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军中的心腹 他先后挡住胡锦涛和刘源进军委

文章来源: 前哨 于 2013-12-06  

日前，有消息曝光，中共上将刘源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军委，是因为受到张万年等江派老军头阻挠。张万年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心腹。此前，中共十六大上，张万年曾听命江泽民、曾庆红发动兵变，阻止胡锦涛出任军委主席。

　　张万年曾阻挠刘源进入军委

 近日，中共上将刘源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军委的内幕被曝光。

 据军中消息人士透露，刘源在十八大未能进入中共中央军委有两大原因，一是他自身的资历问题，他当上总后政委才一年多时间。其二，刘源上任后在军中高调反腐，尤其是他把反腐矛头对准谷俊山的后台后，这让郭伯雄、徐才厚等军头们如坐针毡，使其在十八大晋升中央军委委员遇到反弹，遭到郭、徐还有几位军中老人的强烈反对。

 这位消息人士还披露，2012年3月两会期间，张万年等几位军中元老以及刘源到军方代表团看望参加两会的军方代表，当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但是刘源进来的时候掌声明显不同于对张万年的掌声，大家都拼命鼓掌，甚至还有代表站起来向刘源敬礼。据说，在场的中央军委头头们看到这种情景，脸色都非常难看。

 消息人士最后表示，这些人反对刘源进入中央军委的理由，则是抓住刘、薄之间关系密切， “这就是军队的派系争斗，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军中的政治斗争无时不在。”

　　十六大张万年兵变阻胡锦涛任军委主席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当时政治局委员会、常委会进行了5次讨论，确定江泽民全退的决议，但是江泽民讨价还价，将自己的亲信贾庆林、曾庆红、罗干等塞进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将政治常委人数从7人增加到9人，然后通过“兵变”继续留任军委主席。

2002年11月13日晚上，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要决定14日大会即将通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名单和三个议案的表决形式问题。当时江派担心江留任军委主席逼宫胡锦涛的决议遭政敌的阻击不能顺利实施，故极力反对不记名投票，力导举手表决。

 在取得举手表决之后，张万年突然发难，提出由20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联署的“特别动议”，要求与会者同意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

 之后，李岚清等江派人马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别动议”。会场气氛顿时非常紧张，据说有些人的脸都吓白了。

 随即张万年又逼迫胡锦涛表态。当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等着胡的态度，如果他不同意，凭藉当时胡微弱的权势，就有被江派军人带走软禁的可能。

 胡锦涛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说：“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位同志的提议。”事后据在场的人说，胡当时可能想笑一下来表示他的“高兴”，但那表情比哭还难看。

 张万年1992年在济南军区司令员的任上，被江提拔到中共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93年6月江再授其上将军衔。1997年9月后，张万年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直到2003年下台，张万年一直效命于江泽民。

　　胡习联手在军方清洗江泽民势力

 十八大前夕，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军队大换血，自己的人马在军中占据了要害位置。

 北京军区新任司令张仕波与习近平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深受习的信任。胡锦涛的“爱将”、前任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则出任总参谋长，掌握住调动军队、指挥作战的实际兵权，同时将中共最大的特务机构总参一部、总参二部尽收麾下。

 军委四总部的四个军头也全部被换成胡习的亲信。胡锦涛的亲信张阳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习近平的军中班底人马张又侠出任总装备部部长、赵克石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另外，中共的七大军区人事也变动不断。

 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军队中进行打“老虎”。自谷俊山落马以后，江泽民“军中最爱”徐才厚被传涉案，当时甚至他已被“双规”的消息更轰动一时。

 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进一步强化军权，军中再一次进行了大换血，彻底瓦解了江泽民建立的第二权力中心——政法委。

习近平有点傻大胆 不怕中国出事

文章来源:明镜网 习近平接掌中共大权半年多，他极力鼓吹的“中国梦”渐渐露出端倪。正当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庄园会”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国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举行第二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的十馀位学者，再次将习近平及其政策走向，当成“会诊”的对象。 张艾枚：听了国巍讲的，有一个感觉：中国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国巍刚才提到的：习近平本人的因素。他没有能力，过去不想干。 关于习近平的能力问题，十八大之前，大概在海外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这个情况，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突出；过去不想干，想干就是想当刘邦、刘秀、刘备，这是很有意思的信息。现在看，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现代“刘邦”的萧何、张良、韩信这些人对“刘邦”打天下坐天下所起的作用，桃园结义中的兄弟对“刘备”所起的作用…… 因此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习近平起作用的是哪些人？王岐山、刘云山、刘源，对他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据称“七不讲”、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本人，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出笼的？ 另一个是，刘源的新民主主义，与习近平的理论自信又是什么关系？刘源因为整垮谷俊山，很是红火了一阵，他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军内大贪揪出来，海内外瞩目。但是后来因为他与薄熙来的关系，居然连军委委员都没有当上，很多人为他可惜。但是今年海外又盛传，习近平重查谷俊山，所以刘源有可能重新返回政治舞台中心。我们从《阳光时务周刊》看，刘后来搞了一个“新民主主义2.0版”，据说参考了阳光卫视负责人陈平的主意，左派和右派达成了协议，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建议都塞进去了，那么这个“新民主主义2.0版”与习近平的理论自信是什么关系？ 郑国巍：最近知道，习特别喜欢跟那些“红二代”的哥们儿侃大山。我听说，他对夸夸其谈的东西很感兴趣。这些能侃的高干子弟，就不断地影响他，让他听懂了一条：西方的那一套货色有很多问题，我们能够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这本身没错，但是要什么东西和有什么东西是两码事：“宇宙真理”还不如拾人牙慧呢！ 但习近平胆大啊，有可能想在灾变、突发事件当中发现人才。他和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是怕出事，习近平不怕出事，他“澹定”。底线思维就是：出事，又怎么了？美国人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探知他的底线：你打网络战是打算怎么着？ 习近平有点傻大胆。这是中国当下一个很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例如，我很惊讶，他居然就让楼继伟当了财政部长，放在了所有部长中最重要的部长位置上----楼可是个敢捅大娄子的人。我认识他，他的嘴是没有遮拦的，是一个不怎么能控制自己的人，你把他说激动了他就掏钱。 我听说，楼继伟最大的笑话是得罪了江泽民，在家里坐了好几年的冷板登：那一年向江泽民汇报，中国未来的退休养老金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用经济学上要表达这个缺口，他用多少资产的“存量”，不能用“流量”来表达。假定于固定的收益率，相对应的是用多少补上资产的流量的缺口。一下子就爆出一个“十万亿”缺口----“十万亿”是存量的概念。江泽民本来听这个汇报，听得头晕眼花，听到“十万亿”，眼睛瞪大了：我才干了几年，怎么就亏空十万亿！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座，他逞能要上去讲解，就说：“假如你今天退休……”，江泽民一听，这实在是犯了大忌讳了！就说“散会”！就为这句话，楼继伟坐了三年冷板登。 楼继伟是最强硬派，“谁的孩子谁抱”，眼高手低胆又大，很危险。他当财政部长了，原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职务，很长时间没人敢接。有本事的不接：你弄的烂摊子，乱七八糟的投资，我给你擦屁股？想接的，又不够资格。

