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日前,大陆知名财经评论员、财经专栏作家牛刀发表博文表示,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信号已出现,表明危机即将爆发;2014年中国或重现20世纪末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经济泡沫恐怖一幕,中共政权面临崩溃。
大陆6月"钱荒"之后,股市大跌,将中国经济放缓后各种隐藏危机曝光现形;引海内外关注。在外界一致看衰中国经济之际,有学者称中国已实质上发生危机。
牛刀:信号已现 危机即将爆发
牛刀8月6日发表博文称,中国所谓的货币存量就是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坏账的量,这些坏账项目(多数应该是房地产)实质已经破产,随着融资数额越滚越大,利率不断抬高,其收益终将连融资利息也无法偿还,走向坏账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将蝉联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给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 Co.)。牛刀认为,这是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一个信号,表明危机即将爆发。对中国来说,政府的信誉主要表现在银行,而银行滥发货币已经表示失去信誉。
牛刀还列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经济泡沫破灭而引发的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经济危机惨状,表示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现在迹象已经出现。
牛刀表示,目前没有救市手段。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护泡沫,终究难逃最后的破灭,越往后拖危害越大。中国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而是全局性的。一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摧毁的将不仅仅只是经济体系;由此导致的银行的破产,将会导致政权的崩溃。
郎咸平:中国经济面临八大危机 经济数据全面造假
7月20日,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大陆无锡"郎眼看钱荒"主题讲座上表示,大陆上半年经济数据从GDP到通胀到外贸到顺差,全是假的,尤其是外贸数据,掺水十倍。
中国经济已进入最可怕的滞胀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今年6月钱荒,标志着金融海啸正式爆发。
郎咸平盘点中国经济八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 通胀,地方政府相继破产 国企危机 民企危机爆发 银行 股市 地产
牛刀:中国房地产泡沫2014将全面爆发
此前,牛刀撰文分析并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从2012年开始,2014将全面爆发,2015年中国房价泡沫彻底破灭,包括一线城市,跌得最苦的可能是北京。
牛刀预测,房产泡沫的破裂将导致实体制造业的全面倒闭,从而陷入大萧条,并导致金融危机,最终将引爆地方债务。2015年将是中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一年,银行破产无法避免,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也影响到政权。
去年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说,十二五期间可能要发生一场经济危机。引发这场危机爆发,经济方面的原因可能性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个是地方债务危机。
日前,中国经济放缓,各种危机突显。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被外界普遍质疑。7月,中国高温持续蔓延却未见"电荒";权威机构如汇丰银行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PMI持续下滑,被经济学家解读为中国经济恶化的两大铁证。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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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牛刀:中国危机不仅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牛刀
所谓经济危机,那就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挽救。指望救市,那是天晓得。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搞起来的石化产业泡沫几次面临崩溃都被戈尔巴乔夫印钞维护资金链,这肯定不是不想救市,结果石化产业泡沫最终难逃破灭,很多人血本无归,社会由此动乱,最后被叶利钦夺走了权力。穆巴拉克、萨达姆、卡扎菲不都想救市吗?但是,救起来了没有?没有。结果如何,这些独裁者的下场大家都知道,滥用权力后的恶果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我希望救市,手段是什么?真的没有,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护泡沫,终究难逃最后的破灭,越往后拖危害越大。所谓的货币存量就是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坏账的量,这些坏账项目(多数应该是房地产)实质已经破产,随着融资数额越滚越大,利率不断抬高(参考理财产品收益),其收益终将连融资利息也无法偿还,走向坏账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因此所谓的激活存量货币是无稽之谈,这些表面的富余货币已经套牢在房地产泡沫、亏损过剩产业项目中,是无效货币,是08年来无效投资(包括高铁)造成的坏账,是金融系统(银行和影子银行)内部失控,违规、欺诈放贷造成的坏账。而这些无效货币在金融系统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中被不断放大,继续放水只能不断吹大地产泡沫,加速企业、个人破产,走向社会解体。
来吧,这正是全球国际资本所希望看见的,或许他们正在等待这一天。中国楼市投机客的悲剧是,不知道当今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货币混战的时代,无数的资金都在寻找新经济体国家的金融漏洞和房价泡沫,只怕没有机会。经济危机如果救得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爆发一场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不错,中国已经习惯救市,历来如此,手段就是印钞,当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印钞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远的不说,从2009年以来,就是已经发生三次,不妨再来。救市的好处是暂时掩盖了危机的爆发,让虚假繁荣继续下去;坏处是,不断走上绝路,直到走不通为止。这种危机的爆发,摧毁的可能不仅仅只是经济体系,也有可能影响到政权。只有集权资本主义才会产生这种危机,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会。
中国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而是全局性的。一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想要再捂住已经不可能。我们一再唿吁和呐喊只是为了提醒当局注意风险,别无他意。如果不听,那你就再救市吧。1985年,当时全球新经济体国家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美联储只用3个加息,就有40多个国家经济泡沫破灭,其中,墨西哥国家破产;日本当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错下去的,最后失去20年;东南亚泡沫在1997年彻底破灭,香港房价在5个月内跌去68%。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现在迹象已经出现。救吧,我等着。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将蝉联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给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 & Co.),财经界对此密切关注,各种评论都有。有人评论说,这凸显出中美两国经济命运的转变。我的评论是:这是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一个信号,表明危机即将爆发。对中国来说,政府的信誉主要表现在银行,而银行滥发货币已经表示失去信誉;而由此导致的银行的破产,将会导致政权的崩溃。这是中国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地方的。千万谨慎!
顺便说一句,许多中国人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误解,我在《黄金崩溃》一书的附记中做过全面分析。美联储是无权滥发货币的。滥发货币的国家只有极权资本主义国家。
所谓经济危机,那就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挽救。指望救市,那是天晓得。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搞起来的石化产业泡沫几次面临崩溃都被戈尔巴乔夫印钞维护资金链,这肯定不是不想救市,结果石化产业泡沫最终难逃破灭,很多人血本无归,社会由此动乱,最后被叶利钦夺走了权力。穆巴拉克、萨达姆、卡扎菲不都想救市吗?但是,救起来了没有?没有。结果如何,这些独裁者的下场大家都知道,滥用权力后的恶果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我希望救市,手段是什么?真的没有,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护泡沫,终究难逃最后的破灭,越往后拖危害越大。所谓的货币存量就是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坏账的量,这些坏账项目(多数应该是房地产)实质已经破产,随着融资数额越滚越大,利率不断抬高(参考理财产品收益),其收益终将连融资利息也无法偿还,走向坏账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因此所谓的激活存量货币是无稽之谈,这些表面的富余货币已经套牢在房地产泡沫、亏损过剩产业项目中,是无效货币,是08年来无效投资(包括高铁)造成的坏账,是金融系统(银行和影子银行)内部失控,违规、欺诈放贷造成的坏账。而这些无效货币在金融系统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中被不断放大,继续放水只能不断吹大地产泡沫,加速企业、个人破产,走向社会解体。
来吧,这正是全球国际资本所希望看见的,或许他们正在等待这一天。中国楼市投机客的悲剧是,不知道当今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货币混战的时代,无数的资金都在寻找新经济体国家的金融漏洞和房价泡沫,只怕没有机会。经济危机如果救得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爆发一场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不错,中国已经习惯救市,历来如此,手段就是印钞,当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印钞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远的不说,从2009年以来,就是已经发生三次,不妨再来。救市的好处是暂时掩盖了危机的爆发,让虚假繁荣继续下去;坏处是,不断走上绝路,直到走不通为止。这种危机的爆发,摧毁的可能不仅仅只是经济体系,也有可能影响到政权。只有集权资本主义才会产生这种危机,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会。
中国的危机已经不仅仅只是房价泡沫这么简单,而是全局性的。一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想要再捂住已经不可能。我们一再唿吁和呐喊只是为了提醒当局注意风险,别无他意。如果不听,那你就再救市吧。1985年,当时全球新经济体国家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美联储只用3个加息,就有40多个国家经济泡沫破灭,其中,墨西哥国家破产;日本当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错下去的,最后失去20年;东南亚泡沫在1997年彻底破灭,香港房价在5个月内跌去68%。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2014年的中国,现在迹象已经出现。救吧,我等着。
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将蝉联了六年之久的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给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 & Co.),财经界对此密切关注,各种评论都有。有人评论说,这凸显出中美两国经济命运的转变。我的评论是:这是中国信贷泡沫破灭的一个信号,表明危机即将爆发。对中国来说,政府的信誉主要表现在银行,而银行滥发货币已经表示失去信誉;而由此导致的银行的破产,将会导致政权的崩溃。这是中国和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地方的。千万谨慎!
顺便说一句,许多中国人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误解,我在《黄金崩溃》一书的附记中做过全面分析。美联储是无权滥发货币的。滥发货币的国家只有极权资本主义国家。
2013年8月1日星期四
神木金融风暴1年200老板失踪
2013-08-01 19:41 中国新闻周刊网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6.45,0.08,1.26%)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2005、2006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14.49,0.52,3.72%)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恒源煤电(7.63,0.16,2.14%)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跌影响,可能会损失利息,但本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此次,受到到冲击最大的,则是那些被诈骗的中产民众。很多人都是把几十年节省下来的钱都给投了进去。今年3月13日,刘旭明已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神木公安证实,相当一部分资金已经被刘旭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买车以及挥霍。刘旭明非法募集的3亿多元的资金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追缴回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神木政府尚未表达兜底意愿。老板跑路、资金追缴困难,民众的愤怒的情绪,终于被7月12日那条短信所点燃。数天后,县委县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恢复往日平静,但民间借贷的危机并未解除。
下个引爆点,或许就隐藏在县城窟野河西岸那一排排尚未完工的高层住宅里。7月末,尽管神木新盘价格依然坚挺,但二手房的报价已经开始下滑,一些去年还值100万的房子,如今已有人开出70万的价格甩卖。考虑到今年年底,还有4000套保障房将进入市场,届时神木房价的变动,势必将再度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系化名)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一条四十多字的信息,让中国西部最富裕的县城,险些陷入混乱。
7月12日,一些神木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信:“神木经济一落千丈,神木人民人人要账,三角债务你拖我拖,现任领导要跑神木不得解放,定于15日上午10时在广场集会。”
3天后,数百人围上了县委县政府大楼,直到傍晚才散去。
尽管4名据称是散布谣言者已为警方控制,政府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也刊发消息澄清事态,但这依然难以安抚神木人脆弱的神经:过去半年,煤炭价格暴跌,停产企业不计其数,老板跑路、自杀传闻接连不断,许多人放出去的钱都有去无回,数代人积累的财富打了水漂。
深陷民间借贷困局的神木,会成为下一个鄂尔多斯(6.45,0.08,1.26%)吗?
