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张木生

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奉献。亿农民工进城务工，2.7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

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

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得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

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啰哩啰嗦引述一堆，批判起来非常简单。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与吴敬琏的全盘私有化、西方普世价值观，有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根本区别，需要从根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左派为“文革”招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煽动民粹。其实，僵化保守和改旗易帜，极左、极右，在否定共产党上异曲同工。

从里根、撒切尔上台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管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连西方自己200年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更说不清美欧眼前的金融危机，遑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问题，腐败、两极分化、人和自然关系紧张、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绝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改革不到位，市场不到位，国进民退，按普世价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乌坎事件，当然值得同情，但事件的解决缺少共产党的主动，就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民粹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的最大问题，最大矛盾，中央已经指出：“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太对。但如果政治上仍保留了僵化保守，经济上形成官僚垄断资本的邪路，就太危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开始是允许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救文革之弊，恢复五星红旗的本来面貌。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工农联盟是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搞社会主义搞出文革，利用资本主义，把工农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庸：唯大英雄而本色，执其两端用其中以为民，最需要反思的是改革本身，改革本身最需要改革。用共产党自己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时俱进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矛盾，具有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表面退一步，实际进两步。无论是普世价值者，第三条道路者，中左、中右者，重读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哪怕只是重读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或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都会有切肤之痛，电击般的惊悸与“原来早就说过”的叹服。封杀新民主主义论，是与历史较劲，与自己的传统较劲，与常识较劲，与中国的必由之路较劲！五年，只有五年的机会，新一届党中央就应该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章立制。

自由派彻底的市场经济，一切都是要素，一切要素都可以交换。中国现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一万架F-22，加十万辆美国M1A2SET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还可以买100万套“奎反林智能反坦克导弹”。美国的无本生意、专利、知识产权、品牌、咨询、好莱坞大片、签证费。现在不管问题多成堆，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工业品大国，第一大装备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我们人均GDP只相当于日本的1952年，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1％，中国还有70％的人口是穷人，1.2亿人每天消费还在一美元之下，中国不是日本，战略空间和纵深大得很。

中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如果用好中国和亚非拉两个市场，建立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家主导，，企业招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将恪守货币主义的教条抛进太平洋，打破美日欧不断“量化宽松”让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陷阱，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决不能去工业化！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紫檀家具，只有机器可以生机器，只有工业品可以几何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才会升值。中国也一样，钱市、股市、房市、期货市都是一市。以北京为例，2000万人，620万户，其中每年一度电都不用的房子381万套，全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6600万套！全世界都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特色就不会？我不信。2011年8月2日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五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球人均损失4000元人民币，西、葡、荷、英、法、日去工业化后都江河日下，美国有近百年的老本，但在中国工业化的压迫下，信用等级被降级，虽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的机遇期。刘源说：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

战略机遇期一开始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过去我们老讲准备打世界大战，后来估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还有十年打不起来，可能还有更长的和平时期。正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从那以后，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和完善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时指出，世纪头20年，21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时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次十八大再次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全党对当前的时局和大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随时准备打仗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面对当前我们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军人确实面临“两个两难”。

一个两难，现在最大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国家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中央考虑最多的。而战略机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码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来，部分工作中心马上就要转向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设。中国的经济建设被打断过几次，第一次是晚清时期，搞“洋务运动”，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时期，那时资本主义有点发展的趋势，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掉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到了关键时期，可千万别因为偶发事件再被打断了。美国和日本就怕我们赶上来，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发展，而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当然，为了更长时间地维持这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排除“该出手时要出手”。现在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小平同志1979年、1983年打了两仗打下来的。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定要慎战！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不懂“韬光养晦”的意思，总该知道“卧薪尝胆”吧？当年卧薪尝胆的勾践能够忍辱负重，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为什么？为了忍一口气，等发展强大以后再踹两脚。所以说，这个机遇期，我们能不能忍，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后发制人，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是一个大考验。

我们作为军人要服从中央的大局，当然不排除中央要我们狠狠地动一下、打一下。当年抗美援朝就是如此，保住了60多年没有大的外战，也没有内战。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和平，仅就这一条，给共产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人民、国家得到多么巨大的实惠呀？第二个两难，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不打仗，不打仗要军人干什么？但我们也不敢乱说要求打仗。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和平时期，谁懂得战争？只有军人懂得战争，因为我们在研究战争，时刻在准备打仗。我们有责任要讲清楚战争是什么，战争代价是什么。按照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政治手段穷尽时，才以战争来扫清障碍。按照孙子说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然后不行再“伐兵”，这个伐兵不纯粹是打仗，主要是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善战者不言战”，我们要开拓思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兵伐谋”嘛。中国有的是好办法，不要手中拿着一手好牌，给玩砸了。一方面叫你老老实实别乱来，用各种法儿收拾捣蛋的，叫你发不了财；另一方面还能牢牢保持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住。我们军人真正最知道打别人的疼处在哪里，最知道怎么才能打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效益。

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几千万人献出了生命，仅抗日战争，我国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而28年革命中，共产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就牺牲了370万人，这才打下了江山！今天想来，是多么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2020年，是180年，我们把每六年算一分钟，整个30分钟，就比作长跑吧。在前18分钟是越跑越慢，自己摔伤不说，旁边还有人左一拳、右一拳地踢打你。我们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到1949年终于站起来了。开始追上来了，中间又有三分钟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和调整徘徊时期等，自己摔倒了，怪不了别人，我们在探索中摔了跤，遍体鳞伤，爬起来再追。最近30多年，我们加快速度追了六分钟，咬着牙、忍着疼，已追到第二位了。现在我们跑到第29分钟，就最后一分钟了！这六到八年，我们就能赶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百年期盼！同志们，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终于跑到最后一分钟、要争回第一名了！什么叫战略机遇期？这就叫战略机遇期。现在全民第一大要求还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这个目标眼瞅着还有一分钟就跑到了，咬紧牙关也要跑下来。现在没人打得了你，除了我们内部不争气。我就不相信，现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靴敢踏上中国的大陆！但旁边有人遏制你，捣乱的、骂娘的，下绊子的、泼脏水的，总之想方设法不让中国顺利发展。所以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慎战者才能战，绝非怯战；善战者必然慎战，绝不好战！“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武”字拆开来，就是“止戈”，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

