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一份美国驻上海领事馆2007年10月5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电报代号07SHANGHAI656，保密
等级：机密(SECRET)，电报标题：南京学者对中国政治暴力的看法(A NANJING ACADEMIC'S VIEW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CHINA)。
吴官正儿子被谋杀 作为对其的警告
南京大学教授谷
X[译者注：姓为音译;基于安全考虑，名字隐去]在9月28日的讨论中说，根据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一位亲属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
正的长子在2007年1月被谋杀。吴官正长子当时去山东省青岛市出差，为所在工作单位的国企签一个合同。吴官正儿子的尸体据信是在其入住酒店房间内死亡三
天后才发现的。
青岛市公安局官员告诉谷的亲戚吴官正的儿子是被谋杀的，并声称是北京的犯罪分子干的。(现场)没有留下进出他位于
酒店顶层房间的任何证据，也没有留下嫌犯的证据。谷的公安局的亲戚说，吴官正任职期间树敌很多。这涉及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高调腐败调查，以及对一位不
具名的北京市政府领导人的腐败活动的调查。谷在北京的亲属推测，这些领导人下达了谋杀吴官正儿子的命令，以示警告。
吴官正因为儿
子被谋杀受到巨大打击，在随后的两个月内脾气极其可怕。吴官正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政治局，他的儿子因为他对腐败调查的工作而去世，他表示：“我的儿子为了我
的政治事业而牺牲。”谷说他相信吴官正有两个儿子。这个被谋杀的儿子是吴官正的“好儿子”，是吴官正一直培养最终代表吴家进入仕途的能干的儿子。谷说，他
认为他的二儿子可能在政府机关工作。
胡锦涛儿子也曾遭暗算未遂
谷说对其他高层官员及其家属暗杀的企图也不是没听说过。他说，2006年胡锦涛的儿子成了刺客的目标，但没有成功。因此，胡锦涛儿子的保安已经加强了，包括他的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子公司同方威视公司。
谷也指出了2002年副总理曾培炎在黑龙江省发生的广为人知的车祸，谷说实际上该车祸是由被他的中央政府经济政策损害了的官员们策划的夺命企图。
谋杀和机密
谷说暗杀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在地方政府更是常见。一些省级和地方官员担心被他们制定政策伤害的人、觊觎其位的下属和视他们为威胁的上级夺去性命。例如，一个福建省的县级公安局局长认为他有才华的副手觊觎他的位置，因此花了30万人民币杀了他的副手。
谷也说政治暴力在青岛(吴官正儿子被谋杀所在地)和山东省其他地区尤其严重。他指出最近山东济南市人大主席谋杀了情妇。该人大主席雇了他的侄子杀了人。
他的侄子使用了汽车炸弹，但因为他是新手，使用了太多炸药，当这名情妇发动汽车时，爆炸摧毁了半条街区。爆炸中三名无辜旁观者被重伤。该人大主席因策划了
犯罪行为被判死刑。现任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Du
Shicheng音译)和一名山东省副省长因与此案有牵连被拘捕。显然，该情人掌握了这些人和其他人的腐败丑闻，威胁要曝光，因此被灭了口。
此次青岛事件也牵连了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并可能妨碍他在10月中的17大上被考虑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俞正声曾于1985年到1997年任职山东，并提升了杜世成为青岛市委书记。
谷也指出福建省、辽宁省、河南省和江苏省北部的有组织犯罪普遍存在。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与辽宁和河南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紧密相连”。谷也提到了江苏徐州市的高层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有密切的关系。谷指出徐州的市长(与犯罪团伙)有尤其密切的联系。
看中国 - 2012-08-02
2012年8月7日星期二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巴中非正常死亡：无一名干部饿死
作者：韩福东
核心提示：周永开也承认，在三年饥荒时期，自己值得检讨：“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作者：韩福东，原题：跃进悲歌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 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 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
“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 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 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 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 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一
朱全森生于1933年，1949年解放时，家庭成分被定为佃中农（阶级成分经过多次变更，1964年“四清”时，他父亲被定性为地主，后又改为富 农）。佃中农这样的阶级成分使他得以参加1950年达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会，次年又成为所在乡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成为公办教师。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朱全森在达县碑庙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跃进”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负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几乎 每晚都要夜战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干通宵。”他记得1960年4月间，碑庙中学几个“坏家伙”在一座寺庙中住下来，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定下的目标 是亩产万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浮夸风盛行。“吹得非常凶，达县吹得最厉害的是幺塘公社。”朱全森说。《达县志》称，“‘大办钢铁’调走农村大批精壮劳 力后，推行‘少种、高产、多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求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破万斤。办法是‘土地深挖数尺，下肥10万（斤/ 亩），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并禾密栽示范田，将10多亩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亩田内，全部霉烂，颗粒无收。‘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 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连续下降。”
碑庙的“青年突击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突击队共有十几个队员，队长姓穆。朱全森也被借调到突击队进行栽秧劳动，“那个时候，秧苗栽得已经不用那么密了，间距变稀。”
有一天晚上，正常的夜战刚要结束，他们获得通知，今晚要通宵夜战。穆队长暗示大家，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检查组会来检查。朱全森在水田里栽了大约 20把秧苗后，发现四周已经没有声音。“大家都回去睡了，只有犁田的穆队长躺在石板上，说着吆喝牛的声音，越来越小，也睡着了。”
朱全森也赶回寺庙里，大家说：先睡，等快天亮时再起来干活。睡了三四个小时，估计检查组该到了，大家才爬起来。“完全是哄人的。”朱全森说。夜战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超过人们的劳动极限。达县的何大地那时还是小孩子，就曾拿着火把参与夜战，坚持到12点，“瞌睡多，有时会一头栽到田里头。”
周永开当时是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他记得1958年巴中县调了10万农民去大炼钢铁，还动用3万劳动力兴修水利工程。“那时要赶英超美，强调中国人战天斗地的精神，修水库的口号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1959年下半年兴建水库时，因农业产量下降，而中央外调粮食增多，饥饿开始蔓延。周永开对我说，那时兴修水库的劳工，每天都吃红薯度日，所谓的 菜汤就是清水煮咸盐，一喝就是一天。工作量很大。“900米的距离，要拉一方土，用肩背或独轮车推20多个来回。吃那么点饭，却有这么大工作量，有时晚上 都加班背土，因为有任务量，要评工分。”