煤市变局
从神木市区驱车往西,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西沟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塬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家煤矿。乡村柏油路上的大货车碾压出的一道道车辙,记录着昔日的繁荣。
7月末的一天,大圪达煤矿的两层白色办公楼二十多间办公室里,大部分都锁上了门,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网打盹儿,留守看门。大青壕煤矿、碱房沟煤矿,这些开采了十多年的产煤大户一下子安静下来。
四十出头的陈斌,经营着西沟一座煤矿,他身材瘦削,嘴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基本没断过火。尽管厂子里早就不出煤了,但是每隔几天,他还是会过来看一看。陈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去年底,当地大部分乡镇私营煤矿陆续停产,少数还在生产的几家,产量也大不如前。
神木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煤炭已经不再是抢手货,当地俗称的三八块煤,2008年顶峰时一吨能卖上800多元,现在只有一半价,仅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就跌了快三分之一,可谓煤灾。
在陈斌矿上的货场里,几个小山包般的煤堆,去年起就堆在那里,几月都没人问津。原来河北、山东的客户现在都买从美国海运的进口煤,到岸价和西沟坑口价差不离。县里的几个电厂,用煤也不如以前多,今年头三个月,神木全县的火力发电比去年同期少发54.5亿度,电厂的库存煤都够烧好几个月。
上个月,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卖出10万吨,刨去给介绍人20%的提成,陈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煤是越放越不值钱”,陈斌说,热值为6100大卡的优质发电煤,放上一个月,就成为了5400大卡,质量等级一下子就下了一个台阶。
停产成了煤老板们不得已的选择。
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大整合后,中央省市三级国企基本垄断了神木煤炭开采,私人、乡镇煤矿尽管在企业数量上仍占多数,但在全县煤炭产量总盘子的份额下滑到了11%,对于神木地方财政而言,仍有明显的影响。
神木县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县国有煤矿产量微增1%左右,而非国有煤矿产量同比下降13.9%,但同期该县财政总收入同比却减少了26%多。而今年头两个月,辖区内企业上缴利税同比减少了31%。
考虑到神木的财政收入八成以上来自煤炭,由此推算,实际减产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而这也是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今年4月的一次会上,雷正西对着台下的民营企业家说,未来几年是国内煤炭产能集中释放期,煤炭资源不再“奇货可居”,这个时候如果停产观望,看似“隔岸观火”,实则自断活路,现在手头的煤炭资源有可能由“活宝”变成“死宝”。他要求煤老板们“有煤快挖,有水快流,充分释放工业产能”。
神木县曾规划今年煤炭产量再增加1000万吨。雷正西早年当过中学老师,出口成章,但是任凭怎样的好口才,也难以说动煤老板们再把矿工找回来,重新开工。
借贷疯狂
神木的民间借贷,最早始于煤矿投资。据《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当地人士处了解,目前仍然有至少四成以上的民间借贷资金沉淀在煤炭行业。
那是在2002年前后,陈斌回忆,当时,一块几平方公里的矿山,中标价不过数百万,三四个亲戚,一人凑个百八十万入股,事情就成了。
这年,陕西启动建设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当时思路是利用榆林、延安两地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提出形成1亿吨原煤生产能力的目标,实现“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产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9月,作为榆林能源重化基地建设的骨干项目,神木锦界电厂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次月破土动工,当时的一期工程总投资110亿元,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被陕西省视为“中央在国庆期间为我省,特别是陕北人民送上的一份最为珍贵的厚礼”。
火电建设的高潮,也极大刺激了对发电用煤的需求,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也从2002年的150元左右涨到了2005年的270元,几乎翻了一倍。这期间,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等中央省属企业虽然产值迅速膨胀,但对地方财税贡献有限,神木政府开始组建煤炭开采的县级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煤矿开采。
到了2005、2006年,煤矿招标价格早已翻番,再像陈斌那样单靠身边亲戚朋友凑股,已经跟不上形势。当时,小额贷款公司还未落地,整个神木县城都没几家典当行,商业银行几乎不向中小企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几乎成为私人开发煤矿的唯一资金渠道。
于是,陈斌的融资圈子,开始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融资方式也从入股,变成了打借条。据陈斌回忆,当时的月息一般在一分五厘到两分之间,折合年利息最高不超过24%,还不到煤炭开采利润的一半,快的时候,本钱不到一年就能还上。
到了2007年,优质电煤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吨530元,神木的民间借贷也随之出现井喷。
那时,来神木运煤的卡车昼夜不断,堵车时,在301省道和204省道上,形成的长达数十公里的车队,成为陕北一景。稍有家底的神木人,都开始想方设法找煤矿放款,而煤老板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撬动更多的项目。
一夜之间,在神木最繁华的东兴街上,几乎是十步一家典当行、百米一间担保公司,有的是在街边挂牌经营,有的则直接开在居民楼里。两三年间,不大的县城里,聚集了不下上千家这样的地下钱庄。
神木由存款人、“地下钱庄”和借款人三方组成了民间融资机器高速运行。地下钱庄,大都是几个熟人合伙经营,少数为企业出资。存款人一般是“地下钱庄”经营者的亲戚、朋友。此外,还包括少数像龚爱爱这样的银行管理层直接把银行贷款注入地下钱庄。
当时,“地下钱庄”从存款人手中以月利率为2%到3%吸收现金,再以月利率为3%到4%放给借款人,快的两三个小时后就能放款,而存款人每三个月就能拿到地下钱庄返还的利息。
在2009年以前,煤价坚挺时,民间借贷资金都投向了煤炭,当时一吨面煤的生产成本不过200元出头,而售价则高达400多,利润几乎是百分之百,仍能覆盖当时地下钱庄的借款成本达年息48%,只要煤炭价格仍然保持在高位,并无大风险。
资金“脱煤”
2010年,神木的民间借贷渐入高潮。
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北边的鄂尔多斯,当时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的存款月息已经达到了4分到5分,比神木本地的利率高了近一半,一些神木的地下钱庄经受不住高利率的诱惑,开始把钱投向鄂尔多斯,彻底脱离了煤矿。
据神木当地多位典当行和担保公司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最初,流向鄂尔多斯的资金中,有超过一半是投到了房地产,当时,这座人均GDP堪比香港的城市,其住宅价格正从均价三千向一万五奋进。
神木的房子也越盖越高,以前东兴街上的几家老的星级酒店,多少年都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地标建筑。到了2010年,城南、城西的塬上,起了二十多层的住宅楼,县城一下子就长高了。以前老神木人都瞧不上的地方,房价也一个劲地往上飙,一些繁华地段的新盘一度卖到了每平方米近2万元。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开建近10年后,榆林在陕西省的经济排名从第七升至第二,仅次于西安。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在2011年,人均GDP就超过17万元,逼近鄂尔多斯。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2010年开始,12年义务教育、轰动全国的“免费”全民医疗,诸多光环开始戴到这个西北小城的头上。
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神木催生了上千名身家过亿的富豪,那时当地流行一个段子,东兴街上一堵车,马路上就成了豪车展,悍马、路虎比比皆是,洋酒庄、高级会所,一下子从北京、西安这些大城市里复制过来,县城里繁华路段人行道上都铺上了花岗岩,就连东山的黄土坡上,也装了景观灯,一到夜晚,整座山包都闪闪发光,仿佛流星坠地。
资金掮客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据当地人介绍,当时只要家里门口停上几辆豪车,在东兴街上的大酒店里租上一间套房,地下钱庄就算开张了。此时,一些人,则打着煤炭的旗号,搞诈骗,民间借贷开始变味。
2011年6月,30岁的神木当地人刘旭明称,他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长青集团(14.49,0.52,3.72%)处,接手了位于阿左旗石驼山矿区煤炭资源详查探矿权证。于是,这个家境普通的年轻人,仅凭借这么个虚构的“故事”,就募集了3亿多元资金。
一位曾经借钱给刘旭明的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旭明平日里出手阔绰,此前在2010年举办婚礼时,车队中光加长林肯轿车就有二十多辆,还请来一些二三线明星表演节目助兴,整个婚礼的花销据说超过数百万。这些都强化了当地人对刘旭明是“有钱人”的印象。一些人打听着找上门来给刘旭明送钱,要求入内蒙古煤矿的股。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底,神木民间借贷用于煤炭等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40%,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15%,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占40%,投机及不明用途的占5%,进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一般生产经营的资金比例并不占主体。
老板跑路
陈斌家里两代人都是做煤炭生意,到了2011年底,连他60多岁的父亲都觉得利息已经高得离谱。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三分左右,甚至有的在三分五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通超过四分,有的达到了五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于是陈斌陆陆续续把神木、鄂尔多斯、府谷的煤矿的几座煤矿出让,接盘者大都为国企,陈斌用卖矿的钱,在北京、上海购置了写字楼、高档公寓,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了炒房人。
陈斌的选择并非个案。新民沟沙渠煤矿老板王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去年就把矿给盘出去,实在干不下去,也不想干了。
仅今年6月份,神木县就达成了两宗煤矿转让,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神府经济开发区赵家梁煤矿老板白治彪,把一块27平方公里矿区剩余的3年多采矿权,以1.1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省属国企陕西恒源煤电(7.63,0.16,2.14%)集团赵家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该矿年产量约50万吨,在当地私人煤矿中,规模已属大型。
煤老板转型之际,正值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如滚雪球般飞速膨胀。据中央财经大学专门研究民间金融的李建军(微博)教授测算,截至2011年底,神木县民间资金总规模在500亿元左右,民间融资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和煤价暴跌,则把神木的民间借贷推倒了悬崖边上。
2011年底,鄂尔多斯的房价从顶峰的一万多,跌到了两三千,在康巴什新区,一些房子眼看就要封顶,因为没钱,只好停工。但是,鄂尔多斯的危机余震,在数个月之后,才传导到神木。
2012年春节一过,好多人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拿到分红,路边的典当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不再开门,而常设在星级酒店里的投资公司悄无声息地早就退了房,手机里熟悉的老板电话不是成了空号,就是转到小秘书来电提醒。
老板们跑路、自杀的新闻频传。这年底,号称神木县“集资大王”的刘旭明、乔秀峰、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拥有数百套房产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闻,其“房姐”身份在全国曝光后的销声匿迹则引发了公众的恐慌。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跑路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神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几次内部会议上,县委书记雷正西也称跑路的老板为“害群之马”。
政府维稳机器随之启动。2013年1月,神木县成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乡镇上报当地涉及非法集资的数额和人数,到了6月,神木警方已经刑拘了近百个非法集资嫌疑人。7月9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神木调研时称,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要分类处置借贷暴露出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督办,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无人续贷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由于上线跑路、下线又无新的资金注入,眼下,神木的民间借贷一如高悬的堰塞湖,区域性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7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办理房产抵押为由,在神木县城内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得到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均被拒绝,其中一家工作人员直接表示,账上没钱,过些日子再来问问。
银行也闹起了钱荒。一位当地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支行开张到现在还没有盈利,每到月末,还得四处找关系拉存款,走一天的账,熬过上级对存贷比的监管。
钱荒迫使银行不得不惜贷。中国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330.2亿元,比年初减少了27%,而同期的贷款金额比年初大幅减少了85%。这一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鄂尔多斯。
神木的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此影响,神木今年安排的原计划总投资达89亿元的15项在建重点工程,到了3月底,总投资尚不足8亿元,也出现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神木城西二郎山上的庙里,香火比起往年更加旺盛,当地人说过去是为了求财,现在时运不济,烧香是为保财,指望放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
许多当初放款给地下钱庄的当地人,如今手头上多少都有几套位于康巴什新区的“豪宅”,都是上线打发来抵押的,虽然地处“鬼城”,但还残存着一丝希望。“这已经算不错的”陈斌说,有几套房子在那里,就等着慢慢涨吧。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神木当地人士处了解到,很多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在过去一年多已经陆续将手头的煤矿出清,基本上躲过一劫。那些在高位接盘煤矿的资金,虽然受煤价暴跌影响,可能会损失利息,但本金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此次,受到到冲击最大的,则是那些被诈骗的中产民众。很多人都是把几十年节省下来的钱都给投了进去。今年3月13日,刘旭明已被神木警方刑拘,4月18日被神木检察院批准逮捕,神木公安证实,相当一部分资金已经被刘旭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买车以及挥霍。刘旭明非法募集的3亿多元的资金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追缴回来,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神木政府尚未表达兜底意愿。老板跑路、资金追缴困难,民众的愤怒的情绪,终于被7月12日那条短信所点燃。数天后,县委县政府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已经恢复往日平静,但民间借贷的危机并未解除。
下个引爆点,或许就隐藏在县城窟野河西岸那一排排尚未完工的高层住宅里。7月末,尽管神木新盘价格依然坚挺,但二手房的报价已经开始下滑,一些去年还值100万的房子,如今已有人开出70万的价格甩卖。考虑到今年年底,还有4000套保障房将进入市场,届时神木房价的变动,势必将再度挑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系化名)
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债务和影子银行,中国的定时炸弹
作者 RFI 古莉
债务和影子金融体系是威胁中国的定时炸弹。法新社周二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受金融系统不平衡之害,正在与爆炸性的公共债务搏斗。专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不受监控的信贷票据泛滥,如同一些计时炸弹,时刻准备爆炸。
中国审计署周日(7月28日)宣布“紧急”审计公共债务,表示未来几天将派遣审计人员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债务情况摸底查核。这次审计是继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次审计政府债务。2011年的审计对象是省、市、县三级,这一次加上中央和乡,共为5级。据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经济师估计,2011年夏天审计过后,中国省、市地方政府的债务从10万零7000亿元猛增到17万5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当局的这个警号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公布一周之后发出的。国际货币基金估计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净增长接近GDP的45%,表示这个比例令人担心。但据渣打银行的报告估算,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要占到国内GDP的78%。一般认为,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60%,就到了警戒线,超过这个比例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法新社引述分析说,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经济活动,大量举债兴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造豪华政府办公楼等场所。有时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脱离经济现实,没有带来真正的盈利。
又鉴于地方的税收大部分上交中央,出售土地不动产是地方政府的唯一大宗收入来源,但实际上卖地的收入有限度,因此地方政府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举债。北京中央政府决定结束这样的轻率冒进行为。为此,北京最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暂停一切楼堂馆所的建设项目,期限为5年。
不过,与此同时,私营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趋势。这些机构大部分是国家调控之外的影子银行或金融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和经营小额贷款的地方,在国家大银行系统之外,向人们提供贷款。
这个与国营大银行同时存在的金融系统,被称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在中国飞速的发展,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估指出,从2010年到2012年年末,中国影子银的规模已经达到2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55%。
法国兴业银行音译名叫姚伟的分析师表示,人们之所以向影子银行借贷,并非是心里多么愿意,而是因为国家控制的银行通常更愿意贷款给大型国有集团,国有银行瞧不起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不够可靠,与政府官员的交往也少。
除了公司和个人之外,地方政府通常也不容易在传统的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地方政府便通过建立特殊经济实体向影子银行融资。而金融机构的猛增通常会埋伏下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工作组负责人罗德 劳尔(Markus Rodlauer)指出,过去5年,中国传统银行和非传统银行的累计新增贷款额迅速增加,从2008年占GDP的130%,到2012年占GDP的200%。他表示,中国金融部门发展迅速,是需要强调的风险之一。以国际货币基金在其他地区的经验而言,面对金融部门如此迅速发展,需要更加谨慎。因为在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等方面都可能出问题。
法新社说,今年6月震动中国银行拆借市场的严重危机再度引发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担忧。中国央行在6月底曾宣布,将会保障货币市场的稳定。中国央行在本周二又出乎预料地宣布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大约28亿美元。
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和王秦伟(Qinwei Wang)认为,很多借给公营机构的贷款将永远得不到偿还,到一定时候,国家需要接济地方政府为贷款而成立的经济实体。但那时,这个过程未必会平缓进行。
债务和影子金融体系是威胁中国的定时炸弹。法新社周二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受金融系统不平衡之害,正在与爆炸性的公共债务搏斗。专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不受监控的信贷票据泛滥,如同一些计时炸弹,时刻准备爆炸。
中国审计署周日(7月28日)宣布“紧急”审计公共债务,表示未来几天将派遣审计人员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债务情况摸底查核。这次审计是继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次审计政府债务。2011年的审计对象是省、市、县三级,这一次加上中央和乡,共为5级。据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经济师估计,2011年夏天审计过后,中国省、市地方政府的债务从10万零7000亿元猛增到17万5000亿元人民币。
北京当局的这个警号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公布一周之后发出的。国际货币基金估计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净增长接近GDP的45%,表示这个比例令人担心。但据渣打银行的报告估算,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要占到国内GDP的78%。一般认为,如果政府债务占GDP的60%,就到了警戒线,超过这个比例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法新社引述分析说,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经济活动,大量举债兴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造豪华政府办公楼等场所。有时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脱离经济现实,没有带来真正的盈利。
又鉴于地方的税收大部分上交中央,出售土地不动产是地方政府的唯一大宗收入来源,但实际上卖地的收入有限度,因此地方政府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举债。北京中央政府决定结束这样的轻率冒进行为。为此,北京最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暂停一切楼堂馆所的建设项目,期限为5年。
不过,与此同时,私营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趋势。这些机构大部分是国家调控之外的影子银行或金融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和经营小额贷款的地方,在国家大银行系统之外,向人们提供贷款。
这个与国营大银行同时存在的金融系统,被称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在中国飞速的发展,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估指出,从2010年到2012年年末,中国影子银的规模已经达到2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55%。
法国兴业银行音译名叫姚伟的分析师表示,人们之所以向影子银行借贷,并非是心里多么愿意,而是因为国家控制的银行通常更愿意贷款给大型国有集团,国有银行瞧不起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不够可靠,与政府官员的交往也少。
除了公司和个人之外,地方政府通常也不容易在传统的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地方政府便通过建立特殊经济实体向影子银行融资。而金融机构的猛增通常会埋伏下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工作组负责人罗德 劳尔(Markus Rodlauer)指出,过去5年,中国传统银行和非传统银行的累计新增贷款额迅速增加,从2008年占GDP的130%,到2012年占GDP的200%。他表示,中国金融部门发展迅速,是需要强调的风险之一。以国际货币基金在其他地区的经验而言,面对金融部门如此迅速发展,需要更加谨慎。因为在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等方面都可能出问题。
法新社说,今年6月震动中国银行拆借市场的严重危机再度引发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担忧。中国央行在6月底曾宣布,将会保障货币市场的稳定。中国央行在本周二又出乎预料地宣布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大约28亿美元。
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和王秦伟(Qinwei Wang)认为,很多借给公营机构的贷款将永远得不到偿还,到一定时候,国家需要接济地方政府为贷款而成立的经济实体。但那时,这个过程未必会平缓进行。
2013年7月30日星期二
人民币贬值会是李克强的经济药方吗?
