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公：夜行动物

在“脊梁奖”喧闹的去年七月，我曾经写过一篇《无脊椎动物》。两千多年的奴化、愚化教育，中国人已经重新回到动物的原始形 式——无脊椎动物时代。尽管文中我发过这样一番感慨：去脊椎化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引导平民做温顺的羔羊，以喂食权贵；但终因“心颤”，不忍心对这种不堪的返 祖现象做进一步反思。今天不妨换一个话题，说一说夜行性动物（nocturnal animals）。

“盲人翻过围墙，单身突破了政府投入六千万巨资设立的每天三班每班22人全天监控的监禁网，月黑风高下摆脱了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恐惧。”

这是《亚洲周刊》对4月22日夜晚发生的一起越“狱”事件的描述。文章给予黑夜很多赞美，如“黑夜并不是盲人的障碍”，“眼前一片漆黑，却透射现实社会的良知和险恶”，等等。

黑夜对盲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对正常人呢？我检索了一下近几年发生的诸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个共同特征是：到了夜晚，事态扩大。仔细梳理网民推选的“2010年中国十大群体性事件”，其中有七件，都出现了这种“黑夜现象”。

2010年3月26日，云南昆明市北仓村农贸市场。当晚20时15分，56岁的杨胜秀因占道经营被罚，她下跪求饶后准备逃走，却被城管连人带车掀翻在地，引发众怒，人们向城管和警察投掷石块，9辆车被掀翻，3辆被焚，9名城管和4名警察被砸伤，27日凌晨2点才告平息。

2010 年6月11日，安徽马鞍山市大润发卖场。下午6时，花山区旅游局长汪国庆，驾车撞到一位学生，并将学生的眼眶打裂，引起群众的愤慨。局长迅即请来警方保 护，民众筑起人墙，将躲进警车的局长团团围住。当晚20点过后，天色全黑，防爆警察和武警赶来增援，上万民众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矿泉水瓶，个别武警的头盔被 打掉。晚23点30分，武警使用催泪弹驱赶人群，现场恢复平静。

年6月21日，山东昌邑市围子镇。上午9点左右，镇政府派出60多辆车组 成庞大的拆迁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前陶埠村，实施强拆。村民发射自制信号弹，叫来全体村民，展开家园保卫战。冲突中，村民宋伟被车碾伤，愤怒的村民将肇事司 机暴打一顿，并扣留车辆。当天晚上，政府组织人马准备抢回被扣车辆。邻村（斜子村、军屯村）村民前来助战，将22辆政府车辆放气扣押，村民轮流冒雨值班。

2010 年7月5日，江西九江市修水县港口镇。凌晨5时许，因不满政府强行搬迁，洞下村村民租车赴京上访。14时许，行至湖北省崇阳县金塘镇，遭到30辆警车的拦 截，村民被迫返回。在返回至港口镇丁字路口时，双方爆发冲突，20多位村民被打伤。当晚21时许，群众再度聚集，用石头、砖块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18辆 警车被砸，官员逃跑。

2010年7月11日，广西百色市靖西县新甲乡。当日下午，为制止污染，庞凌村村民与信发铝厂发生大规模冲突，经县乡劝解，双方人员撤离。到了晚上，村民再次围攻铝厂，砸坏设备。当局调派武警，出动装甲车，并对天鸣枪，才控制局面。

2010年7月16-30日，苏州高新区通安镇。因不满拆迁补偿，每天晚上，上万村民走上街头，或堵塞312国道，或占领政府大楼，与警察对阵，采取拉锯战法，消耗防暴警察的体力，长达半月之久。

2010 年8月3日，四川内江市威远县连界镇。下午两点，一对夫妻因摩托车停放问题被城管打伤，民众聚集到派出所抗议。到了晚上，超过万人，警方出动上千名防暴警 察，双方爆发冲突，2辆警车被推翻，30多名警察被打伤，包括威远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可。直到次日早晨7点多才告平息。

生物学家解释说，动 物选择夜行，是缘于对生存环境的恐惧，是一种避敌行为。这是夜行性动物与昼行性动物（diurnal animals）相区别的根由。不幸的是，在我的考察范围内，人类同样如此。有一类人喜欢白昼，他们如闲庭信步般，白天到大街上游行，晚上到小酒馆里畅 饮。另有一类人喜欢黑夜，白天对官家点头哈腰，晚上却乱丢石块，极具攻击性。前者如此惬意，得益于环境的自由宽松。后者如此猥琐，皆缘于对环境的极度恐 惧。已经有太多的学者做过论证，说自秦创专制以来的22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属于后者。犀利公从“道路以目”这个成语中发现，在始皇以前的600年，中 国人就曾经这样子不堪过。