習近平不滿胡喬木的兒子在網上曬照片

《明鏡月刊》記者 劉輝，蕭憲聰

　　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在網上曬了一張習近平2006年從浙江回到北京，在浙江大廈請客的照片。照片可謂陣容強大：

　　最前排左起：馬曉梅（馬文瑞之女）、馬曉力（馬曉梅的姐姐），楊李（楊尚昆之女）、姚明珊（姚依林之女、王岐山之妻）、陳元、宋彬彬（宋任窮之女），彭麗媛、王某、胡木英（胡喬木之女，胡石英的姐姐）；

　　二排左起：劉曉江（胡耀邦女婿）、王岐山、習近平、胡石英、張木生、傅楊；

　　第三排左起：劉源、薄熙成、某某（已死）、秦曉、孔丹。

　　知情者稱，照片中的男的都是北京四中畢業的。當年在這個學校上學的很多權貴子弟，都是經歷過文革的紅小兵和紅衛兵，當年天不怕地不怕，混勁十足，現在也是鋒芒畢露。某位響噹噹的人物成年後在酒桌上和秦曉大打出手，斥駡秦曉講普世價值。

　　有政治觀察家認爲胡石英曬這張照片的目的是為了讓習近平對薄熙來手下留情。

　　知名獨立記者高瑜就質疑，胡石英發這張舊照，是不是要喚起“髮小”們“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兄弟之情？

　　儘管從學習小組時“毛主席”的政治含義就已經開始退色，一批“太子黨”至今仍在努力讓毛澤東在中國政治中有一席之地。當然政治觀察家們也懷疑，是否所有紅二代都對毛澤東有同樣的感情，特別是那些掌權的、如今身居高位的紅二代會有同感。

　　習近平對毛澤東有何真感情先撇開不說，但他對熱捧毛澤東的胡石英曬自己照片的舉動非常不滿。

　　
　　胡石英曬的這張照片譲習近平非常不滿。

　　知情者説，在《炎黃春秋》雜誌社2013年春節聯誼會上，一位“太子黨”對胡石英在網上曬習近平宴請舊照進行譴責並翻出當年胡石英詐騙被抓的舊賬，稱胡石英至今惡習不改，專門拉大旗做虎皮，僅頭銜腦袋上就頂了20多個。

　　“習近平也對他曬照片的舉動十分惱怒，”這位“太子黨”說。

　　指望習近平為自己“平反”？

　　知情者説，當年，胡耀邦秉公支持有關部門對胡石英的調查，因而觸犯了一些元老，並導致他們對胡耀邦的不滿，也間接影響到後來胡耀邦的辭職。

　　故事發生在1985年前後，當時中央領導人們的子女，大都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父輩或家族的政治影響力，迅速響應並身體力行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其中胡石英仗著自己老爸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掌握新聞出版界的生殺大權，打著辦雜誌的晃子瘋狂斂財。

　　1985年，其涉嫌犯法後，案件請示報告送到了胡耀邦案頭。報告寫到，因辦案人員不能進入首長駐地，無法調查取證，以致案件被長期擱置。報告請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與案件有關的線索，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偵查工作。

　　當時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及萬里等人，沒有一個敢在這份報告上落筆批示。胡耀邦獨自批道：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

　　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後，有關部門開始行動。考慮到胡喬木的身體狀況和承受能力，為了避免因突然情況而引發意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安排辦案人員，趁其到書記處開會時，前往其家進行搜查取證。

　　當天，辦案人員從當事人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公安人員還帶走了胡石英。

　　事隔一天，政治局開會，胡喬木提前來到會場，大發脾氣，厲聲質問：“為什麼抄我的家？為什麼逮捕我的兒子？”胡耀邦解釋：“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結論出來了再說吧。”

　　繼而，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後才決定逮捕法辦，不過只被判刑一年半，隨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獄——滿打滿算就蹲了兩個多月的拘留所。

　　按照萬里當時的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說法，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們對胡耀邦的政治圍剿，還不至於發展到逼迫鄧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開的地步，特別 是當時的陳雲，雖然從來就沒有對胡耀邦真正信任過，但無論是在華國鋒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陳雲開始都是不贊成採取非常手段的。

　　被抄家後，胡喬木曾分別和陳雲和鄧小平哭訴，自己這位堂堂政治局委員的生命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鄧、陳兩人雖然沒有當面表態要為胡喬木“討回公道”， 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覺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別是自己家裡已經遊走於政商之間從而迅速致富的子女們的安全，開始受到潛在的威脅，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據下面的舉 報，下令抄了胡喬木的家，明天就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這位曾經在萬里身邊工作的人士，形容當時的中共黨內老人一度鶴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他警告自己身邊人士和子女們：他胡耀邦這個 人，六親不認不說，還天不怕地不怕，你們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沒有辦法。日後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謂黨內生活會上，薄一波給胡耀邦羅列的罪狀之一，就是 他在擔任總書記這幾年，搞得黨內高層人人自危，極大地破壞了黨內安定團結的局面。

　　六四前，這位知情者也聽到過從“陳雲同志處”傳出的消息，說陳雲在胡喬木狀告胡耀邦之後，雖然當面沒有做任何表態，但日後卻當著幾個中顧委副主任和秘 書長、副秘書長的面，評論過胡耀邦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大意是他們兩人原來的矛盾，並沒有超出正常的黨內生活範疇，觀點不同罷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員的 家，讓北京市的公安幹警進入中南海搞什麼“執行公務”，矛盾的性質就變了。喬木同志的兒子犯了國法，正確的作法應該是通過黨內正常渠道，先找喬木本人談 話，那怕是讓他在黨內就教子無方作檢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進到中南海，抄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家，這是來者不善。

