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2013年07月16日讯】中国国内的网络媒体目前正在流传一个消息，说斯诺登再曝猛料：美已对中国实施一个绝密战略行动——美国对中国转基因的生物战争，10年前就已经悄悄的开始啦。泛华网的调查显示各英文媒体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因此，泛华网怀疑这是中国国内不满中国转基因粮食政策的左派人士借斯诺登之口散布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全文如下：
日前斯诺登再爆猛料，称美国10年前就开始对中国实施绝密战略行动，那就是基因战争。据悉，转基因生物技术可以改变人类的正常基因，消弱人的体能和生育能力，消弱军队的战斗力！
大家都知道：改变了原子里的质子数，就改变了原子。例如，把碳原子变成对人有毒的砷原子。原子里的质子数不变，而中子数不同，就变成同位素。物质性置也有改变！
同理，转基因生物技术改变了天然农作物种子原来的基因构成，必然导致了新种子与天然的种子在性能上有所不同！！新种子性能对人体有没有不好的作用不是一些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自神农尝百草，中毒死亡以后，人类的8千年历史里，不知人类付出了多少生命代价，健康代价，才从千万种动植物里，确定了人类可食用的五谷杂粮和肉食，其他的动植物不是药，就是毒草。中医中药，也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些生物基因研究者为了自己的名利，刚刚研究出一点东西不经过长期的实践和验证，就迫不及待地发表和大面积推广是对人类生存和生命不负责任的的心态！
所以，转基因研究人和支持转基因研究的人，不要把转基因科研变成作秀。不能只是一两次的作秀试吃，而是要天天吃，要像居里夫人那样身在现场，为自己的科研献身！
无论是软或硬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现在的转基因研究人和支持他们的利益团体与高官，都在把功利归于自己，把风险转嫁给中国人民，把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的农业，作为他们转基因实验的的小白鼠和基地。
而的确也有希特勒式的丧心发狂的人想通过中国内奸，以科研和科研争论的面目忽悠迷惑中国人民，暗中施用生物转基因技术逐步消灭中华民族正常的人类基因消灭敌对种族和敌对国家的人民，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朝鲜战争证明美国用常规战争是难以战胜中国军队的。
当中国人民都被吸引到关注钓鱼岛、黄岩岛、日本和菲律宾问题，以及叙利亚和埃及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注意，美国对中国的生物高科技战争，现在已经悄悄的开始了！再经过十几年后见分晓时就晚啦。这就是美国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的战略和战术。
2013年7月16日星期二
泛华网披露：塞拉利尼事件
【泛华网2013年07月16日讯】塞拉利尼事件（Séralini affair）是指法国塞拉利尼教授（ Gilles-Eric Séralini）于2012年9月19日在美国《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杂志发表关于孟山都公司生产的NK603转基因玉米毒性研究的报告一事。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报告，为什么会被称为一个“事件”呢？这是因为该科学研究报告受到很多国家的食品卫生当局的驳斥，并且该报告与绝大多数其他长期跟踪研究报告的结论向左。泛华网了解到，更为严重的是，塞拉利尼教授研究报告的涉嫌非科学的实验设计被科学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是伪科学。
塞拉利尼教授是法国University of Caen的分子生活学家。他喂食转基因食物的实验鼠会患上癌症。据塞拉利尼统计，做实验的这批小白鼠普遍患上乳腺癌，并出现肝脏衰竭。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出它们身上长着巨大肿瘤。
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在 《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文章称，使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实验鼠出现高致癌率，试验老鼠身上乒乓球大小的肿瘤很快传遍世界，也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网站的显著位置，并被反动转基因食品的人士认为是重要科学证据。
由于消息过于震撼，该报告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心和质疑。针对外界对小白鼠致癌实验的质疑，塞拉利尼回应说，“我们进行的是全世界最棒的测试和分析，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做出了好几百例的证明，相关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塞拉利尼说：“我们做动物90天的实验已经发现了问题，90天的相关测试都证明孟山都的产品对肝和肾都是有害的，所以90天的实验肯定不行。孟山都生产的全世界十几种转基因产品中，我们看到哺乳动物的肝和肾都出现相关问题，我们认为肯定是与消费或食用转基因有关。”
目前，转基因实验有个规定，即90天的哺乳动物实验证明安全就可以进行食用。但是塞拉利尼团队在世界首次突破了90天界线。塞拉利尼说，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长期的研究，而且我们有针对性地对肿瘤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年间50只鼠的34个器官都增大了，我们做了200个小白鼠的实验。”塞拉利尼举例说，试验不仅看肾脏肝脏方面的相关数据，还有对性激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也间接地导致了老鼠的死亡，其中实验雄鼠在食用转基因饲料一年后死亡，雌鼠八个月就死，雌鼠的死亡率更快。“我们进一步观察发现，差不多90%都是乳腺方面的肿瘤，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肿瘤。我们的结论是，转基因对肝、肾还有乳腺肯定会产生影响，是不安全的，我们要停止使用。”塞拉利尼说，如果说扰乱到激素的话，你的细胞肯定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性激素受更多转基因影响的话，肯定会导致肿瘤，“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什么谜，它完全可以引导这些负面情况出现，因为实际情况中鼠类已经出现了。”
塞拉利尼教授的报告一公布就受到广泛质疑，主要的质疑包括：实验用鼠的选择有问题，不正常地延长实验时间，实验样品数量过少。选择的实验用鼠是Sprague-Dawley鼠，这种鼠具有非常高的得癌倾向。一个关于Sprague-Dawley鼠的研究显示，正常情况下80%的雄鼠和70%的雌鼠在有生之年将患癌。目前的哺乳动物转基因试验规定是90天的实验证明安全就可以进行食用。但如果延长实验时间测试时间，那样品得癌的比率必然会提高。另外，塞拉利尼的实验每组样品是10个。由于统计学上的精度要求，OECD对化学品毒性的实验要求是每组20个样品，致癌性实验要求是每组50个样品，如果实验鼠在104周的存活率小于50%，则每组样品要求是65个。
目前认为塞拉利尼教授的实验数据不足已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科研和政府机构包括：法国高等生物技术理事会（French Higher Biotechnologies Council）、法国国家食品安全局（French National Agency for Food Safety）、Vlaams Instituut voor Biotechnologie、丹麦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澳洲纽西兰联合食品安全局（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Brazilian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ssion on Biosafety）、欧盟食品安全当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由三个加拿大官方管理当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泛华网的调查显示，塞拉利尼团队在实验时间和实验样品数量上存在严重问题，其结果确实可以否决掉整个实验；而实验用鼠的选择也使得在实验时间上表现出来的系统性偏差得到加强。但泛华网认为，如果据此说整个实验完全没有价值，则不正确，因为塞拉利尼的实验在完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也有对比组数据。
泛华网的结论是，实验假说仍然有效，实验有必要重新设计并值得重新进行。在目前的情况下，以此实验为依据来说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是不正确的。
泛华网报道。
原始资料来源：
Kuntz, Marcel (NaN undefined NaN). "Why the postmodern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should be denounced". EMBO reports 14 (2): 114–116. doi:10.1038/embor.2012.214.
Plurality of opinion,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pseudoscience: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Séralini et al. study claiming that Roundup™ Ready corn or the herbicide Roundup™ cause cancer in rats Transgenic Research, Journ. Transgenic Research, pp.1-13 (9), by Arjó;, G., M. Portero, C. Piñol, J. Viñas, X. Matias-Guiu, T. Capell, A. Bartholomaeus, W. Parrott and P. Christou, April 2013.
Ricroch, Agnès E. (NaN undefined NaN). "Assessment of GE food safety using ‘-omics’ techniques and long-term animal feeding studies". New Biotechnology 30 (4): 349–354. doi:10.1016/j.nbt.2012.12.001.
Suzuki H, Mohr U, Kimmerle G (October 1979). "Spontaneous endocrine tumors in Sprague-Dawley rats".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95 (2): 187–96. PMID 521452.
"Mortality and In-Life Patterns in Sprague-Dawley". Huntingdon Life Sciences.
"Sprague Dawley". Harlan.
塞拉利尼教授是法国University of Caen的分子生活学家。他喂食转基因食物的实验鼠会患上癌症。据塞拉利尼统计，做实验的这批小白鼠普遍患上乳腺癌，并出现肝脏衰竭。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出它们身上长着巨大肿瘤。
2012年9月，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在 《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文章称，使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实验鼠出现高致癌率，试验老鼠身上乒乓球大小的肿瘤很快传遍世界，也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网站的显著位置，并被反动转基因食品的人士认为是重要科学证据。
由于消息过于震撼，该报告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心和质疑。针对外界对小白鼠致癌实验的质疑，塞拉利尼回应说，“我们进行的是全世界最棒的测试和分析，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做出了好几百例的证明，相关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塞拉利尼说：“我们做动物90天的实验已经发现了问题，90天的相关测试都证明孟山都的产品对肝和肾都是有害的，所以90天的实验肯定不行。孟山都生产的全世界十几种转基因产品中，我们看到哺乳动物的肝和肾都出现相关问题，我们认为肯定是与消费或食用转基因有关。”
目前，转基因实验有个规定，即90天的哺乳动物实验证明安全就可以进行食用。但是塞拉利尼团队在世界首次突破了90天界线。塞拉利尼说，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长期的研究，而且我们有针对性地对肿瘤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年间50只鼠的34个器官都增大了，我们做了200个小白鼠的实验。”塞拉利尼举例说，试验不仅看肾脏肝脏方面的相关数据，还有对性激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也间接地导致了老鼠的死亡，其中实验雄鼠在食用转基因饲料一年后死亡，雌鼠八个月就死，雌鼠的死亡率更快。“我们进一步观察发现，差不多90%都是乳腺方面的肿瘤，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肿瘤。我们的结论是，转基因对肝、肾还有乳腺肯定会产生影响，是不安全的，我们要停止使用。”塞拉利尼说，如果说扰乱到激素的话，你的细胞肯定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性激素受更多转基因影响的话，肯定会导致肿瘤，“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什么谜，它完全可以引导这些负面情况出现，因为实际情况中鼠类已经出现了。”
塞拉利尼教授的报告一公布就受到广泛质疑，主要的质疑包括：实验用鼠的选择有问题，不正常地延长实验时间，实验样品数量过少。选择的实验用鼠是Sprague-Dawley鼠，这种鼠具有非常高的得癌倾向。一个关于Sprague-Dawley鼠的研究显示，正常情况下80%的雄鼠和70%的雌鼠在有生之年将患癌。目前的哺乳动物转基因试验规定是90天的实验证明安全就可以进行食用。但如果延长实验时间测试时间，那样品得癌的比率必然会提高。另外，塞拉利尼的实验每组样品是10个。由于统计学上的精度要求，OECD对化学品毒性的实验要求是每组20个样品，致癌性实验要求是每组50个样品，如果实验鼠在104周的存活率小于50%，则每组样品要求是65个。
目前认为塞拉利尼教授的实验数据不足已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科研和政府机构包括：法国高等生物技术理事会（French Higher Biotechnologies Council）、法国国家食品安全局（French National Agency for Food Safety）、Vlaams Instituut voor Biotechnologie、丹麦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澳洲纽西兰联合食品安全局（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Brazilian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ssion on Biosafety）、欧盟食品安全当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由三个加拿大官方管理当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泛华网的调查显示，塞拉利尼团队在实验时间和实验样品数量上存在严重问题，其结果确实可以否决掉整个实验；而实验用鼠的选择也使得在实验时间上表现出来的系统性偏差得到加强。但泛华网认为，如果据此说整个实验完全没有价值，则不正确，因为塞拉利尼的实验在完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也有对比组数据。
泛华网的结论是，实验假说仍然有效，实验有必要重新设计并值得重新进行。在目前的情况下，以此实验为依据来说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是不正确的。
泛华网报道。
原始资料来源：
Kuntz, Marcel (NaN undefined NaN). "Why the postmodern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should be denounced". EMBO reports 14 (2): 114–116. doi:10.1038/embor.2012.214.
Plurality of opinion,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pseudoscience: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Séralini et al. study claiming that Roundup™ Ready corn or the herbicide Roundup™ cause cancer in rats Transgenic Research, Journ. Transgenic Research, pp.1-13 (9), by Arjó;, G., M. Portero, C. Piñol, J. Viñas, X. Matias-Guiu, T. Capell, A. Bartholomaeus, W. Parrott and P. Christou, April 2013.