姬胡同志是周朝第十代领导核心，因生前重视思想工作，死后谥号厉王。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他先发布禁谤令，然后再 组建一支类似于网监的“卫巫”队伍，专职监谤。这批花高价从卫国召来的巫师，个个身手不凡，有一套监视国人举动的邪法，凡有“谤”者，立即捕杀。一时间， 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路上碰到熟人，不敢交谈，只能交换一下眼色，这就是“道路以目”。公元前841年的一个夜晚，京城内的国人们（平民），集结 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州），13年后病亡。无主之时，周、召二公，联合六卿，组成常委班子，实行集体领导，史称共和。

国人暴动，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晚上”，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中国人的夜间行动。

在 国家地理频道，我曾经看过野外摄影师跟踪拍摄的一段讲述鬣狗与狮群之间的仇杀故事。在狮群的领地上，一群鬣狗白天表现得很恭顺，只敢在狮子饱食之后捡一点 剩渣或腐肉，但到了夜晚，这些体量远小于狮子的个体，却异常的活跃，专门围攻落单的母狮，不为吃肉，只为报仇。摄影师旁白道：鬣狗并不是夜行性动物，只在 这个强大的狮群领地上才这样；在塞伦盖蒂的其它狮子领地，鬣狗在白天也很活跃。

我还看过狼、猫头鹰等诸多夜行动物的影像，一个共同的特性 是：夜行动物通常比昼行动物表现得更加狡黠，并富于报复心。我不知道“白天袖手旁观，夜晚挥拳上阵”的国人特性，是否与此类似。但可以确知的是，在缺乏安 全感的国度，人人都是夜行动物。体制外的陈先生，不得不如此；体制内的王局长也不得不如此——亡命成都时，据说扮作妇人，比夜行还不堪。当一种体制营造出 极度恐怖时，它就会伤害一切。从诸多“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上，我们反复看到了这一点。

我不敢说无脊椎化和夜行 性在当代国人的身上具有普遍性，但如果我们承认其严重性，那就应当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另类思考。关于民主之光何时照亮这块古老的土地，乐观者看到十年，悲观 者遥望百年。犀利公时常想，就民族特性而言，不管是十年还是百年，德先生可能会在某一个黑夜叩响中华之门。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年5月5日

陈光诚撼动维稳规则

至少在陈光诚个案上，维稳思路必须破局。如果后者成真的话，那么这可能也是一群人数不多的松散的"救援网络"第一次改变"维稳-维权"的游戏规则。

当陈光诚与坎贝尔两手紧握，走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时候，这张照片本应定格为一出外交大戏的光明结尾——危机被成功化解，三方皆赢。中方可以用陈"自行走出"挽回面子，再动用国营媒体高分贝谴责美国表达"内政不容干涉"的严肃立场；美方则维护了"美国价值观"以及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道义形象；陈光诚也按照他在进入美领馆时候一再陈述的愿望"与家人团聚，留在中国"。

熟悉美国影片的观众简直可以从中看出好莱坞的影子。不过，这场"外交大戏"居然没有按照导演的意思完美收场，而是加演了朝阳医院病床上的一幕。这一场可谓让中美两国都措手不及，现在，美国国会要求对陈光诚进入美领馆及与中国谈判的过程进行调查，且不论调查结果如何，就现已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在处理过程中存在明显失误，比如协议没有文字记录，这些失误无疑是奥巴马政府"送"给正在进行的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的把柄。而中方则出乎意料地发表声明，表示陈光诚可以"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出国手续"。这一声明固然是积极的表态，不过也拒绝了这位山东男人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在病床上提出的愿望——"乘坐希拉里的专机尽快离开中国"。

这句剧本中本来没有的台词，让台面上的两个大国尴尬不已。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上演飞车接陈光诚进入美领馆之后，本来可以活生生地展现"美国价值观"，但接下来的现实正如《经济学人》中的评论所言：美国最好的外交官们是否让一位勇士失望了？如果他们被中方人员所愚弄，或太急于接受中方的保证，那他们就是傻瓜；如果他们在计算了汇率、关税、贸易、就业、国际外交等等好处之后想快点搞出一个协议，而牺牲了一位盲人的权益，那他们就是帮凶。现在希拉里的专机已经离开中国，可以确定的是，里面没有陈光诚的一家。这大概最能体现官方说法——"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取得积极成果。"不过，回到美国之后，奥巴马政府一再宣称的"巧外交"不免要被讥笑为"弄巧成拙"的"拙外交"了。

如果说美国的失误主要还是在操作层面，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历经磨难的勇士在病床上再也难掩恐惧？这其中揭示的是中国的"维稳"体制的血腥和野蛮，这种体制被一个盲人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雇佣秘密警察、以黑社会手段践踏法律、罔顾人权的"家丑"被外扬，变成了让中共颜面尽失的"国丑"。这个口口声声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兴大国被扯下了遮羞布，在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这样的基层，一个县政法委的书记可以雇佣数百人，在几千万"维稳经费"的支持下长期迫害一位并未受到任何指控的盲人。同时，这种"维稳"体制现在面临的困境也一览无余，利用极高的成本，牺牲公义和程序，凭借完全不受约束的暴力，以利益和恐吓来维持表面的"和谐"。

