出路，这个世界每年创造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拿来研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灭绝、食品安全的钱太少了，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一年才出几十亿。帝国主义体系是造孽体系，短视体系。中国走帝国主义之路必是死胡同！40年前邓小平的演讲仍发人深思：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到了冷战中后期，工业配件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种，美苏四亿人很难再向更复杂工业社会发展，工业人口规模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硬道理，硬指标。冷战使苏联将自己的工业人口集中到军工、重工，解体前，美国工业雇用3000万人，苏联7000万产业工人。但苏联仍缺少消费品、服务业的工人！每个家庭主妇花几小时排队买面包、蔬菜。苏联跨欧亚的大陆国家，美国处在最外线，周边无强国，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护城河，围剿亚洲和欧洲，外线作战从来占便宜，苏美—陆海各占优势，掌握海洋的一方有天生的优势，海运成本最便宜。越战美国出兵42万人，逼同盟国出十万人，花费2500亿美元，今天就是五万亿美元。美国死五万多人，伤30多万人。越战是工业化支撑的现代化战争，胜利的背后是中苏几亿的工业人口。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苏联丢失了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拿下阿富汗，饮马印度洋，利用七亿印度人口，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它失败了，没搭上印度的快车，这是苏联解体的又一原因。美国体系的总人口大大超苏联。历史从未终结。美国能够连续两次发动工业革命，但它能引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吗？20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文明冲突”，美国的国家代码库，美军用掉了3000万代码，美国虽突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瓶颈，自己却吃不下工业链体系。一个苹果与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一个厂要招30万工人，而美国的一切，中国都能很快地山寨出来。F-22飞机太贵，美国生产F-35飞机，1900万行源代码，除了外包给中国，它不会干，但自己干费用已超F-22，许多购买国都亏了。傲人的航天飞机彻底放弃了，哈勃望远镜将在2013年失控。中国将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已具备，我们有几亿工业人口，2.5亿农民工，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用领先的军用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指领，引领军工技术占领工业制高点，军工技术永远是民用技术的先驱。
中国已经与28个国家签订货币互用协定。中国是实体经济种类最完整的国家。中国笃定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信帝国主义逻辑。什么时候能建起人民币湖，世界格局就根本改变了。
帝国主义逻辑：羊在下游喝水，狼在上游撒尿，狼对羊说，你弄脏了我的水。喝狼尿，被狼吃永远是羊的命。帝国主义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不恨大鱼，只恨小鱼。中国不是羊，不是虾米，它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周旋，中美关系之交淡如水，才有中国信步闲庭的可能。
六、用新时期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亚非拉输出现代化与工业化
中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并不富，多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之下，无庸置疑，只能走出去解决。绕开投机赌博的美元、欧元，绕开欺行霸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直签货币互换行不行？现在签合同的有28国。中国现在就应该设想改革世界秩序，构建自己的战略思维。埃及八千万人口活在4％的国土，非沙漠三角洲和尼罗河沿线。埃、突、利、叙都是失业率达40％，说中国工业化抢了非洲兄弟的饭碗，当然不对。但是，当年非洲穷哥们将中国抬进常务理事国，我们对亚非拉不能去了就是采煤挖矿找油。中国产能过剩，帮非洲人把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这是双赢！中国现在进口的农产品就相当于七亿亩耕地。中国要改变发展方式，将出口工业品转变成出口工业化的梯度转移，这也帮助我们自己产业升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李克强总理访巴基斯坦，“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总统、总理共同迎接。中巴全方位合作和全天候的友谊，中巴真正的铁哥们。但巴有两55亿人口，中国在巴基斯坦只有1.5万华人。巴35岁以下的人口超一半，中国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但中巴2012年的贸易只有124亿美元。中国所有的过剩，对巴来说都是短缺，双方太互补了。中国帮巴基斯坦现代化、工业化，共同打击“东伊运”恐怖分子，开拓巴方市场，再也不能踟蹰不前。
越战结束，越南中俄援助的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自己没有学会生产。只能逝者如斯，变成一堆废铁。100年来，后发型大国只有中国变成工业强国，搞工业化当然很难，但只有中国有将沿海工业向内陆扩散。腾笼换鸟，沿海产业升级的经验。从资源调查、规划设计、设备装配、派出专家、技工培训，都要精心设计。这些缺乏工业传统的国家，你就是送去完整的生产线，很快也会被糟蹋成一堆废铁。这是一个加速运转过程，中国仿米格-21战机，1966年造出第一架歼-7，最终停产已是2006年。但此后加速，不足五年中
国已能生产四代隐形战机。这一过程重新打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要几十年。只有中国人最懂，帮人就是帮自己。中国向亚非拉输出现代化、工业化，同时输出工业化时代才能全面进行的地质勘探能力，像在苏丹达尔富尔一样完成陆相生油。英在苏丹十几年，美、他们海相生油技术领先，但陆相生油技不如中国。他们悻悻而去，我们款款而来，一来就出油了。西方国家不给非洲建造炼油设施，比如尼利亚，本身是产油国，但是成品油还要进口。中国不一样，中国给苏丹造炼油厂，引进一整套的石油产业，从勘探、开采、运输、储备到冶炼。于是美英就将苏丹分裂成南北两个苏丹。
中国为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工业化的几十年过程就是为自己开发超级科技，提供廉价能源的过程。也是国内产业升级，改变生产方式的过程！
不谋全球者不足谋一国，不谋全球地缘者，不足谋世界。现在全世界一半的海上运力都在为中国几十亿吨的货物吞吐，如何保证在美国截断海运的情况下运输物资，中国已准备以陆治海，根本原理，欧亚非大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更高形态的文明最终还要回归这里，江山代代强国出，各领风骚百十年。
中国运到欧美日的商品，只出不进，多数回来的是空集装箱。美欧越来越不愿意卖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收入的多是外汇。一方面给金融帝国交保护费，一方面强制结汇后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国借给美国1.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其他债，三四万亿的美元纸币，不花掉，不用十年也能变成废纸。1870-1910年美国共修了40万公里铁路。有了穿越欧洲大铁路线。中国从东北到南非两万公里，生产能力百倍当年美国的中国，完成这一工程，如臂使指，不在话下。
目前，绕过东南亚半岛的中老、中缅铁路，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从喀什直接向西，通往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乌吉中铁都在行动之中。在中巴铁路的规划中，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几十年的全天候的朋友，瓜达尔港到中国有沿铁路建设的输油管，可以让中国和伊朗及波斯湾诸国进行陆地石油交易。慢慢来别着急，通里海，穿老挝、缅甸、巴基斯坦、伊朗，直通好望角，中国铁路网，从东北亚到开普敦都会有的，中国的大秦线，每年将四亿吨煤从山西运到秦皇岛，650公里的铁路，运力恰好是印度6.3万公里铁路运力的一半。
中国从近到远，从易到难，早晚会将大西南流往印度、东南亚的藏水八千亿立方调二千亿立方进黄河，造四条黄河，重造一个中国！
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奉献。亿农民工进城务工，2.7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
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
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得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
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啰哩啰嗦引述一堆，批判起来非常简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与吴敬琏的全盘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根本区别，需要从根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左派为“文革”招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煽动民粹。其实，僵化保守和改旗易帜，极左、极右，在否定共产党上异曲同工。
从里根、撒切尔上台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连西方自己200年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更说不清美欧眼前的金融危机，遑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问题，腐败、两极分化、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绝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改革不到位，市场不到位，国进民退，按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乌坎事件，当然值得同情，但事件的解决缺少共产党的主动，就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民粹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的最大问题，最大矛盾，中央已经指出：“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太对。但如果政治上仍保留了僵化保守，经济上形成官僚垄断资本的邪路，就太危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开始是允许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救文革之弊，恢复五星红旗的本来面貌。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工农联盟是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搞社会主义搞出文革，利用资本主义，把工农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庸：唯大英雄而本色，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为民，最需要反思的是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最需要改革。用共产党自己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具有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表面退一步，实际进两步。无论是普世价值者，第三条道路者，中左、中右者，重读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哪怕只是重读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或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都会有切肤之痛，电击般的惊悸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封杀新民主主义论，是与历史较劲，与自己的传统较劲，与常识较劲，与中国的必由之路较劲！五年，只有五年的机会，新一届党中央就应该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章立制。
自由派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要素，一切要素都可以交换。中国现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一万架F-22，加十万辆美国M1A2SET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还可以买100万套“奎反林智能反坦克导弹”。美国的无本生意、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咨询、好莱坞大片、签证费。现在不管问题多成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工业品大国，第一大装备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952年，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1％，中国还有70％的人口是穷人，1.2亿人每天消费还在一美元之下，中国不是日本，战略空间和纵深大得很。
中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如果用好中国和亚非拉两个市场，建立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家主导，，企业招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将恪守货币主义的教条抛进太平洋，打破美日欧不断“量化宽松”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陷阱，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决不能去工业化！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紫檀家具，只有机器可以生机器，只有工业品可以几何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才会升值。中国也一样，钱市、股市、房市、期货市都是一市。以北京为例，2000万人，620万户，其中每年一度电都不用的房子381万套，全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6600万套！全世界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特色就不会？我不信。2011年8月2日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五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球人均损失4000元人民币，西、葡、荷、英、法、日去工业化后都江河日下，美国有近百年的老本，但在中国工业化的压迫下，信用等级被降级，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刘源说：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战略机遇期一开始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老讲准备打世界大战，后来估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还有十年打不起来，可能还有更长的和平时期。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那以后，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和完善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时指出，世纪头20年，21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时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次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全党对当前的时局和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随时准备打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面对当前我们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军人确实面临“两个两难”。
一个两难，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中央考虑最多的。而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中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当然，为了更长时间地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排除“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小平同志1979年、1983年打了两仗打下来的。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定要慎战！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不懂“韬光养晦”的意思，总该知道“卧薪尝胆”吧？当年卧薪尝胆的勾践能够忍辱负重，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为什么？为了忍一口气，等发展强大以后再踹两脚。所以说，这个机遇期，我们能不能忍，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后发制人，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作为军人要服从中央的大局，当然不排除中央要我们狠狠地动一下、打一下。当年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60多年没有大的外战，也没有内战。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和平，仅就这一条，给共产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人民、国家得到多么巨大的实惠呀？第二个两难，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打仗，不打仗要军人干什么？但我们也不敢乱说要求打仗。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和平时期，谁懂得战争？只有军人懂得战争，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时刻在准备打仗。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战争是什么，战争代价是什么。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手段穷尽时，才以战争来扫清障碍。按照孙子说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然后不行再“伐兵”，这个伐兵不纯粹是打仗，主要是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善战者不言战”，我们要开拓思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兵伐谋”嘛。中国有的是好办法，不要手中拿着一手好牌，给玩砸了。一方面叫你老老实实别乱来，用各种法儿收拾捣蛋的，叫你发不了财；另一方面还能牢牢保持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住。我们军人真正最知道打别人的疼处在哪里，最知道怎么才能打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效益。
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几千万人献出了生命，仅抗日战争，我国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而28年革命中，共产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就牺牲了370万人，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来，是多么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2020年，是180年，我们把每六年算一分钟，整个30分钟，就比作长跑吧。在前18分钟是越跑越慢，自己摔伤不说，旁边还有人左一拳、右一拳地踢打你。我们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到1949年终于站起来了。开始追上来了，中间又有三分钟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和调整徘徊时期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别人，我们在探索中摔了跤，遍体鳞伤，爬起来再追。最近30多年，我们加快速度追了六分钟，咬着牙、忍着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现在我们跑到第29分钟，就最后一分钟了！这六到八年，我们就能赶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百年期盼！同志们，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终于跑到最后一分钟、要争回第一名了！什么叫战略机遇期？这就叫战略机遇期。现在全民第一大要求还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这个目标眼瞅着还有一分钟就跑到了，咬紧牙关也要跑下来。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但旁边有人遏制你，捣乱的、骂娘的，下绊子的、泼脏水的，总之想方设法不让中国顺利发展。所以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慎战者才能战，绝非怯战；善战者必然慎战，绝不好战！“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武”字拆开来，就是“止戈”，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
刘源对中国古代战理兵法烂熟于胸。同时他也一语中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富裕的国家就可能成被宰割的肥羊。”
五、中美打不起来，中美关系淡如水，才能信步闲庭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多人最热移民的国家，“50万美元投资移民可获绿卡”、“50万加币投资可获加绿卡”。我的加美之行，看到祼官、祼商、祼知都去了，温哥华的列治文区一切产业都是华人办的，班佛的景点却像是中国的，前后左右的人都口操汉语，偶尔来个外宾。没想到，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景点，境遇也是如此这般。愿意去、有实力的中国人1000万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010年11.4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官、产、学、媒、艺的富人都往美欧跑，说明中国富人预期不好，说明美国还有一个最大优势，人才掐尖，这是中国
短期内追不上的，博士生留美比例接近90％。美国的军费一年7000亿美元，140万军人，每个美国大兵一年花50万美元，其中有三万外国的“绿卡战士”，他们在战场的阵亡率比美国人高一倍，仍趋之若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钱不是财富。”我们说美国人“有钱”，是有货。美国一年的商品零售4.1万亿美元，中国才1.8万亿美元，人均是中国人的十倍，就算购买力标准，至少人均是中国的五倍。美国的实体经济现在只有17％，工、农、建筑业总产值不到2.8万亿美元，却每年要进口1.3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要造三万亿美元的商品，但出口就占一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欧人从出生到坟墓都少不了中国产品，有人吐槽：“我出口十集装箱掸子，十集装箱千斤顶，美国人掸子用一次扔，换完轮胎千斤顶扔到路边，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三分之一生活靠我们这样的国家给他供养，打工。”