　　至於當時鄧小平在胡喬木被抄家的問題上曾經做何表示，這位知情者表示從未聽說。但當時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獄後，他身邊的嘍囉們曾經對外放風說，石英在“四人幫”當政時，是冒著掉腦袋的風險給小平同志送過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是不？(《明鏡月刊》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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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二代」重整旗鼓，習近平斬貪亮劍

新民主主義2.0 是習近平心中的路？（設計圖片）

習近平下令徹查軍隊腐敗案，釋放出劉源復出的政治信號。以劉源、張木生為首的紅二代重新集結，亮出「新民主主義」的旗幟，而這或許成為習近平改革的理論基礎。要抓住拯救父輩打下的江山的最後機會，習要往哪個方向走？

春節前後，北京傳出一系列涉及習近平和紅二代政治動向的重要信息。首要的當屬習近平「新南巡講話」中涉及蘇聯解體的敏感內容。高瑜在「男兒習近平」一文中說，習的一番議論反映了他對蘇共政權垮台的揪心和焦慮。其實更準確地說，是反映了他對中共政權面臨垮台可能的揪心和焦慮。

習近平將如何救中共江山？他將打出什麼樣的旗幟來救江山？一位資深的北京觀察家讀了習的講話後認為，「看來習近平還是要搞張木生他們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一系列新聞事件表明，這個判斷並非言之無據。

1月 13日，被認為軍內鷹派代表的少將羅援開通新浪微博，頭一條就聲稱自己要借此「佔領重要的輿論陣地」，此般高調迅速引發網友關注，BBC則形容這是一篇「戰鬥檄文」。羅的「紅二代」背景隨即浮出水面：他的父親羅青長曾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長期負責情報工作。更重要的是，羅援與劉少奇之子、總後勤部政委劉源的關係非同尋常，2012年《南方窗》雜誌曾有一篇報道，形容羅、劉二人「是一起在兵營中摸爬滾打過來的發小」。

北京的知情人士都清楚，劉源正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升級版的關鍵人物。那麼劉源本人的政治動向如何呢？在薄熙來案發之前，劉源曾普遍被看好要成為習近平將來治軍的主要助手，但出乎許多人意料，他竟然連新的軍委班子都沒有進。他的政治前途，至今仍是局外人猜測的對象。

2月 4日，官方的環球時報網全文轉發劉源題為「確保戰略機遇期，戰爭是最後選項」的文章。全文頗有反戰意味，他寫到「戰爭對軍人是唯一選項，但對國家則是最後選項」；「現在沒人打得了你，除了我們內部不爭氣」。雖然兩位將軍發出了不同調門的政治信號，但劉源的文章傳遞了一個重要的政治信息：早前因未能入選中央軍委被視為「靠邊站」的劉源，已經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

習近平下令徹查谷俊山 劉源復出

另一條北京消息，即原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被正式批捕，註釋了劉源復出的重要政治背景。差不多一年前，正是劉源本人主導了對谷俊山貪腐違紀案的調查，並親自向谷宣讀了去職、審查決定。但耐人尋味的是，薄熙來王立軍案發之後，谷俊山的案子就沒有了消息。據消息人士透露，在劉源未能進入軍委班子之後，有人準備以 500萬涉案額，草草了結谷俊山貪腐案。而最新的公開信息顯示，谷案在習近平的直接批示下，將會一查到底，迄今涉案的金額已高達 200億元。

為什麼谷俊山的案子和劉源關係重大？習近平堅持徹查谷俊山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政治意義？本刊從消息人士處得知，習近平在內部講話中明確指出，谷俊山不是個案，而是代表了一種相當普遍的潮流。

谷俊山，河南濮陽人。95年時還只是一位上尉軍官，其後卻平步青雲：從 2002年前後進京擔任總後勤部營房基建部辦公室主任開始，直至 2009年升任總後勤部副部長，並在 2011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7年內的升遷速度，和平年代罕見。前國家主席之子的劉源從少將到中將用了 7年，而谷俊山只用了兩年。

《鳳凰週刊》在去年的一篇報道中總結：「谷俊山有其獨特的升遷本領。敢拿、敢要。」其引用的匿名消息源聲稱：95年的時候，谷俊山負責濮陽軍分區的「三產」（記者注：國有企業、軍隊等機關的附屬業務機構），而谷則打着軍分區的旗號，以支援當地軍隊建設的名義，倒賣油氣物資，撈了不少錢，從而迅速打通了往上升遷的路子。

雖然在 98年，在時任總理朱鎔基的強力支持下，中央軍委做出了禁止軍隊經商的決策，但是軍內腐敗不僅禁而不止，而且愈演愈烈。2005年12月，海軍副司令、中將王守業就被查出 1.2億元的涉案金額。巧合的是，王守業在調任海軍前，擔任的恰恰也是總後基建營房部部長。基建營房部主管軍隊工程承包和住房分配，是軍中肥差。而在王守業調離四年後，谷俊山也坐上了這把椅子。

消息人士告訴本刊，谷俊山以權換錢，以錢換官，無往而不利，不僅在軍中高層早已不是秘密，而且在他的家鄉和曾任職的機構，也是盡人皆知。因此，谷俊山在貪腐的路上，已經是一個過河卒子，根本沒有退路。正因如此，谷俊山貪腐手筆之大，極為驚人。他收賄黃金，以公斤計，行賄黃金，更以百公斤計。當劉源被任命為總後政委，谷俊山知道，他最大的挑戰來了。於是，谷俊山向劉源發出了明確的信息，要麼同流合污，要麼等着走人。

局外人一定會吃驚，谷俊山的膽子為什麼如此之大？但劉源心裏卻非常清楚：谷俊山們敢如此猖獗，是合法性不足的江胡選擇以腐敗來「治軍」的結果。但是，谷俊山把紅二代的精英人物劉源逼到了牆角，沒了退路，因為劉源再退，就意味着斷送江山。2011年 12月 28日，劉源在對總後將領的內部講話中，慷慨激昂地提到：軍中腐敗已經根深蒂固，「已經涉及到共產黨和解放軍的生死存亡，我寧死也不會放手」；「無論職位有多高，後台有多硬，我都要一查到底。」這篇廣為傳播的「反腐講話」說明，劉源知道谷俊山傳遞的信息不僅僅代表他個人，更代表了他背後更大的貪腐勢力。

