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揭秘中共官员是如何捞钱的，捞钱的手段和方式有哪些。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来，经济年年迅猛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起来。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5.88万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 平并没有和GDP的增长同步提高。 他们依然节衣缩食，艰难度日。那么在中国经济崛起，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中国人民大量创造的财富流向了哪里？今天的中 国观察节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将就这个话题作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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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程老师您好！
程晓农：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年年迅猛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起来。到2010年，中国的GDP已达到 5.8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可以看到，来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买起奢侈品令西方人看了都乍舌， 但在国内我们也看到绝大多数民众他们 却仍拿着低廉的工资，生活依然是节衣缩食，甚至度日艰难。那么在中国经济崛起，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中国人民大量创造的财富流向了哪里？
程晓农：首先我来谈一下中国所谓的国民收入分配制，体系或者说架构。任何国家它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会产生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其实就是这个国家一年创造的全 部的经济成果。用英文的缩写语表达就是GDP。这个词在中国现在流行到每个政府官员都熟悉了，而且都已经不再用汉语拼音和中文表达了，网民们为了讽刺它， 就把它改成了“鸡的屁”。可见，这个词已经在中国虽然没到家喻户晓的程度，那至少在互联网上和在国内的政府部门、政府的文件里已经是人人熟悉的了。
但是，中国谈GDP的时候，谈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时候，它只谈它的增长，谈它的规模，不谈它是如何分配的。其实，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讲，国民收入或者说GDP它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它的生产，就是它在哪些部门生产的，是在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各个部门；
第二部分是它如何分配的，也就是谁得到了哪一块；
第三部分是它如何使用；
也 就是说获得了GDP某一块的一个社会群体，比方讲企业家，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农民，他们获得了某一块，比方讲百分之多少的国民收入。最后，他们如何使用 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获得国民收入的人不一定原封不动的把它用光。因为人有各种需要，有时候需要储蓄。那么，它就会把一部分国民收入储蓄起来， 储蓄的结果是存在银行和其它的金融机构里。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把这钱借给别的人，或者是别人借的钱去买房子，结果就变成别的人在用这笔储蓄。所以，国民收 入的使用和分配这两个环节其实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正常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被政府故意的给忽略了。也就是说，政府通常尽可能掩盖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同时尽量不公布这方面结果，让老百姓对这个好无感觉。那么，接下来就是政府用几句抽象的话来代替了对国民收入使用和分配问题的深一步的追究。
通 常政府讲的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力增强了。下一步就开始宣传，中国又取得了多大的科技成就。其实，在谈科技成就也好，是高铁建设也好，是国力增 强也好，中国对外援助又花了多少亿也好，所有这些，多半是所谓政府在使用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国民收入的使用者简单的可以分成政府一块，消费者一块，还有 就是企业一块。