从1979年到现在，35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按购买力折算，美国人从全世界赊来25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第四次量化宽松，国债、银行债、企业债、居民债86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是一正常国家，早就破产了，不破产就是因为它在全球收“铸币税”。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从全世界收税，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王莽的铜钱，12铢重量当50铢用，比起美丽尖，王莽泉下有知一定觉得自己太厚道了。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自己却没有通胀。美国喜欢鼓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占65％，这才是全世界占便宜的原因。美国鼓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的汉学家总要破中国历史之长，破中国边疆之大，除核心区，四大边疆都不是中国。美国把黑人培养成总统、国务卿，个个成为爱国者导弹。只有美国人，没有民族。马步芳说回回就是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我们却人为制造少数民族，还给人家造字。这点上我们最应该和美国接轨！
美国希望全世界都是小国，小到一国只能做一个产业，大家都离不开贸易，离不开美元结算。里根奉行“供给学派”，把基准贷款利率提高到20％，国债利率提高到15.8％，企业没有两位数的纯利就亏损关门，赶走实体经济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外向型，攒的美元，没什么能买到，只能买美国国债、企业债、银行债，1.6万亿美元给美国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40％！对美国，我们吃亏是福，印钱比造东西赚钱容易，实际上加速了美国空心化，美国的工业占GDP只有17％了，奥巴马要重振工业，可能吗？王湘穗说得好，认清币缘政治，中国方能不败。虽然刚刚落幕的G20会议力图为美日将引发“汇率战”的说法灭火，但人们在习惯用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国际局势之外，将从此越来越发现币缘政治的作用。所谓币缘，是指国家之间包括其
他全球行为体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围绕货币权力的博弈行为就是币缘政治，与地理因素相比，金融与资本对人们生活、社会治理乃至国际政治干预要更加直接和有力。在资本之手摆布全球的今天，币缘政治视角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币缘政治虽不能涵盖一切，却是认识一切的关键。
美欧博弈：币缘政治基本格局。
如果以币缘政治视角鸟瞰全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美元绿为基色调的美元币缘圈，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65％左右的份额，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以橘红色的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它大致占世界经济的25％，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这两大币缘圈形成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冷战的另一个结果。美国自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就不断利用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引起欧洲各种方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活跃。欧洲最终在政治上组建欧盟，在货币体系上推出欧元，完成了与美国从“分庭抗礼”到“分灶吃饭”、“各算各账”的分家过程。
在两个币缘圈内部，各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顶端是资本国家，有大量金融机构和活跃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赢利方式；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等实业，靠向其他国家提供制成品为生；而底部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而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的利益争夺，占据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美欧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家集团争夺的核心是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如何向对方转嫁危机。由于全球货币利益争夺具有“零和博弈”特征，你之所失，即我之所得，欧美之间虽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谁也不会轻易服输、俯首称臣。
美国是亚太“币缘”高手。在传统跨大西洋同盟解体的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太平洋地区也不平静。过去十年，美国沉溺于“反恐战争”，东亚地区则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正在逐步形成涵盖20亿人口、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据统计，亚太目前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其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且贸易、外汇储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对每天都需要数十亿净储蓄流入的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不过，东亚合作带的出现，也让美国担心会像在欧洲那样被亚太边缘化：倘若让东亚合作带继续发展下去，东亚国家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脱美元化”的趋势将继续强化，那么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将大幅降低。这对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不啻是灭顶之灾。
然而，美国的实业生产已进入衰退周期，无法用产业经济链条拉动亚太，只能用军事力量及软实力、巧实力创造出的“安全议题”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美国亚洲战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保持可控的紧张，既延缓东亚一体化进程，又要延续太平洋“美元湖”稳定。于是我们看到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像一个个楔子，精准打入中日韩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与争端。
我们无法知道2010年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争端不断，美国成了抢手的“隔岸平衡者”，而亚洲国家不仅没有去质疑本该受谴责的美联储QE计划，还在竞相购买大量经过“兑水”的美元债券以向美国示好。币缘冲突正在激化。
与历史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这激化了全球范围的币缘政治冲突。以美国推出QE计划为标志，世界主要央行竞相采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于2012年9月启动“无限量收购重债国债务”计划；美联储提出QE4，计划每年推出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日本央行最近也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世界储备货币国家创造的大量货币中将有超过90％流向世界货币市场，从而带来全球通胀的压力；大量热钱入新兴市场国家，使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国家财富被稀释。这种行为被巴西财长直呼为“货币战争”。
发达国家若继续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其后果将摧毁经济复苏的嫩芽，再诱发大规模失业。各种因素在失去轨道的过山车上交替运行，完全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全球体系翻车、解体。届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为了自救，将被迫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抛弃丧失信用的美元、欧元体系，实行实物与资源的交换，世界将重回实物经济、国别经济的道路。对于币缘冲突的前景，美国已高度重视。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举办过一次金融战争演习，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演习过程显示，对涉42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大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演习获得的启示是，如果美元完全坍塌，美国还有大量黄金储备可以依靠，但在事情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五角大楼将被要求以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做到的方式来恢复秩序。时任美国防长盖茨在听取演习简报后说，这是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经历。
根据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每隔百年都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体系从“实业春天”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秋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这意味着，向新体系周期的更迭已然开始：此次危机不仅会调整各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还将确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币缘政治冲突将日趋激化，认清这一趋势，是中国顺利渡过“危机之冬”，开启下一个“实业春天”的必要条件。币缘政治，币缘战争，枪杆子里面出美元，美国最普世的价值是基督教，另外就是玩钱、耍弹，找啊找啊，找敌人。家门口连古巴都收拾不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十多年，花了几万亿美元，玩到要撤军了，塔利班又占了70％的国土。伊拉克，血淋淋，天天爆炸，成了恐怖组织天下乐土。而中国从招商引资开进入WTO，中国人走向世界，8000万华人在国外五大洲。利比亚撒侨3.6万人，180亿美元项目搁置，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不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但要改革其不合理。向西，上合；向东，东南亚，东盟10＋3；向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帮助斯消灭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忽如一夜春风来，喇叭口倒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投资国之一，但我走出去与人共处，最缺的是多方共赢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优点是突破规则，缺点是太不讲规则，走出去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985年，美国把可以说“不”的日本拽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明知是美国人的阴谋，一个由美国驻军的附庸国，没资格谈论独立金融政策，而且，日本、德国这种本土贫资源国，资源供给线几乎完全依赖美海军保护，通过美元收过路费，谁敢说不？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表面是科威特用兵，实际上是萨达姆宣布改用欧元结算石油，哪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吊死了萨达姆，伊拉克成为天天爆炸之国。
全世界看到最大希望是越战，中国的导弹打下了美国上千架飞机，毛泽东不许美国跨过17度线，美国灰头土脸的输掉越战，海湾国家趁机宣布石油国产化，建立统一组织，美元贬值70％，尼克松只能访华。中国不和帝国主义共享未来。一个错误让西班牙变成帝国。1497年达？伽马到了印度，哥伦布走错了到了美洲，却发了大财。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运回了875吨黄金，4.5万吨白银，明清两代500年，中国出口顺差超九亿两银子，史称“康乾盛世”而西班牙1557年王室。破产—“无敌舰队”败在英国人手里—钱太多无东西，就通货膨胀。19世纪是英国世纪，1270平方公里，4.31亿人口，人口、国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成功的工业革命，工业的50％当时在英国。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破产之前看上去很美。1800年世界十亿人，六亿人养英国1500万人，50比1。美国现在三亿人，世界70亿人，20人养一个美国人，苏联解体，美国独大，才20多年，美国就在走下坡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一定停滞和衰退。希拉里下台前留下两句话，现在中国有三亿人过美国的日子，这个地球已不堪负重，遑论13亿人！另外一句，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将中国纳入秩序。世界装不下中国吗？中国60％的石油要进口，每年的石油消耗是新探明储量的四倍。美国7％的人从事工业，3％的人从事农业，剩下的人干第三产业。裂压技术和核聚变还看不到出路，这个世界每年创造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拿来研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灭绝、食品安全的钱太少了，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一年才出几十亿。帝国主义体系是造孽体系，短视体系。中国走帝国主义之路必是死胡同！40年前邓小平的演讲仍发人深思：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到了冷战中后期，工业配件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种，美苏四亿人很难再向更复杂工业社会发展，工业人口规模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硬道理，硬指标。冷战使苏联将自己的工业人口集中到军工、重工，解体前，美国工业雇用3000万人，苏联7000万产业工人。但苏联仍缺少消费品、服务业的工人！每个家庭主妇花几小时排队买面包、蔬菜。苏联跨欧亚的大陆国家，美国处在最外线，周边无强国，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护城河，围剿亚洲和欧洲，外线作战从来占便宜，苏美—陆海各占优势，掌握海洋的一方有天生的优势，海运成本最便宜。越战美国出兵42万人，逼同盟国出十万人，花费2500亿美元，今天就是五万亿美元。美国死五万多人，伤30多万人。越战是工业化支撑的现代化战争，胜利的背后是中苏几亿的工业人口。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苏联丢失了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拿下阿富汗，饮马印度洋，利用七亿印度人口，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它失败了，没搭上印度的快车，这是苏联解体的又一原因。美国体系的总人口大大超苏联。历史从未终结。美国能够连续两次发动工业革命，但它能引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吗？20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文明冲突”，美国的国家代码库，美军用掉了3000万代码，美国虽突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瓶颈，自己却吃不下工业链体系。一个苹果与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一个厂要招30万工人，而美国的一切，中国都能很快地山寨出来。F-22飞机太贵，美国生产F-35飞机，1900万行源代码，除了外包给中国，它不会干，但自己干费用已超F-22，许多购买国都亏了。傲人的航天飞机彻底放弃了，哈勃望远镜将在2013年失控。中国将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已具备，我们有几亿工业人口，2.5亿农民工，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用领先的军用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指领，引领军工技术占领工业制高点，军工技术永远是民用技术的先驱。
中国已经与28个国家签订货币互用协定。中国是实体经济种类最完整的国家。中国笃定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信帝国主义逻辑。什么时候能建起人民币湖，世界格局就根本改变了。
帝国主义逻辑：羊在下游喝水，狼在上游撒尿，狼对羊说，你弄脏了我的水。喝狼尿，被狼吃永远是羊的命。帝国主义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不恨大鱼，只恨小鱼。中国不是羊，不是虾米，它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周旋，中美关系之交淡如水，才有中国信步闲庭的可能。
六、用新时期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亚非拉输出现代化与工业化
中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并不富，多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之下，无庸置疑，只能走出去解决。绕开投机赌博的美元、欧元，绕开欺行霸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直签货币互换行不行？现在签合同的有28国。中国现在就应该设想改革世界秩序，构建自己的战略思维。埃及八千万人口活在4％的国土，非沙漠三角洲和尼罗河沿线。埃、突、利、叙都是失业率达40％，说中国工业化抢了非洲兄弟的饭碗，当然不对。但是，当年非洲穷哥们将中国抬进常务理事国，我们对亚非拉不能去了就是采煤挖矿找油。中国产能过剩，帮非洲人把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这是双赢！中国现在进口的农产品就相当于七亿亩耕地。中国要改变发展方式，将出口工业品转变成出口工业化的梯度转移，这也帮助我们自己产业升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李克强总理访巴基斯坦，“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总统、总理共同迎接。中巴全方位合作和全天候的友谊，中巴真正的铁哥们。但巴有两55亿人口，中国在巴基斯坦只有1.5万华人。巴35岁以下的人口超一半，中国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但中巴2012年的贸易只有124亿美元。中国所有的过剩，对巴来说都是短缺，双方太互补了。中国帮巴基斯坦现代化、工业化，共同打击“东伊运”恐怖分子，开拓巴方市场，再也不能踟蹰不前。
越战结束，越南中俄援助的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自己没有学会生产。只能逝者如斯，变成一堆废铁。100年来，后发型大国只有中国变成工业强国，搞工业化当然很难，但只有中国有将沿海工业向内陆扩散。腾笼换鸟，沿海产业升级的经验。从资源调查、规划设计、设备装配、派出专家、技工培训，都要精心设计。这些缺乏工业传统的国家，你就是送去完整的生产线，很快也会被糟蹋成一堆废铁。这是一个加速运转过程，中国仿米格-21战机，1966年造出第一架歼-7，最终停产已是2006年。但此后加速，不足五年中
国已能生产四代隐形战机。这一过程重新打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要几十年。只有中国人最懂，帮人就是帮自己。中国向亚非拉输出现代化、工业化，同时输出工业化时代才能全面进行的地质勘探能力，像在苏丹达尔富尔一样完成陆相生油。英在苏丹十几年，美、他们海相生油技术领先，但陆相生油技不如中国。他们悻悻而去，我们款款而来，一来就出油了。西方国家不给非洲建造炼油设施，比如尼利亚，本身是产油国，但是成品油还要进口。中国不一样，中国给苏丹造炼油厂，引进一整套的石油产业，从勘探、开采、运输、储备到冶炼。于是美英就将苏丹分裂成南北两个苏丹。
中国为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工业化的几十年过程就是为自己开发超级科技，提供廉价能源的过程。也是国内产业升级，改变生产方式的过程！
不谋全球者不足谋一国，不谋全球地缘者，不足谋世界。现在全世界一半的海上运力都在为中国几十亿吨的货物吞吐，如何保证在美国截断海运的情况下运输物资，中国已准备以陆治海，根本原理，欧亚非大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更高形态的文明最终还要回归这里，江山代代强国出，各领风骚百十年。
中国运到欧美日的商品，只出不进，多数回来的是空集装箱。美欧越来越不愿意卖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收入的多是外汇。一方面给金融帝国交保护费，一方面强制结汇后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国借给美国1.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其他债，三四万亿的美元纸币，不花掉，不用十年也能变成废纸。1870-1910年美国共修了40万公里铁路。有了穿越欧洲大铁路线。中国从东北到南非两万公里，生产能力百倍当年美国的中国，完成这一工程，如臂使指，不在话下。
目前，绕过东南亚半岛的中老、中缅铁路，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从喀什直接向西，通往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乌吉中铁都在行动之中。在中巴铁路的规划中，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几十年的全天候的朋友，瓜达尔港到中国有沿铁路建设的输油管，可以让中国和伊朗及波斯湾诸国进行陆地石油交易。慢慢来别着急，通里海，穿老挝、缅甸、巴基斯坦、伊朗，直通好望角，中国铁路网，从东北亚到开普敦都会有的，中国的大秦线，每年将四亿吨煤从山西运到秦皇岛，650公里的铁路，运力恰好是印度6.3万公里铁路运力的一半。
中国从近到远，从易到难，早晚会将大西南流往印度、东南亚的藏水八千亿立方调二千亿立方进黄河，造四条黄河，重造一个中国！
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
一个新纪元的法律体系——非法法系
[本文改自我的一篇投稿于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大寿文献汇编的研究论文，目的是为下一个中华纪元打下一些理论基础。不幸的是没有入选。现做一些改动发表于明镜博客。]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同全球最大的三大法律体系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宗教法系。普通法系亦称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起源于英国。英文是 Common Law，意为一致性的法律。该词来源于当年英格兰国王推广相对统一的国家法律。Common Law 这个词具三层含义。第一含义是法律条文，是指国会立的成文法（Legislation）未涉及到的部分，法官在判案时自主确定的法律；也称为判例法，法案法，案例法（Case Law）；或是法官当成文法有不明朗的时候对成文法的解释。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在人大而不是在法院。第二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法庭，普通法法庭（Common Law Court）或指在这种法庭上打的官司（Common Law Case）。在普通法法庭上打官司，不需要具体依据什么法律。比如，我和你签约打赌，说好你输了要赔我一百万，结果你赖账，我就起诉你。如果这件事是在具体成文法范围内，比如赌博法，那我们就按赌博法的条文来打。如果不属于专门成文法，我们就按合同纠纷来打。但我也可以按普通法来打，说你赖账不付使了我很生气，气出了氙气，我不仅要那一百万还要一亿元的赔偿。这种官司就得在普通法法庭打。第三含义就是法系。普通法系覆盖全部的英联邦国家，外加美国。尽管美国从英国反出，但并没有放弃其法律体系。普通法的格式和程序非常严格，由于程序上的违规，导致案件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公平的结果。普通法的法律组成上案例法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在邏輯推理模式上普通法系以批判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为主，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法官，个人意志常常重要过逻辑。