1個月後，1月 27日，劉源當面向谷俊山宣布免職決定。為了平息人們對他先斬後奏的種種猜疑，他在一次軍內學習會議上暗示，拿下谷俊山得到了胡錦濤的認可。然而，就在人們都預期劉源十八大後將走上更重要的治軍崗位時，2月 6日，王立軍出逃成都美領事館，薄熙來事件爆發。軍中的紅二代紛紛偃旗息鼓，針對劉源的謠言也愈傳愈廣。

由劉源一手推動的谷俊山案也被壓了下來。在谷俊山涉貪被查的消息已流傳多時後，國防部官網上「副部長，谷俊山中將」的公示才悄然被撤下。而且報道的用詞是「去職」而非「撤職」。多位北京軍方消息人士當時稱，副部長谷俊山正在接受軍隊紀檢部門的審查，但並非如一般幹部所理解的那種「雙規」待遇。他們還明確暗示，谷案要到十八大後才能定。果然十八大的結果對劉源不利，於是有人要對谷俊山從輕發落。

出乎許多人意料，習近平一旦穩住對軍隊的控制權，就下令徹查谷俊山。而根據各方的消息，谷案調查的結果表明，涉案金額超過了 200億。一些重要案情也被泄給外媒。根據《朝日新聞》報道，谷在其濮陽老家的市中心，有一棟佔地超過 2公頃的「將軍府」，極盡奢華。一處中國傳統四合院式的建築：「緊閉着的大門旁懸掛着巨幅山水畫，另外還擺放着大象和龍的石雕。」

2013 年2 月26 日，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紅二代聚會，
著紅衣者為活動組織者、胡喬木之女胡木英

劉源與「紅二代」重展「新民主主義」旗幟

習近平拿下谷俊山，其政治內涵遠遠超出了反腐亮劍，更不僅是為了給密友劉源出一口氣。這是因為，劉源與習近平兩人的政治生涯，都和 30年前中共元老屬意紅二代接掌政權的意圖直接相關。劉源與谷俊山的對決，代表了整個紅二代與正在毀掉中共江山的貪官集團的對決，是非常清楚的。而對於局內人來說，谷俊山被拿下和劉源的復出，更有一層深意，這是因為，劉源在支持「新民主主義」升級版的政治運作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拿下谷俊山，劉源出山，是「紅二代」重整旗鼓，重展新民主主義旗幟的標誌。

習近平和劉源兩人年紀相差無幾，文革中，兩人都是「罪臣之子」，下放底層，不僅飽嚐艱辛，而且倍受屈辱。但兩人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這段經歷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的政治志向。1982年，習近平任軍委秘書長兼國防部長耿飆的秘書，仕途前景很好，但他卻主動要求下放到河北正定縣當縣委副書記；而在此前一年，劉源也主動申請下基層，在河南省新鄉縣擔任公社幹部。因此，後來習近平在「自述」中特地提到了劉源：「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不難理解，習劉二人很自然會產生英雄相惜的情誼。

劉源自詡為「儒將」，在調任總後政委之前，曾任軍科院政委，對中國社會改革方向等一系列宏大問題有長期思考，最終凝結在他和其智囊張木生提出來的「新民主主義 2.0」這一理念之中。

張木生的父親曾是周恩來的秘書。張在 80年代曾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職，從 96年至 2011年擔任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與劉源相識已久。劉一直引以為知己，曾撰文寫到他和張木生的關係：「（我們）談工作、談學習、談理論、談人生，同輦促膝，不捨晝夜。」

近幾年來，二人考慮到「我們與官產學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識在於反對權貴資本主義，解決中國的兩極分化和貪污腐敗。分歧在於客家想驚險一躍，儘管有蘇聯東歐解體的災難在前，仍擋不住要全面實現西方『普世價值』；土家想造反再亂，儘管曾自陷崩潰被否定，還記不住階級專政『不斷革命』是條死路。在突飛猛進而又積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國，我們必須嚴防造反餘孽與民粹主義『憤青』合流的極左大破壞，又需要警惕狹隘自大民族主義加『暴民』造勢的極右大爆發！」

因此，他們想到了劉源父親劉少奇未完的事業：新民主主義革命。劉源曾撰文寫到：「在當下的社會中，能夠涵蓋『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數』，能夠彌合『左右理論』來得的『最大公約數』，可能非『新民主主義』莫屬了。」

2011年 4月 24日，張木生的新書發表會，剛晉升上將不久的劉源就帶著 5名將軍一同參會，其中就包括羅援，為張木生撐台的意思非常明確。劉源還替這本書寫序，闡述自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解。

據透露，習近平對這篇序言相當肯定，事後還特地從陽光衛視處索要了更多關於新民主主義 2.0的材料。習近平提出不走「老路、邪路」，是不是因為心中有一條曾經沒能走成的「新民主主義」的路？

上週末，北京的「紅二代」在八一電影製片廠舉行了一次大聚會。聚會者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但觀點的差異並沒有影響他們來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因為他們知道，不論「新民主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習近平執政將是「紅二代」拯救父輩打下的江山的最後機會。你可以解讀習近平要向左轉，但為了救這個江山，你也不能否認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習近平在學鄧小平，那就是打左燈向右轉。

中國政治小貼士

國際社會對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分並無分歧，雖然左和右的內涵與時俱進，但不存在誤解的可能。中國語境下的左右之分，既與國際社會相通，也有中國特色。究其原因，概出於中國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其實是「打左燈向右轉」。這就帶來了混亂。
最大的混亂是把普世價值作為右，而把堅持走中國自己的路作為左。這種扭曲與國際秩序的主流是資本主義有關，但有很大問題。社會主義的實踐並非一定要反對法治和民主，反過來，權貴資本主義必然踐踏人權，對抗普世價值。

在中國的政治表達種，支持中共政權是左，反共則為右，但中共搞國家資本主義，很多政策比發達國家還右。

不過，毛確實是左的象徵，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毛代表底層造反有理，這其實倒是一個相當普世的價值，但這個價值在現代文明中無需與人權對抗，與法治對抗，與民主對抗，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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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黄奇帆等并未真正着陆