刘源对中国古代战理兵法烂熟于胸。同时他也一语中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富裕的国家就可能成被宰割的肥羊。”

五、中美打不起来，中美关系淡如水，才能信步闲庭

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多人最热移民的国家，“50万美元投资移民可获绿卡”、“50万加币投资可获加绿卡”。我的加美之行，看到祼官、祼商、祼知都去了，温哥华的列治文区一切产业都是华人办的，班佛的景点却像是中国的，前后左右的人都口操汉语，偶尔来个外宾。没想到，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景点，境遇也是如此这般。愿意去、有实力的中国人1000万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2010年11.4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官、产、学、媒、艺的富人都往美欧跑，说明中国富人预期不好，说明美国还有一个最大优势，人才掐尖，这是中国

短期内追不上的，博士生留美比例接近90％。美国的军费一年7000亿美元，140万军人，每个美国大兵一年花50万美元，其中有三万外国的“绿卡战士”，他们在战场的阵亡率比美国人高一倍，仍趋之若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钱不是财富。”我们说美国人“有钱”，是有货。美国一年的商品零售4.1万亿美元，中国才1.8万亿美元，人均是中国人的十倍，就算购买力标准，至少人均是中国的五倍。美国的实体经济现在只有17％，工、农、建筑业总产值不到2.8万亿美元，却每年要进口1.3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要造三万亿美元的商品，但出口就占一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欧人从出生到坟墓都少不了中国产品，有人吐槽：“我出口十集装箱掸子，十集装箱千斤顶，美国人掸子用一次扔，换完轮胎千斤顶扔到路边，美国人平均寿命78岁，三分之一生活靠我们这样的国家给他供养，打工。”

从1979年到现在，35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按购买力折算，美国人从全世界赊来25万亿美元的商品。美国第四次量化宽松，国债、银行债、企业债、居民债86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是一正常国家，早就破产了，不破产就是因为它在全球收“铸币税”。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从全世界收税，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王莽的铜钱，12铢重量当50铢用，比起美丽尖，王莽泉下有知一定觉得自己太厚道了。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自己却没有通胀。美国喜欢鼓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占65％，这才是全世界占便宜的原因。美国鼓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的汉学家总要破中国历史之长，破中国边疆之大，除核心区，四大边疆都不是中国。美国把黑人培养成总统、国务卿，个个成为爱国者导弹。只有美国人，没有民族。马步芳说回回就是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我们却人为制造少数民族，还给人家造字。这点上我们最应该和美国接轨！

美国希望全世界都是小国，小到一国只能做一个产业，大家都离不开贸易，离不开美元结算。里根奉行“供给学派”，把基准贷款利率提高到20％，国债利率提高到15.8％，企业没有两位数的纯利就亏损关门，赶走实体经济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外向型，攒的美元，没什么能买到，只能买美国国债、企业债、银行债，1.6万亿美元给美国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40％！对美国，我们吃亏是福，印钱比造东西赚钱容易，实际上加速了美国空心化，美国的工业占GDP只有17％了，奥巴马要重振工业，可能吗？王湘穗说得好，认清币缘政治，中国方能不败。虽然刚刚落幕的G20会议力图为美日将引发“汇率战”的说法灭火，但人们在习惯用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国际局势之外，将从此越来越发现币缘政治的作用。所谓币缘，是指国家之间包括其

他全球行为体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围绕货币权力的博弈行为就是币缘政治，与地理因素相比，金融与资本对人们生活、社会治理乃至国际政治干预要更加直接和有力。在资本之手摆布全球的今天，币缘政治视角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币缘政治虽不能涵盖一切，却是认识一切的关键。

美欧博弈：币缘政治基本格局。

如果以币缘政治视角鸟瞰全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美元绿为基色调的美元币缘圈，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65％左右的份额，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以橘红色的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它大致占世界经济的25％，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这两大币缘圈形成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冷战的另一个结果。美国自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就不断利用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引起欧洲各种方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活跃。欧洲最终在政治上组建欧盟，在货币体系上推出欧元，完成了与美国从“分庭抗礼”到“分灶吃饭”、“各算各账”的分家过程。

在两个币缘圈内部，各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顶端是资本国家，有大量金融机构和活跃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赢利方式；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等实业，靠向其他国家提供制成品为生；而底部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而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的利益争夺，占据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美欧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家集团争夺的核心是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争夺集中体现在如何向对方转嫁危机。由于全球货币利益争夺具有“零和博弈”特征，你之所失，即我之所得，欧美之间虽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谁也不会轻易服输、俯首称臣。

美国是亚太“币缘”高手。在传统跨大西洋同盟解体的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太平洋地区也不平静。过去十年，美国沉溺于“反恐战争”，东亚地区则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正在逐步形成涵盖20亿人口、1.2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据统计，亚太目前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其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且贸易、外汇储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对每天都需要数十亿净储蓄流入的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不过，东亚合作带的出现，也让美国担心会像在欧洲那样被亚太边缘化：倘若让东亚合作带继续发展下去，东亚国家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脱美元化”的趋势将继续强化，那么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将大幅降低。这对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不啻是灭顶之灾。

然而，美国的实业生产已进入衰退周期，无法用产业经济链条拉动亚太，只能用军事力量及软实力、巧实力创造出的“安全议题”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美国亚洲战略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保持可控的紧张，既延缓东亚一体化进程，又要延续太平洋“美元湖”稳定。于是我们看到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像一个个楔子，精准打入中日韩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与争端。