有一天，周永开亲见一个劳工死去。“他两天前感冒，已经不能干活，在工地睡觉，医生也来看过，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说，水库的兴建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在这过程中，大概死了八九十人。
1959年下半年，超负荷劳动和普遍的温饱不足，使周永开注意到乡下水肿病的流行。“缺乏营养，1958年还不突出，1959年开始死人。”当 时，周永开对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知情。对当时中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粮食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对中央不断加码的外调粮食， 他记忆深刻，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老百姓把粮食晒干，上缴仓库，我们再把粮从仓库拉出来，饿死也 要保中央。如果中央少要粮食，就不会存在这么大问题。”
二
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是从1959年开始挨饿。“大炼钢铁，所有劳力都去炼钢了，茶壶都砸了炼钢。红薯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就开始饥荒了。食堂里弄个大锅，几百人吃野菜。”
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始贯彻。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资本主义尾巴”被逐一割除，农民们共同劳动，并聚集在公共食堂内，过着饮食上的集体生活。
最初鼓励“敞开肚皮吃饭”，但这种美景很快就不复存在。朱全森记得，在“青年突击队”夜战时，每顿都吃稀饭，偶尔放点大豆、莴笋，连盐都没有。何 光宇对我说，到后来，连红薯和稀饭都吃不上了，只有草根树皮，只要猪能吃的人都试着果腹。有健壮劳力，都因此得浮肿病，死于家中。
美国学者文贯中认为，在触发饥荒的两大因素（公共食堂和过度征调粮食）中，公共食堂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它导致粮食早期的过度消费，干部的贪污腐败和普通农民的消极怠工。（见文贯中《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论无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谋杀性后果》）
本文开篇提到的饿死26人的高家沟公共食堂例子，被朱全森写进了《达州市志》，以高思仁、李延坤等五人口述的形式：“1958年农历八月初，公社 干部组织我们到罗江公社一食堂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们高家沟以原小社为单位，指定两名社员当炊事员，一名社员当管理，用尚未分配下户的粮食，另凑齐一 些油盐和炊事用具，柴禾上山去砍，利用社员厨房办起‘公共食堂’，有些人又叫它‘合作食堂’。各家各户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饭，不计算人头伙食费用，全由集体 包干。当时，细粮按人头过秤下锅，粗粮随需要不过秤下锅，满足社员吃饱。部分妇女认为减少了她们的家务劳动，还可以；也有些觉得不合口味，晚上回家悄悄搞 ‘小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最初并未受到村民的抵制。但接下来，左倾的脚步明显加快。“这年冬天，社员家里的锅罐被砸了‘献’去炼钢铁，灶台砸烂做肥 料，不准搞‘小自由’。第二年春耕季节，要搞‘一大二公’，把我们小食堂并入李家沟食堂，粮食‘调去’大食堂管理。百来个人吃饭，3名炊事员，另安排人专 门砍树做燃料，湿棒棒塞进灶堂，浪费很大。遇到吹风下雨，老的小的去食堂很不方便。”
大家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越来越大，但就在饿死人的时节，政治紧箍咒却扎得越来越紧。“1959年冬‘反右倾’，干部说‘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 脏’，任何人不敢说食堂的问题。拖到1960年春天，食堂口粮严重不足，代食品也找不到了，汤汤水水把人肚皮越胀越大，人越拖越瘦，一些老弱病残和个别食 量大的人实在吃不消了。肿病号增多，生产搞不起来，公社干部下来只埋怨社员，也没法解决。1961年，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解散。我们高家沟和上李家 沟比1958年少了二十几个人，有一家死了3个。”
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也曾去乡下考察。“后来中央给四川调粮，每人只有10斤，最多吃十五、二十天就不得了了。老百姓说，让我们自己种两窝南瓜就够了。但那时不让种，割资本主义尾巴。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让种。”
三
朱全森介绍，1954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农村农民年口粮380市斤至450市斤，达县政府选择了中上标准——425市斤，这是指带壳的粮，加工好 后重量自然又少了很多。1957年“大鸣大放”时，有些农民表示425斤不够吃，结果个别人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自1959年开始，农村人均留粮不 足200市斤，“大饥荒”开始蔓延。
今非昔比，朱全森解释说，现在425斤粮食他一家人都吃不了，为何1950年代，还不够一个农民吃的？因为当时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流行语中有 “使牛汉，八碗饭”之说。举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邻居瞿某当“背老二”去汉中的时候，每天吃4市斤大米，折合一年要1000多斤。那时农村缺少副食、水 果，常常几个月见不到油荤，每天把大量汤汤水水往肚子里灌，皮下脂肪耗尽，而吸收水分过多，就得了水肿病。
据了解，达州专区1959年粮食减产，但地方仍浮夸上报，导致当年征购粮食达19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45%，农民每人留原粮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肿病，腿都弯不了，爬楼梯特费劲。”朱全森说，饥饿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让盗窃风气流行一时。“那时政法机关部署‘保 卫’夏收、秋收，农民自己种出的东西要进仓库，还要公安去保卫，简直是笑话。那时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粮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达县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干部，因在食堂偷抓了两把米饭，结果被炊事员发现上报。“他被弄到白庙礼堂批斗，我们三十多个人被叫去 ‘受教育’。”区委副书记一人在上面斗，王姓干部支支吾吾说偷了饭，下面没人吱声，只是悄悄议论，一个铁匠说：这是饿的结果。
朱全森说，当时食堂炊事员、保管员都要阶级成分和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才能出任，“他们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产队长还会组织社员去偷其他生产队的粮食，这个公社去偷另外一个公社。”
通江县何光宇的母亲，1959～1960年间就曾获得在当地食堂做饭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团的油舀了一小碗给我喝。香得 不得了，当时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喝完了继续舔碗，结果被伙食团长给看见了，追问偷吃啥。我母亲说，今天是儿子生日，没啥可办的，就想让他开 点荤。结果以后就不准她做饭了，失去一个好职业。”
但何光宇还有一个在粮站加工厂工作的姐姐，时或与同事私分粮食，始终未被发现。“粮站加工厂经常24小时连续工作，大家换班。有时晚上加班累了， 就偷偷煮干饭。一人分一坨饭。我姐姐舍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几里山路，把饭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们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岔五就拿回来 一次。”