    一、刘源正在努力摆脱危机

    近期刘源连续高调发声，引起各方密切关注。如果说起初一篇文章的解读还有争议的话，那么后面几篇已经充分补充说明了刘源已经由强硬鹰派角色，而摇身一变为“反战”的“逆流勇士”。

    众所周知习近平一上台就以毛左固有的好战风格，显示出所谓的“对外强硬”姿态，而刘源甘冒顶撞新任最高领导人的风险，大唱反调，绝非寻常。在刘源的前几篇反战文章中，大提邓小平，引用胡锦涛，只字不提习近平。直到最近的一篇，才勉强加上了习总的名字。

    前期海外媒体风传深陷薄案的刘源，一度消音，突然如此高调究竟想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十九大？从时间和年龄上可以否决。难道是为了显示自己已经没事？如果是这样随便写篇文章就行了，搞成“反战”是没必要的。

    显然，唯一的解释是刘源想从一贯“主战”的左派阵营中脱身，这才是其真实目的。执政党目前为了稳定大局，是不想让薄案涉及太多政治性，那么多半会利用经济问题来处理涉案人员。而刘源身在军中，如果被军队审查经济问题，难免容易“后院失火”。如今胡温在军中占据绝对优势，又掌控者薄案的主导权，刘源转投右派讨好胡总，不顾习总脸面而铤而走险，显然保平安才是短期要旨。

    要知道，在中国平庸无为的政坛上，过于高调往往不是好事，其“结果”往往都差强人意。如薄熙来、汪洋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此看来，刘源显然还没真正着陆，只能说着陆很有希望。

    二、黄奇帆的人事泄露天机

    刘源、张海洋、黄奇帆、陈元和周永康等，甚至薄集团的外围是否已经着陆呢？表面上看，似乎从十八大人事名单安排和“平稳交接”已经没事，中央委员、重庆市长、政协副主席等，看上去已经成为了护身符，但这只是假象。

    玄机就在黄奇帆身上。有人说黄奇帆的状况和以前陈良宇案中的韩正类似，但实际有很大区别。薄熙来搞的重庆唱红打黑，是一个运动，规模之大，背后牵涉之广，绝非陈案可比的。

    如果说薄熙来有罪，而黄奇帆没罪的话。那不仅右派不相信，连左派也不相信，身临其境的重庆人民更不会相信。薄和黄的紧密结合，亦步亦趋，可绝不是虚假的。要么薄熙来和黄奇帆都有罪，要么都没罪，最少一个渎职罪是没法切开的。

    可奇怪的是，黄奇帆不仅没借机退休下课，反而继续留任。这么明显的欲盖弥彰，把全盘的“捂盖子”计划反而给击穿了。如果黄奇帆的情况难以令人信服，那么张海洋、刘源、陈元等安全着陆还有可信度吗？答案是显然的。

    三、政协的人事安排暴露状况

    在本博“新一届政协组成全面解读”明确指出了，除了自然留任、港澳、自治区和民主党的席位，剩下的恰好是争议性人物。文中分析出：将重大争议性人物放入政协，意在为尖锐矛盾或冲突降温；或者不想承认可能的失误，以维护当局的面子。

        令计划：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薄熙来案政治冲突涉及核心人物
        周小川：央行行长，货币政策重大失误涉及核心人物
        卢展工：河南省委书记，平坟运动涉及核心人物
        李海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双重国籍政策问题涉及核心人物
        陈元：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同志的长子

    当时陈元认为是“资深太子党养老”，现在回想其实还有薄案的因素。

    四、争议人物保留一些职位的原因

    由于薄案是一个特大的案件，涉及人员不下万人，去年分析出，真要认真走法律程序，至少需要5年时间。可薄案又是一个政治案，其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左右两派在人事上的布局。

    那么十八大为何不延期几年召开呢？因为王立军事件闹到国际上，已经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危机。执政党急于平息延绵不绝的内斗，就不敢将其延期。否则各派为了尘埃未定的人事，还会继续纠缠不休。

    这些争议性人物，关系到派系的力量消长。真是降职也不可，升职也不行，只好挂在中间，给个名誉头衔或保留原职。后期随着案情的明朗和形势的发展，如果这些人中有人突然隐退，甚至被抛出来扑灭群众的愤怒，那绝非是怪事。

来源：吉歌多维博客

涉薄案传言被证伪 陈元获升刘源出山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3-21

具有标杆意义的中国两会已经结束，何时开审薄熙来案再成焦点。截至目前，有关薄案最新的消息“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依法进行中”（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语），但伴随着两会的结束，一系列关于薄案的传言也被证明是伪命题，“太子党”陈元的获升和刘源的“出山”，使他俩涉薄案的传言成了真正的传言。

已经案发一年多，尚处在侦察阶段的前重庆市委书记、中共政治明星薄熙来，各种传言不断推陈出新，其中不乏耸人听闻的密谋篡权谋反的桥段，而与薄熙来同为太子党成员的陈元、刘源，也因曾与薄有所接触而未能幸免，一些海外媒体言之凿凿的称他们因涉薄案而受到牵连，甚至说刘源因涉薄案被软禁。

两会召开前的一周，有消息称，中国最有权势的三个政治家族的代表陈元、刘源以及薄熙来弟弟薄熙成最近缺席一个定于2月23日晚上举行的太子党小型聚会，以避免使本来微妙的问题更加复杂，并称刘源的原地踏步跟他与薄熙来的私交甚笃肯定脱不了干系；而陈元与薄熙来差点成为儿女亲家，其国家开发银行近千亿贷款涉入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留下巨额债务之中。

然而，随着两会的召开，这些传言也随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言。3月11日，现年68岁、担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的陈元，出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观察人士指出，陈元的此番变动，虽其中不乏“安慰奖”的色彩，但显然足以证明陈元并未受薄案影响，因为中共并未让已过退休年龄他直接退休，而让他以出任政协副主席方式退居二线，这可以称得上是他在政治上最好的归宿。

而之前被传涉薄案“被软禁”的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两会期间也连番出现在公众视野。在3月14日习近平正式全部接过党政军三权后，刘源表示习的当选是“民心所向、军心所向，我们坚决拥护，由衷喜悦”，称“习近平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三个多月以来，一系列举措、言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军队要听党指挥，敢于在强敌面前亮剑，能打仗、打胜仗。

