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梦想成真

在各种想象与期盼中，习近平执政已逾一年，其真实政治形象也日渐清晰，这是众多外国的中国政治幻想家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梦想

目前，评判习近平的一年多的执政业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习近平是个政治强势人物。关于其政治取向的评价则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国内多是谀词颂语，出于对“专制、独裁”这类词语的忌讳，所有评价都绕开这两个关键词，只将习与毛泽东及邓小平相联系；国际社会则纠结于西方想象的政治改革，坚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坚持塑造一个要改革的习近平，方才符合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即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只是时间迟早。即使现实中的习近平已经毫无政改意向，还有人坚持：等习近平坐稳权力宝座之后，扫除一切障碍之后，他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中外均有，只是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但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展现的政治自信心更强，政治手腕也更强势。

本文将从内政、经济、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条件，阐明我对习近平时代已具雏型的威权政治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近年来分析中国时政的文章里出现过，本文只是将其简要纳入威权体制这一框架里分析。

内政篇：威权体制的确立

先说内政。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政治问题有三：一、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二、“红二代”挟父辈之势评弹时政，意图干政；三、民间政治参与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呼唤宪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权力，结束一党专政渐成在野政治共识。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权虽然没有陷入风雨飘摇之危境，但用“风雨如晦”来形容却很贴切。

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见效最快的政绩。习近平对这三大问题的处理原则是内外有别，前两大问题是党内家务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收拾完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权力集于一身；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当中未设李克强的位置，一下就将胡温等第四代原定的“双接班”变成总书记独大，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

对待民间社会以维权、微博议政等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习近平毫不犹豫采用铁腕打压，在胡锦涛时期一直保持高活跃状态的许志永与王功权均被捕系狱。以前，江泽民打压政治反对者，为了减少国际非议，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式，遇到企业界人士，惯用集资、逃税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权却不再借用经济罪名入罪，而是用近两年采用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狱，这一点显示了习近平不怕“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划脚”，杜绝民间政治参与的决心。

收拾了党内山头，扼制住民间的政治参与，让红二代看到了“红色江山”存续下去的希望，加上习近平在其父亲百年冥诞时特别邀请红二代各家族“掌门人”与会，以示与红二代共享红色江山之意，这帮在胡温治下闹腾得很欢的八旗亲贵子弟也纷纷表示臣服。凡依附于体制的各类人等，也不再象胡温晚期那样人心惶惶、总有要出大事的感觉。

习近平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变为制度设置，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标志着新威权政治模式的建立。习近平崇尚新权威主义有迹可寻：2009年刘亚洲派了一个军官团在新加坡考察。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透露，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十八大后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夏天，习与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场鲜为外人所知的会晤，李光耀后来发表过不少对习的好评，可见二人对威权体制有高度认同。

很多人认为，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而言，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威权体制不可行。其实，习近平要的只是威权体制的顶层设计与特质，在管理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问题上，他仍然会依赖于居委会及村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习主持京奥时期，奥运安保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依赖居委会参与社会治安。

经济篇：解决了地方财政来源枯竭问题

经济上，习近平从胡温手里接下一个烂摊子：外资相继撤离；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不少行业陷入破产或萧条，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谭。面对此局，李克强想了不少招术，还是乏善可陈，上海自贸区就没能达到预期的吸引外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60条”有不少是过去的老药方，有的换了个新说法，有的连新说法都没有，很难说这些药服下去会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方面，习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准备让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这是地方税收结构的重大改变。胡温晚期，征收房产税之事已经在议，但遭遇官员群体的顽强抵制，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一事拍板敲定，并交由各地自办，依赖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即使先征收其中三分之一，税收总量也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地方税收的长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产税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从江朱时代开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一直是让地方政府苦恼的问题，至胡温时期，举债成了地方政府纾缓财政困难的常规性方式。可以说，让有房者交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是中国地方税收结构的重要转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各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确定征收对象的标准，覆盖面的宽窄完全视各地情况裁夺。中西部地区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贫民的破旧房产纳入征收范围，则看当地政府的财政饥渴度，以及官员对社会安定状态的评估。

解决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习近平加强统治集团执政能力、凝聚统治集团人心的重要举措。至于就业、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险、环境质量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属于年年谈、年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就算纳入“改革60条”，依旧难有起色。

有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环境生态恶化已不可逆转，资源短缺也日益显现，对石油、矿产、粮食、包括清洁饮用水等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但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当某方面问题还未严重到不可救药之时，要求改变的呼声音比较高；一旦形势已不可逆转，反而不再成为一个舆论热议的问题。比如环境质量与有害食品就是如此。这既是“温水煮青蛙”效应，也是宣传部门长期引导舆论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国土整治与改善生态环境这个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今后中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上，远不如钓鱼岛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