相较而言，城市职工就好得多，不至于有饿死之虞；但饥饿仍是难免。“当时达县专区地委班子成员都有得肿病的。地委书记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馒头吃。有一次，在机关食堂拿票买馒头时，他从柜子里偷馒头，被发现了。”原达县专区地委办干部严宗全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在通江县永安乡，还有刻意违法以寻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称，当地一位村民将集体的耕牛杀死，分给大家吃，因此被劳改。他在牢中感觉还吃得饱些，出狱后饿得慌，又不敢再杀耕牛，就把牛舌割下来，自己报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实也不保险，据开江县196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三年灾害期间，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开始，一般偷盗还被公安当成刑案，后来就 改称为‘拿摸’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朱全森说。1961年3月，在上级指示下，达县专区停止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理由是，因群众生活困难，出 现普遍性的偷摸和强收农作物、强夺粮食等情况，法难责众。由此亦可知，各级政府对农村饥饿的实况并非没有了解，但高指标征购粮食并未停止。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杀。朱全森的一位教师同事曾啸鹄是个退役军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个篮球运动员，饭量大，粮食紧张时，忍受不住饥饿而偷胡豆，结果被抓受批斗，此后又再次偷红薯犯事，在被批斗期间上吊自杀了。
除了病饿而死、自杀，刘少奇所谓的“人相食”悲剧也发生在川东这片土地上。
四
在通江县沙溪公社文胜乡，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据何光宇介绍，当地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 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这个老太婆非常饥饿，她的老伴前些天刚刚饿死，也被她将尸体吃掉。因 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红光满面，与同村人一脸菜色形成对照，找不到孩子的生产队长，后来在她屋中发现腊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游街示众。他还 听说，万源县也有人因杀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达县专区政府曾在一份报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来，短短3月内，达县专区内已经发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万源县5起， 巴中、通江、邻水县各1起，平昌县3起，宣汉县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尸体，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谋杀亲生子女或继女事件。
达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说，当时普通农民还是相信宣传，但有点知识的人会怀疑，只是不敢说。在何光宇的记忆中，三年饥荒时期，他所在的村庄也“没人敢写反动标语”。
朱全森进一步表示，当时没有人敢说真话，因为那样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比地主、坏分子都更坏一筹。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鸣放后，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右派。
在关于三年饥荒的历史叙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种生活与工作条件下，为何没有或甚少农民反抗？这方面的历史素材，学者掌握得的确不多，但并不意味着反抗缺失，只是它们多半尚在密谋准备阶段就被镇压了。
在达州市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在此举几个例子。譬如1961年，开江县破获黎广友、廖万谷领导的“中庸道”复辟案，次年又有以马朝万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团被抓捕。那个时候，个别农民常利用会道门来试图实现“复辟”的诉求。
而达县1960年上半年，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为“反动标语”案，4起为“反动匿名信”案，较上年同一时期上升60%。“他们恶毒攻 击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污蔑我党和领袖，破坏粮食政策，甚至企图变天复辟，如麻柳公社地主分子王崇万，书写反动标语61付，四处散发，企图煽动群 众攻抢粮食，并扬言建立根据地等反动滥言。”一份报告材料中如是称。
在宣汉县，1963年还曾破获“中国人民急救大军”案。当地福禄公社一个叫徐琼谱的劳改释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组织，针对 三年灾害时期大面积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实，先后策动冉启文、张前方等21人加入该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布置了每人发展3-5人的任务，在宣汉、开县 边境结合部发展。当年底，该组织改名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编写的宣传材料包括“共产党残酷历史”，并多次召开成员会议，批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认为蒋介 石反攻大陆一定会成功。1962年3月，为了突出暴动的紧急程度，他们再度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急救大军”，并成立“星新指挥所”，下设上中下三级指 挥所和六个指导区，徐琼谱自任所长，还正式发文委任指导区的政府区长。他们提出的纲领中，包括成立“全国人民大团结临时政府”等七项。到1962年底，他 们的成员已经达到164人。该案破获后，徐琼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骨干则被判有期徒刑。
当时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监督告密网络，已让这种零星的反抗行动，根本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可能性。
五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回到地方政权上，他们面对饿殍遍地现象是什么反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现在回过头看，那时领导中没那么多贪官，他们不脱离群众， 贫富差别也小。毛主席注意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来有错也勇于承认。”原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的观点，代表相当部分老共产党干部，他们认为那一时期官员相对 廉洁，并对中央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对地方领导，如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则有微词。周永开说，李井泉是西南土皇帝，有人说他是“西南王”，7000人大会 时主要批评他不民主、治下死人多。周永开参加了7000人大会。“政治上的原因，导致大家不敢说真话，有些官只喜欢听好的，不听坏话，这确实是教训。李井 泉的确不太能听进良言，他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所以听不到逆耳之言。”周永开也承认，在三年饥荒时期，自己值得检讨：“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 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 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 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对那个时代当权者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核心提示：周永开也承认，在三年饥荒时期，自己值得检讨：“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作者：韩福东，原题：跃进悲歌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 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 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
“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 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 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 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 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一