Ricroch, Agnès E. (NaN undefined NaN). "Assessment of GE food safety using ‘-omics’ techniques and long-term animal feeding studies". New Biotechnology 30 (4): 349–354. doi:10.1016/j.nbt.2012.12.001.
Suzuki H, Mohr U, Kimmerle G (October 1979). "Spontaneous endocrine tumors in Sprague-Dawley rats".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95 (2): 187–96. PMID 521452.
"Mortality and In-Life Patterns in Sprague-Dawley". Huntingdon Life Sciences.
"Sprague Dawley". Harlan.
中国关于塞拉利尼转基因研究的争论
陈力川
2012年9月19日，美国《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杂志发表了法国塞拉利尼教授关于孟山都公司生产的NK603转基因玉米毒性研究的报告。与此同时，另一个“转基因事件”引发的争议正在中国大陆持续发酵：美国塔夫茨大学在美国农业部的支持下对24名6—8岁的湖南儿童进行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其研究成果发布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一时间，群情激奋，媒体质疑。中国卫生部发言人保证对该事件展开调查，查清事实，公布真相。
很快，中国媒体对“法国研究”的报道幅度超过了“黄金大米“事件，许多电子和平面媒体及报刊网站（如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人民网、科学网、光明网、腾讯新闻等）都相继转载了国外媒体对塞拉利尼研究的报道和评论。参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2-09/21/content_15774326.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9/269718.shtm
http://tech.gmw.cn/2012-09/21/content_5154711.htm
http://news.qq.com/a/20120921/000158.htm
此外，社交网络也做出异常迅速的反应。许多个人博客加入了网络新闻的传播，发挥了公民社会网络传媒的作用。一时间，转基因警报响彻中国大地。
与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类似，对塞拉利尼研究的批评和质疑很快代替了对该项研究的中性报道，围绕这场争论大致形成了三个阵营：1）支持塞拉利尼，反对转基因；2）反对塞拉利尼，拥护转基因；3）反对先入为主，主张冷静辩论。拥转派人士引用国外批评塞拉利尼研究文章的论据（选择易感鼠，实验设计不严谨，统计方法失当等），否定此项研究的结论，甚至将其称为谎言，其中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曾庆平撰写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参见：
http://www.guokr.com/post/34757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1238-621302.html
在这场观点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光明日报的网站光明网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塞拉利尼研究的文章：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翻译的全球34位科学家发表的公开信；医学管理博士廖俊林撰写的“法国人转基因玉米毒性实验阅读指南”和“正确面对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研究的国外批评”。作者在指出塞拉利尼研究存在“可读性不强”和“统计分析做得不到位”的缺陷之后，用表格和数据对研究设计、动物死亡率、动物肿瘤数量和病变统计做了比较分析，得出塞拉利尼研究的批评者“对探索性的实验要求确定性的结论是带有严重偏见的”结论。参见：
http://health.gmw.cn/2012-10/05/content_5273458.htm
http://health.gmw.cn/2012-09/28/content_5230627.htm
http://health.gmw.cn/2012-09/30/content_5253903.htm
围绕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是否安全的争议，下述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1）什么样的科学实验结果才是可靠的？2）转基因作物的实验是否应当向其他更接近人类的动物延伸？3）是否应当用药物实验的时间和标准要求转基因毒性实验？4）转基因作物的评估和批准体系如何得到外界的认可？
中国科学报发表了“转基因安全之争应止于公开实验”的文章，这是一篇对反转派和拥转派代表人物的采访记，罗列了双方的主要论据和观点。文章最后引用中科院植物所科学家蒋高明的建议，主张通过独立、公开、完整的实验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提出对各种转基因作物进行的较长时间的实验应当由公共财政资助，由国家科研机构出面组织和监督的意见。参见：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0/270308.shtm
总而言之，塞拉利尼研究以及在世界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加强了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社会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性质和规模已经超出了对塞拉利尼研究本身的科学价值的评价，而且必将对转基因问题的国际思考做出贡献。
附录：
1.Articleof Pr. G.-E. Séraliniin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NK603转基因玉米毒性研究的纪录片：http://www.ogm-alerte-mondiale.net/
2012年9月19日，美国《食品与化学毒物学》杂志发表了法国塞拉利尼教授关于孟山都公司生产的NK603转基因玉米毒性研究的报告。与此同时，另一个“转基因事件”引发的争议正在中国大陆持续发酵：美国塔夫茨大学在美国农业部的支持下对24名6—8岁的湖南儿童进行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其研究成果发布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一时间，群情激奋，媒体质疑。中国卫生部发言人保证对该事件展开调查，查清事实，公布真相。
很快，中国媒体对“法国研究”的报道幅度超过了“黄金大米“事件，许多电子和平面媒体及报刊网站（如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人民网、科学网、光明网、腾讯新闻等）都相继转载了国外媒体对塞拉利尼研究的报道和评论。参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2-09/21/content_15774326.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9/269718.shtm
http://tech.gmw.cn/2012-09/21/content_5154711.htm
http://news.qq.com/a/20120921/000158.htm
此外，社交网络也做出异常迅速的反应。许多个人博客加入了网络新闻的传播，发挥了公民社会网络传媒的作用。一时间，转基因警报响彻中国大地。
与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类似，对塞拉利尼研究的批评和质疑很快代替了对该项研究的中性报道，围绕这场争论大致形成了三个阵营：1）支持塞拉利尼，反对转基因；2）反对塞拉利尼，拥护转基因；3）反对先入为主，主张冷静辩论。拥转派人士引用国外批评塞拉利尼研究文章的论据（选择易感鼠，实验设计不严谨，统计方法失当等），否定此项研究的结论，甚至将其称为谎言，其中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曾庆平撰写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参见：
http://www.guokr.com/post/34757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1238-621302.html
在这场观点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光明日报的网站光明网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塞拉利尼研究的文章：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翻译的全球34位科学家发表的公开信；医学管理博士廖俊林撰写的“法国人转基因玉米毒性实验阅读指南”和“正确面对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研究的国外批评”。作者在指出塞拉利尼研究存在“可读性不强”和“统计分析做得不到位”的缺陷之后，用表格和数据对研究设计、动物死亡率、动物肿瘤数量和病变统计做了比较分析，得出塞拉利尼研究的批评者“对探索性的实验要求确定性的结论是带有严重偏见的”结论。参见：
http://health.gmw.cn/2012-10/05/content_5273458.htm
http://health.gmw.cn/2012-09/28/content_5230627.htm
http://health.gmw.cn/2012-09/30/content_5253903.htm
围绕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是否安全的争议，下述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1）什么样的科学实验结果才是可靠的？2）转基因作物的实验是否应当向其他更接近人类的动物延伸？3）是否应当用药物实验的时间和标准要求转基因毒性实验？4）转基因作物的评估和批准体系如何得到外界的认可？
中国科学报发表了“转基因安全之争应止于公开实验”的文章，这是一篇对反转派和拥转派代表人物的采访记，罗列了双方的主要论据和观点。文章最后引用中科院植物所科学家蒋高明的建议，主张通过独立、公开、完整的实验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提出对各种转基因作物进行的较长时间的实验应当由公共财政资助，由国家科研机构出面组织和监督的意见。参见：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0/270308.shtm
总而言之，塞拉利尼研究以及在世界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加强了中国民众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社会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性质和规模已经超出了对塞拉利尼研究本身的科学价值的评价，而且必将对转基因问题的国际思考做出贡献。
附录：
1.Articleof Pr. G.-E. Séraliniin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NK603转基因玉米毒性研究的纪录片：http://www.ogm-alerte-mondiale.net/
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
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张木生
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奉献。亿农民工进城务工，2.7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
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
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得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
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啰哩啰嗦引述一堆，批判起来非常简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与吴敬琏的全盘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根本区别，需要从根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左派为“文革”招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煽动民粹。其实，僵化保守和改旗易帜，极左、极右，在否定共产党上异曲同工。
从里根、撒切尔上台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连西方自己200年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更说不清美欧眼前的金融危机，遑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问题，腐败、两极分化、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绝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改革不到位，市场不到位，国进民退，按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乌坎事件，当然值得同情，但事件的解决缺少共产党的主动，就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民粹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的最大问题，最大矛盾，中央已经指出：“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太对。但如果政治上仍保留了僵化保守，经济上形成官僚垄断资本的邪路，就太危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开始是允许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救文革之弊，恢复五星红旗的本来面貌。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工农联盟是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搞社会主义搞出文革，利用资本主义，把工农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庸：唯大英雄而本色，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为民，最需要反思的是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最需要改革。用共产党自己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具有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表面退一步，实际进两步。无论是普世价值者，第三条道路者，中左、中右者，重读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哪怕只是重读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或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都会有切肤之痛，电击般的惊悸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封杀新民主主义论，是与历史较劲，与自己的传统较劲，与常识较劲，与中国的必由之路较劲！五年，只有五年的机会，新一届党中央就应该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章立制。
自由派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要素，一切要素都可以交换。中国现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一万架F-22，加十万辆美国M1A2SET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还可以买100万套“奎反林智能反坦克导弹”。美国的无本生意、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咨询、好莱坞大片、签证费。现在不管问题多成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工业品大国，第一大装备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952年，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1％，中国还有70％的人口是穷人，1.2亿人每天消费还在一美元之下，中国不是日本，战略空间和纵深大得很。
中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如果用好中国和亚非拉两个市场，建立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家主导，，企业招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将恪守货币主义的教条抛进太平洋，打破美日欧不断“量化宽松”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陷阱，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决不能去工业化！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紫檀家具，只有机器可以生机器，只有工业品可以几何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才会升值。中国也一样，钱市、股市、房市、期货市都是一市。以北京为例，2000万人，620万户，其中每年一度电都不用的房子381万套，全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6600万套！全世界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特色就不会？我不信。2011年8月2日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五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球人均损失4000元人民币，西、葡、荷、英、法、日去工业化后都江河日下，美国有近百年的老本，但在中国工业化的压迫下，信用等级被降级，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刘源说：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战略机遇期一开始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老讲准备打世界大战，后来估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还有十年打不起来，可能还有更长的和平时期。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那以后，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和完善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时指出，世纪头20年，21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时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次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全党对当前的时局和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随时准备打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面对当前我们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军人确实面临“两个两难”。