我们无法知道2010年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东亚地区争端不断，美国成了抢手的“隔岸平衡者”，而亚洲国家不仅没有去质疑本该受谴责的美联储QE计划，还在竞相购买大量经过“兑水”的美元债券以向美国示好。币缘冲突正在激化。

与历史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这激化了全球范围的币缘政治冲突。以美国推出QE计划为标志，世界主要央行竞相采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于2012年9月启动“无限量收购重债国债务”计划；美联储提出QE4，计划每年推出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日本央行最近也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世界储备货币国家创造的大量货币中将有超过90％流向世界货币市场，从而带来全球通胀的压力；大量热钱入新兴市场国家，使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国家财富被稀释。这种行为被巴西财长直呼为“货币战争”。

发达国家若继续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世界性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其后果将摧毁经济复苏的嫩芽，再诱发大规模失业。各种因素在失去轨道的过山车上交替运行，完全有可能导致目前的全球体系翻车、解体。届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为了自救，将被迫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抛弃丧失信用的美元、欧元体系，实行实物与资源的交换，世界将重回实物经济、国别经济的道路。对于币缘冲突的前景，美国已高度重视。2009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举办过一次金融战争演习，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演习过程显示，对涉42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大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演习获得的启示是，如果美元完全坍塌，美国还有大量黄金储备可以依靠，但在事情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五角大楼将被要求以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做到的方式来恢复秩序。时任美国防长盖茨在听取演习简报后说，这是一次令人眼界大开的经历。

根据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每隔百年都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体系从“实业春天”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秋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这意味着，向新体系周期的更迭已然开始：此次危机不仅会调整各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还将确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币缘政治冲突将日趋激化，认清这一趋势，是中国顺利渡过“危机之冬”，开启下一个“实业春天”的必要条件。币缘政治，币缘战争，枪杆子里面出美元，美国最普世的价值是基督教，另外就是玩钱、耍弹，找啊找啊，找敌人。家门口连古巴都收拾不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十多年，花了几万亿美元，玩到要撤军了，塔利班又占了70％的国土。伊拉克，血淋淋，天天爆炸，成了恐怖组织天下乐土。而中国从招商引资开进入WTO，中国人走向世界，8000万华人在国外五大洲。利比亚撒侨3.6万人，180亿美元项目搁置，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不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但要改革其不合理。向西，上合；向东，东南亚，东盟10＋3；向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帮助斯消灭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忽如一夜春风来，喇叭口倒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投资国之一，但我走出去与人共处，最缺的是多方共赢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优点是突破规则，缺点是太不讲规则，走出去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985年，美国把可以说“不”的日本拽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逼迫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人明知是美国人的阴谋，一个由美国驻军的附庸国，没资格谈论独立金融政策，而且，日本、德国这种本土贫资源国，资源供给线几乎完全依赖美海军保护，通过美元收过路费，谁敢说不？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表面是科威特用兵，实际上是萨达姆宣布改用欧元结算石油，哪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吊死了萨达姆，伊拉克成为天天爆炸之国。

全世界看到最大希望是越战，中国的导弹打下了美国上千架飞机，毛泽东不许美国跨过17度线，美国灰头土脸的输掉越战，海湾国家趁机宣布石油国产化，建立统一组织，美元贬值70％，尼克松只能访华。中国不和帝国主义共享未来。一个错误让西班牙变成帝国。1497年达？伽马到了印度，哥伦布走错了到了美洲，却发了大财。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运回了875吨黄金，4.5万吨白银，明清两代500年，中国出口顺差超九亿两银子，史称“康乾盛世”而西班牙1557年王室。破产—“无敌舰队”败在英国人手里—钱太多无东西，就通货膨胀。19世纪是英国世纪，1270平方公里，4.31亿人口，人口、国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成功的工业革命，工业的50％当时在英国。

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破产之前看上去很美。1800年世界十亿人，六亿人养英国1500万人，50比1。美国现在三亿人，世界70亿人，20人养一个美国人，苏联解体，美国独大，才20多年，美国就在走下坡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一定停滞和衰退。希拉里下台前留下两句话，现在中国有三亿人过美国的日子，这个地球已不堪负重，遑论13亿人！另外一句，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将中国纳入秩序。世界装不下中国吗？中国60％的石油要进口，每年的石油消耗是新探明储量的四倍。美国7％的人从事工业，3％的人从事农业，剩下的人干第三产业。裂压技术和核聚变还看不到出路，这个世界每年创造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拿来研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灭绝、食品安全的钱太少了，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一年才出几十亿。帝国主义体系是造孽体系，短视体系。中国走帝国主义之路必是死胡同！40年前邓小平的演讲仍发人深思：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到了冷战中后期，工业配件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种，美苏四亿人很难再向更复杂工业社会发展，工业人口规模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硬道理，硬指标。冷战使苏联将自己的工业人口集中到军工、重工，解体前，美国工业雇用3000万人，苏联7000万产业工人。但苏联仍缺少消费品、服务业的工人！每个家庭主妇花几小时排队买面包、蔬菜。苏联跨欧亚的大陆国家，美国处在最外线，周边无强国，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护城河，围剿亚洲和欧洲，外线作战从来占便宜，苏美—陆海各占优势，掌握海洋的一方有天生的优势，海运成本最便宜。越战美国出兵42万人，逼同盟国出十万人，花费2500亿美元，今天就是五万亿美元。美国死五万多人，伤30多万人。越战是工业化支撑的现代化战争，胜利的背后是中苏几亿的工业人口。苏联总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叛离中国，亏掉了几亿工业人口，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苏联丢失了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拿下阿富汗，饮马印度洋，利用七亿印度人口，1979年出兵占领阿富汗，它失败了，没搭上印度的快车，这是苏联解体的又一原因。美国体系的总人口大大超苏联。历史从未终结。美国能够连续两次发动工业革命，但它能引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吗？20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文明冲突”，美国的国家代码库，美军用掉了3000万代码，美国虽突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瓶颈，自己却吃不下工业链体系。一个苹果与富士康在郑州建厂，一个厂要招30万工人，而美国的一切，中国都能很快地山寨出来。F-22飞机太贵，美国生产F-35飞机，1900万行源代码，除了外包给中国，它不会干，但自己干费用已超F-22，许多购买国都亏了。傲人的航天飞机彻底放弃了，哈勃望远镜将在2013年失控。中国将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已具备，我们有几亿工业人口，2.5亿农民工，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用领先的军用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指领，引领军工技术占领工业制高点，军工技术永远是民用技术的先驱。