朱全森生于1933年，1949年解放时，家庭成分被定为佃中农（阶级成分经过多次变更，1964年“四清”时，他父亲被定性为地主，后又改为富 农）。佃中农这样的阶级成分使他得以参加1950年达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会，次年又成为所在乡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成为公办教师。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朱全森在达县碑庙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跃进”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负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几乎 每晚都要夜战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干通宵。”他记得1960年4月间，碑庙中学几个“坏家伙”在一座寺庙中住下来，成立了一个“青年突击队”，定下的目标 是亩产万斤。
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浮夸风盛行。“吹得非常凶，达县吹得最厉害的是幺塘公社。”朱全森说。《达县志》称，“‘大办钢铁’调走农村大批精壮劳 力后，推行‘少种、高产、多收’。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求小麦亩产上千斤，水稻亩产破万斤。办法是‘土地深挖数尺，下肥10万（斤/ 亩），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并禾密栽示范田，将10多亩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亩田内，全部霉烂，颗粒无收。‘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 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连续下降。”
碑庙的“青年突击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突击队共有十几个队员，队长姓穆。朱全森也被借调到突击队进行栽秧劳动，“那个时候，秧苗栽得已经不用那么密了，间距变稀。”
有一天晚上，正常的夜战刚要结束，他们获得通知，今晚要通宵夜战。穆队长暗示大家，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检查组会来检查。朱全森在水田里栽了大约 20把秧苗后，发现四周已经没有声音。“大家都回去睡了，只有犁田的穆队长躺在石板上，说着吆喝牛的声音，越来越小，也睡着了。”
朱全森也赶回寺庙里，大家说：先睡，等快天亮时再起来干活。睡了三四个小时，估计检查组该到了，大家才爬起来。“完全是哄人的。”朱全森说。夜战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超过人们的劳动极限。达县的何大地那时还是小孩子，就曾拿着火把参与夜战，坚持到12点，“瞌睡多，有时会一头栽到田里头。”
周永开当时是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他记得1958年巴中县调了10万农民去大炼钢铁，还动用3万劳动力兴修水利工程。“那时要赶英超美，强调中国人战天斗地的精神，修水库的口号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1959年下半年兴建水库时，因农业产量下降，而中央外调粮食增多，饥饿开始蔓延。周永开对我说，那时兴修水库的劳工，每天都吃红薯度日，所谓的 菜汤就是清水煮咸盐，一喝就是一天。工作量很大。“900米的距离，要拉一方土，用肩背或独轮车推20多个来回。吃那么点饭，却有这么大工作量，有时晚上 都加班背土，因为有任务量，要评工分。”
有一天，周永开亲见一个劳工死去。“他两天前感冒，已经不能干活，在工地睡觉，医生也来看过，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说，水库的兴建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在这过程中，大概死了八九十人。
1959年下半年，超负荷劳动和普遍的温饱不足，使周永开注意到乡下水肿病的流行。“缺乏营养，1958年还不突出，1959年开始死人。”当 时，周永开对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的争论并不知情。对当时中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粮食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对中央不断加码的外调粮食， 他记忆深刻，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老百姓把粮食晒干，上缴仓库，我们再把粮从仓库拉出来，饿死也 要保中央。如果中央少要粮食，就不会存在这么大问题。”
二
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是从1959年开始挨饿。“大炼钢铁，所有劳力都去炼钢了，茶壶都砸了炼钢。红薯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就开始饥荒了。食堂里弄个大锅，几百人吃野菜。”
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始贯彻。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资本主义尾巴”被逐一割除，农民们共同劳动，并聚集在公共食堂内，过着饮食上的集体生活。
最初鼓励“敞开肚皮吃饭”，但这种美景很快就不复存在。朱全森记得，在“青年突击队”夜战时，每顿都吃稀饭，偶尔放点大豆、莴笋，连盐都没有。何 光宇对我说，到后来，连红薯和稀饭都吃不上了，只有草根树皮，只要猪能吃的人都试着果腹。有健壮劳力，都因此得浮肿病，死于家中。
美国学者文贯中认为，在触发饥荒的两大因素（公共食堂和过度征调粮食）中，公共食堂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它导致粮食早期的过度消费，干部的贪污腐败和普通农民的消极怠工。（见文贯中《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论无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谋杀性后果》）
本文开篇提到的饿死26人的高家沟公共食堂例子，被朱全森写进了《达州市志》，以高思仁、李延坤等五人口述的形式：“1958年农历八月初，公社 干部组织我们到罗江公社一食堂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们高家沟以原小社为单位，指定两名社员当炊事员，一名社员当管理，用尚未分配下户的粮食，另凑齐一 些油盐和炊事用具，柴禾上山去砍，利用社员厨房办起‘公共食堂’，有些人又叫它‘合作食堂’。各家各户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饭，不计算人头伙食费用，全由集体 包干。当时，细粮按人头过秤下锅，粗粮随需要不过秤下锅，满足社员吃饱。部分妇女认为减少了她们的家务劳动，还可以；也有些觉得不合口味，晚上回家悄悄搞 ‘小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最初并未受到村民的抵制。但接下来，左倾的脚步明显加快。“这年冬天，社员家里的锅罐被砸了‘献’去炼钢铁，灶台砸烂做肥 料，不准搞‘小自由’。第二年春耕季节，要搞‘一大二公’，把我们小食堂并入李家沟食堂，粮食‘调去’大食堂管理。百来个人吃饭，3名炊事员，另安排人专 门砍树做燃料，湿棒棒塞进灶堂，浪费很大。遇到吹风下雨，老的小的去食堂很不方便。”
大家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越来越大，但就在饿死人的时节，政治紧箍咒却扎得越来越紧。“1959年冬‘反右倾’，干部说‘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 脏’，任何人不敢说食堂的问题。拖到1960年春天，食堂口粮严重不足，代食品也找不到了，汤汤水水把人肚皮越胀越大，人越拖越瘦，一些老弱病残和个别食 量大的人实在吃不消了。肿病号增多，生产搞不起来，公社干部下来只埋怨社员，也没法解决。1961年，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只好解散。我们高家沟和上李家 沟比1958年少了二十几个人，有一家死了3个。”
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也曾去乡下考察。“后来中央给四川调粮，每人只有10斤，最多吃十五、二十天就不得了了。老百姓说，让我们自己种两窝南瓜就够了。但那时不让种，割资本主义尾巴。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让种。”
三
朱全森介绍，1954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农村农民年口粮380市斤至450市斤，达县政府选择了中上标准——425市斤，这是指带壳的粮，加工好 后重量自然又少了很多。1957年“大鸣大放”时，有些农民表示425斤不够吃，结果个别人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自1959年开始，农村人均留粮不 足200市斤，“大饥荒”开始蔓延。
今非昔比，朱全森解释说，现在425斤粮食他一家人都吃不了，为何1950年代，还不够一个农民吃的？因为当时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流行语中有 “使牛汉，八碗饭”之说。举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邻居瞿某当“背老二”去汉中的时候，每天吃4市斤大米，折合一年要1000多斤。那时农村缺少副食、水 果，常常几个月见不到油荤，每天把大量汤汤水水往肚子里灌，皮下脂肪耗尽，而吸收水分过多，就得了水肿病。