一个两难，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中央考虑最多的。而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中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当然，为了更长时间地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排除“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小平同志1979年、1983年打了两仗打下来的。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定要慎战！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不懂“韬光养晦”的意思，总该知道“卧薪尝胆”吧？当年卧薪尝胆的勾践能够忍辱负重，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为什么？为了忍一口气，等发展强大以后再踹两脚。所以说，这个机遇期，我们能不能忍，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后发制人，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作为军人要服从中央的大局，当然不排除中央要我们狠狠地动一下、打一下。当年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60多年没有大的外战，也没有内战。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和平，仅就这一条，给共产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人民、国家得到多么巨大的实惠呀？第二个两难，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打仗，不打仗要军人干什么？但我们也不敢乱说要求打仗。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和平时期，谁懂得战争？只有军人懂得战争，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时刻在准备打仗。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战争是什么，战争代价是什么。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手段穷尽时，才以战争来扫清障碍。按照孙子说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然后不行再“伐兵”，这个伐兵不纯粹是打仗，主要是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善战者不言战”，我们要开拓思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兵伐谋”嘛。中国有的是好办法，不要手中拿着一手好牌，给玩砸了。一方面叫你老老实实别乱来，用各种法儿收拾捣蛋的，叫你发不了财；另一方面还能牢牢保持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住。我们军人真正最知道打别人的疼处在哪里，最知道怎么才能打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效益。
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几千万人献出了生命，仅抗日战争，我国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而28年革命中，共产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就牺牲了370万人，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来，是多么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2020年，是180年，我们把每六年算一分钟，整个30分钟，就比作长跑吧。在前18分钟是越跑越慢，自己摔伤不说，旁边还有人左一拳、右一拳地踢打你。我们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到1949年终于站起来了。开始追上来了，中间又有三分钟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和调整徘徊时期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别人，我们在探索中摔了跤，遍体鳞伤，爬起来再追。最近30多年，我们加快速度追了六分钟，咬着牙、忍着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现在我们跑到第29分钟，就最后一分钟了！这六到八年，我们就能赶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百年期盼！同志们，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终于跑到最后一分钟、要争回第一名了！什么叫战略机遇期？这就叫战略机遇期。现在全民第一大要求还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这个目标眼瞅着还有一分钟就跑到了，咬紧牙关也要跑下来。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但旁边有人遏制你，捣乱的、骂娘的，下绊子的、泼脏水的，总之想方设法不让中国顺利发展。所以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慎战者才能战，绝非怯战；善战者必然慎战，绝不好战！“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武”字拆开来，就是“止戈”，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
刘源对中国古代战理兵法烂熟于胸。同时他也一语中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富裕的国家就可能成被宰割的肥羊。”
五、中美打不起来，中美关系淡如水，才能信步闲庭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多人最热移民的国家，“50万美元投资移民可获绿卡”、“50万加币投资可获加绿卡”。我的加美之行，看到祼官、祼商、祼知都去了，温哥华的列治文区一切产业都是华人办的，班佛的景点却像是中国的，前后左右的人都口操汉语，偶尔来个外宾。没想到，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景点，境遇也是如此这般。愿意去、有实力的中国人1000万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010年11.4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官、产、学、媒、艺的富人都往美欧跑，说明中国富人预期不好，说明美国还有一个最大优势，人才掐尖，这是中国
短期内追不上的，博士生留美比例接近90％。美国的军费一年7000亿美元，140万军人，每个美国大兵一年花50万美元，其中有三万外国的“绿卡战士”，他们在战场的阵亡率比美国人高一倍，仍趋之若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钱不是财富。”我们说美国人“有钱”，是有货。美国一年的商品零售4.1万亿美元，中国才1.8万亿美元，人均是中国人的十倍，就算购买力标准，至少人均是中国的五倍。美国的实体经济现在只有17％，工、农、建筑业总产值不到2.8万亿美元，却每年要进口1.3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要造三万亿美元的商品，但出口就占一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欧人从出生到坟墓都少不了中国产品，有人吐槽：“我出口十集装箱掸子，十集装箱千斤顶，美国人掸子用一次扔，换完轮胎千斤顶扔到路边，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三分之一生活靠我们这样的国家给他供养，打工。”
从1979年到现在，35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按购买力折算，美国人从全世界赊来25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第四次量化宽松，国债、银行债、企业债、居民债86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是一正常国家，早就破产了，不破产就是因为它在全球收“铸币税”。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从全世界收税，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王莽的铜钱，12铢重量当50铢用，比起美丽尖，王莽泉下有知一定觉得自己太厚道了。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自己却没有通胀。美国喜欢鼓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占65％，这才是全世界占便宜的原因。美国鼓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的汉学家总要破中国历史之长，破中国边疆之大，除核心区，四大边疆都不是中国。美国把黑人培养成总统、国务卿，个个成为爱国者导弹。只有美国人，没有民族。马步芳说回回就是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我们却人为制造少数民族，还给人家造字。这点上我们最应该和美国接轨！
美国希望全世界都是小国，小到一国只能做一个产业，大家都离不开贸易，离不开美元结算。里根奉行“供给学派”，把基准贷款利率提高到20％，国债利率提高到15.8％，企业没有两位数的纯利就亏损关门，赶走实体经济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外向型，攒的美元，没什么能买到，只能买美国国债、企业债、银行债，1.6万亿美元给美国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40％！对美国，我们吃亏是福，印钱比造东西赚钱容易，实际上加速了美国空心化，美国的工业占GDP只有17％了，奥巴马要重振工业，可能吗？王湘穗说得好，认清币缘政治，中国方能不败。虽然刚刚落幕的G20会议力图为美日将引发“汇率战”的说法灭火，但人们在习惯用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国际局势之外，将从此越来越发现币缘政治的作用。所谓币缘，是指国家之间包括其
他全球行为体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围绕货币权力的博弈行为就是币缘政治，与地理因素相比，金融与资本对人们生活、社会治理乃至国际政治干预要更加直接和有力。在资本之手摆布全球的今天，币缘政治视角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币缘政治虽不能涵盖一切，却是认识一切的关键。
美欧博弈：币缘政治基本格局。
如果以币缘政治视角鸟瞰全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美元绿为基色调的美元币缘圈，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65％左右的份额，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以橘红色的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它大致占世界经济的25％，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这两大币缘圈形成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冷战的另一个结果。美国自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就不断利用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引起欧洲各种方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活跃。欧洲最终在政治上组建欧盟，在货币体系上推出欧元，完成了与美国从“分庭抗礼”到“分灶吃饭”、“各算各账”的分家过程。
在两个币缘圈内部，各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顶端是资本国家，有大量金融机构和活跃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赢利方式；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等实业，靠向其他国家提供制成品为生；而底部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而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的利益争夺，占据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美欧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家集团争夺的核心是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如何向对方转嫁危机。由于全球货币利益争夺具有“零和博弈”特征，你之所失，即我之所得，欧美之间虽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谁也不会轻易服输、俯首称臣。
美国是亚太“币缘”高手。在传统跨大西洋同盟解体的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太平洋地区也不平静。过去十年，美国沉溺于“反恐战争”，东亚地区则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正在逐步形成涵盖20亿人口、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据统计，亚太目前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其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且贸易、外汇储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对每天都需要数十亿净储蓄流入的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不过，东亚合作带的出现，也让美国担心会像在欧洲那样被亚太边缘化：倘若让东亚合作带继续发展下去，东亚国家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脱美元化”的趋势将继续强化，那么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将大幅降低。这对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不啻是灭顶之灾。
然而，美国的实业生产已进入衰退周期，无法用产业经济链条拉动亚太，只能用军事力量及软实力、巧实力创造出的“安全议题”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美国亚洲战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保持可控的紧张，既延缓东亚一体化进程，又要延续太平洋“美元湖”稳定。于是我们看到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像一个个楔子，精准打入中日韩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与争端。
我们无法知道2010年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争端不断，美国成了抢手的“隔岸平衡者”，而亚洲国家不仅没有去质疑本该受谴责的美联储QE计划，还在竞相购买大量经过“兑水”的美元债券以向美国示好。币缘冲突正在激化。
与历史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这激化了全球范围的币缘政治冲突。以美国推出QE计划为标志，世界主要央行竞相采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于2012年9月启动“无限量收购重债国债务”计划；美联储提出QE4，计划每年推出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日本央行最近也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世界储备货币国家创造的大量货币中将有超过90％流向世界货币市场，从而带来全球通胀的压力；大量热钱入新兴市场国家，使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国家财富被稀释。这种行为被巴西财长直呼为“货币战争”。
发达国家若继续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其后果将摧毁经济复苏的嫩芽，再诱发大规模失业。各种因素在失去轨道的过山车上交替运行，完全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全球体系翻车、解体。届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为了自救，将被迫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抛弃丧失信用的美元、欧元体系，实行实物与资源的交换，世界将重回实物经济、国别经济的道路。对于币缘冲突的前景，美国已高度重视。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举办过一次金融战争演习，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演习过程显示，对涉42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大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演习获得的启示是，如果美元完全坍塌，美国还有大量黄金储备可以依靠，但在事情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五角大楼将被要求以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做到的方式来恢复秩序。时任美国防长盖茨在听取演习简报后说，这是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经历。
根据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每隔百年都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体系从“实业春天”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秋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这意味着，向新体系周期的更迭已然开始：此次危机不仅会调整各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还将确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币缘政治冲突将日趋激化，认清这一趋势，是中国顺利渡过“危机之冬”，开启下一个“实业春天”的必要条件。币缘政治，币缘战争，枪杆子里面出美元，美国最普世的价值是基督教，另外就是玩钱、耍弹，找啊找啊，找敌人。家门口连古巴都收拾不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十多年，花了几万亿美元，玩到要撤军了，塔利班又占了70％的国土。伊拉克，血淋淋，天天爆炸，成了恐怖组织天下乐土。而中国从招商引资开进入WTO，中国人走向世界，8000万华人在国外五大洲。利比亚撒侨3.6万人，180亿美元项目搁置，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不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但要改革其不合理。向西，上合；向东，东南亚，东盟10＋3；向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帮助斯消灭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忽如一夜春风来，喇叭口倒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投资国之一，但我走出去与人共处，最缺的是多方共赢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优点是突破规则，缺点是太不讲规则，走出去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985年，美国把可以说“不”的日本拽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明知是美国人的阴谋，一个由美国驻军的附庸国，没资格谈论独立金融政策，而且，日本、德国这种本土贫资源国，资源供给线几乎完全依赖美海军保护，通过美元收过路费，谁敢说不？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表面是科威特用兵，实际上是萨达姆宣布改用欧元结算石油，哪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吊死了萨达姆，伊拉克成为天天爆炸之国。
