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2013年07月18日按】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是当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近日，他陆续发表的《极权主义杂谈》一文，影响深远。他在第四节“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中指出，目前整个民族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任由国家滑向法西斯极权深渊，应当警惕。也因此，中国大陆的网络在发表和转载这篇文章时，整个第四节被删除。由此可见，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官方很清楚自己正在走的路，并不批评和否认法西斯主义，只是极力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已经表明了中国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第三位置主义”。而第三位置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在该文发表后，孙立平教授与郭于华在微博上还有互动。这里一并刊出这些互动，权作《极权主义杂谈》之续。
（一）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
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它是一场富有感召力的运动，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于诱人的理想和不容质疑的正义，却酿造了无尽的罪恶；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践踏着人性，其中却又夹杂着动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人的希望，又是无数人的厄运。可以说，没有极权主义，人类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
这是一个怎样的谜？
阿伦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因此，有人认为，可以说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是因为它具有此前任何统治都不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极权主义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乌托邦基础上的对社会的系统改造，推进这场改造的是激昂的社会运动，结果是一套在逻辑上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无论是其强调的意志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原子弹，深层的也许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极权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统治”或“治理”边界，传统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再暴虐的统治也仍然在其他的非政治领域留有自由，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总体性的，弥漫于全部的社会生活。它垄断的不仅是权力，也不仅是财富，它还垄断着社会的“场所”和“空间”，换言之，它是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重新组装。
再次，极权主义模糊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鲍曼注意到，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专制主义仅仅要求被统治者的“服从”，而极权主义要求的是“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合作”。为此，它要求对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专制主义是一部由车头牵引的列车，而极权主义则是在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了发动机。
（二）极权主义的能量来源于对社会情绪的乌托邦式系统整理
极权主义最令人惊异之处，是它的巨大诱惑力和能量。正因为如此，许多讨论极权主义的文献都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样的字眼，而在现实中，人们更能感受到极权主义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诱惑和能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它能使被统治者成为营造统治关系的积极参与者，甚至使极权体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为它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这样的诱惑或能量来自哪里？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诱惑都一定是在苦难和无望中升起的灯塔。德国纳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甚至更多，通货膨胀达到四十多亿马克兑换一个美元。构成这种灾难性现实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一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的严厉惩罚，二是席卷西方的30年代大萧条。无疑，一个能够结束这种灾难的力量，就是人们的救星。
但这样说，并不能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灾难，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苦难，都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如此强有力的极权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沟通了天国与地气的现代乌托邦对社会情绪的系统整理。从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来看，通过意识形态对困惑、孤独、怨恨、欲望、失落、恐惧、无力感等社会情绪进行系统整理，并以跳过人性的办法形成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是极权主义的诱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的组织技术、信息技术等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
极权主义最容易发生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因此，对于苦难的整理总会给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动力。希特勒在一场著名的演讲中说，“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欧洲大陆上最高贵的民族地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选择像本杰明•马丁一样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唤醒苦难的记忆，激发摆脱苦难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散射的自然状态的苦难转变成可以将社会动员起来的系统的苦难，这里需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框架。比如，如何将婆婆对媳妇的虐待引申到社会的框架之中。
苦难的诉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难的理想主义目标，二是制造出有利于内部整合的敌人。而制造敌人依赖的就是从苦难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转化。许多西方哲学家都从学理的角度对怨恨进行过探讨，甚至认为怨恨是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断言，怨恨牵制着整个欧洲的现代性的颓废与虚无。舍勒则认为怨恨与现代性同构。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极权主义这里才发挥了其最大的潜力。因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制造敌人的意义，一是可以在社会中制造紧张状态，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规的统治措施提供依据；二可以在内部制造紧张感，从而强化内部的整合。
其实极权主义进行整理的社会情绪远远不止这些。转型期人们会特有的孤独、困惑、失落、恐惧、无力感等更是富有潜力的社会情绪。达伦多夫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诱惑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达伦多夫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很容易掉进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极权主义的许诺，就可以看出，其具体内容往往都是针对这些情绪的。
（三）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四）极权主义的逻辑在过程中延伸
极权主义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极权主义的能量和魅力开始不断地展开和延伸。
这里有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个是Naomi Wolf的《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另一个是Dennis Ganse导演的电影《浪潮》。
我们先来看看《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是针对911之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所做的，就是在摧毁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从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个步骤就可以了。这十个步骤就是：
1、制造出一个或是内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敌人，使人们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胁，从而使人们愿意接受对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禁系统，以对付威胁者或敌人，这样可以使得人们觉得有安全感。
3、建立一个恶棍团体，通常是准军事性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恐吓。
4、建立内部监视体系，并鼓励人们互相揭发。
5、潜入市民组织并对之进行骚扰。
6、对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进行专横的拘留与释放，而且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很难从名单中消失。
7、对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进行攻击，尤其是学者、学生和教授。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
8、控制媒体，用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真实的新闻。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是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
10、中止法治。
这十个步骤演绎的是一个民主自由体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的过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层面。这当中尤其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这种演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天经地义；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你都很难意识到其最终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而正常地继续着。这时罪恶在发酵，而人们却浑然不觉。第二，在有关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许多人都强调了乌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实，在极权主义的想象中，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个东西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十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制造敌人。因为只有对敌人或威胁的想象，才能动员民众的感情，才能为其独特的统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队伍乃至社会的内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说《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是从制度层面推演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而电影《浪潮》则演绎了在社会心理层面极权主义逻辑发酵的过程。这是在一个中学班级中进行的实验。这个逻辑的起点（第一天）是从自由散漫到纪律和权威的转变，重新排列过的桌椅和座次，统一的发言姿势和称呼，从中萌发出对独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点是团结与集体理念的生成，统一的军人式的步伐与统一的着装，通过对整体的魅力感受由此带来的优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则是用“浪潮”这个名字作为符号，以强化成员对其的认同与忠诚，并以集体的力量对其中的异端施加压力。第四步（第四天）极权主义的形成了内在的动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推动逻辑的演进了，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失去发动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经使这个运动欲罢而不能，运动的终结将导致其中某些成员的绝望。
在这当中，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间才显得有点不对头的。故事几乎是游戏般地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动人心的，领袖的产生，集体的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但不久，领袖在开始操纵集体，个人在走向狂热，而由神圣性赋予的优越感则在变成针对圈子外其他人的敌意和攻击性。第二，极权主义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为运动中形成的扁平结构（有人称之为平等的结构，但由于领袖的压倒一切的地位，称之为扁平结构可能更合适）彻底颠覆了过于的不平等的结构和地位分配。电影中的蒂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热中体会着自己的价值，运动成为他的生命。第三，为了目标而走向人性的反面，并视之为一种超越。由于这个集体的目标是神圣的，女孩子可以放弃漂亮服装，也可以将说谎视为正当。总之，这是混合了许多东西的一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驱动。直到这个时候，人们也才理解了残酷的来源，因为他们把残酷理解为是实现神圣事业的一种正义手段。
就在我搜索网友们有关《浪潮》的评论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帖子《别跟我谈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浪潮》观后》。这位网友写道：“按照影片里对极权社会的定义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极权社会里。但我们不一样地安然生活着么？整个民族不一样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中么？有什么不好”？应当说，这样的心态和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个别的。这正是我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续）与郭于华的讨论（根据孙立平、郭于华微博内容整理）
孙立平：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熟悉阿伦特的观点。她不仅把极权主义追溯到“群众社会的毫无结构”，而且也归咎于“一种原子化的和个体化的群众的特殊的条件”。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却没有导致极权主义；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分析道：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首先受到诱惑的是那些选民，他们在事物的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出身于在社会方面（而且有时也在民族方面）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来自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而且也来自那些“保守的和传统主义的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已弃旧又拒新，这种混乱引起失却方向的结果才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它们的问题是：它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作为诱惑》的论文中，用几句话总结了纳粹的纲领，这几句话清楚为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图像：“阶级斗争将会被消除；人民将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将会治理第三帝国；国家的敌人将会被驱逐出境；对德国的苦难负有责任的犹太人将会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体；将不再会有政治党派的存在；元首将作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体现着人民的意志。”这些成分不是现代的社会冲突，而是共同体的母爱许诺，加上一种僵化的认同，以缓解对自由的恐惧（达伦多夫）。
极权主义可以同时吸引左派和右派。达伦多夫说：国家社会主义吸引了传统的右派，共产主义则吸引了传统的左派。然而，尽管两者有这种种的矛盾和差别，其通过动员进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的政府制度企图进行控制，但是允许在广泛领域里的隐私和漠不关心；民主政治也进行动员，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非集中控制。在极权主义的政府制度里，动员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其实，我觉得极权主义最核心的是它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技术。其组织可以见之于如下名词：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
说到组织，我想到了制服。崔卫平这么评论纳粹的制服：“比较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党卫队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其实在我看来，制服即是与外部区别的标志，更是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工具。其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
刚才说极权主义组织的要点有二，个人交给组织，组织控制社会。但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进行人心的改造。这就说到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区别：专制主义要求的只是服从，极权主义要求的则是尽忠。于是，宣传与洗脑就成为必须。
组织的核心无疑就是领袖。希特勒强调：“要真正做到以上几点，国家的根本就要实行领袖原则，领袖应该有领导整个民族和国家，主宰世界命运的的权力。”这对于一个要复仇或崛起的民族来说似乎是必然的。据说，蒋介石曾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一无所得”）。蒋介石还说“法西斯主义之要旨”，“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
希特勒个人生活方式又如此地简朴，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从没有为自己的享乐乱花过纳税人的钱。
引导希特勒成为一个犯有反人类罪罪犯的路标就是反犹主义。理解反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读一下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的《大逆转1919》。这是一本可以成为希特勒传的书。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希特勒传分别是由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撰写的：布洛克的《大独裁者：暴政研究》以及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和克肖的《希特勒》。
说到反犹主义，不禁想到原来读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时心中的谜团。为什么法西斯对犹太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为什么反犹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其它仇恨的严重程度或许在某一历史时刻超越了它，但这些仇恨到头来已不复存在，或正逐渐掉进历史的废物箱。”有甚么仇恨能持续23个世纪？为什么经过六百万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后，这种仇恨竟然仍然存在，并且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潜质？这种历史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绵延不断的仇恨和压迫是怎样来的？有谁应当为此负上责任？
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尽管人们对反犹主义从神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过多方面的解释，但似乎并没有一种解释真正明晰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为何独独犹太人成为极权主义这种新政体的祭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问题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会建立在犹太人的血泊之中？
对于反犹主义的形成，人们分析过许多原因。比如历史上宗教与民族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对所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比如一战后在德国被占区犹太人对占领者的配合等等。更有人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就是种族灭绝。但拉尔夫•乔治•劳埃特的分析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他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19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
历史记载，在纳粹德国进行的种族清洗中，约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怎么解释这个罪行，特别是这个罪行与希特勒的关系？劳埃特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在早年的时候，希特勒居然曾是犹太之友。“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第二，后来他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这样，我们就在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看到了一个建构的因素。也就是说，德国纳粹是通过建构，将本来就对之充满怨恨的犹太人建构成必须灭绝的敌人。劳埃特发现，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反犹的调门开始高了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他需要犹太人这个“敌人”。在极权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动员中，“敌人”是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先说劳埃特最后的结论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最根本是源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这一事实”。尽管有人认为劳埃特的论证还并不很清晰，但他的描述至少让我们注意到当时德国人的两个心结：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怨恨。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发生在德国的近邻，而且也波及到德国本身。这种革命是血腥的。在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反犹主义势如洪水。问题是如何将两者勾连起来。有人发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甚至成为一个流行的提法。
于是，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
我觉得，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大逆转1919》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劳埃特的这句设问。极权主义是以社会动员为手段的。一战的战败以及《凡尔赛合约》所造成的耻辱，对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怨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使社会动员得以成功的社会情绪。但这种情绪一旦动员起来，就形成了自己发酵和走向极端化的逻辑。这时，逻辑开始自己推着历史往前走了。
郇建立指出，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蒂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郭于华：
1、极权主义必须不断地建构出敌人，至于是否真的是敌人则视情境和民众心态而定，这是能够裹胁大众形成队伍之必须，这也是共产主义的逻辑。犹太人如此，土改时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也是如此！
2、推荐此片：《苏联往事》，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
3、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两种制度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都有创造新人类的野心。它们都不接受人类的本性，是与本性和人性的战争，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纳粹思想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生物学理论之上；共产党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学理论之上；但这两种制度都自称是科学的《苏联往事》。
4、极权主义为何有力量：其乌托邦的理想目标设计基于人之德性，包括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等（暂且不论其是否为真善）；而其达至目标的手段却诉诸甚至调动、发挥人性之恶。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是其获得自身统治成功和带来社会毁灭的根本原因所在。
（泛华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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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
2013年4月28日星期日
万润南：习近平最有条件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
万润南：习近平最有条件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
作者 安德烈
自 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提出中国梦的说法之后，海内外一直议论纷纷。中国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这只是一场虚幻？或者它是一个有可能体现一个民族走上 开放之路的前瞻性的梦想，一个未来可以实现的愿景？如果是后者，作为一个专制体制下的习李政权，到底具备不具备领导中国走上政治改革之路的胸怀和胆识？流 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民运人士万润南认为，习近平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他拥有的政治资源无人能出其右，他拥有的政治空间甚至比邓小平都要大。万润南更认为，习 近平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如果他像蒋经国那样，以专制来终结专制，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
中国的政治转型期需要强人
法广：习近平上台几个月了，习李政权已经成型，凭着您的观察，您看出端倪了没有，有没有一点习李新政的苗头？
万 润南：凭心讲，没有。当然也有人讲，再看一看，给他们一点时间。李克强不是说与其说不如做，行重于言等等。但我们起码没有看到一个实质性的动作，一个令人 鼓舞的他们会有所作为的信号。可是，习近平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他可以做些事情。但他会不会做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面临的障碍和面临的困难并不是所谓 的国外的敌对势力，也不是所谓的民运人士，实际上是现在已经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是他们推行改革的最大障碍。我想他们现在之所以还没有 弄出点动静来，说明受到的牵制太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与其等待、抱怨，或者去表达不满，不如去理解他们，给他们点鼓舞。其实，各种力量，有反对他们的力 量，也得有推他们的力量。推动他们，让他们尽可能朝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的目前这种政治格局的方向走。现在是一种僵持的格局，利益集团的利益太庞大了。他们很 难动。不管是谁，要推动政治改革，确实会非常难。然而，我们前后比较一下，习近平可能比任何人更有条件，或者说更有可能来推动中国的这场改革。
像蒋经国那样用专制结束专制
法广：为什么说习近平比其他任何中共领导人都更有机会和条件，来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说法多少让人感到茫然？
万 润南：跟他的前任来比，习近平讲话不讲官话、套话。他的讲话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讲话里去分析。最近他访问俄罗斯，报道说习近平跟普京 讲，“我们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句话，我也觉得这句话蛮有意思。普京的性格是什么呢？简单一句话就是强势。所谓强势也就是性格。俗 话讲性格决定命运，一个领导人的性格也往往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尤其在社会的转型期，就需要一个强人。所谓强人，就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公 认的强人，不管国际观感舆论，当了两届总统，再去当几年总理，然后再接着去选总统。最后算下来，他操控这样一个大国的政治前后会有二十年左右。那么，习近 平说他跟普京性格相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福是祸呢？如果习近平真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政治转型期需要这样的领导人。
法广：这种特征的领导人，所谓强人，往往容易成为独裁者。普京就是一个让人诟病的人。如果习近平不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人，而是这样一位集所有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那不正好和政治体制改革所需要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吗？
万 润南：习近平要独裁也独裁不了，现在已不可能回到毛那样的个人独裁。因为习近平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对他的制约。在这里，台湾的转型期可以参照。台湾的转 型期就是有蒋经国这样的一个强人。蒋经国有两句话讲得很透彻：我是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我将用专制结束专制。他做到了。台湾的开党禁，开报禁就从他开 始。另外一句话他也讲得很透彻：没有一个永远的执政党。所以，一个普京，一个蒋经国，可以作为习近平参照的一个对象。第一，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需要强人，俄 罗斯出现了普京，台湾的政治转型有蒋经国。我说的转型是一种和平的、逐步的、稳定的转型。那么，有这样一种强人是一个好事。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谁有可能 成为强人呢，只有习近平莫属。
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 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
法广：成为你所说的转型期的强人需要什么独特的条件？为什么说习近平恰恰具备这种条件？非他莫属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绝对呢？
万 润南：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强人。首先从他的出身来讲，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第一代打天下的元老，他就是所谓“根正苗红”的红二代。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父亲很 开明 ，而且也受尽了磨难。首先受毛泽东的整，后来为胡耀邦仗义执言，又受邓小平的整，最后郁郁而死吧。这种出身在太子党，在利益集团眼里，他是同类。但是在老 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没有人比他更得到广泛的认同。既得到权贵利益集团的认同，又得到老百姓的认同。这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政治资源。第二个因素，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这个也很难得。这批人都经过文革磨难，受过所谓“再教育”，下过乡，下过厂。跟他比，我们当时所 谓“下乡”“下厂”的时候，还可以拿工资，还算是国家干部。他们下乡，确实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而且他还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有过这种在底层 社会所谓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相信他和底层社会，和底层老百姓那种感情上的、思想上的、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 和民情的那种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会上有个讲话，44次提到人民。他把人民两个字挂在嘴上，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他有这种经历，而 这种经历在他之后的那一代人没有了。如果说习近平都不能改，改不动，那后面的人根本就没有可能。
习近平具有五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 三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有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的博导叫孙立平。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孙立平关于社会溃败 和权力溃败的论点，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分析。他关于推动阳光法案，关于政治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都有很多真知灼见。如果习近平能够听 得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就会受益匪浅。第四点，从他身边的一些关系很近的给他出主意的智囊人士来看，有一些是他的清华的同窗。我知道其中有一些人相当不 错。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所以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政治改革的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 地了解。我相信这些人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现在不是讲正能量吗。再有一点就是他的前任，他的胡学长，高风亮节地裸退。这个裸退，给习近平留下来极大的政 治空间。我对胡锦涛裸退评价非常高，认为够得上“立德”的水准。如果习近平而因此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习近平是毛之后政治空 间最大的一个人。他比邓小平的政治空间都大。为什么呢？邓小平有一个陈云。杨继绳有一本书讲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叫双峰政治。就是说邓小平一直受到陈云势 力的牵制。胡锦涛的裸退，不光是说他不给习近平一个羁袢，而且也割断了江泽民的牵制。
从以上五个方面看，习近平可以说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 来讲，无人能出其右。所以讲习近平完全有可能，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他说跟普京相似，与普京相似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在哪里呢？普京可以说是一位强人， 但他不是伟人。他只是在一场大的政治变革完成之后，来收拾残局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领导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推动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 政的新中国可以从他手里开始。当然，有这个机会，不等于他一定能做到，或者说他一定想做。但是我们可以推着他去做，鼓励他往这个方向走。按照中共的制度， 起码今后十年的中国政治他可以主导，这十年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做好准备。就像蒋经国所说的，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 专制。我们想对习近平讲，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新体制下的第一位领导人。就是 说，这十年，如果他用专制结束了专制，到那个时候，凭着他结束中国专制得到的那种威望，他要竞选第一届的领导人，绝对会当选。我们要推他什么呢？就是说， 习近平，这十年，你可以好好干，为社会转型做准备。但十年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就不能这么暗箱操作了，不能够指定或者所谓海选了，而是要老百姓来选，一人一 票地来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是民主宪政的基本精神，其实这是政府信任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靠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增长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是不可能做 到的。民众需要有自信，有自尊。老百姓手里拿票来决定领导人，就得到了自信和自尊。习近平还讲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实小布什以前也讲过类似的 话，小布什讲的关权力的笼子很明确，笼子周围有五个栅栏，这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这样才能把权力制度化，关在一个笼子 里。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那我们就从民选的第一个栅栏开始。说中国民众的素质不行，这是一个屁话。中国民众的素质不行？现在连缅甸，连蒙古都可以实行一人 一票来选举，那么，GDP在世界上已经占了第二位的这么一个大国，说老百姓素质还不行，这全都是托词。
中国梦就是一人一票来决定领导人
法广：就是说，如果到了这一步，能够为下一代人开启一人一票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在您看来，那就是把所谓的“中国梦” 具体化了？
万 润南：我想是。习近平说“中国梦”，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很简单，每一个人的中国梦，就是由我们一人一票来决定中国将来的领导人。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 举制，去奢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宪政改革是一种体面的结束的方法。拒绝政改，必然要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这 个历史潮流不可能阻挡，所以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潮流，能够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
法广：我觉得您的分析主要是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去看，但是您前面说，还没有看到一些鼓舞人心的信号。那么，就在一个相对比较近的阶段，您所说的鼓舞人心的信号，就是说当局比较容易做到的几件事，带有信号性质的是什么呢？
万 润南：其实有一件事情他们马上可以做，而且很简单。马上就是六四24周年了，你就从善待政治异议人士开始。因为20多年前这场冤案，许多人至今还在坐牢。 多名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王炳章还在牢里。有许多人像我们这样，还流亡在海外，不能够自由地回国。你就从善待这些人开始吗。
习李政权容易发出的信号：让六四流亡者回国让刘晓波获得自由
法广：这些事情你觉得对当局来说并不难做吗？
万 润南：这个并不难做，而且当局你可以为了避开争论。可以说我这是实行大赦特赦，当然，我们不接受这种说法，因为特赦的前提是我们有罪。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 有罪。但是我们讲你要善待这些人。你为了能使这件事情做成功，你可以说我是特赦大赦。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吗。差不多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这一页该翻过去 了。取消通缉令，让这些人能够自由地回国，对刘晓波、王炳章这些异议人士，你特赦也好，保外就医也好，首先让他们得到自由。你不是说中国梦吗，我们的梦就 是能够自由地回家。我相信刘晓波王炳章的梦就是能够得到自由。做这些他们不需要资源，而且既然他们那么自信，所谓三个自信，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无非是不 自信，怕这些人能够自由地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怕这些人能够自由地回来。你哪怕是做一点，一叶知秋嘛。起码来讲，你有诚意。你有可能，你给大家释放了一个 信号。我们本来来去应该是自由的，你特赦什么，我们没有罪。杀人的没有罪，我们反对杀人的倒有罪？但是，一叶知秋，从这些事情的微小的变化上来说，中共有 机会呀，马上就是六四了。1959年，中共建政10周年的时候，当时也搞过一次所谓的特赦，特赦的都是所谓当时内战的战犯，所谓“战犯”，就是“双手沾满 了共产党鲜血”的那些人。你连这些人都能够特赦，为什么，因为当时表示出一种自信。现在，我们只是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政见，没有杀你的人吧，没有血海深仇 吧，而且当时我们支持的也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支持赵紫阳，赵紫阳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支持共产党的总书记，反对流血，只是说跟邓小平的意见不一样，那连这 些人都成了敌人？连回家都不行？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父母都九十多岁了，他们日夜盼的，就是这个儿子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去，能够见一面。这种梦想非常卑微啊。 你讲半天什么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的梦想就是回家。就从满足这样一个卑微的梦想开始啊。所以，我讲习近平有机会。希望他近期做这件事，善待政治 异见人士。到十年后，结束这种专制的指定接班人的制度，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选出新的领导人。当然，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拭目以待。
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2014大崩溃》惊人预言“习近平内部讲话”
港媒消息称，3月12日晚，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13日晚中共政 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与会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讲话，称中共正面临挑战的严峻性、紧迫性，并表示，今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这一消息与2013年1月1日出版的《2014大崩溃》一书披露的相关内容惊人一致，引强烈关注。（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3年04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港媒消息称，3月12日晚，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13日晚中共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与会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讲话，称中共正面临挑战的严峻性、紧迫性，并表示，今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这一消息与2013年1月1日出版的《2014大崩溃》一书披露的相关内容惊人一致，引强烈关注。
网络上关于作者为胡乔英、2013年1月1日出版的《2014大崩溃》一书简介称：中共高层最新泄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那就是中央应急小组向常委会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认为中国社会即将在二零一四年全面崩溃。
这份绝密报告描述的崩溃情景十分可怕，经济崩盘、企业倒闭、鬼屋林立、盗贼四起，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街头革命随时发生。中共常委会因此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但是会议讨论的内容更为惊人：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崩溃不可避免。其实很多专家，特别是中共体制内的专家已经一再警示，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博士导师孙立平教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李佐军研究员。西方国家也已经为中国大崩溃做好了应急方案。
有民众跟帖表示，“不过不是2014崩！而是2013崩！”“2014年红朝崩溃？想得太美了！做梦吧！我们必须让红朝在2013年就崩溃！！”
习近平：中共面临的政治危机会加剧
《争鸣》报导，3月12日晚，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列席。中央军委委员、各省、部党政一把手也出席了13日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关讲话已在3月14日向各省区中共人大代表团党委作了传达。
据报，习近平在会中提到，今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并称，“部份地区民怨到了沸点、民愤接近临界点。”并认为长此下去，中共“面临的政治危机会加剧，局部地区会爆发危机。”习近平还称，“要承认这样的痛苦现状、接受这样的严酷事实……”
此前，《动向》2012年5月份曾报导，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称当前中共存在三大危机：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
2012年5月，《争鸣》也曾报导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承认“党和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
习近平博导: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2012年11月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年会上语出惊人，称“政府为了达到目的（指标）可以不择手段，这叫‘作恶授权’”，还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政府说的话，老百姓也不信了。”
习近平曾经在清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而孙立平是习近平的论文指导教授。
今年1月，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创办人、早年曾任中共高层政治智囊的陈平接受台湾媒体《新新闻》的专访。访谈中，在谈到中国的发展趋势时，陈平认为：“中国三年一定会发生革命，即便是中国第五代的领导人也改变不了这大趋势！”
“中国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著名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说，中共执政60多年干尽了坏事，共产党制造了大饥荒、大屠杀、文化大革命，曾经把经济搞崩溃、毁灭了文化，“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维权人士，中共已是罪恶滔天，天理不容。
陈破空表示，中共政权已丧失改良资格，无论如何做也已经无法再改良，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希望中国人觉醒退出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这是中国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引爆“三退大潮”。目前，已有近1.36亿人退出中共各级党团队组织，显示出它在解体中共过程中的示范效应和巨大作用。前苏联也是，包括叶利钦在内的400多万人退党，强大的苏共即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一朝云散。
时政评论人士郦剑锋表示，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给中国人洗脑灌输党文化的歪理邪说，为的是愚弄和麻醉中国人，使其迷惑不能清醒，丧失正常辨析判断是非特别是认识共产党本质的能力。为什么它那么痛恨法轮功，必欲置之死地？为什么它要严厉封锁互联网？是因为中共恐怖于法轮功讲真相，恐惧中国人因了解真相而觉醒。一旦亿万中国人都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几十年精心构织的“谎言大堤”就将一朝溃塌，骗不了人了，那它就彻底没咒念了，只好退出历史舞台了。