据了解，达州专区1959年粮食减产，但地方仍浮夸上报，导致当年征购粮食达19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45%，农民每人留原粮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肿病，腿都弯不了，爬楼梯特费劲。”朱全森说，饥饿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让盗窃风气流行一时。“那时政法机关部署‘保 卫’夏收、秋收，农民自己种出的东西要进仓库，还要公安去保卫，简直是笑话。那时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粮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达县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干部，因在食堂偷抓了两把米饭，结果被炊事员发现上报。“他被弄到白庙礼堂批斗，我们三十多个人被叫去 ‘受教育’。”区委副书记一人在上面斗，王姓干部支支吾吾说偷了饭，下面没人吱声，只是悄悄议论，一个铁匠说：这是饿的结果。
朱全森说，当时食堂炊事员、保管员都要阶级成分和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才能出任，“他们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产队长还会组织社员去偷其他生产队的粮食，这个公社去偷另外一个公社。”
通江县何光宇的母亲，1959～1960年间就曾获得在当地食堂做饭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团的油舀了一小碗给我喝。香得 不得了，当时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喝完了继续舔碗，结果被伙食团长给看见了，追问偷吃啥。我母亲说，今天是儿子生日，没啥可办的，就想让他开 点荤。结果以后就不准她做饭了，失去一个好职业。”
但何光宇还有一个在粮站加工厂工作的姐姐，时或与同事私分粮食，始终未被发现。“粮站加工厂经常24小时连续工作，大家换班。有时晚上加班累了， 就偷偷煮干饭。一人分一坨饭。我姐姐舍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几里山路，把饭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们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岔五就拿回来 一次。”
相较而言，城市职工就好得多，不至于有饿死之虞；但饥饿仍是难免。“当时达县专区地委班子成员都有得肿病的。地委书记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馒头吃。有一次，在机关食堂拿票买馒头时，他从柜子里偷馒头，被发现了。”原达县专区地委办干部严宗全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在通江县永安乡，还有刻意违法以寻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称，当地一位村民将集体的耕牛杀死，分给大家吃，因此被劳改。他在牢中感觉还吃得饱些，出狱后饿得慌，又不敢再杀耕牛，就把牛舌割下来，自己报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实也不保险，据开江县196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三年灾害期间，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开始，一般偷盗还被公安当成刑案，后来就 改称为‘拿摸’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朱全森说。1961年3月，在上级指示下，达县专区停止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理由是，因群众生活困难，出 现普遍性的偷摸和强收农作物、强夺粮食等情况，法难责众。由此亦可知，各级政府对农村饥饿的实况并非没有了解，但高指标征购粮食并未停止。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杀。朱全森的一位教师同事曾啸鹄是个退役军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个篮球运动员，饭量大，粮食紧张时，忍受不住饥饿而偷胡豆，结果被抓受批斗，此后又再次偷红薯犯事，在被批斗期间上吊自杀了。
除了病饿而死、自杀，刘少奇所谓的“人相食”悲剧也发生在川东这片土地上。
四
在通江县沙溪公社文胜乡，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据何光宇介绍，当地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 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这个老太婆非常饥饿，她的老伴前些天刚刚饿死，也被她将尸体吃掉。因 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红光满面，与同村人一脸菜色形成对照，找不到孩子的生产队长，后来在她屋中发现腊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游街示众。他还 听说，万源县也有人因杀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达县专区政府曾在一份报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来，短短3月内，达县专区内已经发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万源县5起， 巴中、通江、邻水县各1起，平昌县3起，宣汉县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尸体，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谋杀亲生子女或继女事件。
达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说，当时普通农民还是相信宣传，但有点知识的人会怀疑，只是不敢说。在何光宇的记忆中，三年饥荒时期，他所在的村庄也“没人敢写反动标语”。
朱全森进一步表示，当时没有人敢说真话，因为那样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比地主、坏分子都更坏一筹。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鸣放后，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右派。
在关于三年饥荒的历史叙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种生活与工作条件下，为何没有或甚少农民反抗？这方面的历史素材，学者掌握得的确不多，但并不意味着反抗缺失，只是它们多半尚在密谋准备阶段就被镇压了。
在达州市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在此举几个例子。譬如1961年，开江县破获黎广友、廖万谷领导的“中庸道”复辟案，次年又有以马朝万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团被抓捕。那个时候，个别农民常利用会道门来试图实现“复辟”的诉求。
而达县1960年上半年，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为“反动标语”案，4起为“反动匿名信”案，较上年同一时期上升60%。“他们恶毒攻 击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污蔑我党和领袖，破坏粮食政策，甚至企图变天复辟，如麻柳公社地主分子王崇万，书写反动标语61付，四处散发，企图煽动群 众攻抢粮食，并扬言建立根据地等反动滥言。”一份报告材料中如是称。
在宣汉县，1963年还曾破获“中国人民急救大军”案。当地福禄公社一个叫徐琼谱的劳改释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组织，针对 三年灾害时期大面积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实，先后策动冉启文、张前方等21人加入该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布置了每人发展3-5人的任务，在宣汉、开县 边境结合部发展。当年底，该组织改名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编写的宣传材料包括“共产党残酷历史”，并多次召开成员会议，批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认为蒋介 石反攻大陆一定会成功。1962年3月，为了突出暴动的紧急程度，他们再度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急救大军”，并成立“星新指挥所”，下设上中下三级指 挥所和六个指导区，徐琼谱自任所长，还正式发文委任指导区的政府区长。他们提出的纲领中，包括成立“全国人民大团结临时政府”等七项。到1962年底，他 们的成员已经达到164人。该案破获后，徐琼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骨干则被判有期徒刑。