全世界看到最大希望是越战，中国的导弹打下了美国上千架飞机，毛泽东不许美国跨过17度线，美国灰头土脸的输掉越战，海湾国家趁机宣布石油国产化，建立统一组织，美元贬值70％，尼克松只能访华。中国不和帝国主义共享未来。一个错误让西班牙变成帝国。1497年达？伽马到了印度，哥伦布走错了到了美洲，却发了大财。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运回了875吨黄金，4.5万吨白银，明清两代500年，中国出口顺差超九亿两银子，史称“康乾盛世”而西班牙1557年王室。破产—“无敌舰队”败在英国人手里—钱太多无东西，就通货膨胀。19世纪是英国世纪，1270平方公里，4.31亿人口，人口、国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成功的工业革命，工业的50％当时在英国。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破产之前看上去很美。1800年世界十亿人，六亿人养英国1500万人，50比1。美国现在三亿人，世界70亿人，20人养一个美国人，苏联解体，美国独大，才20多年，美国就在走下坡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一定停滞和衰退。希拉里下台前留下两句话，现在中国有三亿人过美国的日子，这个地球已不堪负重，遑论13亿人！另外一句，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将中国纳入秩序。世界装不下中国吗？中国60％的石油要进口，每年的石油消耗是新探明储量的四倍。美国7％的人从事工业，3％的人从事农业，剩下的人干第三产业。裂压技术和核聚变还看不到出路，这个世界每年创造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拿来研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灭绝、食品安全的钱太少了，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一年才出几十亿。帝国主义体系是造孽体系，短视体系。中国走帝国主义之路必是死胡同！40年前邓小平的演讲仍发人深思：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到了冷战中后期，工业配件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种，美苏四亿人很难再向更复杂工业社会发展，工业人口规模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硬道理，硬指标。冷战使苏联将自己的工业人口集中到军工、重工，解体前，美国工业雇用3000万人，苏联7000万产业工人。但苏联仍缺少消费品、服务业的工人！每个家庭主妇花几小时排队买面包、蔬菜。苏联跨欧亚的大陆国家，美国处在最外线，周边无强国，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护城河，围剿亚洲和欧洲，外线作战从来占便宜，苏美—陆海各占优势，掌握海洋的一方有天生的优势，海运成本最便宜。越战美国出兵42万人，逼同盟国出十万人，花费2500亿美元，今天就是五万亿美元。美国死五万多人，伤30多万人。越战是工业化支撑的现代化战争，胜利的背后是中苏几亿的工业人口。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苏联丢失了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拿下阿富汗，饮马印度洋，利用七亿印度人口，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它失败了，没搭上印度的快车，这是苏联解体的又一原因。美国体系的总人口大大超苏联。历史从未终结。美国能够连续两次发动工业革命，但它能引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吗？20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文明冲突”，美国的国家代码库，美军用掉了3000万代码，美国虽突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瓶颈，自己却吃不下工业链体系。一个苹果与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一个厂要招30万工人，而美国的一切，中国都能很快地山寨出来。F-22飞机太贵，美国生产F-35飞机，1900万行源代码，除了外包给中国，它不会干，但自己干费用已超F-22，许多购买国都亏了。傲人的航天飞机彻底放弃了，哈勃望远镜将在2013年失控。中国将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已具备，我们有几亿工业人口，2.5亿农民工，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用领先的军用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指领，引领军工技术占领工业制高点，军工技术永远是民用技术的先驱。
中国已经与28个国家签订货币互用协定。中国是实体经济种类最完整的国家。中国笃定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信帝国主义逻辑。什么时候能建起人民币湖，世界格局就根本改变了。
帝国主义逻辑：羊在下游喝水，狼在上游撒尿，狼对羊说，你弄脏了我的水。喝狼尿，被狼吃永远是羊的命。帝国主义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不恨大鱼，只恨小鱼。中国不是羊，不是虾米，它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周旋，中美关系之交淡如水，才有中国信步闲庭的可能。
六、用新时期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亚非拉输出现代化与工业化
中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并不富，多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之下，无庸置疑，只能走出去解决。绕开投机赌博的美元、欧元，绕开欺行霸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直签货币互换行不行？现在签合同的有28国。中国现在就应该设想改革世界秩序，构建自己的战略思维。埃及八千万人口活在4％的国土，非沙漠三角洲和尼罗河沿线。埃、突、利、叙都是失业率达40％，说中国工业化抢了非洲兄弟的饭碗，当然不对。但是，当年非洲穷哥们将中国抬进常务理事国，我们对亚非拉不能去了就是采煤挖矿找油。中国产能过剩，帮非洲人把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这是双赢！中国现在进口的农产品就相当于七亿亩耕地。中国要改变发展方式，将出口工业品转变成出口工业化的梯度转移，这也帮助我们自己产业升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李克强总理访巴基斯坦，“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总统、总理共同迎接。中巴全方位合作和全天候的友谊，中巴真正的铁哥们。但巴有两55亿人口，中国在巴基斯坦只有1.5万华人。巴35岁以下的人口超一半，中国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但中巴2012年的贸易只有124亿美元。中国所有的过剩，对巴来说都是短缺，双方太互补了。中国帮巴基斯坦现代化、工业化，共同打击“东伊运”恐怖分子，开拓巴方市场，再也不能踟蹰不前。
越战结束，越南中俄援助的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自己没有学会生产。只能逝者如斯，变成一堆废铁。100年来，后发型大国只有中国变成工业强国，搞工业化当然很难，但只有中国有将沿海工业向内陆扩散。腾笼换鸟，沿海产业升级的经验。从资源调查、规划设计、设备装配、派出专家、技工培训，都要精心设计。这些缺乏工业传统的国家，你就是送去完整的生产线，很快也会被糟蹋成一堆废铁。这是一个加速运转过程，中国仿米格-21战机，1966年造出第一架歼-7，最终停产已是2006年。但此后加速，不足五年中
国已能生产四代隐形战机。这一过程重新打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要几十年。只有中国人最懂，帮人就是帮自己。中国向亚非拉输出现代化、工业化，同时输出工业化时代才能全面进行的地质勘探能力，像在苏丹达尔富尔一样完成陆相生油。英在苏丹十几年，美、他们海相生油技术领先，但陆相生油技不如中国。他们悻悻而去，我们款款而来，一来就出油了。西方国家不给非洲建造炼油设施，比如尼利亚，本身是产油国，但是成品油还要进口。中国不一样，中国给苏丹造炼油厂，引进一整套的石油产业，从勘探、开采、运输、储备到冶炼。于是美英就将苏丹分裂成南北两个苏丹。
中国为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工业化的几十年过程就是为自己开发超级科技，提供廉价能源的过程。也是国内产业升级，改变生产方式的过程！
不谋全球者不足谋一国，不谋全球地缘者，不足谋世界。现在全世界一半的海上运力都在为中国几十亿吨的货物吞吐，如何保证在美国截断海运的情况下运输物资，中国已准备以陆治海，根本原理，欧亚非大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更高形态的文明最终还要回归这里，江山代代强国出，各领风骚百十年。
中国运到欧美日的商品，只出不进，多数回来的是空集装箱。美欧越来越不愿意卖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收入的多是外汇。一方面给金融帝国交保护费，一方面强制结汇后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国借给美国1.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其他债，三四万亿的美元纸币，不花掉，不用十年也能变成废纸。1870-1910年美国共修了40万公里铁路。有了穿越欧洲大铁路线。中国从东北到南非两万公里，生产能力百倍当年美国的中国，完成这一工程，如臂使指，不在话下。
目前，绕过东南亚半岛的中老、中缅铁路，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从喀什直接向西，通往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乌吉中铁都在行动之中。在中巴铁路的规划中，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几十年的全天候的朋友，瓜达尔港到中国有沿铁路建设的输油管，可以让中国和伊朗及波斯湾诸国进行陆地石油交易。慢慢来别着急，通里海，穿老挝、缅甸、巴基斯坦、伊朗，直通好望角，中国铁路网，从东北亚到开普敦都会有的，中国的大秦线，每年将四亿吨煤从山西运到秦皇岛，650公里的铁路，运力恰好是印度6.3万公里铁路运力的一半。
中国从近到远，从易到难，早晚会将大西南流往印度、东南亚的藏水八千亿立方调二千亿立方进黄河，造四条黄河，重造一个中国！
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奉献。亿农民工进城务工，2.7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
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
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得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
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啰哩啰嗦引述一堆，批判起来非常简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与吴敬琏的全盘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根本区别，需要从根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左派为“文革”招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煽动民粹。其实，僵化保守和改旗易帜，极左、极右，在否定共产党上异曲同工。
从里根、撒切尔上台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连西方自己200年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更说不清美欧眼前的金融危机，遑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问题，腐败、两极分化、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绝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改革不到位，市场不到位，国进民退，按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乌坎事件，当然值得同情，但事件的解决缺少共产党的主动，就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民粹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的最大问题，最大矛盾，中央已经指出：“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太对。但如果政治上仍保留了僵化保守，经济上形成官僚垄断资本的邪路，就太危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开始是允许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救文革之弊，恢复五星红旗的本来面貌。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工农联盟是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搞社会主义搞出文革，利用资本主义，把工农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庸：唯大英雄而本色，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为民，最需要反思的是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最需要改革。用共产党自己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具有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表面退一步，实际进两步。无论是普世价值者，第三条道路者，中左、中右者，重读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哪怕只是重读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或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都会有切肤之痛，电击般的惊悸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封杀新民主主义论，是与历史较劲，与自己的传统较劲，与常识较劲，与中国的必由之路较劲！五年，只有五年的机会，新一届党中央就应该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章立制。
自由派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要素，一切要素都可以交换。中国现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一万架F-22，加十万辆美国M1A2SET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还可以买100万套“奎反林智能反坦克导弹”。美国的无本生意、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咨询、好莱坞大片、签证费。现在不管问题多成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工业品大国，第一大装备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952年，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1％，中国还有70％的人口是穷人，1.2亿人每天消费还在一美元之下，中国不是日本，战略空间和纵深大得很。
中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如果用好中国和亚非拉两个市场，建立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家主导，，企业招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将恪守货币主义的教条抛进太平洋，打破美日欧不断“量化宽松”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陷阱，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决不能去工业化！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紫檀家具，只有机器可以生机器，只有工业品可以几何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才会升值。中国也一样，钱市、股市、房市、期货市都是一市。以北京为例，2000万人，620万户，其中每年一度电都不用的房子381万套，全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6600万套！全世界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特色就不会？我不信。2011年8月2日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五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球人均损失4000元人民币，西、葡、荷、英、法、日去工业化后都江河日下，美国有近百年的老本，但在中国工业化的压迫下，信用等级被降级，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刘源说：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战略机遇期一开始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老讲准备打世界大战，后来估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还有十年打不起来，可能还有更长的和平时期。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那以后，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和完善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时指出，世纪头20年，21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时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次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全党对当前的时局和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随时准备打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面对当前我们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军人确实面临“两个两难”。