（责任编辑：孙芸）
2013年3月15日星期五
孙立平：从经济的走火入魔到政治的权力溃败
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本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定物质财富的依托，同时也要改善其他的方面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很少见到一个国家为了经济而如此不顾一切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既有的利益格局严重依赖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在这个不断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原来给的不但得继续给，每年还得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新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出现，这个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中来。所以这个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增量依赖症。从微观的层面说，只有经济高速运转，只有不断上项目，尤其是上大项目，相关的利益集团才能从中获益。
第二，越来越脆弱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其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任何政权都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这样，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力图将过去完全靠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第三，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这个社会已经别无依托。上面说到，如此强调经济发展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尽系于此，但还要看到更深的一层的原因，这就是由于这些年的破坏，我们除了钱和财富之外，已经别无依托。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使我们周边的环境乌烟瘴气，人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然，享受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只图环境别给自己马上带来疾病。社会生态的破坏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人对人的友爱和关怀，更多的是戒备甚至互相攻击。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已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没有寄托，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托？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慰藉？于是只能靠“发展梦”来填充空荡荡的灵魂与人生。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何以成为可能？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可以在一时之间轰轰烈烈，成果辉煌。于是有时也会引来无数人们的艳羡，据说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有一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羡慕不已。势利的学者也会不失时机地营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的。因为它背后需要一种体制。
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一种极为自负的体制。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前三十年是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改造了社会；同样地，也是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后三十年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发展了经济。而现在又要把这种自负进一步地推进到所谓“中国梦”。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体制化的结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举国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在体育、经济发展和救灾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其实，明白了体育，也就明白了中国经济。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举国体制是总体性权力的产物。它建立在两个东西的基础之上。一是权力的全面控制和渗透能力，二是社会各个部分的不能独立运转。因此，举国体制只存在于总体性社会中，在专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制社会调动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举国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发展体育赢金牌是如此，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出于政治考量，为此不惜违反自然规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价。
举国体制的第二个特征，是运动式的运作方式。有人将这些年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文革”，就是这个意思。正如童大焕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这种"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过那时候是"政治挂帅"，实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则是"经济挂帅"，实行的是"经济文革"。
举国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全面调动资源，用尽一切手段。比如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拆迁中，政治与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会的手段，社会的手段甚至株连九族，经济的手段等等，轮换交替使用。这因为权力是总体性的，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直系亲属停职停薪，停止子女上学等作为威胁手段，其他的社会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举国体制与此前的举国体制不一样的。新的举国体制是在催生了市场，并用权力重组了市场因素之后形成的。如果对这种举国体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内部的具体机制。（1）动员机制：可以体育、救灾、盛会和高铁为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过新举国体制延伸出来的；（2）动力机制：可以以强制拆迁为案例，看看权力驱动与市场驱动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3）控制机制：可以以舆论和互联网为案例，权力和市场式如何配合的。现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在体制上将两种机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权力式的，又是市场式的；（4）吸纳机制：可以以两会为案例，看看是如何对社会精英进行吸纳的；（5）整合机制：如组织系统；（6）汲取机制：可以以房地产为案例，看看政府与企业是如何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汲取社会财富的。
这种举国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权力溃败，最应当正视的问题
三年多前，我提出“社会溃败”的概念，并指出，社会溃败的核心是权力溃败。所谓权力溃败是指，权力系统内部的规则和约束机制失效，权力结构的整体性丧失，权力的不同部分各行其是，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权力既专横又无能的状态。而这已经是我国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权力的专制特性与内部的溃败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对权力的溃败抱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人们乐于见到某种专制权力的弱化，另一方面这种弱化过程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可能又会带来更为恶劣的结果。
这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专制权力溃败的过程，表面上有点类似于走向民主社会中多中心的趋势，但其实质是非常不同的。第一，多元社会中一般有政治、市场、社会、宗教四种整合机制，政治只承担有限的功能，哪个一时失效都不至于引起整体的危机。而我们社会中政治是唯一的，权力溃败意味着唯一整合机制的失效。第二，多元社会中政治内部是有规则的制衡，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权力溃败社会中政治的各个部分则是各行其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第三，在多元社会中，即使是分权式的权力，也受到社会的有效制约，而在权力溃败的社会中，各个主要权力的拥有者都是别人无法制约的、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出现的权力溃败，是在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正是这个表面矛盾的两个过程，构成了我国权力演变的基本特征。由此，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
权力溃败发生的原因
发生权力溃败的原因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官方往往将这种趋势归因于理想主义和信仰的丧失，很多学者也将其归结为核心权威的衰落。但我觉得更要注意如下的一些因素。
第一，在理想主义消失之后，利益交换成为维系权力内部关系的纽带。第二，在中心权威衰落的同时，权力的总体性特点没有发生变化，分化的权力的每一个部分都仍然是总体性的，甚至是可以逐级复制的。第三，在权力不可避免的分化的同时，没有努力去建立相应的制度化规则，以约束分化了的权力，反倒总是一厢情愿地想以重建中心权威来解决问题。第四，在权力系统纵向约束不断失效的同时，不想建立横向约束机制，即民众对分化的权力的约束，结果使分化的权力成为上下左右约束都没有的无法无天的力量。
表面的大一统与实际的各行其是形成了一种默契。在溃败的权力结构中，上对下的控制主要依靠三个机制。一是官员的任命权，二是模糊的政治压力，三是以反腐败等为手段的对不效忠的惩罚措施。第一个是主要的。同时，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也越来越有限。一是完成我的政绩目标，二是别给我惹事。其他的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由此，给下层权力留下了至少三大空间。一是不作为的空间或虚与委蛇的空间。二是暗中抵制的空间，底线是要给上面留表面上的面子。三是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的空间。
总起来说，这种权力溃败是发生在过去总体性社会权力结构瓦解的过程中。过去的总体性社会是建立在再分配经济基础上的，资源的控制和垄断是单一的，权力是单中心的。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想努力建立的新总体性社会中，资源的控制开始多元化，权力单一中心的基础已经失去，权力多中心的趋势开始出现。但新的体制拒绝在权力多中心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约束权力的机制，由此导致权力既无上下的纵向约束，又无左右的横向制衡的状态。
权力溃败的第一阶段（80年代）：解决集权的思路导致总体性权力在地方的淤积
80年代是在对文革进行反思中走过来的，但这种反思是很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没有触及实质。文革前实际是极权，即权力高度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集权的问题，即行政权力集中在中央。于是，当时的改革明确了纵向分权的思路（尤其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但却拒绝横向分权的思路。
因此，即使是下放的权力，仍是总体性的。这就导致：第一，下放的总体性权力在地方淤积起来。第二，下放到地方的总体性权力仍然是没有横向制衡与社会制约的。第三，由于目标不明确，无法建立真正有约束力的规则。第四，社会与舆论一直无法成为制约权力的力量。第五，摸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导致了对无规则权力的纵容。
纵容官员贪欲与潜规则形成是80年代埋下的权力溃败的两个隐患。改革开放是以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复出为开端的。但这个群体，除胡耀邦等少数有理念的人外，实在缺少贵族气。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之后，上台后不是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而是要求“补偿”，甚至是变本加厉的补偿，当时的说法就是儿子票子房子。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从一开始，吃相就很难看。而且对抨击者进行打击。80年代叶文福的遭遇就是一例。
纵容官员贪欲和摸石头两个因素，造成潜规则的发育和盛行。80年代是潜规则形成的重要时期，突出表现为对正式规则的大规模系统性破坏。对其进行辩护的理由，这是渐进式改革必不可少的代价。
权力溃败的第二阶段（90年代）：瓦解规则，纵容贪腐
什么事情在中国都是从负面汲取教训，最后都是坏的选择。六四和苏东剧变就是如此。苏东剧变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是心理层面的。首先，这个事件瓦解了官员对体制的信心。其次，是抱团取暖，形成了上层的精英联盟，对外维稳，对内纵容贪腐。
当时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90年代前中期是官员对体制信心最低沉的时期，而贪腐则成了末日心态最集中的体现。体制则将贪腐作为效忠的对价，持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第二，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人们所说的第二波改革。这次改革对于中国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重获生机，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挽救体制的意图更加明显。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发展与腐败的交织，甚至体制化。体制性的行动就是权力“下海”。政府公司化，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就是由此而来。潜规则从80年代的台下转入台上。
更深层的分析，可以见之于由于权威、结构和制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导致的原有整合机制的失效及整体的碎片化。在权威方面，原有的强人政治被代之以常人政治，一言九鼎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服从趋于表面化。在结构方面，原来作为保持权力整体性工具的警察、司法、纪检、媒体等机构均在地方化，开始为地方权力服务，原有的控制手段越来越不起作用。在制度层面，原有的对下级官员的任命权成为唯一的控制手段（俗称的“拿你乌纱帽是问”）。但由于派系、关系以及腐败等因素，阳奉阴违成为普遍的现象。二陈事件都有中央-地方因素，但此时杀鸡猴已经视而不见。
上述因素表明，靠单一纵向机制约束权力已经不太可能，这时迫切需要建立横向的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如权力的互相制约，尤其是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可惜的是，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反而是企图用纵容贪腐的方式来维持下级官员的效忠。于是，权力溃败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但当时对社会中监督权力行为的直接打压还较为少见。一般是，你骂你的，我贪我的。
权力溃败的第三阶段（21世纪）：权力的膨胀与溃败双加速
进入21世纪之后，在经历了短暂的所谓新政之后，权力溃败的趋势愈演愈烈，甚至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本来，孙志刚事件废收容，非典促信息公开，办陈良宇反腐败，一时之间似乎政通人和，老百姓也对新班子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不知为何，转眼之间，新政偃旗息鼓，学起了朝鲜，控制和维稳成了鲜明的主题，并锲而不舍地坚持到最后。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了许多朋友也不得要领。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奥运的作用，当然背后是新班子的旧思维以及自信的缺乏。我一直在想，北京奥运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不是仅仅在钱上。面对一个盛会的拘谨心态，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奥运是举国维稳体制化的开端。现在看来，奥运，可能是我们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情。
中国进入21世纪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力膨胀与权力溃败的加速并交织在一起。此前就已经开始的强化政府抽取资源能力的过程，使集中到政府手里的钱越来越多，可谓财大气粗。而奥运的成功举办，拘谨的心理又演变为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的幻觉。而权力溃败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愈演愈烈。财大气粗加速了挥霍无度，举国体制也培养着权力的专横与任性。
客观地说，过去的十年，有关人士可谓尽心竭力，身心交瘁。因为是在用最糟糕的方式应对最糟糕的情况。这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由此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但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无能为力，只能用维稳的方式求得不出事。但这一维就把中国维坏了，因为这样不但助长了社会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毁坏了社会中正常运作的机制。前一段时间，我曾提出过逐级复制的“作恶授权”的概念，在维稳中，反正不能“出事”，怎么做我不管。这样一来，权力的任何胡作非为都可以在维稳的名义下进行，同时也可以用维稳的名义对任何监督权力的行为进行打压。
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2006年，王岐山与习近平、刘源（刘少奇之子）、胡石英（胡乔木之子）、薄熙成（薄熙来之弟）等人合影
荣剑：“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
相关报道：泛华网第三位置主义系列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 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 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 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 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 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 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 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 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 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 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 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 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 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 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 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 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 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 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 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 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 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 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 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 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 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 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 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 “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 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 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 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 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 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 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 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 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 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 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 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 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 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 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 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 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 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 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 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 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 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 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 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 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 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 下的民主。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八
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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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右四）、儿子胡石英/右二 |
最近在阅读了一家大众杂志对罗援少将的采访之后，我才首次获悉“红后”这个新的说法。在这之前，我是知道一大批“革命后代”或“红色后代”，极其反感社会把他们称之为“太子党”或“官二代”，他们愿意自称是“红二代”。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在中国“二代”现
象普遍和不义、炫富、特权联系在一起时，红色后代被称为“官二代”，的确有损于他们的政治信誉和道义形象。以前当官被誉为是人民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现
在还有谁好意思再这么说？吏治腐败，为官不仁，官员政治信用破产，道德形象败坏，官民对立严重，这些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仅日渐侵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
础，也几乎使红色传统优势消耗殆尽，革命的光辉历史在现实中黯然失色，不复以往的道德感召力。在此背景下，红色后代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情有可原，值得关注。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 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 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 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 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 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 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的政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很难量化。笔者的父亲是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后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不大不小的职务，退休时享有地市级待遇。按理说，我也应当属于“红二代”或“红后”之列，但说实话，我的确难以产生强烈的红色历史意识和革命的归宿感。我相信，和我有着大致相同家庭背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享有过红色父荫下的特权或优惠，也并不认为父辈提着脑袋坐上的那个位置理应由他们继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那份薪水足以让全 家温饱，比那些节衣束食的工农家庭多了一些保障，再就是所谓“干部家庭”这个身份多少能够满足一些虚荣心，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我比那些所谓的平民同学更高贵些，或按现在的话说，多了一些“政治正确”。因此，文革期间，当谭力夫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的口号时，我并不由此感到振奋。那时我就 感觉到，在喊这个口号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圈子，他所代表的阶层，和我这样的“干部子弟”完全是两回事，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属于“高干子弟”， 也就是现在倡言“红二代”或“红后”的这些人。打开这些人的履历，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是那样的显赫，父辈至少官至部级或将军，其中出类拨萃者，无疑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概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构成“红二代”，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这一代人，有许多是出生于战争年代，在马背的摇篮里长大，建国后居于各个大院或小楼，在专门的学校读书，身处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有浸染于权力的熏陶，也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感受。文革是他们集体遭遇挫折的非常时期，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第一目标是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林彪的话说，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摧枯拉朽，冲击一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高级干部首当其冲，被罢官，被批斗，被抄家。严重者性命 不保，妻离子散；幸存者苟延残喘，终日自危。这个时候，老子遭殃，殃及子女，高干子弟被划入“黑五类”，和“地、富、反、坏”并列，成为专政对象。几个豪 姓大族后人，受到的迫害最甚，从天堂打入地狱，或死或残，或坐牢或流放，受尽人间折磨，看破世态炎凉。古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革也是这种身份政治的巨大转换，高干子弟天然的优越性被摧毁，沦为平民，进入底层社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 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 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 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 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 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 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 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 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 财源。
高干子弟经商潮，利用权力和价格双轨制从事倒买倒卖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不满，也引起执政党的反省和警惕。1986年的学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学生们普遍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高干子弟的违法经商行为，清理各类官倒公司。对于社会上的呼声和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执政党不得 不开始重视。1988年9月，国务院宣布对“流动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目标直指以康华公司为首的几大公司。“八九风波”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 1990年2月正式下文，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实行撤并转，几大公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作出这个举措，算是对当时社会上日渐高涨的不 满情绪的一个回应，当时甚至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和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经商活动。当然，这个决定在后来根本无从执行， 但这至少表明，执政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 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 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 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 “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 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 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 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 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 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 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 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 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 总陈同海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 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 的第一人。
中国目前的状况，或许可以用经济学上所说的 “帕累托改进”来 解释：少数人得益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中国几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实际支配国家经济命脉时尚未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全民都搭上了中国快速 发展的便车，少数利益集团所享有到特权和好处作为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成本，尚未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在“负收益”状态。而一旦这种“负收益”状态出现并不 断扩大时，社会将立即陷于动荡，冲突和危机将成为常态，甚至革命都会随时发生。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界点，全民共享的改革红利已基本吃光，社会主要资源已被几个大的利益集团瓜分完毕，执政党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贵资本已严重败坏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厦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红色后代是有充分的认知，并不回避，他们或许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具忧患意识，普遍担忧执政党将因腐败问题 而毁于一旦。延安儿女联谊会写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明确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最不满意是什么？我党我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腐败！在 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应该从解决腐败问题入手。”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建议：党中央实行差额选 举，增加直选名额（20%），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成立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向社会层面开放，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份 建议在最后部分写道：“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谈话，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我们今天要痛下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呼 吁全党实实在在迈出这一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会开创一个更加阳光灿烂的新局面。”
我相信，上述建议反映了“红二代”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他们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 和血缘联系，而且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事关重大，必须主动应对。他们对十八大的建议，重点放在党内民主上，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众 能够看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具体的方案。按这个方案来重组党内架构和权力体系，能否让执政党脱胎换骨，尚未可知。但这个行动的积极意义在于，来自执政党最 正统的一脉也已经认识到，执政党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绝无出路。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 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 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 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 下的民主。
“红后”关于改革路径的第二个前提是，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毛的思想、红色意识形
态和“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过去历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说法和做法，为其现实合法性提供论证。重庆的“唱红”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发红色资源，充分激活的
是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希望以这个理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铸执政党的合法性。延安儿女联谊会重新主
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视为执政党“制胜的法宝”，
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这些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意见并未得到“红后”认可。
第三个前提是，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 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 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 红色后代的改革路径，依赖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赖于红色传统，依赖于红色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能否广泛地动员民意，迎合历史潮流，进而领导改革，在我看 来，必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按宪政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改革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来， 满清执政集团一直是企图主导改革，愿意呼应民意，按宪政体制重新建构国家权力体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革命力量挤出历史的火车头。原因就在于，满清执政 集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在国民普遍已经形成宪政改革的共识时，仍然坚持以皇族权益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于大清江山永世长存 的陈旧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从根本上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条件。 历史的场景未见得会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红 色后代在近三十年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占有重要位置，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脉，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们整体的社会 形象并没有因为得天独厚的红色背景而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让人信服的政绩和业绩。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比其他社会阶层享有更 多优势和机会时，绝非是毫无代价，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无法避免。社会上现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社会不公的事实。红色后 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都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拷问，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免责的权利。这意味着，红色后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必须接受多重检验——道德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检验，其实，最后的检验还是在人民那里。 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改革最关键的时期，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阶段，改革必将涉及原有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和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在目前社会已处在严重的 利益分裂和冲突的情况下，要想对改革路径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难度极大。现在，执政党在思考，社会各方人士也在思考，都在寻求改革的最佳路径，都力求 避免中国陷于绝境或出现最坏结果。为此，我的思考如下。 1、执政党的理想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它在革命时期是通过对平等的承诺来凝聚人心，赢得人民的支持。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因权力、 财产、血缘、教育等不同因素所造成人的不平等，既是不平等制度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中国的现有制度没有如执政党所承诺的那样消灭不平等，由制度所造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扩大，利益冲突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红色后代应当承认，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已经享有到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资源和 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天然地处在一个比别人更有利的位置，实际上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并不具有比别人更多的道德 优势和政治正确，也不必承担对人民的更多责任。即使在目前体制下，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转型，是要 在制度上真正实现所有人的真正平等。 2、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执政党重建其执政合法性的惟一路径，而且也是红色后代继承其父辈遗志、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效制度安排。西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中 国皇帝的承天受命，其实质都没有人民授权，都是根本违背人民主权原则，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执政党以暴力革命夺取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以特殊方式赢得人民支持和授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此取得了人民的永远授权，更不意味着革命后代就此可以成为政治法 统的当然继承者。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 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宪政民主制度是为了保证任何个人、群体、阶层或党派，在法定的程序之下，都有相同的 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避免暴力夺权和专制轮回的恶果，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以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现代转型。 3、政治的“二代”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中，极为常见，不成其为问题。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都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家族，一个家族连续几代人 以政治为职业，前后出好几个总统，从未被其人民认为是腐败行为，后代从政也不会拿前代说事。如果说小布什当选总统是得益于老布什的庇荫，那就是政治笑话 了。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会好意思说：父辈执掌过政权的江山绝不能在我手里丢掉。在民主的选择机制下，“政治二代”从政，得益于家族传统、 经验、人脉和口碑，那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最后还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种现象在政治转型国家中也不鲜见，这次缅甸华丽转身，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 身上——昂山素季，她可是他们国家最正宗的“红二代”。作为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长期遭受专制迫害，坚持以宪政民主理念引领缅甸政治转 型，赢得人民支持，不辱父辈声名，于家族、个人和国家都居功至伟。中国红色后代中的许多人，遭遇过文革劫难，有长期生存于底层的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对 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应有体察，他们应该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建设，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以前就写过，中国老百姓善良、宽厚、明智，谁先走出大院，满大街和他们握手，谁就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得到他们的支持。 4、按宪政民主方式促进中国政治转型，是对执政党的一个巨大考验，它将面临传统的权力配置体系的根本转变，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归宿上，真 正建立起人民主权制度，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执掌政权。同时，这种政治转型对于红色后代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将面临失去政治正统的比较优势、 传统的资源整合方式和各种实际存在的特权，和所有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们必须突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所 谓红色接班人的思想，一个是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不是任何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天下，谁来接班必须由人民来选择。完成政治转型，也 不是红色江山变色，而是实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承诺，让人民当家作主。宪政民主制度是实现所有人的政治权利、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符 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符合红色后代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强调和坚持的是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力求实现 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中国正在向这样一个目标前进，不管是谁的后代，凡是中国人的后代，都应当携起手来，不以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 原则为出发点，真正从民族大义和共同利益出发，为建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共同努力。 |
来源: 共识网 |
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习近平导师：最多10年，中国必有一场革命
来源：苹果日报
新君临朝。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导师孙立平教授被称为「帝师」。这头衔非同小可，光绪皇帝的帝师翁同龢是咸丰年间科举状元，也做过同治皇帝的师傅，同治早夭，光绪从启蒙识字到临朝亲政，都拜翁同龢为帝师。翁是清流派，支持戊戌变法，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削去翁的官爵， 逐回原籍，永不叙用。无疑，翁同龢的革新思想对光绪颇有影响。
孙立平和翁同龢不同，他没有官爵印绶，只是一介教书先生。孙教授最近在《财经》杂志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轰然发炮，痛批胡锦涛十年庸政，使得中 国「与法治格格不入」，他指出维稳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而且越走越远。