Craig Stephen
考虑到中国刺激经济的选择越来越少,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振经济的做法可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会迫使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贬值?本文作者Craig Stephen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过去一些年,每当中国经济遭遇颠簸时,执行刺激性的支出措施就成了默认的解决方案。但目前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似乎已被取代,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已承诺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质量更高、但速度放缓的经济增长。
不过就在上周,中国政府似乎又想重走老路,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诺中国经济的下限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问题是,仅仅在数天之后,外界猜测李克强可能会走的这条老路似乎就行不通了。
不仅多数省份都未能完成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中国审计署还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的债务进行审计。
上证综合指数周一跌破2,000点大关,这意味着多数市场人士预计审计结果不会给市场带来好消息。事实上,如果评级机构的警告值得一听的话,中国政府可能应该做好救助地方政府的准备,而不是推出更多的刺激举措。
惠誉今年4月下调了中国主权评级,并警告称,中国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债务问题可能需要中央政府救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50%,较中国官方估计的比例高出一倍多。
地方政府债务带来了其他风险。除了债务规模过高和透明度较低等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可能引起审计人员的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融资对利率和资产价格都较为敏感。
中国大陆也很不幸地追随了香港的政府财政寻租模式,高地价最终绑架了其他所有政策,其结果是这种财政的脆弱性很可能限制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做出的政策应对。
现在,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经济似乎成了为数不多的政策选项之一。
虽然这可能会招致政治批评,但中国只是在采用那些希望通过经济刺激和通货再膨胀来摆脱债务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实施的政策。最近的例子当然是日本及其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反对人民币贬值的论据是,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它会阻碍中国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倚重内需来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努力。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论据似乎也有缺陷。
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方面。人民币汇率水平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工业领域价格进一步下降的问题也暗示人民币贬值将使该领域受益。目前中国生产者价格已连续16个月出现下降。
反对人民币贬值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民币走强能鼓励人们购买更多进口产品,从而提振消费。但中国最近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
人民币走强并未提高中国萎靡不振的消费支出,目前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左右,该比例约为美国的一半。不过,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实似乎大大刺激了海外购物。去年,中国游客的海外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
也许出现这种国内节俭、出国挥霍矛盾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走高使得人民币在海外要值钱多了。
维持人民币强势的另一个政策原因是,这与中国政府的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项目开放计划是相符的。人民币贬值将削弱市场对人民币投资和保值的信心,进而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资本项目的努力。
如果中国政府的确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面开倒车,那么可能面临巨大损失的利益集团将是金融行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可以给金融业推出新的人民币产品带来很多机会。但如果要在经济增长与增强人民币投资的吸引力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应该会胜出。
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可能只需要加快资本帐户开放。中国6月份的疲软出口数据以及资本外流表明,人民币已经存在贬值压力。
法国农业信贷集团(Credit Agricole)称,上周中国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下限的举措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汇率机制也将很快市场化。
不过另一些分析师们也警告称,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不是中国政府主动在人民币汇率方面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而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软可能会迫使中国政府采取这种举措。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情景假设”也预计人民币将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这一假设预计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6%以下。该行预计,这可能推动美元兑人民币现汇汇率升至7元,也就是人民币兑美元名义贬值10%。
华尔街日报译自MARKETWATCH
考虑到中国刺激经济的选择越来越少,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振经济的做法可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会迫使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贬值?本文作者Craig Stephen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过去一些年,每当中国经济遭遇颠簸时,执行刺激性的支出措施就成了默认的解决方案。但目前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似乎已被取代,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已承诺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质量更高、但速度放缓的经济增长。
不过就在上周,中国政府似乎又想重走老路,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诺中国经济的下限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问题是,仅仅在数天之后,外界猜测李克强可能会走的这条老路似乎就行不通了。
不仅多数省份都未能完成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中国审计署还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的债务进行审计。
上证综合指数周一跌破2,000点大关,这意味着多数市场人士预计审计结果不会给市场带来好消息。事实上,如果评级机构的警告值得一听的话,中国政府可能应该做好救助地方政府的准备,而不是推出更多的刺激举措。
惠誉今年4月下调了中国主权评级,并警告称,中国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债务问题可能需要中央政府救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50%,较中国官方估计的比例高出一倍多。
地方政府债务带来了其他风险。除了债务规模过高和透明度较低等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可能引起审计人员的警惕,因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融资对利率和资产价格都较为敏感。
中国大陆也很不幸地追随了香港的政府财政寻租模式,高地价最终绑架了其他所有政策,其结果是这种财政的脆弱性很可能限制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做出的政策应对。
现在,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经济似乎成了为数不多的政策选项之一。
虽然这可能会招致政治批评,但中国只是在采用那些希望通过经济刺激和通货再膨胀来摆脱债务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实施的政策。最近的例子当然是日本及其安倍经济学(Abenomics)。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反对人民币贬值的论据是,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它会阻碍中国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倚重内需来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努力。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论据似乎也有缺陷。
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方面。人民币汇率水平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工业领域价格进一步下降的问题也暗示人民币贬值将使该领域受益。目前中国生产者价格已连续16个月出现下降。
反对人民币贬值的另一个理由是,人民币走强能鼓励人们购买更多进口产品,从而提振消费。但中国最近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
人民币走强并未提高中国萎靡不振的消费支出,目前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左右,该比例约为美国的一半。不过,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实似乎大大刺激了海外购物。去年,中国游客的海外支出达到了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
也许出现这种国内节俭、出国挥霍矛盾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走高使得人民币在海外要值钱多了。
维持人民币强势的另一个政策原因是,这与中国政府的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项目开放计划是相符的。人民币贬值将削弱市场对人民币投资和保值的信心,进而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资本项目的努力。
如果中国政府的确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面开倒车,那么可能面临巨大损失的利益集团将是金融行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可以给金融业推出新的人民币产品带来很多机会。但如果要在经济增长与增强人民币投资的吸引力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应该会胜出。
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可能只需要加快资本帐户开放。中国6月份的疲软出口数据以及资本外流表明,人民币已经存在贬值压力。
法国农业信贷集团(Credit Agricole)称,上周中国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下限的举措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汇率机制也将很快市场化。
不过另一些分析师们也警告称,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不是中国政府主动在人民币汇率方面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而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软可能会迫使中国政府采取这种举措。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情景假设”也预计人民币将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这一假设预计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6%以下。该行预计,这可能推动美元兑人民币现汇汇率升至7元,也就是人民币兑美元名义贬值10%。
华尔街日报译自MARKETWATCH
2013年7月27日星期六
牛刀被清空的博文:信贷激活是个谎言
“信贷激活”这个词在网上很火爆,其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准备将庞大的泡沫资产“活”起来,让炒房客和开发商又看到希望。
中国银行的信 贷不管如何的庞大,已经沦为彻底的无用资产,这种资产在美国称为有毒资产,而在中国是一个骗局,完全是死资产,根本无法激活。其原因是:一是本该破产的企 业没有破产,这种企业大多是央企,完全发不出工资,他们接到指令,可以在银行贷款发工资,不能让工人失业,这种信贷根本就是有去无回;二是2009年发行 4万亿基础货币的同时,有13万亿的信贷是无抵押信贷,也就是只要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就可以拿到巨额贷款,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和各级官员的贪腐,根 本就不用考虑归还,也无法归还;三是中国房地产的严重过剩,空置房遍布全国各个城市,已经占用大约22万亿信贷资金,基本成为死钱;四是由于外汇储备的泡 沫巨大,外汇占款很大一部分已经流失海外,成为无法激活的信贷,因为这些钱的抵押品是外汇储备。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中国银行业的烂账坏账是个天文数据,根本就不是银监会负责人在某次论坛所说,“不用担心钱荒,中国流动性没有问题。”这话说的简直是玩笑话。
那 么,目前这个“激活信贷”是个概念呢?起码到现在为止,市场没有看见任何政策出台,这个说明,所谓“激活信贷”根本就不可能,不仅不能激活,还要不断以来 新增货币来维护,继续中国经济的大骗局,就这个意义来说,“激活信贷”一样也是一个骗局,因为根本不可能激活,只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危机爆发,才能彻 底消灭这些有毒资产,摧毁一切泡沫。
牛刀被清空的博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2e4fh.html
中国银行的信 贷不管如何的庞大,已经沦为彻底的无用资产,这种资产在美国称为有毒资产,而在中国是一个骗局,完全是死资产,根本无法激活。其原因是:一是本该破产的企 业没有破产,这种企业大多是央企,完全发不出工资,他们接到指令,可以在银行贷款发工资,不能让工人失业,这种信贷根本就是有去无回;二是2009年发行 4万亿基础货币的同时,有13万亿的信贷是无抵押信贷,也就是只要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就可以拿到巨额贷款,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和各级官员的贪腐,根 本就不用考虑归还,也无法归还;三是中国房地产的严重过剩,空置房遍布全国各个城市,已经占用大约22万亿信贷资金,基本成为死钱;四是由于外汇储备的泡 沫巨大,外汇占款很大一部分已经流失海外,成为无法激活的信贷,因为这些钱的抵押品是外汇储备。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中国银行业的烂账坏账是个天文数据,根本就不是银监会负责人在某次论坛所说,“不用担心钱荒,中国流动性没有问题。”这话说的简直是玩笑话。
那 么,目前这个“激活信贷”是个概念呢?起码到现在为止,市场没有看见任何政策出台,这个说明,所谓“激活信贷”根本就不可能,不仅不能激活,还要不断以来 新增货币来维护,继续中国经济的大骗局,就这个意义来说,“激活信贷”一样也是一个骗局,因为根本不可能激活,只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危机爆发,才能彻 底消灭这些有毒资产,摧毁一切泡沫。
牛刀被清空的博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2e4fh.html
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中国金融危局源头在实体
FT中文网撰稿人 刘海影

对于中国经济决策层而言,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第一,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与金融体系是什么关系?第二,是否可以挤压信贷泡沫而不引致“财务金融危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答案正确与否,可能将决定持续3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是否落幕。
新一届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不可持续性有清晰的认识,不出百天,已经密集出台了多项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显示了市场久未经历的强硬。很显然,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这不能不称为大胆的举措。
这一大胆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然而,中国金融危局不过是实体经济结构问题的反映,并对后者构成约束。如果政府高层对问题根源的诊断出现偏差,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2013年年初以来,经济增速萎靡不振,与之形成触目对比的,是信贷与社会融资总量的超常规增长。以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为例,2008年不足7万亿,2009年之后上了一个大台阶,约12~14万亿,2012年进一步提升到15.7万亿。而今年前5个月已经达到9.1万亿,同比增速高达52%;如果保持同样的速度,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今年将达到24万亿元。同时,货币总量已高达104万亿,与GDP之比接近200%,同比增速也达到15.8%,远高于年初计划的13%。
如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经济体并不缺钱,天量货币没有拉动经济增速是因为“货币空转”。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致力于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控制过剩产能规模,而恰是金融银行体系透过各类监管套利行为进行的大规模的、不审慎的融资行为导致货币与债务总量高速增长,令政府经济目标落空,并埋下巨大经济隐患。应对之道,是抽紧流动性,迫使银行体系减杠杆,并进而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
然而,这一诊断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
当前,在劳动力成本上扬、创新能力低下、人民币低估优势消失、出口增速跌至单位数、政府税费过高等等因素作用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出现实质性下滑,投资回报率也大幅降低。我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一文中曾经测算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到5.5%左右。固定投资多年超高速增长令许多行业出现严重的过剩产能,大量企业难以获得起码的投资回报率,必须依靠不断融资来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有很大的比例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难以顺畅退出,它们获得大量信贷资源,却无助于经济增长。
房地产企业受益于房价持续攀升,投资回报率高企。然而,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扬迫使房地产企业将其盈利悉数再投入,以至于现金流远差于利润。以万科为例,虽然历年利润优异,销售额高速增长,所得获利却全部用于以高昂价格增加土地储备,以至于“利润越高、现金流缺口越大”,万科的庞大账面利润只是转化为圈下的大片土地,利润增加并未如常规降低融资需求,反而是加大了对融资的需求。
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具有软财务约束,对项目的决策不以经济合理性为依据,而以地方政府的政治偏好为依据。激励不兼容下,负债越大发展越快,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债务的高速增长不难理解。根据中央审计署的数据,2010年之前地方政府债务按照3年翻番的速度增长;近年来虽经中央政府强力约束,其速度并未降低太多,只是使用了更加隐蔽的形式。
僵尸企业、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三个方面的情况都导致经济对信贷具有极大的需求,却无法对中国生产可能线边界的扩张做出贡献。而能够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实际贡献的民间经济却难以得到充分的融资服务,各类影子银行与地下金融只是部分地弥补了这一需求缺口,却要求前者付出极高的融资成本,约束了经济的增长。传统信贷受到监管部门“掌骨式监管”的控制,但这并不能阻止各类机构不断创造出以“监管套利”为核心的的金融创新,如银行同业业务、信托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等。两类经济体分别遭遇融资过剩与融资服务不足,两股力量作用之下,弱经济旺信贷事成必然。
如此,很明显,目前的金融危局,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
进一步分析,现在金融体系是由支付承诺构建的层级网络,货币是清偿支付承诺的工具之一,金融体系有能力发明各种各样的票据工具达到同样的目标。当支付承诺增加时,债务体系被扩张。如果是通过银行体系使得支付承诺增加,则货币数量上升。央行可以改变基础货币数量,例如以现金收购银行持有的债券,但这一行为并未更改支付承诺规模与数量,仅是不同形式的流动性之间的互换,因此不影响货币数量。换言之,央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量,但难以直接控制融资总量。事实上,每一个经济组织——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都是金融机构,都可以通过对支付承诺的更改来参与到信贷与货币的创造中来。因此,货币绝非中央银行的独占物,而是内生于每一个经济主体每时每刻的决策。
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货币空转”,不同类型的融资票据本来就是经由这些环节的输送才能最终变为融资,提供给实体经济。各类融资形式,从最直接的贷款、企业债券到更间接的同业存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等,都是这条输送通道的不同形式。出现在统计表格上的货币信贷量反映的是这一输送环节的加总数,它们最终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换言之,要救治金融危局,最终必须对实体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只动金融不动实体,难以达到目的。面对这一经济逻辑,中国经济政策可以有两种道路选择。
其一,主动爆破,终止对僵尸企业的融资支持,收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通道,忍受资产价格下跌、坏账剧增、企业倒闭与失业飙升,忍受经济增速跌至2%以下甚至负增长的可能性。银行将得到重组,央行将降息降准,人民币将贬值。在这样严厉的危机中,结构化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被实施。
其二,竭力维持,为避免企业倒闭潮与可能的金融债务危机,维持融资供应但控制其速度,为此也必须维持投资增速、资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而回避危机是为了赢得时间,展开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其中的核心是三点,第一,建设地方政府财务硬约束;没有这一条,融资资源仍将被用于低投资回报率项目,扩大庞氏融资规模,最终只会让迟来的危机以更大的规模爆发。第二,以国企改革、拍卖资产、扩大民资准入为核心,争取逐渐清理过剩产能。这个过程要允许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债转股、AMC等手段也将被使用。第三,在紧紧控制资本项的同时加大人民币的波动幅度,推行可控的汇率贬值。
从当前政治经济承受力来看,有可能第二条道路更加合理。需要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在没有做出完善诊断、周密计划的情况下,赫然引发金融动荡。按照前面的分析,融资要求源自实体经济需求,如果切断融资流,相当数量的企业将会倒闭,并引发突然的金融危机。这是第三种可能性。而这种被动的金融危机将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动荡,其代价是难以承受的。
据说凯恩斯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不过至少当下,我们是活着,即使是活得并不好,所有的人还是顽强地活下去,装着生命又长又美。上述三条道路,中国会走哪一条?又或者,还有更好的路径?未来几年,中国将是全球的关注焦点。
作者为经济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国经济下一步》,
对于中国经济决策层而言,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第一,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与金融体系是什么关系?第二,是否可以挤压信贷泡沫而不引致“财务金融危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答案正确与否,可能将决定持续3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是否落幕。
新一届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不可持续性有清晰的认识,不出百天,已经密集出台了多项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显示了市场久未经历的强硬。很显然,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这不能不称为大胆的举措。