一个两难，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中央考虑最多的。而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中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当然，为了更长时间地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排除“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小平同志1979年、1983年打了两仗打下来的。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定要慎战！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不懂“韬光养晦”的意思，总该知道“卧薪尝胆”吧？当年卧薪尝胆的勾践能够忍辱负重，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为什么？为了忍一口气，等发展强大以后再踹两脚。所以说，这个机遇期，我们能不能忍，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后发制人，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作为军人要服从中央的大局，当然不排除中央要我们狠狠地动一下、打一下。当年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60多年没有大的外战，也没有内战。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和平，仅就这一条，给共产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人民、国家得到多么巨大的实惠呀？第二个两难，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打仗，不打仗要军人干什么？但我们也不敢乱说要求打仗。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和平时期，谁懂得战争？只有军人懂得战争，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时刻在准备打仗。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战争是什么，战争代价是什么。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手段穷尽时，才以战争来扫清障碍。按照孙子说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然后不行再“伐兵”，这个伐兵不纯粹是打仗，主要是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善战者不言战”，我们要开拓思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兵伐谋”嘛。中国有的是好办法，不要手中拿着一手好牌，给玩砸了。一方面叫你老老实实别乱来，用各种法儿收拾捣蛋的，叫你发不了财；另一方面还能牢牢保持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住。我们军人真正最知道打别人的疼处在哪里，最知道怎么才能打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效益。
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几千万人献出了生命，仅抗日战争，我国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而28年革命中，共产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就牺牲了370万人，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来，是多么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2020年，是180年，我们把每六年算一分钟，整个30分钟，就比作长跑吧。在前18分钟是越跑越慢，自己摔伤不说，旁边还有人左一拳、右一拳地踢打你。我们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到1949年终于站起来了。开始追上来了，中间又有三分钟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和调整徘徊时期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别人，我们在探索中摔了跤，遍体鳞伤，爬起来再追。最近30多年，我们加快速度追了六分钟，咬着牙、忍着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现在我们跑到第29分钟，就最后一分钟了！这六到八年，我们就能赶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百年期盼！同志们，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终于跑到最后一分钟、要争回第一名了！什么叫战略机遇期？这就叫战略机遇期。现在全民第一大要求还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这个目标眼瞅着还有一分钟就跑到了，咬紧牙关也要跑下来。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但旁边有人遏制你，捣乱的、骂娘的，下绊子的、泼脏水的，总之想方设法不让中国顺利发展。所以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慎战者才能战，绝非怯战；善战者必然慎战，绝不好战！“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武”字拆开来，就是“止戈”，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
刘源对中国古代战理兵法烂熟于胸。同时他也一语中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富裕的国家就可能成被宰割的肥羊。”
五、中美打不起来，中美关系淡如水，才能信步闲庭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多人最热移民的国家，“50万美元投资移民可获绿卡”、“50万加币投资可获加绿卡”。我的加美之行，看到祼官、祼商、祼知都去了，温哥华的列治文区一切产业都是华人办的，班佛的景点却像是中国的，前后左右的人都口操汉语，偶尔来个外宾。没想到，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景点，境遇也是如此这般。愿意去、有实力的中国人1000万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010年11.4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官、产、学、媒、艺的富人都往美欧跑，说明中国富人预期不好，说明美国还有一个最大优势，人才掐尖，这是中国
短期内追不上的，博士生留美比例接近90％。美国的军费一年7000亿美元，140万军人，每个美国大兵一年花50万美元，其中有三万外国的“绿卡战士”，他们在战场的阵亡率比美国人高一倍，仍趋之若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钱不是财富。”我们说美国人“有钱”，是有货。美国一年的商品零售4.1万亿美元，中国才1.8万亿美元，人均是中国人的十倍，就算购买力标准，至少人均是中国的五倍。美国的实体经济现在只有17％，工、农、建筑业总产值不到2.8万亿美元，却每年要进口1.3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要造三万亿美元的商品，但出口就占一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欧人从出生到坟墓都少不了中国产品，有人吐槽：“我出口十集装箱掸子，十集装箱千斤顶，美国人掸子用一次扔，换完轮胎千斤顶扔到路边，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三分之一生活靠我们这样的国家给他供养，打工。”
从1979年到现在，35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按购买力折算，美国人从全世界赊来25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第四次量化宽松，国债、银行债、企业债、居民债86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是一正常国家，早就破产了，不破产就是因为它在全球收“铸币税”。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从全世界收税，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王莽的铜钱，12铢重量当50铢用，比起美丽尖，王莽泉下有知一定觉得自己太厚道了。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自己却没有通胀。美国喜欢鼓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占65％，这才是全世界占便宜的原因。美国鼓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的汉学家总要破中国历史之长，破中国边疆之大，除核心区，四大边疆都不是中国。美国把黑人培养成总统、国务卿，个个成为爱国者导弹。只有美国人，没有民族。马步芳说回回就是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我们却人为制造少数民族，还给人家造字。这点上我们最应该和美国接轨！
美国希望全世界都是小国，小到一国只能做一个产业，大家都离不开贸易，离不开美元结算。里根奉行“供给学派”，把基准贷款利率提高到20％，国债利率提高到15.8％，企业没有两位数的纯利就亏损关门，赶走实体经济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外向型，攒的美元，没什么能买到，只能买美国国债、企业债、银行债，1.6万亿美元给美国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40％！对美国，我们吃亏是福，印钱比造东西赚钱容易，实际上加速了美国空心化，美国的工业占GDP只有17％了，奥巴马要重振工业，可能吗？王湘穗说得好，认清币缘政治，中国方能不败。虽然刚刚落幕的G20会议力图为美日将引发“汇率战”的说法灭火，但人们在习惯用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国际局势之外，将从此越来越发现币缘政治的作用。所谓币缘，是指国家之间包括其
他全球行为体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围绕货币权力的博弈行为就是币缘政治，与地理因素相比，金融与资本对人们生活、社会治理乃至国际政治干预要更加直接和有力。在资本之手摆布全球的今天，币缘政治视角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币缘政治虽不能涵盖一切，却是认识一切的关键。
美欧博弈：币缘政治基本格局。
如果以币缘政治视角鸟瞰全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美元绿为基色调的美元币缘圈，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65％左右的份额，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以橘红色的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它大致占世界经济的25％，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这两大币缘圈形成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冷战的另一个结果。美国自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就不断利用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引起欧洲各种方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活跃。欧洲最终在政治上组建欧盟，在货币体系上推出欧元，完成了与美国从“分庭抗礼”到“分灶吃饭”、“各算各账”的分家过程。
在两个币缘圈内部，各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顶端是资本国家，有大量金融机构和活跃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赢利方式；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等实业，靠向其他国家提供制成品为生；而底部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而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的利益争夺，占据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美欧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家集团争夺的核心是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如何向对方转嫁危机。由于全球货币利益争夺具有“零和博弈”特征，你之所失，即我之所得，欧美之间虽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谁也不会轻易服输、俯首称臣。
美国是亚太“币缘”高手。在传统跨大西洋同盟解体的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太平洋地区也不平静。过去十年，美国沉溺于“反恐战争”，东亚地区则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正在逐步形成涵盖20亿人口、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据统计，亚太目前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其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且贸易、外汇储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对每天都需要数十亿净储蓄流入的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不过，东亚合作带的出现，也让美国担心会像在欧洲那样被亚太边缘化：倘若让东亚合作带继续发展下去，东亚国家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脱美元化”的趋势将继续强化，那么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将大幅降低。这对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不啻是灭顶之灾。
然而，美国的实业生产已进入衰退周期，无法用产业经济链条拉动亚太，只能用军事力量及软实力、巧实力创造出的“安全议题”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美国亚洲战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保持可控的紧张，既延缓东亚一体化进程，又要延续太平洋“美元湖”稳定。于是我们看到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像一个个楔子，精准打入中日韩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与争端。
我们无法知道2010年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争端不断，美国成了抢手的“隔岸平衡者”，而亚洲国家不仅没有去质疑本该受谴责的美联储QE计划，还在竞相购买大量经过“兑水”的美元债券以向美国示好。币缘冲突正在激化。
与历史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这激化了全球范围的币缘政治冲突。以美国推出QE计划为标志，世界主要央行竞相采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于2012年9月启动“无限量收购重债国债务”计划；美联储提出QE4，计划每年推出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日本央行最近也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世界储备货币国家创造的大量货币中将有超过90％流向世界货币市场，从而带来全球通胀的压力；大量热钱入新兴市场国家，使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国家财富被稀释。这种行为被巴西财长直呼为“货币战争”。
发达国家若继续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其后果将摧毁经济复苏的嫩芽，再诱发大规模失业。各种因素在失去轨道的过山车上交替运行，完全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全球体系翻车、解体。届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为了自救，将被迫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抛弃丧失信用的美元、欧元体系，实行实物与资源的交换，世界将重回实物经济、国别经济的道路。对于币缘冲突的前景，美国已高度重视。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举办过一次金融战争演习，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演习过程显示，对涉42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大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演习获得的启示是，如果美元完全坍塌，美国还有大量黄金储备可以依靠，但在事情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五角大楼将被要求以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做到的方式来恢复秩序。时任美国防长盖茨在听取演习简报后说，这是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经历。
根据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每隔百年都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体系从“实业春天”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秋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这意味着，向新体系周期的更迭已然开始：此次危机不仅会调整各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还将确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币缘政治冲突将日趋激化，认清这一趋势，是中国顺利渡过“危机之冬”，开启下一个“实业春天”的必要条件。币缘政治，币缘战争，枪杆子里面出美元，美国最普世的价值是基督教，另外就是玩钱、耍弹，找啊找啊，找敌人。家门口连古巴都收拾不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十多年，花了几万亿美元，玩到要撤军了，塔利班又占了70％的国土。伊拉克，血淋淋，天天爆炸，成了恐怖组织天下乐土。而中国从招商引资开进入WTO，中国人走向世界，8000万华人在国外五大洲。利比亚撒侨3.6万人，180亿美元项目搁置，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不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但要改革其不合理。向西，上合；向东，东南亚，东盟10＋3；向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帮助斯消灭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忽如一夜春风来，喇叭口倒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投资国之一，但我走出去与人共处，最缺的是多方共赢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优点是突破规则，缺点是太不讲规则，走出去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985年，美国把可以说“不”的日本拽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明知是美国人的阴谋，一个由美国驻军的附庸国，没资格谈论独立金融政策，而且，日本、德国这种本土贫资源国，资源供给线几乎完全依赖美海军保护，通过美元收过路费，谁敢说不？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表面是科威特用兵，实际上是萨达姆宣布改用欧元结算石油，哪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吊死了萨达姆，伊拉克成为天天爆炸之国。