两会期间，习近平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提出富国强军，整顿军队，下决心反腐，刘源也在公开场合相应称，反腐败对军队非常重要，军队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两会后重新发放军车牌照，就是对社会上的一些批评声音的回应。“从大案要案入手，从作风建设上入手。在政治建设上，要‘忠诚于党，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三句口号非常重要。”刘源积极响应习近平提出治军12字方针。

中共官方媒体对于上述有关刘源的报道都不吝篇幅，官方新华社网站甚至以头条形式发布了相关新闻。有评论认为，这些动向也释放出中共上将刘源“复出”的政治信号。之前一段时间，刘源甚少出现在中共官媒的报道中，也鲜有亮相，因此有不少声音认为他受薄案影响。此次中共各大官媒都高调转载相关报道，以及他的此番讲话也被外界解读为是他正式“出山”辅助习近平，同时也攻破了他涉薄案的传言。

关于薄案何时开审，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薄案的查证工作已经结束，但还要拖一段时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表示，中共新领导刚刚上任，忙于组建新班子。

 再加上，司法部门换了新领导，周强获选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他估计近期薄案不会开审。分析人士指出，不论薄案何时开审，薄熙来都已是过去式，显然已无法在政坛再掀起多大风浪。

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巿委书记职务。4月10日，他被暂停中共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接受中共中央纪委调查。9月28日，中纪委决定对他开除党籍及公职，对他所涉及的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时至今日一年有余，但有关薄案最新的官方信息却仍是“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依法进行中”。

泛华网首发：习近平当政标志着中国法西斯的崛起

相关报道：泛华网第三位置主义系列
 
首先必须声明，我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根据维基百科，法西斯主义是一種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通常結合了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形式的社會主義、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法西斯主義可以視為是極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反對个人主义。按照韦伯字典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把国家和民族置上，集体大于个人，政府集权，由独裁者领导。同时压制反对力量，实施严格规则化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美国学者帕克斯顿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基于族群没落、屈辱、悲情的政治行为，这一政治行为企图通过对统一、力量、纯粹的崇拜求得对悲情的补偿。这一政治行为由一个建立于大众基础上的政党和一批民族主义份子执行，并同传统精英合作，放弃自由民主，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下进行对内清洗和对外扩张。从这些定义来看，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主义，没什么特别不好的；从国家、民族和政府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未必差过其他的理念。

如果有人不喜欢法西斯这个词，我们可以用第三位置主义代替。第三位置主义（Third Positionism）是一种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已经超越了“左”和“右”，意识形态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极。简单扼要地说，第三位置主义就是新法西斯主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位置主义表现，其特点是社会组织形式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各生产资源的绝对控制，以国家主义的手段控制国内的要害经济部门和大量的企业，但同时允许私人资产和私有经济的存在以弥补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僵化。

当然，中国第三位置主义还有一个称呼，就是刘源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原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澤東認為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必須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這一過渡性的階段。它的特定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事实上，坦率地说，这个词与民主或民主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新民主主义在文革开始后就中断了。作为党史专家的刘源上将认为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可以重新启用新民主主义并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刘源为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作的序“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被学者王康称其为中国法西斯宣言：“刘源那篇序，就是法西斯宣言，歌颂国家、鼓吹战争、征服、军人、流血、死亡。”2007年，刘源还为张木生的另一本书《超越左右说实话》作序，文中赞扬张木生的理论“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在这篇文章中，刘源提出“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其实，从张木生的书名《超越左右说实话》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第三位置主义。新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两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由于这种危机感，近年中共红二代相当活跃，纷纷亮相提出各种保江山救江山的理论和策略。

在讨论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或准法西斯国家时，常常出现一种观点，那就是法西斯只有希特勒一个模式。事实上，法西斯并不一定就是希特勒一个模式，或者说完全要按照纳粹党的一切去做。墨索里尼式，佛朗哥式，东条英机式等等，都可以中国化，跟马列的毛化一样。法西斯的根本特點是國家至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制统治的专政形式和政治思潮。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轴心国战败，但它的國家主義和對外擴張特点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一定的地理环境。首先要有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以及支持其思想的追随者，其次需要有一个地理环境上相对封闭的地区使其生长前期不受外界干扰，同时，这个地区必须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庞大、中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地区，当地民众对政府的种种失误严重不满，仇官仇富的情绪达到极限。

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包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远比共产主义在经济模式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上有包容性。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理论里显得很别扭，例如恩格斯的“工人没有祖国”和斯大林叫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武装保卫苏联”。但是在法西斯主义里可以完美发育提升。在一定的国际和平条件下，还可以融入国际自由经济贸易体系。这不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制度的适应性延展灵活性，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容性。就象美国南方的庄园奴隶制可以长期包容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且融入欧美国际体系一样，德意西班牙的法西斯制度是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里生长发展壮大的。法西斯甚至比那些民主国家更加能够灵活地跟共产主义的苏联打交道，甚至能够签订秘密的互惠协定，进行战略协调。

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利用其威权主义的统治控制劳动力，使得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这种局面会使得中国在面对民主国家时，具有强大优势，正如当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一样。现在的中国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具有此种优势的国家。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写《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一文，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近年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事实上，就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分布以及国际关系，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完整的条件。这些因素包括：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造成两极分化的权贵资本主义、专制的政权和民族主义情绪。

让我们回顾一下即将继位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历史。习近平当然是最重要的人物。但习近平过于韬光养晦，到现在为止只透露出有限的“习近平路线”方针。到目前为止，尚不成熟的习近平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權為民所賦”。而这个“民”，并不是代表拥有选票个体的民，而是与毛泽东刘源的“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一样，代表着整个民族和整个民众，也就是法西斯主义中的“集体”。这一点希望自作多情的民主人士们不要会错了意。

比较能说明习近平真实想法的是2009年他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讲话，当然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视点，同时也说明习近平不屑了解外国人的视角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习近平并不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精要。这对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来讲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习近平拥有这样的视角是不可能推行西方宪政制度的。外界对习近平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习将进行司法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但如何改呢？往哪个方向改呢？