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是不要想在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当中占有很的大空间的，因为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府看起来，不 让政府还有它的官员们能够为所欲为的骑在老百姓的头上。那么，专制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政府把老百姓看起来了，不让老百姓批评政府，也不让老百姓有任何约束 或者干预政府官员行为的实际可能性。这样的话，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个时候专制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就很容易被政府操作，而政府从中占据一大 块。
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专制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被政府宣传的国力增强等等所迷惑。而要仔细的去想一想看，国力增强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 为在一个专制国家，如果政府控制着绝大部分国民收入，那么，一旦政府又是同时，因为通过专制制度支配了大部分的国民收入，那么，国力增强这件事情反过来就 是说，政府正大笔的花着老百姓本来可以用于生活消费的开支。换句话讲，这时候国力增强就变成坏事。因为国力越增强，政府花老百姓的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越 苦，经济增长再快，老百姓要这样的增长干什么？那只是帮政府在增强它的实力。比方讲，政府又到柬埔寨送去多少亿美元，然后又在非洲免除了了多少多少国家的 债务，换来的是非洲在联合国某些国家给中共政府无条件的支持。比方讲柬埔寨，永远在东南亚关系问题上，无条件站在中国这一边。这些事情，这些做法真的是老 百姓需要的么？还是中共政府的面子？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国力增强不见得是好事。
那么，离开了所谓政府乱花老百姓的血汗，来增强它 的实力，达到它的目的，这个我们刚才谈到抽象的问题以外，还可以落实具体一点，就是在政府的消费当中，还有一大块是官员的消费，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如果是不 受监督的，那他就可以用老百姓的名义自由自在的用公款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讲就是侵吞公款。
在西方国家，在民主国家一个公务员如果 侵吞公款，那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那就不同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政府官员是天然有权用公款满足他们自己私人欲望的，而且一切都在因公 的名义下。比方讲，中国现在最有名的三个词，叫做：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这个三公消费，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是正常的普遍现象。现 在中共政府已经不太隐瞒这件事，就是说这种事情已经太普遍了。当官的你不让他三公消费，他觉得这个官白当了，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在中国的官员看来，这就是 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么，从民主国家的人眼光来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腐败性。
但是，我们只是看到官员的三公消费，其实还是远远忽略了官员 们实际能力的。三公消费，它的消费方法是要发票的，就是说他要拿去报销，向谁报销，当然不是向他自己报销，也不是向他老婆报销，而是向政府部门的财务会计 报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花这笔钱是个人先垫一下，最后又公家处理。所以，才有个报销的问题。
这个报销报的现在全世界都熟悉了，以至于荷兰的妓女都知道，为了拉客，会在街上对中国人喊：“发票！”。用中文谈的。因为都知道，中国官员们到荷兰去嫖娼是要发票的，因为回去能报销。这样的丑闻，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但 是，现在我们还要谈另外一部分就是不报销的收入开支，这就是官员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其它的收入。这个收入是可以直接揣入腰包的。我想大概有两种，一种 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直接收入最典型的是贪污，直接从公款里拿走，这样的做法虽然频频发生，但是比较容易被抓住。所以，很多官员通常不这么笨，不会直 接去盗用公款。他的做法通常会稍微隐蔽一点，比方讲买官卖官。