这一大胆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然而,中国金融危局不过是实体经济结构问题的反映,并对后者构成约束。如果政府高层对问题根源的诊断出现偏差,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2013年年初以来,经济增速萎靡不振,与之形成触目对比的,是信贷与社会融资总量的超常规增长。以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为例,2008年不足7万亿,2009年之后上了一个大台阶,约12~14万亿,2012年进一步提升到15.7万亿。而今年前5个月已经达到9.1万亿,同比增速高达52%;如果保持同样的速度,新增社会融资总量今年将达到24万亿元。同时,货币总量已高达104万亿,与GDP之比接近200%,同比增速也达到15.8%,远高于年初计划的13%。
如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经济体并不缺钱,天量货币没有拉动经济增速是因为“货币空转”。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致力于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控制过剩产能规模,而恰是金融银行体系透过各类监管套利行为进行的大规模的、不审慎的融资行为导致货币与债务总量高速增长,令政府经济目标落空,并埋下巨大经济隐患。应对之道,是抽紧流动性,迫使银行体系减杠杆,并进而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
然而,这一诊断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
当前,在劳动力成本上扬、创新能力低下、人民币低估优势消失、出口增速跌至单位数、政府税费过高等等因素作用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出现实质性下滑,投资回报率也大幅降低。我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一文中曾经测算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到5.5%左右。固定投资多年超高速增长令许多行业出现严重的过剩产能,大量企业难以获得起码的投资回报率,必须依靠不断融资来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有很大的比例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难以顺畅退出,它们获得大量信贷资源,却无助于经济增长。
房地产企业受益于房价持续攀升,投资回报率高企。然而,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扬迫使房地产企业将其盈利悉数再投入,以至于现金流远差于利润。以万科为例,虽然历年利润优异,销售额高速增长,所得获利却全部用于以高昂价格增加土地储备,以至于“利润越高、现金流缺口越大”,万科的庞大账面利润只是转化为圈下的大片土地,利润增加并未如常规降低融资需求,反而是加大了对融资的需求。
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具有软财务约束,对项目的决策不以经济合理性为依据,而以地方政府的政治偏好为依据。激励不兼容下,负债越大发展越快,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债务的高速增长不难理解。根据中央审计署的数据,2010年之前地方政府债务按照3年翻番的速度增长;近年来虽经中央政府强力约束,其速度并未降低太多,只是使用了更加隐蔽的形式。
僵尸企业、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三个方面的情况都导致经济对信贷具有极大的需求,却无法对中国生产可能线边界的扩张做出贡献。而能够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实际贡献的民间经济却难以得到充分的融资服务,各类影子银行与地下金融只是部分地弥补了这一需求缺口,却要求前者付出极高的融资成本,约束了经济的增长。传统信贷受到监管部门“掌骨式监管”的控制,但这并不能阻止各类机构不断创造出以“监管套利”为核心的的金融创新,如银行同业业务、信托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等。两类经济体分别遭遇融资过剩与融资服务不足,两股力量作用之下,弱经济旺信贷事成必然。
如此,很明显,目前的金融危局,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
进一步分析,现在金融体系是由支付承诺构建的层级网络,货币是清偿支付承诺的工具之一,金融体系有能力发明各种各样的票据工具达到同样的目标。当支付承诺增加时,债务体系被扩张。如果是通过银行体系使得支付承诺增加,则货币数量上升。央行可以改变基础货币数量,例如以现金收购银行持有的债券,但这一行为并未更改支付承诺规模与数量,仅是不同形式的流动性之间的互换,因此不影响货币数量。换言之,央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量,但难以直接控制融资总量。事实上,每一个经济组织——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都是金融机构,都可以通过对支付承诺的更改来参与到信贷与货币的创造中来。因此,货币绝非中央银行的独占物,而是内生于每一个经济主体每时每刻的决策。
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货币空转”,不同类型的融资票据本来就是经由这些环节的输送才能最终变为融资,提供给实体经济。各类融资形式,从最直接的贷款、企业债券到更间接的同业存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等,都是这条输送通道的不同形式。出现在统计表格上的货币信贷量反映的是这一输送环节的加总数,它们最终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换言之,要救治金融危局,最终必须对实体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只动金融不动实体,难以达到目的。面对这一经济逻辑,中国经济政策可以有两种道路选择。
其一,主动爆破,终止对僵尸企业的融资支持,收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通道,忍受资产价格下跌、坏账剧增、企业倒闭与失业飙升,忍受经济增速跌至2%以下甚至负增长的可能性。银行将得到重组,央行将降息降准,人民币将贬值。在这样严厉的危机中,结构化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被实施。
其二,竭力维持,为避免企业倒闭潮与可能的金融债务危机,维持融资供应但控制其速度,为此也必须维持投资增速、资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而回避危机是为了赢得时间,展开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其中的核心是三点,第一,建设地方政府财务硬约束;没有这一条,融资资源仍将被用于低投资回报率项目,扩大庞氏融资规模,最终只会让迟来的危机以更大的规模爆发。第二,以国企改革、拍卖资产、扩大民资准入为核心,争取逐渐清理过剩产能。这个过程要允许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债转股、AMC等手段也将被使用。第三,在紧紧控制资本项的同时加大人民币的波动幅度,推行可控的汇率贬值。
从当前政治经济承受力来看,有可能第二条道路更加合理。需要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在没有做出完善诊断、周密计划的情况下,赫然引发金融动荡。按照前面的分析,融资要求源自实体经济需求,如果切断融资流,相当数量的企业将会倒闭,并引发突然的金融危机。这是第三种可能性。而这种被动的金融危机将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动荡,其代价是难以承受的。
据说凯恩斯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不过至少当下,我们是活着,即使是活得并不好,所有的人还是顽强地活下去,装着生命又长又美。上述三条道路,中国会走哪一条?又或者,还有更好的路径?未来几年,中国将是全球的关注焦点。
作者为经济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国经济下一步》,
2013年7月5日星期五
泛华网专讯:中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副总理凌晨5点召集开会
【泛华网2013年7月5日讯】中国金融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据南方周末报道,眼下的北京,气氛微妙而高涨,对金融现状和改革方案的各种讨论、研讨会密集召开。“大家干劲都比较足。”一位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为了研究方案,一位副总理甚至在早晨5点召集过大家开会。”全文如下。
克强指数,是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创造的用于评估中国GDP 增长量的指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源自李克强总理最常关注经济动向的三个指标。2013年6月29日,巴克莱资本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以此指代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 (何籽/图)
2013年3月,南方周末在新总理的首次记者会后,提出“李克强经济学”一词,并将此归纳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这个充满民间期待的新名词,最近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
英国投资公司巴克莱资本新近的一份报告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框架关键点有三个无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
尽管对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思路依然众说纷纭,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多方了解和核实,新一届政府的确在部署多项改革,而金融领域的利益调整已经开始,大量措施也将密集出台。
眼下,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尚有三个月左右,按照惯例,这次会议一般会确立并通过新的经济政策走向,这也是观察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关键节点。
“无论怎样,这次全会总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Johnson)表示,“会议要么会表明改革的方向,要么会显示党内停滞的程度。”
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改革的制度变迁的新季度,7、8、9月,可能还要到第四季度的10月份,将会出现一系列改革的动作和信号,“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解读将会有所不同”。
自本期开始,南方周末经济板块推出系列报道“新政观察”,详述这场关键变革的高层思路、各方解读,以及有关的政策建议与得失争鸣。梳理这场正在发生的金融大变革,可以发现其清晰动因:让金融更好地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服务。
“这是个窗口期,过去的问题暴露得很多,外部环境也变了,现在的发展不可持续,要关注到我们的制度障碍,如果改善的话是有发展机会的。”2013年6月28日,在以“金融改革开放新布局”为主题的2013年陆家嘴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眼下的北京,气氛微妙而高涨,各种讨论、研讨会密集召开。“大家干劲都比较足。”一位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为了研究方案,一位副总理甚至在早晨5点召集过大家开会。”
事实上,这场准备从春节前就开始了,各种关于改革如何进行、路线设计和战略构想的报告汇聚至北京。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仅在金融领域,一些智库、商业银行应国务院之邀,已经提交了十余个改革方案。当然,在所有提交的方案中,针对可能的改革举措的步调、重心、次序依然尚有争议。
除此之外,简政放权等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已初露端倪。“中国的问题是一揽子的问题,互相勾着,不能单独解决一个问题。”在谈及金融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时,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为什么是金融
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支持不了经济转型。
为何金融领域的改革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头戏?据多位曾参与国务院改革座谈会的人士透露,相关负责人曾谈及,这么大的信贷投放对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低,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支持不了经济转型,需要金融做出调整。而且现在总体的宏观经济比较平稳,这个时期应该做一些金融改革的突破。
另一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金融改革是总量改革,相比土地改革、财税改革等,遭遇的阻力相对较小,并且这些金融总量上的改革能为其他层面改革提供支持。
“感觉新一届政府至少把金融改革作为重要的突破口,或者是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说。
在2013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描绘过一幅粗略的金融改革路线图: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制定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政策,出台扩大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方案。规范发展债券、股权、信托等投融资方式。
令市场和学界倍加关注的是,这些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其中一些改革的进程甚至延宕十多年,而新一届政府突然提速,甚至在执政百日就可能给出实质性突破,无疑显示出改革的魄力和决心。事实上,2013年初央行行长周小川破例留任,就被外界视为金融改革思路延续、将会出现实质性突破的信号。
过去数月,已陆续有革新的政策出台。而多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未来两三周至两三个月内,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改革将陆续形成文件,利率市场化和降低准入有望同步推进。
金融改革加速的背后,则是日益迫切的改革需求。伴随着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容忍度的提高,“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上述改革始终的指挥棒。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大幅增长58%,高于预期,而相形之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比2012年四季度的7.9%略有下降,低于预期。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不能有效地配置到具有成长性、可持续性的生产领域中去创造财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说。
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日益明显,政府试图着手打破这一瓶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认为,现在大量的资源还是投到传统的产业。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善于给传统的重资产产能过剩产业加杠杆,但是不善于给它去杠杆,也不善于给新兴产业比如服务业、创新型行业增加杠杆,为这些行业服务。“未来实际上面临的是杠杆调整,传统产业的去杠杆和有增长前景的产业增杠杆。”
牵利率,意在动全身
接下来的改革有望先行取消贷款利率限制。具体的路线图将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
服务经济转型的金融体系,最当务之急的两项改革,当属利率市场化和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建设。
事实上,利率市场化改革几乎就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的“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谈及此前的准备,“收益率曲线、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利率传导机制,其实这些东西我们研究了快两年,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就差临门一脚。”
利率市场化改革堪称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
中国人为维持低利率,使得资金的价格一直扭曲。
“由于利率管制和信贷管制,大企业能够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然后一转身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获得高的收益。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承担了更高的利率成本,并且倒逼了不透明的影子银行形成。”巴曙松分析道。
倘若新政能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推进被市场诟病进展缓慢的金融改革,将有可能扭转畸形的经济结构。
从1996年中国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算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历时已近17年时间。目前,除贷款利率下限与存款利率上限仍有限制之外,其他利率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完成。
据上述人士透露,接下来的改革有望先行取消贷款利率限制。具体的路线图将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2013年6月23日曾表态,“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在年内可能实现,存款利率可能先开放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区间,并逐步扩大到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
“取消贷款下限以后可以使银行能更加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因为贷款的下限都是大企业贷款,取消下限之后,因为银行对大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弱,迫使银行更多做中小企业业务。”郭田勇说。
民营银行破冰
真正的准备工作从2012年即开始启动。
在降低银行业准入方面,新一届政府即将推动一场大变革。据知情人士透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先期将有1-2家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将可能是类似于社区银行性质的小银行。
据相关人士透露,真正的准备工作从2012年即开始启动。
事实上,早在2001年,温州9家企业组成的中瑞财团就曾向浙江省银监局上报了要求成立建华民营银行的申请,2006年和2010年,温州商界人士又两次提出建立华侨银行的建议,但最终被否。
之后,随着民间资金可以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放开,中国一下子涌现了数千家小额贷款公司,吸引小贷公司的成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营资本将小贷公司看做日后向银行转型的跳板。
而这一次,民营企业家的银行梦终于有望成真。
2013年6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6月29日在陆家嘴论坛上公开演讲时披露“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他在发言中还提及,除了银行,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另外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
民营银行的设立关键在于如何做到“风险自担”。
这引发了监管当局和学界的广泛讨论,现有的银行体系都以国家信用作为隐形担保,所以,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也加快了进程。“因为,小银行一出问题你把风险隔离开了就行。”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而目前可能的方案是,民间社会资本可以办一些“有限牌照”,比如,可以设定一个最低存款或做一些大额存款,单笔50万以上;也可借鉴台湾经验,在股权结构中引入无限责任。
于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加速推出也显露端倪。
2013年7月1日,《中国日报》援引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在上海参加中欧商学院会议时的发言称,在历经多年讨论之后,央行已将存款保险方案列入2013年重要改革目标,中国可能在年底推出存款保险方案。
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以来,这一制度已酝酿二十年之久。存款保险制度之下,一旦金融机构发生挤兑或破产,储户能获得一定额度的存款保障。2012 年3月的两会期间,周小川提出存款保险机制的建立是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同时,也有不少研究者呼吁,新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出台。现有不良贷款核销规定,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高拨备、高不良”上升并存的格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拨备本身就是用来在风险形成时消化风险的。我们现在平均拨备的覆盖率300%多,一块钱的不良资产有3块钱覆盖,这时候应该把核销的权力交给银行股东。”
除了银行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也是重中之重。
潘英丽认为,银行体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不适合转型期,产业转型需要的是风险更分散、能承受更大风险的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银行是吸收老百姓储蓄的,要确保资金安全,所以它有抵押品要求,资金一定是往有固定资产抵押的房地产、制造业这些行业倾斜。未来我们要发展的是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轻资产、高风险的,而银行则不太方便介入这些领域。”
加快解除资本身上的束缚
与学界意见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据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讨论,各个机构的异议反而不大。
本届政府另一个颇为在意的金融改革突破口,则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加速推进。
2013年5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将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直接提出:将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管制政策,分为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和资本账户项下的管制。官方关于“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改革目标,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而其中的经常项目可兑换早于1996年就已实现。
“当时原计划再用三四年就可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外管局就快不需要了,那边的同事都在想出路了。”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结果来了一个亚洲金融危机,把大家‘救’了,但这项改革却耽误了十多年。”
而这届政府似乎有意提速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据知情人士透露,曾经被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否决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将于年内破冰。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陆家嘴论坛的演讲,更可看作官方意图的代表。周小川称,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多次要求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十二五规划对此也有明确的要求,随着国力增强以及利率、汇率、国有银行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会有所提速”。
事实上,梳理中国官方推动的这场解除资本管制的改革,即可发现其清晰动因: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我们在讲资本项目可兑换内涵的时候,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以投融资为目的的一个国家货币与外币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可兑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博士在博源基金会5周年年会上如此表述官方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动因。
邢毓静称,资本项目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原因在于,一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法律法规不够明确,很多企业不得不奔波于各个部委,在奔波的过程中,收购兼并的机会就很快失去了。二是个人、家庭、住户面临很多的限制。三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资面临很多限制。
“外向型的实体经济发展已经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邢毓静认为,作为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开放型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有明确的要加快的预期,就会使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清理,从而规范市场行为,“如果非要等一个什么条件,恐怕永远也等不到”。
邢毓静所说的“等一个条件”,是指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排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之后。
“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是金融改革的最后一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就是上述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央行的态度持反对意见。
余永定认为,在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非要给“资本项目自由化”定一个时间表,是在回避矛盾,“我们还有很多需要马上做的事,应该迎头战胜那些最最需要解决的挑战,而不是做一些比较容易,不涉及某一个具体集团、具体人的具体利益,要损失大家都损失的事情。”
潘英丽也不认为现在开放资本账户是个好时机,“股市这么差,现在开放会不会给投机客抄底的机会?”