习近平路线我们可能搞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搞清楚习近平的艺术品味。对于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来讲，习近平的艺术品味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娶了彭丽媛。他娶彭丽媛也意味着他欣赏彭丽媛汤灿等代表的社会主义艺术歌曲，也称为社会主义文艺歌曲。社会主义文艺歌曲不是民歌，也不同于西方的艺术歌曲。民歌是指代民族歌曲和民间歌曲，比如郭兰英唱的就是民歌。现在的文艺歌曲，无论是配器发音风格都与民歌没什么关系。习近平娶彭丽媛，说明他是一个骨子里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人。这个结论可能看上去不着边际，但其实有着人类学和符号学上深层的关联，就好比共产主义必然以红五星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希特勒必然喜好瓦格纳的歌剧一样，有其必然性。

让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思想成熟的轨迹。80年代初，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请来四个太子党作为通讯研究员，给手下精英作报告，这四个人是刘源、习近平、薄熙来、和万里的一个儿子。别的太子党，都争相出国搞洋插队，他们四个下基层当了农村干部。四个人走的路是一样的，这条路，按刘源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当年，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太子党们，以刘源最杰出。

事实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中国第三位置主义的“黄埔军校”，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杜润生则是“校长”了。杜润生在方法论上非常有一套：他研究问题多“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这套方法论，撇开了主义之争，以实用主义为评判标准。表面看，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但当时中国正在努力摆脱旧思维的约束，可以不顾主义只顾结果，实为了不起的地方。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看似混乱，但有着内在调和力的现状，正是在校长杜润生的方法论和邓小平的猫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像当年马克思主义一样纯粹起源于理论，而是在实践中渐渐地与第三位置主义思潮走到一起。

其实，毛泽东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有矛盾的。但杜润生将新民主主义实用化了。在今天刘源和张木生眼里，杜润生才是新新民主主义的始创者和权威。当然，现在我们只知道刘源和张木生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确为新民主主义巩固了一大批政界学界精英，包括刘源、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张木生、陈锡文、王小强、翁永曦、周其仁等。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但杜润生的“黄埔学员”们也因此一个个走向政府和军队方方面面。

再看一下在这些人中的薄熙来。与刘源理论一套套不同，薄熙来是个实干的人。薄熙来自甫入政坛，即被视为太子党投身仕途的代表人物。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及个人禀赋，就极赋抱负，薄的仕途一直多姿多彩，为政有声有色。从大连市到辽宁省再到商务部，薄的言行往往构成亮丽风景，引人瞩目。作为从小立志从政者，薄熙来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达到高位，而期望能在富民强国方面有一番建树作为。中国政坛是最能锻炼人的熔炉，只要有心，能够坚持住，其身心锻炼是外间难以想象的。经过多年磨历，薄熙来已渐成气象；比之辽宁省，商务部也是更适合他的舞台。薄熙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反应敏捷，刚柔兼具，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周到，有理有力有节，并且可以用英文直接作答，堪称同类采访中的典范；其风范绝对不是中国其他政治家可以比拟的。

薄熙来上任初期，重庆是个“大农村”，农村人口和面积所占比例之大举国无双；改革开放前夕建立的国营企业体系和军工企业体系日益衰败，公务人员腐败问题严重，外来投资匮乏，民营经济弱小，再加上三峡水库建设所产生的移民问题，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使重庆在人才流动、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方面都处于劣势。1997年直辖后，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重庆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步伐更大，相比之下，重庆反而出现了“倒退”。“相对论”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种错觉使当地民众对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方面的作为极为不满。这使民众极度盼望出现一个“青天”来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而底层人士也急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样，2007年，在直辖十周年之际，重庆终于迎来了薄熙来。

薄熙来到重庆后，将不合法的具垄断规模的民企打垮，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微小企业”。搞法西斯主义，单单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能够贯彻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团队。于是，薄熙来从辽宁大本营调来了“希姆莱”王立军。王立军利用手中的“枪杆子”，震慑一切企图与之对抗的反对者，并“全票当选副市长”。重庆的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哪个还敢投反对票？薄熙来的成功，在于他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敢于反对他的人，将他们逮捕入狱，并非常有手段地通过李庄案而打垮整个中国律师队伍。至今为止，在重庆当地，任何批评“重庆模式”的言论仍然随时可能被删除和追查。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在重庆出现，如果没有中央个别领导人的鼎力支持，没有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薄熙来是不会如此成功的。

薄熙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有能力解决，尽管今天从司法公正、人权和政府预算方面来看有很多缺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其能力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薄熙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强有力的，是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所以能够得到党内党外的唿应。他的办法对改变社会治安和城市面貌有非常大的效果，大连重庆因此变得非常漂亮，社会治安也变回到毛时代，「五大重庆」施政。所以大连重庆人民说他好的多，怀念他的多。

薄熙来与刘源结盟有家族渊源。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刘少奇亲信，两家人关系相当密切，薄一波生前视刘源为世侄，对他相当照顾。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人缘并不太好，但与刘源则是哥们；薄熙来在家排行老二，刘源称他「二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刘源到访重庆六、七次。

尽管父辈政见不同，但相仿的年龄和共同的背景使得习近平与薄熙来走到了一起。王康所在的重庆圈子里的一个说法，就像威廉二世和俾斯麦，或是詹姆斯二世和克伦威尔，重庆一直在说习薄是最好的二人配。一个是象徵意义上的道德光环，有乃父习仲勛的正资产，为人比较憨厚、比较笃实、比较可靠；另一个是非常有才华，锋芒毕露，敢作敢为。两者衹要互相支橕，搞成一个体制，是十八大最理想班子，共产党的江山就在这个二人配里边，得到最好的一种安排。现在，薄熙来倒台了，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作为新民主主义发言人的张木生，主张毛刘四十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2011年张木生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版，刘源写序。4月24日，刘源率已故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少将、扬言不惜牺牲半个中国向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将军朱成虎、宣扬《超限战》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等几位将军，几位大校，高调出席该书的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

张木生勇敢地公开指责胡温当局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木生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成功模式，被新民主主义者视为重树共产党合法性，保住共产党江山的可行的成功实践。为宣扬刘源新民主主义，张木生为薄熙来推销重庆模式，为重庆卫视拍片当顾问，去演讲了一次。他还与薄熙来另一重要助手重庆市长黄奇帆细谈过两次，为重庆出谋划策。2011年12月23日，张木生在学术界组织召开了一场题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讨论会，请来左中右学者为重庆模式背书，肯定重庆模式的成功。这些人包括杨帆、萧功秦、陈子明、黄纪苏、李盛平等。张木生为重庆模式定音说：「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初始状况」。