中国已经与28个国家签订货币互用协定。中国是实体经济种类最完整的国家。中国笃定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信帝国主义逻辑。什么时候能建起人民币湖，世界格局就根本改变了。

帝国主义逻辑：羊在下游喝水，狼在上游撒尿，狼对羊说，你弄脏了我的水。喝狼尿，被狼吃永远是羊的命。帝国主义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不恨大鱼，只恨小鱼。中国不是羊，不是虾米，它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周旋，中美关系之交淡如水，才有中国信步闲庭的可能。

六、用新时期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亚非拉输出现代化与工业化

中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并不富，多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之下，无庸置疑，只能走出去解决。绕开投机赌博的美元、欧元，绕开欺行霸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直签货币互换行不行？现在签合同的有28国。中国现在就应该设想改革世界秩序，构建自己的战略思维。埃及八千万人口活在4％的国土，非沙漠三角洲和尼罗河沿线。埃、突、利、叙都是失业率达40％，说中国工业化抢了非洲兄弟的饭碗，当然不对。但是，当年非洲穷哥们将中国抬进常务理事国，我们对亚非拉不能去了就是采煤挖矿找油。中国产能过剩，帮非洲人把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发展起来，这是双赢！中国现在进口的农产品就相当于七亿亩耕地。中国要改变发展方式，将出口工业品转变成出口工业化的梯度转移，这也帮助我们自己产业升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李克强总理访巴基斯坦，“枭龙”战机全程护航，总统、总理共同迎接。中巴全方位合作和全天候的友谊，中巴真正的铁哥们。但巴有两55亿人口，中国在巴基斯坦只有1.5万华人。巴35岁以下的人口超一半，中国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但中巴2012年的贸易只有124亿美元。中国所有的过剩，对巴来说都是短缺，双方太互补了。中国帮巴基斯坦现代化、工业化，共同打击“东伊运”恐怖分子，开拓巴方市场，再也不能踟蹰不前。

越战结束，越南中俄援助的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自己没有学会生产。只能逝者如斯，变成一堆废铁。100年来，后发型大国只有中国变成工业强国，搞工业化当然很难，但只有中国有将沿海工业向内陆扩散。腾笼换鸟，沿海产业升级的经验。从资源调查、规划设计、设备装配、派出专家、技工培训，都要精心设计。这些缺乏工业传统的国家，你就是送去完整的生产线，很快也会被糟蹋成一堆废铁。这是一个加速运转过程，中国仿米格-21战机，1966年造出第一架歼-7，最终停产已是2006年。但此后加速，不足五年中

国已能生产四代隐形战机。这一过程重新打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要几十年。只有中国人最懂，帮人就是帮自己。中国向亚非拉输出现代化、工业化，同时输出工业化时代才能全面进行的地质勘探能力，像在苏丹达尔富尔一样完成陆相生油。英在苏丹十几年，美、他们海相生油技术领先，但陆相生油技不如中国。他们悻悻而去，我们款款而来，一来就出油了。西方国家不给非洲建造炼油设施，比如尼利亚，本身是产油国，但是成品油还要进口。中国不一样，中国给苏丹造炼油厂，引进一整套的石油产业，从勘探、开采、运输、储备到冶炼。于是美英就将苏丹分裂成南北两个苏丹。

中国为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工业化的几十年过程就是为自己开发超级科技，提供廉价能源的过程。也是国内产业升级，改变生产方式的过程！

不谋全球者不足谋一国，不谋全球地缘者，不足谋世界。现在全世界一半的海上运力都在为中国几十亿吨的货物吞吐，如何保证在美国截断海运的情况下运输物资，中国已准备以陆治海，根本原理，欧亚非大陆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更高形态的文明最终还要回归这里，江山代代强国出，各领风骚百十年。

中国运到欧美日的商品，只出不进，多数回来的是空集装箱。美欧越来越不愿意卖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收入的多是外汇。一方面给金融帝国交保护费，一方面强制结汇后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国借给美国1.6万亿美元的国债和其他债，三四万亿的美元纸币，不花掉，不用十年也能变成废纸。1870-1910年美国共修了40万公里铁路。有了穿越欧洲大铁路线。中国从东北到南非两万公里，生产能力百倍当年美国的中国，完成这一工程，如臂使指，不在话下。

目前，绕过东南亚半岛的中老、中缅铁路，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从喀什直接向西，通往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乌吉中铁都在行动之中。在中巴铁路的规划中，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几十年的全天候的朋友，瓜达尔港到中国有沿铁路建设的输油管，可以让中国和伊朗及波斯湾诸国进行陆地石油交易。慢慢来别着急，通里海，穿老挝、缅甸、巴基斯坦、伊朗，直通好望角，中国铁路网，从东北亚到开普敦都会有的，中国的大秦线，每年将四亿吨煤从山西运到秦皇岛，650公里的铁路，运力恰好是印度6.3万公里铁路运力的一半。

中国从近到远，从易到难，早晚会将大西南流往印度、东南亚的藏水八千亿立方调二千亿立方进黄河，造四条黄河，重造一个中国！

習近平不滿胡喬木的兒子在網上曬照片

《明鏡月刊》記者 劉輝，蕭憲聰

　　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在網上曬了一張習近平2006年從浙江回到北京，在浙江大廈請客的照片。照片可謂陣容強大：