全世界看到最大希望是越战，中国的导弹打下了美国上千架飞机，毛泽东不许美国跨过17度线，美国灰头土脸的输掉越战，海湾国家趁机宣布石油国产化，建立统一组织，美元贬值70％，尼克松只能访华。中国不和帝国主义共享未来。一个错误让西班牙变成帝国。1497年达？伽马到了印度，哥伦布走错了到了美洲，却发了大财。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运回了875吨黄金，4.5万吨白银，明清两代500年，中国出口顺差超九亿两银子，史称“康乾盛世”而西班牙1557年王室。破产—“无敌舰队”败在英国人手里—钱太多无东西，就通货膨胀。19世纪是英国世纪，1270平方公里，4.31亿人口，人口、国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成功的工业革命，工业的50％当时在英国。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破产之前看上去很美。1800年世界十亿人，六亿人养英国1500万人，50比1。美国现在三亿人，世界70亿人，20人养一个美国人，苏联解体，美国独大，才20多年，美国就在走下坡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一定停滞和衰退。希拉里下台前留下两句话，现在中国有三亿人过美国的日子，这个地球已不堪负重，遑论13亿人！另外一句，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将中国纳入秩序。世界装不下中国吗？中国60％的石油要进口，每年的石油消耗是新探明储量的四倍。美国7％的人从事工业，3％的人从事农业，剩下的人干第三产业。裂压技术和核聚变还看不到出路，这个世界每年创造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拿来研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灭绝、食品安全的钱太少了，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一年才出几十亿。帝国主义体系是造孽体系，短视体系。中国走帝国主义之路必是死胡同！40年前邓小平的演讲仍发人深思：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到了冷战中后期，工业配件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种，美苏四亿人很难再向更复杂工业社会发展，工业人口规模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硬道理，硬指标。冷战使苏联将自己的工业人口集中到军工、重工，解体前，美国工业雇用3000万人，苏联7000万产业工人。但苏联仍缺少消费品、服务业的工人！每个家庭主妇花几小时排队买面包、蔬菜。苏联跨欧亚的大陆国家，美国处在最外线，周边无强国，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护城河，围剿亚洲和欧洲，外线作战从来占便宜，苏美—陆海各占优势，掌握海洋的一方有天生的优势，海运成本最便宜。越战美国出兵42万人，逼同盟国出十万人，花费2500亿美元，今天就是五万亿美元。美国死五万多人，伤30多万人。越战是工业化支撑的现代化战争，胜利的背后是中苏几亿的工业人口。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苏联丢失了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拿下阿富汗，饮马印度洋，利用七亿印度人口，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它失败了，没搭上印度的快车，这是苏联解体的又一原因。美国体系的总人口大大超苏联。历史从未终结。美国能够连续两次发动工业革命，但它能引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吗？20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文明冲突”，美国的国家代码库，美军用掉了3000万代码，美国虽突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瓶颈，自己却吃不下工业链体系。一个苹果与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一个厂要招30万工人，而美国的一切，中国都能很快地山寨出来。F-22飞机太贵，美国生产F-35飞机，1900万行源代码，除了外包给中国，它不会干，但自己干费用已超F-22，许多购买国都亏了。傲人的航天飞机彻底放弃了，哈勃望远镜将在2013年失控。中国将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已具备，我们有几亿工业人口，2.5亿农民工，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用领先的军用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指领，引领军工技术占领工业制高点，军工技术永远是民用技术的先驱。
中国已经与28个国家签订货币互用协定。中国是实体经济种类最完整的国家。中国笃定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信帝国主义逻辑。什么时候能建起人民币湖，世界格局就根本改变了。
帝国主义逻辑：羊在下游喝水，狼在上游撒尿，狼对羊说，你弄脏了我的水。喝狼尿，被狼吃永远是羊的命。帝国主义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不恨大鱼，只恨小鱼。中国不是羊，不是虾米，它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周旋，中美关系之交淡如水，才有中国信步闲庭的可能。
六、用新时期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亚非拉输出现代化与工业化
中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并不富，多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之下，无庸置疑，只能走出去解决。绕开投机赌博的美元、欧元，绕开欺行霸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直签货币互换行不行？现在签合同的有28国。中国现在就应该设想改革世界秩序，构建自己的战略思维。埃及八千万人口活在4％的国土，非沙漠三角洲和尼罗河沿线。埃、突、利、叙都是失业率达40％，说中国工业化抢了非洲兄弟的饭碗，当然不对。但是，当年非洲穷哥们将中国抬进常务理事国，我们对亚非拉不能去了就是采煤挖矿找油。中国产能过剩，帮非洲人把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这是双赢！中国现在进口的农产品就相当于七亿亩耕地。中国要改变发展方式，将出口工业品转变成出口工业化的梯度转移，这也帮助我们自己产业升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李克强总理访巴基斯坦，“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总统、总理共同迎接。中巴全方位合作和全天候的友谊，中巴真正的铁哥们。但巴有两55亿人口，中国在巴基斯坦只有1.5万华人。巴35岁以下的人口超一半，中国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但中巴2012年的贸易只有124亿美元。中国所有的过剩，对巴来说都是短缺，双方太互补了。中国帮巴基斯坦现代化、工业化，共同打击“东伊运”恐怖分子，开拓巴方市场，再也不能踟蹰不前。
越战结束，越南中俄援助的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自己没有学会生产。只能逝者如斯，变成一堆废铁。100年来，后发型大国只有中国变成工业强国，搞工业化当然很难，但只有中国有将沿海工业向内陆扩散。腾笼换鸟，沿海产业升级的经验。从资源调查、规划设计、设备装配、派出专家、技工培训，都要精心设计。这些缺乏工业传统的国家，你就是送去完整的生产线，很快也会被糟蹋成一堆废铁。这是一个加速运转过程，中国仿米格-21战机，1966年造出第一架歼-7，最终停产已是2006年。但此后加速，不足五年中
国已能生产四代隐形战机。这一过程重新打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要几十年。只有中国人最懂，帮人就是帮自己。中国向亚非拉输出现代化、工业化，同时输出工业化时代才能全面进行的地质勘探能力，像在苏丹达尔富尔一样完成陆相生油。英在苏丹十几年，美、他们海相生油技术领先，但陆相生油技不如中国。他们悻悻而去，我们款款而来，一来就出油了。西方国家不给非洲建造炼油设施，比如尼利亚，本身是产油国，但是成品油还要进口。中国不一样，中国给苏丹造炼油厂，引进一整套的石油产业，从勘探、开采、运输、储备到冶炼。于是美英就将苏丹分裂成南北两个苏丹。
中国为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工业化的几十年过程就是为自己开发超级科技，提供廉价能源的过程。也是国内产业升级，改变生产方式的过程！
不谋全球者不足谋一国，不谋全球地缘者，不足谋世界。现在全世界一半的海上运力都在为中国几十亿吨的货物吞吐，如何保证在美国截断海运的情况下运输物资，中国已准备以陆治海，根本原理，欧亚非大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更高形态的文明最终还要回归这里，江山代代强国出，各领风骚百十年。
中国运到欧美日的商品，只出不进，多数回来的是空集装箱。美欧越来越不愿意卖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收入的多是外汇。一方面给金融帝国交保护费，一方面强制结汇后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国借给美国1.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其他债，三四万亿的美元纸币，不花掉，不用十年也能变成废纸。1870-1910年美国共修了40万公里铁路。有了穿越欧洲大铁路线。中国从东北到南非两万公里，生产能力百倍当年美国的中国，完成这一工程，如臂使指，不在话下。
目前，绕过东南亚半岛的中老、中缅铁路，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从喀什直接向西，通往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乌吉中铁都在行动之中。在中巴铁路的规划中，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几十年的全天候的朋友，瓜达尔港到中国有沿铁路建设的输油管，可以让中国和伊朗及波斯湾诸国进行陆地石油交易。慢慢来别着急，通里海，穿老挝、缅甸、巴基斯坦、伊朗，直通好望角，中国铁路网，从东北亚到开普敦都会有的，中国的大秦线，每年将四亿吨煤从山西运到秦皇岛，650公里的铁路，运力恰好是印度6.3万公里铁路运力的一半。
中国从近到远，从易到难，早晚会将大西南流往印度、东南亚的藏水八千亿立方调二千亿立方进黄河，造四条黄河，重造一个中国！
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巩胜利：TPP+TTIP+PSA颠覆全球秩序
【序】：美、欧、日主导全球21世纪“铁三角”国际经贸游戏新规则是：
东半球：（上）、“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2013年底可达13个国家）。另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15日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见2013年3月15日《华尔街日报》同题报道）；3月13日，为期10天的第16轮、11国“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大会在新加坡落幕。第16轮TPP谈判后公告称：“成员为这个‘全面且高水平’的自贸协定设定的目标”（见2013年3月14日，新华网新加坡频道《多个领域虽有进展TPP谈判仍面对重重挑战》一文）。会议就监管一致性、电信、关税和开发等议题的工作小组已经取得了很好进展。而服务、电子商务、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政府采购还需要展开认真谈判。此外还有，知识产权、环境、竞争和劳工等“更具挑战性”的领域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才能达成协议。TPP于2013年10月末完成谈判。
西半球：（下）、“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已经启动，最终目标是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FTA)，（其中欧盟有27个成员国、美国）。欧盟在今年2月份宣布与美国开始有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据悉，欧美这个协定最终达成协议的期限被设定在2014年末之前成行。
全球轴心：（中心）、“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简称：PSA），美、欧、日已启动谈判缔约21个成员。将于2013年末结束谈判，开始正式上路。
在当今与未来世界，两个新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东半球西半球的全球经济贸易框架、一个涵盖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诸（边）服务业协议”呼之欲出，面对这些重大挑战，而中国的困局在未来20-40年都难以突破该，一如当年进入WTO：审查十年、过度8年，进入了却又被美欧搁置了……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来，囿于多哈贸易谈判历史性受阻、难以重建新国际环境的发展与深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美欧自贸区谈判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贸易谈判却在飞天夺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个新的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规则呼之欲出，美欧、美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强强联合”的态势不断增强、形成左右国际经贸游戏、秩序之大势，这些涵盖世界东、西两半球、所有新经济秩序、经贸游戏规则的酝酿或制定，都少不了美国的主张和意志，面对这些全球颠覆性重大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梦”真能借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颠覆、游戏秩序的重建而大踏步的实现梦想吗？
当今的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这“四大”经济体，占全球国民总收入总额的70%左右，谁缺席了21世纪的新游戏规则秩序制定、缔约都将是一场经济发展、财富生态环境的历史性断层、短缺。“游戏规则秩序”也是巨大的国之动力，之所以“好制度”可以是国家兴起，也可以是一个国家败落，就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规律原理。当今的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这“四大”经济体，占全球国民总生产总值的70%左右，谁缺失了21世纪的新游戏规则秩序制定、缔约都将是一场经济发展、财富生态环境的历史性断层灾难。“游戏规则秩序”也是巨大的国之动力，之所以“好制度”可以是国家兴起，也可以是一个国家败落，就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规律原理。
到2013年，中国唯一最有可能是加入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简称：RCEP。由东盟10国发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其中）。即便是中国肯定加入RCEP，即便是RCEP三到五年间肯定上路运行，但中国对全球第一财富欧盟、第一超级大国美国贸易市场依然是游戏规则秩序严重短缺，倘若美欧真要搁置WTO，那么中国对美欧市场则将倒退回20-30年前，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美欧经贸方略已架构成天象框架：东半球“泛太平洋”，西半球“跨大西洋”，核心就围绕美欧日21成员的“诸（多）边服务业协议”以取代初步制造业游戏规则的WTO，以新“诸（多）边服务业协议”打造高端财富生成所有产业链及21世纪所有新兴领域、包括尖端3D打印、物联网、互联网等全系列高端服务产业。美欧日等主导的太平洋+大西洋+服务业新秩序出笼实施，就把WTO完全架空而搁置到了边缘地带。更重要的是：这全球性“铁三角”经贸游戏规则的创立，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后起新兴国家全线残阵，这是否会继续中国、俄罗斯等加入WTO的十数年举世艰难路程？“中国梦”，必须有国际大环境、全球经贸秩序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释义：建：倒水，泼水；瓴：盛水的器子。把瓶子里的水从高层顶上倾倒，比喻居高临下，不可阻遏）的加以考量、建树才能有21世纪未来的美好前程（避免了以往近千年来，全球游戏规则单一、WTO一花独放、英镑风靡世界500年后逐渐消亡的绝境）。
2013年3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交《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列举美国2013年贸易工作重点是：提出继续推进5年出口翻番计划、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等，旨在打开美国出口市场并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对此，有资深国际贸易学者则分析认为：美国欲在2013年彻底改变国际贸易规则（指WTO单一死路），掌控太平洋、大西洋两重要国际区域市场，建立起由美国主导的21世纪国际贸易新规则系列。
2013年前一个季度，在东京和华盛顿忙着举行首脑风云际会，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琼斯o费尔南德斯带着一个个使命访问了东南亚各国。费尔南德斯如此表示，“必须超越货物贸易的概念，在环太平洋地区建立更高水平的贸易秩序”，其语调透出美国奥巴马政府强烈的美国意志。有分析认为，美国已经与泰国和菲律宾就启动TPP谈判进行了意见协调。环顾2013年今日世界可以惊人的发现：美、欧、日等高收入发达国家、正在为全球贸易秩序展开空前、从未有过的激烈交锋，致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发生根源的颠覆与建树的本质核变化。
【核心提示】：这是2013年刚开始，美国、欧盟主导的“市场经济地位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国际化最新推出的“三大”全球性国家间贸易最新规则（2013年1月16日才首度在全球曝光，属国家最高商业机密，目前正在谈判中）。与以上两个国际贸易规则根源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地位国”，是针对国家整体框架体制而言，且需得到美国（本学者注：近100年来，美国发起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致根源改变了以前近1000年由英国主导全球政治与贸易的游戏规则。见本文附录〈二〉⑴）、欧盟（本学者注：全球第一财富集团欧盟也是近100年来最大被改变者之一。见本文附录〈二〉⑵）的分别审查与批准才能通过、适用于它国。WTO，是覆盖全球最多国家、基本上通用全球主要国家的第一大贸易规则、游戏方方面面具体详尽，也是全球各国最全面、唯一适用全球的贸易规则，但随着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加入WTO、WTO又10多年来无法推进深化共识而一举成“死结”，致WTO深化谈判长期处于“僵死”状态，所以美欧日等、特别是“高收入国家”（2012年世界银行划定“高收入国家”基准线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2476美元及以上）寻找、制定21世纪的新覆盖全球的贸易法则方略（TPP也是出于此长期方略）。美欧日开创世纪的“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囿本学者译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而成，英文缩写简称PSA），国际服务业游戏规则，目前有21个高收入国家正参与在谈判中，PSA将在3013年底前终止谈判，上路实施运行。
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63年至今的中国（作者注：囿执政党完全在国家之上、对中国国家的控制形成根源的悖论。在全球所有国际经贸规则中，还没有任何一项是针对执政党限制的，但对“市场经济地位国”倒有明确规定不准“国家干预”、“国家控制”，那么执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就在严禁之列了）在包括联合国及其绝大多数国际政治与经贸组织几乎都没有建树过任何一个整体的国际“游戏规则”，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整体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金融货币等“游戏规则”（加入WTO国际最大贸易组织也是如此）上都是空前残缺被动、被国际、国内“改革”洪流推着一步一曲的往前行，几乎没有任何创新的国际建树提议和参与过“游戏规则”制定，一直缺乏在全球人类和国际、国家高度、整体全局的高屋建瓴建树，比如在G20国家中整体接受和通过的“游戏规则”，能让中国国家使用一项超过20年的国家战略布局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与能够实施的“游戏规则”。