除了这些明确表现出新民主主义观点的人外，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普遍被认为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这些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体制内的潘岳与刘亚洲，体制外的陈子明。

潘岳思想深受西方影响，他本人也立志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但他能够将西方理念与中国国情有机融合。从其思想作品看，他确实是太子党乃至整个中共体制内右翼思想的一面旗帜，党内无人能出其右。潘岳先理论后实践。在任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期间，有着理想主义的抱负冲动，潘岳履任不久，即在全中国刮起了一场高频度的环保旋风、绿色风暴，呼应了新一届执政者的“科学发展观”。类似的“旋风”、“风暴”，并非始自潘岳，更非绝无仅有，相反，国人对此早屡见不鲜。潘岳的独特之处在于，别人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却雷厉风行“真抓实干”。其他人假干是因为真干等于傻干，个人得不偿失；潘岳真干是因为受理想主义的热情驱使，既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现状，更不愿意受困于官场潜规则。但是，翻看一下潘岳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潘岳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脑的法西斯主义者。

1989年12月潘岳到《中国青年报》做副总编辑之后，曾支持《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五不搞是指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在中国的军队里，刘亚洲是个异数。刘亚洲并没有为求速迁而在传统仕途上循规蹈矩、埋首疾行，反之他在中国最保守封闭的军界表现得飞扬跳脱、我行我素，为官场、军界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据说他下军营必与士兵同吃同住，比之军方某些高官下去视察连饮用水都要专机携带，不可同日而语！劉亞洲是自1990年以來第一個公開放言政改、推崇西方政治、且沒有因此遭受打壓的現役高官。刘的大胆放言、对政治的公开关注、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的公开推崇，更令听者瞠乎其后。人们诧异于刘亚洲身居向不言政的军界高层却能畅言政治，并且言涉政改，大胆犯禁。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共第四代上任伊始，无力约束军方--这当然只是无稽之谈，纵然第四代无力约束，第三代仍然健在，难道不能代行约束嘛？难道一定要起二代于地下，才约束得了区区一个刘亚洲？毫无疑问，刘亚洲能够打破传统禁忌公开言政，这一现象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玄机。奥妙是什么？

事实上，刘亚洲是我党对外界的一种试探。事实上，刘亚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谈及军队时，刘亚洲强调，一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刘亚洲将64平暴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国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刘亚洲对在64平暴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政治改革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梦。

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独立自我思考了。也意味着对军队内部对这一独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独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呼求，是胡温当政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中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给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陈子明是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积极参加了七八十年代的多次民主运动，包括两次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运动，曾担任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也曾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但是，这个老牌民运分子却非常肯定重庆模式。陈子明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实际上是有表有里，表里并不一定是一致的。重庆模式作为一种宣传性的包装，最著名的就是“唱红打黑”，这是自由派普遍反对的。但是，重庆领导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你自由派反对的效果。另一方面，陈子明认为作为地方自主性的重庆模式可以弥补中央模式的不足。他说：“92南巡以后定型了邓小平的这套改革思路，从而也就形成了眼下这种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局势。”“重庆模式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助于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有助于打破中央政府无所事事的维稳僵局（这实际上就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特征），有助于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和政策创新，有助于形成地方自治的未来宪政格局。”陈子明还说：“重庆在市场化上一点也不含糊，在招商引资方面，过去老左派说招商引资怎么出卖国家利益，薄熙来做起来也是毫不含糊。”必须承认，重庆模式与宪政浑不相干，甚至背道相驰。陈子明从宪政视角出发对重庆模式作出肯定，那是他瞎了眼。但他的肯定，正说明了法西斯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左中右广泛的支持。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政府中其他主要角色。王岐山也是中国第三位置主义的“黄埔学员”。1982年，王岐山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其后的六年里，王岐山一直都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的角色；历任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王岐山被称为中共的救火队员，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王岐山工作经历复杂，拥有多方面的工作能力，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并被认为是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最能体现王岐山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件事是北京“纸包子”事件，当时王岐山是北京市市长。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节目。因为奥运的原因，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王岐山批示：“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结果一查，这果然是一例假新闻。7月18日，政府宣布該報導是北京電視台記者為了提高收視率而一手炮製的假新聞，並逮捕了該記者訾北佳。这件事不仅结果非常圆满，也体现出了王岐山非凡的处理问题能力。

17大闭幕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王岐山卸任北京市长时，向同事推荐两本书，其中之一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据说王岐山对“盛世中国”说法忧心忡忡，既担心权贵的虚荣与短视，也忧心民众的虚妄与天真。他表示，中国要真正赶上西方，“我们的路子还很漫长”。据香港媒体报导，2012年初夏，他曾向人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令这本19世纪初法国著名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成为二百年后北京高层人士热烈讨论的话题。就书中的“革命产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然后暴政又轮回独裁”一说，王岐山曾警告说，“如此悲剧，因人性的阴暗和弱点，如果不约制，必定重演”。王岐山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从处理“纸包子”事件的手法，我们可以看到王岐山的方法论与法西斯主义方法论如出一辙，那就是，只要目的正当、理想崇高，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在今天中国这个没有信用的社会，面对着虚妄与天真的民众，我们有理由认为王岐山不会推崇法西斯制度吗？

让我们再看一下胡锦涛。尽管十八大卸任后胡锦涛的影响力会大大减弱，但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十年的领导人，他起着思想界承前启后的作用。胡锦涛上台后，爱幻想的人们一直对“胡温新政”寄以厚望，胡温也曾大谈“以人为本”，强调“三民”和普世价值，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等等。但在二○○九年五月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一书，申明仍要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并在实际行动上步步收紧。例如反覆打击维权活动和维权律师；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和新闻管制，收缴、查禁、扣押民间自费出版物；对涉及历史禁区或敏感问题的着作不予审批出版；对集会结社进行干预或封杀；对网络施加过滤、屏蔽、攻击，关停众多知名网站以及超过十万的中小网站，四十多万网警日夜监控网络；打压网民活动空间和自由；社科院研究员、异议人士张树博被单位“清退”；特别是，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审判异议人士刘晓波，科以十一年重刑；在南京对师大副教授郭泉科以十年重刑。於西方圣诞节北南同时对民主异议人士作出严厉审判，向世界民主国家和思想进行挑战。事实上，中国开始走上法西斯道路正是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胡锦涛同志的历史功绩不可遗忘。

爱必支（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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