　　最前排左起：馬曉梅（馬文瑞之女）、馬曉力（馬曉梅的姐姐），楊李（楊尚昆之女）、姚明珊（姚依林之女、王岐山之妻）、陳元、宋彬彬（宋任窮之女），彭麗媛、王某、胡木英（胡喬木之女，胡石英的姐姐）；

　　二排左起：劉曉江（胡耀邦女婿）、王岐山、習近平、胡石英、張木生、傅楊；

　　第三排左起：劉源、薄熙成、某某（已死）、秦曉、孔丹。

　　知情者稱，照片中的男的都是北京四中畢業的。當年在這個學校上學的很多權貴子弟，都是經歷過文革的紅小兵和紅衛兵，當年天不怕地不怕，混勁十足，現在也是鋒芒畢露。某位響噹噹的人物成年後在酒桌上和秦曉大打出手，斥駡秦曉講普世價值。

　　有政治觀察家認爲胡石英曬這張照片的目的是為了讓習近平對薄熙來手下留情。

　　知名獨立記者高瑜就質疑，胡石英發這張舊照，是不是要喚起“髮小”們“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兄弟之情？

　　儘管從學習小組時“毛主席”的政治含義就已經開始退色，一批“太子黨”至今仍在努力讓毛澤東在中國政治中有一席之地。當然政治觀察家們也懷疑，是否所有紅二代都對毛澤東有同樣的感情，特別是那些掌權的、如今身居高位的紅二代會有同感。

　　習近平對毛澤東有何真感情先撇開不說，但他對熱捧毛澤東的胡石英曬自己照片的舉動非常不滿。

　　
　　胡石英曬的這張照片譲習近平非常不滿。

　　知情者説，在《炎黃春秋》雜誌社2013年春節聯誼會上，一位“太子黨”對胡石英在網上曬習近平宴請舊照進行譴責並翻出當年胡石英詐騙被抓的舊賬，稱胡石英至今惡習不改，專門拉大旗做虎皮，僅頭銜腦袋上就頂了20多個。

　　“習近平也對他曬照片的舉動十分惱怒，”這位“太子黨”說。

　　指望習近平為自己“平反”？

　　知情者説，當年，胡耀邦秉公支持有關部門對胡石英的調查，因而觸犯了一些元老，並導致他們對胡耀邦的不滿，也間接影響到後來胡耀邦的辭職。

　　故事發生在1985年前後，當時中央領導人們的子女，大都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父輩或家族的政治影響力，迅速響應並身體力行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其中胡石英仗著自己老爸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掌握新聞出版界的生殺大權，打著辦雜誌的晃子瘋狂斂財。

　　1985年，其涉嫌犯法後，案件請示報告送到了胡耀邦案頭。報告寫到，因辦案人員不能進入首長駐地，無法調查取證，以致案件被長期擱置。報告請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與案件有關的線索，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偵查工作。

　　當時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及萬里等人，沒有一個敢在這份報告上落筆批示。胡耀邦獨自批道：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

　　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後，有關部門開始行動。考慮到胡喬木的身體狀況和承受能力，為了避免因突然情況而引發意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安排辦案人員，趁其到書記處開會時，前往其家進行搜查取證。

　　當天，辦案人員從當事人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公安人員還帶走了胡石英。

　　事隔一天，政治局開會，胡喬木提前來到會場，大發脾氣，厲聲質問：“為什麼抄我的家？為什麼逮捕我的兒子？”胡耀邦解釋：“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結論出來了再說吧。”

　　繼而，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後才決定逮捕法辦，不過只被判刑一年半，隨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獄——滿打滿算就蹲了兩個多月的拘留所。

　　按照萬里當時的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說法，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們對胡耀邦的政治圍剿，還不至於發展到逼迫鄧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開的地步，特別 是當時的陳雲，雖然從來就沒有對胡耀邦真正信任過，但無論是在華國鋒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陳雲開始都是不贊成採取非常手段的。

　　被抄家後，胡喬木曾分別和陳雲和鄧小平哭訴，自己這位堂堂政治局委員的生命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鄧、陳兩人雖然沒有當面表態要為胡喬木“討回公道”， 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覺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別是自己家裡已經遊走於政商之間從而迅速致富的子女們的安全，開始受到潛在的威脅，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據下面的舉 報，下令抄了胡喬木的家，明天就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這位曾經在萬里身邊工作的人士，形容當時的中共黨內老人一度鶴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他警告自己身邊人士和子女們：他胡耀邦這個 人，六親不認不說，還天不怕地不怕，你們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沒有辦法。日後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謂黨內生活會上，薄一波給胡耀邦羅列的罪狀之一，就是 他在擔任總書記這幾年，搞得黨內高層人人自危，極大地破壞了黨內安定團結的局面。

　　六四前，這位知情者也聽到過從“陳雲同志處”傳出的消息，說陳雲在胡喬木狀告胡耀邦之後，雖然當面沒有做任何表態，但日後卻當著幾個中顧委副主任和秘 書長、副秘書長的面，評論過胡耀邦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大意是他們兩人原來的矛盾，並沒有超出正常的黨內生活範疇，觀點不同罷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員的 家，讓北京市的公安幹警進入中南海搞什麼“執行公務”，矛盾的性質就變了。喬木同志的兒子犯了國法，正確的作法應該是通過黨內正常渠道，先找喬木本人談 話，那怕是讓他在黨內就教子無方作檢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進到中南海，抄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家，這是來者不善。

　　至於當時鄧小平在胡喬木被抄家的問題上曾經做何表示，這位知情者表示從未聽說。但當時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獄後，他身邊的嘍囉們曾經對外放風說，石英在“四人幫”當政時，是冒著掉腦袋的風險給小平同志送過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是不？(《明鏡月刊》38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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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网首发：习近平当政标志着中国法西斯的崛起