与学界意见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据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只有开放资本项目大家的异议不太大”。
重重争议之下,周小川也在陆家嘴论坛回应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宏观审慎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短期资本流动等进行管理,从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
周小川亦强调了时间表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而另一项与“人民币资本跨境流动”密切相关的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却因此陷入“悖论”:正是担心“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打击,商务部极力反对此项改革而使其进展缓慢。
在国务院5月6日召开的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常务会议上,针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提法是“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但并未给出更进一步汇率市场化改革方案,显然这并未成为新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称,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也一直在做,此时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也是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影响利率和汇率水平,与汇率改革密切相关。“一个严格管制,或者不太清晰的管制的市场,外汇的供给需求一定是扭曲的,扭曲的供给需求怎么来确定市场价格?”
据南方周末报道,眼下的北京,气氛微妙而高涨,对金融现状和改革方案的各种讨论、研讨会密集召开。“大家干劲都比较足。”一位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为了研究方案,一位副总理甚至在早晨5点召集过大家开会。”全文如下。

克强指数,是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创造的用于评估中国GDP 增长量的指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源自李克强总理最常关注经济动向的三个指标。2013年6月29日,巴克莱资本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以此指代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 (何籽/图)
2013年3月,南方周末在新总理的首次记者会后,提出“李克强经济学”一词,并将此归纳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这个充满民间期待的新名词,最近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
英国投资公司巴克莱资本新近的一份报告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框架关键点有三个无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
尽管对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思路依然众说纷纭,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多方了解和核实,新一届政府的确在部署多项改革,而金融领域的利益调整已经开始,大量措施也将密集出台。
眼下,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尚有三个月左右,按照惯例,这次会议一般会确立并通过新的经济政策走向,这也是观察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关键节点。
“无论怎样,这次全会总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Johnson)表示,“会议要么会表明改革的方向,要么会显示党内停滞的程度。”
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改革的制度变迁的新季度,7、8、9月,可能还要到第四季度的10月份,将会出现一系列改革的动作和信号,“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解读将会有所不同”。
自本期开始,南方周末经济板块推出系列报道“新政观察”,详述这场关键变革的高层思路、各方解读,以及有关的政策建议与得失争鸣。梳理这场正在发生的金融大变革,可以发现其清晰动因:让金融更好地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服务。
“这是个窗口期,过去的问题暴露得很多,外部环境也变了,现在的发展不可持续,要关注到我们的制度障碍,如果改善的话是有发展机会的。”2013年6月28日,在以“金融改革开放新布局”为主题的2013年陆家嘴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眼下的北京,气氛微妙而高涨,各种讨论、研讨会密集召开。“大家干劲都比较足。”一位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为了研究方案,一位副总理甚至在早晨5点召集过大家开会。”
事实上,这场准备从春节前就开始了,各种关于改革如何进行、路线设计和战略构想的报告汇聚至北京。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仅在金融领域,一些智库、商业银行应国务院之邀,已经提交了十余个改革方案。当然,在所有提交的方案中,针对可能的改革举措的步调、重心、次序依然尚有争议。
除此之外,简政放权等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已初露端倪。“中国的问题是一揽子的问题,互相勾着,不能单独解决一个问题。”在谈及金融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时,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为什么是金融
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支持不了经济转型。
为何金融领域的改革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头戏?据多位曾参与国务院改革座谈会的人士透露,相关负责人曾谈及,这么大的信贷投放对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低,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支持不了经济转型,需要金融做出调整。而且现在总体的宏观经济比较平稳,这个时期应该做一些金融改革的突破。
另一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金融改革是总量改革,相比土地改革、财税改革等,遭遇的阻力相对较小,并且这些金融总量上的改革能为其他层面改革提供支持。
“感觉新一届政府至少把金融改革作为重要的突破口,或者是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说。
在2013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描绘过一幅粗略的金融改革路线图: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制定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政策,出台扩大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方案。规范发展债券、股权、信托等投融资方式。
令市场和学界倍加关注的是,这些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其中一些改革的进程甚至延宕十多年,而新一届政府突然提速,甚至在执政百日就可能给出实质性突破,无疑显示出改革的魄力和决心。事实上,2013年初央行行长周小川破例留任,就被外界视为金融改革思路延续、将会出现实质性突破的信号。
过去数月,已陆续有革新的政策出台。而多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未来两三周至两三个月内,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改革将陆续形成文件,利率市场化和降低准入有望同步推进。
金融改革加速的背后,则是日益迫切的改革需求。伴随着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容忍度的提高,“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上述改革始终的指挥棒。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大幅增长58%,高于预期,而相形之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比2012年四季度的7.9%略有下降,低于预期。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不能有效地配置到具有成长性、可持续性的生产领域中去创造财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说。
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日益明显,政府试图着手打破这一瓶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认为,现在大量的资源还是投到传统的产业。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善于给传统的重资产产能过剩产业加杠杆,但是不善于给它去杠杆,也不善于给新兴产业比如服务业、创新型行业增加杠杆,为这些行业服务。“未来实际上面临的是杠杆调整,传统产业的去杠杆和有增长前景的产业增杠杆。”
牵利率,意在动全身
接下来的改革有望先行取消贷款利率限制。具体的路线图将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
服务经济转型的金融体系,最当务之急的两项改革,当属利率市场化和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建设。
事实上,利率市场化改革几乎就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的“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谈及此前的准备,“收益率曲线、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利率传导机制,其实这些东西我们研究了快两年,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就差临门一脚。”
利率市场化改革堪称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
中国人为维持低利率,使得资金的价格一直扭曲。
“由于利率管制和信贷管制,大企业能够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然后一转身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获得高的收益。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承担了更高的利率成本,并且倒逼了不透明的影子银行形成。”巴曙松分析道。
倘若新政能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推进被市场诟病进展缓慢的金融改革,将有可能扭转畸形的经济结构。
从1996年中国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算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历时已近17年时间。目前,除贷款利率下限与存款利率上限仍有限制之外,其他利率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完成。
据上述人士透露,接下来的改革有望先行取消贷款利率限制。具体的路线图将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2013年6月23日曾表态,“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在年内可能实现,存款利率可能先开放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区间,并逐步扩大到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
“取消贷款下限以后可以使银行能更加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因为贷款的下限都是大企业贷款,取消下限之后,因为银行对大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弱,迫使银行更多做中小企业业务。”郭田勇说。
民营银行破冰
真正的准备工作从2012年即开始启动。
在降低银行业准入方面,新一届政府即将推动一场大变革。据知情人士透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先期将有1-2家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这些银行将可能是类似于社区银行性质的小银行。
据相关人士透露,真正的准备工作从2012年即开始启动。
事实上,早在2001年,温州9家企业组成的中瑞财团就曾向浙江省银监局上报了要求成立建华民营银行的申请,2006年和2010年,温州商界人士又两次提出建立华侨银行的建议,但最终被否。
之后,随着民间资金可以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放开,中国一下子涌现了数千家小额贷款公司,吸引小贷公司的成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营资本将小贷公司看做日后向银行转型的跳板。
而这一次,民营企业家的银行梦终于有望成真。
2013年6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6月29日在陆家嘴论坛上公开演讲时披露“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他在发言中还提及,除了银行,允许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另外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
民营银行的设立关键在于如何做到“风险自担”。
这引发了监管当局和学界的广泛讨论,现有的银行体系都以国家信用作为隐形担保,所以,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也加快了进程。“因为,小银行一出问题你把风险隔离开了就行。”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而目前可能的方案是,民间社会资本可以办一些“有限牌照”,比如,可以设定一个最低存款或做一些大额存款,单笔50万以上;也可借鉴台湾经验,在股权结构中引入无限责任。
于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加速推出也显露端倪。
2013年7月1日,《中国日报》援引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在上海参加中欧商学院会议时的发言称,在历经多年讨论之后,央行已将存款保险方案列入2013年重要改革目标,中国可能在年底推出存款保险方案。
199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以来,这一制度已酝酿二十年之久。存款保险制度之下,一旦金融机构发生挤兑或破产,储户能获得一定额度的存款保障。2012 年3月的两会期间,周小川提出存款保险机制的建立是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同时,也有不少研究者呼吁,新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出台。现有不良贷款核销规定,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高拨备、高不良”上升并存的格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拨备本身就是用来在风险形成时消化风险的。我们现在平均拨备的覆盖率300%多,一块钱的不良资产有3块钱覆盖,这时候应该把核销的权力交给银行股东。”
除了银行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也是重中之重。
潘英丽认为,银行体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不适合转型期,产业转型需要的是风险更分散、能承受更大风险的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银行是吸收老百姓储蓄的,要确保资金安全,所以它有抵押品要求,资金一定是往有固定资产抵押的房地产、制造业这些行业倾斜。未来我们要发展的是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轻资产、高风险的,而银行则不太方便介入这些领域。”
加快解除资本身上的束缚
与学界意见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据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讨论,各个机构的异议反而不大。
本届政府另一个颇为在意的金融改革突破口,则是“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加速推进。
2013年5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将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直接提出:将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管制政策,分为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和资本账户项下的管制。官方关于“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改革目标,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而其中的经常项目可兑换早于1996年就已实现。
“当时原计划再用三四年就可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外管局就快不需要了,那边的同事都在想出路了。”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结果来了一个亚洲金融危机,把大家‘救’了,但这项改革却耽误了十多年。”
而这届政府似乎有意提速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程。据知情人士透露,曾经被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否决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将于年内破冰。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陆家嘴论坛的演讲,更可看作官方意图的代表。周小川称,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多次要求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十二五规划对此也有明确的要求,随着国力增强以及利率、汇率、国有银行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会有所提速”。
事实上,梳理中国官方推动的这场解除资本管制的改革,即可发现其清晰动因: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我们在讲资本项目可兑换内涵的时候,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以投融资为目的的一个国家货币与外币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可兑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博士在博源基金会5周年年会上如此表述官方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动因。
邢毓静称,资本项目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原因在于,一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法律法规不够明确,很多企业不得不奔波于各个部委,在奔波的过程中,收购兼并的机会就很快失去了。二是个人、家庭、住户面临很多的限制。三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资面临很多限制。
“外向型的实体经济发展已经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邢毓静认为,作为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开放型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有明确的要加快的预期,就会使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清理,从而规范市场行为,“如果非要等一个什么条件,恐怕永远也等不到”。
邢毓静所说的“等一个条件”,是指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应排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之后。
“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是金融改革的最后一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就是上述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央行的态度持反对意见。
余永定认为,在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非要给“资本项目自由化”定一个时间表,是在回避矛盾,“我们还有很多需要马上做的事,应该迎头战胜那些最最需要解决的挑战,而不是做一些比较容易,不涉及某一个具体集团、具体人的具体利益,要损失大家都损失的事情。”
潘英丽也不认为现在开放资本账户是个好时机,“股市这么差,现在开放会不会给投机客抄底的机会?”
与学界意见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据一位接近高层人士透露,在政府内部,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只有开放资本项目大家的异议不太大”。
重重争议之下,周小川也在陆家嘴论坛回应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宏观审慎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短期资本流动等进行管理,从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
周小川亦强调了时间表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而另一项与“人民币资本跨境流动”密切相关的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却因此陷入“悖论”:正是担心“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打击,商务部极力反对此项改革而使其进展缓慢。
在国务院5月6日召开的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常务会议上,针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提法是“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但并未给出更进一步汇率市场化改革方案,显然这并未成为新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称,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也一直在做,此时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也是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影响利率和汇率水平,与汇率改革密切相关。“一个严格管制,或者不太清晰的管制的市场,外汇的供给需求一定是扭曲的,扭曲的供给需求怎么来确定市场价格?”