当时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监督告密网络，已让这种零星的反抗行动，根本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可能性。
五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回到地方政权上，他们面对饿殍遍地现象是什么反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现在回过头看，那时领导中没那么多贪官，他们不脱离群众， 贫富差别也小。毛主席注意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来有错也勇于承认。”原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的观点，代表相当部分老共产党干部，他们认为那一时期官员相对 廉洁，并对中央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对地方领导，如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则有微词。周永开说，李井泉是西南土皇帝，有人说他是“西南王”，7000人大会 时主要批评他不民主、治下死人多。周永开参加了7000人大会。“政治上的原因，导致大家不敢说真话，有些官只喜欢听好的，不听坏话，这确实是教训。李井 泉的确不太能听进良言，他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所以听不到逆耳之言。”周永开也承认，在三年饥荒时期，自己值得检讨：“我是管农业的，虽然巴中县比其他 县死人少，但也有责任，为何没饿死官，都死的老百姓？”
周永开说，巴中县大概饿死了一万多人。这显然是一个过分保守的数字。从各种信息看，那时贫富差距小，但官员贪腐是个普遍的现实——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面对饥荒，他们过于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纲上线迫害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脱离群众是普遍现象。
残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来。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揭露，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 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 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
值得强调的是，在邻水县的被害者中，除了一个阶级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惯偷”外，其余都是基本群众，大部分是青壮年。也就是说，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于阶级标签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无关任何理想，已是纯粹的劫掠。
对那个时代当权者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1998年专家提出：北京下沉式立交桥成隐匿杀手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导读]一张十几年前由专家绘制的北京排水设施规划图竟然与网友此次绘制的“北京积水图”一模一样；北京城市排水系统“群龙治水”，投资修补工作也一拖再拖。全城大改不现实，但修补已刻不容缓。
一张十几年前由专家绘制的北京排水设施规划图竟然与网友此次绘制的“北京积水图”一模一样；北京城市排水系统“群龙治水”，投资修补工作也一拖再拖；北京地下水路分成新老五个区块，复杂交错，全城大改不现实，但修补已刻不容缓。
破碎的北京下水道
7月31日，雨又下了一天一夜。
中午12时，北京南二环永定门桥辅路，排水工人王瑞强和工友们一起沿路排查所有下水口是否畅通。
他们掀开一个下水井盖，四周的积水迅速灌入，激起一股呛鼻的腐臭味，王瑞强侧了侧头，把一个管状的潜望镜探了下去。“里面气体复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在与潜望镜连接的电脑上，显示出管道内部的大量沉积物。
排水工人身后，是刚上岗的高级设备——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抽水车。
在7月21日的那场大暴雨中，下沉式立交桥因为排水不畅成为“夺命池”。之后，北京排水集团紧急从福建购买了10台“龙吸水”，5台分别派驻在永定门桥、复兴门桥、五路居及紫竹桥等地，另外5台作为后援。
“‘龙吸水’的最高抽升能力可达3000立方米/小时，比原来的抽水速度提高了50%。”王瑞强介绍说。
地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让王瑞强感到陌生，“发展得太快了。”相反，盘桓于整个北京城的地下管网让他倍感亲切，“四通八达的网络就是另一个地下世界。排水管最粗的地方，可以开过一辆大卡车，最细的地方可能只有胳膊那么粗。”加上供水管网、通信电缆、供热管道、地铁线路……北京的“地下城”，错综复杂的程度难以想象。
“蓄水式”立交桥
1998年就有专家提出“下沉路段排水是最大隐患”
下沉式立交桥变成了隐匿的杀手。
7月31日，王瑞强和工友们守候在永定门桥下，随时准备排水抽水。“7月21日那天，司机开车过来，从高处看，这里与路面平齐，以为只是少量积水，一般人就会猛踩油门，想着一下冲过去，其实这里蓄水已经有一两米了，开进来肯定被淹，只能等待援救。”
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城市主要积水点分布》显示，在“7·21”特大暴雨灾害中，北京市共出现29处主要积水点，其中22处在立交桥。广渠门桥、莲花桥、金安桥、双营桥、五路居桥积水均导致交通中断，排水时间多在10个小时以上。
据北京市排水集团公布的信息，目前，北京共有78座下沉式立交桥，其中40多座分布在二、三、四环沿线。五成以上的设计排水能力为1~2年一遇，仅能抵抗35毫米/小时的降雨；一成地区(奥林匹克公园等地)的设计标准为5年一遇，能抵抗60毫米/小时的降雨；有20座设有排水泵站，其设计排水能力为2~3年一遇，能够抵御40~45毫米/小时的降雨。
由于最低点位置比所在路段下游河道还低，下沉路段的排水成了大难题。“道路积水基本当天就可以迅速排除，快点几个小时就能排完，但桥区积水很不好排，要先用水泵抽上来，再排出去，而且抽的同时，积水还在涨。”王瑞强说。
遇上大暴雨，整条路上的积水都以立交桥下沉点为中心，“抽不及，四处的水像江河一样涌过来。”王瑞强介绍，水泵的出水口被放置在辅路上的下水井盖处，“很多下水管道被淤泥和垃圾阻塞，尤其是排水量特别大、压强迅速升高的情况下，沉积物更多，塞得更死，很难疏通。”于是，排水工人们不得不频繁更换出水口，边排水，边清淤。
如果按照50毫米/小时的降雨量计算，永定门桥路段的降雨总量应该在5000立方米左右，桥下积水大概是100米长、50米宽、1.5米深，立交桥泵站的实际抽水能力为4立方米/秒。“从理论上说，半小时应该能抽完。”王瑞强计算。
但7月21日那天，排除积水用了近3个小时。“路桥周围都是硬化道路，绿化带渗水能力有限，除了路段积水外，立交桥附近区块形成很多径流，都往桥下走，积水量完全超出我们预料。”另外，泵站抽水能力不足，排水管网阻塞等原因也使排水效率再次降低。“抽出来，排不走，再次形成积水。”
“十几年前，就有专家提醒说，下沉路段要建立截水设施，或者建排水渠和蓄水池，防止积水。”曾参与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及建设工作的邱元，对1998年的一次研讨会记忆犹新，“当年全国洪水泛滥，有专家提出，如果北京大量降雨，下沉路段排水就是最大隐患。”
当时，曾有专家绘制了排水设施规划图，并计算出了预算资金。“全北京的下沉路段都算上，最少也要几千万。”然而，此事不了了之。 “关键还是大家都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北京降水量一直不大，不至于为了偶然性事件投资太多。”邱元看到了微博上网友绘制的“北京积水图”，“几乎与十几年前的专家规划图一模一样。”
群龙治水
“投资时谁都不愿意出钱，出事时谁都不愿意负责。”
“龙吸水”如果早10天上京，也许就会有效地挽救更多的生命。
“北京的排水标准还是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设计基本上以1~3年一遇为标准，对于目前的北京来说是偏低的。”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郑江曾公开表示。
“总是出了事才愿意大方花钱，亡了羊，才懂得补牢。”邱元感叹说，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由来已久，排水建设严重不足。“地上建设是政绩工程，恢弘壮丽，地下建设摸不着看不见，而且不盈利、零回报，没有部门愿意投资。”
地下建设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协调。“管网改造非常复杂，涉及交通线路、小区建设、商业区规划等。”邱元说，地下建设牵一发动全身，部门权责分配、利益协调都很难办。“动不动就要‘开膛破肚’，谁赔偿地上损失？”
“北京城市排水系统实行四级运行管理体制，多部门参与，权责不分，导致投资时谁都不愿意出钱，出事时谁都不愿意负责。”邱元介绍说，目前，北京市排水系统主要由北京市排水集团、北京市市政工程处管理，但参与部门还包括环保、电力、通讯、交通等。