相关报道：泛华网第三位置主义系列
 
首先必须声明，我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根据维基百科，法西斯主义是一種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通常結合了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形式的社會主義、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法西斯主義可以視為是極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反對个人主义。按照韦伯字典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把国家和民族置上，集体大于个人，政府集权，由独裁者领导。同时压制反对力量，实施严格规则化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美国学者帕克斯顿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基于族群没落、屈辱、悲情的政治行为，这一政治行为企图通过对统一、力量、纯粹的崇拜求得对悲情的补偿。这一政治行为由一个建立于大众基础上的政党和一批民族主义份子执行，并同传统精英合作，放弃自由民主，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下进行对内清洗和对外扩张。从这些定义来看，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主义，没什么特别不好的；从国家、民族和政府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未必差过其他的理念。

如果有人不喜欢法西斯这个词，我们可以用第三位置主义代替。第三位置主义（Third Positionism）是一种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已经超越了“左”和“右”，意识形态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极。简单扼要地说，第三位置主义就是新法西斯主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位置主义表现，其特点是社会组织形式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各生产资源的绝对控制，以国家主义的手段控制国内的要害经济部门和大量的企业，但同时允许私人资产和私有经济的存在以弥补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僵化。

当然，中国第三位置主义还有一个称呼，就是刘源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原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澤東認為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必須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這一過渡性的階段。它的特定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事实上，坦率地说，这个词与民主或民主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新民主主义在文革开始后就中断了。作为党史专家的刘源上将认为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可以重新启用新民主主义并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刘源为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作的序“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被学者王康称其为中国法西斯宣言：“刘源那篇序，就是法西斯宣言，歌颂国家、鼓吹战争、征服、军人、流血、死亡。”2007年，刘源还为张木生的另一本书《超越左右说实话》作序，文中赞扬张木生的理论“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在这篇文章中，刘源提出“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其实，从张木生的书名《超越左右说实话》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第三位置主义。新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两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由于这种危机感，近年中共红二代相当活跃，纷纷亮相提出各种保江山救江山的理论和策略。

在讨论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或准法西斯国家时，常常出现一种观点，那就是法西斯只有希特勒一个模式。事实上，法西斯并不一定就是希特勒一个模式，或者说完全要按照纳粹党的一切去做。墨索里尼式，佛朗哥式，东条英机式等等，都可以中国化，跟马列的毛化一样。法西斯的根本特點是國家至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制统治的专政形式和政治思潮。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轴心国战败，但它的國家主義和對外擴張特点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一定的地理环境。首先要有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以及支持其思想的追随者，其次需要有一个地理环境上相对封闭的地区使其生长前期不受外界干扰，同时，这个地区必须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庞大、中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地区，当地民众对政府的种种失误严重不满，仇官仇富的情绪达到极限。

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包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远比共产主义在经济模式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上有包容性。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理论里显得很别扭，例如恩格斯的“工人没有祖国”和斯大林叫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武装保卫苏联”。但是在法西斯主义里可以完美发育提升。在一定的国际和平条件下，还可以融入国际自由经济贸易体系。这不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制度的适应性延展灵活性，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容性。就象美国南方的庄园奴隶制可以长期包容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且融入欧美国际体系一样，德意西班牙的法西斯制度是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里生长发展壮大的。法西斯甚至比那些民主国家更加能够灵活地跟共产主义的苏联打交道，甚至能够签订秘密的互惠协定，进行战略协调。

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利用其威权主义的统治控制劳动力，使得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这种局面会使得中国在面对民主国家时，具有强大优势，正如当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一样。现在的中国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具有此种优势的国家。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写《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一文，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近年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事实上，就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分布以及国际关系，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完整的条件。这些因素包括：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造成两极分化的权贵资本主义、专制的政权和民族主义情绪。

让我们回顾一下即将继位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历史。习近平当然是最重要的人物。但习近平过于韬光养晦，到现在为止只透露出有限的“习近平路线”方针。到目前为止，尚不成熟的习近平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權為民所賦”。而这个“民”，并不是代表拥有选票个体的民，而是与毛泽东刘源的“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一样，代表着整个民族和整个民众，也就是法西斯主义中的“集体”。这一点希望自作多情的民主人士们不要会错了意。

比较能说明习近平真实想法的是2009年他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讲话，当然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视点，同时也说明习近平不屑了解外国人的视角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习近平并不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精要。这对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来讲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习近平拥有这样的视角是不可能推行西方宪政制度的。外界对习近平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习将进行司法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但如何改呢？往哪个方向改呢？

习近平路线我们可能搞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搞清楚习近平的艺术品味。对于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来讲，习近平的艺术品味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娶了彭丽媛。他娶彭丽媛也意味着他欣赏彭丽媛汤灿等代表的社会主义艺术歌曲，也称为社会主义文艺歌曲。社会主义文艺歌曲不是民歌，也不同于西方的艺术歌曲。民歌是指代民族歌曲和民间歌曲，比如郭兰英唱的就是民歌。现在的文艺歌曲，无论是配器发音风格都与民歌没什么关系。习近平娶彭丽媛，说明他是一个骨子里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人。这个结论可能看上去不着边际，但其实有着人类学和符号学上深层的关联，就好比共产主义必然以红五星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希特勒必然喜好瓦格纳的歌剧一样，有其必然性。

让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思想成熟的轨迹。80年代初，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请来四个太子党作为通讯研究员，给手下精英作报告，这四个人是刘源、习近平、薄熙来、和万里的一个儿子。别的太子党，都争相出国搞洋插队，他们四个下基层当了农村干部。四个人走的路是一样的，这条路，按刘源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当年，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太子党们，以刘源最杰出。