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
BBC:中国经济强弩之末 2008年荼毒世界的危机重演
英国《观察家报》发表文章称,2013年的中国似乎有些类似2007年美国,有可能发生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该报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北京建国路87号华贸中心18号楼的耀莱新天地——英国奢侈品牌博伯利北京旗舰店的所在地。
“在一个凉爽的春日,店中生意虽然不忙却也客源不断,”报道写到。
“在国际市场为中国的灰色‘影子银行系统’何时崩溃而心神不宁之时,至少从进出耀莱新天地的顾客和货架陈列的货色上面看不出丝毫端倪。”
忧天者的理由文章指出,对于长期看衰中国经济的分析人士来说,如今中国经济要“硬着陆”的迹象又出现了。
认为“硬着陆”难以避免的人士主要有三大理由: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再次发烧:北京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8%,上海6%。
其二,国际三大债务和信誉评级公司之一的惠誉公司(Fitch)最近因担心中国各地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而将中国的整体国债信用降级。
第三,中国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再次放缓;尽管中国政府过去四年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促进消费型经济,但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对外出口。
上述三大原因促使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近于“强弩之末”,即使是令世人乍舌的高端奢侈品消费的热度也有降温的势头。
日元贬值因素文章继而援引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远东市场分析师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的话说,日元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显得更加脆弱。
爱德华兹说:“日元币值下滑正值中国收支平衡情况恶化的关口,比较明显的(人民币)实际币值攀升引发投资流向逆转。对我来说,这看上去很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夜的状况。”
文章接着指出,尽管中国在2008-09的金融危机后恢复状况远比美欧各国要好,但是历史告诉人们,即使是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难避免从经济泡沫到经济危机的循环规律。
当代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早在19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多次经历过经济高速膨胀和萎缩的周期。
文章警告说,如今的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举足轻重,因此一旦中国泡沫即使是轻微地破一破,也可能会让过去五年荼毒世界的金融危机重演。
该报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北京建国路87号华贸中心18号楼的耀莱新天地——英国奢侈品牌博伯利北京旗舰店的所在地。
“在一个凉爽的春日,店中生意虽然不忙却也客源不断,”报道写到。
“在国际市场为中国的灰色‘影子银行系统’何时崩溃而心神不宁之时,至少从进出耀莱新天地的顾客和货架陈列的货色上面看不出丝毫端倪。”
忧天者的理由文章指出,对于长期看衰中国经济的分析人士来说,如今中国经济要“硬着陆”的迹象又出现了。
认为“硬着陆”难以避免的人士主要有三大理由: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再次发烧:北京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8%,上海6%。
其二,国际三大债务和信誉评级公司之一的惠誉公司(Fitch)最近因担心中国各地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而将中国的整体国债信用降级。
第三,中国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再次放缓;尽管中国政府过去四年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促进消费型经济,但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对外出口。
上述三大原因促使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近于“强弩之末”,即使是令世人乍舌的高端奢侈品消费的热度也有降温的势头。
日元贬值因素文章继而援引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远东市场分析师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的话说,日元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显得更加脆弱。
爱德华兹说:“日元币值下滑正值中国收支平衡情况恶化的关口,比较明显的(人民币)实际币值攀升引发投资流向逆转。对我来说,这看上去很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夜的状况。”
文章接着指出,尽管中国在2008-09的金融危机后恢复状况远比美欧各国要好,但是历史告诉人们,即使是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难避免从经济泡沫到经济危机的循环规律。
当代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早在19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多次经历过经济高速膨胀和萎缩的周期。
文章警告说,如今的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举足轻重,因此一旦中国泡沫即使是轻微地破一破,也可能会让过去五年荼毒世界的金融危机重演。
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金价与主要央行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
华尔街见闻
五年前,主要央行异常扩张自身资产负债表,形成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环境,当时他们说这只是暂时的,是应急的权宜之策。
华尔街见闻根据IMF数据整理的以下图表显示,这五年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进行了多少次"异常"行动。
先看美联储。2008年11月25日以来,美联储先后14次采取与QE和超低利率相关的行动。
欧洲央行为本地区系统采取各种货币政策可以追溯到2007年8月,主要是直接与间接信贷宽松。
从2009年12月至今年1月,日本央行15次采取各种货币政策行动,仅QE就有11次。
2009年至今,英国央行12次采取宽松等货币政策,QE多达9次。
随着上述央行不断超常规行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也在一次次爆炸式扩大,每次黄金都抢先一步蹿升。
彭博下图绿线为金价走势,黑线为上述四央行与中国央行的美元计价资产负债表总规模,黑色虚线仅代表美联储与日本央行预期数据。
zerohedge说,看了这幅图就会发现,除非全球央行行长终止看上去不可能停止的扩大行动,否则金价今后就得大幅反弹。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中国式金融危机路线图
华尔街见闻
一方面因为中国当局缺乏透明度,一方面因为外界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中国的政治过渡时期,外界对于来自北京消息的解读喜忧参半。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中国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慢速扩张的新时代——外界对于中国的新认识在过去两天给全球市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冲击,从商品到外汇无一例外。
紧随一季度增速下跌而来的是外界对于中国的忧虑——担心一场金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但只要对中国模式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担忧至少在目前是杞人忧天。
当我们想象一场典型金融危机的时候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原本稳固的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灾难般的崩塌,民众的信任也在顷刻间消失。但在中国,似乎情况有所不同。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金融危机分为三类。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危机始于原本坚如磐石的雷曼兄弟,当其他机构认为雷曼设计出来的一堆"聪明的"金融工具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资产支持时,挤兑潮就出现了。
1997年,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经济危机,全球投资者对于某个国家失去了信心,于是纷纷将资金抽离,就像在泰国和韩国发生的那样。
第三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则是由公众对于金融机构的挤兑引起,最近一次发生在2007年的英国,当时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成为英国金融界第一个次贷危机的受害者。
但这三类传统的系统性金融危机都并不适用于中国。
首先,中国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控股并且由政府直接管理。因此雷曼式的崩盘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即便出现了类似的危机,政府也会为了避免崩盘而命令各个主要银行之间互相借贷来度过难关。
至于国际投资者引发的危机,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让这类危机的萌芽都非常困难,同时即使资金持续流出,高达3.4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让北京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货币系统的稳定。
至于第三种由于企业和个人挤兑引发的金融危机,可能性也因为资本管制和国有控股而大大降低。
假如你突然对工商银行产生了信任危机,那么你又怎么可能对同样是国有控股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还抱有信心呢?
如果我们认为金融危机是那种在短期内迅速打破原有经济秩序的时刻,那在中国恐怕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中国有可能发生另外一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就好象十多年前发生的那样。
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传统的经济危机,国有金融机构在政府的授意下不惜代价不断借新还旧,掩盖如山一般的不良贷款——这些贷款很多都是国家直接参与的。
后果就是不良贷款率飙升到50%以上,出现了一大堆虽然保持贷款但对促进实体经济毫无作用的僵尸银行。
一些分析师提醒到类似的事件正在发生,伴随着2008年的经济危机,地方政府和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同时发生的还有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大。
中国的信贷扩张数字显示为了推动不断降低的经济增速,仍然需要投入更多贷款——90年代后期的情景正在重新上演。
FT的结论是,很难看到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崩盘,但逐步恶化确实正在发生。
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
英媒:中国地方债失控 或爆金融危机
《金融时报》17号的文章透露了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ShineWing)董事长张克的担忧。他表示,中国地方债务是滚动的、长期的,很危险,已经“离开可控的范围”。
为躲过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大幅增加发行债券,和大规模投资,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债务的失控。
但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因此破产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表示,是因为中国百姓的高储蓄被劫持了。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就是呢中共政府它有这个集权,实际上它是利用中国老百姓高额的储蓄,来支援它过度的信贷和发行。同时呢它还会大量的印钞票。”
中国的地方政府因为不能直接发债筹资,常常利用特殊目的实体的名义发行债券。张克指出,这些项目回报平平,因此只能通过滚债的方式偿还债务人,但总有一天会滚不下去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地方政府今年进入偿债高峰。但是地方政府万一有事的话,它有一些手段。它一个是它上级政府它要救援;还有一个是它可以赖帐。政府可以注资。它都是通过财政软约束,来转移这个负担。”
目前中国各地债务总额介于10万亿至2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都已表示,对中国政府债务感到担忧。担心中国长此下去,是否将会面临经济危机。
新唐人记者 朱智善 李智远 采访报导
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我交易黄金近四十年,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华尔街见闻
周一,黄金连续两日出现暴跌,目前已经跌破每盎司1400美元大关,最低报1385美元。4月份刚刚过半,黄金价格已经下跌超过200美元。
据CNBC,投资大佬Dennis Gartman也忍不住站出来感叹:
"我交易黄金已经近四十年了,从来、从来、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去两个交易日这样的情况。"
Dennis Gartman表示,"我们担心,等会儿纽约交易所开市之后,众多投资者惊诧于他们账户中蒸发掉的财富,还会出现新一轮更暴力的抛售。然而,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情景是否会成为现实,也不能够确定那些黄金的'虔诚信徒'们是否也因此有所动摇。"
谈到持有大量黄金持仓对冲基金大佬鲍尔森,Gartman还表示,"鲍尔森和其它大规模持有黄金的投资者肩负的压力更大了。"
在黄金价格狂跌的同时,全球金矿股价也纷纷受挫,Beadell资源大跌15%,Newcrest矿业股价大跌8%,而上交所上市的中金股价也下跌了6.5%。
此前、高盛、法兴、花旗和瑞银等大牌华尔街投行先后下调黄金预期价格,或是警告黄金未来可能出现新一轮抛售,而众多分析师也纷纷站出来表示对黄金价格未来的看跌态度。
CMC首席市场策略师Michael McCarthy表示,"黄金将在未来12个月内触及1000美元的低点。"
周一,黄金连续两日出现暴跌,目前已经跌破每盎司1400美元大关,最低报1385美元。4月份刚刚过半,黄金价格已经下跌超过200美元。
据CNBC,投资大佬Dennis Gartman也忍不住站出来感叹:
"我交易黄金已经近四十年了,从来、从来、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去两个交易日这样的情况。"
Dennis Gartman表示,"我们担心,等会儿纽约交易所开市之后,众多投资者惊诧于他们账户中蒸发掉的财富,还会出现新一轮更暴力的抛售。然而,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情景是否会成为现实,也不能够确定那些黄金的'虔诚信徒'们是否也因此有所动摇。"
谈到持有大量黄金持仓对冲基金大佬鲍尔森,Gartman还表示,"鲍尔森和其它大规模持有黄金的投资者肩负的压力更大了。"
在黄金价格狂跌的同时,全球金矿股价也纷纷受挫,Beadell资源大跌15%,Newcrest矿业股价大跌8%,而上交所上市的中金股价也下跌了6.5%。
此前、高盛、法兴、花旗和瑞银等大牌华尔街投行先后下调黄金预期价格,或是警告黄金未来可能出现新一轮抛售,而众多分析师也纷纷站出来表示对黄金价格未来的看跌态度。
CMC首席市场策略师Michael McCarthy表示,"黄金将在未来12个月内触及1000美元的低点。"
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
专家警告:金融危机3年内将要反扑
(旺报)大陆前银监会主席、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名誉院长刘明康今日警告,全球主要经济体靠印钞票救经济,只能暂时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就像把地上垃圾扫到旁边而已,治标不治本。他预言,凡药三分毒,量化宽松后遗症将在未来2、3年内爆发,全球经济将再陷动盪。
刘明康出席「2013全球金融趋势」论坛时表示,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已度过第五个年头,但这些年低利率使投资报酬率偏低,资金忍不住了,又开始往风险资产流动,其中存在太多的不理性,「就像一个人饿肚子已经饿到头脑发昏。」
他警告,欧、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放水太多」,资金流进实体经济是少数,这部份资金在全世界横冲直撞,但市场信心又非常薄弱,「一个小的坏消息就会掀起轩然大波,资金一旦外逃,新兴市场经济体恐泡沫破裂。」
凯基证券董事长魏宝生也说,如果大陆紧缩货币政策的力道过大,会影响金融体系。
刘明康出席「2013全球金融趋势」论坛时表示,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已度过第五个年头,但这些年低利率使投资报酬率偏低,资金忍不住了,又开始往风险资产流动,其中存在太多的不理性,「就像一个人饿肚子已经饿到头脑发昏。」
他警告,欧、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放水太多」,资金流进实体经济是少数,这部份资金在全世界横冲直撞,但市场信心又非常薄弱,「一个小的坏消息就会掀起轩然大波,资金一旦外逃,新兴市场经济体恐泡沫破裂。」
凯基证券董事长魏宝生也说,如果大陆紧缩货币政策的力道过大,会影响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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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高盛点评塞浦路斯救助方案
作者:莫西干
在当地时间周一凌晨,塞浦路斯终于和欧元集团达成了金融救助方案的协议。
正如过去的救助一样,欧元集团将通过ESM救助基金向塞浦路斯提供救助,最高额度为100亿欧元,约为塞浦路斯GDP的60%。大部分的救助款将用于偿还到期的国债和填补基本财政赤字——现在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对有大量希腊业务的国内银行机构的全部存款征收一次性存款税,填补约50亿欧元资金缺口的计划已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方案是,塞浦路斯第二大银行Laiki将马上被清算,“好银行”将会被分离出来,并与第一大银行BoC合并,而“坏银行”将逐步停止运营。欧洲央行将给资本重组以后的新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新机构将继承Laiki所有的ELA负债。
Laiki和Boc的重组工作将会在新加强的银行清算权下进行,而新的清算权已经在上周授予了塞浦路斯央行,这个过程不需要议会批准。清算操作将包括让这两家银行的初级和高级债券持有人(数量很小)承担损失,而更重要的是,高于10万欧元的存款也要承担损失。欧元集团谈及了存款转股权的问题,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从市场观点看来,我们的反应是:
(1)现在的政策倾向是,不把银行债务转移到政府身上,转移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这样,爱尔兰的救助方案,与塞浦路斯/西班牙的救助方案就产生了明显的“差距”。我们上周日的报告已经提到了这点。市场预期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塞浦路斯国债将与欧元区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共担(来自ESM的救助款偿将被用于偿还国债),塞浦路斯的短期国债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但是,因为未来几年塞浦路斯经济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塞浦路斯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希腊长期国债,所以塞国长期国债几乎没有投资价值。