所谓四级运行管理体制，是指北京市排水集团、北京市市政工程处实施日常管理、养护；城市道路行业管理排水系统由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首高发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实施管理；区管排水系统则由城区政府负责；街、乡、地区级排水系统由各街道办、乡镇、地区负责。
“如何统一调度、形成合力、充分配合，这是难题。”邱元说。
这些年投了多少钱
“如果投资能早点到位，就不会出现‘7·21’事故。”
排水系统建设资金由北京市市政基础建设财政性资金中划拨。据邱元透露，“最近3年，这笔费用都严重不足。”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在进行场馆建设和周边配套设施建设时，地下排水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换血”。“所以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一带的排水系统是相当好的。”邱元介绍说，但在此之后，排水系统建设再次停步不前。
“我们的标准是根据‘经济可行、科学合理’的原则来建设的，应该说，这场大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设计标准。”7月25日，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潘安君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
“‘经济可行’摆在前，投入不足，自然就会出问题。”邱元说。地下排水系统建设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些年来，投入又是多少？邱元称，“这是不能公开的数字。”
7月27日—7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反复致电北京排水集团，希望就投资数额得到解答，但负责对外宣传的党委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今年2月，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中曾提到，截至2015年年底，全市将修建89个地下蓄水池，重点解决下沉式立交桥排水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邱元说，“没有投资计划，只有建设计划，就是一纸空文。”
“7·21”特大暴雨灾害无疑使排水系统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市计划今后3年投资35亿元，系统性改造北京现有排水管网系统，今年的投资就达15亿元。
北京市排水集团方面称，2015年前，使78座下沉式立交桥泵站能够应对5年一遇的雨情，相当于抵抗60毫米/小时的降雨。此外，将采用建设蓄水池、客水分流系统等，使桥区整体的防汛能力达到10年一遇，也就是能够抵御70毫米/小时的暴雨。
“如果投资能早点到位，就不会出现‘7·21’事故。”邱元说。
碎片式地下建设
“不要期望全城大刀阔斧地改一遍，不现实，更多是如何修补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排水系统一直沿用明清以来的渠道和管网。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前苏联的经验，我国按照0.33~1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了最初的排水系统。“当时省钱是第一要务，建设很弱。”邱元回忆说。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排水系统建设提高到1~2年一遇。“但当时改造就已经很难了，主要是新城区出现，管网建设比较好，老城区无法与之衔接。”2004年，排水系统迎来“全城改造”。“主要是维修和保养，无法大面积更换，因为地上建筑复杂，涉及产权问题，改造举步维艰。”邱元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曾有专家说，“国外的大城市，纽约、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都是10年一遇，最差也是5年一遇，北京标准太低。”邱元回忆说，“当时考虑过全城改造一遍，提到5年一遇的水平，但后来算了一下，总共需要上百亿的资金，只能作罢。”
北京市区地下基本上分成了五块。“明清的主要在老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批分布在市中心老城区，改革开放的一批在三环内，2004年的一批在五环内，2008年的一批在奥运场馆周边。”邱元说，建设区块破碎、复杂，导致管网衔接成为难题。
“7·21”特大暴雨灾害中，三环外的“新城”受灾严重。“新城建设很快，但地下排水系统还是原来的城郊农村设施，无法适应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和排水需要，开放商也不会做地下建设，管网老化和破损尤为严重。”邱元认为，北京城乡区域分布不平衡、城市扩张速度过快，导致配套设施跟不上。
新城脆弱，老城更难。“很多老城区有文物保护、有旧址，无法拆迁修补。很多老城建设情况复杂，老建筑和新建筑交错在一起，只能修补和维护。”邱元介绍说，很多小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归开发商，但维护归物业。“说不清楚。”
“城区建设使透水能力大幅下降，少有的绿化地为了美观建在高处，超出平均地表层高度，无法有效蓄水，城市蓄水能力太低了。”“北京现在超过80%的路面为硬化道路，就是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城区雨水汇集速度加快，地面下渗能力大幅减弱，河道缩窄。”邱元发现，积水严重的安华桥、知春路等地区都是因为周边社区往桥下搭建支线排水，减少住宅区排水压力，使得桥区汇水面积加大，排水不畅。
河系作为城市水利的血脉承载着蓄水排水的重要作用。“北京有四大河系，六七十条分支河道，就像北京城的血管一样，但随着河道泥沙淤积、污染和干涸的问题，水渠设施被破坏了。”邱元说，北京排水系统建设已基本放弃河道排水。
目前，“不要期望全城大刀阔斧地改一遍，不现实，更多是如何修补的问题。”邱元建议，可以通过增强城市蓄水来减少内涝的发生。“比如，将绿化地建成下凹式，形成自然蓄水，用更多透水材料代替沥青混凝土，增加地表透水性能，另外，在多涝地区修建排水渠和蓄水池，形成多层保护，还可以多购买一些抽水车，以备不时之需。”
8月，雨水丰沛，北京将面临更多考验，如何挽救破碎的北京“地下城”，是所有市民都关心的大事。李妍(应采访对象要求，邱元为化名)
[导读]一张十几年前由专家绘制的北京排水设施规划图竟然与网友此次绘制的“北京积水图”一模一样；北京城市排水系统“群龙治水”，投资修补工作也一拖再拖。全城大改不现实，但修补已刻不容缓。
一张十几年前由专家绘制的北京排水设施规划图竟然与网友此次绘制的“北京积水图”一模一样；北京城市排水系统“群龙治水”，投资修补工作也一拖再拖；北京地下水路分成新老五个区块，复杂交错，全城大改不现实，但修补已刻不容缓。
破碎的北京下水道
7月31日，雨又下了一天一夜。
中午12时，北京南二环永定门桥辅路，排水工人王瑞强和工友们一起沿路排查所有下水口是否畅通。
他们掀开一个下水井盖，四周的积水迅速灌入，激起一股呛鼻的腐臭味，王瑞强侧了侧头，把一个管状的潜望镜探了下去。“里面气体复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在与潜望镜连接的电脑上，显示出管道内部的大量沉积物。
排水工人身后，是刚上岗的高级设备——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抽水车。
在7月21日的那场大暴雨中，下沉式立交桥因为排水不畅成为“夺命池”。之后，北京排水集团紧急从福建购买了10台“龙吸水”，5台分别派驻在永定门桥、复兴门桥、五路居及紫竹桥等地，另外5台作为后援。
“‘龙吸水’的最高抽升能力可达3000立方米/小时，比原来的抽水速度提高了50%。”王瑞强介绍说。
地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让王瑞强感到陌生，“发展得太快了。”相反，盘桓于整个北京城的地下管网让他倍感亲切，“四通八达的网络就是另一个地下世界。排水管最粗的地方，可以开过一辆大卡车，最细的地方可能只有胳膊那么粗。”加上供水管网、通信电缆、供热管道、地铁线路……北京的“地下城”，错综复杂的程度难以想象。
“蓄水式”立交桥
1998年就有专家提出“下沉路段排水是最大隐患”
下沉式立交桥变成了隐匿的杀手。
7月31日，王瑞强和工友们守候在永定门桥下，随时准备排水抽水。“7月21日那天，司机开车过来，从高处看，这里与路面平齐，以为只是少量积水，一般人就会猛踩油门，想着一下冲过去，其实这里蓄水已经有一两米了，开进来肯定被淹，只能等待援救。”
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城市主要积水点分布》显示，在“7·21”特大暴雨灾害中，北京市共出现29处主要积水点，其中22处在立交桥。广渠门桥、莲花桥、金安桥、双营桥、五路居桥积水均导致交通中断，排水时间多在10个小时以上。
据北京市排水集团公布的信息，目前，北京共有78座下沉式立交桥，其中40多座分布在二、三、四环沿线。五成以上的设计排水能力为1~2年一遇，仅能抵抗35毫米/小时的降雨；一成地区(奥林匹克公园等地)的设计标准为5年一遇，能抵抗60毫米/小时的降雨；有20座设有排水泵站，其设计排水能力为2~3年一遇，能够抵御40~45毫米/小时的降雨。
由于最低点位置比所在路段下游河道还低，下沉路段的排水成了大难题。“道路积水基本当天就可以迅速排除，快点几个小时就能排完，但桥区积水很不好排，要先用水泵抽上来，再排出去，而且抽的同时，积水还在涨。”王瑞强说。