眼前就有例证，十八大开完，新君下令释放全部在押访民，竟然发现非法收容所中关着八旬老人和哺乳妇女。且不说人民上访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放眼各地，连人民私有财产都毫无保障，徵地强拆到处刀光剑影，血溅五步，更不必说《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
孙立平列举全国罢工、示威、暴动的群体事件连绵不断，「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所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他认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并预言「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
官媒狂吹的「盛世」和胡锦涛自诩的「黄金十年」，为何到了孙教授口中变成末世景象？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着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有精辟论述，他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最 难以忍受的恶法的人民，一旦恶法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勐力抛弃」。
没人否认逾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比起不堪回首的毛时代，人民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宽松许多。正如托克维尔的论说，当人民觉得苦难无可避免就俯首认命，但当苦难稍减，剩下的痛苦就变得无法忍受，因为他们对痛苦的感觉更敏锐了。
孙立平所说的「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所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正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他警告中共要尽快转型，「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 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问题」。何谓切割？就是改旗易帜，与专制主义决裂。这位布衣「帝师」的箴言，弟子习近平听得进去吗？
相关新闻：《2014大崩溃》
新君临朝。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导师孙立平教授被称为「帝师」。这头衔非同小可，光绪皇帝的帝师翁同龢是咸丰年间科举状元，也做过同治皇帝的师傅，同治早夭，光绪从启蒙识字到临朝亲政，都拜翁同龢为帝师。翁是清流派，支持戊戌变法，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削去翁的官爵， 逐回原籍，永不叙用。无疑，翁同龢的革新思想对光绪颇有影响。
孙立平和翁同龢不同，他没有官爵印绶，只是一介教书先生。孙教授最近在《财经》杂志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轰然发炮，痛批胡锦涛十年庸政，使得中 国「与法治格格不入」，他指出维稳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而且越走越远。
眼前就有例证，十八大开完，新君下令释放全部在押访民，竟然发现非法收容所中关着八旬老人和哺乳妇女。且不说人民上访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放眼各地，连人民私有财产都毫无保障，徵地强拆到处刀光剑影，血溅五步，更不必说《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
孙立平列举全国罢工、示威、暴动的群体事件连绵不断，「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所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他认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并预言「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
官媒狂吹的「盛世」和胡锦涛自诩的「黄金十年」，为何到了孙教授口中变成末世景象？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着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有精辟论述，他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最 难以忍受的恶法的人民，一旦恶法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勐力抛弃」。
没人否认逾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比起不堪回首的毛时代，人民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宽松许多。正如托克维尔的论说，当人民觉得苦难无可避免就俯首认命，但当苦难稍减，剩下的痛苦就变得无法忍受，因为他们对痛苦的感觉更敏锐了。
孙立平所说的「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所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正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他警告中共要尽快转型，「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 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问题」。何谓切割？就是改旗易帜，与专制主义决裂。这位布衣「帝师」的箴言，弟子习近平听得进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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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4日星期四
一份疯传深广的卷入薄熙来政变89位人员名单
相关报道：泛华网第三位置主义系列
薄熙来计划当权后将“中国共产党”名字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大纪元2012年10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来自北京消息称，薄熙来罪宗中最重要“政变夺权”罪名被暗示，胡习在此埋下伏笔。近日海外网络疯传一份“薄熙来谋反集团参与者名单”，此名单流传深广。
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于9月28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共喉舌新华社通稿点明“薄熙来涉嫌其它犯罪问题线索”。
薄熙来被揭露出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除了活摘器官外，还包括封官许愿，拉拢军方、政界和学界参与谋反。此次判决行动显示，胡、温、习、李不给薄熙来留下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以帮助习近平巩固权力。中南海在此留下悬念暗示对手，会随局势变化随时会有薄案的最新变动，即薄案中最敏感的罪宗：政变及涉大量法轮功命案（活摘器官和尸体贩卖）。
据泛华网从消息人士处得知，薄熙来计划当权后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分析称，这份名单册可能来自民间整理的，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有些薄熙来、周永康政变内圈的人，比如，先前媒体少报导的中共副总理回良玉、前统战部长杜青林等不在此名单册中。
以下是泛华网自消息人士及社会各界收集到的涉嫌参与者的名单。
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将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周永康：现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王立军：时任重庆副市长、重庆公安局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现被判处15年徒刑。
刘源（刘少奇子）：现任总后勤部政委、解放军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务副主席。
张海阳（张震子）：原成都军区政委；现任二炮政委、解放军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马晓天：现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解放军上将；将出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谷开来（薄熙来妻）：现被判处死刑缓刑。
刘淇：原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现任政治局委员。
阮志柏：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中将；现已自杀。
朱和平（朱德孙）：现任重庆警备区司令、解放军少将；现正在被调查。
周小周：时任第14集团军军长；现任成都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少将。
徐明：时任大连实德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马彪：时任华汇人寿董事局主席；现正在被调查。
于俊世：原总参二部情报员；现正在被调查。
邢元敏：现任重庆市政协主席。
夏德仁：原大连市委书记；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郭廷标：原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现任省政协主席。
鲁昕：原辽宁省副省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
徐鸣：时任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车克明：时任大连国安局书记、局长；现正在被调查。
吴文康：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关海祥：时任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现任统战部副部长。
徐海荣：现任重庆市监察局局长。
李健铭：现任重庆沙坪坝区委书记。
郭维国：时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现被判处11年徒刑。
李阳：时任重庆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现被判处7年徒刑。
王鹏飞：时任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王智：时任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刘克勤：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副局长。
黄定良：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政委、091专案组组长。
戴玉林：原大连副市长、现任丹东市委书记。
薄瓜瓜（薄熙来子）：负责洗钱及协调海外媒体。
于力（司马南）：现为时事评论员；将出任中宣部长。
孔庆东：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将出任教育部长。
张宏良：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
吴丹红（吴法天）：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将出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力践（李铁映子）：现任“金生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梅宁华：原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现为党组副书记。
张晓军：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公务员；现被判处9年徒刑。
刘长乐：现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方是民（方舟子）：现任互动百科首席科学顾问。
李彦宏：现任百度总裁。
方滨兴：现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本山：现为演员；将出任文化部部长。
李希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纪宝成：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魏鑫：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浦：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熊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关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仁昌：现为作家。
韩德强：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创办者之一。
田立为：现任重庆大学教授。
阳和平（阳早、春寒子）：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高一飞：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龚献田：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景刚：乌有之乡负责人。
崔之元：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绍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文：现任《环球时报》的编辑。
孙锡良：现为时事评论员。
谭伟东：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张颐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王兆山：现为作家。
万松生（摩罗）：现为作家。
宋晓军：现任广东大晋对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下名单涉嫌外围参与薄熙来政变人员。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
黄奇帆：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梁光烈：现任军委委员、国防部长、解放军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现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解放军上将。
吴胜利：现任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解放军上将。
蔡武：现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委书记、部长。
李从军：现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
王晓晖：现任中宣部副部长。
苟天林：现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王庚年：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韦建桦：现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伍绍祖：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现已病逝。
朱永芃：现任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乔保平：现任国电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刘乐飞（刘云山子）：现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
陈祖芬：现为作家。
姜志：现任百度重庆分公司经理。
以下人士涉嫌一度参与薄熙来、周永康政变集团，但因为各种原因在后期退出。
徐永耀：曾任薄一波秘书、国家安全部部长。
田凤山：曾任国土资源部部长；200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益：曾任证监会的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10年被判处死刑缓刑。
索长有：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
岳玉泉：曾任哈尔滨副市长；2007年自杀。
马向东：曾任沈阳市副市长；2001年被处死。
钱棣华：曾任大庆市长；2000年被判处10年徒刑。
美媒曝光薄熙来周永康秘谋政变丑闻
今年2月6日王立军携带机密资料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踢爆薄、周策划政变黑幕。
2月14日，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期间，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引用美国官员提供的信息，在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曝光了王立军移交美领馆材料中其有关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整垮和废掉将在中共十八大接班掌权的习近平的计划。随后戈茨再刊文揭示，中共向美国索要王立军交给美方的材料。
此后，《大纪元》也独家获悉，王立军已经交代薄熙来和周永康秘密计划阻止习近平接班的细节。他们拟定了一个完整的攻击习近平的计划，该计划在中国新年后实施。计划是通过海外媒体释放出对习近平的各种指责和批判，削弱习近平的权力，然后帮助薄熙来接任政法委书记。薄熙来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时机许可时，强迫习近平交权。
江泽民在“六•四”后强化了政法委的作用，1999年为了更有效地打压法轮功，在政法委基础上又建立了“6.10”办公室，统管公、检、法、司，并有权干涉特务、外交、财政、军队、武警、医疗、通信等各个领域，“6.10”成了能够调集全国几乎所有资源的特权机构，使之成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央”。
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都是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江泽民直接指示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白死”的不追究的法律真空直接导致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滔天罪行。
据悉，薄熙来自1999年“7‧20”以来，在任辽宁省长期间（2001年1月～2004年2月）薄熙来积极筹建大型监狱设施，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其中以残酷、血腥而著称的马三家劳教所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使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责任编辑：肖笙）
薄熙来计划当权后将“中国共产党”名字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大纪元2012年10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来自北京消息称，薄熙来罪宗中最重要“政变夺权”罪名被暗示，胡习在此埋下伏笔。近日海外网络疯传一份“薄熙来谋反集团参与者名单”，此名单流传深广。
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于9月28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共喉舌新华社通稿点明“薄熙来涉嫌其它犯罪问题线索”。
薄熙来被揭露出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除了活摘器官外，还包括封官许愿，拉拢军方、政界和学界参与谋反。此次判决行动显示，胡、温、习、李不给薄熙来留下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以帮助习近平巩固权力。中南海在此留下悬念暗示对手，会随局势变化随时会有薄案的最新变动，即薄案中最敏感的罪宗：政变及涉大量法轮功命案（活摘器官和尸体贩卖）。
据泛华网从消息人士处得知，薄熙来计划当权后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分析称，这份名单册可能来自民间整理的，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有些薄熙来、周永康政变内圈的人，比如，先前媒体少报导的中共副总理回良玉、前统战部长杜青林等不在此名单册中。
以下是泛华网自消息人士及社会各界收集到的涉嫌参与者的名单。
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将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周永康：现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王立军：时任重庆副市长、重庆公安局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现被判处15年徒刑。
刘源（刘少奇子）：现任总后勤部政委、解放军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务副主席。
张海阳（张震子）：原成都军区政委；现任二炮政委、解放军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马晓天：现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解放军上将；将出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谷开来（薄熙来妻）：现被判处死刑缓刑。
刘淇：原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现任政治局委员。
阮志柏：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中将；现已自杀。
朱和平（朱德孙）：现任重庆警备区司令、解放军少将；现正在被调查。
周小周：时任第14集团军军长；现任成都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少将。
徐明：时任大连实德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马彪：时任华汇人寿董事局主席；现正在被调查。
于俊世：原总参二部情报员；现正在被调查。
邢元敏：现任重庆市政协主席。
夏德仁：原大连市委书记；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郭廷标：原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现任省政协主席。
鲁昕：原辽宁省副省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
徐鸣：时任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车克明：时任大连国安局书记、局长；现正在被调查。
吴文康：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关海祥：时任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现任统战部副部长。
徐海荣：现任重庆市监察局局长。
李健铭：现任重庆沙坪坝区委书记。
郭维国：时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现被判处11年徒刑。
李阳：时任重庆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现被判处7年徒刑。
王鹏飞：时任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王智：时任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刘克勤：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副局长。
黄定良：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政委、091专案组组长。
戴玉林：原大连副市长、现任丹东市委书记。
薄瓜瓜（薄熙来子）：负责洗钱及协调海外媒体。
于力（司马南）：现为时事评论员；将出任中宣部长。
孔庆东：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将出任教育部长。
张宏良：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
吴丹红（吴法天）：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将出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力践（李铁映子）：现任“金生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梅宁华：原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现为党组副书记。
张晓军：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公务员；现被判处9年徒刑。
刘长乐：现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方是民（方舟子）：现任互动百科首席科学顾问。
李彦宏：现任百度总裁。
方滨兴：现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本山：现为演员；将出任文化部部长。
李希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纪宝成：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魏鑫：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浦：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熊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关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仁昌：现为作家。
韩德强：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创办者之一。
田立为：现任重庆大学教授。
阳和平（阳早、春寒子）：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高一飞：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龚献田：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景刚：乌有之乡负责人。
崔之元：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绍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文：现任《环球时报》的编辑。
孙锡良：现为时事评论员。
谭伟东：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张颐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王兆山：现为作家。
万松生（摩罗）：现为作家。
宋晓军：现任广东大晋对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下名单涉嫌外围参与薄熙来政变人员。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
黄奇帆：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梁光烈：现任军委委员、国防部长、解放军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现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解放军上将。
吴胜利：现任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解放军上将。
蔡武：现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委书记、部长。
李从军：现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
王晓晖：现任中宣部副部长。
苟天林：现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王庚年：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韦建桦：现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伍绍祖：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现已病逝。
朱永芃：现任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乔保平：现任国电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刘乐飞（刘云山子）：现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
陈祖芬：现为作家。
姜志：现任百度重庆分公司经理。
以下人士涉嫌一度参与薄熙来、周永康政变集团，但因为各种原因在后期退出。
徐永耀：曾任薄一波秘书、国家安全部部长。
田凤山：曾任国土资源部部长；200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益：曾任证监会的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10年被判处死刑缓刑。
索长有：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
岳玉泉：曾任哈尔滨副市长；2007年自杀。
马向东：曾任沈阳市副市长；2001年被处死。
钱棣华：曾任大庆市长；2000年被判处10年徒刑。
美媒曝光薄熙来周永康秘谋政变丑闻
今年2月6日王立军携带机密资料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踢爆薄、周策划政变黑幕。
2月14日，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期间，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引用美国官员提供的信息，在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曝光了王立军移交美领馆材料中其有关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整垮和废掉将在中共十八大接班掌权的习近平的计划。随后戈茨再刊文揭示，中共向美国索要王立军交给美方的材料。
此后，《大纪元》也独家获悉，王立军已经交代薄熙来和周永康秘密计划阻止习近平接班的细节。他们拟定了一个完整的攻击习近平的计划，该计划在中国新年后实施。计划是通过海外媒体释放出对习近平的各种指责和批判，削弱习近平的权力，然后帮助薄熙来接任政法委书记。薄熙来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时机许可时，强迫习近平交权。
江泽民在“六•四”后强化了政法委的作用，1999年为了更有效地打压法轮功，在政法委基础上又建立了“6.10”办公室，统管公、检、法、司，并有权干涉特务、外交、财政、军队、武警、医疗、通信等各个领域，“6.10”成了能够调集全国几乎所有资源的特权机构，使之成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央”。
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等都是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江泽民直接指示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白死”的不追究的法律真空直接导致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滔天罪行。
据悉，薄熙来自1999年“7‧20”以来，在任辽宁省长期间（2001年1月～2004年2月）薄熙来积极筹建大型监狱设施，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其中以残酷、血腥而著称的马三家劳教所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使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责任编辑：肖笙）
泛华网内幕：薄熙来谋反集团参与者名单
相关报道：泛华网第三位置主义系列
相关报道：泛华网各类名单
薄熙来被揭露出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除了活摘器官外，还包括封官许愿，拉拢军方、政界和学界参与谋反。但泛华网从消息人士处得知，无论是活摘器官还是谋反都不会在对薄熙来的起诉书中出现，因为惊动实在太大。
薄熙来除监听窃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谈话外，还计划当权后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以下是泛华网自消息人士及社会各界收集到的涉嫌参与者的名单。
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将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周永康：现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令计划：时任中央书记处書記、中央办公厅主任；将出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王立军：时任重庆副市长、重庆公安局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现被判处15年徒刑。
刘源（刘少奇子）：现任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务副主席。
张海阳（张震子）：原成都军区政委；现任二炮政委、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黃奇帆：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张军：时任最高法副院长；将出任政法委副书记；现任中纪委副书记。
薄熙成（薄熙来兄）：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现正在被调查。
谷开来（薄熙来妻）：现被判处死刑缓刑。
刘淇：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现任政治局委员。
杜青林：时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国政协副主席；现被免去統戰部部長职位。
阮志柏：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现已自杀。
朱和平（朱德孙）：现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少将；现正在被调查。
周小周：时任第14集团军军长；现任成都军区参谋长、少将。
彭小枫（彭雪枫子）：曾任二炮政委、上将；时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李世明：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现正在被调查。
徐明：时任大连实德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马彪：时任华汇人寿董事局主席；现正在被调查。
于俊世：原总参二部情报员；现正在被调查。
富彦斌：时任大连正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王健林：时任万达集团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焦利：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被免职并正在被调查。
邢元敏：现任重慶市政協主席。
夏德仁：原大连市委书记；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郭廷标：原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现任省政协主席。
鲁昕：原辽宁省副省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
羅正富：时任雲南省常務副省長；现已被辞职。
曹建方：时任雲南省副省長；现已被辞职。
汤灿：歌唱家；现正在被调查。
徐鸣：时任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吴文康：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夏德良：时任重庆南岸区委书记；现正在被调查。
关海祥：时任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现任统战部副部长。
徐海荣：现任重庆市监察局局长。
李健铭：现任重庆沙坪坝区委书记。
郭维国：时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现被判处11年徒刑。
李永金：原大连市市长。
林庆民：原大连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大连市政协主席。
戴玉林：原大连副市长、现任丹东市委书记。
納麒：时任雲南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现已被辞职。
成城：原大连政法委书记；现正在被调查。
李阳：时任重庆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现被判处7年徒刑。
王鹏飞：时任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王智：时任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刘克勤：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副局长。
黄定良：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政委、091专案组组长。
车克明：时任大连国安局书记、局长；现正在被调查。
薄瓜瓜（薄熙来子）：负责洗钱及协调海外媒体。
于力（司马南）：现为时事评论员；将出任中宣部部长。
孔庆东：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将出任教育部长。
张宏良：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
吴丹红（吴法天）：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将出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力踐（李鐵映子）：现任「金生房地產公司」董事長。
梅宁华：原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现为党组副书记。
周其凤：现任北京大学校长。
朱善璐：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张晓军：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公务员；现被判处9年徒刑。
姜在忠：时任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 现正在被调查。
刘长乐：現任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
方是民（方舟子）：现任互動百科首席科學顧問。
李彦宏：现任百度总裁。
方滨兴：原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本山：现为演员；将出任文化部部长。
李希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纪宝成：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魏鑫：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浦：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熊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关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仁昌：现为作家。
韩德强：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创办者之一。
田立为：现任重庆大学教授。
阳和平（阳早、春寒子）：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高一飞：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龚献田：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景刚：乌有之乡负责人。
崔之元：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绍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温铁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维为：现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杨鲁军：现为时事评论员。
胡錫進：现任《环球时报》总编辑；将出任《人民日报》社长。
王文：现任《环球时报》编辑。
孙锡良：现为时事评论员。
谭伟东：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张颐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王兆山：现为作家。
万松生（摩罗）：现为作家。
宋晓军：现任广东大晋对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下名单涉嫌外围参与薄熙来谋反集团。
李长春：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办主任。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
梁光烈：现任军委委员、国防部长、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回良玉：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徐才厚：现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上将。
吴胜利：现任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上将。
章沁生：现任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上将； 现正在被调查。
马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将出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现任空军总司令。
田修思：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部长。
蔡武：现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黨委書記、文化部部长。
李从军：现任新华社社长、黨組書記。
王晓晖：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现任中宣部新闻发言人。
苟天林：现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王庚年：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韦建桦：现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伍绍祖：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现已病逝。
朱永芃：现任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乔保平：现任国电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李书章：现任301医院院长。
刘乐飞（刘云山子）：现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
谷源旭（令计划妻弟）：时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省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现已离职。
王军：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陳祖芬：现为作家。
郭松民：现为时事评论员。
张木生：现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姜志：现任百度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张凤祺：现任百度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
以下人士涉嫌一度参与薄熙来谋反集团，但因为各种原因在后期退出。
徐永耀：曾任薄一波秘書、国家安全部部长。
田凤山：曾任国土资源部部长；200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益：曾任证监会的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10年被判处死刑缓刑。
索长有：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
岳玉泉：曾任哈尔滨副市长；2007年自杀。
馬向東：曾任瀋陽市副市長；2001年被处死。
錢棣華：曾任大慶市長；2000年被判处10年徒刑。
泛华网首发。
相关报道：泛华网各类名单
薄熙来被揭露出越来越多的犯罪行为，除了活摘器官外，还包括封官许愿，拉拢军方、政界和学界参与谋反。但泛华网从消息人士处得知，无论是活摘器官还是谋反都不会在对薄熙来的起诉书中出现，因为惊动实在太大。
薄熙来除监听窃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谈话外，还计划当权后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以下是泛华网自消息人士及社会各界收集到的涉嫌参与者的名单。
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将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周永康：现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令计划：时任中央书记处書記、中央办公厅主任；将出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王立军：时任重庆副市长、重庆公安局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现被判处15年徒刑。
刘源（刘少奇子）：现任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务副主席。
张海阳（张震子）：原成都军区政委；现任二炮政委、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黃奇帆：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张军：时任最高法副院长；将出任政法委副书记；现任中纪委副书记。
薄熙成（薄熙来兄）：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现正在被调查。
谷开来（薄熙来妻）：现被判处死刑缓刑。
刘淇：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现任政治局委员。
杜青林：时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国政协副主席；现被免去統戰部部長职位。
阮志柏：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现已自杀。
朱和平（朱德孙）：现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少将；现正在被调查。
周小周：时任第14集团军军长；现任成都军区参谋长、少将。
彭小枫（彭雪枫子）：曾任二炮政委、上将；时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李世明：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现正在被调查。
徐明：时任大连实德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马彪：时任华汇人寿董事局主席；现正在被调查。
于俊世：原总参二部情报员；现正在被调查。
富彦斌：时任大连正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王健林：时任万达集团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焦利：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被免职并正在被调查。
邢元敏：现任重慶市政協主席。
夏德仁：原大连市委书记；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郭廷标：原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现任省政协主席。
鲁昕：原辽宁省副省长；现任教育部副部长。
羅正富：时任雲南省常務副省長；现已被辞职。
曹建方：时任雲南省副省長；现已被辞职。
汤灿：歌唱家；现正在被调查。
徐鸣：时任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吴文康：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现正在被调查。
夏德良：时任重庆南岸区委书记；现正在被调查。
关海祥：时任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现任统战部副部长。
徐海荣：现任重庆市监察局局长。
李健铭：现任重庆沙坪坝区委书记。
郭维国：时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现被判处11年徒刑。
李永金：原大连市市长。
林庆民：原大连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大连市政协主席。
戴玉林：原大连副市长、现任丹东市委书记。
納麒：时任雲南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现已被辞职。
成城：原大连政法委书记；现正在被调查。
李阳：时任重庆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现被判处7年徒刑。
王鹏飞：时任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王智：时任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现被判处5年徒刑。
刘克勤：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副局长。
黄定良：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政委、091专案组组长。
车克明：时任大连国安局书记、局长；现正在被调查。
薄瓜瓜（薄熙来子）：负责洗钱及协调海外媒体。
于力（司马南）：现为时事评论员；将出任中宣部部长。
孔庆东：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将出任教育部长。
张宏良：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
吴丹红（吴法天）：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将出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力踐（李鐵映子）：现任「金生房地產公司」董事長。
梅宁华：原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现为党组副书记。
周其凤：现任北京大学校长。
朱善璐：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张晓军：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公务员；现被判处9年徒刑。
姜在忠：时任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 现正在被调查。
刘长乐：現任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
方是民（方舟子）：现任互動百科首席科學顧問。
李彦宏：现任百度总裁。
方滨兴：原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赵本山：现为演员；将出任文化部部长。
李希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纪宝成：原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魏鑫：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浦：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熊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关峰：时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091专案组警官。
王仁昌：现为作家。
韩德强：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创办者之一。
田立为：现任重庆大学教授。
阳和平（阳早、春寒子）：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高一飞：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龚献田：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范景刚：乌有之乡负责人。