大陆法系又称为法典法系、欧陆法系、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尔曼法系，覆盖了当今世界的广大区域，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国家。一般而言，中国被认为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我们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英文是 Civil Law。其特点是具有悠久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在法学理论上崇尚理性主义、倾向于建构重視邏輯，抽象化的概念体系，在司法审判中传统上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条审判。以三段论（Syllogism）为最重要的邏輯推理模式。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宗教法系以伊斯兰法系为主，这里就不多讲了。除了这三大体系，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比如分出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Socialist Law）。需要说明的是，国际间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指前苏联，并不包括中国。
那法系又是如何与政治体制发生关系的呢？普通法系首先认为法律不是管理的工具，本身也不提供对公正的裁决，而是提供了一套程序和框架，从中人们可以寻求公正。这个原则就是 Rules of Law。普通法系认为公正是个人幸福所必须的。换句话讲，普通法系是以个人的幸福为最高宗旨的。这个最高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导出了人权法案和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权分离的政府构架。三权分离是为了防止政府泛用权力。人权法案或称权利法案的理念是天赋人权不可为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人剥夺。与 Rules of Law 相对的是 Rules by Law，其中心思想是法律是管理的工具，而其法威主要来源于政府立的法。Rules by Law 的政治理念在中文里是“依法治国”。需要说明的是，Rules of Law 并不与 Rules by Law 完全矛盾，事实上除其本理念外，Rules of Law 的实施部分就是 Rules by Law。如果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与Rules by Law 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但与普通法系相比，大陆法系的理念和实践都更接近 Rules by Law。
除了上述的不同，那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还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呢？那就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在普通法系里，解释权在法官手里，是司法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里解释权仍然在立法者手里。解释权的差异使得普通法系更有效地保证三权分离。另外，个人的作用在普通法系里明显大于大陆法系。而这种个人作用的差异也使得普通法系的社会更具有自我纠错功能。表面看，在普通法系里更容易出现个人专权的事。但事实上，对政体根本性的威胁来自于机构的可能远大过于个人。总之，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相比，社会机制更灵活，更有效阻止恶法的实施，如果不能阻止恶法立法的话。其结果是普通法系的国家民主制度相对更稳定，社会创造力更强。这些差异后果就不只限于法律体系自身了。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的结果就可以看到影响的深远。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几乎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内战和杀戮。
回顾西方议会政治制度（Westminster System）的产生，Rules of Law 是基础。而这个制度的精要就是宪政和民主。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无产者的革命造反集团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政治集团。我们取得了历史上如何一个造反集团从没有取得过的成绩。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共产党用鲜血打下了的，如果一场选举就交出了政权，既对不起先烈，更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利益。尽管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再好也好不过自己手中的利益。为了防止一夜变天，我们必须在基本理念上明确了我们永远不应该在高层次推广民主制度，即便我们肯定可以赢得大选也不能干，因为总会有输的一天。为了对抗民主，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统一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对任何不同意见和批评，我们只可以接受有限度的宽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人必然寻求政治权力上的分享，而我们的政府也自然地寻求更有效的管理理念，从加强自我纠错的机制到减少政府运作成本，等等。我们共产党在这方面做的很不错，我们正渐渐地从人治转变为法治（Rules by Law），从对既忠诚又优秀的人才的依赖转变为对制度的依赖。同时，那些已经在前期取得了经验利益的人也自然地寻求制度上的保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当制度完善到一定程度，制度本身就一定会对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而经验显示，一旦当制度反过来成为对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了约束，这就已经陷入了宪政的陷阱里。一旦误入了宪政的陷阱，和平演变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走上宪政的道路，决不可以进入 Rules by Law 的状态，更不可以进入 Rules of Law 的状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大陆法系也自然会滑入议会政治制度的轨道。事实上，在议会政治制度里，Rules by Law 并没有法律利益的受体，随时间推移，Rules by Law 也会过渡到 Rules of Law 的状态。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不仅要放弃大陆法系，还要放弃传统概念里的法制建设。与民主相比，宪政才是我们真正的威胁。而宪政正来源于我们对制度的完善。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官员贪污，强行拆迁带来的民怨，等等。事物发展总是具有两方面的。这些问题也减缓了我们对制度完善的步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要明确，制度不可以成为我们决策的障碍。制度必须不可以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哪怕这将导致制度和法律型同虚设。我们要明确，制度和法律只可适用于与共产党精英集团没有任何瓜葛的被统治阶级。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同时也带来决策过程的高效，而这种高效是我们在这个世纪称雄世界打败西方列强的保证。换言之，我们必须坚持 Rex lex，也就是政权必须凌驾在法律之上。
在法律层面上，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组织足够的法律学术理论研究力量，开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的工作。这个新的法律体系的特点是法条（Code）法律和宪法之间不必自洽，判案也可不依赖法条，而是以不成文的精神和习惯做法为最高准绳。在明镜hukan博的建议下，这种新时代的法律体系可称为非法法系，英文可翻译为 Unwritten Law。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一切按潜规则办。不这样的话，我们终有一天会滑入宪政的漩涡里。
同胞们，下个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们应该从每个人做起，让我们养成不按牌理出牌的习惯，并将这种法系概念生活化，文化化。同胞们，朋友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去排队。
07月 19th, 2010
来源：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明镜博客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同全球最大的三大法律体系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宗教法系。普通法系亦称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起源于英国。英文是 Common Law，意为一致性的法律。该词来源于当年英格兰国王推广相对统一的国家法律。Common Law 这个词具三层含义。第一含义是法律条文，是指国会立的成文法（Legislation）未涉及到的部分，法官在判案时自主确定的法律；也称为判例法，法案法，案例法（Case Law）；或是法官当成文法有不明朗的时候对成文法的解释。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在人大而不是在法院。第二含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法庭，普通法法庭（Common Law Court）或指在这种法庭上打的官司（Common Law Case）。在普通法法庭上打官司，不需要具体依据什么法律。比如，我和你签约打赌，说好你输了要赔我一百万，结果你赖账，我就起诉你。如果这件事是在具体成文法范围内，比如赌博法，那我们就按赌博法的条文来打。如果不属于专门成文法，我们就按合同纠纷来打。但我也可以按普通法来打，说你赖账不付使了我很生气，气出了氙气，我不仅要那一百万还要一亿元的赔偿。这种官司就得在普通法法庭打。第三含义就是法系。普通法系覆盖全部的英联邦国家，外加美国。尽管美国从英国反出，但并没有放弃其法律体系。普通法的格式和程序非常严格，由于程序上的违规，导致案件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公平的结果。普通法的法律组成上案例法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是经验主义的结果。在邏輯推理模式上普通法系以批判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为主，无论是陪审团还是法官，个人意志常常重要过逻辑。
大陆法系又称为法典法系、欧陆法系、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尔曼法系，覆盖了当今世界的广大区域，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国家。一般而言，中国被认为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我们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英文是 Civil Law。其特点是具有悠久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在法学理论上崇尚理性主义、倾向于建构重視邏輯，抽象化的概念体系，在司法审判中传统上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条审判。以三段论（Syllogism）为最重要的邏輯推理模式。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宗教法系以伊斯兰法系为主，这里就不多讲了。除了这三大体系，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比如分出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Socialist Law）。需要说明的是，国际间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指前苏联，并不包括中国。
那法系又是如何与政治体制发生关系的呢？普通法系首先认为法律不是管理的工具，本身也不提供对公正的裁决，而是提供了一套程序和框架，从中人们可以寻求公正。这个原则就是 Rules of Law。普通法系认为公正是个人幸福所必须的。换句话讲，普通法系是以个人的幸福为最高宗旨的。这个最高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导出了人权法案和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权分离的政府构架。三权分离是为了防止政府泛用权力。人权法案或称权利法案的理念是天赋人权不可为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人剥夺。与 Rules of Law 相对的是 Rules by Law，其中心思想是法律是管理的工具，而其法威主要来源于政府立的法。Rules by Law 的政治理念在中文里是“依法治国”。需要说明的是，Rules of Law 并不与 Rules by Law 完全矛盾，事实上除其本理念外，Rules of Law 的实施部分就是 Rules by Law。如果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与Rules by Law 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但与普通法系相比，大陆法系的理念和实践都更接近 Rules by Law。
除了上述的不同，那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还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呢？那就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在普通法系里，解释权在法官手里，是司法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里解释权仍然在立法者手里。解释权的差异使得普通法系更有效地保证三权分离。另外，个人的作用在普通法系里明显大于大陆法系。而这种个人作用的差异也使得普通法系的社会更具有自我纠错功能。表面看，在普通法系里更容易出现个人专权的事。但事实上，对政体根本性的威胁来自于机构的可能远大过于个人。总之，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相比，社会机制更灵活，更有效阻止恶法的实施，如果不能阻止恶法立法的话。其结果是普通法系的国家民主制度相对更稳定，社会创造力更强。这些差异后果就不只限于法律体系自身了。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的结果就可以看到影响的深远。法国在撤出他们的殖民地后几乎必然出现权力真空，内战和杀戮。
回顾西方议会政治制度（Westminster System）的产生，Rules of Law 是基础。而这个制度的精要就是宪政和民主。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无产者的革命造反集团成功地过渡为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政治集团。我们取得了历史上如何一个造反集团从没有取得过的成绩。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共产党用鲜血打下了的，如果一场选举就交出了政权，既对不起先烈，更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利益。尽管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再好也好不过自己手中的利益。为了防止一夜变天，我们必须在基本理念上明确了我们永远不应该在高层次推广民主制度，即便我们肯定可以赢得大选也不能干，因为总会有输的一天。为了对抗民主，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的统一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对任何不同意见和批评，我们只可以接受有限度的宽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统治的人必然寻求政治权力上的分享，而我们的政府也自然地寻求更有效的管理理念，从加强自我纠错的机制到减少政府运作成本，等等。我们共产党在这方面做的很不错，我们正渐渐地从人治转变为法治（Rules by Law），从对既忠诚又优秀的人才的依赖转变为对制度的依赖。同时，那些已经在前期取得了经验利益的人也自然地寻求制度上的保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当制度完善到一定程度，制度本身就一定会对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而经验显示，一旦当制度反过来成为对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了约束，这就已经陷入了宪政的陷阱里。一旦误入了宪政的陷阱，和平演变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走上宪政的道路，决不可以进入 Rules by Law 的状态，更不可以进入 Rules of Law 的状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大陆法系也自然会滑入议会政治制度的轨道。事实上，在议会政治制度里，Rules by Law 并没有法律利益的受体，随时间推移，Rules by Law 也会过渡到 Rules of Law 的状态。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不仅要放弃大陆法系，还要放弃传统概念里的法制建设。与民主相比，宪政才是我们真正的威胁。而宪政正来源于我们对制度的完善。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官员贪污，强行拆迁带来的民怨，等等。事物发展总是具有两方面的。这些问题也减缓了我们对制度完善的步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们要明确，制度不可以成为我们决策的障碍。制度必须不可以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造成约束，哪怕这将导致制度和法律型同虚设。我们要明确，制度和法律只可适用于与共产党精英集团没有任何瓜葛的被统治阶级。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同时也带来决策过程的高效，而这种高效是我们在这个世纪称雄世界打败西方列强的保证。换言之，我们必须坚持 Rex lex，也就是政权必须凌驾在法律之上。
在法律层面上，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组织足够的法律学术理论研究力量，开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的工作。这个新的法律体系的特点是法条（Code）法律和宪法之间不必自洽，判案也可不依赖法条，而是以不成文的精神和习惯做法为最高准绳。在明镜hukan博的建议下，这种新时代的法律体系可称为非法法系，英文可翻译为 Unwritten Law。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一切按潜规则办。不这样的话，我们终有一天会滑入宪政的漩涡里。
同胞们，下个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们应该从每个人做起，让我们养成不按牌理出牌的习惯，并将这种法系概念生活化，文化化。同胞们，朋友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去排队。
07月 19th, 2010
来源：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明镜博客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阿珊：习近平正在进行一场小“文革”
图：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在长沙演讲，遭到左派阵营大肆“围剿”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穿著龙袍的照片，这个刚刚荣登九五之尊、并迅速掌控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新一届领导人，在半年之久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国内有识之士心里越来越凉了。这个被人私下称为“习泽东”的新一代强人，他的执政理念到底想干什么，他所提出的以富国强兵而带来的“中国梦”，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情，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习近平正在引导和发动一场翦除民间自由思想、把人民引向国家主义的小“文革”。首先，他要模仿当年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方式，毛泽东是给清华附中的学生写信，鼓吹“造反有理”；而习近平则是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要让新一代青年人放弃北大传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服服帖帖地地跟党走、跟他走。五一前夕，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劳模，除大喊“劳动光荣”、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这些陈旧的阶级斗争口号外，所接见的人居然都是文革前的标兵与榜样，如大庆、大寨、和六十听党的话、绝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俨然又回到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颗红心永向党”的文革期间。而习本人，对毛泽东诗词名句出口成章，随手拈来，这些跨越政治红线的种种举措，以及“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试图为文革涂脂抹粉，都证明了习近平选择了一条回归毛泽东的道路。
习近平选择了回归毛泽东之路
与此同时，各路神仙纷纷出台亮相，为习近平的小“文革”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如军中所谓的鹰派将军罗援，就提出了“内惩国贼”的口号，谁是国贼？不言而喻，目标直指国内主张走宪政之路的自由派。而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则异军突起，发表文章《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又异常残酷的持久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而近期内地太子党及左派阵营活动频繁，十分活跃。五月五日晚，一场云集太子党和左派人士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场由左派名嘴司马南和孔庆东主持的晚会座无虚席，红歌嘹亮，重现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推行的“唱红”场面。当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入场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到场的还有叶剑英女儿凌子和陈云女儿陈伟力等太子党成员。而陈伟力还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一改三十年的历史话题，公开辟谣说：“我父亲没有说过毛主席‘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的话，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而毛泽东、朱德的后代则借纪念朱毛会师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重上井冈山，纪念朱毛会师85周年。此前，河北临漳县毛泽东铜像揭幕，李讷率毛家后人为铜像揭幕。铜像广场悬挂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巨幅标语。重现四十多年前人们所熟悉的文革景象。
随着小“文革”的兴起，对主张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的人士，则是一片肃杀之气，屡禁屡现的扯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老百姓先后入狱，刊载马三家劳教所恶性的杂志被封杀停刊，内地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在沈阳和长沙演讲，先后遭到左派阵营的公开“追杀”。对左派的的暴力行为，中共当局大拉偏架，选择性执法，长沙警方甚至威胁永远不许茅在长沙活动。以上的政治气候说明，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没有下手对贪官开刀，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发动大“文革”，已经没有了群众基础，那就来一场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除去翦除持有自由化倾向的民间异己外，再造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内部透露：习近平访美前重要讲话：我有一个中国梦
我有一个中国梦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北京，这块我们先烈用鲜血和尊严浇灌的土地上！我的身后，是毛泽东的雕像！他是全世界公认的民族主义战士！他是全世界的光荣！