很多的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书记就是管着人事大权的，一个县委书记或者 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那是很喜欢调干部。这里面就有一个名堂，就是干部一调动，钱就滚滚而来。为什么呢？调干部这件事本身，名义上讲是组织上为了安排干 部的调动，听起来似乎名正言顺，但是，这里面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大概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缺，有肥缺，有瘦缺，就是不是所有的位置都能够捞钱的，有 的多有的少，那么你把那个有肥缺的人调到瘦缺那去，他就亏了。同样的，在瘦缺上的人想调到肥缺上来，还有调动的过程当中就自然有升有降。那么谁升了，谁 降，不仅仅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在于地位、权力，同时还有赖可以捞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市委书记还有组织部长是可以通过调动干部发财的。
比 方讲，一个副乡长想升乡长，那就想办法送礼，一般来讲就得有几万块，象这样的钱送到组织部长的口袋里，那自然是现金。据说，现在在中国又流行不用现金了， 用现金卡，一张银行卡，把钱打在卡上，然后把密码用一个组织部长或者是书记熟悉的号码，比放他自己的生日做密码，把这张卡悄悄的塞在书记的口袋里。这是不 显山不露水的就完成了贿赂。据说在一些县，到每年中国新年的时候，这样的收入经常有个几十万，上百万并不惊人，换句话讲是流水的，正常的。
除 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利用行政权力批条子，批准什么，不批准什么，卡住什么，不卡住什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收受贿赂的机会。比方讲一个房地产商想要买 某一块地，通常是要主管的官员乃至于主管的副县长，副市长批准，要签字，那签字不是白签的。一般来讲找这些官员自然要请吃饭，然后在饭桌上当然官员要打官 腔，这有一大堆困，不容易啊，言下之意就很明白了，一送了钱就容易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商人怎么送了，最好是不要在酒桌上当着面还有别人在场的时 候送，这样的话，官员会假装清廉，啊，这钱是不能收的，我们不能腐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旁边有人看着，他不能收，怕被人举报。所以送钱是有很多讲究的， 有技巧。比方讲，不能够在公开场合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送，送的时候两个人不能录音，不能见诸于文字，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抓不住谁小辫子。有时候就得象地下 工作秘密接头一样。一个乡长去见县委组织部长，拿一个包，或者一个报纸，里面包着钱，然后两个人走在街上迎面过来眼神一对，走到跟前不声不响把报纸往对方 手里一塞，接着就走，两个人一句话不说，然后受贿的人就把东西揣回家去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行贿受贿。
之所以现在中国房地产经济这么活 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可以在开发房地产过程当中大量的受贿，因为每一个环节都要他们批。他当政府官员的乐趣也就在这，他可以设置一系 列需要批的制度和规则。比方讲，他可以规定，某一块地、某一个地区要经过某一级政府的讨论，这点儿，他说一句就算成为规矩了。所谓讨论，就是事先你下面的 科长、科员就不能随便决定了，要交给处长、局长，然后又交到市长那儿讨论。那么，谁参与讨论谁就有发言权，有否定权。有否决的机会那才能制造出受贿的可 能。所以，这种行政管理其实就是一种创造行贿受贿管道的这么一种日常运作。
也因为如此，很多人大量的受贿，而很多现金拿来以后他是没有 办法完全存到银行的，以前是可以用假名存，但也不能书记、市长自己亲自去存，那么也得让家属去存，时间久了，这个是就就会曝光，所以很多人常常就把现金成 捆成捆的藏在家里。所以，反贪局、检察院，还有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如果要是遇到了非破不可的反贪案件，那么往家里去抄的话，贪官家里通常都会抄出相当 数量的现金。而且这些反贪部分是深有经验，他们之所以这么积极，是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制度规定，象检察院、反贪局如果他们能从贪贿案件查出现金来的话，他们 是可以提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就可以从中贪污一块，而且是公然的、合法的、党批准的集体贪污。所以，他们查抄现金的积极性是非常大的。经常会把一个人家里翻 的底朝上。比方讲，所有的床垫他是一定要把它撕开的，沙发一定要划烂的，所有的缝，天花板是要拉下来的。因为这都属于他们工作上的基本经验，要是没有这些 经验，他们就不可能有奖金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贪官栽就栽在家里面藏了大量现金。我们看到不少案例，比方讲，除了沙发、床垫底下藏钱 以外，还有藏在冰箱里，还有人把钱藏在水塘里的。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土的，或者是土八路。大概在内地的省份比较多，另外在早期的深圳、广州这些地方。八、九 十年代的时候，深圳也有干部把床垫底下铺满了厚厚一摞子人民币，一万块一叠的人民币，铺在床垫底下全都是，然后人就睡在上面。