事实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中国第三位置主义的“黄埔军校”，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杜润生则是“校长”了。杜润生在方法论上非常有一套：他研究问题多“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这套方法论，撇开了主义之争，以实用主义为评判标准。表面看，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但当时中国正在努力摆脱旧思维的约束，可以不顾主义只顾结果，实为了不起的地方。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看似混乱，但有着内在调和力的现状，正是在校长杜润生的方法论和邓小平的猫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像当年马克思主义一样纯粹起源于理论，而是在实践中渐渐地与第三位置主义思潮走到一起。

其实，毛泽东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有矛盾的。但杜润生将新民主主义实用化了。在今天刘源和张木生眼里，杜润生才是新新民主主义的始创者和权威。当然，现在我们只知道刘源和张木生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确为新民主主义巩固了一大批政界学界精英，包括刘源、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张木生、陈锡文、王小强、翁永曦、周其仁等。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但杜润生的“黄埔学员”们也因此一个个走向政府和军队方方面面。

再看一下在这些人中的薄熙来。与刘源理论一套套不同，薄熙来是个实干的人。薄熙来自甫入政坛，即被视为太子党投身仕途的代表人物。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及个人禀赋，就极赋抱负，薄的仕途一直多姿多彩，为政有声有色。从大连市到辽宁省再到商务部，薄的言行往往构成亮丽风景，引人瞩目。作为从小立志从政者，薄熙来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达到高位，而期望能在富民强国方面有一番建树作为。中国政坛是最能锻炼人的熔炉，只要有心，能够坚持住，其身心锻炼是外间难以想象的。经过多年磨历，薄熙来已渐成气象；比之辽宁省，商务部也是更适合他的舞台。薄熙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反应敏捷，刚柔兼具，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周到，有理有力有节，并且可以用英文直接作答，堪称同类采访中的典范；其风范绝对不是中国其他政治家可以比拟的。

薄熙来上任初期，重庆是个“大农村”，农村人口和面积所占比例之大举国无双；改革开放前夕建立的国营企业体系和军工企业体系日益衰败，公务人员腐败问题严重，外来投资匮乏，民营经济弱小，再加上三峡水库建设所产生的移民问题，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使重庆在人才流动、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方面都处于劣势。1997年直辖后，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重庆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步伐更大，相比之下，重庆反而出现了“倒退”。“相对论”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种错觉使当地民众对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方面的作为极为不满。这使民众极度盼望出现一个“青天”来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而底层人士也急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样，2007年，在直辖十周年之际，重庆终于迎来了薄熙来。

薄熙来到重庆后，将不合法的具垄断规模的民企打垮，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微小企业”。搞法西斯主义，单单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能够贯彻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团队。于是，薄熙来从辽宁大本营调来了“希姆莱”王立军。王立军利用手中的“枪杆子”，震慑一切企图与之对抗的反对者，并“全票当选副市长”。重庆的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哪个还敢投反对票？薄熙来的成功，在于他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敢于反对他的人，将他们逮捕入狱，并非常有手段地通过李庄案而打垮整个中国律师队伍。至今为止，在重庆当地，任何批评“重庆模式”的言论仍然随时可能被删除和追查。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在重庆出现，如果没有中央个别领导人的鼎力支持，没有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薄熙来是不会如此成功的。

薄熙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有能力解决，尽管今天从司法公正、人权和政府预算方面来看有很多缺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其能力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薄熙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强有力的，是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所以能够得到党内党外的唿应。他的办法对改变社会治安和城市面貌有非常大的效果，大连重庆因此变得非常漂亮，社会治安也变回到毛时代，「五大重庆」施政。所以大连重庆人民说他好的多，怀念他的多。

薄熙来与刘源结盟有家族渊源。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刘少奇亲信，两家人关系相当密切，薄一波生前视刘源为世侄，对他相当照顾。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人缘并不太好，但与刘源则是哥们；薄熙来在家排行老二，刘源称他「二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刘源到访重庆六、七次。

尽管父辈政见不同，但相仿的年龄和共同的背景使得习近平与薄熙来走到了一起。王康所在的重庆圈子里的一个说法，就像威廉二世和俾斯麦，或是詹姆斯二世和克伦威尔，重庆一直在说习薄是最好的二人配。一个是象徵意义上的道德光环，有乃父习仲勛的正资产，为人比较憨厚、比较笃实、比较可靠；另一个是非常有才华，锋芒毕露，敢作敢为。两者衹要互相支橕，搞成一个体制，是十八大最理想班子，共产党的江山就在这个二人配里边，得到最好的一种安排。现在，薄熙来倒台了，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作为新民主主义发言人的张木生，主张毛刘四十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2011年张木生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版，刘源写序。4月24日，刘源率已故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少将、扬言不惜牺牲半个中国向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将军朱成虎、宣扬《超限战》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等几位将军，几位大校，高调出席该书的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

张木生勇敢地公开指责胡温当局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木生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成功模式，被新民主主义者视为重树共产党合法性，保住共产党江山的可行的成功实践。为宣扬刘源新民主主义，张木生为薄熙来推销重庆模式，为重庆卫视拍片当顾问，去演讲了一次。他还与薄熙来另一重要助手重庆市长黄奇帆细谈过两次，为重庆出谋划策。2011年12月23日，张木生在学术界组织召开了一场题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讨论会，请来左中右学者为重庆模式背书，肯定重庆模式的成功。这些人包括杨帆、萧功秦、陈子明、黄纪苏、李盛平等。张木生为重庆模式定音说：「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初始状况」。

除了这些明确表现出新民主主义观点的人外，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普遍被认为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这些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体制内的潘岳与刘亚洲，体制外的陈子明。