(2)重组塞浦路斯两大银行看起来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就像爱尔兰的例子一样。一般而言,在欧洲当局统一部署普通银行清算框架前,清算失去偿付能力的银行看起来只能单独处理,每个清算案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这也会对其它欧元区国家较弱银行的债权人形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财政状况不佳国家的银行。
(3)从更大范围的市场反应看来,投资者早就已经预料到塞浦路斯危机最终会找到解决方案。这与我们上周的判断一致。然而,昨天所达成的救助协议再次证明了,欧元区内部的财政转移仍然是不靠谱的事情,公众的信心再一次受损。从欧洲的宏观情况看来,依据我们的模型,相对于宏观和财政因素,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10年期国债之间的利差看起来还是有点大(我们认为,利差应该在275个基点左右,而公允价值应该是225个基点)。在搞清楚塞浦路斯银行重新开门营业之后的情况,还有意大利尝试建立新政府和寻找新总统的情况前,我们更倾向于采取观望态度。
本文来源:华尔街见闻
在当地时间周一凌晨,塞浦路斯终于和欧元集团达成了金融救助方案的协议。
正如过去的救助一样,欧元集团将通过ESM救助基金向塞浦路斯提供救助,最高额度为100亿欧元,约为塞浦路斯GDP的60%。大部分的救助款将用于偿还到期的国债和填补基本财政赤字——现在塞浦路斯政府已经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对有大量希腊业务的国内银行机构的全部存款征收一次性存款税,填补约50亿欧元资金缺口的计划已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方案是,塞浦路斯第二大银行Laiki将马上被清算,“好银行”将会被分离出来,并与第一大银行BoC合并,而“坏银行”将逐步停止运营。欧洲央行将给资本重组以后的新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新机构将继承Laiki所有的ELA负债。
Laiki和Boc的重组工作将会在新加强的银行清算权下进行,而新的清算权已经在上周授予了塞浦路斯央行,这个过程不需要议会批准。清算操作将包括让这两家银行的初级和高级债券持有人(数量很小)承担损失,而更重要的是,高于10万欧元的存款也要承担损失。欧元集团谈及了存款转股权的问题,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从市场观点看来,我们的反应是:
(1)现在的政策倾向是,不把银行债务转移到政府身上,转移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这样,爱尔兰的救助方案,与塞浦路斯/西班牙的救助方案就产生了明显的“差距”。我们上周日的报告已经提到了这点。市场预期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塞浦路斯国债将与欧元区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共担(来自ESM的救助款偿将被用于偿还国债),塞浦路斯的短期国债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但是,因为未来几年塞浦路斯经济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塞浦路斯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低于希腊长期国债,所以塞国长期国债几乎没有投资价值。
(2)重组塞浦路斯两大银行看起来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就像爱尔兰的例子一样。一般而言,在欧洲当局统一部署普通银行清算框架前,清算失去偿付能力的银行看起来只能单独处理,每个清算案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这也会对其它欧元区国家较弱银行的债权人形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财政状况不佳国家的银行。
(3)从更大范围的市场反应看来,投资者早就已经预料到塞浦路斯危机最终会找到解决方案。这与我们上周的判断一致。然而,昨天所达成的救助协议再次证明了,欧元区内部的财政转移仍然是不靠谱的事情,公众的信心再一次受损。从欧洲的宏观情况看来,依据我们的模型,相对于宏观和财政因素,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10年期国债之间的利差看起来还是有点大(我们认为,利差应该在275个基点左右,而公允价值应该是225个基点)。在搞清楚塞浦路斯银行重新开门营业之后的情况,还有意大利尝试建立新政府和寻找新总统的情况前,我们更倾向于采取观望态度。
本文来源:华尔街见闻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中国显现金融危机前兆 穷人将为富人买单
文章来源: 搜狐 于 2013-03-21
上周末,国际知名投行野村证券发布报告称,中国正显现出金融危机前的特征。
野村经济学家张智威和陈家瑶称,杠杆化快速升高、潜在增速下滑、房价上升,这是中国经济正在显现的三个警示信号,也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前所展现的特征。
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担保公司等机构,野村分析称,由于上述机构之间的依存度很高,而且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环节,一旦房地产降温,上述风险将随即爆发。
野村认为,上述风险的累计,是道德风险逐渐加剧的过程;而市场风险的恶化,则会导致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并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累计 悬于土地
中央政府财政良好,2011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15.2%,且对外债务占GDP比重仅为0.9%。尽管中央政府最近几年推行赤字财政,但赤字占GDP比例一直低于3%,而且截止2011年底,中国有3.3万亿的外资储备,国企资产达到了85.37万亿。
与中央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则遭遇严峻考验。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了14.8万亿,其中包括5.8万亿的直接债务和9万亿的融资平台债务。
野村证券认为,截止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形式可能已经进一步恶化。野村估计,由于新增了1540亿的信托债务和2.1万亿的债券,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已经超过了24.9万亿,约占GDP的47.7%。
比债务快速攀升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不断到期的债务。
因为地方政府借来的资金多投资于基础设施,如地铁公路等,这些项目通常既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投资,又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收益。根据地方融资平台公布的财务报告,很多项目产生的都是负的现金流。如天津城建集团(tianj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ny),其现金流从2010年的负70亿减少到2011年的负310亿元。
很多地方融资平台仍然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继续为其发起新的债务提供资产和担保。这些资产和担保通常是土地,与市场风险高度相关,并面临着相当大的减值风险。
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支持将会越来越有心无力。土地出让金曾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但土地出让金在2011年和2012年增长缓慢。受楼市新政的影响,土地出让金在2013年亦不会增长很多,甚至有可能下降。
地方政府曾转向其他渠道为融资平台寻求资金。如城建债券(urban construction bonds)和基建信托(infrastructure trust)。
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建债券攀升至1.2万亿,而在2006年,这一金额仅为294亿元;基建信托是由信托公司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2011年的规模为393亿元,2012年则攀升至1120亿元。
野村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未偿还债务累计已达11万亿。如果其利息为6%,每年需偿还10%,仅仅是偿还已有的债务,在2013年就达到了1.76万亿,比2012年全年发行的债券还有多。
更严重的是,央行预计2013年的M2增速将缩减至13%,信贷供给亦将趋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说,“钱紧”可能将会成为其新常态。
在资金压力下,很多地方政府采用非常规的方式进行融资,如BT模式(build-transfer)——利用非政府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未来偿还债务。以兰州为例,该市2011年财政收入仅为86亿元,该市承诺为太平洋建设集团支付800亿元——条件是在兰州是附近修建一座新城区。据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2月报道,太平洋集团拖欠货款近2000万。
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和银监会联合发文,禁止了BT和其它一些地方政府融资的“创新”模式。
今后几年,地方政府将如何面对不断攀升的债务,目前仍没有明确思路。
银行业的三大风险
野村认为,相比2008年,中国银行业的状况要更加恶化。
银行的风险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截止2012年9月,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敞口达到了9.25万亿,占银行对外贷款的14.1%。银监会已开始加强对融资平台贷款的监管,但近几年来,该类贷款总量并未减少,这也意味着,银行对此类债务进行 了展期。
FT今年1月30日报道称,于2012年底到期的地方政府贷款约有4万亿元,国内银行则至少对3万亿元的债务进行了展期。
第二个风险是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敞口。监管层严格限制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但在2012年末,其总额仍达到了3.9万亿,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2%。
银行对融资平台和房产商的贷款较为透明,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风险也不会很大。银行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第三个方面,即理财产品。据银监会数据,截止2012年末,通过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攀升至了7.1万亿,约占银行存款总额的7.4%。
理财产品的风险主要源于三个方面:期限错配、不透明和投资标的风险较大。
尽管银行没有义务为理财产品承担风险,但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却构成了银行的风险,如华夏银行。尽管华夏银行没有义务为理财产品投资者补偿损失,但投资者宣称收到欺诈,最终华夏银行进行了补偿。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同时也极易造成连锁反应。
由于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限制其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产开发商的贷款,融资平台和开发商转向其它地方寻求融资。
债券市场需要较高的信用评级和较多的信息披露,因而,信用质量较差的融资平台和开发商转向信托公司寻求融资,担保公司则帮助其降低借款成本。
以资产管理规模计算,信托业规模迅速攀升至7万亿,超越保险业(6.9万亿)和共同基金(2.9万亿),成为第二大融资渠道。而在2008年,信托业资产规模总计1.2万亿,低于保险业(3.3万亿)和共同基金(2.6万亿)。
野村认为,信托公司在中国起着影子银行的作用。因为银行受到严格监管,信托公司在中国通常作为企业融资的替代选项,通过规避监管漏洞,为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提供资金。
野村认为,中国信托业已经经历了五轮的盛衰周期,每一次的兴盛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每一次的崩溃都放大了去杠杆化的程度,并对经济造成破坏。野村估计,信托业即将完成第六轮的盛衰周期——信托业的发展将戛然而止。
野村称,自2012年年中以来,信托业的坏消息越来越多,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再度收紧之时,即是信托业风险爆发之日,政府亦无能为力。
野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放缓,担保公司亦将面临极高的风险。
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程度越来越高。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市房企公布的财务报表,其资产负债比从2009年的40%升至2012年的71%;另一个则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商的资越来越依赖于非银行部门,2012年达85%。
野村认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高度相关。如果房地产市场趋冷,开发商会从减少购买土地的资金,融资平台则会因此遭遇严重的资金困难。事实上,很多融资平台本身就是开发商,如江苏常州的武进城建公司(Wuj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ny),该集团旗下拥有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并为该市众多基建项目提供资金。
野村称,尽管房地产业总体的杠杆程度比较稳定,资产负债比近几年一直稳定在58%左右,但其盈利水平却在持续下降。野村认为,这表明其抗风险能力较低。
风险与道德风险
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风险紧密相连。风险的根源则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趋缓,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政治过度的时期,政府却试图强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造成了中国自2008年以来对基建投资的高度依赖,和持续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
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因此遭遇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并由此不得不转向土地和平台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土地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了融资困难;但在长期内,这一模式无法持续。
监管层试图遏制银行业的风险,但却容忍了影子银行的繁荣,并使之帮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解决资金困难。政府的支持,对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信托产品通常都能很快销售一空,其承诺的受益通常都高的不像是真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相信政府相关的债务不会有多大风险。
这位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
投资者无视风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通常,地方政府都会为所辖区域的私营企业提供兜底,如江西新余的赛维集团,这在事例在中国被广泛的报道。于此同时,评级机构也恶化了道德风险,IMF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97%的公司债券被评为AA或以上级别。
道德风险并不仅仅加剧了市场风险,同时还恶化了贫富差距。
影子银行产品只想高净值人士开放,只有富人才有机会从政府提供的隐形担保中获益,而当企业遭遇困境政府为其兜底时,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体人民。影子银行的繁荣和道德风险的加剧,最终导致了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
上周末,国际知名投行野村证券发布报告称,中国正显现出金融危机前的特征。
野村经济学家张智威和陈家瑶称,杠杆化快速升高、潜在增速下滑、房价上升,这是中国经济正在显现的三个警示信号,也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前所展现的特征。
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担保公司等机构,野村分析称,由于上述机构之间的依存度很高,而且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环节,一旦房地产降温,上述风险将随即爆发。
野村认为,上述风险的累计,是道德风险逐渐加剧的过程;而市场风险的恶化,则会导致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并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累计 悬于土地
中央政府财政良好,2011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15.2%,且对外债务占GDP比重仅为0.9%。尽管中央政府最近几年推行赤字财政,但赤字占GDP比例一直低于3%,而且截止2011年底,中国有3.3万亿的外资储备,国企资产达到了85.37万亿。
与中央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则遭遇严峻考验。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了14.8万亿,其中包括5.8万亿的直接债务和9万亿的融资平台债务。
野村证券认为,截止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形式可能已经进一步恶化。野村估计,由于新增了1540亿的信托债务和2.1万亿的债券,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已经超过了24.9万亿,约占GDP的47.7%。
比债务快速攀升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不断到期的债务。
因为地方政府借来的资金多投资于基础设施,如地铁公路等,这些项目通常既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投资,又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收益。根据地方融资平台公布的财务报告,很多项目产生的都是负的现金流。如天津城建集团(tianj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ny),其现金流从2010年的负70亿减少到2011年的负310亿元。
很多地方融资平台仍然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继续为其发起新的债务提供资产和担保。这些资产和担保通常是土地,与市场风险高度相关,并面临着相当大的减值风险。
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支持将会越来越有心无力。土地出让金曾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但土地出让金在2011年和2012年增长缓慢。受楼市新政的影响,土地出让金在2013年亦不会增长很多,甚至有可能下降。
地方政府曾转向其他渠道为融资平台寻求资金。如城建债券(urban construction bonds)和基建信托(infrastructure trust)。
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建债券攀升至1.2万亿,而在2006年,这一金额仅为294亿元;基建信托是由信托公司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2011年的规模为393亿元,2012年则攀升至1120亿元。
野村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未偿还债务累计已达11万亿。如果其利息为6%,每年需偿还10%,仅仅是偿还已有的债务,在2013年就达到了1.76万亿,比2012年全年发行的债券还有多。
更严重的是,央行预计2013年的M2增速将缩减至13%,信贷供给亦将趋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说,“钱紧”可能将会成为其新常态。