崔之元：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王绍光：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温铁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维为：现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杨鲁军：现为时事评论员。
胡錫進：现任《环球时报》总编辑；将出任《人民日报》社长。
王文：现任《环球时报》编辑。
孙锡良：现为时事评论员。
谭伟东：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张颐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王兆山：现为作家。
万松生（摩罗）：现为作家。
宋晓军：现任广东大晋对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以下名单涉嫌外围参与薄熙来谋反集团。
李长春：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办主任。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将出任政治局常委。
梁光烈：现任军委委员、国防部长、上将；将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回良玉：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徐才厚：现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上将。
吴胜利：现任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上将。
章沁生：现任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上将； 现正在被调查。
马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将出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现任空军总司令。
田修思：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部长。
蔡武：现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黨委書記、文化部部长。
李从军：现任新华社社长、黨組書記。
王晓晖：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现任中宣部新闻发言人。
苟天林：现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王庚年：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韦建桦：现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伍绍祖：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现已病逝。
朱永芃：现任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乔保平：现任国电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李书章：现任301医院院长。
刘乐飞（刘云山子）：现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
谷源旭（令计划妻弟）：时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省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现已离职。
王军：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现正在被调查。
陳祖芬：现为作家。
郭松民：现为时事评论员。
张木生：现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姜志：现任百度重庆分公司总经理。
张凤祺：现任百度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
以下人士涉嫌一度参与薄熙来谋反集团，但因为各种原因在后期退出。
徐永耀：曾任薄一波秘書、国家安全部部长。
田凤山：曾任国土资源部部长；200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益：曾任证监会的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10年被判处死刑缓刑。
索长有：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
岳玉泉：曾任哈尔滨副市长；2007年自杀。
馬向東：曾任瀋陽市副市長；2001年被处死。
錢棣華：曾任大慶市長；2000年被判处10年徒刑。
泛华网首发。
2012年10月1日星期一
高层人士透露：中共严肃处理薄熙来的真正意义
中共将薄熙来“双开”，并公布其几大罪状，出乎外界预料，对其内幕，有各种解读。对此，博讯驻京记者向中共某高层人士做了采访，他表示，薄熙来的
真正的问题是没信仰、没原则，他为了个人政治野心和权力，不计手段、不讲原则、没有底线，如果薄熙来夺权，会将中国带入万丈深渊，后果不堪设想。
该人士向博讯披露了薄熙来的一些做法，有些以前博讯有报道。这些黑幕大概有以下几点：
薄熙来有组织、全面的拉拢各种力量对他的支持
薄熙来除了拉拢众所周知的太子党刘源、刘亚洲等将领外，还拉拢左派、乌有之乡，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司马南、孔庆东等。还私下通过关系同流亡海外的原 赵紫阳智囊的各种人士接触，给他们看所谓的中国全面民主的时间表，给予资金支持，给他们承诺在国内实现全国民主选举，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另外，有证据证明，薄熙来与美、日、英等国政府高层也建立个人的沟通渠道，做出种种政治承诺，以赢得美、日、英等国对他的支持。
从他拉拢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广可以看出，薄熙来最危险的是他没信仰，为了目的完全是不择手段。
该人士表示，薄熙来信仰左右、民主专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糊弄一切政治势力，玩弄各政治势力于股掌之间，帮他获取政治权力。
薄熙来切实实行的是极端民粹主义，行为像希特勒
该高层人士告诉博讯记者，薄熙来在重庆鼓励仇富、打造红色疯狂的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目前的中国是极端危险的。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会将 中国带入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血腥、更暴力的全国性社会动乱和灾难。由于目前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社会怨恨累积，缺乏统一的信仰基础，已在火山爆发的前夜。 薄熙来这种极端自私、个人权欲至上的人进入领导层，必将中国社会引向深重的灾难，引发全面流血，也极有可能引向法西斯专制主义，以及薄熙来希望的个人独裁 和专制权威的局面。
他说，有报章将薄熙来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对薄熙来的处理高层达成一致意见
对薄熙来的处理，该人士透露，中央高层通过辩论和较量，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对薄熙来采取严厉、旗帜鲜明的处理。他说，这样的结果实乃中国之大幸。
他接着说：不久的未来，在习近平领导下，为引导中国走向国泰民安的社会改革之路奠定基础。对薄熙来的处理，不是左右派观点之争，实际上是中国改革 开放30多年的现代化之路是否能够持续。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薄熙来严重违犯法律和犯罪的行为能不能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前提下得到处理。中国社会能不能继续稳 定，以至于世界和平格局能不能维持的重大问题。所以，对薄熙来最终旗帜鲜明的处理充分的证明了中共又一次在历史关头，显示出本身自我修补和纠错的能力，令 人期待习近平时代的到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该人士向博讯披露了薄熙来的一些做法，有些以前博讯有报道。这些黑幕大概有以下几点：
薄熙来有组织、全面的拉拢各种力量对他的支持
薄熙来除了拉拢众所周知的太子党刘源、刘亚洲等将领外，还拉拢左派、乌有之乡，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司马南、孔庆东等。还私下通过关系同流亡海外的原 赵紫阳智囊的各种人士接触，给他们看所谓的中国全面民主的时间表，给予资金支持，给他们承诺在国内实现全国民主选举，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另外，有证据证明，薄熙来与美、日、英等国政府高层也建立个人的沟通渠道，做出种种政治承诺，以赢得美、日、英等国对他的支持。
从他拉拢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广可以看出，薄熙来最危险的是他没信仰，为了目的完全是不择手段。
该人士表示，薄熙来信仰左右、民主专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糊弄一切政治势力，玩弄各政治势力于股掌之间，帮他获取政治权力。
薄熙来切实实行的是极端民粹主义，行为像希特勒
该高层人士告诉博讯记者，薄熙来在重庆鼓励仇富、打造红色疯狂的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目前的中国是极端危险的。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会将 中国带入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血腥、更暴力的全国性社会动乱和灾难。由于目前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社会怨恨累积，缺乏统一的信仰基础，已在火山爆发的前夜。 薄熙来这种极端自私、个人权欲至上的人进入领导层，必将中国社会引向深重的灾难，引发全面流血，也极有可能引向法西斯专制主义，以及薄熙来希望的个人独裁 和专制权威的局面。
他说，有报章将薄熙来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对薄熙来的处理高层达成一致意见
对薄熙来的处理，该人士透露，中央高层通过辩论和较量，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对薄熙来采取严厉、旗帜鲜明的处理。他说，这样的结果实乃中国之大幸。
他接着说：不久的未来，在习近平领导下，为引导中国走向国泰民安的社会改革之路奠定基础。对薄熙来的处理，不是左右派观点之争，实际上是中国改革 开放30多年的现代化之路是否能够持续。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薄熙来严重违犯法律和犯罪的行为能不能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前提下得到处理。中国社会能不能继续稳 定，以至于世界和平格局能不能维持的重大问题。所以，对薄熙来最终旗帜鲜明的处理充分的证明了中共又一次在历史关头，显示出本身自我修补和纠错的能力，令 人期待习近平时代的到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中日不可能因钓鱼岛开战的六大原因
因日本导演购岛闹剧，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中国面对主权被侵略爆发了罕见的抗日行动，从高层到民间，从大陆到台湾，从政府到军队，都一致抗日，中日似乎走向了战争的边缘，双方开战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然而，中日之间真会因为钓鱼岛在近期内发动战争吗？丁丁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至少在近期是不可能开战。理由如下：
一、中日之间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来凝聚民心。近年来，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中日两大经济体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经济开始疲软，失业增多，国内各种矛盾不断尖锐，但都一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两国政治家们不可避免的选择了主权作为转移矛盾的突破口，日本与所有邻国都有领土之争，挑起领土之争无疑是转移矛盾的最好突破口，而中国同样与绝大多数邻国有领土之争，在这个时候解决部分主权问题，无疑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办法。日本对于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之争目前找不到有效的办法，也转移不了国内矛盾，对于钓鱼岛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既然日本在此岛上挑起事端，其实正合我意，对于越南、菲律宾，如果出重拳打击，会造成世界舆论，对于日本，既是中国最传统的大敌，也是中国人最痛恨的国家之一，两国之间实力相距不大，发动争端，当然会转移国民视线转嫁国内矛盾，凝聚民心。所以，两国政治家在钓鱼岛上大做文章，好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互不退让，但谁只在政治上做文章，丝毫不在军队上做文章，其实双方都明白，只不过是在优秀而已，为的就是转移国内矛盾。
二、双方都没有打倒对方的实力。中日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双方势力不分上下，一旦发动战争，其实谁也不能打倒对方，谁也难得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可能因为一场局部战争就解决问题，而且是全方位的战争，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双方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在小的方面有差别，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其实差别可以忽略。如果战争进入拉据战，国内矛盾又会激发，甚至会向其他方面发展，两国政治家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转变。所以，对于钓鱼岛只能是双方利用的棋子，但不可能在近期内真去发动战争。
三、双方都不想成为美国利益的牺牲口。中日矛盾日久，其实都是美国使的坏，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都清楚这一点，如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签条约清楚明晰，钓鱼岛归属清楚，就不会有今天难以调解的矛盾。虽然钓鱼岛在目前来说，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也没有为国家经济带来任何好处，但作为主权，这是一个国家不可退步的底线，作为两国政治家都清楚，这其实就是美国使的坏，在中日之间放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且中日两国同样用30的时间从战争的废墟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处于世界老二和老三的位置，这让老大感觉不舒服，感觉位置有危险，按照这种发展势头，取代老大的位置是指日可待，尤其是中日之间经济发展日益紧张，并且在许多方面绕开了美国，尤其是货币的直接兑换等动作令美国大为不满。所以，作为老大的美国，自然不甘心被旁落，所以，在中日之间就必须挑起彼此的神经，最好是双方发生战争，最后有求于美国，永远在美国的管制之下。作为中日两国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可其他方面双方都可以让步，但作为主权这是不可能让步的，即使知道美国在使坏，但也不可能不硬着头皮走下去。但真要发动战争，双方都不想中美国的奸计。
四、中日经济联系相当紧密，谁也不想因为发动战争损坏双方经济。作为世界的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又作为邻国，双方经济联系自然十分紧密，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经济其实谁也离不开谁，一旦真正爆发战争，双方的经济自然会一落千丈，作为人口大国（按面积计算，日本相对人数比中国还要多），知道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而且双方经济虽然贵为经济大国，但在目前来说，其实还很脆弱，经不起大的风吹雨打，尤其双方刚刚经历战争的苦难，知道战争最后的结果是经济的彻底倒退，双方人民都不会同意，更不会答应。所以，双方都在提经济，都在说复对方不影响经贸关系，既然双方都有如此想法，要想发动战争自然就不容易。
五、作为反法西斯胜利后的世界格局依然存在，日本目前不敢违反这一格局。当今的世界，虽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时间了，但总体格局依然未变，包括联合国体制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虽然各国政治、经济、经济博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战败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不可能挑起世界的神经，对于美国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这也是美国不敢明目张胆的战在日本这一边的原因。所以，中日之间虽然紧张，但日本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尤其是面对已经崛起的中国。
六、双方多年都未发动战争，对于各自的战斗力到底如何都没有底。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双方都相对处于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双方的军事、经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战斗力到底如何？其实双方政治家都没有底，对于实力对待的国家，都只能虚张声势，都不敢发动战争。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的狼子野心再度疯狂，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可调和，未来的关系似乎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双方在将来似乎只有占领和被占领的关系，当年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在钓鱼岛上提出“主权归我，维持现状，共同开发”的十二字方针，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因为他老人家早就预见到了这一时刻迟早会要到来，所谓的后人智慧其实就是要用实力来说话，否则，再高的智慧都是空谈，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目前的现状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顾言
一、中日之间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来凝聚民心。近年来，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中日两大经济体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经济开始疲软，失业增多，国内各种矛盾不断尖锐，但都一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两国政治家们不可避免的选择了主权作为转移矛盾的突破口，日本与所有邻国都有领土之争，挑起领土之争无疑是转移矛盾的最好突破口，而中国同样与绝大多数邻国有领土之争，在这个时候解决部分主权问题，无疑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办法。日本对于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之争目前找不到有效的办法，也转移不了国内矛盾，对于钓鱼岛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既然日本在此岛上挑起事端，其实正合我意，对于越南、菲律宾，如果出重拳打击，会造成世界舆论，对于日本，既是中国最传统的大敌，也是中国人最痛恨的国家之一，两国之间实力相距不大，发动争端，当然会转移国民视线转嫁国内矛盾，凝聚民心。所以，两国政治家在钓鱼岛上大做文章，好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互不退让，但谁只在政治上做文章，丝毫不在军队上做文章，其实双方都明白，只不过是在优秀而已，为的就是转移国内矛盾。
二、双方都没有打倒对方的实力。中日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双方势力不分上下，一旦发动战争，其实谁也不能打倒对方，谁也难得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可能因为一场局部战争就解决问题，而且是全方位的战争，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双方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在小的方面有差别，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其实差别可以忽略。如果战争进入拉据战，国内矛盾又会激发，甚至会向其他方面发展，两国政治家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转变。所以，对于钓鱼岛只能是双方利用的棋子，但不可能在近期内真去发动战争。
三、双方都不想成为美国利益的牺牲口。中日矛盾日久，其实都是美国使的坏，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都清楚这一点，如果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签条约清楚明晰，钓鱼岛归属清楚，就不会有今天难以调解的矛盾。虽然钓鱼岛在目前来说，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也没有为国家经济带来任何好处，但作为主权，这是一个国家不可退步的底线，作为两国政治家都清楚，这其实就是美国使的坏，在中日之间放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且中日两国同样用30的时间从战争的废墟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处于世界老二和老三的位置，这让老大感觉不舒服，感觉位置有危险，按照这种发展势头，取代老大的位置是指日可待，尤其是中日之间经济发展日益紧张，并且在许多方面绕开了美国，尤其是货币的直接兑换等动作令美国大为不满。所以，作为老大的美国，自然不甘心被旁落，所以，在中日之间就必须挑起彼此的神经，最好是双方发生战争，最后有求于美国，永远在美国的管制之下。作为中日两国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可其他方面双方都可以让步，但作为主权这是不可能让步的，即使知道美国在使坏，但也不可能不硬着头皮走下去。但真要发动战争，双方都不想中美国的奸计。
四、中日经济联系相当紧密，谁也不想因为发动战争损坏双方经济。作为世界的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又作为邻国，双方经济联系自然十分紧密，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经济其实谁也离不开谁，一旦真正爆发战争，双方的经济自然会一落千丈，作为人口大国（按面积计算，日本相对人数比中国还要多），知道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而且双方经济虽然贵为经济大国，但在目前来说，其实还很脆弱，经不起大的风吹雨打，尤其双方刚刚经历战争的苦难，知道战争最后的结果是经济的彻底倒退，双方人民都不会同意，更不会答应。所以，双方都在提经济，都在说复对方不影响经贸关系，既然双方都有如此想法，要想发动战争自然就不容易。
五、作为反法西斯胜利后的世界格局依然存在，日本目前不敢违反这一格局。当今的世界，虽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时间了，但总体格局依然未变，包括联合国体制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虽然各国政治、经济、经济博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战败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不可能挑起世界的神经，对于美国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这也是美国不敢明目张胆的战在日本这一边的原因。所以，中日之间虽然紧张，但日本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尤其是面对已经崛起的中国。
六、双方多年都未发动战争，对于各自的战斗力到底如何都没有底。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双方都相对处于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双方的军事、经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战斗力到底如何？其实双方政治家都没有底，对于实力对待的国家，都只能虚张声势，都不敢发动战争。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的狼子野心再度疯狂，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可调和，未来的关系似乎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双方在将来似乎只有占领和被占领的关系，当年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在钓鱼岛上提出“主权归我，维持现状，共同开发”的十二字方针，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因为他老人家早就预见到了这一时刻迟早会要到来，所谓的后人智慧其实就是要用实力来说话，否则，再高的智慧都是空谈，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目前的现状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顾言
2012年9月24日星期一
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
作者: 施 英
反日游行、抵制日货，包括适度的打砸抢烧，激烈的民族主义燃烧，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取决于中国当局的权力斗争需要。有一点是肯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转移国内矛盾视线的最好办法。中共当局历来都是这么做的，十八大前，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借助民族主义，党内某些派别，或者一些集团，想达到某些目的。的确，薄王事件还远没有结束，通过对谷开来、王立军的判决，人们在猜测薄熙来的命运。恰在此时，反日烈火熊熊燃烧，游行队伍中毛泽东阴魂不散，拥毛左派必然也是拥薄左派，其中微妙所在可想而知。
反日游行、抵制日货，包括适度的打砸抢烧，激烈的民族主义燃烧，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取决于中国当局的权力斗争需要。有一点是肯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转移国内矛盾视线的最好办法。中共当局历来都是这么做的，十八大前，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借助民族主义，党内某些派别，或者一些集团，想达到某些目的。
的确，薄王事件还远没有结束，通过对谷开来、王立军的判决，人们在猜测薄熙来的命运。恰在此时，反日烈火熊熊燃烧，游行队伍中毛泽东阴魂不散，拥毛左派必然也是拥薄左派，其中微妙所在可想而知。
●海外媒体就中国掀起反日民族主义大潮分析
▲美国之音（VOA）9月18日报道：“9.18”推升反日情绪，仇恨教育应否提倡？
2012年9月18日, 中国民众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游行抗议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拍摄)
“9.18”的到来把中国各地反日游行抗议活动推向新高潮。反日情绪的高涨也开始波及到小学生。有专家学者对中日关系如何在民间和官方层面恢复和发展提出各自意见。
*反日示威升级*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也是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81周年纪念日。由于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而蔓延全国各地的反日示威活动在这一天更趋激烈。
约六万北京民众上午八点起陆续来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前示威，现场有人打出“反日驱寇”横幅。在河南信阳，5000人参加了当地反日大游行。深圳游行抗议者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画像上打上了十字叉，有示威者高呼“洗雪耻，勿口头，是拳头”。
中国当局在各地出动大批警力，维持游行现场秩序；防暴警察在日本使领馆和日资商社和企业外面严密戒备。
*南阳出了中国“最牛校长”*
反日情绪的上涨并不只是中国成年民众的事情，少年儿童也开始更多地了解日本军队对他们的祖辈们造成的伤害。河南南阳一所学校校长对小学生们做的一次有关日本侵华历史的演讲视频正在网上疯传。校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和男女小学生激愤的表情引起网民热议。
这位校长说：“九。一八是中国的国耻日，1931年9月18号，日本帝国主义用他们的铁蹄，踏开了我们中国东北的大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被他们侵略和占领……。南京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那是我们的耻辱啊！六个星期内，我们被他们枪杀和活埋了三十万人！”
校长还呼吁中国民众用实际行动抵制日货。他说，中国政府受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开放市场，但如果中国民众能够像韩国民众一样拒绝购买日货，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受到重创，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跟中国抗衡。他的话可能对孩子和家长产生深远影响。
现场视频显示，台下的小学生，许多系着红领巾，显然受到震动和感染，有的流下眼泪，也有的好像在努力理解演讲内容。有网友称，演讲者应该“被请到中南海”，并说他是中国“最牛的校长”和“教育者”。
*向青少年灌输仇恨值得商榷*
在青少年中煽动民族仇恨的做法是否妥当见仁见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的报仇情结根深蒂固，因此对青少年教育很难摆脱传统束缚，刘胡兰，潘冬子等都是不同时代青少年从小立志报仇雪恨的典型。
不过，胡星斗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对青少年进行一些现代价值观的教育，那就是和平，民主，包容等，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的宽阔胸怀。当然，日本作恶多端，曾经打了我们，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对青少年不断灌输仇恨，雪耻等价值观值得商榷。”
胡星斗教授认为，向少年儿童灌输仇恨的做法可能跟中国缺少西方国家比较普遍的基督教精神有一定的关系。
*呼吁日中双方理性*
日本的中日问题学者杨中美教授说，现在高谈日中友好，无论在中国和日本都已不合时宜。日本现在也是一边倒的“反中宣传”。倒是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应该具有前瞻性和高度责任感。他说：“归根到底，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还有日本的领导人以及专家学者，应该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互动，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
这位在日本的华裔学者说，目前在日本的华人也会被周围日本人问到一些不甚友好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除有报道说，不明人员向中国驻日机构投掷物品外，尚未出现焚烧中国国旗或者在日华人直接受到攻击的事件。日本有政治人士说，他为日本国民此时的表现感到“自豪”。不过，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告诫在日华人谨慎小心，突发事件时及时与中国驻日使领馆联系。
▲德国之声（DW）9月18日报道：德国记者亲历上海反日抗议
不出所料，周二中国再度爆发反日抗议活动。而当天也正是中国"九一八事变"81周年的纪念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打倒小日本！"当地时间10点，示威者涌入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三支抗议队伍中的一支打算从这里出发。游行示威者要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行进。但警方不允许示威者徒步前进，他们迅速将大部分年轻的抗议者推进早已准备好的大巴车里。这些大巴车将直接把他们运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显然，政府打算严格控制前往日本领事馆的人流。
半小时后，游行的队伍到达位于上海西部的日本总领事馆。这里聚集的示威者远远超过1000人。他们手举的中国国旗组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示威者高呼，"我爱中国"，"还我钓鱼岛！"一位示威者说，
"网上很多人发起抗议活动，我们是自发来这里的，我们不认识对方，包括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连夜自己印出来的。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
抗议最初是和平的。但示威者的语调却具有攻击性。他们把日本国旗扔在地上踩踏。打出的标语横幅也充满仇恨，上边写着："打倒小日本！抵制日货，以血还血。"甚至还有人写着，"杀死日本人。"另一位示威者说道：
"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买百分之百的日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没有为什么。我们中国遭受屈辱已经这么多年，我们不会再屈辱下去了。"
同样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多个城市，成千上万名示威者对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再次举行抗议。自上周末发生暴力反日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似乎有意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北京政府宣布，要对暴力犯罪者采取严厉措施。
多家日企暂时停产
在华居住的日本人中，仅上海就超过10万人。眼下，这些日本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呼吁在华日本民众提高警惕性。一名在上海工作的日本男子用中文这样说道：
"甚至我的同事跟我说，得早点出门，人多的地方最好不要去，人多时最好也不要讲日语。不过，像是地铁站人太多，如果真的发生争执了，也没地方跑，因为人太多。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也不排除。"
出于对闹事者的担忧，周二（9月18日）多家日本在华企业暂时关闭了工厂。其中包括索尼、丰田、松下、佳能和铃木。目前尚不清楚地是，反日浪潮是否会给日本带来长期的经济损失。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报纸《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员威胁说，要同日本打一场贸易战。
看来，围绕中日岛屿主权的纠纷仍未出现缓和迹象。捕鱼季节已经开始，数百条中国渔船驶向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作业。日本海岸警卫队称，要防止中国渔船进入日本领海。另一方面，中国海防部队也宣称，要保护中国渔民的安全。
然而，中国政府能否继续成功地控制住激进仇日分子的愤怒，还有待观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18日援引法国报纸：反日怒火燃烧全中国
今天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八十一周年纪念日，中国许多城市在日本上周初对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或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国有化而爆发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法国费加罗报国际栏利用一整版篇幅报道分析中日紧张升级，同仁海风发自北京的文章说，反日的怒火燃烧着整个中国；费加罗报还刊出中日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主权争端逐渐激烈的回顾文章；回声报文章更偏重中日领土主权争执不下的北京威胁报复日本经济。
费加罗报还刊登对中国的反日游行示威阵势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驻北京研究员马蒂欧杜沙戴尔的专访。
关于为什么中国的反日怒火现在如此狂热的问题，杜沙戴尔表示，近几个月以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就不断升级，当日本采取了具强烈象征意义的决定，也就是决定购买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中日双方的紧张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中日这场危机对受到某种干扰的中国最高权力交接是否构成烟幕弹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的问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员指出，确实，中国的媒体大肆炒作令人吃惊，但是与此同也感觉到中国反日游行示威的规模也可以影响中国领导人，而中国最高权力过渡首先需要稳定。实际上，杜沙戴尔认为在中国，在媒体上处理这类危机和中国执行的外交政策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这一游戏可以非常危险，等于玩火。
至于中国民众这种怒不可遏的性质是什么，这位国际和平研究员分析指出，最令人惊奇的是，游行示威者主要是无业青年或是失业者，并不是“愤怒不已的知识分子”。而且仿佛政治化的可能很低，而且游行示威的人并不具代表性。
对中国军人是否会进一步极端化的问题，杜沙戴尔认为某些军界头面人物除去在媒体发表的讲话强硬以外，并没有其他中国军队强力卷入的迹象。要到中国向该地区派遣战舰那一天，才会出现明显的紧张升级，眼下，中国只满足于向该地区派遣国家海洋局民用船只。
对除去主权问题和国民的骄傲以外，争夺有关岛屿主权的主要原因是否更为经济的问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员杜沙戴尔认为当然有石油和天然气，但是也不能低估战略利益，中国认为日本人，包括美国人都可以从这些岛屿监视穿过这些海峡的海上和海底的船只，这当然是中国最不乐意的。
▲美国之音（VOA）9月19日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钓鱼岛闹剧
华盛顿 — 在被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怀疑策动了上个周末中国各地城市打砸抢烧日本店、日本产品的暴徒行动之后，中国政府近日来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日前面对普遍的暴力犯罪行为集体失声的官方媒体好似猛然间大梦初醒，发出拒绝暴力的呼吁。日前暴徒打砸行凶时难见踪影的警方力量则犹如自天而降，重现街头控制示威。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对日本展示口头强硬。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环球网星期三继续刊发显然是主战、好战的采访报道，并配以耸人听闻、有如梦呓的标题，如“专家：钓鱼岛之战必须打必须狠打必须要胜”。
与此同时，据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网报道，星期三在会晤访问北京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的时候，一度原因不明地失踪两个星期、招致全世界议论纷纷的中共候任领导人习近平指斥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收购钓鱼岛的举措是“闹剧”，“缺乏国际法效力”。中国商务部则表示：（日本）“购岛”闹剧势必影响中日经贸关系正常发展。
显然，“闹剧”一词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媒体当下的宣传主旋律的一部分。
*中国出演大闹剧*
然而，在千百万中国人和国际看客、世界媒体看来，上演闹剧的显然是中国，显然是中国当局。
为了抗议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收购尖阁诸岛（即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当中的几个岛屿，中国当局通过官方媒体鼓动起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暴民打砸中国人自己的财产，以便向日本表示强烈的抗议。用捣毁本国国民财产的方式向他国表示抗议，这种举世无双的怪异举动成为令全世界惊愕不已、哭笑不得的大笑话，大闹剧。
这种闹剧也让许多中国人痛哭（损失财产、倾家荡产的人），也让许多中国人恐惧（担心“义和团”和“红卫兵”阴魂不散甚至还阳的人），同时让许多中国人狂笑（悲极而笑、觉得太可笑的人）。
相比之下，世界媒体在报道或评论显然是中国当局策动的这种闹剧的时候，明显地展示一种居高临下的超脱、俯视的姿态。路透社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星期三发表的长篇新闻分析文章，就明显地展示出这种姿态。
*中国当局内外交困*
储百亮的新闻分析文章题目是，“中国领导人大概要为反日抗议而后悔”。文章说：
“中国当局决定为反日抗议浪潮敞开街道的举措可能到头来反弹到北京。连日来，北京出现狂热的民族主义，中国当局在国内的威信受损，应对东京的选择减少。”
储百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在国内的威信受损”，是指中国当局鼓动民众在钓鱼/尖阁诸岛问题上跟日本较劲，导致当局陷入一系列麻烦------许多中国人抱怨北京对日立场软弱无能；很多抗议者趁势抬出毛泽东画像，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软弱比照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的强硬。
至于这位路透社驻中国记者在他的新闻分析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当局“应对东京的选择减少”，则是指中国当局把民众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此煽动起来，等于当局把自己逼入一种骑虎难下的局面，使自己难于跟日本就钓鱼/尖阁诸岛问题达成妥协。
在储百亮看来，闹剧式反日抗议浪潮来临之际，正值中国当局内外交困之时：
“中国政府眼下正在为领导层更迭而自顾不暇。下个月中共要召开党代会进行领导班子更迭，但现在还没有确定召开日期。这次领导班子更迭已经因一系列丑闻和不确定因素而起伏颠簸。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竭力应对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大减速的局面。”
*日本媒体的担心和自豪*
中国各地出现的反日暴力抗议让中国人损失惨重，也让日本在华企业损失惨重。中国的这种害己害人的破坏性闹剧自然引起日本国民和日本媒体的担心。
然而，日本主要报纸《东京新闻》星期三发表社论，一方面表示对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暴力抗议的担心，另一方面也表示为日本社会感到自豪：
“（中国）示威暴徒化的主要原因是，打工族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贫富悬殊感到不满。于是，社会不满就通过过激的行动宣泄出来。据说，中共最高领导层9人当中，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过半数的人展示出容忍反日示威的姿态。连这两个重视对日关系的人都发出了容忍反日示威的信号，于是，中国国内的舆论就火起来。
“不过，在广东省深圳市，暴徒化的示威人群的愤怒指向了中共深圳市委。换句话说，利用爱国意识煽动反日是危险的。从大局来看，也不利于中国领导层。”
“现在也出现了希望之光。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报道国际问题的报纸《环球时报》9月17日发表了‘坚决反对暴力’的社论。假如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鲜明地表示不准许利用反日示威从事违法活动的立场，那将是应当受到欢迎的。”
“在中国发生（暴力）反日示威之际，日本国内没有出现明显的排斥中国人的动向。人们也可以听到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发出惊叹，‘日本的平静令人难以置信。’希望他们能充分利用日本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土壤，为通过对话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而尽力。”
《东京新闻》的社论也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批评。社论说：
“日本政府也有应当反省之处。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不得不说，日本政府将其国有化的时机选择有欠深思熟虑。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对野田佳彦首相明确表示‘反对国有化’两天之后，日本政府内阁就决定国有化。在中国的‘国耻日’即将来临之际，很容易想象这种举措会燃起反日之火。
*中国当局对暴徒的默许纵容*
在游行示威受到绝对严格控制的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当局拒绝批准任何示威的中国，大江南北许多城市一夜之间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反日暴力示威，中国当局庞大的“维稳”力量一夜之间好似大部分瘫痪或大部分休假，鼓噪示威的中国官方报纸对暴力行为集体失声，这种局面使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不禁发出感叹、慨叹、惊叹：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跟国际社会接轨只是肤浅至极的表面文章，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一夜之间驾轻就熟地返回野蛮的“义和团”或“红卫兵”时代。
2012年的中国向全世界呈现这种野蛮的闹剧，这种战略性决策到底是出于哪位领导人或领导人集体，目前尚不得而知。但闹剧过后，中国各地的受害人普遍指责中国政府默许纵容暴徒打砸抢烧。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典型指责来自中国北方的海滨城市青岛：
“2012年9月15日下午，一群以游行为借口的暴徒，在（青岛市黄岛区）开发区范围内的日系企业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所到之处所有财物、建筑等全部被损毁焚烧，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位于开发区江山中路的两个合资品牌4S店损失最为严重，事情发生期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公安、火警及市长公开热线，但均未得到任何支援。至下午三点，店内所有库存车辆、办公场所全部被砸毁，公司内现金和财务均被抢夺一空，但暴徒们仍不满足，开始点火焚烧剩余财务和车辆，大火熊熊燃烧三小时之多，无任何职能部门出面协助解决，着实让人痛心！”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共对来自民众的这些指责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解释。
*公众的谴责和调侃*
今年8月中旬，从香港出发的保钓船前往钓鱼/尖阁诸岛之际，香港老资格的报人李怡发表文章，对听命于北京政府的香港政府准许保钓船出港提出了质疑，并担心北京政府可能是蓄意借此煽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压制公众对北京当局专制独裁的批评。
然而，至少是截至目前，实际局势的发展显然没有像李怡预想的那么坏。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和一些持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网民确实是在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尖阁诸岛的争议中提出要一致对外，不能再批评政府。但是，通过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的中国网民并非乖乖儿，他们发出的嬉笑怒骂的言论，显然让中国当局手足无措，难以招架：
“富贵妹的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一切都在政府掌握之中好心寒啊。”
“崮山后的乐凯：为了免遭鄙视或打砸，#钓鱼岛是中国的!# 俨然成为护身符被贴得到处都是，它已成为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子。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恍惚感受到了那个张口就‘Hiel！Hitler！’ ‘毛主席万岁！’的癫狂时代，这比钓鱼岛不是中国的事实更令人失望恐惧。”
“观世音童：【中日若开战，谁会战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很可能战败：第一，政府已腐败，难凝聚民心；第二，军队更腐败，无多大战斗力；第三，武器落后，歼十仅是美国三十年前的技术；第四，在国际上已被孤立，四面楚歌；第五，民众对政府失望之至，参与作战的积极性很弱，汉奸将登峰造极”
“enny_婕：‘你觉得钓鱼岛应该如何收复？’‘关我屁事~’‘你怎么那么不爱国啊！？’‘关你屁事~’”
“顶风尿一脸：一小学生躲在厕所里吸烟，被老师发现后，带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为什么要吸烟？”学生低下头，心情沉重地说：“钓鱼岛问题没解决，心情很郁闷！” 老师回答：“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
“BOB侠：尼玛今天居然有个不长眼的90后说偶30了！这比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更让偶愤怒[怒][怒][怒][怒][怒][怒] ”
▲德国之声（DW）9月19日援引德媒：向日本开火！
中国国内连续数日的民众反日示威昨天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之际达到高潮。示威浪潮周三（9月19日）趋缓。众多德语媒体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对中国当局是否能控制局势表示担心。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在"今日主题"专栏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对日本这一仇敌的不断增加的恨意显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目前在中国已有巨大能量。文章作者在描述了对北京昨天发生的大规模反日示威的印象后写道：
"政府急着试图以怀柔手段安抚愤怒人群也是其神经紧张的一种表现。中国现在已不缺少极端民族主义者，其中许多人早就认为政府对日本过于软弱、退让。"
"北京正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共产党煽动了民族主义，它的媒体数周来进行着激烈的反日宣传，有时煽动情绪（一周前，〈北京晚报〉在微博概览上刊出这样一条内容：'何必费这么大事儿？仍一枚核弹。简单得很。'该内容随后很快被删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北京访问时不得不作出要求（日中）保持克制的表态，然而，上周末的暴力冲突让共产党自己也感觉不安。突然间，原先的煽动者要求起'克制'（《人民日报》）、'遵守法律'（《北京青年报》）、'理性'和'明智的爱国主义'（新华社）。中国也许可以对日本以制裁相威胁，但北京自己也面临众多危险。"
如何解套
文章指出，中国国内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盲目反日，这或许有助于当局最终解套：
"周末的骚乱场面在中国互联网上也招致激烈批评。著名博客韩寒抨击所有那些捣毁日本汽车并称此为爱国主义行动的人；此外，他还提出骚乱是否'受人操纵'这一问题。另有人表示，（相关骚乱行为）是'民族耻辱'和'民族主义僵尸还魂'，并不代表中国。"
瑞士出版的《新苏黎世报》也在相关问题上提出警告：
"鉴于出现这样的（骚乱）场面，仇日情绪要得到克制似乎为期还远。不过，恰恰是来自年轻的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理智）声音正在增加。他们对愤懑的暴民和打砸抢烧行为嗤之以鼻。甚至连隶属于党报的《环球时报》也让那些批评暴力行为的人出来说话。现在，政府似乎还觉得继续打开示威的气阀仍有利可图。但是，它正面临失去对通过它自己的教育和意识形态而传播的民族主义的控制。"
▲美国之音（VOA）9月20日报道：中国网络观察：闹剧的中国
示威者9月18日在北京举行反日游行，有人打出横幅，要求中国对日宣战，并索取成人影片女星苍井空(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华盛顿 —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老资格的革命家，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假如梁启超地下有知，这几天他大概会在北京香山脚下的墓穴中辗转反侧，大声悲叹他当年期望看到的一个“少年中国”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闹剧中国”。
*少年中国安在？*