我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在曾经在屈辱中呻吟的民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毛泽东一样去做一个民族主义的战士，还是一个奴隶？！
你们或许要说：习近平同志，我需要一个工作，一个住房。是的，你的说法很对，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是国家！那就是尊严！
只要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上空一日还飘扬着日本的国旗，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那些日本人、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在世界的版图上，这个叫中国的国家四分五裂、积弱不堪，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其他国家的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中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工作，一个住房！而是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民族地生存空间！这生存空间，不是靠乞求和抗议来实现的，而是靠铁和血来实现的！
别人欺辱我们，哪怕是最弱小的像菲律宾这种的国家也来践踏我们，我们只会叫着：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这样的人，是没有骨头的！这样的人，是低贱的！我们应该用大炮地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我们应该碾压他们的尊严、生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只知道抗议的懦夫！
你们要记住，一个只懂得抗议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国家！一个只懂得抗议的政府，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政府！当我们的尊严、领土、生存的空间都遭受践踏的时候，还不知羞耻地抗议的政府，我们是不需要的！你们最后也会抛弃它们的！
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一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国家！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他们没有屈服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
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我们有雕刻在五星红旗上面的伟大理想，我们会为这理想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只有这理想！波茨坦公告，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我们有拒绝执行它的决心和理由！做你们想做的吧！就像贺龙当年拿起菜刀，就像他带领着他的同胞们高举着那面自由的大旗英勇杀敌一样！假如你们期望战斗，那就去战斗吧！然后我就能够看到你们是十三亿七千万奴隶还是十三亿七千万坚贞不屈的中国人！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习近平，也会像贺龙那样，举着属于我们民族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着去见我们的先烈！我会见到那些中国历史上荣耀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伟大的秦始皇和李世民大帝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不为奴役而战！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不是机器，不是牛马，我们是人！是从来没有屈服过的中国人！
我们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战！我们为人人有工作而战！为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滚出中国人的土地而战！为我们不需要整天喊着抗议而战！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为我们的诺言而战！
为解放这个国家而战！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荣耀而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骄傲地宣传：我们是从来不屈服的中国人而战！
我的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万岁！自由，万岁!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来稿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北京，这块我们先烈用鲜血和尊严浇灌的土地上！我的身后，是毛泽东的雕像！他是全世界公认的民族主义战士！他是全世界的光荣！
我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在曾经在屈辱中呻吟的民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毛泽东一样去做一个民族主义的战士，还是一个奴隶？！
你们或许要说：习近平同志，我需要一个工作，一个住房。是的，你的说法很对，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是国家！那就是尊严！
只要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上空一日还飘扬着日本的国旗，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那些日本人、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在世界的版图上，这个叫中国的国家四分五裂、积弱不堪，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其他国家的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中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工作，一个住房！而是一个生存空间！一个民族地生存空间！这生存空间，不是靠乞求和抗议来实现的，而是靠铁和血来实现的！
别人欺辱我们，哪怕是最弱小的像菲律宾这种的国家也来践踏我们，我们只会叫着：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这样的人，是没有骨头的！这样的人，是低贱的！我们应该用大炮地震耳欲聋声让敌人颤抖！我们应该碾压他们的尊严、生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只知道抗议的懦夫！
你们要记住，一个只懂得抗议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国家！一个只懂得抗议的政府，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政府！当我们的尊严、领土、生存的空间都遭受践踏的时候，还不知羞耻地抗议的政府，我们是不需要的！你们最后也会抛弃它们的！
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一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国家！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他们没有屈服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
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我们有雕刻在五星红旗上面的伟大理想，我们会为这理想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只有这理想！波茨坦公告，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我们有拒绝执行它的决心和理由！做你们想做的吧！就像贺龙当年拿起菜刀，就像他带领着他的同胞们高举着那面自由的大旗英勇杀敌一样！假如你们期望战斗，那就去战斗吧！然后我就能够看到你们是十三亿七千万奴隶还是十三亿七千万坚贞不屈的中国人！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习近平，也会像贺龙那样，举着属于我们民族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着去见我们的先烈！我会见到那些中国历史上荣耀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伟大的秦始皇和李世民大帝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不为奴役而战！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不是机器，不是牛马，我们是人！是从来没有屈服过的中国人！
我们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公平的世界而战！我们为人人有工作而战！为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滚出中国人的土地而战！为我们不需要整天喊着抗议而战！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为我们的诺言而战！
为解放这个国家而战！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荣耀而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骄傲地宣传：我们是从来不屈服的中国人而战！
我的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万岁！自由，万岁!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来稿
2013年5月11日星期六
中國會提供一種國家新模板？
如果中國民主化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中國最終會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力量？它最終會挑戰西方的民主體制嗎？這種既非蘇東社會主義，也非歐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可以生存多久？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至少，它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何頻
不管是崩潰，政變，革命，還是和平演變，中國最終實現民主化，幾乎沒有人能質疑，問題是時間問題。但時間本身就是問題，如果我們這一輩子看不到民主呢，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也看不到呢？
這個情況會出現嗎？五、六年前，我曾作出一個預言，認為中國民主化來臨的時間大約發生在2021年。當時不少人認為太樂觀了，不過這幾年又有一些人認為太悲觀了。
為什麼選擇2021年作為時間點呢？依據的無非是兩大理由，一是民智已開，新生代中國人是全球化的一批人，他們難以接受自己生活在獨立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國度，他們的價值觀、利益，與權貴集團不斷、而且將持續擴大衝突；二是中共活到了一個臨界點，建黨百年，中共到了20大，原來靠暴力建立、維持的政治勢力和威力都衰落了，新的政治權力體系必須倚仗民主機制才能平穩。
但我今天不想就此深入討論下去。相反，我想從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展開探索，也就是說，中國民主化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至少在2021年左右不會出現。甚至，中國不但不會民主化，還可能形成一個新型的政治統治方式，有別於傳統的專制政權、共產黨政權，卻可以對壘、至少可以和西方民主共存。
我之所以如此想，除了我希望大家能從一個可能不情願的角度審視中國，也因為我對中國新領導人的作為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同時，我有理由懷疑自己的判斷。1989年秋天，我在澳門曾經為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未來將是多種思潮同時勃興的社會。但那個時候，我並沒有作出這樣預言：20多年後，中國將是世界上經濟増長最強勁的國家，卻在政治體制上更堅硬。
所以，現在，我對中國未來作出懷疑自己過去判斷的預言。這不是為我個人“買保險”——我個人預言對錯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可能是避免歷史逆轉的方式。
對外政策：不會被民族主義情緒支配
常有人說，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西方人不同，中國人重宏觀，比較喜歡從大戰略、從全球看問題；西方人重細節，精於戰術，偏重於從國內看問題。
至少中共從這種思維中得益，中共之所以能成立、生存、奪取政權，到今天之態勢，有全球視野、借助了國際之勢，是關鍵性因素。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早被國民黨剿滅了；如果美國援助國民黨不是三心二意，如果不是蘇聯紅軍為中共在東北奪得先機，中共難以取得內戰勝利；沒有泠戰的結束，沒有WTO，沒有西方經濟陷入危機，中國今天的能量不會增長如此迅猛。
未來的國際形勢對中國又如何？有人說，現在中共在國際社會有些得意忘形了，以致於錢多了，朋友少了。有幾個文職將軍在電視台時時口出狂言：中日之戰、中菲之戰，似乎隨時可能爆發。
中國有句老話，叫“愛叫的狗不咬人”。有一句話不知未來會不會成為類似的“老話”，是我新說的：“狗愛叫，不等於主人想咬人。”
民族主義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或者叫籌碼，並不會由此來建立其外交戰略。所以，即使中共在外交上口氣變得大了些，軍事上不排除出現擦槍走火。不過，就整體政策而言，在習近平、李克強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只會增添些顏色，本質上還是以往政策的延伸。
中共外交界的精英分子，對自身的處境還有清醒認識。表面上看，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已經是一個龐然大物，但其實，就是在亞洲也並沒有真正贏得尊重。希拉里只是往亞洲跑了幾趟，中共就受不了。習近平去年“神穩”的誘因，有一個傳說，是他不願見希拉里。這個傳說不知真假，但背景是真實的：中共真的很恨希拉里。有一個外交家私下說：“全世界政治領袖中，唯有希拉里看透了中共。”
希拉里批評中共在非洲的投資是“新殖民主義”。其實，中共現在還沒有達到殖民主義層次，還只是“植錢主義”。但錢的腐蝕力是無邊的。殖民往往是強勢文明影響落後文明，但金錢，在西方也有摧毀的作用。
中共不是以前德國、日本式法西斯國家，在世界熱戰中比高低；中共也不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泠戰半世紀。這是一個誰也不知道會成為什麼國家的國家，但有一點大家都知道：它有錢！
毛澤東時期有一句口號，叫“有理走遍天下”。到了今天習近平時代，中國人相信：“有錢走遍天下”。
西方過去幾十年在人權上喊得響，除了是信仰、價值、原則，還因為有底氣。什麼叫底氣，就是人權國家比不講人權的國家富有。好了，現在中國富有了，至少中共作為一個黨，是世界最富有的黨，官員是中國富有的階層，中國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你還有底氣和中共喊人權嗎？連一貫高舉道德、價值旗幟的好萊塢，批評中共的電影也不拍了！
西方民選政府受制於國民選票，在外交上往往短視、急功近利。同時，各個國家各有算盤，彼此扯皮拆台，不到大難臨頭不會聯手。只要中共不是徹底與西方為敵，西方就不會有大難臨頭之感。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習近平不會與西方為敵，他會以和平的姿態站到國際舞台上。他甚至會放低姿態，安撫那些被希拉里拉攏的國家。事實上，那些國家只是借美國來平衡一下地緣政治，並不會真正以中共為敵。他們前門迎接了希拉里，後門就派人朝拜北京城。
簡言之，圍堵中國只是空談，國際社會無力阻撀中共，中共卻在無形中強大。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二、三十年前，西方不相信中國會建羅馬。現在羅馬已經建成一半了，西方人還在送磚送瓦，不到建成那一天，中共為什麼就要對磚瓦工下手？
總有増長源：經濟不會崩潰
“中國經濟崩潰會引發政治崩潰”，這是不少人的看法。但中國經濟怎麼會崩潰？國有企業的包袱，銀行的壞帳，股市的騙局，房地產的泡沫，地方政府的債務，出口減少，生產過剩等等，在正常的巿場社會裡，是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在中國卻沒有發生。
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具有巨大的調節能力，人口多，巿場大，強制性的政策調整不會受到制約，政府可以獨斷專行，即使利益受到損害的階層也無可奈何。
同時，中國仍然具有經濟増長的來源。在國際巿場，成本差、價格差還是中國的優勢。中國的商界精英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強，比很多國家的同行要勤奮，行銷手段靈活多變。中國的廉價產品正好迎合了經濟危機中的西方消費者；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國的產品還是比較高檔的產品呢。
中國不只是加工者、世界工廠，中國正在變成世界投資者。在亞洲、非洲、南美，中國爭奪資源的能力直追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國也在收購、兼併，金額越來越大，涉及行業非常廣泛，遇到的阻力，也正在一個個被清除。中國當然沒有能力買下全世界，但全世界現在每一個角落，都有中國的商人、投資者，這使中國經濟擴張有了全球空間。
在中國國內，官員們總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過去20年，是高速公路、鐵路、航空、電站、房地產、製造業等等。現在，李克強時代的經濟戰略核心是“城鎮化”，這是一個可以無限做大的“餅”。幾億農民轉換為城鎮居民，引發經濟大移動，多少商業機會由此而生！
以往我們多批評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環境惡化、貪污腐敗。換一個角度，看到的卻是：
貧富差距是相對的，貧者只是比富者貧，而不是比過去貧。從整體而言，中國多數人都從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好處，生活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中國貧者由於缺乏福利保障，比西方的貧者改變命運的動力要更大一些。換言之，中國追求財富的熱情是全球性的，這種熱情，正是經濟増長的無窮動力。
環境惡化往往是追求發展、缺乏節制的現實報應，但不少中國人更多地歸咎於人口、資源，是發展的必要代價，只有少數人站出來指責錯失在政府。另一方面，環保在政府意識中確非毫不存在，綠色GDP正成為與經濟GDP同樣重要的政績指數，這種政策雖然比較表面化，但至少使一些人認為政府不是環境惡化的元凶。
貪污腐敗是官員們追求經濟發展的真實動力。升官和發財是緊連在一起的，官越大，腐敗的機會就越大。沒有腐敗，中共就不會有凝聚力。同時，制度有效地保護了腐敗，我們看到的那些被揭露出來的貪官，只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中紀委被說成是“反腐敗的機構”，其實其本身就是一個濫權、腐敗的機構，它只是懲處那些權力勝利者下令懲處的人，對更多的腐敗分子其實是在有力地保護。
經濟能量會轉化為政治能量
中國經濟的能量會轉化為政治的能量——不一定增加政權的合法性，但肯定增加它統治的底氣和能力。
首先，全民“向錢看”，可以軟化人們的政治熱情。當政府有了巨大的財政能力，它可以用來化解很多的矛盾，可以平息民眾的怨氣甚至反抗。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各地發生眾多群體抗議事件，政府在政治上並沒有作出讓步，甚至更加強硬；但在經濟上作出了妥協，絕大多數風波，是由經濟化解的。
其次，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和傳統專制國家的大家族控制有所不同，中央利益集團的範圍，從中央最頂尖的政治局常委會，一直延伸到城市的街道辦事處、農村的村委會，每個官員是一個利益場，其父母子弟、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同學、同鄉、戰友、情人，可以進行緃橫交錯的交易。
中國中產階級和富有階層、精英階層，基本上都是在這個群體中間。他們在打不通關係的時候，也會咒罵這個制度，但更多的時候，他們能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好處。這個群體非常龐大，沒有辦法作出精確的數字統計，但至少上億。這麼大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對體制的依賴和支持是強大的。
第三，中國權貴集團當然注意到貧富的差距和民眾的怨氣，但他們並沒有停止自己的貪婪。他們只在聚斂財富的同時，也對貧民階層施以小惠。在胡溫時期，取消了針對農民的一些苛捐雜稅，同時也增加了對貧困人口的生活補助和醫療保障。這對於飽受欺壓的底層社會而言，是一個福音。
在習近平和李克強時期，相信這種施恩施惠還會繼續和擴大。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就是最大的紅利”，就明示了將會給老百姓更多好處。這些好處和權貴們財富暴漲相比，當然是無法成比例的，但這種做法還是能安撫部分民心。
第四，公務員的作用。中國公務員制度，從公開招聘，到公務員的使用，可以達到幾個功效。
招聘公務員，可以吸納社會上眾多精英參與競爭。公務員這個職業穩定、待遇很好，很有吸引力，是年輕精英的職業夢想。這種公開招聘，増加了政府的公平性。
公務員扮演的是執行政府監管、服務的角色，一方面是政府的打手，另一方面給百姓提供服務。工具性非常強，政府要它充當打手的時候，公務員會毫無保留的執行，現在對付民眾反抗、異議活動，公務員並不比以前的“幹部”溫和，相反手法更為殘酷；但作為民眾的服務者，公務員的行為受到政府和民眾雙重監督，為了保住個人飯碗，幫助政府討取民心，公務員態度友好而且效率不低。
第五，經濟養肥了軍隊。軍隊在中國社會生活中並沒有扮演多重要的角色，給社會的印象是，這是一支救援、救險的力量。它是完全封閉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這個系統比地方還要腐敗。可是，軍費開支在不斷增加，使它有腐化的本錢，同時也提升軍事裝備。航空母艦的艦隊只是雛形，顯示是軍力投射全球的雄心，可以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情緒能夠填補意識形態的空洞。當然，中國軍隊最主要的威懾作用，是在阻嚇黨內的異動者。黨的總書記就是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作為行使權力的後盾。
綜上所述，中國利益集團巨大而且在不斷擴大，對百姓施以小恩小惠，公務員的工具性作用，軍隊為中共總書記的後盾，使支撐中共統治的力量非常強大、牢靠，從而保障了政權的延續性。
經濟改革使政治變革減弱
沒有人反對改革，改革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正確”。很多西方人、中國異議人士都寄望改革，希望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從經濟的市場化走向政治的民主化。
事實上呢？中國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建立起人們所期望的公平的資本市場。中國現在是官僚資本市場，官僚才是市場決定性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並沒有將中國導向政改。相反，經濟改革的成果使政權渡過了政治的危機，政權力量更加強大，政治變革動力卻被減弱。
綜合現在各種信息，預估習李政策，看不出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在幾年內會有突破性的動作。他們所做的是行政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上會做技術性的調節，在經濟上尋找新的增長力——如果他們的努力真有成效，那將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更加遙遠。
習近平的吏治，針對公務員、領導幹部作風的整頓，司法、行政體制的改革，會一定程度上平息部分老百姓對官僚、對腐敗的憤怒。同時，精幹的公務員隊伍，提升司法行政運作效能，最終是更有力地維護了中共的利益、維護了中共的統治。
在此之上，中共權力接班機制開始有序化。一些硬性的標準，使政治精英們的競爭變得有章可循，即使是幕後的運作也得受此制約。同時，它有無數花樣，可以使沒能競爭到實權、頂尖位置的人，可以獲得某種補償：人大、政協的席位，表面上看是“花瓶”，但其實際利益是真實的，例如那些達到相應條件，卻沒能在中共十八大上晉升到政治局的精英，可以成為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再加上中委軍委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最高檢察長、最髙法院院長……席位大大増加，而這些席位在政治和物質待遇上，都和政治局委員同屬國家領導人級別。
這種做法顯然可以減緩政治精英反叛的動力，黨內很難形成反對派，使薄熙來這樣的野心者變得孤立無援。薄熙來之所以曾經能獲得很多支持者，是因為他當時還是在權力系統內，黨內不少人認為他是在為黨尋找出路，所以支持他；一旦薄被認定是離經叛道，就幾乎沒人願意同他一同殉道。
組織之後，便是意識形態的宣傳。中宣部長劉雲山得以升為政治局常委，正是其工作在黨內獲得肯定的明證。這和外界的評介恰恰相反——沒有人曾看好劉雲山，是眾人認為中共宣傳部完全脫節於時代，宣傳既不能獲得人心，對媒體的管制也越來越失控，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然而從另一角度看，中共對媒體的收、放，有其政治謀略。有時的“鬆”是漏洞，有時的“鬆”則是有意為之。
例如，現在中國最熱火的媒體是微博，有人還認為：微博正在改變中國。其實，微博更多承擔的是情緒、怨氣渲泄口的功效，社會精英們為之歡呼、為之消耗精力，各人為了獲取粉絲數量絞盡腦汁嘩眾取寵；然而微博不過是信息和思想的“小氣泡”，把很多問題變成簡約“快餐”，大大減輕了重大事件的爆發力，削弱了思想先驅本應具備的深遠影響力。