在这种直 接受贿的情况下，实际上当官员只要你有一点权力，你就有机会捞钱，除了这些主管官员以外，其它各个部门也都有机会拿到不同的贿赂，甚至一些听起来不是政府 的部门，比方讲，听起来小学老师收不到什么贿赂，但是在中国小学老师也是经常受贿的。虽然他拿不到那么多。逢年过节，学生要向老师送礼，为了将来图个好分 数，这个现象在中国也是人所共知的。除此之外，办什么班，还有强迫学生购买某些个卖的非常昂贵的教材，这些都是老师捞钱的机会。比方讲，强迫学生吃学校昂 贵的午饭，或者强迫学生购买学校高价订做的校服。所有这些，都有捞钱的机会。当然捞钱也分成集体捞和个人偷着捞，个人捞叫做腐败，集体捞叫做“小金库”。
在中国‘腐败学’是一种很大的学问，可以讲，各行各业只要吃官饭的，从机关到事业单位，如果他不懂这门学问他就没得混。他就会被同僚看 不起，而且被大家视为是绊脚石，因为他会断了别人的路，大家觉得一大堆人都在贪，如果张三不贪钱，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就危险，因为他可能某一天会举报别人， 大家会想办法集体把他除掉。这是讲的个人直接受贿。
还有更多情况下是间接受贿。比方讲，他涉及到经济活动，他可以不用本人出面，让家属 出面，比方，一个市长参与外商的合资谈判，他通过暗示要求外商给予一些回扣或者贿赂，才能批准这个项目。这种情况下，这个贿赂和回扣可能不再用现金直接交 给这个官员本人了。官员可能会暗示你跟谁谈一谈，那个某某可能就是他指定的一个亲属，或者亲属的代理人。这笔钱也不见得就直接从国外汇到中国来，他会在国 外设立账户，那么这笔钱就直接从国外就汇在国外的贪官账户。不显山不露水，国内也查不着。几乎对这种行贿受贿中国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基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 不可能对外国进行调查。
这是刚才讲的政府官员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还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那点小小的权力去行贿受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利用国营的商业机构，比方讲大型的国有控股公司，还有国有银行，另外还有原来的国有企业，过去都是有这种利用商业活动的机会捞钱。
先 谈谈长流水，就是现在这些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银行他们捞钱的手段。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银行的有关业务部门的人收回扣，在中国是潜规则人人都知道，只要你在 银行借大一点数额的款子，你就得懂得这个规则，你要不给回扣，就一分钱都借不出来。回扣的多少，从百分之三、五到百分之十，这要看银根紧松，难度大小，风 险大小。同样的这些钱可能用有限的数量用现金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如果数字大了，那就得汇到国外去，或者是借款人得想办法自己在国外把同等数额的外汇存到银 行职员或者官员的国外账户里头。
国有的控股公司也是同样有大量的机会。比方讲，在国内采购或者在国外采购，或者是以到国外并购企业，或者是到国外投资用这种名义，从中和外商勾结，这里面的把戏是很多的。
再 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国有企业的经理。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从九七年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私有化了，相当程度上的私有化到了中国国企 经理的口袋里头。据国资委的调查，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当中，大概是一半左右直接的被国有企业经理买下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国有企业经理在九十年 代中期一个月也就是两千块或者三、四千块钱工资碰顶了。他们哪有钱买企业, 中国的很多企业它的净资产，就是总资产扣除负债很多时候也都是几百万、上千 万，我们还不谈大的国有企业，有时候动不动就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资产的。我们就以一个中小企业，一百万净资产，这就不是中国经理能够买得起 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企业经理第一没有遗产，不管他祖上是干什么的，都被革命革光了，他爸如果是资本家或者是个地主，他可能就入 不了党，他也当不了这个经理。就算他混进了共产党里头，他爹，父母，爷爷或者外祖父给他留了点遗产，有土地，但是，那点遗产恐怕从五十年代到文革也都被共 产党给共光了，也不可能有像样的遗产。所以，没有遗产的人，大家工资收入都差不多，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平均一个月七、八十块，八、九十块就算不错的工资 了。在中国混一个所谓的处级厂长，一个月也就是一百多，这已经是很好的收入了。以一百多块人民币一个月合十几美元的收入，他不吃不喝攒上一辈子他也别想买 一百万的企业。
所以，如果说这些厂长、经理买下了企业，一般来讲，他财产的收入来源就是可疑的。当然，这个里面中国的国企经理和地方政 府相勾结想出了种种的歪门邪道，这里我们就不用多讲了。但总的来讲，国有企业的经理凭着各种歪门邪道，他们基本上把中国的兆亿的国有企业资产挪私有化的口 袋里去了。那么，这样就造就了一大批富人，而且是在一夜之间就造就出来了。这个过程是一次性的，和前面谈到的长流水的捞钱不一样。长流水当官的，还有在国 营部分工作这些掌权的人，他们的非法收入是长流水，但是国企经理通过私有化，把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的财富，这是一次性过程。因为转成他自己了以后，他再贪 污不过是自己偷自己，从左口袋偷到右口袋，那个没有用。