梁启超是一位文学家，他最拿手的文学体裁就是激情四射的抒情散文。他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和优美文笔结合起来，将他对祖国的挚爱表现得足够给力，足以跨代感动人，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是这样的一篇抒情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非常有名。在中国和日本再起纷争之际，重读“少年中国说”，尤其是重读这篇著名抒情散文的第一段，自然格外有味：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在文章中表示，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确实是应当被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自己瞧不起的“老大帝国”，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不足可惜。他热切盼望一个“少年中国”将取而代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愧于中国辉煌悠久的文明。
梁启超特别呼吁中国少年人（即中国年轻人）要勇于进取，积极学习，为自己争独立、富强、自由、进步，从而为国家争得独立、富强、自由、进步，让自己和自己的祖国真正成为世界舞台上令人尊敬的佼佼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然而，在梁启超去世将近一百年后，他所挚爱的中国好似一夜之间重新上演了他所说的由腐败无能的政府导演的“拳匪之乱”。
近日来，显然是当今中国政府怂恿或默许的暴民以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即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为理由，在中国各地袭击中国人，打砸抢烧中国人以及日本人的财产，在首都北京攻击外国使节（日本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座车。这种做法跟当年的“拳匪”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场历史闹剧的重演可谓演得惟妙惟肖，十分逼真，足以令世界各国对当今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
这一切跟梁启超所殷切盼望的少年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让中国对全世界显示出一幅暴力愚氓的形象，让他所特别瞧不起的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日本人看了个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大笑话，大闹剧，让全世界，包括全中国的千百万看客不禁感觉好似经历恶梦。
看到这一切，梁启超要是不摇头叹息或放声痛哭，梁启超也就不是梁启超了。
顺便说一句，当今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将梁启超所说的“拳匪”称为“义和团”或“义和拳”。
*为平民的闹剧一辩*
过去一个星期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闹剧或恶作剧。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世界人口头号大国中国，在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居然发生国民为了抗议一个外国而四处出击、对自己同胞下毒手、对外国驻中国使节发动攻击的咄咄怪事，使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大出丑。
中国当局如何结束这种闹剧，中国当局是否会对这样的闹剧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讨，现在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没有发言权的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也打蛇随棍上，积极加入这场闹剧。他们利用在“钓鱼岛”这个题目上的难得的一点表达自由的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这场闹剧平添了文学色彩。
于是，这就来了“为平民的闹剧一辩”的必要。
“闹剧，farce”在文学中是一个相当诡异的东西。随着时间、地点、情境的不同，一个目的在于引起人的鄙视感的闹剧可以一下子转化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正剧。
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说是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喜剧《威尼斯商人》当中的犹太人夏洛克。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犹太人是被上流社会和一般社会大众瞧不起的下等人。于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说出下面这种申张犹太人基本人性和尊严的话自然就是闹剧：
“难道我们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象一个基督徒一样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普世价值观/人权观的普及，夏洛克的这种言论早已经成为义正词严的正剧。
在中国民众这次参与所谓的抗议日本的示威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闹剧和正剧的诡异转换。例如，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如下的文字和标语口号照片：
“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
*中国网民与莎士比亚*
新派的文学研究者所推崇的最好的文学，是富有颠覆性的文学。这里所谓的“颠覆性”是指对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或对社会大众既有的思想观念具有颠覆性。
例如，莎士比亚通过夏洛克之口，就颠覆了当时的英国当权者以及社会大众鄙视犹太人的思想观念。
莎士比亚也是文学史、思想史研究者所喜欢说的“老狐狸”。说他是老狐狸，是指他很机敏狡猾；他说话可以很尖锐，但想给他找茬的人却不容易抓住可以给他治罪的把柄。
例如，莎士比亚通过夏洛克所说的那些话就很尖锐，但假如有人想给他找茬，他可以一脸无辜地说：“夏洛克是一个卑鄙小人，我让他说那些话，就是要显示他的可耻可鄙可笑嘛。”
尽管莎士比亚想象力超丰富，恐怕他也万万想不到，他身后四百年之后，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涌现出大批的中国网民在颠覆性和狡猾性上急起直追，已经跟他并肩了。
“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
这一标语口号完全颠覆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为人民服务”的官方话语，强烈谴责了中共及政府豢养的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城管”，以及无恶不作、肆意贪污的中共及政府贪官。但当局假如追踪到这句富有颠覆性的标语的始作俑者，那人也可以一脸无辜地说，“我要表达的是爱国，爱党和爱政府的朴素感情嘛。”
*中国网民创造力无限*
“互联网的发展是难以预测的”，这如今已经成了俗套话。然而，俗套话所包含的真理是不可否认的。
就中国而言，谁也没能预测到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发展，会给中国人带来如此这般的表达自由，会激发中国人如此这般的想象力、创造力、语言操纵力。
如今，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面对中国网民的创造力的爆炸性发挥，研究新闻和研究文学的人只有目瞪口呆，如同面对夜空中四面开花的焰火，只能连连惊叹。
以下随机选择几条让莎士比亚也不得不叹服的中国网民的巧妙言论：
“Viggo_家豪 ：吃什么饭，操什么心！国家大事轮不到我们这帮吃地沟油的”
这条微博贴之巧妙，主要巧妙在十分简捷。它一口气对中国当权者提出了两个严重的、但又让中国当局难以抓住发言者把柄的谴责：
1）当权者剥夺中国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2）当权者搞特权，自己吃特供的高质量安全食品，但百姓只能食用地沟油；而中国当局还对全世界宣称，中国还没有能够鉴别好油和地沟油的技术；至于中国官员们是否因此也会跟中国百姓一样机会均等，也用地沟油做饭，中国官方拒绝理会这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显然是中国官方策动怂恿的反日示威中，有人打出愚蠢又残忍、但又显然是得到官方默许的口号：
“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
这个口号的愚蠢又残忍不言自明，因为它相当于说，“我宁肯把我家人全杀了，把我家的房子烧个精光，也要跟你不算完”；或者，“我宁肯把我的西瓜砸个稀巴烂，也一定要从你这里夺到那颗芝麻”。
然而，中国网民显然不屑跟打出或推崇这种口号的人说理，而是将这个口号一拧，拧向一种让中国当局哭笑不得甚至是害怕的方向：
“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吃尽毒奶粉，也要杀光日本人；哪怕喝遍地沟油，也要挥刀斩倭寇；哪怕顿顿瘦肉精，也要出兵灭东瀛；哪怕天天被代表，也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养老没人管，也要占领富士山”。
小注（供莎士比亚转世学中文时参考）：此处“被代表”是指中共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同时又谎称选民所不认识的那些“人民代表”确实是代表人民。
*梁启超也可能笑*
显然，中国当局对全世界演出的这场抗议日本的闹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中国网民的文学创作狂欢节。
这种文学创作显然是在蹈袭梁启超所发扬光大的传统，即将现实的政治跟文字的操纵、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
在其著名的抒情散文“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梁启超号召当时的中国年轻人要胸怀大志，勇于关心和担当国家大事，同时也要让自己活出生命的精彩和快乐，不要像死气沉沉的老年人那样，而是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朝气蓬勃（即他所说的“盛气”）：
“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
梁启超这篇著名美文的结尾是：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在当今中国当局导演的闹剧中，梁启超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将关心国事和及时行乐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中国年轻人（即他所说的“少年”）。
看到这些朝气蓬勃、关心国事、创造力无穷、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生性豪放的梁启超或许会哈哈大笑。
面对当今的闹剧中国，梁启超到底会呜呜哭泣，还是会开怀大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选择夜静时分，到北京香山（西山）脚下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家族墓园中，贴着花岗岩构筑的梁启超墓听个究竟。
顺便说一句，北京植物园普通门票票价5元人民币，学生票2.5元。
▲德国之声（DW）9月20日援引德国媒体看中国：民族主义大潮的压力
中国国内持续数天的民众反日示威浪潮继续引起德语媒体关注。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许多德国媒体认为，民众反日情绪目前虽有利于当局，但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代》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对岛屿主权争议最后是否会导致中日兵戎相见作了探讨。文章的结论是，两国都不愿动武，但就目前而言，相关争议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并非全然是坏事：
“此刻的民族主义激愤大潮对一个正穷于应付丑闻和危机、并还得为内部权力转移作准备的党的领导层来说并非不合适。只不过，这样的激愤大潮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关闸的，—尤其是，如果对象是日本的时候。
“对党来说，煽动民族主义一再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发生后，面对举国震惊的共产党，通过安排悼念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成功地禁止了对示威者的公开哀悼。
“现在则是采用‘理性爱国主义’手段的钓鱼岛主权之战。。。。。。。。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薄熙来夫妇案的注意力。。。。。。。爱国主义大戏不仅转移公众的视线，而且也可让军方得到安抚。一些军方高阶人士被认为是遭罢黜的地方大员薄熙来的盟友，因而，要是能够借助刀光剑影抚慰某些愤愤不平者，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
文章紧接着对民族主义一旦失控将造成的后果提出警告：
“不过，民族主义早已有了自己的动力，党已不再总是驱动者，有时已然成为被驱动者。现在，已形成一种爱国主义语境，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社团，经营网站、施加政治压力，并迫使政府对自己的意志就范。”
《时代》周刊的文章最后对中日两国最终是否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岛屿主权之争表示忧虑：
“北京和东京都不愿意战争。然而，双方让冲突激化到了这一程度，只要发生某一不测事件，就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后果。示威队伍可以拦阻，同仇敌忾的全民愤怒可就难以控制了。”
双重标准
《新苏黎世报》确信，领土之争很可能给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该报指出，中国已在考虑对日实施经济制裁，而非官方的制裁措施已在实施，但考虑到中国迄今在国际关系中反经济制裁的一贯立场，北京不一定会正式经济制裁日本：
“警方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再示威了，而是用别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这不禁让人的目光从当局对大街的控制转向当局将采取的经济措施及岛屿主权之争的后果上。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公开探讨对日货实施禁运和抵制的好坏之处。
“至于中国是否会正式宣布实施经济制裁，这还是个问题。它不仅会使北京同世贸组织之间发生纠葛，而且也同它迄今所采取的坚决反对制裁的一贯态度相矛盾，从而使中国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在外交上采取双重标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0日播音：国际观察家怀疑中共对钓鱼台会“玩真的”
9月10日日本政府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各地反日游行一浪高一浪，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最近中日关系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薛理泰的评论称： “过去60余年以来，中国军方处理国际危机时，有一个传统的准则，即遵循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决不启衅。可是，一旦北京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则重视这条战略方针的‘积极’层面的作用，先发制人了。换言之，亦即‘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以避免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以避免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从钓鱼岛争端的演变趋势看来，北京多半已经认为，设若处理钓鱼岛争端不当，则在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海域的争端中，可能会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与其日后徒呼荷荷，不如眼前表现得强硬一些。”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中国加强在钓鱼岛12海里内执法，意味着将与日本海上保安力量发生摩擦。”“中日激烈摩擦预示着高强度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有可能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一定伤害。但中国社会对这场对日斗争的支持度极高，中国作为被挑战者的复仇士气，大大高于日本社会做了挑衅之后有些惴惴不安的士气。”“中国的海空军及二炮部队都应加强战备，对日本自卫队保持强大威慑。如果日本动用自卫队，中国就坚决奉陪，与日本在钓鱼岛军事对抗。”
北京《环球时报》署名汤志成的评论称：“试想，如果在日本反复挑衅下，二炮向钓鱼岛发射一枚常规导弹，日本政府将如何应对？充其量就是做做样子，封锁钓鱼岛！进一步假定，日本自卫队有能力且胆敢向中国大陆发起海空攻击，则第二炮兵携带常规弹头的DF-21C、CJ-10导弹就会‘按图索骥’地砸向日本列岛，”“为一个已实际控制的无人小岛而使本土关键目标置于导弹威胁之下，日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宋鲁郑的评论称：“可以说，现在中国有和日本摊牌的实力，但并不是摊牌的最有利时机。如果这个时候摊牌，中国付出的一个代价可能是将不得不中断我们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应该说，钓鱼岛风波至今，中日双方都强化了自己的主权。日本是通过国有化，中国则是首次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以及进行钓鱼岛的天气预报。这两个动作过去是不可能做的。但在危机中，做了也就做了。特别是公布领海基线意味着任何国外船只要经过此地必须由中国许可， 这也意味着中国不再承认这些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而是明确中国对其拥有主权。”
台湾《中华日报》的社论称：“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不会容忍任何侵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但国际观察家怀疑中共对钓鱼台会’玩真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共建政以来，对钓鱼台并不重视。“”其二、中共面临接班问题，内定接班领导人习近平在钓鱼台风云诡谲之际’神隐‘了十四天，引起国际关注。他’神隐‘所投射出的疑虑，北京无论如何解说，恐怕都难以消除。“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目前中日角逐异常激烈，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双方冲突一触即发，两国民意对立情绪更是日益上涨。问题是，此时中日双方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了应对本国沸腾的民意，两国政府一方面公开叫嚣备战，誓言‘寸步不退’，但另一方面又暗中妥协，寻找下台阶。中国海监船迟到早退，装模作样宣示主权便打道回国，而日本巡逻船也‘克制忍让’，目送中国海监船来去自由。然而，这种默契对中国而言是耻辱和失败，不仅没有改变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结果，也没有扭转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权，一旦中国老百姓发现真相，北京将更加难堪，甚至引火烧身，被视作晚清政府还魂。”
▲德国之声（DW）9月21日分析报道：日本的苦果：与中国分享钓岛控制权
华盛顿 — 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执还在继续，学者们也在为解决这场纠纷寻找办法。有学者提出，中方当前争取要达到的目标是对钓鱼岛实行中日共管，两国对该岛及其海域共同进行管辖，以此作为“搁置争议”的基础。
*中国发飙，日本纳闷，中国究竟要怎样？*
中国这次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反应之强烈让日本政府和民众感到意外和震惊。除了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陆续发表言辞强硬的表态之外，中国军方和媒体也都不同寻常地发出了不惜一战的呼声。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业设施遭到破坏，连日本大使馆也接连发生紧急状况。抵制日货，不去日本旅游已经让日本商界惶恐不安。
中国方面究竟要干什么？中方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中日共管钓岛是中国的底线*
中国的媒体上在9月21日出现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一篇是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张立伟的《钓鱼岛背后的政治》，另一篇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的《中方当前目标是实现中日共管钓鱼岛》。这两篇文章都认为，中国方面目前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中日两国对钓鱼岛地区实行共管。
张立伟在文章中说，“中国的目标并非抢回岛屿，而是从法理上抵制日本‘国有化’政策，宣示主权，并派出舰只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试图形成‘中日共管模式’，即中日双方都在该地区巡航，以防止对方登岛和开发，从而维持有主权争议的事实。”
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也认为，“中国目前阶段性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接受钓鱼岛是有争议的现实”。具体做法就是要把钓鱼岛海域变成“中日共同交叉、重叠管理的局面，改变以往钓鱼岛由日本单方面实际控制的情况”。
苏浩在文章中表示，中方增派海监船到有争议的海域，还准备让大批渔船到这一海域捕鱼就是要构成中方在钓鱼岛海域的实际存在和有效管理，以此在钓鱼岛问题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
鉴于外交学院与外交部的特殊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苏浩的看法可能反映了中国高层的意见。
*郑继文：钓岛决策要到18大之后*
不过，台湾的亚洲问题专家，《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建立中日共管可能是中共上层某些人的看法，但不大可能是中共已经确定的决策。中共目前正在全力筹备18大，在新的领导班子确定之前，郑继文说，中共不大可能对这类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他对美国之音说：“从现在的形势来说，大家即便有这种想法，可能也不便过早出台，特别是在大陆领导班子还不确定的情况下，现在的领导阶层是看守性的，不适合做这样的决策，只能等新的领导班子拍板定案。”
但是，郑继文也认为，这个看法很有可能是将来中共领导人决策的一个选项，因为它跟其它各种方案相比显然更具可行性。
*共管还是战争，日本唯一的选择*
郑继文说，目前中日双方剑拔弩张，无论是政府还是民意都毫无妥协之意。这样下去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战争。但由于战争会对双方造成重大的损失，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而缓解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妥协。日方接受“共管模式”是最好的妥协办法。
张立伟认为，日本方面也不会轻松接受这个建议。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已经40多年，国内民众也一直认为该岛主权没有争议，现在接受两国共管，这个弯转得太大。但张立伟说，日本如果不接受就必然要动用自卫队驱逐中国船只，那将可以被解释为单方面挑起军事冲突。尽管日本拥有局部海战优势，但并没有把握赢得全面战争。
张立伟指出，日本不应该怀疑中国的这个目标，不要认为这是中国虚张声势而试探中国人的意志。他说，中国没有给自己准备退路。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接受这个方案提前做些准备，找到某种可以接受的方法说服自己的国民。在战争和共管两个选择之中，郑继文相信，选择“共管”的日本人会占大多数。
▲德国之声（DW）9月22日分析报道：不正视历史 就无法解决领土争端
日本与中国近期围绕东海上的小岛争端不断。德广联驻东京记者Peter Kujath就此刊发评论，认为一方面，日本民主党内阁在外交问题上缺乏经验；但另一方面，争端持续发酵也与日本至今没有正视二战历史有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来，日本政府在日中岛屿争端上，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日本政府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并且抢在了持保守民族主义立场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前。按照现有的一项协议，日本政府禁止任何人登上尖阁列岛。日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能够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后者在1972年起也对钓鱼岛提出了主权要求，当时，该群岛实际已经在日本的管辖之下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一度宣称，要买下尖阁列岛并为日本渔民修建一个小型码头。如果石原的计划能够实现，则一定会更强烈地激怒中国。因此，日本中央政府更愿意自己出手购岛，将尖阁列岛国有化。
当然，日本政府在面对东海上的这一争议群岛时，也并非始终保持冷静。日本政府宣称，因为尖阁列岛毫无疑问属于日本，所以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这恰恰说明了日本政府偏离了现实政治考量。此外，两年前起诉中国船长、不久前拘捕台湾及香港的保钓人士，也毫无必要地激起了不小的麻烦。但是，近期日本政府引发两国争议的这些举动，其实已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中国政府又为什么不领情呢？
3年前，日本民主党开始执政。该党的执政目标之一便是打破自民党当政数十年来的官僚积弊。然而，在外交方面，民主党显得有些缺乏经验。他们与中国政权的内部缺乏有效的、可信赖的沟通渠道，而之前由公务员官僚体系建立起来的对华沟通渠道民主党又不愿意使用。这就导致如今，日本政府无法准确地将其购岛意图传递给中国。日本内阁现在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当然，北京政府听任争端激化，也有其内政方面的考量，但总体上，这依然是日本外交上的失误。日本政府没有能及时认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也没有能及时做出反应与调整。不管怎么样，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休戚相关。也正因此，日中两国实际上都无意使局势升级。此外，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则令人惊讶地对此保持冷静，也多少是因为美国施压的结果。
一个多月前，日本与韩国围绕竹岛(韩国称独岛)也发生过类似的领土争端。仔细观察两起争端，便能发现，这与日本战后未能充分清理其历史问题不无关系。韩国总统曾明确表示，正是因为日本至今不愿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才会导致领土争端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意义。二战期间，许多韩国妇女被日本军队强征为慰安妇。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时，曾经就此表示过遗憾，但依然没能做出根本的改变。
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在9-18纪念日到来之时达到高峰。日本军队1931年制造了这起事件，篡取了满洲地区；这也是之后一系列日本在华暴行的开端。然而，日本国内至今未能全面正视这一史实，教科书上也鲜有提及。日本中小学倒是会向学生们详细"讲解 "尖阁列岛和竹岛的归属问题。
与德国一样，日本也是二战策源国，然而，日本却至今没能彻底清理这段沉重的历史。如果日本不能正视过去，也就无法解决上述的领土争端。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2日报道：钓鱼岛争议加剧 网民指转移视线
中国领导人不断强硬表态，激发钓鱼岛争议升级，网民认为这是在转移公众视线。
中国近日的暴力反日示威，凸显民众不满中共领导层捍卫领土软弱无能，加上经济放缓和薄熙来事件，北京希望借民众反日情绪转移视线。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面对年底大选可能落败，也利用民族情绪箍票，令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更难回旋。
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网民纷纷发文，表达对这场争议的看法。
梧桐叶69：尤其是用钓鱼岛和黄岩岛这些局部问题，转移了我们最该关注的问题的视线——中国作为真正大国的兴起，而这对于中国，是千年一次的机会。
橘子_VAROSA成宫病不治：所以其实钓鱼岛只是一个转移视线的道具罢了。。。
王毛三儿：钓鱼岛的价值就是它能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不合理的制度、腐烂的工程和贪污的官员身上转移开…
于大大的大熊：钓鱼岛弄的现在都没人关注哈尔滨大桥了，这就转移视线了。
猪公窦窦：400多亿的建设，今天的玉树。钱都被共狗官给贪光，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游行，难道一个小小的岛还比得上这些国内民生大事？！这是本末倒置，压根就是转移视线，把国内就快尖锐的能杀人的矛盾转到国土上。
脆皮烧鸡：中国军舰到达钓鱼岛，中国航母准备出航，看到这两则消息都很振奋。虽然钓鱼岛离我很远，虽然国内矛盾重重，虽然怀疑是转移视线。
星空浮云angel；我一直都觉得这次钓鱼岛就是操作；日本人每次要换届都会干2个事情，一个是靖拜靖国神社，一个就是钓鱼岛和独岛还有北海道的4岛。和俄罗斯不敢乱搞，因此普京每次都表现的很想打仗，和韩国又得不到美国支持，只要表面上和中国挣钓鱼岛，求选票的。而GD也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很简单。
喜乐哎：钓鱼岛事件成功转移视线，救了那么多“表叔”，也算是对人民财产遭损失后的一大补偿。
妖怪啊我：哈尔滨塌桥事故调查结果：超载致匝道倾覆！ 大家一个月前就知道了。现在公布结果，正好被钓鱼岛转移视线了，我只能呵呵。
独行者nathan：钓鱼岛事件这次能闹这么大 不是因为人民的抗议 而是中日两国政府一起合作下的一盘大棋 人民只是棋子而已 说白了 当中国和日本的国内矛盾日益严重 人民怨声载道 钓鱼岛便搬出来转移视线 其实钓鱼岛就是钓鱼台的大姨妈 作用不言而喻。
妖刀界：想对那些对自己人下手的所谓的“爱国人士”说一句，现在人家只不过利用你们来转移视线而已，“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当权者正想着怎么巩固政权，排除异己，而不是去争个岛。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去市政府搞个静坐，绝食什么的，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这出闹剧是有人背后怂恿支持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骑猪王子：各大媒体一个劲的宣传钓鱼岛事件，到底是意欲何为？转移视线？
求越狱：信不信钓鱼岛事件就像之前的种种热点一样被搁置，现在只不过没有更大的热点来转移视线，政府不痛不痒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动作，除非日本人犯二先动手。
▲亚洲周刊发表专栏作家许知远文章：操纵民族主义的恶果
北京试图操纵民族情绪，俨然在玩弄双刃剑。十八大即将召开，一切都与上层权力斗争有关。
在长沙，他们哄抢了平和堂；在广州，他们砸了花园酒店；在青岛，他们攻占了吉之岛；在西安，他们掀翻了一辆又一辆的日本车；在郑州，他们抬着毛泽东的画像，声称要消灭“小日本”……
席卷中国的反日示威似乎再度证明了乔治?奥威尔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我们暂不理会中日之间的漫长而纠缠的关系，这其中的复杂性只有德法的昔日争端可以作比，里面满是尼采所言的“Ressentiment”情结，其中交织着嫉妒与羡慕、自卑与傲慢……
它们像是历史的伤口，因为从未得到清理，随时会因外界的触动而发作。两国的政府则利用这种伤口，以增强自身的权力。我不了解日本政治，但在过去20年中，传统左翼的消失令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他们以更强硬的态度面对历史遗产。但在中国，操纵这种伤口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统治术。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名义而崛起，却从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随时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民族利益。毛泽东曾对日本代表团感谢日本的入侵——中国共产党正因此而崛起；为了摆脱孤立，中国迫不及待地与日本建交，并认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的政策；为了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则加深日本友好关系。
到了1990年代，新领导人则把日本竖立为对手，试图用民族主义来取代失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民族主义不仅来自于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情感，它是高度操纵性的。“受害”、“屈辱”是这种褊狭的民族主义的最好催化剂，日本则是这种情感的最佳来源。在这种过程中，它还完成了中国形象的范式转变。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带领人民战胜日本自居，但中国的“胜利者”的形象到了1990年代则转化成“受害者”，到处兴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在向参观者——尤其是被集体组织来的少年——展示了一个饱含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而他们被灌输只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重获富强、摆脱屈辱。
这种操纵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一旦出现敏感问题、在一个敏感时刻，集体非理性就占了上风。而当权者也在玩弄一把双刃剑，它既希望能借此转移国内矛盾，又担心引火烧身。以学生运动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深知自己往日的伎俩，知道它是如何借助民族情绪来瓦解国民党政权的。对外交软弱的抗议，可以轻易转化成对现政权的不满。
不管是1999年的反美示威、2005年的反日游行还是2008年的排外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游戏似乎仍在可控范围内。你在示威者的脸上、声调上感到那股表演式的义愤，在大声喊叫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宣战”、“日本必亡”后，就准确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崛起”。
但这一次却在发生了变化，示威的暴力程度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它当然与几年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相关，人们的不满需要宣泄，失意者很容易演变成狂热分子，钓鱼岛或者日本只是这种情绪的借口。但不要以为这仅仅是“群众的非理性”行为，这也绝非一群狂热分子的冲动。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一定知道如果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难去砸毁路边的商场的，尽管人们哀叹道德沦丧，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们（尤其是大城市）对于“非暴力”早已达成默契。很有可能，它得到了官方组织与纵容。在这样超级的维稳状况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场普遍性的城市骚乱。而这一切，也必然与上层的权力斗争有关。倘若没有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文革式的混乱很难发生。而如今伴随着十八大的权力交替，一些掌权者似乎不惜制造一场社会骚乱来获取更大的空间、或是向对方施压。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钓鱼岛根本无关紧要。
很有可能，这场演变为社会骚乱的反日示威，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标志着持续了十年的“盛世”的结束，更把中国引入了一条颠簸之路，它进一步激发起社会中“恶”的力量，让所有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陷入新的恐惧。即使他们躲进了光鲜的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仍得不到任何安全感。而处于对“暴民”政治的恐惧，他们将不得不更为依赖这“维稳体制”，一场恶性循环更为加速。理性与温和的力量与声音将更难以表达，而一小股极端力量却能绑架整个社会。
我尽量在压抑这种悲观情绪，手边却正好有一本茨威格的回忆录。在“希特勒的崛起”一章的开始，他写道：“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同代人对它的认识，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或许，我们也生活在类似的过程中，向下沉沦的力量正紧紧缠住了这个崛起中的大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3日援引法国媒体舆论看中国：中日关系处于危险的滑坡
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连日来引发法国媒体大量的报道与评论，法国的中国问题网站本月十三日刊登署名让-保罗？亚星的社论文章，标题是中日关系处于危险 的滑坡，作者简要地介绍了钓鱼岛冲突的历史原因以及中日双方近日来围绕钓鱼岛的所作所为，特别指出了美国在中日冲突之间所扮演的左右为难的角色，以及在右翼势力推动下的日本政府如何敦促美方明确表态从而进一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
作者直言不讳的评论说，令观察家们难于置信的是那些在冲突泥潭中越陷越深的国家们偏偏都口口声声地发誓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和平。北京和东京在围绕钓鱼岛或者叫尖阁诸岛的主权冲突问题上各自都强调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式，然而，事实上，他们却都在不断地煽风点火，火上加油。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细致地分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如何在错综复杂、激情交织的背景之下爆发的，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也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再加上今天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新近形成 的战略竞争态势以及中日美三方之间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诸如此类的因素层层叠叠，犹如一堆高高堆起的干柴，一点即燃。虽然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日主权争夺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但这已经足以使华盛顿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必须遵守美日安保条约而捍卫日本的利益，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必须面对与他的经济以及战略利益越来越密切的中国。
文章评论说，钓鱼岛这个荒芜人焰、微不足道的小岛凝聚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对几度遭受日本侮辱和蹂躏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按照中方的说法，钓鱼岛是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领土的一部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理应归还给中国。而对日本来说，尖阁诸岛与马关条约无关，本来就是 无人占领的荒岛，1972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尖阁诸岛同其他领土一同由联合国归还给日本。东京还谴责北京和台北是在联合国1969年公布东海海 域可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之后才抬高了保钓的声调。
本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收购尖阁诸岛将中日冲突推向高潮，虽然日方强调此举是为了避免极右党派作出更加过激的行为，但是，中方对此迅速作出了强烈 的反映，中国随即派出了两艘海巡舰前往钓鱼岛海域宣誓主权，中国官媒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中国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指出中国民众不会接受官方的任何妥协 立场。
尽管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上个月曾经对中日以及中美之间因民族主义高涨而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表示担忧，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观察家预测上述分歧可能导致军事冲突，不 过，中日最近的冲突正导致东京重新审视亚洲东北部的军事力量对比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可靠性。
文章分析说，这或许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后所引发的效应之一，因为他在客观上促使该地区的国家在主权争夺问题上更加直接地与中国对抗，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增添危险的一页，也使华盛顿在北京与东京之间处境微妙。
日本国内有学者担心美日安保条约的脆弱性，怀疑中日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美国是否能够真的出兵介入，
日本南部立命馆亚太大学（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国际战略中心主任佐藤阳一郎日前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谴责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导致日本目前经济衰弱，政局动荡，使日本无力应 对同中国、俄罗斯以及韩国三国之间的主权冲突，佐藤认为日本应该要求美国明确立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北京采取强势行动。
日方的上述要求使美国进退两难，因为，一方面，北京已经多次谴责华盛顿立场矛盾，在一再表态保持中立的同时又强调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管辖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如不表态，又难以面对东京。中日美三国之间因此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挑衅性的言论都不断给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
到目前为止，北京虽然言辞激烈，但很显然在行动上十分克制，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受到警察严格的控制，中国派往钓鱼岛船只也只是海舰船，而并非军舰。不过，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采取一些经贸制裁措施，甚至军事占领钓鱼岛，虽然除了日本政府之外，观察家们普遍排除上述可能。
作者最后评论说，中日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长期在民族主义高膨与松弛这两大极端之间浮动，有远见的领导人们自然会选择后者，而且，对北京来 说，与东京的靠近还可以在客观上削弱华盛顿在该地区影响力。不过，很明显，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往往是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即使是最明智的领导人也难于控制的因素， 与东京靠近的策略并不是北京目前所作出的选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4日采访程晓农：中国不可能全面启动对日经济制裁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而再度紧张之际，抵制日货、经济制裁日本的声音也日渐升高，颇有影响。居住在美国的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此次遍及中国各地的反日风潮与当年的义和团运动类似，是被政府挑动的、服务于权力斗争的行为，因而是否对日经济制裁关键在政府的意图。而从其政治目的考量，目前并不希望争端扩大，因而认为中国不会如某些媒体煽动的那样马上全面推动对日制裁。以下是对程晓农先生的专访。
您认为中国经济制裁日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怎样？
首先看可能性，在可能性背后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到现在实际上中国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倾向，或者说，在上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外交部和政府，我相信并不需要制造这样一个事端，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次全国性的事件，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和策划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顺利地在全国推行。所以换一句话讲，政府的另外一股势力介入或策划了这场活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呢？
我个人认为是在十八大想获得更大权力的群体或者是政治集团，甚至包括一些军队的将领，想要通过这次行动，扩大他们的声势，同时对主张平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所以应该讲这次行动已经初步达到了施加压力集团想要初步达到的目标。
那么他们下一步还要希望做些什么，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能准确判断，也许他们的目标是国内政治而不是立刻就在国际上挑起大的冲突。因为这次活动本身，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只是用了钓鱼岛做一个理由和借口。其实在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上，军方从来没有对失去领土表示过任何异议。比方讲，六九年中苏冲突引起的珍宝岛，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划给俄罗斯了，军方没有表态；当年在对越战争当中，中国参战的牺牲者埋藏的墓地都成了越南领土了，中国军方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军方对领土问题并不是真的很看重。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股势力对钓鱼岛那么看重？最近有十个少将联名发表一个东西，他们其中有人提得很清楚，就说钓鱼岛是一个弱点，很容易在国内煽起反日情绪，那么利用这股情绪他们可以达到更大的目的。这十个少将应该讲并不是这次事件直接的组织者，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多数都是文职官员。真正能够组织这次事件、包括安排大批军警化妆成老百姓去袭击日本商店，这个事情必须是相关的能够操控军队和警察的部门所能做的事情。下一步看，如果要是他们以政治目的为主，那么应该讲在十八大前呢，能够采取的行动大部分都采取了，如果继续扩大事端，那么十八大也就不可能平稳地召开，而十八大的推迟不见得对他们是一件好事，所以也许可以判断就是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事件也许就可以逐渐平息。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立刻像一些媒体煽动性的言论那样鼓吹的，要马上全面推动对日制裁等等。
对日制裁、抵制日货这件事情本身在中国事实上不太可能，日本媒体刊登过这样一些图像，就是当中国人在砸日本店拍照的时候，手里用的就是日本相机，中央电视台用的大部分也是日本设备，如果要是真的抵制日货，那中央电视台就没什么设备可用了。同样的，街上跑的日本车也开不下去了。
对日本来讲，可能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目前看来，日本商人还在观望。
发展到一定程度，日本政府是否也会受到压力？
日本政府其实现在情况已经很微妙了，今天金融时报的中文版有一个记者采访一名日本记者，谈到这个问题。说日本民众其实目前并没有进入一个所谓的非常愤怒的状态，相反，日本民众是以一种把中国发生这个事件看做是一个中国形象自己毁坏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讲，就是日本民众比较理性地认为，如果这个事件在中国延烧，那么在国际社会里，将让日本在道义上取得占取更大的优势，而中国在国际社会将会更加成为异类。
当然日本政府现任首相野田现在已经处于政治上的弱势，所以今年很可能要下台，而现在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推出的候选人就是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定的希望当选。所以如果说中国的这个事件造成对日本的压力，那可能是会把民主党主权搞垮了，而在日本社会可能让自民党政权赢得更大的支持。那么自民党政权我想在对华关系上可能立场比民主党更强硬一些，因为民主党具有明显的反美色彩，而自民党没有。所以对中国来讲，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产生的结果可能不见得是中国政府想要的。
您分析认为中国官方并不希望激化争端，从而导致贸易战，但在民间，我们看到反日、抵制日货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您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吗？
我觉得所谓的中国民间是假的。因为我们看到互联网上、国内的微博上，主流的声音是一面倒地谴责这些参与闹事的人，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同时又大批人参加游行。国内有人分析过，参加游行的有几种人，其中主要的骨干是身份不明、明显受过训练，组织上很严密，有人号令指挥。从他们的统一着装及外观看，更像是军队的成员。也就是说是军队冒充的。那么接下来的是一些所谓的“愤青”，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看热闹的，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看热闹的和愤青，而是在其中领军的人、一批批的人。比方讲有人注意到，游行完了后这些游行者都会统一到某个地铁站，而且不使用当地居民通常使用的那种加值票、就是可以多次使用的票，而是买单张票，说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也就是说，从这些人的行动特征来看，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官方，作为打砸的行动者也主要是这些人。
如果官方想继续用军队的这些人，这些战士，武警也好、特警也好、正规军的战士也好，那么它当然可以组织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九。一八那天政府其实已经开始改变态度了，也就是说现在只剩下少数愤青在嚷嚷了。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愤青从来是看政府眼色行事的。他们不过是政府使用的一些木偶。只要政府稍微脸变一变，这些愤青全都哑巴了，所以愤青们的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或者政府里面试图制造事端的那股势力。
我目前为止的看法是，这股反对日本的势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日本，而是国内政治，而是十八大上的位置。所以他们是眼睛朝内，拿着日本做戏，当然他们也不会遵守法律或者国际规则，比如不能袭击外交官的车或者损坏外国企业的财产，对这些规则来讲，他们是完全不遵守的。因为他们本身是规则的破坏者，包括破坏中共党内的规则。竟然他们的目标是国内、是高层政治，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因为距离十八大没有几个星期了。
那么您对十八大后新领导层会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及中日关系如何预期？