我們再來看中共對社會的控制。飽受惡評的周永康退休，政法委書記退出政治局常委席位。新上任的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被認為是一位溫和的政治領袖，而且一上任便提出停用勞教制度，習近平在司法問題上也有比較明亮的講話，人們似乎看到了政法新政。
事實上，在政治體制沒有準備好根本變革的情況下，獨立的司法不可能成真；而司法只要不是獨立的，司法就不可能給人以信心。
也就是說，沒有法治，維穩體制會繼續進行下去。“六四”不會平反，對政治異議行動、對群體反抗，中共會繼續加以瓦解、打壓，迫使體制外反對力量遠遠達不到足以對政權形成威脅的規模。
不願意作出的結論
最後，我對上面的討論作一個概括性總結：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融合過程中，中國擅於取其利避其弊，隨著中國經濟能量越來越大，西方對中國人權的要求就會越來越低；
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只是表面的口沫，而不會變成中國真正的對外政筞，中國不會被戰爭拖入泥潭；
城鎮化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大大延續增長時間；
權貴集團會不斷擴大，內部有其共生邏輯、規則，同時對老百姓施恩施惠，平息老百姓的怨氣；
社會精英的力量被分散，維穩機制將會繼續進行；
兼具打手和服務功能的公務員隊伍，可以有效控制社會，保障政府專業運作及其利益；
中國領導人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的改革和調整，使中共應對危機的能力更靈活和有效……
簡而言之，中國不會崩潰，不會政變，不會革命，也不會和平演變，而是長久地由中共主導，通過不斷調節改良，使中國變成一個超級新強權。
我不願意作出這些結論，我希望這只是權貴集團的妄想。不過，我的問題是：
假如上面這些結論成立的話，中國最終會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力量呢？它最終會挑戰西方的民主體制嗎？中共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國家模板嗎？這種既非蘇東社會主義，也非歐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可以生存多久？相信沒有多少人已經思考了這些問題。但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至少，它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明鏡月刊38期）
（2013年3月2日於紐約到多倫航班上、3月3日於多倫多，斷斷續續完成）
何頻
不管是崩潰，政變，革命，還是和平演變，中國最終實現民主化，幾乎沒有人能質疑，問題是時間問題。但時間本身就是問題，如果我們這一輩子看不到民主呢，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也看不到呢？
這個情況會出現嗎？五、六年前，我曾作出一個預言，認為中國民主化來臨的時間大約發生在2021年。當時不少人認為太樂觀了，不過這幾年又有一些人認為太悲觀了。
為什麼選擇2021年作為時間點呢？依據的無非是兩大理由，一是民智已開，新生代中國人是全球化的一批人，他們難以接受自己生活在獨立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國度，他們的價值觀、利益，與權貴集團不斷、而且將持續擴大衝突；二是中共活到了一個臨界點，建黨百年，中共到了20大，原來靠暴力建立、維持的政治勢力和威力都衰落了，新的政治權力體系必須倚仗民主機制才能平穩。
但我今天不想就此深入討論下去。相反，我想從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展開探索，也就是說，中國民主化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至少在2021年左右不會出現。甚至，中國不但不會民主化，還可能形成一個新型的政治統治方式，有別於傳統的專制政權、共產黨政權，卻可以對壘、至少可以和西方民主共存。
我之所以如此想，除了我希望大家能從一個可能不情願的角度審視中國，也因為我對中國新領導人的作為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同時，我有理由懷疑自己的判斷。1989年秋天，我在澳門曾經為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未來將是多種思潮同時勃興的社會。但那個時候，我並沒有作出這樣預言：20多年後，中國將是世界上經濟増長最強勁的國家，卻在政治體制上更堅硬。
所以，現在，我對中國未來作出懷疑自己過去判斷的預言。這不是為我個人“買保險”——我個人預言對錯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可能是避免歷史逆轉的方式。
對外政策：不會被民族主義情緒支配
常有人說，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西方人不同，中國人重宏觀，比較喜歡從大戰略、從全球看問題；西方人重細節，精於戰術，偏重於從國內看問題。
至少中共從這種思維中得益，中共之所以能成立、生存、奪取政權，到今天之態勢，有全球視野、借助了國際之勢，是關鍵性因素。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早被國民黨剿滅了；如果美國援助國民黨不是三心二意，如果不是蘇聯紅軍為中共在東北奪得先機，中共難以取得內戰勝利；沒有泠戰的結束，沒有WTO，沒有西方經濟陷入危機，中國今天的能量不會增長如此迅猛。
未來的國際形勢對中國又如何？有人說，現在中共在國際社會有些得意忘形了，以致於錢多了，朋友少了。有幾個文職將軍在電視台時時口出狂言：中日之戰、中菲之戰，似乎隨時可能爆發。
中國有句老話，叫“愛叫的狗不咬人”。有一句話不知未來會不會成為類似的“老話”，是我新說的：“狗愛叫，不等於主人想咬人。”
民族主義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或者叫籌碼，並不會由此來建立其外交戰略。所以，即使中共在外交上口氣變得大了些，軍事上不排除出現擦槍走火。不過，就整體政策而言，在習近平、李克強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只會增添些顏色，本質上還是以往政策的延伸。
中共外交界的精英分子，對自身的處境還有清醒認識。表面上看，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已經是一個龐然大物，但其實，就是在亞洲也並沒有真正贏得尊重。希拉里只是往亞洲跑了幾趟，中共就受不了。習近平去年“神穩”的誘因，有一個傳說，是他不願見希拉里。這個傳說不知真假，但背景是真實的：中共真的很恨希拉里。有一個外交家私下說：“全世界政治領袖中，唯有希拉里看透了中共。”
希拉里批評中共在非洲的投資是“新殖民主義”。其實，中共現在還沒有達到殖民主義層次，還只是“植錢主義”。但錢的腐蝕力是無邊的。殖民往往是強勢文明影響落後文明，但金錢，在西方也有摧毀的作用。
中共不是以前德國、日本式法西斯國家，在世界熱戰中比高低；中共也不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泠戰半世紀。這是一個誰也不知道會成為什麼國家的國家，但有一點大家都知道：它有錢！
毛澤東時期有一句口號，叫“有理走遍天下”。到了今天習近平時代，中國人相信：“有錢走遍天下”。
西方過去幾十年在人權上喊得響，除了是信仰、價值、原則，還因為有底氣。什麼叫底氣，就是人權國家比不講人權的國家富有。好了，現在中國富有了，至少中共作為一個黨，是世界最富有的黨，官員是中國富有的階層，中國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你還有底氣和中共喊人權嗎？連一貫高舉道德、價值旗幟的好萊塢，批評中共的電影也不拍了！
西方民選政府受制於國民選票，在外交上往往短視、急功近利。同時，各個國家各有算盤，彼此扯皮拆台，不到大難臨頭不會聯手。只要中共不是徹底與西方為敵，西方就不會有大難臨頭之感。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習近平不會與西方為敵，他會以和平的姿態站到國際舞台上。他甚至會放低姿態，安撫那些被希拉里拉攏的國家。事實上，那些國家只是借美國來平衡一下地緣政治，並不會真正以中共為敵。他們前門迎接了希拉里，後門就派人朝拜北京城。
簡言之，圍堵中國只是空談，國際社會無力阻撀中共，中共卻在無形中強大。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二、三十年前，西方不相信中國會建羅馬。現在羅馬已經建成一半了，西方人還在送磚送瓦，不到建成那一天，中共為什麼就要對磚瓦工下手？
總有増長源：經濟不會崩潰
“中國經濟崩潰會引發政治崩潰”，這是不少人的看法。但中國經濟怎麼會崩潰？國有企業的包袱，銀行的壞帳，股市的騙局，房地產的泡沫，地方政府的債務，出口減少，生產過剩等等，在正常的巿場社會裡，是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在中國卻沒有發生。
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具有巨大的調節能力，人口多，巿場大，強制性的政策調整不會受到制約，政府可以獨斷專行，即使利益受到損害的階層也無可奈何。
同時，中國仍然具有經濟増長的來源。在國際巿場，成本差、價格差還是中國的優勢。中國的商界精英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強，比很多國家的同行要勤奮，行銷手段靈活多變。中國的廉價產品正好迎合了經濟危機中的西方消費者；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國的產品還是比較高檔的產品呢。
中國不只是加工者、世界工廠，中國正在變成世界投資者。在亞洲、非洲、南美，中國爭奪資源的能力直追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國也在收購、兼併，金額越來越大，涉及行業非常廣泛，遇到的阻力，也正在一個個被清除。中國當然沒有能力買下全世界，但全世界現在每一個角落，都有中國的商人、投資者，這使中國經濟擴張有了全球空間。
在中國國內，官員們總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過去20年，是高速公路、鐵路、航空、電站、房地產、製造業等等。現在，李克強時代的經濟戰略核心是“城鎮化”，這是一個可以無限做大的“餅”。幾億農民轉換為城鎮居民，引發經濟大移動，多少商業機會由此而生！
以往我們多批評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環境惡化、貪污腐敗。換一個角度，看到的卻是：
貧富差距是相對的，貧者只是比富者貧，而不是比過去貧。從整體而言，中國多數人都從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好處，生活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中國貧者由於缺乏福利保障，比西方的貧者改變命運的動力要更大一些。換言之，中國追求財富的熱情是全球性的，這種熱情，正是經濟増長的無窮動力。
環境惡化往往是追求發展、缺乏節制的現實報應，但不少中國人更多地歸咎於人口、資源，是發展的必要代價，只有少數人站出來指責錯失在政府。另一方面，環保在政府意識中確非毫不存在，綠色GDP正成為與經濟GDP同樣重要的政績指數，這種政策雖然比較表面化，但至少使一些人認為政府不是環境惡化的元凶。
貪污腐敗是官員們追求經濟發展的真實動力。升官和發財是緊連在一起的，官越大，腐敗的機會就越大。沒有腐敗，中共就不會有凝聚力。同時，制度有效地保護了腐敗，我們看到的那些被揭露出來的貪官，只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中紀委被說成是“反腐敗的機構”，其實其本身就是一個濫權、腐敗的機構，它只是懲處那些權力勝利者下令懲處的人，對更多的腐敗分子其實是在有力地保護。
經濟能量會轉化為政治能量
中國經濟的能量會轉化為政治的能量——不一定增加政權的合法性，但肯定增加它統治的底氣和能力。
首先，全民“向錢看”，可以軟化人們的政治熱情。當政府有了巨大的財政能力，它可以用來化解很多的矛盾，可以平息民眾的怨氣甚至反抗。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各地發生眾多群體抗議事件，政府在政治上並沒有作出讓步，甚至更加強硬；但在經濟上作出了妥協，絕大多數風波，是由經濟化解的。
其次，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和傳統專制國家的大家族控制有所不同，中央利益集團的範圍，從中央最頂尖的政治局常委會，一直延伸到城市的街道辦事處、農村的村委會，每個官員是一個利益場，其父母子弟、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同學、同鄉、戰友、情人，可以進行緃橫交錯的交易。
中國中產階級和富有階層、精英階層，基本上都是在這個群體中間。他們在打不通關係的時候，也會咒罵這個制度，但更多的時候，他們能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好處。這個群體非常龐大，沒有辦法作出精確的數字統計，但至少上億。這麼大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對體制的依賴和支持是強大的。
第三，中國權貴集團當然注意到貧富的差距和民眾的怨氣，但他們並沒有停止自己的貪婪。他們只在聚斂財富的同時，也對貧民階層施以小惠。在胡溫時期，取消了針對農民的一些苛捐雜稅，同時也增加了對貧困人口的生活補助和醫療保障。這對於飽受欺壓的底層社會而言，是一個福音。
在習近平和李克強時期，相信這種施恩施惠還會繼續和擴大。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就是最大的紅利”，就明示了將會給老百姓更多好處。這些好處和權貴們財富暴漲相比，當然是無法成比例的，但這種做法還是能安撫部分民心。
第四，公務員的作用。中國公務員制度，從公開招聘，到公務員的使用，可以達到幾個功效。
招聘公務員，可以吸納社會上眾多精英參與競爭。公務員這個職業穩定、待遇很好，很有吸引力，是年輕精英的職業夢想。這種公開招聘，増加了政府的公平性。
公務員扮演的是執行政府監管、服務的角色，一方面是政府的打手，另一方面給百姓提供服務。工具性非常強，政府要它充當打手的時候，公務員會毫無保留的執行，現在對付民眾反抗、異議活動，公務員並不比以前的“幹部”溫和，相反手法更為殘酷；但作為民眾的服務者，公務員的行為受到政府和民眾雙重監督，為了保住個人飯碗，幫助政府討取民心，公務員態度友好而且效率不低。
第五，經濟養肥了軍隊。軍隊在中國社會生活中並沒有扮演多重要的角色，給社會的印象是，這是一支救援、救險的力量。它是完全封閉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這個系統比地方還要腐敗。可是，軍費開支在不斷增加，使它有腐化的本錢，同時也提升軍事裝備。航空母艦的艦隊只是雛形，顯示是軍力投射全球的雄心，可以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情緒能夠填補意識形態的空洞。當然，中國軍隊最主要的威懾作用，是在阻嚇黨內的異動者。黨的總書記就是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作為行使權力的後盾。
綜上所述，中國利益集團巨大而且在不斷擴大，對百姓施以小恩小惠，公務員的工具性作用，軍隊為中共總書記的後盾，使支撐中共統治的力量非常強大、牢靠，從而保障了政權的延續性。
經濟改革使政治變革減弱
沒有人反對改革，改革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正確”。很多西方人、中國異議人士都寄望改革，希望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從經濟的市場化走向政治的民主化。
事實上呢？中國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建立起人們所期望的公平的資本市場。中國現在是官僚資本市場，官僚才是市場決定性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並沒有將中國導向政改。相反，經濟改革的成果使政權渡過了政治的危機，政權力量更加強大，政治變革動力卻被減弱。
綜合現在各種信息，預估習李政策，看不出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在幾年內會有突破性的動作。他們所做的是行政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上會做技術性的調節，在經濟上尋找新的增長力——如果他們的努力真有成效，那將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更加遙遠。
習近平的吏治，針對公務員、領導幹部作風的整頓，司法、行政體制的改革，會一定程度上平息部分老百姓對官僚、對腐敗的憤怒。同時，精幹的公務員隊伍，提升司法行政運作效能，最終是更有力地維護了中共的利益、維護了中共的統治。
在此之上，中共權力接班機制開始有序化。一些硬性的標準，使政治精英們的競爭變得有章可循，即使是幕後的運作也得受此制約。同時，它有無數花樣，可以使沒能競爭到實權、頂尖位置的人，可以獲得某種補償：人大、政協的席位，表面上看是“花瓶”，但其實際利益是真實的，例如那些達到相應條件，卻沒能在中共十八大上晉升到政治局的精英，可以成為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再加上中委軍委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最高檢察長、最髙法院院長……席位大大増加，而這些席位在政治和物質待遇上，都和政治局委員同屬國家領導人級別。
這種做法顯然可以減緩政治精英反叛的動力，黨內很難形成反對派，使薄熙來這樣的野心者變得孤立無援。薄熙來之所以曾經能獲得很多支持者，是因為他當時還是在權力系統內，黨內不少人認為他是在為黨尋找出路，所以支持他；一旦薄被認定是離經叛道，就幾乎沒人願意同他一同殉道。
組織之後，便是意識形態的宣傳。中宣部長劉雲山得以升為政治局常委，正是其工作在黨內獲得肯定的明證。這和外界的評介恰恰相反——沒有人曾看好劉雲山，是眾人認為中共宣傳部完全脫節於時代，宣傳既不能獲得人心，對媒體的管制也越來越失控，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然而從另一角度看，中共對媒體的收、放，有其政治謀略。有時的“鬆”是漏洞，有時的“鬆”則是有意為之。
例如，現在中國最熱火的媒體是微博，有人還認為：微博正在改變中國。其實，微博更多承擔的是情緒、怨氣渲泄口的功效，社會精英們為之歡呼、為之消耗精力，各人為了獲取粉絲數量絞盡腦汁嘩眾取寵；然而微博不過是信息和思想的“小氣泡”，把很多問題變成簡約“快餐”，大大減輕了重大事件的爆發力，削弱了思想先驅本應具備的深遠影響力。
我們再來看中共對社會的控制。飽受惡評的周永康退休，政法委書記退出政治局常委席位。新上任的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被認為是一位溫和的政治領袖，而且一上任便提出停用勞教制度，習近平在司法問題上也有比較明亮的講話，人們似乎看到了政法新政。
事實上，在政治體制沒有準備好根本變革的情況下，獨立的司法不可能成真；而司法只要不是獨立的，司法就不可能給人以信心。
也就是說，沒有法治，維穩體制會繼續進行下去。“六四”不會平反，對政治異議行動、對群體反抗，中共會繼續加以瓦解、打壓，迫使體制外反對力量遠遠達不到足以對政權形成威脅的規模。
不願意作出的結論
最後，我對上面的討論作一個概括性總結：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融合過程中，中國擅於取其利避其弊，隨著中國經濟能量越來越大，西方對中國人權的要求就會越來越低；
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只是表面的口沫，而不會變成中國真正的對外政筞，中國不會被戰爭拖入泥潭；
城鎮化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大大延續增長時間；
權貴集團會不斷擴大，內部有其共生邏輯、規則，同時對老百姓施恩施惠，平息老百姓的怨氣；
社會精英的力量被分散，維穩機制將會繼續進行；
兼具打手和服務功能的公務員隊伍，可以有效控制社會，保障政府專業運作及其利益；
中國領導人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的改革和調整，使中共應對危機的能力更靈活和有效……
簡而言之，中國不會崩潰，不會政變，不會革命，也不會和平演變，而是長久地由中共主導，通過不斷調節改良，使中國變成一個超級新強權。
我不願意作出這些結論，我希望這只是權貴集團的妄想。不過，我的問題是：
假如上面這些結論成立的話，中國最終會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力量呢？它最終會挑戰西方的民主體制嗎？中共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國家模板嗎？這種既非蘇東社會主義，也非歐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可以生存多久？相信沒有多少人已經思考了這些問題。但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至少，它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明鏡月刊38期）
（2013年3月2日於紐約到多倫航班上、3月3日於多倫多，斷斷續續完成）
2013年4月14日星期日
钱文军：评“爱国贼”张维为
一派胡言
网络浏览中不经意就在《爱思想》网站上读到张维为的近作《中国人不再需要“美国梦”》（以下简称《不需要》），是应答《凤凰周刊》执行主编玛雅的访谈录，被采访的身份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只是我记得他曾说是“邓小平的翻译”，且“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应属体制内占尽便宜之辈，怎么弃政从儒了？又见玛雅言及张氏大作《中国震撼》，恕老朽孤陋寡闻，非但未曾拜读而且完全没听说。于是搜索此书，《百度百科》里只有概要，却介绍了此君显赫职位，“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够威风的。
只是读这篇《不需要》，通篇力挺“中国模式”，一派叫板世界之胡言，仿佛“解放全人类”的旧梦指日可待，这才依稀想起此前应该见识过他的文字的。印象中他不但是个顶级GDP崇拜论者，还是“爱国贼”里调门最高者。在中国，跻身权力者或依傍权力者自不待言，哪怕跟权力并不沾亲带故，只要有意巴结都会按捺不住妄自尊大，要“代表”中国人说些浑话的。再搜索张维为的几篇文字来读，华丽辞藻玩得稔熟，思想深度还是初中政治老师教的那点家底，基本没什么长进。一个念头油然升起：既然已是中国官僚团伙里的佼佼者，“大内”外放者历来官爵不低，怎么就成了“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了呢？如此高调张扬爱国情怀的忠贞人士，怎么一跳槽就跨国越洲跳到瑞士去了？莫非这所学院系联合国的培训机构，奉党派遣过去任职的？
于是敲打“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网搜。这一搜不打紧，谷歌依旧“此网页安全证书有问题”，显示着另类《中国震撼》。其余的，百度、360、必应、有道等几个搜索引擎，凡涉及该学院的条目几乎全是有关张维为的文字或活动的，包括复旦大学授予“特聘教授”在内，与之并驾齐驱的就是关于杨洁篪外长到该学院演说。捎带着还有李志国总领事会见墨菲院长的条目，居然还有“日内瓦外交学院附近酒店”的专门推介网页。几个小时下来愣是找不到该学院的哪怕些许简介。难道这所学院就是张维为的“菜地”，全靠张氏为之张目？
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直至换成“即刻”引擎来搜，总算在《文汇读书周报》网站（网址：http://dszb.whdszb.com/whdszb/html/2012-10/26/content_144880.htm）找到一条与张氏活动无关、却与该学院有关的文章，题目是《对“洋教授”头衔也要打假》；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6日 ；作者：相蓝欣。对此君颇有印象，拜读过多篇网络文章之外，书架上还有他写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知其有着丰厚的学术阅历，目前系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文中有一段介绍涉及“张家菜地”：“在日内瓦有个著名的‘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1927年，培养过联合国安南秘书长这样的顶级人才。但在日内瓦周边的一个小镇上也有个‘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但瑞士高教体制中并无这样一个学院。调查后才发现原来就是一个典型的私立野鸡学校，既无资质认证，又无政府教育部门资助，2003年才建，只有几个正规教师，且学费高得惊人。国人对此不了解，往往与前者相混淆，国内媒体还有将它称为‘日内瓦外交学院’的，实在令人喷饭。”相君所处与该“学院”堪称“同城德比”，应属知根知底的披露。
弄了半天，张维为高就的“是一个典型的私立野鸡学校”，跟早先那位唐骏有得一拼？区别仅在于张氏乃“教授”，唐骏只是“博士生”。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继续搜，于是在《宽带山》网站（网址：http://club.pchome.net/thread_1_15_7458213__.html）又搜到网名“Pzdy”所发文章，直接冲张维为而写：“张维为竟然以瑞士‘野鸡学校’代课教师的的身份和假教授头衔获得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的任命。张维为的真实身份是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中文口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高等院校的正式教师。2012年张在发表的《中国震撼》封面上公开打出的头衔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个学校是2003年私立的，而且是在瑞士高等教育体制以外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 （俗称‘野鸡学校’），不被瑞士高教体制认可，也不被中国教育部认可。这类学校的所有教授头衔是自封的，没有国家资质认证的。此外，即使在张维为所在的该校网站中显示的真实头衔也不过是‘visiting professor’，不是全职。所以张维为的正确头衔是‘代课教师’。”作者还列举了张氏另外几个假头衔，并“强烈建议教育部和复旦大学进行严格复查，追究责任，撤销这个任命。”恐怕不易，张氏获得复旦聘任，多半具有“赐黄马褂”性质，奖励其殚精竭虑为权势鞍前马后鸣锣开道之功，未必会在乎那些头衔的真假。
接下去搜得北京理工大学的一组照片，介绍该校与“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签订互换研究生协议，每年互换两名。不多的文字里还透露，这所“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只招研究生，目前有12名在读博士生，其中8名系在职外交官。影像越来越清晰，看上去这所学院极有可能就是冲着中国“不差钱”而开设，天知道究竟还有哪些中国外交官从这里混得“博士”文凭？又有多少中国纳税人为他们的“高额学费”买单？否则堂堂中国外交部杨部长怎会跑去“野鸡学校”演讲、还要夸赞“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以严谨扎实的学风在国际上富有盛名。能够获得这座学院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深感荣幸”？还有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也笑纳了其“名誉博士”帽的。怪不得方舟子没来这里打假，这一打就会牵出部长（现任国务委员）、大使来，老方装鼻塞，闻不到臭鸡蛋气味。