另外，全球最大两个贸易体、欧盟与美国也在商谈建立欧美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据《南德意志报》2月1日报道，默克尔和德美两国经济组织均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但美国政府此前一直犹豫不决。一个欧美“高级别工作小组”已就此问题秘密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有望下周提交结论报告。德国总理默克尔2月1日在柏林会见来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双方强调要加强欧美关系的重要性，表示将致力于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有研究称，若建立欧美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可使欧盟和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将可能一改美欧金融海啸、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颓势，但目前双方存在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商品标准化问题，例如转基因食品等技术性问题。
美国与21国启动多边服务业协议谈判
2013年1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署通知美国国会，将联合包括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哥斯大黎加、香港、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智利、挪威、秘魯、韓国、瑞士、台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拿馬、冰島共21个会员（其中台湾、香港两成员为中国区域）。在内的21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已经启动“诸边服务业协议”谈判，是在全球国际化的国与国“服务业”领域、开辟了第一条国际通道。
“诸（多）边服务业协议”的起源，是由于WTO个别会员国针对服务业洽签各式FTA（自由贸易协议），目前全球各国的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程度，缺乏一个系统、规范的国际规则，WTO又长期搁浅，已经远远超过WTO承诺的涵盖内容，也是WTO无法再起谈判，再加上新型态服务业日新月异的兴起，必须制订新的游戏规则。于是美国提议组织21个WTO会员国组成并称之为“真正之友”（Really Good Friends， RGF），共同推动多边服务业协议，希望加速全球服务业市场自由化的脚步。今日美欧日服务业都占其GDP的64%以上，服务业游戏规则是未来国家衰兴的最最根源建树。
在当今全球、据全球国际市场预料，PSA未来的谈判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等所有服务业领域；TPP 、TTIP 、PSA等都涉及国家、经济体间的公平竞争、数码贸易、物联网、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服务业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缺席TPP谈判，PSA也没有被吸纳、邀请中国参与谈判，再加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服务业”严重滞后、还没有成器的市场动力与“话语权”。在“市场经济地位国”（作者注：此审批规则就是针对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极个别国家，全球包括中国在内只有2%不到的国家被审查）第一规则中，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除了“国家干预”、强力“控制市场经济”之外，中国中央政府还“国家干预”、“国家控制”--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公然根源悖论、大相径庭，致PSA无法在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花结果”。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参与过一个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的制定，从“市场经济地位国”，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再到21世纪以来最新的跨洲际的TPP谈判，再到地区级东南亚联盟10国与其他亚太6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都需要中国来高瞻远瞩、把眼光放的更远才能够有所建树今日变化多端的国际经贸、市场经济。
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
服务业是全球高收入财富国家的最成功之作，也是全球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产业终端。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制造业，是不可能走上财富之路的。而服务业，正是提升全球各国财富的根源所在。美欧日，正是看准了全球各国服务业游戏规则的空白短缺，从而由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国美国提议组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盟联手、全球第三大经济国（作者注：由于欧盟的缘故，全球经济大国与经济体排名有所不同）参与制定的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缺席该游戏规则，是否意味着、会面临着申请加入WTO一样的漫长游戏过程？
全球国与国之间的服务业，面临全球三大产业最新、强有力实际的挑战。全球各国之间的物联网是继移动通信、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但这新世纪的三大革命，有赖于国与国、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货币支撑与兼容的重大发展瓶颈。美欧日21国首此题案的“诸（多）边服务业协议”谈判，就是要解决全球各国、经济体之间建立规范这种服务业之间链接的“游戏规则”。
美国与欧盟的2013年，都还无法摆脱金融海啸、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历史之“结”.于是乎：2013年末“诸（多）边服务业协议”谈判结束、上路，是美国、欧盟政治、经济成本最低的十字路口。那么美欧日21国的“诸边服务业协议”谈判，有着全球经济贸易继往开来、填补空白、建树第一个国际游戏规则的未来发展、无与伦比的现实意义。
值得特别战略分析指出的是，“诸边（多）服务业协议”谈判，是美国为搁置WTO、出笼TPP之后，又一个更深刻PSA规则。除WTO之外，这是欧盟参与的第一个贸易新规则制定。美欧日合谋PSA，就等于垄断了全球服务业近80%的业务总量，那么发展中国家今后崛起的至关产业--服务业游戏规则就掌握在美欧日手中，这也是全球第一个正统的“服务业”游戏规则，也是美国废止、取代WTO的具体行动--长期战略和短期战斗。
PSA是全球各国、特别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贸易谈判阳光灿烂的重要契机和历史商业规则机遇的乍现。来自美国的报道称，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级会议中开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至今10多年过去，“多哈回合”陷于停滞、死局，正是这样为美欧日的这次谈判、加速服务业开放脚步提供了前所没有过的重要契机，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21国在内等世界贸易组织（WTO）会员已“另起炉灶”，推动“诸（多）边服务贸易协议”（PSA）就是这真实迈出的一步，三个月内将展开首轮谈判，2013年内就谈判结束，然后在美国、欧盟、日本经济体之间和签署国家成行上路。
美欧日全力出击
在近100年历史上，建立欧美自贸区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就曾提出建立北大西洋自贸区（NAFTA）的建议。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欧盟又提出了建立跨大西洋自贸区（TFTA）的建议，但主要目的是政治而非经济考虑。德国、英国等欧盟国家担心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会脱离欧洲事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会随之瓦解。但该提议并未比此前的建议更为成功，可它却促成了旨在促进跨大西洋监管合作的“跨大西洋新议程”的诞生，然而这个论坛的作用同样非常有限，并在2007年被致力于减少监管障碍的“跨大西洋新型经济伙伴关系”所取代。该倡议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目的是想借此修复美欧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政治裂痕，但经济效果依旧平平。
今天，冷战时期的那些语言似乎又开始在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嘴里出现，以TTIP寻找出欧洲的出路。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指出，TTIP关乎西方自由世界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分量。而此次的“敌人”不再是前苏联，而是金砖五国（尤其是有的放矢的应对中国）。金砖五国当前的GDP总量已同欧盟或美国相当，若以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甚至远大于欧盟或美国。以当前汇率计算，中国将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若以购买力平价测算，则在2020年前就将实现。但中国乃至“金砖五国”的服务业处在初步阶段、严重滞后，尚待续锐发展。奥巴马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地将TTIP同已发展了一段时间并被中国认定为经济政治非友好型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倡议联系起来，用TTIP加“服务业协议”来趋势、圈地国际经贸新秩序。
在美国极力纵涌、与中国钓鱼岛长期争端之下，日本将在3月15日宣布参加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谈判（见2013年3月13日中国新闻网《安倍晋三将于3月15日宣布日本加入TPP谈判》一文）。2月的日美首脑会谈找到了突破口，而通过随后的事务级磋商，汽车领域也已经谈妥。访问目的地包括菲律宾、缅甸、泰国以及新加坡。其使命是向各国政府转达奥巴马政权在第2任期倡导建立TPP，力争加强与亚洲合作的外交方针。2月中旬，在东京和华盛顿忙着举行首脑会谈之际，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琼斯o费尔南德斯带着一个使命访问了东南亚各国。费尔南德斯如此表示，“必须超越货物贸易的概念，在环太平洋地区建立更高水平的贸易秩序”，其语调透出强烈的意志。有分析认为，美国已经与泰国和菲律宾就启动TPP谈判进行了意见协调。
与此同时，好像与美国竞争一样，欧盟（EU）在同一时间也向亚洲派出了重量级使者--负责亚洲外交事务的欧盟对外行动署首席运营官（COO）大卫o奥沙利文(David O‘Sullivan)。“希望充分利用熟悉区域整合的欧洲DNA，帮助亚洲地区建立各项制度”，奥沙利文2月12日在东京进行演讲时，屡次提到希望为将于2015年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东盟（ASEAN）提供帮助。在随后抵达的曼谷，似乎与东道主就启动欧盟与泰国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加深了共识。泰国总理英拉上周访问了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进行了会谈。两人高调宣布将启动FTA谈判。至此，继韩国、新加坡、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之后，泰国将成为欧盟在亚洲的第6个合作伙伴国。欧盟与日本的谈判将于5月启动，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谈判也不会遥远，彰显出欧盟积极介入亚洲的雄心。
美、欧、日都希望分享新兴经济体旺盛的增长潜力。那么英美是想要建立什么样的贸易秩序呢？提到贸易自由化，基本原则是取消以往成为货物进出口壁垒的关税。而美欧均倡导实现“21世纪的贸易自由化”，其重点是，在投资、金融、政府采购、标准与认证、竞争政策、物联网、互联网以及知识产权等新领域建立规则。其核心就是建立全球服务产业市场（日、美、欧服务产业都占其GDP的64%以上）的第一个游戏规则。重要的启示隐藏在美欧日首脑有关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共同建树历程。展现了全球高收入、发达国家建树新贸易规则、重整经济秩序战略意志方向。
PSA取代WTO？
据知，此次披露（目前还是绝对国家间的最高商业机密阶段）的“诸边服务业协议”谈判，目前仅限于参与PSA谈判的21个国家，这些国家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2/3。不过，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都是G20的国家并未加入PSA谈判，因此这也限缩此次谈判的影响力、节省了大量的国与国实施谈判的时间。
21世纪的全球世界各国，只走了10年多一些，而中国的“中国特色”则成为国与国家之间全球“国际游戏”规则最大阻隔与“破坏者”。所谓的“中国特色”，相对于绝对富裕的“欧洲特色”、绝对平穷的“非洲特色”、以及大洋洲的“海洋特色”、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都成为国与国之间的艰难险阻。“中国特色”与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除朝鲜、越南之外），也严重悖论，且“中国特色”兀立全球国家之悬。“中国特色”的党控“绝对环境”，就是超越国家之外的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权”，你有特权，它国没有、不同怎么玩“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游戏规则？绝大多数国家又怎么玩大家都能同玩的WTO“游戏规则”（囿WTO已经走到寸步难行的尽头）？！
有长期从事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研究人士称：PSA是美国继TPP之后，为悬空、搁置WTO又一具体的战略战术、攻坚战。完成后，进入美欧市场就有了唯一一个全球化、国际统一的“服务业”标准游戏规则，不象“市场经济地位国”（见附录“新词典2”）那样美、欧各自审查、批准“服务业”市场准入标准，也不象WTO那样无法就新的国际贸易发展展开新一轮的继续谈判、完善新兴产业规则。一旦TPP与PSA双双完成之后，实际的WTO就完全被悬空，那么彻底搁置WTO就为期不远……
美国（2012年GDP为15.097万亿美元，此组数据来自2012年度世界银行网站）、欧盟（27个国家，2012年GDP总量为 15.8万亿美元）、日本（2012年GDP为5.77万亿美元）联手市场总额突破35万亿美元，几乎是全球GDP总额的一半。倘若美欧日能够整体规范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则使全球最富有国家的贸易商品服务业形成最大市场、成本更低，其游戏规则--“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就将形成全球各国的准入标准和发展大趋势。更有资深国际问题学者研究估计，在全球服务业产值中美、欧、日占去2/3以上，具有绝对至上的大市场和话语权，那么待新兴国家到20、50年成长起来，全球服务业市场木已成舟，几乎难以改变。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积极挑战美国等国家的新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尽快升级，一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博弈与竞争将会继续展开。但中国对这些规则--TPP、TTIP、PSA等大多缺失，中国参与这些谈判首先要从根源解决的就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问题，否则将可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寸步难行。
中国遭遇世纪新秩序挑战？
随着3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一个包括全球主要高收入国家、世界强国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已经重建之中、呼之欲出。但这些全球性贸易规则、游戏秩序的制定不仅缺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缺少象俄罗斯这样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基本不顾、不考虑“金砖国家”的兴起乏力……为的就是21世纪全球经贸秩序、游戏规则的重建，取得WTO以外全球经贸、服务业等新秩序“话语权”。
近二十年来，囿于多哈贸易谈判历史性受阻，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美欧自贸区谈判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贸易谈判却在飞天夺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个新的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规则呼之欲出，美欧、美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强强联合”的态势不断增强，这些涵盖东西两半球、所有新经济秩序、经贸游戏规则的酝酿或制定，都少不了美国的主张和意志，面对这些全球颠覆性重大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中国梦”真能借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颠覆、游戏秩序的重建而大踏步的实现梦想吗？现在是，中国对这种国际游戏规则秩序的建立连“起跑”都没有，严重断代的短缺。
继美国推动TPP谈判之后，美国和欧盟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已重新启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任期刚刚开始，3月1日奥巴马政府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交《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将与欧盟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而欧盟委员会同时宣布，欧盟与美国已就尽快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称双方将努力在今年6月底之前启动谈判，。
据21世纪头十几年来数据显示，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亚洲投资的3倍，而欧洲对美国的投资是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和的8倍（见2013年3月21日，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中国遭遇欧美新规则挑战》一文）。有研究国际经贸二十多年学者估计，一旦这项自贸协定完成，美欧自贸区范围将覆盖全球产业超过70%以上规模，成为覆盖全球、东西两半球规模最大的两个自由贸易区。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西洋两岸就开始讨论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但都因分歧严重或双方对世贸组织的高度关注而搁置。为何美国在此时如此积极地推动美欧自贸区谈判呢？
近二十年以来，囿美欧主张的WTO多哈谈判屡屡受挫，将美国政府的视线更多转向区域性的自贸谈判。2008年，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市场准入领域中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导致多哈谈判以失败告终，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放弃“大而全”的目标，把焦点放在重点产业各个击破，特别是关系到财富增值的服务业、能源和环境技术、以及新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在亚洲等新兴经济体有庞大市场的消费领域。