我觉得现在需要观察十八大新的政治局常委组成和军队在这样政治局内的成员增加了多少，这是个最主要的指标。因为实际上这些闹事的势力争取的就是这个。所以军队要在高层有更强的声音，有更多的位置，从而能够让军队获取更对的资源，掌握更多的权力，能不能成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中共的各次党代会，向来是有中共办公厅操盘，严密操控，从是否允许代表在大会上任意发言，到那个代表投谁的票，都是严密控制的。现在我们就不清楚自从令计划被调走以后，原定的那个操盘十八大的班底能否顺利操盘？还是说十八大将由现在正在闹事的这股政治势力操盘？ 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
从经济角度分析，如果一旦发生中日贸易战，哪一方承受力会更强？
因为日本是私营企业，所以它的损失是私营企业的损失，所以谈不上对日本政府有多大的压力，顶多是日本政府会面对一些民间的呼声，但它无可奈何，民间企业也没办法；对中国来讲，真正的损失不是和日本贸易战的损失，而是一旦中国破坏了这个国际规则之后，将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恐惧和担忧，会引起其他国家各种资本大笔外逃，本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就已经够糟的了，各国资本正在犹豫不决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撤资，如果中国政府此时再把这件事挑起来，那最后带来的是大批外资撤退，那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就不是中日贸易这点小小的影响了，它会导致中国整个经济瘫痪。
▲多维新闻网9月24日发表分析文章：保钓还是复辟？毛左派借反日大游行强势回归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再度陷入僵局，中国已经确定推迟了中日邦交纪念庆典，此举也被视作中方持续强硬反击日本的手段之一。在此之前，中国180多个城市爆发的规模不等的反日大游行虽渐趋平稳，但其间最为抢眼的毛泽东头像和巨幅标语引发的毛左派强势归来的争论，并未随着反日大游行的结束而降温。
保钓还是复辟？这是人们针对毛泽东头像走上街头后发出的追问。中国集中爆发的反日大游行之肇始，是日本不顾忌中方反对坚持“国有化”钓鱼岛。所以，这场以爱国名义、捍卫钓鱼岛主权展开的示威大游行，保钓是首要目的和民意诉求所在。这一目的，从游行群体喊出的口号、举着的横幅中便可参透。如“保卫主权，不惜一战”、“钓鱼岛是中国的”、“抵制日货，保岛为国”等等。
然在保钓之外，此次大游行也蕴含着一股毛左派复辟的味道。经多维记者实地追踪拍摄发现，反日大游行中，毛泽东成了最大的“主角”——不管是游行群体所含的口号，还是举着的横幅和巨幅头像，除了宣誓对钓鱼岛的主权，便无一例外是对毛泽东的追缅。如“毛主席，人民好想你”、“毛爷爷，快回来吧！我们想你，小日本又来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横幅，以及此起彼伏、响彻各地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凡此种种，均鲜明且有力地将毛时代的旧梦推至广场中央。
正当大多数或清醒或跟风群体沉迷于毛时代旧梦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一名年过七旬老人因一句反对毛左的话，招来了队伍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韩德强的耳光反击。这一耳光虽然只是毛左派强势回归路上的“小插曲”，但却将原本实实在在的保钓游行冲刷在了毛时代复辟之后。
所幸，打人事件发生后，除了北京大学教授、毛左派孔庆东和乌有之乡参与者张宏良表示力挺韩德强外，舆论普遍的共识是“打人是不对的”。中国官方媒体也将矛头指向了韩德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原本应该是开放、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但在毛左派的思维逻辑中，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疑是对毛泽东最大的不敬。
中国反日游行该不该将毛泽东搬出来？这也是反日大游行过后各界纷纷开始思考的问题。一种声音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作为能起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效果的政治符号，被民众举着、喊着穿梭在反日游行队列中本无可厚非；与此意见相悖的一方则认为，表面上看来，毛泽东作为一个符号助力保钓，事实上却成了部分狂热“毛左”分子违背历史潮流的复辟行为。毛泽东在他的后半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给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但当毛泽东被游行群众捧着重新走上街头的时候，这些历史功过是非却被想当然地覆盖掉。
就在毛左派借反日大游行强势回归迹象渐渐明晰之际，也有中国政情分析人士将目光锁定在了左派回归的现实基础和成长土壤上。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甚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外交困境，如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激增，城乡分配不均等。此一系列“内忧”，使得中共领导人屡屡受到左派的指责。
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新左派”学术界代表的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喊出了众多左派的“心声”——在第一个（5年）任期内，胡温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第二个任期内，许多改革就推进不下去了，再次陷入停滞。结果是，左派和右派都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走向激进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毛左派之所以想借反日游行之际强势回归，也与其“主心骨”薄熙来的垮台有直接关系。2008年，一些毛左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并将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视为本派的领导人。原因在于，薄熙来在重庆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如建设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以及发起一场毛泽东思想传统复兴运动，包括唱红歌和送干部下乡向农民学习等，与毛左派的理想社会图景不谋而合。但薄熙来自3月份遭到倒台后，毛左派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唯一筹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毛左派将毛泽东推至前台，要么是为卷土重来做最后一搏，要么是被后来者冲到沙滩上后的无奈喘息。
多维新闻此前已经就此发文，以警惕“毛左”返旗复辟（具体内容见《理性看待街头暴力，警惕“毛左”返旗复辟》）。文章最后的落脚点或许可以援引在此处——“毛左”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有放开国民讨论反思的精神；“毛左”回潮有薄熙来刻意推动的因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深究薄熙来的政治错误，有在执政党内根除极左思维的魄力；“毛左”泛滥更有其现实原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承认不足，在惩处贪腐、解决贫富差距、建立法治社会、建立现代民主、保障社会公平、放弃舆论钳制、包括价值观重塑上展现出让国民信服的决心和能力。
●中日双方就钓鱼岛主权问题对峙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0日报道：日本密切关注钓鱼岛海域中国军舰
就日本媒体报道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出现中国军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四（9月20日）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对此表示关注，并收集相关情报，不过没有做进一步说明。
日本部分传媒报道，日本观察到在钓鱼岛西北方向约150公里的中国海域有两艘中国护卫舰。
消息都引述政府方面的话说，两艘中国军舰虽未进入日本领海和毗邻海域，但这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国有化”后首次发现周边海域出现中国军舰。
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在钓鱼岛附近中国海域内的中国海监船和渔监船已有16艘，其中几艘周四偶尔进入邻接海域巡逻。海保厅认为，中国增加了在钓鱼岛附近巡逻警戒的态势。
不过，海报厅表示，依然没见中国传媒报道的千艘中国渔船团。
修复关系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周三晚应邀上朝日电视台说，他预计到钓鱼岛国有化会引起中国反弹，但没预计到如此规模。
他说日本再三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说明购岛是为了维持平稳、安定的管理，可惜没能得到中国理解，声称正在研究向中国派遣特使来修复中日关系。
规模缩小
日本传媒周四纷纷报道中国各地反日示威在公安当局禁止下，规模正趋缩小。
日本政府准备要求中国赔偿驻华日本企业、商店损失。报道说，2005年中国政府对反日示威中受害的日本企业、商店发放了几千元人民币慰问费，这次受害严重，日本政府和经济组织期待能有较充裕的赔偿。
部分日企也开始准备收拾中国工厂和商店的残局。丰田汽车董事长丰田章男周四召开记者会说，遗憾围绕尖阁诸岛问题，中国反日示威损害了日本车贩卖店。但中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变，希望一步、半步地推进、面向未来。
有报道说，中国本月下旬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的活动还可能如期举行，但邀请日本经济界代表团的人数从原定的130人减少到20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0日报道：钓鱼岛抗议在华继续发酵影响经贸
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议，深圳接连出现日资企业工厂的中国员工举行抗议活动导致生产停工事件，而中国海关则加强检查进口日货。
日本NHK报道说，在深圳的一个有较多日资企业的工业园区，制造电子仪器等产品的至少2家日资企业工厂的共数千名中国员工，周四（9月 20日）早晨8时左右开始举行罢工，并穿着工作服走出工厂，举行了示威活动。
报道说，示威队伍周边有100多名警察“负责诱导和警戒工作”，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参加示威活动的员工当中，有的年轻人表示："希望通过反日示威活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待遇。"
据深圳日本工商会透露，深圳前一天也有至少两处工业园区的日资企业的中国员工举行了反日示威活动，部分工厂的大门或栅栏遭到了破坏。
经济冲击
而共同社周四援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及日企相关人士的消息说，中国各地海关已开始通过提高通关检查比例等加强对日本货物的检查力度。
据称，上海海关已开始对部分日本进口品目实施全量检查。中国天津市海关19日向多家日企的相关人士发出通知，将提高对原材料来自日本的电子产品等加工贸易品的货物检查比例，强化通关检查力度。
报道说，这是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收归国有后，首次确认到中方以日本为对象加强检查力度。
共同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日本经济有可能会因与中国间的贸易停滞而遭受打击。此外也可能给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另外，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周四发表消息说，受反日游行影响，周五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新环境技术展“2012日中绿色博览会”将被延期。经团联米仓弘昌会长取消了这次访华日程。
钓鱼岛争议发生之时正值秋季旅游旺季到来，日本各航空公司及旅行社因此遭受了重大打击。上海吉祥航空推迟了“上海-那霸”航线的开通时期。上海春秋航空公司原定23日新开的“上海-米子”定期包机航线也将取消，该航线原计划每周往返两次。
▲德国之声（DW）9月21日报道：中国加强日本产品海关检查
中日主权争端已逐渐波及两国的贸易关系。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正加强对日本产品的海关检验。日本企业担忧，若上海港口开始加强海关检查，将对日本企业造成剧烈影响。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日岛屿之争似乎正蔓延至两国的贸易上。在中国媒体威胁经济报复日本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开始加强对抵达港口的日本商品的海关检查。
日本企业双日株式会社（Sojitz)发言人称,该公司在中国的员工确实曾表示，日本进口的产品在港口必须经过更严格的海关检查程序,但不至于影响公司业务。
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与两艘日本巡逻船发生冲撞，中国船长遭到扣押，中日关系因此恶化，中国海关随后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北京当局当年更制定了稀土出口配额。稀土是制造高科技产品的重要材料，而中国控制全球超过95%的稀土市场。
双日株式会社发言人表示，2010年时所有日本商品都成为查验目标，与之相比，此次受影响的商品较少。他指出，该公司收到的消息是，加强海关检查的主要为天津和青岛港口。另一间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Itochu)也获悉，海关检查的次数正在提升。
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公司表示已经制定了应变计划。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东孝绅（Takanobu Ito）在记者会上表示，本田公司正试图预测事情的可能走向并尽力做好准备，避免对生意造成影响。
针对中国加强海关检查一事，日本经济贸易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Yukio Edano）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将继续收集信息，已证实这个事实。日方将视情况采取适当措施。"
日商考虑撤出中国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中国海关官员在天津加强海关检查；《每日新闻》则称，更严格的海关检查使许多货物堆积在上海港口。
双日株式会社发言人表示，若上海开始加强检查，日本企业将会受到剧烈影响，因为通过上海港口进入中国市场的货物量和产品种类远超过其他港口。其中，批发业、运输设备和电子机械行业受到的影响最甚。
虽然根据中国公布的数据，去年的中日贸易额达到3429亿美元，但因历史恩怨不时浮上台面，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稳。
中日岛屿主权纠纷已历时数十年。此次因为日本政府宣布购买三座无人岛屿，冲突遂再次爆发。日前，数万名示威者在中国各地发起反日游行，部分抗议人士甚至破坏日本商店和工厂，迫使日本企业关闭或缩减产量。一间运输设备公司表示："我们担心中国雇员将抵制日本在华企业的生产线，或提出不合理的加薪要求。"
路透社此前曾针对400家日本大型和中型企业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41%的日本企业认为主权之争升级将影响他们的商业计划，部分甚至考虑撤出中国，转移运营中心。
中国目前已派遣十几艘官方船只至争议海域附近。据信，争议岛屿周围海域富含丰富的石油资源。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1日报道：中国强硬态度对日企“造成心理压力”
日本经济专家说，在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主权争议中，中国当局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态度对日本企业造成心理压力。
日本贸易振兴会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周五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独家采访中谈及一周来的中日纠纷说，这次中国的反日行动与以往不同，北京政府作出未曾有的强硬表态。
他说，目前的情况对日本企业将造成心理的影响可能很深远，尤其是中小企业非常敏感，承担不起这么大的风险。
他表示对中日经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
中国现在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日方统计，去年中日贸易额为27.5万亿日元（约3500亿美元）。
经济制裁
日本多个传媒周五（9月21日）报道，政府经济产业省旗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向日本企业做的调查说明，中国部分地区已开始对日本产品加强通关手续，显示中国可能开始了对日经济制裁，以报复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
《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说，中国11个主要海关中已出现通关阻滞的包括北京、上海等5地区，上海海关还定出了全检对象的日本产品。
报道说，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附加价值高的电子产品、化学用品等，原材料来自日本的情况很多，中国阻滞通关，将影响生产和交货期。
《朝日新闻》报道说，天津港关税当局周四晚发出通告：“提升对日本产品的检查率”。报道引述天津海关的人士透露，目前正研究具体提升哪些产品项目。
《朝日新闻》分析说，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后，中国对日经济制裁的程序是先加强通关手续阻滞日本产品进口，接下去是限制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这次可能也难免覆辙。
对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周五只承认“有各种消息”，财务大臣安住淳周五则称：“现在还没得到重大通关纠纷报告”。
争执内幕
另一方面，官方电视台NHK周四披露日本政府购岛前，外相玄叶光一郎在9月8日俄罗斯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前一天，与中国外长杨洁篪有过短暂交谈。
玄叶一再向杨洁篪解释：“日本政府购岛是阻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的唯一手段，希望中国不要误解”。杨洁篪回答说：“无论日本用什么方式，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次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交谈时，胡锦涛重申了中国强烈反对的立场，野田则申明日本拥有尖阁诸岛主权并有效统治等。
报道引述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的分析说，中国其实不是不懂日本政府购岛是被东京都所迫，但基于国内政治需要，不得不选择强硬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1日报道：深圳日企工人参与反日罢工 资方可能从中国撤资
中日双方争夺钓鱼岛事件愈演愈烈，日资在华企业受到极大影响，深圳日资企业富士施乐厂的上万名员工周四罢工加入反日浪潮，至周五，全厂放假，有消息说资方可能撤出在华投资。据深圳专门负责向日资企业派遣员工的人员对本台称，上个月末他们已经暂停了这项工作。
中日钓鱼岛争端致使中国各地连续多天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事件严重影响双方经贸，在华日资企业撤离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据网民透露，位于深圳宝安区银星工业园生产打印机的日资富士施乐厂连续三天被数千名反日游行示威的群众包围，本周四，该厂近万名员工罢工并加入抗议示威浪潮中，他们走出厂外游行手举国旗，并喊口号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大批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戒备。
附近其他公司的员工周五对本台表示：前面两天好像是其他日资企业的员工跑到这边来要求一起参加游行，但施乐的员工就没有出来，昨天其他的企业的员工没有过来了，他们自己又罢工了，好像是这样的，今天没有看到人在大路上面，昨天有，我只是听说他们是在那里罢工，昨天听说是他们自己厂里的人罢工的，害得我们公司要是有车出去都还不是很方便。
工人加入罢工可能与得知资方撤资有关
据悉，周四中午有工人在食堂吃饭后高喊罢工，引致大批工人响应，他们集体走出厂区抗议，被防暴警察驱散，至黄昏前回到宿舍结束抗议行动。而微博有消息指，施乐的高层表示，经过钓鱼岛事件后，公司决定撤出在中国的投资。不知是否撤资消息触发了厂区工人参与厂外连续两天的游行抗议。
记者再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询问情况。
记者：施乐厂昨天罢工，今天还有吗？
对方：没有了。
记者：厂方是否因此要撤资？
对方：这个我们不清楚。
记者又打电话给施乐厂询问有关情况，接线生表示：全厂周五放假。
记者：今天还有罢工吗？
对方：没有啊。
记者：昨天罢工结束了？
对方：我不知道。
记者：你给我转一下人事部吧。
对方：实名制转接，要有具体姓名才给转。
记者：厂方是否有决定撤出中国？
对方：这我不知道。
记者：工人有正常上班吗，还是持续的罢工呢？
对方：我们今天全厂放假。你的问题太多了，我不方便回答。
本台记者又打电话给深圳宝安区政府询问有关情况，对方称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信息。
日资企业派遣员工上月末就已暂停
而记者从一位专门负责向日资企业派遣员工的人员那里得知，自从中日争端以来，他们已经暂停了这项工作。
他说：我们负责日资企业派遣员工。
记者：派遣有没有因为钓鱼岛这件事有变化呢？
对方：多多少少有一点。
记者：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方：招聘暂停了嘛。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暂停的？
对方：上个月。
记者：什么时候再继续知道吗？
对方：不知道，目前没接到计划通知。
中日双方贸易战日方将损失较大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对此评论称，日本近期经济数据的下滑凸显了中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司日前曾警告，“如果中国和日本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升级并久拖不决，将会影响日本汽车及科技行业的信贷评级”。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2日报道：日本右翼东京举行大规模反华示威
日本最具组织能力的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周六（9月22日）下午两点起在东京港区都立青山公园主办“阻止中国侵略尖阁紧急国民大行动”。
到当地时间下午三点游行队伍出发往三河台公园时，右翼的樱电视台声称有2000人参加，右派报纸《产经新闻》引述东京警视厅的消息说有700人参加，但警视厅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们没有统计数字可发表”。
游行结束后，约有250人左右傍晚起继续参加“包围中国大使馆”的行动，但抵达位于港区六本木的中国大使馆前，警视厅麻布警署按现行大使馆外的示威规定，限制在中国大使馆门外示威人数不得超过5人，并不得持有横幅标语、不准使用高音喇叭等，令包围行动显得进一步凋零。
原来就寂静的马路上也鲜有途人围观，而大使馆大门深锁。
晚上7点左右，“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干事长水岛总向大使馆喊出抗议信内容，然后把一封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程永华殿”的大信封投进大使馆邮箱，结束行动。
对抗示威
这次示威是9月中国掀起抗议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反日示威后，日本右翼首次较有规模的反华示威。
有看来是右翼的网民说：“中国不断举行反日示威，我们也一定要有反华示威”。
而“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会长、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9月18日在东京闹市涩谷街头演讲时说：“现在一些国民反对驻日美军部署‘鱼鹰’，但中国的威胁比‘鱼鹰’大得多”，呼吁国民反华。
田母神自从主掌“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后，该团体的组织性和策略性令这两年主办的活动扩大了吸引力、颇具规模。
冷漠对待
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后组织的反华示威总有几千人参加。这次组织反华示威也明确要求参加者“不要带含歧视性的标语”和“安全第一”等，力图改变日本社会对右翼团体粗暴的印象。
周六示威演讲中还谴责中国政府迫害藏人、维吾尔族人，说西藏和维吾尔、内蒙都是独立国家等，并说：“中国的反日示威是中国政府组织的，我们的示威才是真正的民意”等。
不过日本大部分主流传媒周六依旧没采访、报道他们的行动。
日本社会对7月以来日本与中韩两国的领土纠纷整体反应淡漠，周六网络上有右翼网民说讽刺这种现象说：“反核电示威有20万人，人气少女组合AKB表演有8万人，包围中国大使馆只有250人，实在太难堪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3日报道：中日邦交正常化周年两国关系紧张
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议，中国取消原定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仪式，而其它两国有关邦交正常化的诸多活动也被取消或受到干扰。
中国媒体周日（9月23日）报道说，“全国友协、中日友协负责人23日表示，鉴于当前形势，中方决定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招待会调整到适当时候举行”。
这次庆典活动，原定是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首、由7个中日友好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26日举行晚宴，并在27日举行座谈。上周四（20日）日本媒体还说，中国方面通知日方唐家璇将如期主持这一纪念活动。
但上周五（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两国各界原本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的水平，但很多设想都被日方的错误行径破坏了”。
紧张继续
周日，中国外交部就多名日本海上保安厅成员以及冲绳地方警察星期五（9月21日）登上钓鱼岛提出强烈抗议。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紧张化之际，一系列有关的官方和民间的中日交流相继取消或者是延期。
日本媒体引述海上保安总部消息说，23日，中国渔政船“仍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并出入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
而中国官方的新华网说，中国“将用无人机加强对钓鱼岛、黄岩岛等海域的监测管控。”
中日两国因领土主权纠纷而引发的仇视情绪持续扩大，日本在华企业和民间交流均受波及。
民间影响
在华日企普遍遭遇中国民间反日情绪导致的游行、罢工等抗议的困难，
中国缺席了22日在东京开幕的“国际旅游博览会”。两国访问对方的游客人数锐减，由于客流量大跌，中日各大航空公司已被迫决定大幅削减航班。
在日本，“反华”情绪也在升温，原本准备迎接中国大熊猫的日本仙台市近日收到许多反对中国熊猫入住的电子邮件，其中最多的理由是“怕被误以为仙台市袒护中国”。由于“反华”声浪增大，市议会不得不考虑要取消大熊猫入住的计划。
原定25日于北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演出目前计划改在东京举行。
22日，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举行了反华大示威。而中国又有网民呼吁要举行新的抗议示威活动。
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冈村正任团长、规模达120多人的代表团一行23日赴缅甸和越南进行访问。因为“中国反日游行中出现火烧工厂、砸抢超市等现象，使日企意识到在华投资存在风险，而缅甸、越南两国作为新的投资对象正渐受瞩目”。
▲美国之音（VOA）9月23日报道：东京爆发千人反华示威
日本东京爆发围绕尖阁诸岛领土争端的反华抗议示威
华盛顿 — 日本东京日前爆发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反华抗议示威。与此同时，又有日本活动人士登上有争议的上述岛屿，宣示日本主权。在日本的华人说，目前他们行事谨慎小心，不过生活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东京示威活动概况*
9月22号（星期六）东京爆发反华游行。游行队伍下午三点在市内公园大厦内集结，然后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方向行进，一个小时后示威队伍抵达，沿途通过当局批准的六本木繁华街区。
新闻照片显示，示威者分成数个梯队，每个梯队都有引导牌。游行者手举统一尺寸的日本国旗，许多人胸前挂着标语口号，上面的日文汉字有“凶暴中国”，“理性”，“中国侵略尖阁”，“强化控制尖阁”等字样。游行队伍中还有挂着反华标语的卡车随行，车上的抗议者通过麦克风高呼：“我们决不宽恕中国”，“我们有能力保卫国家”等。法新社刊登的一幅示威者的英文标语写道：“永远不向北京恐怖分子屈服！”
*警方严制示威过程*
美联社说，日本警方严格控制游行过程。在严密把守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面人行道上，警方只允许5人一组的小规模示威者出现在那里，而且不准他们长时间停留，数分钟后马上疏导他们离开。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这次游行时说，这次由日本右翼团体组织的抗议示威大约有1400人，这是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华示威活动，参加者大多是中老年人。另有报道说，现场实际游行人数约800多人。
*在日华人谈处境*
日中民间敌对情绪升级，在日本的华人如何反应？日本名古屋一间中国餐馆老板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麻烦。在日本我们的生活很平静，对于中国大陆民众出现的示威活动，我们并不在意。我的生意很正常。”
一位在日本打工的中国东北籍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周围的日本人对在日华人没有表现出明显敌意，至少目前情况如此，她说：“我不是老板，我是打工的。中日关系状况现在对我们没有影响，反正现在是没有影响。日本人对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不过，谈到中日两国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时，另一位在日本的中国人对美国之音表示：“那是属于政府的问题，我们个人没有什么看法。”不过，也有在日华人对美国之音说，身边有日本人最近经常向他们提出明显带有敌意的问题。另外有报道，中国驻日外交机构受到威胁和骚扰。
*中国官媒最新反应*
对于东京出现的反华示威游行，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称其是“反华鼓躁”。另据报道，21号晚上又有多名日方人员登上钓鱼岛，以防止台湾“保钓人士”登岛。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说，日本右翼分子登岛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严重侵犯，是“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社论说，日本一方面表示，要修复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继续摆出强硬解决领土问题的姿态。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3日报道：中国官媒：绝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
周日（9月23日），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措辞强硬地谴责日本，并称中国绝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退让半步。
题为《日本不思悔改何谈修复对话关系》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日本一面表示要修复对华关系，一面妄言将以强硬姿态解决领土问题。
文章说，钓鱼岛问题事关中国领土主权，中国绝不会退让半步。
周五（9月21日），日本阻止台湾保钓人员登上钓鱼岛；周六（9月22日），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发动反华示威，“鼓噪‘中国侵犯了钓鱼岛’，叫嚣‘日本自卫队常驻钓鱼岛’”。
《人民日报》社论称日本的这些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
文章指责日本政府嘴上说要通过“加强意见沟通”和对话来修复对话关系，却没有拿出“坦诚务实的行动，彻底改变错误的做法”。
社论强调，日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并表示，中国将继续采取措施坚决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
前一天，新华社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表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实质上是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蔑视，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践踏。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3日报道：北京书店下撤日本作家书籍
据朝日新闻报导，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北京政府指示书店拿掉日本作家的作品，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名作「1Q84」等也被迫在书店消失。
报导引述几位当地出版业者的消息指出，管理北京市出版业的「新闻出版局」17日召集负责出版日本相关书籍的出版社编缉。出版局干部说明中日关系紧迫，并口头指示「统一思想、把握方向」。编缉们表示「参加的人都听得出来，意思是叫大家不要出版和销售有关日本的书」。报导指出，中国大陆的网路上也出现出版局要求不要出版有关日本作家、日本题材等书籍的内容。
中日钓鱼岛冲突严重影响日本在中国的经贸活动，据中国媒体估算，日企在中国民众的反日示威游行中遭受破坏的保险赔偿金额将达到数百亿日元。另外，日本的旅游业以及航空业也遭受重创，日本共同社昨天还报道说，中国正在加大对驻华日本企业的压力。派驻中国的日本企员工申请工作签证的发放也出现延迟。多家日企的日本人员工有可能不能按计划前往中国工作。中国海关也加强了对日本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检查。
即将举行的中日建交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将受到重大影响，本月29日是中日 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纪念，而由于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的阶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本来已经安排的一 些庆祝活动将受到影响。
另外，日本右翼组织“奋起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计划今天周六在东京组织数千人参加反华游行。这将是中国多个城市近日持续爆发反日示威以来日本国内发生最大规模的反华示威。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4日报道：日本抗议中国海监船进入日本领海
日本外务省星期一（9月24日）向中国驻日本使馆致电，抗议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中国“海监46”和“海监66”当天早晨6时半左右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范围的日本领海，并逗留数个小时。
而新华社则引国家海洋局证实了有关消息，但说这两艘海监船是在中国领海内“开展例行维权巡航”。
同时，中国国家海洋局还透露，未来将使用无人机对钓鱼岛进行监视监测。
海洋局官员称，计划2020年前健全无人机监测监视系统，黄岩岛、苏岩礁以及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域等争议海域都将纳入无人机监测范围。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截止9月24日早晨，中国仍有5艘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海上保安厅称，其巡逻船对中国公务船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状态。
与此同时，数十艘台湾渔船今天出发前往钓鱼岛进行保钓护渔行动。
此次行动的组织者表示将试图突破日本巡逻艇向钓鱼岛靠近，并不排除登岛的可能。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4日报道：中日关系急恶化日本政府谋修好
日本政府外务省事务次官河相周夫周一（9月24日）动身访问中国，预定周二上午与中国副外长张志军会谈，讨论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和双方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不断纠纷。
不过河相出发前，刚向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抗议当天早上两艘中国海监船和一艘中国渔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
而中国政府则在前一天刚经过中日友好协会通知日本驻华使馆延期原定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建交40周年庆典活动。
双方的举措说明，河相访华图谋修复中日关系的道路十分险峻。
两国民意调查
事实上《朝日新闻》周一发表8月8日至9月20日在日本用邮寄方式、8月10日至18日在中国用面对面的方式对中日建交40周年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回答“中日关系恶劣”的日方有90%、中方有83%.
而日方回答“今后应加深两国关系”的人有49%，超过40%说“保持距离较好”的人，但中方相反，回答“保持距离较好”的人有53%，高于42%回答“今后应加深两国关系”的人。
在日本国内，中日官民关系前所未有地同时迅速恶化令政府内外纷纷猜疑，《产经新闻》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的苦恼说：“9.18后十几艘在钓鱼岛附近巡逻的中国政府船舰好不容易在前一天刚消失，不知道何以又折返”。
共同社一名希望不公开姓名的中国观察员对BBC中文网记者说：“9月18日中国还准备举行庆典、通知日方减少出席庆典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人数，但5天就变卦，说明反日已与中国政局紧密相关”。
内阁态度软化
而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一在记者会上被记者纷纷追问的问题也都是目前的中日纠纷。
藤村对钓鱼岛附近的三艘中国船舰说：“日本正通过高层次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立即退出日本领海，但从大局来讲，双方应在彻底对话的基础上走向收拾纠纷的局面”。
对中国延期庆典问题，他说：“非常遗憾难得的40周年庆典延期，个别事务不应影响中日关系整体局面，从大局观点加深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很重要”。
鉴于中日关系迅速恶化，周一出发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相野田佳彦原定在联大演讲中声张日本对钓鱼岛和竹岛（韩国叫独岛）主权的计划，也改变为不提两岛纠纷，只强调日本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的主张和呼吁国际社会活用国际机构来解决领土纠纷。
反日游行、抵制日货，包括适度的打砸抢烧，激烈的民族主义燃烧，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取决于中国当局的权力斗争需要。有一点是肯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转移国内矛盾视线的最好办法。中共当局历来都是这么做的，十八大前，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借助民族主义，党内某些派别，或者一些集团，想达到某些目的。的确，薄王事件还远没有结束，通过对谷开来、王立军的判决，人们在猜测薄熙来的命运。恰在此时，反日烈火熊熊燃烧，游行队伍中毛泽东阴魂不散，拥毛左派必然也是拥薄左派，其中微妙所在可想而知。
反日游行、抵制日货，包括适度的打砸抢烧，激烈的民族主义燃烧，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取决于中国当局的权力斗争需要。有一点是肯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转移国内矛盾视线的最好办法。中共当局历来都是这么做的，十八大前，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借助民族主义，党内某些派别，或者一些集团，想达到某些目的。
的确，薄王事件还远没有结束，通过对谷开来、王立军的判决，人们在猜测薄熙来的命运。恰在此时，反日烈火熊熊燃烧，游行队伍中毛泽东阴魂不散，拥毛左派必然也是拥薄左派，其中微妙所在可想而知。
●海外媒体就中国掀起反日民族主义大潮分析
▲美国之音（VOA）9月18日报道：“9.18”推升反日情绪，仇恨教育应否提倡？
2012年9月18日, 中国民众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游行抗议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拍摄)
“9.18”的到来把中国各地反日游行抗议活动推向新高潮。反日情绪的高涨也开始波及到小学生。有专家学者对中日关系如何在民间和官方层面恢复和发展提出各自意见。
*反日示威升级*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也是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81周年纪念日。由于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而蔓延全国各地的反日示威活动在这一天更趋激烈。
约六万北京民众上午八点起陆续来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前示威，现场有人打出“反日驱寇”横幅。在河南信阳，5000人参加了当地反日大游行。深圳游行抗议者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画像上打上了十字叉，有示威者高呼“洗雪耻，勿口头，是拳头”。
中国当局在各地出动大批警力，维持游行现场秩序；防暴警察在日本使领馆和日资商社和企业外面严密戒备。
*南阳出了中国“最牛校长”*
反日情绪的上涨并不只是中国成年民众的事情，少年儿童也开始更多地了解日本军队对他们的祖辈们造成的伤害。河南南阳一所学校校长对小学生们做的一次有关日本侵华历史的演讲视频正在网上疯传。校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和男女小学生激愤的表情引起网民热议。
这位校长说：“九。一八是中国的国耻日，1931年9月18号，日本帝国主义用他们的铁蹄，踏开了我们中国东北的大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被他们侵略和占领……。南京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那是我们的耻辱啊！六个星期内，我们被他们枪杀和活埋了三十万人！”
校长还呼吁中国民众用实际行动抵制日货。他说，中国政府受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开放市场，但如果中国民众能够像韩国民众一样拒绝购买日货，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受到重创，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跟中国抗衡。他的话可能对孩子和家长产生深远影响。
现场视频显示，台下的小学生，许多系着红领巾，显然受到震动和感染，有的流下眼泪，也有的好像在努力理解演讲内容。有网友称，演讲者应该“被请到中南海”，并说他是中国“最牛的校长”和“教育者”。
*向青少年灌输仇恨值得商榷*
在青少年中煽动民族仇恨的做法是否妥当见仁见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的报仇情结根深蒂固，因此对青少年教育很难摆脱传统束缚，刘胡兰，潘冬子等都是不同时代青少年从小立志报仇雪恨的典型。
不过，胡星斗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对青少年进行一些现代价值观的教育，那就是和平，民主，包容等，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的宽阔胸怀。当然，日本作恶多端，曾经打了我们，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对青少年不断灌输仇恨，雪耻等价值观值得商榷。”
胡星斗教授认为，向少年儿童灌输仇恨的做法可能跟中国缺少西方国家比较普遍的基督教精神有一定的关系。
*呼吁日中双方理性*
日本的中日问题学者杨中美教授说，现在高谈日中友好，无论在中国和日本都已不合时宜。日本现在也是一边倒的“反中宣传”。倒是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应该具有前瞻性和高度责任感。他说：“归根到底，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还有日本的领导人以及专家学者，应该以理性的态度进行互动，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
这位在日本的华裔学者说，目前在日本的华人也会被周围日本人问到一些不甚友好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除有报道说，不明人员向中国驻日机构投掷物品外，尚未出现焚烧中国国旗或者在日华人直接受到攻击的事件。日本有政治人士说，他为日本国民此时的表现感到“自豪”。不过，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告诫在日华人谨慎小心，突发事件时及时与中国驻日使领馆联系。
▲德国之声（DW）9月18日报道：德国记者亲历上海反日抗议
不出所料，周二中国再度爆发反日抗议活动。而当天也正是中国"九一八事变"81周年的纪念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打倒小日本！"当地时间10点，示威者涌入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三支抗议队伍中的一支打算从这里出发。游行示威者要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行进。但警方不允许示威者徒步前进，他们迅速将大部分年轻的抗议者推进早已准备好的大巴车里。这些大巴车将直接把他们运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显然，政府打算严格控制前往日本领事馆的人流。
半小时后，游行的队伍到达位于上海西部的日本总领事馆。这里聚集的示威者远远超过1000人。他们手举的中国国旗组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示威者高呼，"我爱中国"，"还我钓鱼岛！"一位示威者说，
"网上很多人发起抗议活动，我们是自发来这里的，我们不认识对方，包括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连夜自己印出来的。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
抗议最初是和平的。但示威者的语调却具有攻击性。他们把日本国旗扔在地上踩踏。打出的标语横幅也充满仇恨，上边写着："打倒小日本！抵制日货，以血还血。"甚至还有人写着，"杀死日本人。"另一位示威者说道：
"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买百分之百的日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没有为什么。我们中国遭受屈辱已经这么多年，我们不会再屈辱下去了。"
同样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多个城市，成千上万名示威者对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再次举行抗议。自上周末发生暴力反日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似乎有意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北京政府宣布，要对暴力犯罪者采取严厉措施。
多家日企暂时停产
在华居住的日本人中，仅上海就超过10万人。眼下，这些日本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呼吁在华日本民众提高警惕性。一名在上海工作的日本男子用中文这样说道：
"甚至我的同事跟我说，得早点出门，人多的地方最好不要去，人多时最好也不要讲日语。不过，像是地铁站人太多，如果真的发生争执了，也没地方跑，因为人太多。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也不排除。"
出于对闹事者的担忧，周二（9月18日）多家日本在华企业暂时关闭了工厂。其中包括索尼、丰田、松下、佳能和铃木。目前尚不清楚地是，反日浪潮是否会给日本带来长期的经济损失。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报纸《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员威胁说，要同日本打一场贸易战。
看来，围绕中日岛屿主权的纠纷仍未出现缓和迹象。捕鱼季节已经开始，数百条中国渔船驶向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作业。日本海岸警卫队称，要防止中国渔船进入日本领海。另一方面，中国海防部队也宣称，要保护中国渔民的安全。
然而，中国政府能否继续成功地控制住激进仇日分子的愤怒，还有待观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18日援引法国报纸：反日怒火燃烧全中国
今天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八十一周年纪念日，中国许多城市在日本上周初对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或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国有化而爆发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法国费加罗报国际栏利用一整版篇幅报道分析中日紧张升级，同仁海风发自北京的文章说，反日的怒火燃烧着整个中国；费加罗报还刊出中日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主权争端逐渐激烈的回顾文章；回声报文章更偏重中日领土主权争执不下的北京威胁报复日本经济。
费加罗报还刊登对中国的反日游行示威阵势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驻北京研究员马蒂欧杜沙戴尔的专访。
关于为什么中国的反日怒火现在如此狂热的问题，杜沙戴尔表示，近几个月以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就不断升级，当日本采取了具强烈象征意义的决定，也就是决定购买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中日双方的紧张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中日这场危机对受到某种干扰的中国最高权力交接是否构成烟幕弹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的问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员指出，确实，中国的媒体大肆炒作令人吃惊，但是与此同也感觉到中国反日游行示威的规模也可以影响中国领导人，而中国最高权力过渡首先需要稳定。实际上，杜沙戴尔认为在中国，在媒体上处理这类危机和中国执行的外交政策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这一游戏可以非常危险，等于玩火。
至于中国民众这种怒不可遏的性质是什么，这位国际和平研究员分析指出，最令人惊奇的是，游行示威者主要是无业青年或是失业者，并不是“愤怒不已的知识分子”。而且仿佛政治化的可能很低，而且游行示威的人并不具代表性。
对中国军人是否会进一步极端化的问题，杜沙戴尔认为某些军界头面人物除去在媒体发表的讲话强硬以外，并没有其他中国军队强力卷入的迹象。要到中国向该地区派遣战舰那一天，才会出现明显的紧张升级，眼下，中国只满足于向该地区派遣国家海洋局民用船只。
对除去主权问题和国民的骄傲以外，争夺有关岛屿主权的主要原因是否更为经济的问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员杜沙戴尔认为当然有石油和天然气，但是也不能低估战略利益，中国认为日本人，包括美国人都可以从这些岛屿监视穿过这些海峡的海上和海底的船只，这当然是中国最不乐意的。
▲美国之音（VOA）9月19日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钓鱼岛闹剧
华盛顿 — 在被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怀疑策动了上个周末中国各地城市打砸抢烧日本店、日本产品的暴徒行动之后，中国政府近日来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日前面对普遍的暴力犯罪行为集体失声的官方媒体好似猛然间大梦初醒，发出拒绝暴力的呼吁。日前暴徒打砸行凶时难见踪影的警方力量则犹如自天而降，重现街头控制示威。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对日本展示口头强硬。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环球网星期三继续刊发显然是主战、好战的采访报道，并配以耸人听闻、有如梦呓的标题，如“专家：钓鱼岛之战必须打必须狠打必须要胜”。