张维为以“野鸡大学”冒牌“教授”置换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终于得以弄假成真。无怪乎这个访谈录里只显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而不是一如往常那样招摇更风光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头衔了。严复老先生曾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今日张氏及其力挺的“中国模式”，有多少严复老先生所揭示的成分呢？
薄熙来的吹鼓手
撇开这些名衔真伪不去细究，搜索中瞧见有关张氏的另一篇文字：《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发布日期2012年1月29日，也就是王立军遁入美国总领馆的个把星期之前。概要摘录：“分‘蛋糕’和做‘蛋糕’可以齐头并进”；“重庆今天做到了两者互相促进，值得充分肯定”；“重庆的探索也具有国际意义”；“我看重庆探索的东西内容非常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做法，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这是政治家在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有周密的可行性方案，有落实各项政策的执行力，所以使重庆成了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读罢大抵可知张维为也属薄熙来收买的吹鼓手之一，其一系列“中国模式”或《中国震撼》至少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基本雷同，或许重庆那位“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的“政治家”给了张维为颇多启迪，令其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愈加长进了。
只不过有了上面这些铺垫以后，再评说《不需要》就有了无聊感。本来就是靠捧权力臭脚混饭吃的御用文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跟这等人较劲岂不是有失老夫体面与尊严？张氏靠着公费旅游逛过“一百多个国家”，于是喋喋不休拿来做谈资，加上所混得的诸多耀眼名衔，无可否认此君也有相当强的文字组织能力，对于言论自由的西方论说取舍有致剪裁得当，赚得许多眼球似乎并不奇怪。只是那些诡辩之辞确有可蒙人之效，尤其是，张氏越来越受权势赏识，提供给他的讲台也就越来越多，任其污水横流搞脏环境总不是好事情。
自由人与奴才间的对话
在这篇访谈录中，张氏首先说了他2011年6月在上海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辩论。不知道此事，故搜索网络翻出来看了两遍。这才察觉本次访谈中张氏说的基本上就是与福山对话那些内容，换了种表述方式而已。总的感觉就是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福山基于政治理论探讨，视野放在人类社会良性发展课题上；而张氏则基于现实利益需要，竭力维护国家旗号下的统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自由人与奴才间对话。
作为该次主讲人的福山，开篇未几就表示了来学习和欢迎质疑的态度，接下去述说了现代国家的三个要素：1、国家，指的是科层式管理架构；2、法治，指的是最高权力机构也必须遵守法律，政府与社会均须在法律框架下运作；3、监督机制，指的是政府要对这个社会的公民负有责任，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福山明确认定中国是第一项要素的开创者，后两项则基本缺失。接着言及“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与不足，本不乏善意足以为中国的决策层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应了鲁迅那句“叭儿狗比它的主子更严厉”之说，张氏挺身而出基本无一遗漏地驳回福山的每一个意见。这也未尝不可，只要合情合理。只是张氏之“对话”根本无涉理论探讨，而是充当卫道士挺身叫板。
比如，为了驳斥福山的“坏皇帝”之说，明知福山属于反对小布什及对伊拉克开战者，张氏择其软肋说“我们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种领导人，因为他远远低于中国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对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种挑战”云云，充满夜郎自大式豪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说过：“或许民主的好处就在于此，它虽不能给予人民最精明能干的政府，它却能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不断地创造奇迹。”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美国人评价他们的总统真满意的没几个，并没妨碍美国的发展。比利时甚至创下541天无政府之奇迹，“马照跑，舞照跳”，直至欧盟下了“最后通牒”，这才凑合一个政府出来以避制裁。应证了托氏所言不虚。张氏还拿美国总统竞选花了多少钱说事，且不论那钱数只是中国“维稳”经费的一个零头，它也溶蚀在“内需”之额度里；每一次大选都是选民政治权利的“狂欢节”，对于提振民众审查政府施政绩效的积极性、履行国家主人的责任，都是不可或缺的法定程序。没有这样的程序，民众就会日益萎靡不振，尊严尽失，法定权利就会被僭主吞噬，成为被奴役的群氓。而整个社会道德都会堕落，或如资中筠老人所说“人种都要退化”！
且不去追问张氏有没有资格过问“选出”谁不“选出”谁，就算小布什再坏，也坏不到调动十几万大军开着坦克装甲车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及学生那种地步；即使他真坏到那种地步，美国的体制也不可能让他得逞！邓小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曾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可见人家早就心知肚明。其实恩格斯早在1881年7月写的《工人政黨》就有教导：“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权力及其拥趸唠叨不已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噱头，并非他们尊奉的“圣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如此而已。
甭管张氏如何声嘶力竭贬损宪政民主体制不如“中国模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个体制从未制造过几十万右派分子之类冤案；不曾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平民；不曾制造过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大批干部“被迫害致死”；不曾逼得如老舍、田汉、吴晗、翦伯赞、容国团、郑君里、严凤英等等文化艺术名人“自绝于党和人民”；不曾酿成文革中挖肝剖腹吃人之类惨不忍闻、禽兽不如之事件。
遑论还有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薄熙来以下成千上万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此乃“中国模式”极醒目的风景线。前些年美国逮捕了小城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他被控收受25000美元的贿赂，而该年美国人均收入约61000美元。却成美国的“惊天腐败案”，轰动全国。这在中国就连纪委只怕都懒得立案！而本届全国人大仅五位最富有代表的资产就超过了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财富总和五倍！就没必要继续往下排名统计了，到底谁才是不折不扣的“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的国家机器”？
张氏还得意洋洋称其指出美国立国之初“灭绝印第安人”，驳得鬼佬哑口无言，云云。此类诡辩术我们都曾被初中老师教过，并不新鲜。只是并未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殖民史，中国也不例外。翻开顾颉刚、谭其骧等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不难看见：中国同样是侵略扩张的产物，古代那些小国如匈奴、鞑靼、乌孙、突厥、契丹、回纥、党项、羌、月氏、鲜卑、大理等等，难道不是都被汉家王朝给“灭绝”了吗？哪一次不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秦始皇灭六国，怎么就不算侵略而称“统一”呢？所谓“车同轨、书同文”怎么就不算剿灭异国文化而称“历史进步”了呢？那些几十万几十万“坑降卒”的故事何以不叫“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了呢？“张献忠屠川”之惨烈，太平天国的屠杀使中国人口减少一亿多，都算“中华文明”么？莫过供奉炎帝为始祖的苗、瑶等民族不是因为逃避灭种之剿杀，而是乐不思蜀情愿钻进深山老林里繁衍的么？
太古老的故事都不算数，说近世的，左宗棠平定新疆，将那些“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维族部落男性一律阉割使之绝后，比老美讨伐印第安人更出格吧？当时英国报刊一片哗然，驻英大使曾纪泽答辩道：阉了他们比杀了他们要仁慈得多！再近世些，毛曰：“镇压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很有必要，这个事要喊万岁！”印第安人帮着英国殖民军镇压美国革命，算不算“反革命”？怎么就不能“喊万岁”了呢？遑论尚属两军交锋，还没到“杀了一百多万”已缴械投降失去反抗能力者之地步。马克思主义不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么？张维为之论算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华民族历史之血腥与龌龊，远甚于举世任何别的族群，绝无任何吹嘘的本钱。
信口雌黄到不顾礼义廉耻
又比如，张氏说：“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或多或少都在学习中国模式，从俄罗斯到中亚到印度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等。”信口雌黄根本不顾任何礼义廉耻了。所列诸国，没有一个“学习中国模式”的，恰恰相反，他们都在小心提防“中国模式”，只有想骗钱时才玩些廉价的虚吹。以柬埔寨为例，鄙人实地目击了08年大选全过程，不仅洪森信誓旦旦、所有参选者皆宣称要使柬国宪政民主制得以巩固和发展，就连红色高棉“特区”安龙文县的几位首脑也承认这个制度“确实好”。人民党确实独大，其他党派也有资格不遗余力竞选，争得议会中席位就有了参政、质政的权力。今年又逢柬国大选之年，刚到金边从机场入市区大路边瞧见已经有造势的，莫尼旺大道边就立着人民党为洪森造势的队伍，即便权柄在握他也得大喊大叫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取信于民。柬国虽穷，老百姓除了医疗免费、高中以下义务教育之外，电视、报纸、互联网皆可民办，看什么说什么“漫游”到哪国皆悉听尊便，没设任何障碍限制民众权利。算是“学习中国模式”？
翻开今日华人所办中文版《星洲日报》，除了瞧见曾经被联合国维和的柬国派出宪兵参加南苏丹维和之外，还有中国上海建工集团建造的北克丹大桥竣工仅三年就出现多条裂缝，维修工作直接影响了即将到来的柬历新年。此前就有中国公司承建的白电木大桥仅用一年就开裂的报道；达岱水电站大坝一号出沙孔也曾突然发生泄漏事故。“豆腐渣工程”做到国外去了，“如果深入调查中国公司承建的每项工程，都可能发现偷工减料现象”。所载国会反对党议员任速万的访谈，他指责中国给柬国贷款所建项目，尽皆不招标只准中国公司承建，“没有其他外国公司像中国公司这样要求，然而项目协议的承建价格也令人存疑是否涉及腐败行为。”他举例说基里隆水电站，瑞士公司考察承建费用只需约900万美元左右，而中国公司承建费用高达2500万美元。他说的事在柬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中国出资的项目都会高出日、韩等国两到三倍，哪些人分得赃款那才是国家机密。大概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柬国有识之士只要一聊到这个话题，无不面露鄙夷之色的。
在不丹首都廷布，所住酒店经理指着大堂墙上那幅不丹地图告知：最上边那块3000多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就要划给中国了，不丹领土只剩下38000多平方公里，地图上所标42000余平方公里不对了。注意到廷布距西藏的亚东山口直线距离不过二三十公里，便问道何以不丹既不肯同中国建交，还把所有山口都封闭了？答曰：你没瞧跟中国友好的那些国家，东边的柬埔寨、缅甸，西边的尼泊尔都血流成河了吗？言下之意不丹老死不跟中国往来，这才保住了“幸福指数”之国安宁祥和的状态：不丹人除了免费医疗之外，哪怕你能考上哈佛也由政府支付费用，唯一的条件就是毕业后必须回国当三年公务员。许多不丹人喜欢离群索居，即使你把房子盖在大山高坡上，政府都得将电力、电视、网络线路免费架设到你家门口。
铁了心捧权力臭脚
今日世界，据说本该社会主义才会办的那些事，全都被资本主义越俎代庖了，“从摇篮到坟墓”成了“水深火热”之标识，反倒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张氏得意洋洋说什么“希腊破产”，破产的是政府而非希腊，即使玩到政府破产，老百姓仍不依不饶绝不肯“让利”。 “中国模式”核心价值仅在陈腐的一党专制，最显眼的特色就是顾影自怜茕茕孑立，就连台湾、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华人社会，亦诚惶诚恐深怕陷入“中国模式”里，今日世界还能指望哪个外国会“学习”它？就连委内瑞拉那位查韦斯总统，溜须“中国模式”之言说了几箩筐，赚了不少便宜。临终之前却吐真言：“比比中国人，你们已经够幸福了。”可知他口吐莲花吹捧“中国模式”并非真心，醉翁之意乃在“学习中国模式”为他的家族谋取特权与暴利而已。
多的不去说，新近习主席出访莫斯科，感受的是“不冷不热之客套”，普京就连最起码的外交礼仪都不肯顾全：其夫人露了一面便玩“失踪”，懒得陪同远道而来的“第一夫人”。那个“联合声明”也纯属官样文章，没有任何涉及官煤所称“突破”的内容。习想学老毛“请个好帮手”显然落空了。为了救场，CCTV习惯性编造假新闻，翻出老胡在位时签订的“初步协议”冒充新订单，删除其不确定性，宣称“中俄两国刚刚签署了两份重大军售框架协议，中俄合作建造4艘先进的‘拉达级’AIP潜艇出售给中国，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这是时隔近10年后中国首次向俄罗斯采购重大军事技术装备。”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各路官媒跟进欢呼夸大，“初步协议”进一步变成“中国同俄罗斯签署采购4艘潜艇24架苏35战机合同”了！对比张召忠吹嘘“歼20”如何“超俄赶美”、“战略核潜艇与俄罗斯已经相差无几”之类高调，买几架俄制军机、潜艇还值得如此欢呼？理应中国考虑是否卖先进武器给俄罗斯才是。
岂不料俄国人跑出来辟谣，《俄罗斯之声》称：“俄罗斯军方消息人士向塔斯社透露，在俄罗斯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的会晤中根本就没有触及军事技术合作议题。”CCTV的报道“一个明显的错误就在于把有关此项军售的谈判同最高级别的访问联系起来。”“许多新闻社以讹传讹，结果制造出国际笑话。”这大概就是张维为所谓“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最新样板，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体面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然而中国屁民连最起码的问责及反思也不准发声，权力干脆用遮蔽术盖掉这个“国际笑话”。
一项一项去剖析张氏谰言会弄到自己都厌烦之地步，他已经铁了心要捧权力臭脚，谁也没法令其恢复正常心智。统而论之，张氏诸多文字浸满国家主义汁液，喋喋不休地论说归根结底便是“中国模式”已经打败了西方模式就要统领世界了。能拿得出的论据也只有“GDP总量世界第二”。其实中国有见地的经济学人早就解析了其中“水分”：据2011年7月28日《广州日报》介绍：在广州的日系合资汽车企业约有140家，201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2500亿元，占全市汽车工业总产值约79%；共生产汽车135.63万辆。而该年广州GDP总额10604亿人民币，如此算来日系汽车一项便占去了25%，仅一个广州汽车产业便如此，推算到全国那GDP有多大比例是外资（含港澳台地区）做的，内中又有多大比例去为他国（或地区）的GNP做贡献了？又及：日本的GDP由外资所做成分极微，因为那里的各项成本奇高，对外资吸引力极有限。相反，日资企业却遍及全球，有报道称日资在海外的企业所创造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本土的GDP，也即，日本的GNP约等于其GDP的1-2倍。这意味着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远不是我们所能超越的！
思想浅薄的跳梁小丑
张氏有篇大作题为《要拿来主义，不要送来主义》。不去细究内里论述，中国跑出去“拿来”的有两大项：一是唐僧取经拿回来佛教正典；二就是张氏咬牙切齿的西方自由主义或曰宪政民主：严复首先系统地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一批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名著，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朝野，堪称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此后无数莘莘学子涌向东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拿来”西方各门各类思想、学术成果，却始终难成气候。至于“送来”的，大体也有两大项：一是广义基督教，传教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传教数百年，也没成气候；二是老毛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包括共产党在内，它的名称确定、组织原则、宗旨乃至所需经费尽皆苏俄钦差不辞劳苦“送来”的，可以说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中共拉扯大，这也是权力至今如念考妣般哀悼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散伙之根由，养育之恩没齿难忘也。即便改革开放吧，邓公并不讳言系采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已。张氏是否也将“不要送来主义”把它给否掉？
张维为不辞辛劳为权势捧场，叽叽歪歪越唠叨越起劲，基本上官场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要跟着“放屁添风”。比如前些时“三个自信”被官媒采用，张氏便立马跟进说“自信”。岂料这“三个自信”的原创作者衣俊卿局长因长期笑纳“性贿赂”而败落，“自信”到男盗女娼之地步，这幽默也玩得太过黑色了。其实，谁见过自信满满的权力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搞“维稳”的？非但不敢兑现宪法赋予民众的各项权利，就不去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舆论严控、互联网之“绿坝”封锁，连开一次代表大会都要动员百余万军警宪特加上“红袖套”严加防范，诚惶诚恐到这等地步还要说“自信”只能令世人笑掉大牙的。
撒切尔夫人曾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还有采访人问：“中国能不能强大？中国能不能构成对世界的威胁？”她回答道：“中国是否强大是能否构成对世界威胁的前提。那么中国能不能强大那？我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甚至思维方式都是西方的。连理论研究都是在西方的结论基础上进行的，这些结论来自剑桥、哈佛等著名的大学，也有著名的研究机构。我不否认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以及新思维的正确性。但是，它是为西方价值观服务的。试想，一个只能步他人后尘的国家能够强大吗？至于对世界的威胁，那更是不可思议的。”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中国缺失自己的话语模式，无论何种言说包括官府津津乐道的“四个坚持”、“五个不搞”，即便连喋喋不休跟着权力腔调造势的张维为等都算上，全都脱不掉“西方那一套”之话语平台，证明网传撒切尔夫人所论确是针砭之言。为了摆脱尴尬，于是就有“新儒家”吆喝登场，就连曾经自由主义者的秋风先生也情不自禁跻身其中了。很可惜，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凡两千多年，除了“停滞不前”而外再无别的收获。直至甲午一战，两千多年的大徒弟打败了老师父，儒家至圣地位开始动摇。李鸿章曾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新文化运动更是搞得它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毛曾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他主导“一边倒”，创造了中国彻头彻尾“全盘西化”之伟业。谁能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等都是中国“土特产”？
无论何方神圣，刻意造一个话语平台都是徒劳的。所谓西方语境是几千年磨砺，不知流了多少血泪、吃了多少苦头才寻得的，根由在于那里从未彻底失去言论自由，即便“黑暗中世纪”也不例外。张维为所谓“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恰恰是他和今日官媒上反复唠叨的那些货色，人家那些不僵化的政治话语，偏偏被权力“坚决抵制”。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这段话道出了所谓“西方文明”之本质：自由乃文明之母。把“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置换成现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党国，无非换药不换汤，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只能被窒息而不是产生出来。要培育出中国的话语平台，再简单不过了：还人民以自由，兑现宪法赋予的民众权利。
退一步说，张维为只不过是一位思想浅薄的跳梁小丑，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既无真知灼见也无责任良知，一门心思只知道迎合权力所需哗众取宠以求分一杯羹。聊作此文乃是提醒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此等“爱国贼”之伎俩。
（2013-4-5，写毕于金边）
网络浏览中不经意就在《爱思想》网站上读到张维为的近作《中国人不再需要“美国梦”》（以下简称《不需要》），是应答《凤凰周刊》执行主编玛雅的访谈录，被采访的身份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只是我记得他曾说是“邓小平的翻译”，且“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应属体制内占尽便宜之辈，怎么弃政从儒了？又见玛雅言及张氏大作《中国震撼》，恕老朽孤陋寡闻，非但未曾拜读而且完全没听说。于是搜索此书，《百度百科》里只有概要，却介绍了此君显赫职位，“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够威风的。
只是读这篇《不需要》，通篇力挺“中国模式”，一派叫板世界之胡言，仿佛“解放全人类”的旧梦指日可待，这才依稀想起此前应该见识过他的文字的。印象中他不但是个顶级GDP崇拜论者，还是“爱国贼”里调门最高者。在中国，跻身权力者或依傍权力者自不待言，哪怕跟权力并不沾亲带故，只要有意巴结都会按捺不住妄自尊大，要“代表”中国人说些浑话的。再搜索张维为的几篇文字来读，华丽辞藻玩得稔熟，思想深度还是初中政治老师教的那点家底，基本没什么长进。一个念头油然升起：既然已是中国官僚团伙里的佼佼者，“大内”外放者历来官爵不低，怎么就成了“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了呢？如此高调张扬爱国情怀的忠贞人士，怎么一跳槽就跨国越洲跳到瑞士去了？莫非这所学院系联合国的培训机构，奉党派遣过去任职的？
于是敲打“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网搜。这一搜不打紧，谷歌依旧“此网页安全证书有问题”，显示着另类《中国震撼》。其余的，百度、360、必应、有道等几个搜索引擎，凡涉及该学院的条目几乎全是有关张维为的文字或活动的，包括复旦大学授予“特聘教授”在内，与之并驾齐驱的就是关于杨洁篪外长到该学院演说。捎带着还有李志国总领事会见墨菲院长的条目，居然还有“日内瓦外交学院附近酒店”的专门推介网页。几个小时下来愣是找不到该学院的哪怕些许简介。难道这所学院就是张维为的“菜地”，全靠张氏为之张目？
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直至换成“即刻”引擎来搜，总算在《文汇读书周报》网站（网址：http://dszb.whdszb.com/whdszb/html/2012-10/26/content_144880.htm）找到一条与张氏活动无关、却与该学院有关的文章，题目是《对“洋教授”头衔也要打假》；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6日 ；作者：相蓝欣。对此君颇有印象，拜读过多篇网络文章之外，书架上还有他写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知其有着丰厚的学术阅历，目前系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文中有一段介绍涉及“张家菜地”：“在日内瓦有个著名的‘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1927年，培养过联合国安南秘书长这样的顶级人才。但在日内瓦周边的一个小镇上也有个‘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但瑞士高教体制中并无这样一个学院。调查后才发现原来就是一个典型的私立野鸡学校，既无资质认证，又无政府教育部门资助，2003年才建，只有几个正规教师，且学费高得惊人。国人对此不了解，往往与前者相混淆，国内媒体还有将它称为‘日内瓦外交学院’的，实在令人喷饭。”相君所处与该“学院”堪称“同城德比”，应属知根知底的披露。