并且，这种维持也远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层层包围的严防死守也看不住一个盲人，最后只会带来更大问题，激化矛盾，还会演变为更多层次的冲突，这就是早就被学者和社会观察家提出的"越维越不稳"的困境。

现在，这个"维稳网络"已经随着陈光诚的转移笼罩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就在此时此刻，那儿正在变成第二个东师古，被便衣包围、被搜查证件的外媒记者，现在不仅是新闻的旁观者、记录者，也是"正在体验"维稳体制的亲历者。而陈光诚这个已经获得了中美两国政府协议保障的"自由公民"还不能会见任何他的朋友、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甚至他的名字也在微博上被屏蔽，这依据的哪一条法律？这又是什么样的自由？

按照"维稳"的思路走下去，现在，可以把朝阳医院周围的道路也一一标记，分配更多的便衣和警察，然后分成小组，以网格化的方式看住每一个路人，以防他们突然拿出一张"支持光诚"的A4纸来；还有美国驻华使馆，从此，那儿也必须升格为重点维稳区域，骆家辉的出行更是要享受最高级别的"维稳"待遇，他所见到的人、停留的地方都得层层防范，才能避免更多以"非正常"方式出现的外交危机。或者，还有一个选择是，至少在陈光诚个案上，维稳思路必须破局。如果后者成真的话，那么这可能也是一群人数不多的松散的"救援网络"第一次改变"维稳-维权"的游戏规则。

上面提到的这个"救援网络"主要活跃在中文推特社区，这是一个被严密监控但仍然保持了活力和行动力的社区。是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和几名甘愿以自己的自由换取他人自由的行动者，冒着巨大的风险，才完成了陈光诚飞跃东师古这一"惊险动作片"，并在他走出美领馆后，再利用一条一条的推把他的真实心愿传递出来，经过国际媒体的接力，突破了单向的政府信息的传播模式。

不过，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模式也远非尽善尽美。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陈光诚在十天之内经历的种种惊险情节，背后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方案或策略，也没有方案A失败后的方案B，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只能留给陈光诚及其家人，在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之后，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凭感觉做出。这对陈光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陈光诚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中国过去对异议者的处理手法不适用于他。首先，他不是如魏京生、方励之和刘晓波这样的政治犯，也不是如赖昌星这样的经济犯，甚至他也不象艾未未那样是所谓的"偷漏税"嫌犯，处于"取保候审"期。在法律上，他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自由的中国公民。在陈光诚自己的叙述中，当他被软禁的时候，当地的"维稳人员"用尽各种方式，比如安装探照灯、没收手机卡、以及以暴力手段骚扰他和他的家人，就是希望他发怒，一旦他采取冲动过激的行为，就会被安上罪名、再次投入监狱。因此，也可以说，他目前的"自由人"身份是他以长达七年的忍耐和理智才保住的。那么，是否如他的导师和朋友孔杰荣教授所言：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空间，让陈光诚在一定范围内能继续推动乃至迫使中国政府遵守它自己同意的外交协议、遵守它自己制定的法律？对一名活动家来说，他是否能抓住这样的机会，让中国政府不得不接纳他的存在，无法彻底消除他的社会影响力？只有这样，他的这种"自由公民"的身份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让他不仅可以在中国境内迁徙、居住、学习和工作，也可以让他如愿地出境和入境。

否则，他只能和不少之前的"异议者"一样，放弃中国公民身份，自我流放。

其次，在他的案例上，中国政府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就某个中国公民的意愿如何达成进行谈判，之后又迅速地作出了声明，表明他的"合法公民"的身份，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点上来看，陈光诚事件没有以希拉里的离开而告终，也未必会以他迅速出国而告终，他的未来之路尚有更多可期。

同时，任何一个对中国的法制现状有所了解的人，包括孔杰荣教授在内，都知道，要利用这种脆弱的史无前例的以外交手段达成的承诺在中国"走钢丝"，从事社会活动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危险的事。此时，"陈光诚事件"又已经是一起涉外事件，今年还是美国的大选年，中国也将迎来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更替的"多事之秋"，即使他能如愿到达美国，也不一定就能安静地生活，他的话会被当做政治对手之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这是他无法改变的大背景。这也就意味着，暴露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的陈光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他为了避免身处这种困境而拒绝采访，或者是在中国就被强制消音的话，那么他的处境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在获得了这么多外界的帮助下，也不比在东师古好多少。与那时相比，可能希望还更渺茫了一些。陈光诚选择的是一条困难无比的道路，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这位依靠良知的指引一路颠簸来到北京朝阳医院的盲人，能否再次以他内心的光明照亮晦暗不明的未来？


作者：译者

北京“倒薄”遭遇意识形态陷阱

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像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

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

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作者：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