在资金压力下,很多地方政府采用非常规的方式进行融资,如BT模式(build-transfer)——利用非政府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未来偿还债务。以兰州为例,该市2011年财政收入仅为86亿元,该市承诺为太平洋建设集团支付800亿元——条件是在兰州是附近修建一座新城区。据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2月报道,太平洋集团拖欠货款近2000万。
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和银监会联合发文,禁止了BT和其它一些地方政府融资的“创新”模式。
今后几年,地方政府将如何面对不断攀升的债务,目前仍没有明确思路。
银行业的三大风险
野村认为,相比2008年,中国银行业的状况要更加恶化。
银行的风险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截止2012年9月,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敞口达到了9.25万亿,占银行对外贷款的14.1%。银监会已开始加强对融资平台贷款的监管,但近几年来,该类贷款总量并未减少,这也意味着,银行对此类债务进行 了展期。
FT今年1月30日报道称,于2012年底到期的地方政府贷款约有4万亿元,国内银行则至少对3万亿元的债务进行了展期。
第二个风险是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敞口。监管层严格限制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但在2012年末,其总额仍达到了3.9万亿,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2%。
银行对融资平台和房产商的贷款较为透明,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风险也不会很大。银行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第三个方面,即理财产品。据银监会数据,截止2012年末,通过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攀升至了7.1万亿,约占银行存款总额的7.4%。
理财产品的风险主要源于三个方面:期限错配、不透明和投资标的风险较大。
尽管银行没有义务为理财产品承担风险,但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却构成了银行的风险,如华夏银行。尽管华夏银行没有义务为理财产品投资者补偿损失,但投资者宣称收到欺诈,最终华夏银行进行了补偿。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同时也极易造成连锁反应。
由于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限制其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产开发商的贷款,融资平台和开发商转向其它地方寻求融资。
债券市场需要较高的信用评级和较多的信息披露,因而,信用质量较差的融资平台和开发商转向信托公司寻求融资,担保公司则帮助其降低借款成本。
以资产管理规模计算,信托业规模迅速攀升至7万亿,超越保险业(6.9万亿)和共同基金(2.9万亿),成为第二大融资渠道。而在2008年,信托业资产规模总计1.2万亿,低于保险业(3.3万亿)和共同基金(2.6万亿)。
野村认为,信托公司在中国起着影子银行的作用。因为银行受到严格监管,信托公司在中国通常作为企业融资的替代选项,通过规避监管漏洞,为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提供资金。
野村认为,中国信托业已经经历了五轮的盛衰周期,每一次的兴盛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每一次的崩溃都放大了去杠杆化的程度,并对经济造成破坏。野村估计,信托业即将完成第六轮的盛衰周期——信托业的发展将戛然而止。
野村称,自2012年年中以来,信托业的坏消息越来越多,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再度收紧之时,即是信托业风险爆发之日,政府亦无能为力。
野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放缓,担保公司亦将面临极高的风险。
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程度越来越高。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市房企公布的财务报表,其资产负债比从2009年的40%升至2012年的71%;另一个则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商的资越来越依赖于非银行部门,2012年达85%。
野村认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高度相关。如果房地产市场趋冷,开发商会从减少购买土地的资金,融资平台则会因此遭遇严重的资金困难。事实上,很多融资平台本身就是开发商,如江苏常州的武进城建公司(Wuj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ny),该集团旗下拥有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并为该市众多基建项目提供资金。
野村称,尽管房地产业总体的杠杆程度比较稳定,资产负债比近几年一直稳定在58%左右,但其盈利水平却在持续下降。野村认为,这表明其抗风险能力较低。
风险与道德风险
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风险紧密相连。风险的根源则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趋缓,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政治过度的时期,政府却试图强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造成了中国自2008年以来对基建投资的高度依赖,和持续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
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因此遭遇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并由此不得不转向土地和平台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土地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了融资困难;但在长期内,这一模式无法持续。
监管层试图遏制银行业的风险,但却容忍了影子银行的繁荣,并使之帮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解决资金困难。政府的支持,对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信托产品通常都能很快销售一空,其承诺的受益通常都高的不像是真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相信政府相关的债务不会有多大风险。
这位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
投资者无视风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通常,地方政府都会为所辖区域的私营企业提供兜底,如江西新余的赛维集团,这在事例在中国被广泛的报道。于此同时,评级机构也恶化了道德风险,IMF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97%的公司债券被评为AA或以上级别。
道德风险并不仅仅加剧了市场风险,同时还恶化了贫富差距。
影子银行产品只想高净值人士开放,只有富人才有机会从政府提供的隐形担保中获益,而当企业遭遇困境政府为其兜底时,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体人民。影子银行的繁荣和道德风险的加剧,最终导致了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
2013年3月19日星期二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集体酝酿违约 金融危机爆发在即
由于中国疯狂发行货币,2012年新增货币M2达到97万亿,占全世界货币增发量48%。这种庞大的货币发行量导致物价一涨再涨,最终房价也被逼迫上涨。房价上涨导致民怨沸腾,但是货币超发已经无法控制。发就要涨价,不发金融危机立马爆发。为了平息民怨,达到既继续超发货币又不至于导致民怨爆发的目的,2012年3月2日中国国务院突然宣布实施房产20%所得税。这个税种虽然不是中国独创,但是应用在只有70年使用权的中国房产上,且这个房产已经在购买时候交给政府税费达到70%以上的国家,真正属于恶性征税。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恰恰在国5条出台前一天3月1日,北京集中拍卖地块13块,当时由于房地产空前看好,房地产企业拿地也是出现高潮。底价78亿元成交超过107亿元。成交第二天国5条突然问世导致拿地的房地产企业叫苦不迭,称“拿我们开发商耍着玩。”由于土地拍卖是出一定保证金的,至今已过半月,目前这些拿地企业没有一家付余款。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13家企业多次自相沟通,试图讨个说法,存在集体存在违约的可能。理由是因为事发突然,地产新政属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几年的市场预期,甚至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大爆发,所以拿地房地产企业有理由退地。如果不退地,那就直接违约,顶多把定金损失掉,也不至于背上那么大的包袱,冒市场逆转房价暴跌的风险。
中国房地产已经上涨10年,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东房价上涨十几倍。事实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何时下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这次突发征重税,极为可能是引爆中国房地产巨大泡沫的导火索。如果这个泡沫破裂,其引发的金融危机要比美国金融危机大十倍以上。
从3月1日新政发布以来,中国各地房地产交易空前激烈,平均交易量徒增300%以上,已经导致全国性的恐慌。为了避税,同时引发假离婚潮离婚率也暴增300%以上,甚至刚刚结婚不到半个月的新婚夫妇也携手走进离婚殿堂。由于中共历来是强权政治,“官不悔判”是一个规则,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保全官场脸面。估计这次突增暴税最后落地执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金融危机爆发也就在眼前。
参考资料:北京土地拍卖单日成交107亿 34房企疯狂抢地
来源:证券时报网 2013-03-01
北京土地市场开年首场夺地大战拉开序幕。昨日13宗地的集中出让吸引了万科A(000002)、首开股份(600376)、龙湖、合景泰富、保利、绿地等34家地产大佬前来参战,现场观战的房企和媒体也多达上百人。
13宗地总建筑面积达157万平方米,最终成交金额超过107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2月北京土地成交额已达230亿,超过去年全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一半以上。 无人问津到价格翻倍 昨日北京迎来供地高峰日,集中成交13宗地,总建筑面积达157万平方米,出让底价合计超过78亿元,成交金额超过107亿元。这是继北京中服地块集中出让后,少有的集中出让情况。其中,包含12块居住用地和1块商业金融用地,房山地块占到了7块。 刚过午时1点,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便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现场竞价的13块地分别位于平谷、房山、顺义、密云、大兴和朝阳区,其中仅房山就有7块地,现场争夺气氛异常热烈。另外,朝阳区的两块地也争夺激烈。
在房山区的7个地块中,最受关注的是房山区长阳镇01-08-03、01-11-04等地块二类居住、商业金融用地,吸引了合景泰富、泰禾、首创、保利、首开股份、珠江地产、万科、绿地等8家房企现场竞拍。 该地块挂牌起始价10.7亿元,现场举牌异常激烈,经过49轮举牌后,合景泰富将价格抬到16亿元价格上限,改由竞配建保障房面积决胜负。起初,万科与合景泰富、泰禾交互举牌,但合景泰富似乎志在必得,举牌不眨眼,又经过51次举牌,将保障房面积从1.2万平方米抬高到5.1万平方米,令其他房企却步。
最终,合景泰富旗下广州市诚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6亿加配建5.1万平方米公租房胜出。而扣除保障房面积后,该地块折合楼面价超过1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达50%,创下房山楼面价新高。 现场观战的其他房企直呼"疯了",因为房山区域目前在售房价在1.7万~1.8万元每平方米,而该地块将来的成本就将达到1.7万~1.8万元每平方米。
一位现场不愿透露姓名的房企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房山长阳这两块地在2011年底挂牌时,没人要流标了,当时楼面价也就5000元每平方米出头。 "去年中铁房地产拿的一长阳地块,当时的楼面价才4800元每平方米,而半年前一直无人问津甚至流标的地块,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楼面价竟然超过万元,翻了一倍,这不是发疯了吗?"该房企人士说。
另一块大兴区孙村组团三期B-07地块二类居住用地项目,也是如此。据了解,该地块在半年前以8亿元挂牌时,也一直没人要,现在该地块被中水电和金地联合体以12亿元加配建1万平方米保障房竞得,折合楼面价8917元每平方米,溢价率也达50%。该地块吸引了9家房企前来竞拍,共进行了48轮竞价。
首开股份获朝阳两地块 在另一个拍卖室内同样进行着豪强争霸,因为这里有备受关注的朝阳区孙河乡两块居住用地。其中,各房企对面积达到6万多平方米的G地块竞争尤为激烈。首开股份、龙湖、懋源、路劲等大佬不惜一掷千金,由12.32亿元的起始价抬升至16.6亿元,从第9轮竞价开始首开股份单挑龙湖,此后又经10轮争夺,首开股份以2000万元的优势,险胜龙湖。 此前,首开股份、龙湖在对孙河F地块的争夺中曾冤家聚头,首开股份的举牌代表淡定追码,强势逼迫路劲、懋源等弃局,而龙湖惜败,止步于10.5亿元。第23轮,首开股份以10.6亿元将F地块收入囊中。
在现场观战的看客群情激涌,除了为自家公司叫好声和惋惜声外,还有人在议论着:"趁两会还没开,出这么高的价就先把地给圈了,要是两会出来调控房价的政策,看这些房企怎么活。" 也有现场观战的人士表示:"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盖出来自然就有人买。"
经过20多轮的争夺,首开股份分别以10.6亿元和16.6亿元竞得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F地块和G地块,折合楼面价分别为2.59万元每平方米和2.64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分别为32.5%和34.7%。业内人士认为,这两块地并没有达到价格上限,比此前预期价格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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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恰恰在国5条出台前一天3月1日,北京集中拍卖地块13块,当时由于房地产空前看好,房地产企业拿地也是出现高潮。底价78亿元成交超过107亿元。成交第二天国5条突然问世导致拿地的房地产企业叫苦不迭,称“拿我们开发商耍着玩。”由于土地拍卖是出一定保证金的,至今已过半月,目前这些拿地企业没有一家付余款。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13家企业多次自相沟通,试图讨个说法,存在集体存在违约的可能。理由是因为事发突然,地产新政属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几年的市场预期,甚至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大爆发,所以拿地房地产企业有理由退地。如果不退地,那就直接违约,顶多把定金损失掉,也不至于背上那么大的包袱,冒市场逆转房价暴跌的风险。
中国房地产已经上涨10年,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东房价上涨十几倍。事实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何时下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这次突发征重税,极为可能是引爆中国房地产巨大泡沫的导火索。如果这个泡沫破裂,其引发的金融危机要比美国金融危机大十倍以上。
从3月1日新政发布以来,中国各地房地产交易空前激烈,平均交易量徒增300%以上,已经导致全国性的恐慌。为了避税,同时引发假离婚潮离婚率也暴增300%以上,甚至刚刚结婚不到半个月的新婚夫妇也携手走进离婚殿堂。由于中共历来是强权政治,“官不悔判”是一个规则,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保全官场脸面。估计这次突增暴税最后落地执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金融危机爆发也就在眼前。
来源:证券时报网 2013-03-01
北京土地市场开年首场夺地大战拉开序幕。昨日13宗地的集中出让吸引了万科A(000002)、首开股份(600376)、龙湖、合景泰富、保利、绿地等34家地产大佬前来参战,现场观战的房企和媒体也多达上百人。
13宗地总建筑面积达157万平方米,最终成交金额超过107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2月北京土地成交额已达230亿,超过去年全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一半以上。 无人问津到价格翻倍 昨日北京迎来供地高峰日,集中成交13宗地,总建筑面积达157万平方米,出让底价合计超过78亿元,成交金额超过107亿元。这是继北京中服地块集中出让后,少有的集中出让情况。其中,包含12块居住用地和1块商业金融用地,房山地块占到了7块。 刚过午时1点,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便已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现场竞价的13块地分别位于平谷、房山、顺义、密云、大兴和朝阳区,其中仅房山就有7块地,现场争夺气氛异常热烈。另外,朝阳区的两块地也争夺激烈。
在房山区的7个地块中,最受关注的是房山区长阳镇01-08-03、01-11-04等地块二类居住、商业金融用地,吸引了合景泰富、泰禾、首创、保利、首开股份、珠江地产、万科、绿地等8家房企现场竞拍。 该地块挂牌起始价10.7亿元,现场举牌异常激烈,经过49轮举牌后,合景泰富将价格抬到16亿元价格上限,改由竞配建保障房面积决胜负。起初,万科与合景泰富、泰禾交互举牌,但合景泰富似乎志在必得,举牌不眨眼,又经过51次举牌,将保障房面积从1.2万平方米抬高到5.1万平方米,令其他房企却步。
最终,合景泰富旗下广州市诚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6亿加配建5.1万平方米公租房胜出。而扣除保障房面积后,该地块折合楼面价超过1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达50%,创下房山楼面价新高。 现场观战的其他房企直呼"疯了",因为房山区域目前在售房价在1.7万~1.8万元每平方米,而该地块将来的成本就将达到1.7万~1.8万元每平方米。
一位现场不愿透露姓名的房企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房山长阳这两块地在2011年底挂牌时,没人要流标了,当时楼面价也就5000元每平方米出头。 "去年中铁房地产拿的一长阳地块,当时的楼面价才4800元每平方米,而半年前一直无人问津甚至流标的地块,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楼面价竟然超过万元,翻了一倍,这不是发疯了吗?"该房企人士说。
另一块大兴区孙村组团三期B-07地块二类居住用地项目,也是如此。据了解,该地块在半年前以8亿元挂牌时,也一直没人要,现在该地块被中水电和金地联合体以12亿元加配建1万平方米保障房竞得,折合楼面价8917元每平方米,溢价率也达50%。该地块吸引了9家房企前来竞拍,共进行了48轮竞价。
首开股份获朝阳两地块 在另一个拍卖室内同样进行着豪强争霸,因为这里有备受关注的朝阳区孙河乡两块居住用地。其中,各房企对面积达到6万多平方米的G地块竞争尤为激烈。首开股份、龙湖、懋源、路劲等大佬不惜一掷千金,由12.32亿元的起始价抬升至16.6亿元,从第9轮竞价开始首开股份单挑龙湖,此后又经10轮争夺,首开股份以2000万元的优势,险胜龙湖。 此前,首开股份、龙湖在对孙河F地块的争夺中曾冤家聚头,首开股份的举牌代表淡定追码,强势逼迫路劲、懋源等弃局,而龙湖惜败,止步于10.5亿元。第23轮,首开股份以10.6亿元将F地块收入囊中。
在现场观战的看客群情激涌,除了为自家公司叫好声和惋惜声外,还有人在议论着:"趁两会还没开,出这么高的价就先把地给圈了,要是两会出来调控房价的政策,看这些房企怎么活。" 也有现场观战的人士表示:"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盖出来自然就有人买。"
经过20多轮的争夺,首开股份分别以10.6亿元和16.6亿元竞得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F地块和G地块,折合楼面价分别为2.59万元每平方米和2.64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分别为32.5%和34.7%。业内人士认为,这两块地并没有达到价格上限,比此前预期价格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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