弄了半天，张维为高就的“是一个典型的私立野鸡学校”，跟早先那位唐骏有得一拼？区别仅在于张氏乃“教授”，唐骏只是“博士生”。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继续搜，于是在《宽带山》网站（网址：http://club.pchome.net/thread_1_15_7458213__.html）又搜到网名“Pzdy”所发文章，直接冲张维为而写：“张维为竟然以瑞士‘野鸡学校’代课教师的的身份和假教授头衔获得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的任命。张维为的真实身份是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中文口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高等院校的正式教师。2012年张在发表的《中国震撼》封面上公开打出的头衔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个学校是2003年私立的，而且是在瑞士高等教育体制以外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 （俗称‘野鸡学校’），不被瑞士高教体制认可，也不被中国教育部认可。这类学校的所有教授头衔是自封的，没有国家资质认证的。此外，即使在张维为所在的该校网站中显示的真实头衔也不过是‘visiting professor’，不是全职。所以张维为的正确头衔是‘代课教师’。”作者还列举了张氏另外几个假头衔，并“强烈建议教育部和复旦大学进行严格复查，追究责任，撤销这个任命。”恐怕不易，张氏获得复旦聘任，多半具有“赐黄马褂”性质，奖励其殚精竭虑为权势鞍前马后鸣锣开道之功，未必会在乎那些头衔的真假。
接下去搜得北京理工大学的一组照片，介绍该校与“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签订互换研究生协议，每年互换两名。不多的文字里还透露，这所“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只招研究生，目前有12名在读博士生，其中8名系在职外交官。影像越来越清晰，看上去这所学院极有可能就是冲着中国“不差钱”而开设，天知道究竟还有哪些中国外交官从这里混得“博士”文凭？又有多少中国纳税人为他们的“高额学费”买单？否则堂堂中国外交部杨部长怎会跑去“野鸡学校”演讲、还要夸赞“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以严谨扎实的学风在国际上富有盛名。能够获得这座学院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深感荣幸”？还有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也笑纳了其“名誉博士”帽的。怪不得方舟子没来这里打假，这一打就会牵出部长（现任国务委员）、大使来，老方装鼻塞，闻不到臭鸡蛋气味。
张维为以“野鸡大学”冒牌“教授”置换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终于得以弄假成真。无怪乎这个访谈录里只显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而不是一如往常那样招摇更风光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头衔了。严复老先生曾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今日张氏及其力挺的“中国模式”，有多少严复老先生所揭示的成分呢？
薄熙来的吹鼓手
撇开这些名衔真伪不去细究，搜索中瞧见有关张氏的另一篇文字：《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发布日期2012年1月29日，也就是王立军遁入美国总领馆的个把星期之前。概要摘录：“分‘蛋糕’和做‘蛋糕’可以齐头并进”；“重庆今天做到了两者互相促进，值得充分肯定”；“重庆的探索也具有国际意义”；“我看重庆探索的东西内容非常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做法，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这是政治家在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有周密的可行性方案，有落实各项政策的执行力，所以使重庆成了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读罢大抵可知张维为也属薄熙来收买的吹鼓手之一，其一系列“中国模式”或《中国震撼》至少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基本雷同，或许重庆那位“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的“政治家”给了张维为颇多启迪，令其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愈加长进了。
只不过有了上面这些铺垫以后，再评说《不需要》就有了无聊感。本来就是靠捧权力臭脚混饭吃的御用文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跟这等人较劲岂不是有失老夫体面与尊严？张氏靠着公费旅游逛过“一百多个国家”，于是喋喋不休拿来做谈资，加上所混得的诸多耀眼名衔，无可否认此君也有相当强的文字组织能力，对于言论自由的西方论说取舍有致剪裁得当，赚得许多眼球似乎并不奇怪。只是那些诡辩之辞确有可蒙人之效，尤其是，张氏越来越受权势赏识，提供给他的讲台也就越来越多，任其污水横流搞脏环境总不是好事情。
自由人与奴才间的对话
在这篇访谈录中，张氏首先说了他2011年6月在上海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辩论。不知道此事，故搜索网络翻出来看了两遍。这才察觉本次访谈中张氏说的基本上就是与福山对话那些内容，换了种表述方式而已。总的感觉就是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福山基于政治理论探讨，视野放在人类社会良性发展课题上；而张氏则基于现实利益需要，竭力维护国家旗号下的统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自由人与奴才间对话。
作为该次主讲人的福山，开篇未几就表示了来学习和欢迎质疑的态度，接下去述说了现代国家的三个要素：1、国家，指的是科层式管理架构；2、法治，指的是最高权力机构也必须遵守法律，政府与社会均须在法律框架下运作；3、监督机制，指的是政府要对这个社会的公民负有责任，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福山明确认定中国是第一项要素的开创者，后两项则基本缺失。接着言及“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与不足，本不乏善意足以为中国的决策层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应了鲁迅那句“叭儿狗比它的主子更严厉”之说，张氏挺身而出基本无一遗漏地驳回福山的每一个意见。这也未尝不可，只要合情合理。只是张氏之“对话”根本无涉理论探讨，而是充当卫道士挺身叫板。
比如，为了驳斥福山的“坏皇帝”之说，明知福山属于反对小布什及对伊拉克开战者，张氏择其软肋说“我们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种领导人，因为他远远低于中国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对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种挑战”云云，充满夜郎自大式豪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说过：“或许民主的好处就在于此，它虽不能给予人民最精明能干的政府，它却能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不断地创造奇迹。”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美国人评价他们的总统真满意的没几个，并没妨碍美国的发展。比利时甚至创下541天无政府之奇迹，“马照跑，舞照跳”，直至欧盟下了“最后通牒”，这才凑合一个政府出来以避制裁。应证了托氏所言不虚。张氏还拿美国总统竞选花了多少钱说事，且不论那钱数只是中国“维稳”经费的一个零头，它也溶蚀在“内需”之额度里；每一次大选都是选民政治权利的“狂欢节”，对于提振民众审查政府施政绩效的积极性、履行国家主人的责任，都是不可或缺的法定程序。没有这样的程序，民众就会日益萎靡不振，尊严尽失，法定权利就会被僭主吞噬，成为被奴役的群氓。而整个社会道德都会堕落，或如资中筠老人所说“人种都要退化”！
且不去追问张氏有没有资格过问“选出”谁不“选出”谁，就算小布什再坏，也坏不到调动十几万大军开着坦克装甲车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及学生那种地步；即使他真坏到那种地步，美国的体制也不可能让他得逞！邓小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曾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可见人家早就心知肚明。其实恩格斯早在1881年7月写的《工人政黨》就有教导：“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权力及其拥趸唠叨不已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噱头，并非他们尊奉的“圣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如此而已。
甭管张氏如何声嘶力竭贬损宪政民主体制不如“中国模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个体制从未制造过几十万右派分子之类冤案；不曾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平民；不曾制造过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大批干部“被迫害致死”；不曾逼得如老舍、田汉、吴晗、翦伯赞、容国团、郑君里、严凤英等等文化艺术名人“自绝于党和人民”；不曾酿成文革中挖肝剖腹吃人之类惨不忍闻、禽兽不如之事件。
遑论还有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薄熙来以下成千上万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此乃“中国模式”极醒目的风景线。前些年美国逮捕了小城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他被控收受25000美元的贿赂，而该年美国人均收入约61000美元。却成美国的“惊天腐败案”，轰动全国。这在中国就连纪委只怕都懒得立案！而本届全国人大仅五位最富有代表的资产就超过了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财富总和五倍！就没必要继续往下排名统计了，到底谁才是不折不扣的“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的国家机器”？
张氏还得意洋洋称其指出美国立国之初“灭绝印第安人”，驳得鬼佬哑口无言，云云。此类诡辩术我们都曾被初中老师教过，并不新鲜。只是并未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殖民史，中国也不例外。翻开顾颉刚、谭其骧等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不难看见：中国同样是侵略扩张的产物，古代那些小国如匈奴、鞑靼、乌孙、突厥、契丹、回纥、党项、羌、月氏、鲜卑、大理等等，难道不是都被汉家王朝给“灭绝”了吗？哪一次不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秦始皇灭六国，怎么就不算侵略而称“统一”呢？所谓“车同轨、书同文”怎么就不算剿灭异国文化而称“历史进步”了呢？那些几十万几十万“坑降卒”的故事何以不叫“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了呢？“张献忠屠川”之惨烈，太平天国的屠杀使中国人口减少一亿多，都算“中华文明”么？莫过供奉炎帝为始祖的苗、瑶等民族不是因为逃避灭种之剿杀，而是乐不思蜀情愿钻进深山老林里繁衍的么？
太古老的故事都不算数，说近世的，左宗棠平定新疆，将那些“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维族部落男性一律阉割使之绝后，比老美讨伐印第安人更出格吧？当时英国报刊一片哗然，驻英大使曾纪泽答辩道：阉了他们比杀了他们要仁慈得多！再近世些，毛曰：“镇压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很有必要，这个事要喊万岁！”印第安人帮着英国殖民军镇压美国革命，算不算“反革命”？怎么就不能“喊万岁”了呢？遑论尚属两军交锋，还没到“杀了一百多万”已缴械投降失去反抗能力者之地步。马克思主义不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么？张维为之论算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华民族历史之血腥与龌龊，远甚于举世任何别的族群，绝无任何吹嘘的本钱。
信口雌黄到不顾礼义廉耻
又比如，张氏说：“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或多或少都在学习中国模式，从俄罗斯到中亚到印度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等。”信口雌黄根本不顾任何礼义廉耻了。所列诸国，没有一个“学习中国模式”的，恰恰相反，他们都在小心提防“中国模式”，只有想骗钱时才玩些廉价的虚吹。以柬埔寨为例，鄙人实地目击了08年大选全过程，不仅洪森信誓旦旦、所有参选者皆宣称要使柬国宪政民主制得以巩固和发展，就连红色高棉“特区”安龙文县的几位首脑也承认这个制度“确实好”。人民党确实独大，其他党派也有资格不遗余力竞选，争得议会中席位就有了参政、质政的权力。今年又逢柬国大选之年，刚到金边从机场入市区大路边瞧见已经有造势的，莫尼旺大道边就立着人民党为洪森造势的队伍，即便权柄在握他也得大喊大叫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取信于民。柬国虽穷，老百姓除了医疗免费、高中以下义务教育之外，电视、报纸、互联网皆可民办，看什么说什么“漫游”到哪国皆悉听尊便，没设任何障碍限制民众权利。算是“学习中国模式”？
翻开今日华人所办中文版《星洲日报》，除了瞧见曾经被联合国维和的柬国派出宪兵参加南苏丹维和之外，还有中国上海建工集团建造的北克丹大桥竣工仅三年就出现多条裂缝，维修工作直接影响了即将到来的柬历新年。此前就有中国公司承建的白电木大桥仅用一年就开裂的报道；达岱水电站大坝一号出沙孔也曾突然发生泄漏事故。“豆腐渣工程”做到国外去了，“如果深入调查中国公司承建的每项工程，都可能发现偷工减料现象”。所载国会反对党议员任速万的访谈，他指责中国给柬国贷款所建项目，尽皆不招标只准中国公司承建，“没有其他外国公司像中国公司这样要求，然而项目协议的承建价格也令人存疑是否涉及腐败行为。”他举例说基里隆水电站，瑞士公司考察承建费用只需约900万美元左右，而中国公司承建费用高达2500万美元。他说的事在柬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中国出资的项目都会高出日、韩等国两到三倍，哪些人分得赃款那才是国家机密。大概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柬国有识之士只要一聊到这个话题，无不面露鄙夷之色的。
在不丹首都廷布，所住酒店经理指着大堂墙上那幅不丹地图告知：最上边那块3000多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就要划给中国了，不丹领土只剩下38000多平方公里，地图上所标42000余平方公里不对了。注意到廷布距西藏的亚东山口直线距离不过二三十公里，便问道何以不丹既不肯同中国建交，还把所有山口都封闭了？答曰：你没瞧跟中国友好的那些国家，东边的柬埔寨、缅甸，西边的尼泊尔都血流成河了吗？言下之意不丹老死不跟中国往来，这才保住了“幸福指数”之国安宁祥和的状态：不丹人除了免费医疗之外，哪怕你能考上哈佛也由政府支付费用，唯一的条件就是毕业后必须回国当三年公务员。许多不丹人喜欢离群索居，即使你把房子盖在大山高坡上，政府都得将电力、电视、网络线路免费架设到你家门口。
铁了心捧权力臭脚
今日世界，据说本该社会主义才会办的那些事，全都被资本主义越俎代庖了，“从摇篮到坟墓”成了“水深火热”之标识，反倒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张氏得意洋洋说什么“希腊破产”，破产的是政府而非希腊，即使玩到政府破产，老百姓仍不依不饶绝不肯“让利”。 “中国模式”核心价值仅在陈腐的一党专制，最显眼的特色就是顾影自怜茕茕孑立，就连台湾、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华人社会，亦诚惶诚恐深怕陷入“中国模式”里，今日世界还能指望哪个外国会“学习”它？就连委内瑞拉那位查韦斯总统，溜须“中国模式”之言说了几箩筐，赚了不少便宜。临终之前却吐真言：“比比中国人，你们已经够幸福了。”可知他口吐莲花吹捧“中国模式”并非真心，醉翁之意乃在“学习中国模式”为他的家族谋取特权与暴利而已。
多的不去说，新近习主席出访莫斯科，感受的是“不冷不热之客套”，普京就连最起码的外交礼仪都不肯顾全：其夫人露了一面便玩“失踪”，懒得陪同远道而来的“第一夫人”。那个“联合声明”也纯属官样文章，没有任何涉及官煤所称“突破”的内容。习想学老毛“请个好帮手”显然落空了。为了救场，CCTV习惯性编造假新闻，翻出老胡在位时签订的“初步协议”冒充新订单，删除其不确定性，宣称“中俄两国刚刚签署了两份重大军售框架协议，中俄合作建造4艘先进的‘拉达级’AIP潜艇出售给中国，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这是时隔近10年后中国首次向俄罗斯采购重大军事技术装备。”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各路官媒跟进欢呼夸大，“初步协议”进一步变成“中国同俄罗斯签署采购4艘潜艇24架苏35战机合同”了！对比张召忠吹嘘“歼20”如何“超俄赶美”、“战略核潜艇与俄罗斯已经相差无几”之类高调，买几架俄制军机、潜艇还值得如此欢呼？理应中国考虑是否卖先进武器给俄罗斯才是。
岂不料俄国人跑出来辟谣，《俄罗斯之声》称：“俄罗斯军方消息人士向塔斯社透露，在俄罗斯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的会晤中根本就没有触及军事技术合作议题。”CCTV的报道“一个明显的错误就在于把有关此项军售的谈判同最高级别的访问联系起来。”“许多新闻社以讹传讹，结果制造出国际笑话。”这大概就是张维为所谓“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最新样板，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体面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然而中国屁民连最起码的问责及反思也不准发声，权力干脆用遮蔽术盖掉这个“国际笑话”。
一项一项去剖析张氏谰言会弄到自己都厌烦之地步，他已经铁了心要捧权力臭脚，谁也没法令其恢复正常心智。统而论之，张氏诸多文字浸满国家主义汁液，喋喋不休地论说归根结底便是“中国模式”已经打败了西方模式就要统领世界了。能拿得出的论据也只有“GDP总量世界第二”。其实中国有见地的经济学人早就解析了其中“水分”：据2011年7月28日《广州日报》介绍：在广州的日系合资汽车企业约有140家，201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2500亿元，占全市汽车工业总产值约79%；共生产汽车135.63万辆。而该年广州GDP总额10604亿人民币，如此算来日系汽车一项便占去了25%，仅一个广州汽车产业便如此，推算到全国那GDP有多大比例是外资（含港澳台地区）做的，内中又有多大比例去为他国（或地区）的GNP做贡献了？又及：日本的GDP由外资所做成分极微，因为那里的各项成本奇高，对外资吸引力极有限。相反，日资企业却遍及全球，有报道称日资在海外的企业所创造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本土的GDP，也即，日本的GNP约等于其GDP的1-2倍。这意味着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远不是我们所能超越的！
思想浅薄的跳梁小丑
张氏有篇大作题为《要拿来主义，不要送来主义》。不去细究内里论述，中国跑出去“拿来”的有两大项：一是唐僧取经拿回来佛教正典；二就是张氏咬牙切齿的西方自由主义或曰宪政民主：严复首先系统地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一批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名著，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朝野，堪称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此后无数莘莘学子涌向东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拿来”西方各门各类思想、学术成果，却始终难成气候。至于“送来”的，大体也有两大项：一是广义基督教，传教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传教数百年，也没成气候；二是老毛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包括共产党在内，它的名称确定、组织原则、宗旨乃至所需经费尽皆苏俄钦差不辞劳苦“送来”的，可以说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中共拉扯大，这也是权力至今如念考妣般哀悼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散伙之根由，养育之恩没齿难忘也。即便改革开放吧，邓公并不讳言系采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已。张氏是否也将“不要送来主义”把它给否掉？
张维为不辞辛劳为权势捧场，叽叽歪歪越唠叨越起劲，基本上官场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要跟着“放屁添风”。比如前些时“三个自信”被官媒采用，张氏便立马跟进说“自信”。岂料这“三个自信”的原创作者衣俊卿局长因长期笑纳“性贿赂”而败落，“自信”到男盗女娼之地步，这幽默也玩得太过黑色了。其实，谁见过自信满满的权力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搞“维稳”的？非但不敢兑现宪法赋予民众的各项权利，就不去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舆论严控、互联网之“绿坝”封锁，连开一次代表大会都要动员百余万军警宪特加上“红袖套”严加防范，诚惶诚恐到这等地步还要说“自信”只能令世人笑掉大牙的。
撒切尔夫人曾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还有采访人问：“中国能不能强大？中国能不能构成对世界的威胁？”她回答道：“中国是否强大是能否构成对世界威胁的前提。那么中国能不能强大那？我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甚至思维方式都是西方的。连理论研究都是在西方的结论基础上进行的，这些结论来自剑桥、哈佛等著名的大学，也有著名的研究机构。我不否认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以及新思维的正确性。但是，它是为西方价值观服务的。试想，一个只能步他人后尘的国家能够强大吗？至于对世界的威胁，那更是不可思议的。”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中国缺失自己的话语模式，无论何种言说包括官府津津乐道的“四个坚持”、“五个不搞”，即便连喋喋不休跟着权力腔调造势的张维为等都算上，全都脱不掉“西方那一套”之话语平台，证明网传撒切尔夫人所论确是针砭之言。为了摆脱尴尬，于是就有“新儒家”吆喝登场，就连曾经自由主义者的秋风先生也情不自禁跻身其中了。很可惜，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凡两千多年，除了“停滞不前”而外再无别的收获。直至甲午一战，两千多年的大徒弟打败了老师父，儒家至圣地位开始动摇。李鸿章曾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新文化运动更是搞得它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毛曾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他主导“一边倒”，创造了中国彻头彻尾“全盘西化”之伟业。谁能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等都是中国“土特产”？
无论何方神圣，刻意造一个话语平台都是徒劳的。所谓西方语境是几千年磨砺，不知流了多少血泪、吃了多少苦头才寻得的，根由在于那里从未彻底失去言论自由，即便“黑暗中世纪”也不例外。张维为所谓“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恰恰是他和今日官媒上反复唠叨的那些货色，人家那些不僵化的政治话语，偏偏被权力“坚决抵制”。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这段话道出了所谓“西方文明”之本质：自由乃文明之母。把“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置换成现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党国，无非换药不换汤，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只能被窒息而不是产生出来。要培育出中国的话语平台，再简单不过了：还人民以自由，兑现宪法赋予的民众权利。
退一步说，张维为只不过是一位思想浅薄的跳梁小丑，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既无真知灼见也无责任良知，一门心思只知道迎合权力所需哗众取宠以求分一杯羹。聊作此文乃是提醒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此等“爱国贼”之伎俩。
（2013-4-5，写毕于金边）
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2006年，王岐山与习近平、刘源（刘少奇之子）、胡石英（胡乔木之子）、薄熙成（薄熙来之弟）等人合影
荣剑：“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