但更深层次的国际战略诱因则是美国欲推动经济转型，确保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取胜，并重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战略意图。TPP被称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它有别于以往所有国际贸易--WTO及其一般性的自贸协定。TPP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乎全球所有已建贸易规则协议。
还有全球第一个“服务业”游戏规则的建立，正是新兴中国、俄罗斯、印度、“金砖国家”的历史性短板，未来这些国家能否崛起与否，除了制造业之外，就是取决于能否上一个更高层次的“服务业”。来自美欧的相关信息显示，此次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同样将围绕新规则制定而展开，规格非常高，也非常有信心，还没有国际政治的任何阻隔。要求尽可能取消跨大西洋贸易领域工业品和农产品全部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加强在公共采购、政策制定领域的合作；在竞争、贸易便利化、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制定最新规则等等。
一旦谈判达成，美欧日将会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准入、出局的贸易规则，这对想进入美欧市场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道提高了“门槛”和“天堑”，否则你就不要进入这些“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11年制定的“高收入国家”起点标准是12476美元以上）。
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绝对颠覆性的天地翻覆变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开始发力重构全球贸易的战略新规则。二次世界大战后，因英国主动了数百年的贸易规则被美国欧盟主导所代替，但进入21世纪前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演变，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在亚洲三个主要国家带动下，东盟自贸区风生水起（这个自贸区即便是真能成功，但发力也严重滞后），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制框架受到冲击。
面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国力“财富”而高居，中国未来的继续发展、越来越多更加显著的展示出一些根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人类大自然环境的严重不足：（1）、中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积极挑战美国等国家的新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竞争带动产业尽快升级，一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博弈与竞争将会继续展开；（2）是尽可能的参与国际谈判，适应高屋建瓴国际游戏规则制定；（3）韩国是唯一能适应今天、未来国际贸易建树的一个国家。韩国与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都签署了“自贸协定”。运筹帷幄，万变因对，内外兼备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才是大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源之树。
区域合作以及建立自贸区是全球国家有效发展、贸易的大势所趋，中国必须抓住自由贸易区建设千载机遇，推进自贸区谈判。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中国国情和更多企业产品进入国外自由贸易区市场，有利于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效率，也有利于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中国需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自贸谈判中，扩大对自由贸易区贸易和投资，让企业用足用好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真正享受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成果，抓住本轮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机遇，争取全球贸易发展的主导权。被动挨打，是过去近200年中国失去的发展机遇和崛起，国际游戏规则、国际经贸秩序是中国近200年来的历史性短板。
在谈及中国是否加入TPP时，中评社3月20日来自华盛顿当天、最新在华府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简报会上，美国代理贸易代表马兰蒂斯（Demetrios Marantis）回答记者提问时作出表态。有记者问：奥巴马第二任更强调与亚洲的经贸关系，TPP会否对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被外界视为排挤中国的经贸机制？美国会劝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TPP谈判吗？马兰蒂斯回应道，TPP作为亚太地区经贸整合的平台，美国和伙伴不会邀请特定国家或经济体加入。如果一个经济体有兴趣达到TPP达成的高标准，它需要表达有能力达到高标准的兴趣，由11个现有伙伴以达成共识的方式决定是否批准其为新会员。这是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最近的日本加入TPP谈判的程序。因此无论是中国、菲律宾、泰国抑或台湾，取决于这些经济体能否说服其它TPP伙伴，它们有能力达到正在谈判的高标准。
关于美中双边经贸关系，马兰蒂斯表示，美国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美中商贸联委会”与中方进行着密切合作，美方在重估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后，正在以新的模式与中方继续进行谈判，以确保双方有重要义务，创造稳定的投资氛围，处理市场准入问题。他说，美中双方都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优先，期待继续密切合作。美国与中国“密切”到什么程度，怎样“密切”，“合作”形成什么秩序等，没有任何人能说清楚。也就是说，中国加入TPP与否，也都是可能或不。
中国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中）之一，但中国在联合国、所有国际场合占有、拥有国际“政治资源”几乎为零。长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联合国、国际领域几乎没有提出、通过过一项政治、经济的议案“游戏规则”成行，反而就是中国“反对”的如“89·64”联合国制裁、朝鲜历次联合国制裁等都顺利成章的通过、成为联合国决议案。中国在联合国、G20等所有国际经贸场合，几乎没有一例成功“议案”的提出或形成决议案出笼。中国是全球98%国家（到2012年末，联合国成员国为198个）以外“政治制度”的悖论者，所提出的联合国、国际场合的决议或议案，几乎被98%以上的国家反对或无法通过形成“议案”。对象TPP、TTIP、PSA等国际经贸秩序“游戏规则”，中国有一道全球国家中难以迈过的“政治资源”坎。未来中国，真要登上、取得联合国、国际政治、经贸舞台囿“边缘”到大国“核心”过度的“话语权”，就必须要高瞻远瞩建树国际风云、高屋建瓴的实施国家“转轨”而非“党国”（与前60多年“中华民国”一样）的方略，由不与60%、到70%、再到80%、再上升到不与95%以上的国家、人类制度相悖论、不冲突、和谐走下去……
台湾一步到位PSA？
据来自台湾官方消息透露，PSA谈判如果顺利完成，则台湾加入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就没有太多疑虑；但值得观察的是，目前参与谈判的21个国家，虽然已经占全球服务业贸易总量达三分之二；不过对新兴国家，中国（依然是一个服务业弱国，是全球第一生产大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这几个国家几乎都是全球服务业弱国，这几国至少要等20年以上时间来建设服务业上水平）并没有加入，但也限缩了这项谈判的影响力，增加了一致的稳定性和共识力。
台湾经济部表示，PSA完成签署后，不排除进一步推动成为WTO架构下的协议，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体会员参与谈判，但所有会员国都可以自愿选择适用与否。台湾经济部次长卓士昭昨天指出，“我方将积极参与PSA谈判，预计本月底在WTO所在地日内瓦开会，最快今年底WTO部长会议可能出现重要谈判成果”。台湾经济部初步评估，若谈判协议生效后，台湾服务业产值、进出口贸易、实质国内生产毛额等将会增加，也可大幅提升外国人来台投资意愿。经济部目前透过“台湾服务业联盟”征询岛内业界意见，包括航运运输、通讯传播、观光旅游与银行等公会，都支持台湾加入谈判。
来自台湾方面的消息说，PSA谈判若顺利完成，则“台湾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没有太多疑虑”；但值得观察的是，参与讨论国家中，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大，谈判何时能有成果还有很大变量。台湾经济部表示，PSA完成签署后，不排除进一步推动PSA成为WTO架构下的协议，换言之，即使不是全体会员参与谈判，但所有会员国都可自愿选择适用加入与否。
中华经济研究院WTO中心副执行长李淳说，“台湾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一扫外界质疑，展现自由化决心；相较八年入TPP的目标，时间拉太长，导致政府部门抱持观望心态，而且TPP要谈什么，大家都雾里看花。此外，李淳又说，PSA由美国、欧盟主导，也涵盖部分TPP成员，与TPP同属高标准、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国际贸易协议，“具有一定经贸战略意义”，可协助台湾投资自由化程度与国际接轨，也可降低台湾服务业输出障碍。
据知，近十几年以来，台湾经济GDP总量，一直排位约在全球各国第17位左右（约有2位左右之差）。
有分析认为，台湾经济规模可媲美“G20国集团”的一些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民国”被吸纳，有信息称台湾将积极参与PSA谈判，预计本月底在WTO所在地日内瓦开会，最快今年底WTO部长会议可能出现重要的谈判成果。台湾经济部评估，如果谈判协议生效，台湾服务业产值、进出口贸易、实质国内生产毛额等将会增加，也可大幅提升外国人到台湾投资的意愿。
3月20日，美国贸易高官刚在台湾重启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定（TIFA）谈判归来的马兰蒂斯被台湾记者问到美国猪肉出口台湾的问题。他表示，TIFA谈判中确实谈到了农产品市场准入的问题，美台双方对肉类贸易都表达了强劲的观点。他认为台湾媒体过分关注猪肉这个单一问题，而忽视了美台整体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马兰蒂斯说，作为美国第11大贸易伙伴，台湾与美国有广泛的问题需要在TIFA中关注，双方同意建立技术贸易壁垒和投资工作组，双方同意鼓励公平的双向投资；双方还谈到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在台北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令人期待。期待今年内继续进行工作层面会谈，并在明年邀请台湾代表团来美再进行谈判。
至于猪肉贸易的科学标准，马兰蒂斯称，美国努力敦促所有贸易伙伴确保食品安全措施要基于科学，并与国际规则一致。美国会继续敦促台湾或其它伙伴，遵守世贸组织的义务，遵守路规，寻求最好的方式解决艰巨的问题。马兰蒂斯没有回答如果美猪问题陷入僵局会否影响TIFA或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只说现在美台之间并没有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处于与台湾官方密切合作，处理TIFA议程上所有问题的过程中。马兰蒂斯认为，猪肉不过是台美TIFA中的一些肢解问题。
〖附录〗主要国际经贸规则系列
（一）、新“诸（多）边服务业协议”国际组织
PSA为“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lurilateralServicesAgreement）的英文简称，美国则称为ISA（InternationalServicesAgreement）。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个别会员国，广泛针对国与国服务业洽签各式FTA（自由贸易协议），目前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已完全超过突破了WTO的承诺内容。再加上全球各国新型态服务业日新月异兴起，必须订定新的游戏规则，美国、欧盟、日本、台湾等21个会员国组成“真正之友”（ReallyGoodFriends，RGF），共同推动“诸边服务贸易协议”（PSA），希望加速21世纪的全球服务业市场深入自由化脚步。
然而，中国体制采取是“先党后国、党大于国”的党国一统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所有垄断“党国关系”（与70年前的“中华民国”蒋介石时代完全如出一辙）。中国这种“党国关系”将长期、一直与全球各国、国际政治、经济、贸易规则永远冲突。党国经济，一如“中华民国”的前70年，不仅国际“市场经济地位国”难于通行，WTO也长期一直冲突、僵死下去……
除了PSA之外，目前（2013年后）还有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此谈判悬机最大），东盟10国与其他亚太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RCEP计划是2015年底结束谈判），以及美国主导的TPP12国参加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TPP）谈判（因韩国与美国、欧盟都签已有自由贸易FTA协定，也形同韩国也加入TPP），将在2013年10月结束谈判正式上路运行。
（二）、美欧跨大西洋与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又称“美欧自由贸易区”、美欧FTA谈判。这可能是根除WTO最有效的游戏规则了，也是目前涵盖全球主要“高收入”国家最多、涵盖全球GDP超过60%（其中，2012年数字为欧盟与美国约占全球GDP总额的32%和31%）以上、最富有自由贸易区域的一个规则了。美欧没有政治阻隔，有报道称此谈判在2013年底前谈判结束。美欧先“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以最终落实建成美欧自由贸易区(FTA)。根据双方圈定时间表，美欧FTA的谈判将在两年内完成，也就是2015年底之前。
（三）、美欧“市场经济地位国”规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2001年11月10日 多哈），这种替代价格或成本的计算方法在中国入世后15年终止。即使有关国家在这15年中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到2016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承认。但即使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一直严重悖论--自由汇率、政府干预、国家控制等等，也能“自动获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悬念。
（1）、美国判定“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
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第771节18段规定美国商务部按照以下6项标准判定一国是否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1）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2）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确定工人工资；3）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5）国家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6）管理机构认为合适的其它标准。
美国针对某一行业是否市场导向的行业（MPI）有专门的三条标准：1.政府不能干预被调查商品的定价或产量；2.被调查商品所属的行业应以私人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该行业可以有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将不利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3.所有主要的投入，不论是实物或非实物（如劳动力、企业管理费用）以及总投入中占重要比例的那部分投入，应该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的。
（2）、欧盟判定“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
①.公司有关成本、价格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工成本、产量、销售和投资方面的决定是依据市场信号做出的，反映了供应和需求，没有严重的国家干预，主要投入的成本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市场价值。②.公司有一套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并使用于任何目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③.公司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因为以前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受到严重的扭曲，特别是在有关资产折旧、其它呆账、易货贸易和以抵偿债务方式实现的支付。④.有关公司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确保公司营运的合法性和稳定性。⑤.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确定。
（四）、2012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现状
一党在国家之上、大于国家，一统垄断国家政治、经济所有资源，党一统干预国家整体经济，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绝无仅有。一个“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中绝无仅有，怎样继续前行？中国每年一度、一直持续若数十年度的“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中共中央农村经济会议”就是中国党、政强力干预、控制经济的历史佐证。
(1)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人民币不是自由可兑换货币。
(2)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确定工人工资--中共党组织在企业中全面设立、比政府更强大。
(3)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解决外资进入中国敏感市场，如资本股票市场。
(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国企央企垄断之不公平竞争，最近开放行业领域之36条。
(5)中央政府对资源分配、房地产业、国有企业、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垄断性控制程度--主要是土地资源之延伸行业，土地政策、房地产经济泡沫危机，特别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全国一统铁笼般对房地产的党、政严厉控制、温氏国务院一系列对房地产对、全国一统行政垄断措施控制等都悖论“党绝对干预”（年复一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历史的印证）“国家干预”、“国家控制”及其“国际会计标准”原则等等。
(6)管理机构认为合适的其它标准--可能会是一个国家兼容性的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符合市场经济的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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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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