遇上大暴雨，整条路上的积水都以立交桥下沉点为中心，“抽不及，四处的水像江河一样涌过来。”王瑞强介绍，水泵的出水口被放置在辅路上的下水井盖处，“很多下水管道被淤泥和垃圾阻塞，尤其是排水量特别大、压强迅速升高的情况下，沉积物更多，塞得更死，很难疏通。”于是，排水工人们不得不频繁更换出水口，边排水，边清淤。
如果按照50毫米/小时的降雨量计算，永定门桥路段的降雨总量应该在5000立方米左右，桥下积水大概是100米长、50米宽、1.5米深，立交桥泵站的实际抽水能力为4立方米/秒。“从理论上说，半小时应该能抽完。”王瑞强计算。
但7月21日那天，排除积水用了近3个小时。“路桥周围都是硬化道路，绿化带渗水能力有限，除了路段积水外，立交桥附近区块形成很多径流，都往桥下走，积水量完全超出我们预料。”另外，泵站抽水能力不足，排水管网阻塞等原因也使排水效率再次降低。“抽出来，排不走，再次形成积水。”
“十几年前，就有专家提醒说，下沉路段要建立截水设施，或者建排水渠和蓄水池，防止积水。”曾参与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及建设工作的邱元，对1998年的一次研讨会记忆犹新，“当年全国洪水泛滥，有专家提出，如果北京大量降雨，下沉路段排水就是最大隐患。”
当时，曾有专家绘制了排水设施规划图，并计算出了预算资金。“全北京的下沉路段都算上，最少也要几千万。”然而，此事不了了之。 “关键还是大家都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北京降水量一直不大，不至于为了偶然性事件投资太多。”邱元看到了微博上网友绘制的“北京积水图”，“几乎与十几年前的专家规划图一模一样。”
群龙治水
“投资时谁都不愿意出钱，出事时谁都不愿意负责。”
“龙吸水”如果早10天上京，也许就会有效地挽救更多的生命。
“北京的排水标准还是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设计基本上以1~3年一遇为标准，对于目前的北京来说是偏低的。”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郑江曾公开表示。
“总是出了事才愿意大方花钱，亡了羊，才懂得补牢。”邱元感叹说，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由来已久，排水建设严重不足。“地上建设是政绩工程，恢弘壮丽，地下建设摸不着看不见，而且不盈利、零回报，没有部门愿意投资。”
地下建设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协调。“管网改造非常复杂，涉及交通线路、小区建设、商业区规划等。”邱元说，地下建设牵一发动全身，部门权责分配、利益协调都很难办。“动不动就要‘开膛破肚’，谁赔偿地上损失？”
“北京城市排水系统实行四级运行管理体制，多部门参与，权责不分，导致投资时谁都不愿意出钱，出事时谁都不愿意负责。”邱元介绍说，目前，北京市排水系统主要由北京市排水集团、北京市市政工程处管理，但参与部门还包括环保、电力、通讯、交通等。
所谓四级运行管理体制，是指北京市排水集团、北京市市政工程处实施日常管理、养护；城市道路行业管理排水系统由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首高发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实施管理；区管排水系统则由城区政府负责；街、乡、地区级排水系统由各街道办、乡镇、地区负责。
“如何统一调度、形成合力、充分配合，这是难题。”邱元说。
这些年投了多少钱
“如果投资能早点到位，就不会出现‘7·21’事故。”
排水系统建设资金由北京市市政基础建设财政性资金中划拨。据邱元透露，“最近3年，这笔费用都严重不足。”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在进行场馆建设和周边配套设施建设时，地下排水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换血”。“所以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一带的排水系统是相当好的。”邱元介绍说，但在此之后，排水系统建设再次停步不前。
“我们的标准是根据‘经济可行、科学合理’的原则来建设的，应该说，这场大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设计标准。”7月25日，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潘安君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
“‘经济可行’摆在前，投入不足，自然就会出问题。”邱元说。地下排水系统建设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些年来，投入又是多少？邱元称，“这是不能公开的数字。”
7月27日—7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反复致电北京排水集团，希望就投资数额得到解答，但负责对外宣传的党委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今年2月，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中曾提到，截至2015年年底，全市将修建89个地下蓄水池，重点解决下沉式立交桥排水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邱元说，“没有投资计划，只有建设计划，就是一纸空文。”
“7·21”特大暴雨灾害无疑使排水系统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市计划今后3年投资35亿元，系统性改造北京现有排水管网系统，今年的投资就达15亿元。
北京市排水集团方面称，2015年前，使78座下沉式立交桥泵站能够应对5年一遇的雨情，相当于抵抗60毫米/小时的降雨。此外，将采用建设蓄水池、客水分流系统等，使桥区整体的防汛能力达到10年一遇，也就是能够抵御70毫米/小时的暴雨。
“如果投资能早点到位，就不会出现‘7·21’事故。”邱元说。
碎片式地下建设
“不要期望全城大刀阔斧地改一遍，不现实，更多是如何修补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排水系统一直沿用明清以来的渠道和管网。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前苏联的经验，我国按照0.33~1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了最初的排水系统。“当时省钱是第一要务，建设很弱。”邱元回忆说。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排水系统建设提高到1~2年一遇。“但当时改造就已经很难了，主要是新城区出现，管网建设比较好，老城区无法与之衔接。”2004年，排水系统迎来“全城改造”。“主要是维修和保养，无法大面积更换，因为地上建筑复杂，涉及产权问题，改造举步维艰。”邱元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曾有专家说，“国外的大城市，纽约、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都是10年一遇，最差也是5年一遇，北京标准太低。”邱元回忆说，“当时考虑过全城改造一遍，提到5年一遇的水平，但后来算了一下，总共需要上百亿的资金，只能作罢。”
北京市区地下基本上分成了五块。“明清的主要在老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批分布在市中心老城区，改革开放的一批在三环内，2004年的一批在五环内，2008年的一批在奥运场馆周边。”邱元说，建设区块破碎、复杂，导致管网衔接成为难题。
“7·21”特大暴雨灾害中，三环外的“新城”受灾严重。“新城建设很快，但地下排水系统还是原来的城郊农村设施，无法适应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和排水需要，开放商也不会做地下建设，管网老化和破损尤为严重。”邱元认为，北京城乡区域分布不平衡、城市扩张速度过快，导致配套设施跟不上。
新城脆弱，老城更难。“很多老城区有文物保护、有旧址，无法拆迁修补。很多老城建设情况复杂，老建筑和新建筑交错在一起，只能修补和维护。”邱元介绍说，很多小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归开发商，但维护归物业。“说不清楚。”
“城区建设使透水能力大幅下降，少有的绿化地为了美观建在高处，超出平均地表层高度，无法有效蓄水，城市蓄水能力太低了。”“北京现在超过80%的路面为硬化道路，就是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城区雨水汇集速度加快，地面下渗能力大幅减弱，河道缩窄。”邱元发现，积水严重的安华桥、知春路等地区都是因为周边社区往桥下搭建支线排水，减少住宅区排水压力，使得桥区汇水面积加大，排水不畅。
河系作为城市水利的血脉承载着蓄水排水的重要作用。“北京有四大河系，六七十条分支河道，就像北京城的血管一样，但随着河道泥沙淤积、污染和干涸的问题，水渠设施被破坏了。”邱元说，北京排水系统建设已基本放弃河道排水。
目前，“不要期望全城大刀阔斧地改一遍，不现实，更多是如何修补的问题。”邱元建议，可以通过增强城市蓄水来减少内涝的发生。“比如，将绿化地建成下凹式，形成自然蓄水，用更多透水材料代替沥青混凝土，增加地表透水性能，另外，在多涝地区修建排水渠和蓄水池，形成多层保护，还可以多购买一些抽水车，以备不时之需。”
8月，雨水丰沛，北京将面临更多考验，如何挽救破碎的北京“地下城”，是所有市民都关心的大事。李妍(应采访对象要求，邱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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