潘岳思想深受西方影响，他本人也立志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但他能够将西方理念与中国国情有机融合。从其思想作品看，他确实是太子党乃至整个中共体制内右翼思想的一面旗帜，党内无人能出其右。潘岳先理论后实践。在任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期间，有着理想主义的抱负冲动，潘岳履任不久，即在全中国刮起了一场高频度的环保旋风、绿色风暴，呼应了新一届执政者的“科学发展观”。类似的“旋风”、“风暴”，并非始自潘岳，更非绝无仅有，相反，国人对此早屡见不鲜。潘岳的独特之处在于，别人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却雷厉风行“真抓实干”。其他人假干是因为真干等于傻干，个人得不偿失；潘岳真干是因为受理想主义的热情驱使，既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现状，更不愿意受困于官场潜规则。但是，翻看一下潘岳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潘岳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脑的法西斯主义者。

1989年12月潘岳到《中国青年报》做副总编辑之后，曾支持《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五不搞是指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在中国的军队里，刘亚洲是个异数。刘亚洲并没有为求速迁而在传统仕途上循规蹈矩、埋首疾行，反之他在中国最保守封闭的军界表现得飞扬跳脱、我行我素，为官场、军界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据说他下军营必与士兵同吃同住，比之军方某些高官下去视察连饮用水都要专机携带，不可同日而语！劉亞洲是自1990年以來第一個公開放言政改、推崇西方政治、且沒有因此遭受打壓的現役高官。刘的大胆放言、对政治的公开关注、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的公开推崇，更令听者瞠乎其后。人们诧异于刘亚洲身居向不言政的军界高层却能畅言政治，并且言涉政改，大胆犯禁。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共第四代上任伊始，无力约束军方--这当然只是无稽之谈，纵然第四代无力约束，第三代仍然健在，难道不能代行约束嘛？难道一定要起二代于地下，才约束得了区区一个刘亚洲？毫无疑问，刘亚洲能够打破传统禁忌公开言政，这一现象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玄机。奥妙是什么？

事实上，刘亚洲是我党对外界的一种试探。事实上，刘亚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谈及军队时，刘亚洲强调，一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刘亚洲将64平暴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国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刘亚洲对在64平暴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政治改革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梦。

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独立自我思考了。也意味着对军队内部对这一独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独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呼求，是胡温当政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中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给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陈子明是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积极参加了七八十年代的多次民主运动，包括两次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运动，曾担任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也曾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但是，这个老牌民运分子却非常肯定重庆模式。陈子明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实际上是有表有里，表里并不一定是一致的。重庆模式作为一种宣传性的包装，最著名的就是“唱红打黑”，这是自由派普遍反对的。但是，重庆领导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你自由派反对的效果。另一方面，陈子明认为作为地方自主性的重庆模式可以弥补中央模式的不足。他说：“92南巡以后定型了邓小平的这套改革思路，从而也就形成了眼下这种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局势。”“重庆模式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助于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有助于打破中央政府无所事事的维稳僵局（这实际上就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特征），有助于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和政策创新，有助于形成地方自治的未来宪政格局。”陈子明还说：“重庆在市场化上一点也不含糊，在招商引资方面，过去老左派说招商引资怎么出卖国家利益，薄熙来做起来也是毫不含糊。”必须承认，重庆模式与宪政浑不相干，甚至背道相驰。陈子明从宪政视角出发对重庆模式作出肯定，那是他瞎了眼。但他的肯定，正说明了法西斯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左中右广泛的支持。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政府中其他主要角色。王岐山也是中国第三位置主义的“黄埔学员”。1982年，王岐山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其后的六年里，王岐山一直都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的角色；历任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王岐山被称为中共的救火队员，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王岐山工作经历复杂，拥有多方面的工作能力，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并被认为是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最能体现王岐山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件事是北京“纸包子”事件，当时王岐山是北京市市长。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节目。因为奥运的原因，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王岐山批示：“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结果一查，这果然是一例假新闻。7月18日，政府宣布該報導是北京電視台記者為了提高收視率而一手炮製的假新聞，並逮捕了該記者訾北佳。这件事不仅结果非常圆满，也体现出了王岐山非凡的处理问题能力。

17大闭幕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王岐山卸任北京市长时，向同事推荐两本书，其中之一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据说王岐山对“盛世中国”说法忧心忡忡，既担心权贵的虚荣与短视，也忧心民众的虚妄与天真。他表示，中国要真正赶上西方，“我们的路子还很漫长”。据香港媒体报导，2012年初夏，他曾向人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令这本19世纪初法国著名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成为二百年后北京高层人士热烈讨论的话题。就书中的“革命产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然后暴政又轮回独裁”一说，王岐山曾警告说，“如此悲剧，因人性的阴暗和弱点，如果不约制，必定重演”。王岐山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从处理“纸包子”事件的手法，我们可以看到王岐山的方法论与法西斯主义方法论如出一辙，那就是，只要目的正当、理想崇高，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在今天中国这个没有信用的社会，面对着虚妄与天真的民众，我们有理由认为王岐山不会推崇法西斯制度吗？

让我们再看一下胡锦涛。尽管十八大卸任后胡锦涛的影响力会大大减弱，但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十年的领导人，他起着思想界承前启后的作用。胡锦涛上台后，爱幻想的人们一直对“胡温新政”寄以厚望，胡温也曾大谈“以人为本”，强调“三民”和普世价值，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等等。但在二○○九年五月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一书，申明仍要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并在实际行动上步步收紧。例如反覆打击维权活动和维权律师；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和新闻管制，收缴、查禁、扣押民间自费出版物；对涉及历史禁区或敏感问题的着作不予审批出版；对集会结社进行干预或封杀；对网络施加过滤、屏蔽、攻击，关停众多知名网站以及超过十万的中小网站，四十多万网警日夜监控网络；打压网民活动空间和自由；社科院研究员、异议人士张树博被单位“清退”；特别是，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审判异议人士刘晓波，科以十一年重刑；在南京对师大副教授郭泉科以十年重刑。於西方圣诞节北南同时对民主异议人士作出严厉审判，向世界民主国家和思想进行挑战。事实上，中国开始走上法西斯道路正是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胡锦涛同志的历史功绩不可遗忘。

爱必支（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编写

来稿，泛华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