但是，总的来讲，这个过程本身就造就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分配当中这些人拿走了大块。那么，他们拿多了，自然就有人拿少了，那谁拿少了呢？
第 一块拿少的当然就是中国的低收入阶层，大概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下岗工人，很多城市的下岗工人实际上不仅是没有到退休年龄的话连退休金也拿不上，而 且给他们的那点补偿也不够他们生活的，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几百块钱，或者是一次性发两万、三万，就要过十几年，这是完全不可能养活自己的。另外他们没有养老 保险。他们如果被下岗了，而又没有地方替他们去交养老百姓雇主那部分的，中国叫社保基金的投资。就是社保基金缴纳，如果没有人替他缴这块，那么他将来到退 休的时候，他还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是中国社会当中生活状况最惨的一部分，他们就是活在活着这个边缘上，有一口 饭吃。
其次是农民，中国的差不多两、三亿农村劳动力，大概其中有一亿是老年人或中老年妇女留在家乡务农，养家糊口，收入也非常可怜。青壮年基本上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干的是牛马活， 吃的很差，收入也非常微薄。
其 次还有一块低收入者，就是现在在大城市里打散工的，不一定是蓝领的活。比方在北京有京漂，上海有沪漂，这些地方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没有一分固定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也没有与工作和职位挂钩的福利和保险，完全是按小时计件，或者临时干几天算几天这种。通常一月个勉强糊口，租一个很小的房子，或者几个人合租一个 单元。北京有一个教授做个调查，把他们称作蚁族就是蚂蚁的蚁。这个现象其实在大都市表现特别明显。
刚才谈的这部分是所谓中国的中低收入 基层。除此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收入略大于支出的部分，自己觉得像个中产阶级的阶层，这个可能在中国有一亿多左右，包括各级的普通公务员，还有在中国几千 万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再加上一些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作，合在一起有上亿。这部分人是中国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实际上他们心里也很清楚，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完全 依赖这个政府的，所以这部分人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对现状不是很满意，但是也不敢不满意。因为他们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们要批评政府，批评当官的，那现 在这点儿收入就泡汤了。政府就会剥夺他们的地位和机会。加上这部分人以后，刚才谈到了贫困人口和这部分人口合在一起大概已经占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了， 或者再多一点的话就是百分之九十二、三。剩下有那么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大概几千万人是收入比较高的白领，或者是自己开公司的。公司不大。
那 么，最上层就是刚才谈的拥有全国财富大部分的百分之五的人口，这百分之五的人口在中国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谁是，但是他们宣称自己是最清廉的，为人民服务 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就是你把人类社会当中最好的词安在他们头上，他们都觉得都合适。但实际上贴满占着中国社会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 财富。这些人的财富用各种形式存在着，有刚才我们谈到了床垫底下的现金，厕所马桶里头，热水器里，冰箱里头，这都是土八路的做法。高明一点的就是现金卡， 再高明一点的就是往海外存，或者是买成房子。当然还有更高明一点的，那就是委托人到离岸经济中心，象维京群岛、巴哈马这些地方去注册一下假外资，然后把钱 洗一道，叫做双层外资。就是从国内先逃出去，然后再回来。那就是外资公司，然后这笔钱就以外商投资的形式在中国堂而皇之的享受在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然后 已经合法化了，就是黑钱已经洗白了。要懂这套操作还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般来讲，中国地级市以下的干部们还缺乏这个‘道行’，这套把戏得省会城市以上 的，有相当能力的人和一些大企业的人才懂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