与此同时，据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网报道，星期三在会晤访问北京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的时候，一度原因不明地失踪两个星期、招致全世界议论纷纷的中共候任领导人习近平指斥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收购钓鱼岛的举措是“闹剧”，“缺乏国际法效力”。中国商务部则表示：（日本）“购岛”闹剧势必影响中日经贸关系正常发展。
显然，“闹剧”一词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媒体当下的宣传主旋律的一部分。
*中国出演大闹剧*
然而，在千百万中国人和国际看客、世界媒体看来，上演闹剧的显然是中国，显然是中国当局。
为了抗议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收购尖阁诸岛（即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当中的几个岛屿，中国当局通过官方媒体鼓动起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暴民打砸中国人自己的财产，以便向日本表示强烈的抗议。用捣毁本国国民财产的方式向他国表示抗议，这种举世无双的怪异举动成为令全世界惊愕不已、哭笑不得的大笑话，大闹剧。
这种闹剧也让许多中国人痛哭（损失财产、倾家荡产的人），也让许多中国人恐惧（担心“义和团”和“红卫兵”阴魂不散甚至还阳的人），同时让许多中国人狂笑（悲极而笑、觉得太可笑的人）。
相比之下，世界媒体在报道或评论显然是中国当局策动的这种闹剧的时候，明显地展示一种居高临下的超脱、俯视的姿态。路透社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星期三发表的长篇新闻分析文章，就明显地展示出这种姿态。
*中国当局内外交困*
储百亮的新闻分析文章题目是，“中国领导人大概要为反日抗议而后悔”。文章说：
“中国当局决定为反日抗议浪潮敞开街道的举措可能到头来反弹到北京。连日来，北京出现狂热的民族主义，中国当局在国内的威信受损，应对东京的选择减少。”
储百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在国内的威信受损”，是指中国当局鼓动民众在钓鱼/尖阁诸岛问题上跟日本较劲，导致当局陷入一系列麻烦------许多中国人抱怨北京对日立场软弱无能；很多抗议者趁势抬出毛泽东画像，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软弱比照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的强硬。
至于这位路透社驻中国记者在他的新闻分析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当局“应对东京的选择减少”，则是指中国当局把民众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此煽动起来，等于当局把自己逼入一种骑虎难下的局面，使自己难于跟日本就钓鱼/尖阁诸岛问题达成妥协。
在储百亮看来，闹剧式反日抗议浪潮来临之际，正值中国当局内外交困之时：
“中国政府眼下正在为领导层更迭而自顾不暇。下个月中共要召开党代会进行领导班子更迭，但现在还没有确定召开日期。这次领导班子更迭已经因一系列丑闻和不确定因素而起伏颠簸。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竭力应对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大减速的局面。”
*日本媒体的担心和自豪*
中国各地出现的反日暴力抗议让中国人损失惨重，也让日本在华企业损失惨重。中国的这种害己害人的破坏性闹剧自然引起日本国民和日本媒体的担心。
然而，日本主要报纸《东京新闻》星期三发表社论，一方面表示对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暴力抗议的担心，另一方面也表示为日本社会感到自豪：
“（中国）示威暴徒化的主要原因是，打工族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贫富悬殊感到不满。于是，社会不满就通过过激的行动宣泄出来。据说，中共最高领导层9人当中，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过半数的人展示出容忍反日示威的姿态。连这两个重视对日关系的人都发出了容忍反日示威的信号，于是，中国国内的舆论就火起来。
“不过，在广东省深圳市，暴徒化的示威人群的愤怒指向了中共深圳市委。换句话说，利用爱国意识煽动反日是危险的。从大局来看，也不利于中国领导层。”
“现在也出现了希望之光。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报道国际问题的报纸《环球时报》9月17日发表了‘坚决反对暴力’的社论。假如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鲜明地表示不准许利用反日示威从事违法活动的立场，那将是应当受到欢迎的。”
“在中国发生（暴力）反日示威之际，日本国内没有出现明显的排斥中国人的动向。人们也可以听到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发出惊叹，‘日本的平静令人难以置信。’希望他们能充分利用日本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土壤，为通过对话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而尽力。”
《东京新闻》的社论也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批评。社论说：
“日本政府也有应当反省之处。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不得不说，日本政府将其国有化的时机选择有欠深思熟虑。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对野田佳彦首相明确表示‘反对国有化’两天之后，日本政府内阁就决定国有化。在中国的‘国耻日’即将来临之际，很容易想象这种举措会燃起反日之火。
*中国当局对暴徒的默许纵容*
在游行示威受到绝对严格控制的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当局拒绝批准任何示威的中国，大江南北许多城市一夜之间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反日暴力示威，中国当局庞大的“维稳”力量一夜之间好似大部分瘫痪或大部分休假，鼓噪示威的中国官方报纸对暴力行为集体失声，这种局面使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不禁发出感叹、慨叹、惊叹：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跟国际社会接轨只是肤浅至极的表面文章，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一夜之间驾轻就熟地返回野蛮的“义和团”或“红卫兵”时代。
2012年的中国向全世界呈现这种野蛮的闹剧，这种战略性决策到底是出于哪位领导人或领导人集体，目前尚不得而知。但闹剧过后，中国各地的受害人普遍指责中国政府默许纵容暴徒打砸抢烧。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典型指责来自中国北方的海滨城市青岛：
“2012年9月15日下午，一群以游行为借口的暴徒，在（青岛市黄岛区）开发区范围内的日系企业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所到之处所有财物、建筑等全部被损毁焚烧，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位于开发区江山中路的两个合资品牌4S店损失最为严重，事情发生期间，虽然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公安、火警及市长公开热线，但均未得到任何支援。至下午三点，店内所有库存车辆、办公场所全部被砸毁，公司内现金和财务均被抢夺一空，但暴徒们仍不满足，开始点火焚烧剩余财务和车辆，大火熊熊燃烧三小时之多，无任何职能部门出面协助解决，着实让人痛心！”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和中共对来自民众的这些指责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解释。
*公众的谴责和调侃*
今年8月中旬，从香港出发的保钓船前往钓鱼/尖阁诸岛之际，香港老资格的报人李怡发表文章，对听命于北京政府的香港政府准许保钓船出港提出了质疑，并担心北京政府可能是蓄意借此煽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压制公众对北京当局专制独裁的批评。
然而，至少是截至目前，实际局势的发展显然没有像李怡预想的那么坏。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和一些持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网民确实是在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尖阁诸岛的争议中提出要一致对外，不能再批评政府。但是，通过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的中国网民并非乖乖儿，他们发出的嬉笑怒骂的言论，显然让中国当局手足无措，难以招架：
“富贵妹的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一切都在政府掌握之中好心寒啊。”
“崮山后的乐凯：为了免遭鄙视或打砸，#钓鱼岛是中国的!# 俨然成为护身符被贴得到处都是，它已成为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子。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恍惚感受到了那个张口就‘Hiel！Hitler！’ ‘毛主席万岁！’的癫狂时代，这比钓鱼岛不是中国的事实更令人失望恐惧。”
“观世音童：【中日若开战，谁会战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很可能战败：第一，政府已腐败，难凝聚民心；第二，军队更腐败，无多大战斗力；第三，武器落后，歼十仅是美国三十年前的技术；第四，在国际上已被孤立，四面楚歌；第五，民众对政府失望之至，参与作战的积极性很弱，汉奸将登峰造极”
“enny_婕：‘你觉得钓鱼岛应该如何收复？’‘关我屁事~’‘你怎么那么不爱国啊！？’‘关你屁事~’”
“顶风尿一脸：一小学生躲在厕所里吸烟，被老师发现后，带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为什么要吸烟？”学生低下头，心情沉重地说：“钓鱼岛问题没解决，心情很郁闷！” 老师回答：“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
“BOB侠：尼玛今天居然有个不长眼的90后说偶30了！这比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更让偶愤怒[怒][怒][怒][怒][怒][怒] ”
▲德国之声（DW）9月19日援引德媒：向日本开火！
中国国内连续数日的民众反日示威昨天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之际达到高潮。示威浪潮周三（9月19日）趋缓。众多德语媒体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对中国当局是否能控制局势表示担心。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在"今日主题"专栏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对日本这一仇敌的不断增加的恨意显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目前在中国已有巨大能量。文章作者在描述了对北京昨天发生的大规模反日示威的印象后写道：
"政府急着试图以怀柔手段安抚愤怒人群也是其神经紧张的一种表现。中国现在已不缺少极端民族主义者，其中许多人早就认为政府对日本过于软弱、退让。"
"北京正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共产党煽动了民族主义，它的媒体数周来进行着激烈的反日宣传，有时煽动情绪（一周前，〈北京晚报〉在微博概览上刊出这样一条内容：'何必费这么大事儿？仍一枚核弹。简单得很。'该内容随后很快被删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北京访问时不得不作出要求（日中）保持克制的表态，然而，上周末的暴力冲突让共产党自己也感觉不安。突然间，原先的煽动者要求起'克制'（《人民日报》）、'遵守法律'（《北京青年报》）、'理性'和'明智的爱国主义'（新华社）。中国也许可以对日本以制裁相威胁，但北京自己也面临众多危险。"
如何解套
文章指出，中国国内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盲目反日，这或许有助于当局最终解套：
"周末的骚乱场面在中国互联网上也招致激烈批评。著名博客韩寒抨击所有那些捣毁日本汽车并称此为爱国主义行动的人；此外，他还提出骚乱是否'受人操纵'这一问题。另有人表示，（相关骚乱行为）是'民族耻辱'和'民族主义僵尸还魂'，并不代表中国。"
瑞士出版的《新苏黎世报》也在相关问题上提出警告：
"鉴于出现这样的（骚乱）场面，仇日情绪要得到克制似乎为期还远。不过，恰恰是来自年轻的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理智）声音正在增加。他们对愤懑的暴民和打砸抢烧行为嗤之以鼻。甚至连隶属于党报的《环球时报》也让那些批评暴力行为的人出来说话。现在，政府似乎还觉得继续打开示威的气阀仍有利可图。但是，它正面临失去对通过它自己的教育和意识形态而传播的民族主义的控制。"
▲美国之音（VOA）9月20日报道：中国网络观察：闹剧的中国
示威者9月18日在北京举行反日游行，有人打出横幅，要求中国对日宣战，并索取成人影片女星苍井空(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华盛顿 —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老资格的革命家，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假如梁启超地下有知，这几天他大概会在北京香山脚下的墓穴中辗转反侧，大声悲叹他当年期望看到的一个“少年中国”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闹剧中国”。
*少年中国安在？*
梁启超是一位文学家，他最拿手的文学体裁就是激情四射的抒情散文。他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和优美文笔结合起来，将他对祖国的挚爱表现得足够给力，足以跨代感动人，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是这样的一篇抒情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非常有名。在中国和日本再起纷争之际，重读“少年中国说”，尤其是重读这篇著名抒情散文的第一段，自然格外有味：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在文章中表示，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确实是应当被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自己瞧不起的“老大帝国”，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不足可惜。他热切盼望一个“少年中国”将取而代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愧于中国辉煌悠久的文明。
梁启超特别呼吁中国少年人（即中国年轻人）要勇于进取，积极学习，为自己争独立、富强、自由、进步，从而为国家争得独立、富强、自由、进步，让自己和自己的祖国真正成为世界舞台上令人尊敬的佼佼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然而，在梁启超去世将近一百年后，他所挚爱的中国好似一夜之间重新上演了他所说的由腐败无能的政府导演的“拳匪之乱”。
近日来，显然是当今中国政府怂恿或默许的暴民以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即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为理由，在中国各地袭击中国人，打砸抢烧中国人以及日本人的财产，在首都北京攻击外国使节（日本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座车。这种做法跟当年的“拳匪”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场历史闹剧的重演可谓演得惟妙惟肖，十分逼真，足以令世界各国对当今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
这一切跟梁启超所殷切盼望的少年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让中国对全世界显示出一幅暴力愚氓的形象，让他所特别瞧不起的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日本人看了个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大笑话，大闹剧，让全世界，包括全中国的千百万看客不禁感觉好似经历恶梦。
看到这一切，梁启超要是不摇头叹息或放声痛哭，梁启超也就不是梁启超了。
顺便说一句，当今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将梁启超所说的“拳匪”称为“义和团”或“义和拳”。
*为平民的闹剧一辩*
过去一个星期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闹剧或恶作剧。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世界人口头号大国中国，在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居然发生国民为了抗议一个外国而四处出击、对自己同胞下毒手、对外国驻中国使节发动攻击的咄咄怪事，使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大出丑。
中国当局如何结束这种闹剧，中国当局是否会对这样的闹剧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讨，现在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没有发言权的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也打蛇随棍上，积极加入这场闹剧。他们利用在“钓鱼岛”这个题目上的难得的一点表达自由的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这场闹剧平添了文学色彩。
于是，这就来了“为平民的闹剧一辩”的必要。
“闹剧，farce”在文学中是一个相当诡异的东西。随着时间、地点、情境的不同，一个目的在于引起人的鄙视感的闹剧可以一下子转化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正剧。
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说是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喜剧《威尼斯商人》当中的犹太人夏洛克。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犹太人是被上流社会和一般社会大众瞧不起的下等人。于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说出下面这种申张犹太人基本人性和尊严的话自然就是闹剧：
“难道我们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象一个基督徒一样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普世价值观/人权观的普及，夏洛克的这种言论早已经成为义正词严的正剧。
在中国民众这次参与所谓的抗议日本的示威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闹剧和正剧的诡异转换。例如，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如下的文字和标语口号照片：
“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
*中国网民与莎士比亚*
新派的文学研究者所推崇的最好的文学，是富有颠覆性的文学。这里所谓的“颠覆性”是指对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或对社会大众既有的思想观念具有颠覆性。
例如，莎士比亚通过夏洛克之口，就颠覆了当时的英国当权者以及社会大众鄙视犹太人的思想观念。
莎士比亚也是文学史、思想史研究者所喜欢说的“老狐狸”。说他是老狐狸，是指他很机敏狡猾；他说话可以很尖锐，但想给他找茬的人却不容易抓住可以给他治罪的把柄。
例如，莎士比亚通过夏洛克所说的那些话就很尖锐，但假如有人想给他找茬，他可以一脸无辜地说：“夏洛克是一个卑鄙小人，我让他说那些话，就是要显示他的可耻可鄙可笑嘛。”
尽管莎士比亚想象力超丰富，恐怕他也万万想不到，他身后四百年之后，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涌现出大批的中国网民在颠覆性和狡猾性上急起直追，已经跟他并肩了。
“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
这一标语口号完全颠覆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为人民服务”的官方话语，强烈谴责了中共及政府豢养的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城管”，以及无恶不作、肆意贪污的中共及政府贪官。但当局假如追踪到这句富有颠覆性的标语的始作俑者，那人也可以一脸无辜地说，“我要表达的是爱国，爱党和爱政府的朴素感情嘛。”
*中国网民创造力无限*
“互联网的发展是难以预测的”，这如今已经成了俗套话。然而，俗套话所包含的真理是不可否认的。
就中国而言，谁也没能预测到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发展，会给中国人带来如此这般的表达自由，会激发中国人如此这般的想象力、创造力、语言操纵力。
如今，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面对中国网民的创造力的爆炸性发挥，研究新闻和研究文学的人只有目瞪口呆，如同面对夜空中四面开花的焰火，只能连连惊叹。
以下随机选择几条让莎士比亚也不得不叹服的中国网民的巧妙言论：
“Viggo_家豪 ：吃什么饭，操什么心！国家大事轮不到我们这帮吃地沟油的”
这条微博贴之巧妙，主要巧妙在十分简捷。它一口气对中国当权者提出了两个严重的、但又让中国当局难以抓住发言者把柄的谴责：
1）当权者剥夺中国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2）当权者搞特权，自己吃特供的高质量安全食品，但百姓只能食用地沟油；而中国当局还对全世界宣称，中国还没有能够鉴别好油和地沟油的技术；至于中国官员们是否因此也会跟中国百姓一样机会均等，也用地沟油做饭，中国官方拒绝理会这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显然是中国官方策动怂恿的反日示威中，有人打出愚蠢又残忍、但又显然是得到官方默许的口号：
“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
这个口号的愚蠢又残忍不言自明，因为它相当于说，“我宁肯把我家人全杀了，把我家的房子烧个精光，也要跟你不算完”；或者，“我宁肯把我的西瓜砸个稀巴烂，也一定要从你这里夺到那颗芝麻”。
然而，中国网民显然不屑跟打出或推崇这种口号的人说理，而是将这个口号一拧，拧向一种让中国当局哭笑不得甚至是害怕的方向：
“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吃尽毒奶粉，也要杀光日本人；哪怕喝遍地沟油，也要挥刀斩倭寇；哪怕顿顿瘦肉精，也要出兵灭东瀛；哪怕天天被代表，也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养老没人管，也要占领富士山”。
小注（供莎士比亚转世学中文时参考）：此处“被代表”是指中共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同时又谎称选民所不认识的那些“人民代表”确实是代表人民。
*梁启超也可能笑*
显然，中国当局对全世界演出的这场抗议日本的闹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中国网民的文学创作狂欢节。
这种文学创作显然是在蹈袭梁启超所发扬光大的传统，即将现实的政治跟文字的操纵、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
在其著名的抒情散文“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梁启超号召当时的中国年轻人要胸怀大志，勇于关心和担当国家大事，同时也要让自己活出生命的精彩和快乐，不要像死气沉沉的老年人那样，而是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朝气蓬勃（即他所说的“盛气”）：
“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
梁启超这篇著名美文的结尾是：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在当今中国当局导演的闹剧中，梁启超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将关心国事和及时行乐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中国年轻人（即他所说的“少年”）。
看到这些朝气蓬勃、关心国事、创造力无穷、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生性豪放的梁启超或许会哈哈大笑。
面对当今的闹剧中国，梁启超到底会呜呜哭泣，还是会开怀大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选择夜静时分，到北京香山（西山）脚下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家族墓园中，贴着花岗岩构筑的梁启超墓听个究竟。
顺便说一句，北京植物园普通门票票价5元人民币，学生票2.5元。
▲德国之声（DW）9月20日援引德国媒体看中国：民族主义大潮的压力
中国国内持续数天的民众反日示威浪潮继续引起德语媒体关注。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许多德国媒体认为，民众反日情绪目前虽有利于当局，但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代》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对岛屿主权争议最后是否会导致中日兵戎相见作了探讨。文章的结论是，两国都不愿动武，但就目前而言，相关争议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并非全然是坏事：
“此刻的民族主义激愤大潮对一个正穷于应付丑闻和危机、并还得为内部权力转移作准备的党的领导层来说并非不合适。只不过，这样的激愤大潮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关闸的，—尤其是，如果对象是日本的时候。
“对党来说，煽动民族主义一再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发生后，面对举国震惊的共产党，通过安排悼念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成功地禁止了对示威者的公开哀悼。
“现在则是采用‘理性爱国主义’手段的钓鱼岛主权之战。。。。。。。。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薄熙来夫妇案的注意力。。。。。。。爱国主义大戏不仅转移公众的视线，而且也可让军方得到安抚。一些军方高阶人士被认为是遭罢黜的地方大员薄熙来的盟友，因而，要是能够借助刀光剑影抚慰某些愤愤不平者，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
文章紧接着对民族主义一旦失控将造成的后果提出警告：
“不过，民族主义早已有了自己的动力，党已不再总是驱动者，有时已然成为被驱动者。现在，已形成一种爱国主义语境，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社团，经营网站、施加政治压力，并迫使政府对自己的意志就范。”
《时代》周刊的文章最后对中日两国最终是否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岛屿主权之争表示忧虑：
“北京和东京都不愿意战争。然而，双方让冲突激化到了这一程度，只要发生某一不测事件，就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后果。示威队伍可以拦阻，同仇敌忾的全民愤怒可就难以控制了。”
双重标准
《新苏黎世报》确信，领土之争很可能给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造成损害。该报指出，中国已在考虑对日实施经济制裁，而非官方的制裁措施已在实施，但考虑到中国迄今在国际关系中反经济制裁的一贯立场，北京不一定会正式经济制裁日本：
“警方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再示威了，而是用别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这不禁让人的目光从当局对大街的控制转向当局将采取的经济措施及岛屿主权之争的后果上。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公开探讨对日货实施禁运和抵制的好坏之处。
“至于中国是否会正式宣布实施经济制裁，这还是个问题。它不仅会使北京同世贸组织之间发生纠葛，而且也同它迄今所采取的坚决反对制裁的一贯态度相矛盾，从而使中国受到这样的指责，即：在外交上采取双重标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0日播音：国际观察家怀疑中共对钓鱼台会“玩真的”
9月10日日本政府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对中日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各地反日游行一浪高一浪，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最近中日关系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薛理泰的评论称： “过去60余年以来，中国军方处理国际危机时，有一个传统的准则，即遵循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决不启衅。可是，一旦北京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则重视这条战略方针的‘积极’层面的作用，先发制人了。换言之，亦即‘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以避免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以避免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从钓鱼岛争端的演变趋势看来，北京多半已经认为，设若处理钓鱼岛争端不当，则在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海域的争端中，可能会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与其日后徒呼荷荷，不如眼前表现得强硬一些。”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中国加强在钓鱼岛12海里内执法，意味着将与日本海上保安力量发生摩擦。”“中日激烈摩擦预示着高强度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有可能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一定伤害。但中国社会对这场对日斗争的支持度极高，中国作为被挑战者的复仇士气，大大高于日本社会做了挑衅之后有些惴惴不安的士气。”“中国的海空军及二炮部队都应加强战备，对日本自卫队保持强大威慑。如果日本动用自卫队，中国就坚决奉陪，与日本在钓鱼岛军事对抗。”
北京《环球时报》署名汤志成的评论称：“试想，如果在日本反复挑衅下，二炮向钓鱼岛发射一枚常规导弹，日本政府将如何应对？充其量就是做做样子，封锁钓鱼岛！进一步假定，日本自卫队有能力且胆敢向中国大陆发起海空攻击，则第二炮兵携带常规弹头的DF-21C、CJ-10导弹就会‘按图索骥’地砸向日本列岛，”“为一个已实际控制的无人小岛而使本土关键目标置于导弹威胁之下，日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宋鲁郑的评论称：“可以说，现在中国有和日本摊牌的实力，但并不是摊牌的最有利时机。如果这个时候摊牌，中国付出的一个代价可能是将不得不中断我们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应该说，钓鱼岛风波至今，中日双方都强化了自己的主权。日本是通过国有化，中国则是首次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以及进行钓鱼岛的天气预报。这两个动作过去是不可能做的。但在危机中，做了也就做了。特别是公布领海基线意味着任何国外船只要经过此地必须由中国许可， 这也意味着中国不再承认这些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而是明确中国对其拥有主权。”
台湾《中华日报》的社论称：“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不会容忍任何侵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但国际观察家怀疑中共对钓鱼台会’玩真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共建政以来，对钓鱼台并不重视。“”其二、中共面临接班问题，内定接班领导人习近平在钓鱼台风云诡谲之际’神隐‘了十四天，引起国际关注。他’神隐‘所投射出的疑虑，北京无论如何解说，恐怕都难以消除。“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目前中日角逐异常激烈，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之后，双方冲突一触即发，两国民意对立情绪更是日益上涨。问题是，此时中日双方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了应对本国沸腾的民意，两国政府一方面公开叫嚣备战，誓言‘寸步不退’，但另一方面又暗中妥协，寻找下台阶。中国海监船迟到早退，装模作样宣示主权便打道回国，而日本巡逻船也‘克制忍让’，目送中国海监船来去自由。然而，这种默契对中国而言是耻辱和失败，不仅没有改变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结果，也没有扭转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权，一旦中国老百姓发现真相，北京将更加难堪，甚至引火烧身，被视作晚清政府还魂。”
▲德国之声（DW）9月21日分析报道：日本的苦果：与中国分享钓岛控制权
华盛顿 — 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执还在继续，学者们也在为解决这场纠纷寻找办法。有学者提出，中方当前争取要达到的目标是对钓鱼岛实行中日共管，两国对该岛及其海域共同进行管辖，以此作为“搁置争议”的基础。
*中国发飙，日本纳闷，中国究竟要怎样？*
中国这次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反应之强烈让日本政府和民众感到意外和震惊。除了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陆续发表言辞强硬的表态之外，中国军方和媒体也都不同寻常地发出了不惜一战的呼声。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业设施遭到破坏，连日本大使馆也接连发生紧急状况。抵制日货，不去日本旅游已经让日本商界惶恐不安。
中国方面究竟要干什么？中方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中日共管钓岛是中国的底线*
中国的媒体上在9月21日出现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一篇是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张立伟的《钓鱼岛背后的政治》，另一篇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的《中方当前目标是实现中日共管钓鱼岛》。这两篇文章都认为，中国方面目前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中日两国对钓鱼岛地区实行共管。
张立伟在文章中说，“中国的目标并非抢回岛屿，而是从法理上抵制日本‘国有化’政策，宣示主权，并派出舰只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试图形成‘中日共管模式’，即中日双方都在该地区巡航，以防止对方登岛和开发，从而维持有主权争议的事实。”
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也认为，“中国目前阶段性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接受钓鱼岛是有争议的现实”。具体做法就是要把钓鱼岛海域变成“中日共同交叉、重叠管理的局面，改变以往钓鱼岛由日本单方面实际控制的情况”。
苏浩在文章中表示，中方增派海监船到有争议的海域，还准备让大批渔船到这一海域捕鱼就是要构成中方在钓鱼岛海域的实际存在和有效管理，以此在钓鱼岛问题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
鉴于外交学院与外交部的特殊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苏浩的看法可能反映了中国高层的意见。
*郑继文：钓岛决策要到18大之后*
不过，台湾的亚洲问题专家，《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建立中日共管可能是中共上层某些人的看法，但不大可能是中共已经确定的决策。中共目前正在全力筹备18大，在新的领导班子确定之前，郑继文说，中共不大可能对这类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他对美国之音说：“从现在的形势来说，大家即便有这种想法，可能也不便过早出台，特别是在大陆领导班子还不确定的情况下，现在的领导阶层是看守性的，不适合做这样的决策，只能等新的领导班子拍板定案。”
但是，郑继文也认为，这个看法很有可能是将来中共领导人决策的一个选项，因为它跟其它各种方案相比显然更具可行性。
*共管还是战争，日本唯一的选择*
郑继文说，目前中日双方剑拔弩张，无论是政府还是民意都毫无妥协之意。这样下去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战争。但由于战争会对双方造成重大的损失，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而缓解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妥协。日方接受“共管模式”是最好的妥协办法。
张立伟认为，日本方面也不会轻松接受这个建议。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已经40多年，国内民众也一直认为该岛主权没有争议，现在接受两国共管，这个弯转得太大。但张立伟说，日本如果不接受就必然要动用自卫队驱逐中国船只，那将可以被解释为单方面挑起军事冲突。尽管日本拥有局部海战优势，但并没有把握赢得全面战争。
张立伟指出，日本不应该怀疑中国的这个目标，不要认为这是中国虚张声势而试探中国人的意志。他说，中国没有给自己准备退路。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接受这个方案提前做些准备，找到某种可以接受的方法说服自己的国民。在战争和共管两个选择之中，郑继文相信，选择“共管”的日本人会占大多数。
▲德国之声（DW）9月22日分析报道：不正视历史 就无法解决领土争端
日本与中国近期围绕东海上的小岛争端不断。德广联驻东京记者Peter Kujath就此刊发评论，认为一方面，日本民主党内阁在外交问题上缺乏经验；但另一方面，争端持续发酵也与日本至今没有正视二战历史有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来，日本政府在日中岛屿争端上，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日本政府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并且抢在了持保守民族主义立场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前。按照现有的一项协议，日本政府禁止任何人登上尖阁列岛。日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能够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后者在1972年起也对钓鱼岛提出了主权要求，当时，该群岛实际已经在日本的管辖之下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一度宣称，要买下尖阁列岛并为日本渔民修建一个小型码头。如果石原的计划能够实现，则一定会更强烈地激怒中国。因此，日本中央政府更愿意自己出手购岛，将尖阁列岛国有化。
当然，日本政府在面对东海上的这一争议群岛时，也并非始终保持冷静。日本政府宣称，因为尖阁列岛毫无疑问属于日本，所以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这恰恰说明了日本政府偏离了现实政治考量。此外，两年前起诉中国船长、不久前拘捕台湾及香港的保钓人士，也毫无必要地激起了不小的麻烦。但是，近期日本政府引发两国争议的这些举动，其实已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中国政府又为什么不领情呢？
3年前，日本民主党开始执政。该党的执政目标之一便是打破自民党当政数十年来的官僚积弊。然而，在外交方面，民主党显得有些缺乏经验。他们与中国政权的内部缺乏有效的、可信赖的沟通渠道，而之前由公务员官僚体系建立起来的对华沟通渠道民主党又不愿意使用。这就导致如今，日本政府无法准确地将其购岛意图传递给中国。日本内阁现在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当然，北京政府听任争端激化，也有其内政方面的考量，但总体上，这依然是日本外交上的失误。日本政府没有能及时认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也没有能及时做出反应与调整。不管怎么样，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休戚相关。也正因此，日中两国实际上都无意使局势升级。此外，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则令人惊讶地对此保持冷静，也多少是因为美国施压的结果。
一个多月前，日本与韩国围绕竹岛(韩国称独岛)也发生过类似的领土争端。仔细观察两起争端，便能发现，这与日本战后未能充分清理其历史问题不无关系。韩国总统曾明确表示，正是因为日本至今不愿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才会导致领土争端被赋予了如此多的意义。二战期间，许多韩国妇女被日本军队强征为慰安妇。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时，曾经就此表示过遗憾，但依然没能做出根本的改变。
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在9-18纪念日到来之时达到高峰。日本军队1931年制造了这起事件，篡取了满洲地区；这也是之后一系列日本在华暴行的开端。然而，日本国内至今未能全面正视这一史实，教科书上也鲜有提及。日本中小学倒是会向学生们详细"讲解 "尖阁列岛和竹岛的归属问题。
与德国一样，日本也是二战策源国，然而，日本却至今没能彻底清理这段沉重的历史。如果日本不能正视过去，也就无法解决上述的领土争端。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2日报道：钓鱼岛争议加剧 网民指转移视线
中国领导人不断强硬表态，激发钓鱼岛争议升级，网民认为这是在转移公众视线。
中国近日的暴力反日示威，凸显民众不满中共领导层捍卫领土软弱无能，加上经济放缓和薄熙来事件，北京希望借民众反日情绪转移视线。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面对年底大选可能落败，也利用民族情绪箍票，令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更难回旋。
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网民纷纷发文，表达对这场争议的看法。
梧桐叶69：尤其是用钓鱼岛和黄岩岛这些局部问题，转移了我们最该关注的问题的视线——中国作为真正大国的兴起，而这对于中国，是千年一次的机会。
橘子_VAROSA成宫病不治：所以其实钓鱼岛只是一个转移视线的道具罢了。。。
王毛三儿：钓鱼岛的价值就是它能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不合理的制度、腐烂的工程和贪污的官员身上转移开…
于大大的大熊：钓鱼岛弄的现在都没人关注哈尔滨大桥了，这就转移视线了。
猪公窦窦：400多亿的建设，今天的玉树。钱都被共狗官给贪光，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游行，难道一个小小的岛还比得上这些国内民生大事？！这是本末倒置，压根就是转移视线，把国内就快尖锐的能杀人的矛盾转到国土上。
脆皮烧鸡：中国军舰到达钓鱼岛，中国航母准备出航，看到这两则消息都很振奋。虽然钓鱼岛离我很远，虽然国内矛盾重重，虽然怀疑是转移视线。
星空浮云angel；我一直都觉得这次钓鱼岛就是操作；日本人每次要换届都会干2个事情，一个是靖拜靖国神社，一个就是钓鱼岛和独岛还有北海道的4岛。和俄罗斯不敢乱搞，因此普京每次都表现的很想打仗，和韩国又得不到美国支持，只要表面上和中国挣钓鱼岛，求选票的。而GD也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很简单。
喜乐哎：钓鱼岛事件成功转移视线，救了那么多“表叔”，也算是对人民财产遭损失后的一大补偿。
妖怪啊我：哈尔滨塌桥事故调查结果：超载致匝道倾覆！ 大家一个月前就知道了。现在公布结果，正好被钓鱼岛转移视线了，我只能呵呵。
独行者nathan：钓鱼岛事件这次能闹这么大 不是因为人民的抗议 而是中日两国政府一起合作下的一盘大棋 人民只是棋子而已 说白了 当中国和日本的国内矛盾日益严重 人民怨声载道 钓鱼岛便搬出来转移视线 其实钓鱼岛就是钓鱼台的大姨妈 作用不言而喻。
妖刀界：想对那些对自己人下手的所谓的“爱国人士”说一句，现在人家只不过利用你们来转移视线而已，“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当权者正想着怎么巩固政权，排除异己，而不是去争个岛。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去市政府搞个静坐，绝食什么的，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这出闹剧是有人背后怂恿支持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骑猪王子：各大媒体一个劲的宣传钓鱼岛事件，到底是意欲何为？转移视线？
求越狱：信不信钓鱼岛事件就像之前的种种热点一样被搁置，现在只不过没有更大的热点来转移视线，政府不痛不痒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动作，除非日本人犯二先动手。
▲亚洲周刊发表专栏作家许知远文章：操纵民族主义的恶果
北京试图操纵民族情绪，俨然在玩弄双刃剑。十八大即将召开，一切都与上层权力斗争有关。
在长沙，他们哄抢了平和堂；在广州，他们砸了花园酒店；在青岛，他们攻占了吉之岛；在西安，他们掀翻了一辆又一辆的日本车；在郑州，他们抬着毛泽东的画像，声称要消灭“小日本”……
席卷中国的反日示威似乎再度证明了乔治?奥威尔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我们暂不理会中日之间的漫长而纠缠的关系，这其中的复杂性只有德法的昔日争端可以作比，里面满是尼采所言的“Ressentiment”情结，其中交织着嫉妒与羡慕、自卑与傲慢……
它们像是历史的伤口，因为从未得到清理，随时会因外界的触动而发作。两国的政府则利用这种伤口，以增强自身的权力。我不了解日本政治，但在过去20年中，传统左翼的消失令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他们以更强硬的态度面对历史遗产。但在中国，操纵这种伤口则是1989年以来最重要的统治术。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名义而崛起，却从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随时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长远的民族利益。毛泽东曾对日本代表团感谢日本的入侵——中国共产党正因此而崛起；为了摆脱孤立，中国迫不及待地与日本建交，并认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的政策；为了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则加深日本友好关系。
到了1990年代，新领导人则把日本竖立为对手，试图用民族主义来取代失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民族主义不仅来自于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情感，它是高度操纵性的。“受害”、“屈辱”是这种褊狭的民族主义的最好催化剂，日本则是这种情感的最佳来源。在这种过程中，它还完成了中国形象的范式转变。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带领人民战胜日本自居，但中国的“胜利者”的形象到了1990年代则转化成“受害者”，到处兴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在向参观者——尤其是被集体组织来的少年——展示了一个饱含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而他们被灌输只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能重获富强、摆脱屈辱。
这种操纵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一旦出现敏感问题、在一个敏感时刻，集体非理性就占了上风。而当权者也在玩弄一把双刃剑，它既希望能借此转移国内矛盾，又担心引火烧身。以学生运动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深知自己往日的伎俩，知道它是如何借助民族情绪来瓦解国民党政权的。对外交软弱的抗议，可以轻易转化成对现政权的不满。
不管是1999年的反美示威、2005年的反日游行还是2008年的排外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游戏似乎仍在可控范围内。你在示威者的脸上、声调上感到那股表演式的义愤，在大声喊叫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宣战”、“日本必亡”后，就准确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崛起”。
但这一次却在发生了变化，示威的暴力程度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它当然与几年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相关，人们的不满需要宣泄，失意者很容易演变成狂热分子，钓鱼岛或者日本只是这种情绪的借口。但不要以为这仅仅是“群众的非理性”行为，这也绝非一群狂热分子的冲动。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一定知道如果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难去砸毁路边的商场的，尽管人们哀叹道德沦丧，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们（尤其是大城市）对于“非暴力”早已达成默契。很有可能，它得到了官方组织与纵容。在这样超级的维稳状况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场普遍性的城市骚乱。而这一切，也必然与上层的权力斗争有关。倘若没有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文革式的混乱很难发生。而如今伴随着十八大的权力交替，一些掌权者似乎不惜制造一场社会骚乱来获取更大的空间、或是向对方施压。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钓鱼岛根本无关紧要。
很有可能，这场演变为社会骚乱的反日示威，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标志着持续了十年的“盛世”的结束，更把中国引入了一条颠簸之路，它进一步激发起社会中“恶”的力量，让所有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陷入新的恐惧。即使他们躲进了光鲜的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仍得不到任何安全感。而处于对“暴民”政治的恐惧，他们将不得不更为依赖这“维稳体制”，一场恶性循环更为加速。理性与温和的力量与声音将更难以表达，而一小股极端力量却能绑架整个社会。
我尽量在压抑这种悲观情绪，手边却正好有一本茨威格的回忆录。在“希特勒的崛起”一章的开始，他写道：“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同代人对它的认识，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或许，我们也生活在类似的过程中，向下沉沦的力量正紧紧缠住了这个崛起中的大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3日援引法国媒体舆论看中国：中日关系处于危险的滑坡
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连日来引发法国媒体大量的报道与评论，法国的中国问题网站本月十三日刊登署名让-保罗？亚星的社论文章，标题是中日关系处于危险 的滑坡，作者简要地介绍了钓鱼岛冲突的历史原因以及中日双方近日来围绕钓鱼岛的所作所为，特别指出了美国在中日冲突之间所扮演的左右为难的角色，以及在右翼势力推动下的日本政府如何敦促美方明确表态从而进一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
作者直言不讳的评论说，令观察家们难于置信的是那些在冲突泥潭中越陷越深的国家们偏偏都口口声声地发誓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和平。北京和东京在围绕钓鱼岛或者叫尖阁诸岛的主权冲突问题上各自都强调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式，然而，事实上，他们却都在不断地煽风点火，火上加油。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细致地分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如何在错综复杂、激情交织的背景之下爆发的，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也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再加上今天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新近形成 的战略竞争态势以及中日美三方之间的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诸如此类的因素层层叠叠，犹如一堆高高堆起的干柴，一点即燃。虽然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日主权争夺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但这已经足以使华盛顿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必须遵守美日安保条约而捍卫日本的利益，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必须面对与他的经济以及战略利益越来越密切的中国。