相关报道：泛华网第三位置主义系列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 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 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 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 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 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 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 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 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 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 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 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 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 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 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 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 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 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 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 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 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 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 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 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 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 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 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 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 “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 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 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 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 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 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 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 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 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 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 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 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 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 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 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 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 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 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 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 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 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 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 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 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 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 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 下的民主。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八
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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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右四）、儿子胡石英/右二 |
最近在阅读了一家大众杂志对罗援少将的采访之后，我才首次获悉“红后”这个新的说法。在这之前，我是知道一大批“革命后代”或“红色后代”，极其反感社会把他们称之为“太子党”或“官二代”，他们愿意自称是“红二代”。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在中国“二代”现
象普遍和不义、炫富、特权联系在一起时，红色后代被称为“官二代”，的确有损于他们的政治信誉和道义形象。以前当官被誉为是人民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现
在还有谁好意思再这么说？吏治腐败，为官不仁，官员政治信用破产，道德形象败坏，官民对立严重，这些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仅日渐侵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
础，也几乎使红色传统优势消耗殆尽，革命的光辉历史在现实中黯然失色，不复以往的道德感召力。在此背景下，红色后代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情有可原，值得关注。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 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 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 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 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 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 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 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 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 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 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 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 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 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 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 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 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 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 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 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 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 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 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 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 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 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 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 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 “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 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 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 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 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 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 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 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 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 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 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 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 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 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 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 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 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 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 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 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 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 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 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 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 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 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 下的民主。
“红后”关于改革路径的第二个前提是，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毛的思想、红色意识形
态和“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过去历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说法和做法，为其现实合法性提供论证。重庆的“唱红”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发红色资源，充分激活的
是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希望以这个理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铸执政党的合法性。延安儿女联谊会重新主
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视为执政党“制胜的法宝”，
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这些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意见并未得到“红后”认可。
第三个前提是，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 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 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 红色后代的改革路径，依赖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赖于红色传统，依赖于红色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能否广泛地动员民意，迎合历史潮流，进而领导改革，在我看 来，必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按宪政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改革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来， 满清执政集团一直是企图主导改革，愿意呼应民意，按宪政体制重新建构国家权力体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革命力量挤出历史的火车头。原因就在于，满清执政 集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在国民普遍已经形成宪政改革的共识时，仍然坚持以皇族权益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于大清江山永世长存 的陈旧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从根本上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条件。 历史的场景未见得会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红 色后代在近三十年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占有重要位置，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脉，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们整体的社会 形象并没有因为得天独厚的红色背景而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让人信服的政绩和业绩。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比其他社会阶层享有更 多优势和机会时，绝非是毫无代价，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无法避免。社会上现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社会不公的事实。红色后 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都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拷问，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免责的权利。这意味着，红色后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必须接受多重检验——道德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检验，其实，最后的检验还是在人民那里。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改革最关键的时期，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改革必将涉及原有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和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在目前社会已处在严重的 利益分裂和冲突的情况下，要想对改革路径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难度极大。现在，执政党在思考，社会各方人士也在思考，都在寻求改革的最佳路径，都力求 避免中国陷于绝境或出现最坏结果。为此，我的思考如下。 1、执政党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它在革命时期是通过对平等的承诺来凝聚人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因权力、 财产、血缘、教育等不同因素所造成人的不平等，既是不平等制度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中国的现有制度没有如执政党所承诺的那样消灭不平等，由制度所造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利益冲突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红色后代应当承认，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已经享有到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资源和 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天然地处在一个比别人更有利的位置，实际上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比别人更多的道德 优势和政治正确，也不必承担对人民的更多责任。即使在目前体制下，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转型，是要 在制度上真正实现所有人的真正平等。 2、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执政党重建其执政合法性的惟一路径，而且也是红色后代继承其父辈遗志、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效制度安排。西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中 国皇帝的承天受命，其实质都没有人民授权，都是根本违背人民主权原则，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执政党以暴力革命夺取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以特殊方式赢得人民支持和授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此取得了人民的永远授权，更不意味着革命后代就此可以成为政治法 统的当然继承者。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 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宪政民主制度是为了保证任何个人、群体、阶层或党派，在法定的程序之下，都有相同的 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避免暴力夺权和专制轮回的恶果，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现代转型。 3、政治的“二代”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极为常见，不成其为问题。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家族，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人 以政治为职业，前后出好几个总统，从未被其人民认为是腐败行为，后代从政也不会拿前代说事。如果说小布什当选总统是得益于老布什的庇荫，那就是政治笑话 了。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会好意思说：父辈执掌过政权的江山绝不能在我手里丢掉。在民主的选择机制下，“政治二代”从政，得益于家族传统、 经验、人脉和口碑，那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最后还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种现象在政治转型国家中也不鲜见，这次缅甸华丽转身，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 身上——昂山素季，她可是他们国家最正宗的“红二代”。作为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长期遭受专制迫害，坚持以宪政民主理念引领缅甸政治转 型，赢得人民支持，不辱父辈声名，于家族、个人和国家都居功至伟。中国红色后代中的许多人，遭遇过文革劫难，有长期生存于底层的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对 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应有体察，他们应该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以前就写过，中国老百姓善良、宽厚、明智，谁先走出大院，满大街和他们握手，谁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得到他们的支持。 4、按宪政民主方式促进中国政治转型，是对执政党的一个巨大考验，它将面临传统的权力配置体系的根本转变，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归宿上，真 正建立起人民主权制度，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执掌政权。同时，这种政治转型对于红色后代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将面临失去政治正统的比较优势、 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各种实际存在的特权，和所有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们必须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所 谓红色接班人的思想，一个是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不是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天下，谁来接班必须由人民来选择。完成政治转型，也 不是红色江山变色，而是实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符 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符合红色后代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的是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力求实现 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国正在向这样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是谁的后代，凡是中国人的后代，都应当携起手来，不以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 原则为出发点，真正从民族大义和共同利益出发，为建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共同努力。 |
来源: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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