文章评论说，钓鱼岛这个荒芜人焰、微不足道的小岛凝聚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对几度遭受日本侮辱和蹂躏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按照中方的说法，钓鱼岛是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领土的一部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理应归还给中国。而对日本来说，尖阁诸岛与马关条约无关，本来就是 无人占领的荒岛，1972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尖阁诸岛同其他领土一同由联合国归还给日本。东京还谴责北京和台北是在联合国1969年公布东海海 域可能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之后才抬高了保钓的声调。
本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收购尖阁诸岛将中日冲突推向高潮，虽然日方强调此举是为了避免极右党派作出更加过激的行为，但是，中方对此迅速作出了强烈 的反映，中国随即派出了两艘海巡舰前往钓鱼岛海域宣誓主权，中国官媒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中国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指出中国民众不会接受官方的任何妥协 立场。
尽管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上个月曾经对中日以及中美之间因民族主义高涨而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表示担忧，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观察家预测上述分歧可能导致军事冲突，不 过，中日最近的冲突正导致东京重新审视亚洲东北部的军事力量对比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可靠性。
文章分析说，这或许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后所引发的效应之一，因为他在客观上促使该地区的国家在主权争夺问题上更加直接地与中国对抗，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增添危险的一页，也使华盛顿在北京与东京之间处境微妙。
日本国内有学者担心美日安保条约的脆弱性，怀疑中日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美国是否能够真的出兵介入，
日本南部立命馆亚太大学（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国际战略中心主任佐藤阳一郎日前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谴责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导致日本目前经济衰弱，政局动荡，使日本无力应 对同中国、俄罗斯以及韩国三国之间的主权冲突，佐藤认为日本应该要求美国明确立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北京采取强势行动。
日方的上述要求使美国进退两难，因为，一方面，北京已经多次谴责华盛顿立场矛盾，在一再表态保持中立的同时又强调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管辖的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如不表态，又难以面对东京。中日美三国之间因此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挑衅性的言论都不断给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
到目前为止，北京虽然言辞激烈，但很显然在行动上十分克制，中国国内的反日游行受到警察严格的控制，中国派往钓鱼岛船只也只是海舰船，而并非军舰。不过，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采取一些经贸制裁措施，甚至军事占领钓鱼岛，虽然除了日本政府之外，观察家们普遍排除上述可能。
作者最后评论说，中日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长期在民族主义高膨与松弛这两大极端之间浮动，有远见的领导人们自然会选择后者，而且，对北京来 说，与东京的靠近还可以在客观上削弱华盛顿在该地区影响力。不过，很明显，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往往是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即使是最明智的领导人也难于控制的因素， 与东京靠近的策略并不是北京目前所作出的选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4日采访程晓农：中国不可能全面启动对日经济制裁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而再度紧张之际，抵制日货、经济制裁日本的声音也日渐升高，颇有影响。居住在美国的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此次遍及中国各地的反日风潮与当年的义和团运动类似，是被政府挑动的、服务于权力斗争的行为，因而是否对日经济制裁关键在政府的意图。而从其政治目的考量，目前并不希望争端扩大，因而认为中国不会如某些媒体煽动的那样马上全面推动对日制裁。以下是对程晓农先生的专访。
您认为中国经济制裁日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怎样？
首先看可能性，在可能性背后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看到现在实际上中国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倾向，或者说，在上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外交部和政府，我相信并不需要制造这样一个事端，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次全国性的事件，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和策划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顺利地在全国推行。所以换一句话讲，政府的另外一股势力介入或策划了这场活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力呢？
我个人认为是在十八大想获得更大权力的群体或者是政治集团，甚至包括一些军队的将领，想要通过这次行动，扩大他们的声势，同时对主张平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所以应该讲这次行动已经初步达到了施加压力集团想要初步达到的目标。
那么他们下一步还要希望做些什么，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能准确判断，也许他们的目标是国内政治而不是立刻就在国际上挑起大的冲突。因为这次活动本身，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只是用了钓鱼岛做一个理由和借口。其实在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上，军方从来没有对失去领土表示过任何异议。比方讲，六九年中苏冲突引起的珍宝岛，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划给俄罗斯了，军方没有表态；当年在对越战争当中，中国参战的牺牲者埋藏的墓地都成了越南领土了，中国军方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军方对领土问题并不是真的很看重。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股势力对钓鱼岛那么看重？最近有十个少将联名发表一个东西，他们其中有人提得很清楚，就说钓鱼岛是一个弱点，很容易在国内煽起反日情绪，那么利用这股情绪他们可以达到更大的目的。这十个少将应该讲并不是这次事件直接的组织者，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多数都是文职官员。真正能够组织这次事件、包括安排大批军警化妆成老百姓去袭击日本商店，这个事情必须是相关的能够操控军队和警察的部门所能做的事情。下一步看，如果要是他们以政治目的为主，那么应该讲在十八大前呢，能够采取的行动大部分都采取了，如果继续扩大事端，那么十八大也就不可能平稳地召开，而十八大的推迟不见得对他们是一件好事，所以也许可以判断就是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事件也许就可以逐渐平息。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立刻像一些媒体煽动性的言论那样鼓吹的，要马上全面推动对日制裁等等。
对日制裁、抵制日货这件事情本身在中国事实上不太可能，日本媒体刊登过这样一些图像，就是当中国人在砸日本店拍照的时候，手里用的就是日本相机，中央电视台用的大部分也是日本设备，如果要是真的抵制日货，那中央电视台就没什么设备可用了。同样的，街上跑的日本车也开不下去了。
对日本来讲，可能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目前看来，日本商人还在观望。
发展到一定程度，日本政府是否也会受到压力？
日本政府其实现在情况已经很微妙了，今天金融时报的中文版有一个记者采访一名日本记者，谈到这个问题。说日本民众其实目前并没有进入一个所谓的非常愤怒的状态，相反，日本民众是以一种把中国发生这个事件看做是一个中国形象自己毁坏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讲，就是日本民众比较理性地认为，如果这个事件在中国延烧，那么在国际社会里，将让日本在道义上取得占取更大的优势，而中国在国际社会将会更加成为异类。
当然日本政府现任首相野田现在已经处于政治上的弱势，所以今年很可能要下台，而现在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推出的候选人就是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定的希望当选。所以如果说中国的这个事件造成对日本的压力，那可能是会把民主党主权搞垮了，而在日本社会可能让自民党政权赢得更大的支持。那么自民党政权我想在对华关系上可能立场比民主党更强硬一些，因为民主党具有明显的反美色彩，而自民党没有。所以对中国来讲，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产生的结果可能不见得是中国政府想要的。
您分析认为中国官方并不希望激化争端，从而导致贸易战，但在民间，我们看到反日、抵制日货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您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吗？
我觉得所谓的中国民间是假的。因为我们看到互联网上、国内的微博上，主流的声音是一面倒地谴责这些参与闹事的人，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同时又大批人参加游行。国内有人分析过，参加游行的有几种人，其中主要的骨干是身份不明、明显受过训练，组织上很严密，有人号令指挥。从他们的统一着装及外观看，更像是军队的成员。也就是说是军队冒充的。那么接下来的是一些所谓的“愤青”，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看热闹的，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看热闹的和愤青，而是在其中领军的人、一批批的人。比方讲有人注意到，游行完了后这些游行者都会统一到某个地铁站，而且不使用当地居民通常使用的那种加值票、就是可以多次使用的票，而是买单张票，说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也就是说，从这些人的行动特征来看，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官方，作为打砸的行动者也主要是这些人。
如果官方想继续用军队的这些人，这些战士，武警也好、特警也好、正规军的战士也好，那么它当然可以组织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九。一八那天政府其实已经开始改变态度了，也就是说现在只剩下少数愤青在嚷嚷了。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愤青从来是看政府眼色行事的。他们不过是政府使用的一些木偶。只要政府稍微脸变一变，这些愤青全都哑巴了，所以愤青们的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或者政府里面试图制造事端的那股势力。
我目前为止的看法是，这股反对日本的势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日本，而是国内政治，而是十八大上的位置。所以他们是眼睛朝内，拿着日本做戏，当然他们也不会遵守法律或者国际规则，比如不能袭击外交官的车或者损坏外国企业的财产，对这些规则来讲，他们是完全不遵守的。因为他们本身是规则的破坏者，包括破坏中共党内的规则。竟然他们的目标是国内、是高层政治，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因为距离十八大没有几个星期了。
那么您对十八大后新领导层会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及中日关系如何预期？
我觉得现在需要观察十八大新的政治局常委组成和军队在这样政治局内的成员增加了多少，这是个最主要的指标。因为实际上这些闹事的势力争取的就是这个。所以军队要在高层有更强的声音，有更多的位置，从而能够让军队获取更对的资源，掌握更多的权力，能不能成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中共的各次党代会，向来是有中共办公厅操盘，严密操控，从是否允许代表在大会上任意发言，到那个代表投谁的票，都是严密控制的。现在我们就不清楚自从令计划被调走以后，原定的那个操盘十八大的班底能否顺利操盘？还是说十八大将由现在正在闹事的这股政治势力操盘？ 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
从经济角度分析，如果一旦发生中日贸易战，哪一方承受力会更强？
因为日本是私营企业，所以它的损失是私营企业的损失，所以谈不上对日本政府有多大的压力，顶多是日本政府会面对一些民间的呼声，但它无可奈何，民间企业也没办法；对中国来讲，真正的损失不是和日本贸易战的损失，而是一旦中国破坏了这个国际规则之后，将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恐惧和担忧，会引起其他国家各种资本大笔外逃，本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就已经够糟的了，各国资本正在犹豫不决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撤资，如果中国政府此时再把这件事挑起来，那最后带来的是大批外资撤退，那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就不是中日贸易这点小小的影响了，它会导致中国整个经济瘫痪。
▲多维新闻网9月24日发表分析文章：保钓还是复辟？毛左派借反日大游行强势回归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再度陷入僵局，中国已经确定推迟了中日邦交纪念庆典，此举也被视作中方持续强硬反击日本的手段之一。在此之前，中国180多个城市爆发的规模不等的反日大游行虽渐趋平稳，但其间最为抢眼的毛泽东头像和巨幅标语引发的毛左派强势归来的争论，并未随着反日大游行的结束而降温。
保钓还是复辟？这是人们针对毛泽东头像走上街头后发出的追问。中国集中爆发的反日大游行之肇始，是日本不顾忌中方反对坚持“国有化”钓鱼岛。所以，这场以爱国名义、捍卫钓鱼岛主权展开的示威大游行，保钓是首要目的和民意诉求所在。这一目的，从游行群体喊出的口号、举着的横幅中便可参透。如“保卫主权，不惜一战”、“钓鱼岛是中国的”、“抵制日货，保岛为国”等等。
然在保钓之外，此次大游行也蕴含着一股毛左派复辟的味道。经多维记者实地追踪拍摄发现，反日大游行中，毛泽东成了最大的“主角”——不管是游行群体所含的口号，还是举着的横幅和巨幅头像，除了宣誓对钓鱼岛的主权，便无一例外是对毛泽东的追缅。如“毛主席，人民好想你”、“毛爷爷，快回来吧！我们想你，小日本又来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横幅，以及此起彼伏、响彻各地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凡此种种，均鲜明且有力地将毛时代的旧梦推至广场中央。
正当大多数或清醒或跟风群体沉迷于毛时代旧梦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一名年过七旬老人因一句反对毛左的话，招来了队伍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韩德强的耳光反击。这一耳光虽然只是毛左派强势回归路上的“小插曲”，但却将原本实实在在的保钓游行冲刷在了毛时代复辟之后。
所幸，打人事件发生后，除了北京大学教授、毛左派孔庆东和乌有之乡参与者张宏良表示力挺韩德强外，舆论普遍的共识是“打人是不对的”。中国官方媒体也将矛头指向了韩德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原本应该是开放、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但在毛左派的思维逻辑中，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疑是对毛泽东最大的不敬。
中国反日游行该不该将毛泽东搬出来？这也是反日大游行过后各界纷纷开始思考的问题。一种声音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作为能起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效果的政治符号，被民众举着、喊着穿梭在反日游行队列中本无可厚非；与此意见相悖的一方则认为，表面上看来，毛泽东作为一个符号助力保钓，事实上却成了部分狂热“毛左”分子违背历史潮流的复辟行为。毛泽东在他的后半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给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但当毛泽东被游行群众捧着重新走上街头的时候，这些历史功过是非却被想当然地覆盖掉。
就在毛左派借反日大游行强势回归迹象渐渐明晰之际，也有中国政情分析人士将目光锁定在了左派回归的现实基础和成长土壤上。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甚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外交困境，如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激增，城乡分配不均等。此一系列“内忧”，使得中共领导人屡屡受到左派的指责。
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新左派”学术界代表的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喊出了众多左派的“心声”——在第一个（5年）任期内，胡温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第二个任期内，许多改革就推进不下去了，再次陷入停滞。结果是，左派和右派都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走向激进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毛左派之所以想借反日游行之际强势回归，也与其“主心骨”薄熙来的垮台有直接关系。2008年，一些毛左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并将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视为本派的领导人。原因在于，薄熙来在重庆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如建设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租房，以及发起一场毛泽东思想传统复兴运动，包括唱红歌和送干部下乡向农民学习等，与毛左派的理想社会图景不谋而合。但薄熙来自3月份遭到倒台后，毛左派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唯一筹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毛左派将毛泽东推至前台，要么是为卷土重来做最后一搏，要么是被后来者冲到沙滩上后的无奈喘息。
多维新闻此前已经就此发文，以警惕“毛左”返旗复辟（具体内容见《理性看待街头暴力，警惕“毛左”返旗复辟》）。文章最后的落脚点或许可以援引在此处——“毛左”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有放开国民讨论反思的精神；“毛左”回潮有薄熙来刻意推动的因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深究薄熙来的政治错误，有在执政党内根除极左思维的魄力；“毛左”泛滥更有其现实原因，中共必须要有勇气承认不足，在惩处贪腐、解决贫富差距、建立法治社会、建立现代民主、保障社会公平、放弃舆论钳制、包括价值观重塑上展现出让国民信服的决心和能力。
●中日双方就钓鱼岛主权问题对峙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0日报道：日本密切关注钓鱼岛海域中国军舰
就日本媒体报道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出现中国军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四（9月20日）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对此表示关注，并收集相关情报，不过没有做进一步说明。
日本部分传媒报道，日本观察到在钓鱼岛西北方向约150公里的中国海域有两艘中国护卫舰。
消息都引述政府方面的话说，两艘中国军舰虽未进入日本领海和毗邻海域，但这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国有化”后首次发现周边海域出现中国军舰。
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在钓鱼岛附近中国海域内的中国海监船和渔监船已有16艘，其中几艘周四偶尔进入邻接海域巡逻。海保厅认为，中国增加了在钓鱼岛附近巡逻警戒的态势。
不过，海报厅表示，依然没见中国传媒报道的千艘中国渔船团。
修复关系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周三晚应邀上朝日电视台说，他预计到钓鱼岛国有化会引起中国反弹，但没预计到如此规模。
他说日本再三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说明购岛是为了维持平稳、安定的管理，可惜没能得到中国理解，声称正在研究向中国派遣特使来修复中日关系。
规模缩小
日本传媒周四纷纷报道中国各地反日示威在公安当局禁止下，规模正趋缩小。
日本政府准备要求中国赔偿驻华日本企业、商店损失。报道说，2005年中国政府对反日示威中受害的日本企业、商店发放了几千元人民币慰问费，这次受害严重，日本政府和经济组织期待能有较充裕的赔偿。
部分日企也开始准备收拾中国工厂和商店的残局。丰田汽车董事长丰田章男周四召开记者会说，遗憾围绕尖阁诸岛问题，中国反日示威损害了日本车贩卖店。但中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变，希望一步、半步地推进、面向未来。
有报道说，中国本月下旬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的活动还可能如期举行，但邀请日本经济界代表团的人数从原定的130人减少到20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0日报道：钓鱼岛抗议在华继续发酵影响经贸
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议，深圳接连出现日资企业工厂的中国员工举行抗议活动导致生产停工事件，而中国海关则加强检查进口日货。
日本NHK报道说，在深圳的一个有较多日资企业的工业园区，制造电子仪器等产品的至少2家日资企业工厂的共数千名中国员工，周四（9月 20日）早晨8时左右开始举行罢工，并穿着工作服走出工厂，举行了示威活动。
报道说，示威队伍周边有100多名警察“负责诱导和警戒工作”，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参加示威活动的员工当中，有的年轻人表示："希望通过反日示威活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待遇。"
据深圳日本工商会透露，深圳前一天也有至少两处工业园区的日资企业的中国员工举行了反日示威活动，部分工厂的大门或栅栏遭到了破坏。
经济冲击
而共同社周四援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及日企相关人士的消息说，中国各地海关已开始通过提高通关检查比例等加强对日本货物的检查力度。
据称，上海海关已开始对部分日本进口品目实施全量检查。中国天津市海关19日向多家日企的相关人士发出通知，将提高对原材料来自日本的电子产品等加工贸易品的货物检查比例，强化通关检查力度。
报道说，这是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收归国有后，首次确认到中方以日本为对象加强检查力度。
共同社的报道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日本经济有可能会因与中国间的贸易停滞而遭受打击。此外也可能给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另外，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周四发表消息说，受反日游行影响，周五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新环境技术展“2012日中绿色博览会”将被延期。经团联米仓弘昌会长取消了这次访华日程。
钓鱼岛争议发生之时正值秋季旅游旺季到来，日本各航空公司及旅行社因此遭受了重大打击。上海吉祥航空推迟了“上海-那霸”航线的开通时期。上海春秋航空公司原定23日新开的“上海-米子”定期包机航线也将取消，该航线原计划每周往返两次。
▲德国之声（DW）9月21日报道：中国加强日本产品海关检查
中日主权争端已逐渐波及两国的贸易关系。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正加强对日本产品的海关检验。日本企业担忧，若上海港口开始加强海关检查，将对日本企业造成剧烈影响。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日岛屿之争似乎正蔓延至两国的贸易上。在中国媒体威胁经济报复日本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后，中国开始加强对抵达港口的日本商品的海关检查。
日本企业双日株式会社（Sojitz)发言人称,该公司在中国的员工确实曾表示，日本进口的产品在港口必须经过更严格的海关检查程序,但不至于影响公司业务。
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与两艘日本巡逻船发生冲撞，中国船长遭到扣押，中日关系因此恶化，中国海关随后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北京当局当年更制定了稀土出口配额。稀土是制造高科技产品的重要材料，而中国控制全球超过95%的稀土市场。
双日株式会社发言人表示，2010年时所有日本商品都成为查验目标，与之相比，此次受影响的商品较少。他指出，该公司收到的消息是，加强海关检查的主要为天津和青岛港口。另一间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Itochu)也获悉，海关检查的次数正在提升。
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公司表示已经制定了应变计划。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东孝绅（Takanobu Ito）在记者会上表示，本田公司正试图预测事情的可能走向并尽力做好准备，避免对生意造成影响。
针对中国加强海关检查一事，日本经济贸易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Yukio Edano）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将继续收集信息，已证实这个事实。日方将视情况采取适当措施。"
日商考虑撤出中国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中国海关官员在天津加强海关检查；《每日新闻》则称，更严格的海关检查使许多货物堆积在上海港口。
双日株式会社发言人表示，若上海开始加强检查，日本企业将会受到剧烈影响，因为通过上海港口进入中国市场的货物量和产品种类远超过其他港口。其中，批发业、运输设备和电子机械行业受到的影响最甚。
虽然根据中国公布的数据，去年的中日贸易额达到3429亿美元，但因历史恩怨不时浮上台面，这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稳。
中日岛屿主权纠纷已历时数十年。此次因为日本政府宣布购买三座无人岛屿，冲突遂再次爆发。日前，数万名示威者在中国各地发起反日游行，部分抗议人士甚至破坏日本商店和工厂，迫使日本企业关闭或缩减产量。一间运输设备公司表示："我们担心中国雇员将抵制日本在华企业的生产线，或提出不合理的加薪要求。"
路透社此前曾针对400家日本大型和中型企业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41%的日本企业认为主权之争升级将影响他们的商业计划，部分甚至考虑撤出中国，转移运营中心。
中国目前已派遣十几艘官方船只至争议海域附近。据信，争议岛屿周围海域富含丰富的石油资源。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1日报道：中国强硬态度对日企“造成心理压力”
日本经济专家说，在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主权争议中，中国当局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态度对日本企业造成心理压力。
日本贸易振兴会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周五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独家采访中谈及一周来的中日纠纷说，这次中国的反日行动与以往不同，北京政府作出未曾有的强硬表态。
他说，目前的情况对日本企业将造成心理的影响可能很深远，尤其是中小企业非常敏感，承担不起这么大的风险。
他表示对中日经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
中国现在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日方统计，去年中日贸易额为27.5万亿日元（约3500亿美元）。
经济制裁
日本多个传媒周五（9月21日）报道，政府经济产业省旗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向日本企业做的调查说明，中国部分地区已开始对日本产品加强通关手续，显示中国可能开始了对日经济制裁，以报复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
《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说，中国11个主要海关中已出现通关阻滞的包括北京、上海等5地区，上海海关还定出了全检对象的日本产品。
报道说，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附加价值高的电子产品、化学用品等，原材料来自日本的情况很多，中国阻滞通关，将影响生产和交货期。
《朝日新闻》报道说，天津港关税当局周四晚发出通告：“提升对日本产品的检查率”。报道引述天津海关的人士透露，目前正研究具体提升哪些产品项目。
《朝日新闻》分析说，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后，中国对日经济制裁的程序是先加强通关手续阻滞日本产品进口，接下去是限制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这次可能也难免覆辙。
对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周五只承认“有各种消息”，财务大臣安住淳周五则称：“现在还没得到重大通关纠纷报告”。
争执内幕
另一方面，官方电视台NHK周四披露日本政府购岛前，外相玄叶光一郎在9月8日俄罗斯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前一天，与中国外长杨洁篪有过短暂交谈。
玄叶一再向杨洁篪解释：“日本政府购岛是阻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的唯一手段，希望中国不要误解”。杨洁篪回答说：“无论日本用什么方式，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次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交谈时，胡锦涛重申了中国强烈反对的立场，野田则申明日本拥有尖阁诸岛主权并有效统治等。
报道引述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的分析说，中国其实不是不懂日本政府购岛是被东京都所迫，但基于国内政治需要，不得不选择强硬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1日报道：深圳日企工人参与反日罢工 资方可能从中国撤资
中日双方争夺钓鱼岛事件愈演愈烈，日资在华企业受到极大影响，深圳日资企业富士施乐厂的上万名员工周四罢工加入反日浪潮，至周五，全厂放假，有消息说资方可能撤出在华投资。据深圳专门负责向日资企业派遣员工的人员对本台称，上个月末他们已经暂停了这项工作。
中日钓鱼岛争端致使中国各地连续多天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事件严重影响双方经贸，在华日资企业撤离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据网民透露，位于深圳宝安区银星工业园生产打印机的日资富士施乐厂连续三天被数千名反日游行示威的群众包围，本周四，该厂近万名员工罢工并加入抗议示威浪潮中，他们走出厂外游行手举国旗，并喊口号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大批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戒备。
附近其他公司的员工周五对本台表示：前面两天好像是其他日资企业的员工跑到这边来要求一起参加游行，但施乐的员工就没有出来，昨天其他的企业的员工没有过来了，他们自己又罢工了，好像是这样的，今天没有看到人在大路上面，昨天有，我只是听说他们是在那里罢工，昨天听说是他们自己厂里的人罢工的，害得我们公司要是有车出去都还不是很方便。
工人加入罢工可能与得知资方撤资有关
据悉，周四中午有工人在食堂吃饭后高喊罢工，引致大批工人响应，他们集体走出厂区抗议，被防暴警察驱散，至黄昏前回到宿舍结束抗议行动。而微博有消息指，施乐的高层表示，经过钓鱼岛事件后，公司决定撤出在中国的投资。不知是否撤资消息触发了厂区工人参与厂外连续两天的游行抗议。
记者再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询问情况。
记者：施乐厂昨天罢工，今天还有吗？
对方：没有了。
记者：厂方是否因此要撤资？
对方：这个我们不清楚。
记者又打电话给施乐厂询问有关情况，接线生表示：全厂周五放假。
记者：今天还有罢工吗？
对方：没有啊。
记者：昨天罢工结束了？
对方：我不知道。
记者：你给我转一下人事部吧。
对方：实名制转接，要有具体姓名才给转。
记者：厂方是否有决定撤出中国？
对方：这我不知道。
记者：工人有正常上班吗，还是持续的罢工呢？
对方：我们今天全厂放假。你的问题太多了，我不方便回答。
本台记者又打电话给深圳宝安区政府询问有关情况，对方称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信息。
日资企业派遣员工上月末就已暂停
而记者从一位专门负责向日资企业派遣员工的人员那里得知，自从中日争端以来，他们已经暂停了这项工作。
他说：我们负责日资企业派遣员工。
记者：派遣有没有因为钓鱼岛这件事有变化呢？
对方：多多少少有一点。
记者：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方：招聘暂停了嘛。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暂停的？
对方：上个月。
记者：什么时候再继续知道吗？
对方：不知道，目前没接到计划通知。
中日双方贸易战日方将损失较大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对此评论称，日本近期经济数据的下滑凸显了中国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司日前曾警告，“如果中国和日本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升级并久拖不决，将会影响日本汽车及科技行业的信贷评级”。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2日报道：日本右翼东京举行大规模反华示威
日本最具组织能力的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周六（9月22日）下午两点起在东京港区都立青山公园主办“阻止中国侵略尖阁紧急国民大行动”。
到当地时间下午三点游行队伍出发往三河台公园时，右翼的樱电视台声称有2000人参加，右派报纸《产经新闻》引述东京警视厅的消息说有700人参加，但警视厅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们没有统计数字可发表”。
游行结束后，约有250人左右傍晚起继续参加“包围中国大使馆”的行动，但抵达位于港区六本木的中国大使馆前，警视厅麻布警署按现行大使馆外的示威规定，限制在中国大使馆门外示威人数不得超过5人，并不得持有横幅标语、不准使用高音喇叭等，令包围行动显得进一步凋零。
原来就寂静的马路上也鲜有途人围观，而大使馆大门深锁。
晚上7点左右，“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干事长水岛总向大使馆喊出抗议信内容，然后把一封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程永华殿”的大信封投进大使馆邮箱，结束行动。
对抗示威
这次示威是9月中国掀起抗议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反日示威后，日本右翼首次较有规模的反华示威。
有看来是右翼的网民说：“中国不断举行反日示威，我们也一定要有反华示威”。
而“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会长、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9月18日在东京闹市涩谷街头演讲时说：“现在一些国民反对驻日美军部署‘鱼鹰’，但中国的威胁比‘鱼鹰’大得多”，呼吁国民反华。
田母神自从主掌“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后，该团体的组织性和策略性令这两年主办的活动扩大了吸引力、颇具规模。
冷漠对待
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后组织的反华示威总有几千人参加。这次组织反华示威也明确要求参加者“不要带含歧视性的标语”和“安全第一”等，力图改变日本社会对右翼团体粗暴的印象。
周六示威演讲中还谴责中国政府迫害藏人、维吾尔族人，说西藏和维吾尔、内蒙都是独立国家等，并说：“中国的反日示威是中国政府组织的，我们的示威才是真正的民意”等。
不过日本大部分主流传媒周六依旧没采访、报道他们的行动。
日本社会对7月以来日本与中韩两国的领土纠纷整体反应淡漠，周六网络上有右翼网民说讽刺这种现象说：“反核电示威有20万人，人气少女组合AKB表演有8万人，包围中国大使馆只有250人，实在太难堪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3日报道：中日邦交正常化周年两国关系紧张
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议，中国取消原定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仪式，而其它两国有关邦交正常化的诸多活动也被取消或受到干扰。
中国媒体周日（9月23日）报道说，“全国友协、中日友协负责人23日表示，鉴于当前形势，中方决定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招待会调整到适当时候举行”。
这次庆典活动，原定是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首、由7个中日友好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26日举行晚宴，并在27日举行座谈。上周四（20日）日本媒体还说，中国方面通知日方唐家璇将如期主持这一纪念活动。
但上周五（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两国各界原本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的水平，但很多设想都被日方的错误行径破坏了”。
紧张继续
周日，中国外交部就多名日本海上保安厅成员以及冲绳地方警察星期五（9月21日）登上钓鱼岛提出强烈抗议。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紧张化之际，一系列有关的官方和民间的中日交流相继取消或者是延期。
日本媒体引述海上保安总部消息说，23日，中国渔政船“仍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并出入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
而中国官方的新华网说，中国“将用无人机加强对钓鱼岛、黄岩岛等海域的监测管控。”
中日两国因领土主权纠纷而引发的仇视情绪持续扩大，日本在华企业和民间交流均受波及。
民间影响
在华日企普遍遭遇中国民间反日情绪导致的游行、罢工等抗议的困难，
中国缺席了22日在东京开幕的“国际旅游博览会”。两国访问对方的游客人数锐减，由于客流量大跌，中日各大航空公司已被迫决定大幅削减航班。
在日本，“反华”情绪也在升温，原本准备迎接中国大熊猫的日本仙台市近日收到许多反对中国熊猫入住的电子邮件，其中最多的理由是“怕被误以为仙台市袒护中国”。由于“反华”声浪增大，市议会不得不考虑要取消大熊猫入住的计划。
原定25日于北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演出目前计划改在东京举行。
22日，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举行了反华大示威。而中国又有网民呼吁要举行新的抗议示威活动。
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冈村正任团长、规模达120多人的代表团一行23日赴缅甸和越南进行访问。因为“中国反日游行中出现火烧工厂、砸抢超市等现象，使日企意识到在华投资存在风险，而缅甸、越南两国作为新的投资对象正渐受瞩目”。
▲美国之音（VOA）9月23日报道：东京爆发千人反华示威
日本东京爆发围绕尖阁诸岛领土争端的反华抗议示威
华盛顿 — 日本东京日前爆发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反华抗议示威。与此同时，又有日本活动人士登上有争议的上述岛屿，宣示日本主权。在日本的华人说，目前他们行事谨慎小心，不过生活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东京示威活动概况*
9月22号（星期六）东京爆发反华游行。游行队伍下午三点在市内公园大厦内集结，然后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方向行进，一个小时后示威队伍抵达，沿途通过当局批准的六本木繁华街区。
新闻照片显示，示威者分成数个梯队，每个梯队都有引导牌。游行者手举统一尺寸的日本国旗，许多人胸前挂着标语口号，上面的日文汉字有“凶暴中国”，“理性”，“中国侵略尖阁”，“强化控制尖阁”等字样。游行队伍中还有挂着反华标语的卡车随行，车上的抗议者通过麦克风高呼：“我们决不宽恕中国”，“我们有能力保卫国家”等。法新社刊登的一幅示威者的英文标语写道：“永远不向北京恐怖分子屈服！”
*警方严制示威过程*
美联社说，日本警方严格控制游行过程。在严密把守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面人行道上，警方只允许5人一组的小规模示威者出现在那里，而且不准他们长时间停留，数分钟后马上疏导他们离开。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这次游行时说，这次由日本右翼团体组织的抗议示威大约有1400人，这是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华示威活动，参加者大多是中老年人。另有报道说，现场实际游行人数约800多人。
*在日华人谈处境*
日中民间敌对情绪升级，在日本的华人如何反应？日本名古屋一间中国餐馆老板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麻烦。在日本我们的生活很平静，对于中国大陆民众出现的示威活动，我们并不在意。我的生意很正常。”
一位在日本打工的中国东北籍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周围的日本人对在日华人没有表现出明显敌意，至少目前情况如此，她说：“我不是老板，我是打工的。中日关系状况现在对我们没有影响，反正现在是没有影响。日本人对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不过，谈到中日两国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时，另一位在日本的中国人对美国之音表示：“那是属于政府的问题，我们个人没有什么看法。”不过，也有在日华人对美国之音说，身边有日本人最近经常向他们提出明显带有敌意的问题。另外有报道，中国驻日外交机构受到威胁和骚扰。
*中国官媒最新反应*
对于东京出现的反华示威游行，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称其是“反华鼓躁”。另据报道，21号晚上又有多名日方人员登上钓鱼岛，以防止台湾“保钓人士”登岛。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说，日本右翼分子登岛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严重侵犯，是“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社论说，日本一方面表示，要修复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继续摆出强硬解决领土问题的姿态。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3日报道：中国官媒：绝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
周日（9月23日），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措辞强硬地谴责日本，并称中国绝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退让半步。
题为《日本不思悔改何谈修复对话关系》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日本一面表示要修复对华关系，一面妄言将以强硬姿态解决领土问题。
文章说，钓鱼岛问题事关中国领土主权，中国绝不会退让半步。
周五（9月21日），日本阻止台湾保钓人员登上钓鱼岛；周六（9月22日），日本右翼团体在东京发动反华示威，“鼓噪‘中国侵犯了钓鱼岛’，叫嚣‘日本自卫队常驻钓鱼岛’”。
《人民日报》社论称日本的这些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
文章指责日本政府嘴上说要通过“加强意见沟通”和对话来修复对话关系，却没有拿出“坦诚务实的行动，彻底改变错误的做法”。
社论强调，日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并表示，中国将继续采取措施坚决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
前一天，新华社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表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行径，实质上是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蔑视，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践踏。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3日报道：北京书店下撤日本作家书籍
据朝日新闻报导，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北京政府指示书店拿掉日本作家的作品，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名作「1Q84」等也被迫在书店消失。
报导引述几位当地出版业者的消息指出，管理北京市出版业的「新闻出版局」17日召集负责出版日本相关书籍的出版社编缉。出版局干部说明中日关系紧迫，并口头指示「统一思想、把握方向」。编缉们表示「参加的人都听得出来，意思是叫大家不要出版和销售有关日本的书」。报导指出，中国大陆的网路上也出现出版局要求不要出版有关日本作家、日本题材等书籍的内容。
中日钓鱼岛冲突严重影响日本在中国的经贸活动，据中国媒体估算，日企在中国民众的反日示威游行中遭受破坏的保险赔偿金额将达到数百亿日元。另外，日本的旅游业以及航空业也遭受重创，日本共同社昨天还报道说，中国正在加大对驻华日本企业的压力。派驻中国的日本企员工申请工作签证的发放也出现延迟。多家日企的日本人员工有可能不能按计划前往中国工作。中国海关也加强了对日本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检查。
即将举行的中日建交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将受到重大影响，本月29日是中日 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纪念，而由于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的阶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本来已经安排的一 些庆祝活动将受到影响。
另外，日本右翼组织“奋起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计划今天周六在东京组织数千人参加反华游行。这将是中国多个城市近日持续爆发反日示威以来日本国内发生最大规模的反华示威。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4日报道：日本抗议中国海监船进入日本领海
日本外务省星期一（9月24日）向中国驻日本使馆致电，抗议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领海。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中国“海监46”和“海监66”当天早晨6时半左右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范围的日本领海，并逗留数个小时。
而新华社则引国家海洋局证实了有关消息，但说这两艘海监船是在中国领海内“开展例行维权巡航”。
同时，中国国家海洋局还透露，未来将使用无人机对钓鱼岛进行监视监测。
海洋局官员称，计划2020年前健全无人机监测监视系统，黄岩岛、苏岩礁以及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域等争议海域都将纳入无人机监测范围。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截止9月24日早晨，中国仍有5艘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海上保安厅称，其巡逻船对中国公务船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状态。
与此同时，数十艘台湾渔船今天出发前往钓鱼岛进行保钓护渔行动。
此次行动的组织者表示将试图突破日本巡逻艇向钓鱼岛靠近，并不排除登岛的可能。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4日报道：中日关系急恶化日本政府谋修好
日本政府外务省事务次官河相周夫周一（9月24日）动身访问中国，预定周二上午与中国副外长张志军会谈，讨论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和双方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不断纠纷。
不过河相出发前，刚向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抗议当天早上两艘中国海监船和一艘中国渔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
而中国政府则在前一天刚经过中日友好协会通知日本驻华使馆延期原定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建交40周年庆典活动。
双方的举措说明，河相访华图谋修复中日关系的道路十分险峻。
两国民意调查
事实上《朝日新闻》周一发表8月8日至9月20日在日本用邮寄方式、8月10日至18日在中国用面对面的方式对中日建交40周年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回答“中日关系恶劣”的日方有90%、中方有83%.
而日方回答“今后应加深两国关系”的人有49%，超过40%说“保持距离较好”的人，但中方相反，回答“保持距离较好”的人有53%，高于42%回答“今后应加深两国关系”的人。
在日本国内，中日官民关系前所未有地同时迅速恶化令政府内外纷纷猜疑，《产经新闻》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的苦恼说：“9.18后十几艘在钓鱼岛附近巡逻的中国政府船舰好不容易在前一天刚消失，不知道何以又折返”。
共同社一名希望不公开姓名的中国观察员对BBC中文网记者说：“9月18日中国还准备举行庆典、通知日方减少出席庆典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人数，但5天就变卦，说明反日已与中国政局紧密相关”。
内阁态度软化
而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一在记者会上被记者纷纷追问的问题也都是目前的中日纠纷。
藤村对钓鱼岛附近的三艘中国船舰说：“日本正通过高层次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立即退出日本领海，但从大局来讲，双方应在彻底对话的基础上走向收拾纠纷的局面”。
对中国延期庆典问题，他说：“非常遗憾难得的40周年庆典延期，个别事务不应影响中日关系整体局面，从大局观点加深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很重要”。
鉴于中日关系迅速恶化，周一出发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相野田佳彦原定在联大演讲中声张日本对钓鱼岛和竹岛（韩国叫独岛）主权的计划，也改变为不提两岛纠纷，只强调日本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的主张和呼吁国际社会活用国际机构来解决领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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