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佩服余秋雨的才华，直到现在仍然佩服，也正因为佩服，就分外为他惋惜：他的影响力，在这十年已经折损了大半，其中固然有“诈捐”事件、“含泪劝告”和“钟山碑文”这样让人跌破眼镜的失着，但更主要的因素，还是这个“我”字——“性格就是命运”，这是他的阿喀琉斯脚踵
余秋雨又应邀来美国讲学了，前天在中文电视上看到他接受媒体采访。
或细读、或浏览，我几乎读过余秋雨的所有“大散文”和传记，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到《千年一叹》，再到《借我一生》《问学·余秋雨》……
不过，余秋雨那本“写自己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的《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打算读了。
我发现，余秋雨的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不涉及自己经历的，这一类尽管被人诟病说有很多硬伤、语病，被痛诋其不着边际的煽情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上纲…… 但毕竟时时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颇有哲理也颇有文采的妙论隽语，纷纭迭出；而另一类是涉及自己经历的，这一类，也写得气韵丰沛，文采斐然，但是最致命的 问题是：作者分不清fiction和non-fiction的界限了，编造起自己的历史、营造起自恋的气场，完全没了分寸。
我非常佩服余秋雨的才华，直到现在仍然佩服，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前后，对国人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也正因为佩服他，就分外为他惋惜：他的 形象、声誉、他的影响力，在这十年已经折损了大半，其中固然有“诈捐”事件、“含泪劝告”和“钟山碑文”这样让人跌破眼镜的失着，但是更主要的因素，还是 这个“我”字——“性格就是命运”，这是他的阿喀琉斯脚踵，一到“我”这儿，他的智商就全都无影无踪。
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我等不到了》才刚刚出版，就受到论家、读者的恶评，《中华读书报》在该书刚刚上市之后，立即刊出了《真相在哪里？》的尖锐批评文字，称“他的历史在‘纯手工写作’下被‘刷新’”，“余秋雨又一次开始了‘故事新编’之旅”。
越来越多的人由于他非理性地对一切批评都拒不接受，非理性地对自己文革中的行径都拒不承认，弄得也心头火起，以非理性对非理性：坚决地将这支“文化口红”（朱大可语）甩到角落里，从此拒读余秋雨。
——这是余秋雨的损失，也是关心中国文化者的损失，是读者的损失。
下面，我刊出我2005年春天见到余秋雨、听他演讲之后写下的一篇报导《高处不胜寒的余秋雨》。那一次，他在演讲之前，两口子先到一位住在新泽西的上海 戏剧学院校友家登门拜访，碰巧他这位校友与我挺熟，跟余秋雨打过招呼后，约我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先去聊聊。随后我又听了他的演讲和答问。
当时，我恰好刚读完他新出的《借我一生》，不能免俗，将书带到他的老校友家，请他签了名——2006年8月23日，他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时还说“《借我 一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可能造假”；没想到不到四年，他出版了《我等不到了》，又说“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有无限可校正 的余地”“有了眼前这本书”“《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
不管怎样，我要说：余秋雨的书，还是非常值得读的；只是他写自己经历的书嘛，除外。
高处不胜寒的余秋雨
无疑，余秋雨在美国新泽西演讲答问展现出的学识渊博和才华横溢，让众多爱戴者折服；同样无疑，他的苦心解释，并没有消弭对他的质疑之声。
余秋雨将这种质疑归结为国内与海外的“环境落差”。在他看来，海外华人由于生活在正常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内传媒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所 以在提交给他的问题清单中，竟还列上了不少国内读者早已不屑理会的关于他的“炒作话题”——“封笔”啊，“文革”表现啊，等等。
“余秋雨现象”确实让人困惑：他堪称世纪之交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而另一方面，不仅他的盗版图书数量与品种都蔚为大观，对其人其书的批评乃至谩骂也声浪滔滔。
余秋雨与妻子、中国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应邀前来美国讲学，以“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为题，在纽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哈佛和休士顿等地演 讲，2005年4月22日登上归程。他们俩到新泽西的亲戚陈小平、邵杜罔夫妇家小住，经陈、邵热心安排，4月21日，与新泽西一些学者与读者非正式座谈答 问。
没被恐怖分子抢，却被盗版同胞抢
我这辈子也算见过一些名人，没有谁像他这样，在与几十位学者、读者座谈伊始，就不打磕巴地将自己所得的荣誉罗列一遍：“中国评选‘十年来十大畅销书’， 我有四本著作入选；2004年，联合国、北京大学与网站评选‘中国文化艺术十大人才’，我名列榜首；网络投票选‘中国文化传媒坐标人物’，只选一人，当选 的还是我……”
余秋雨几乎用了一半时间，来抨击利益熏心的盗版集团。
他在回答自己哪本著作最满意时，毫不迟疑地说：《千年一叹》，因为“其中每一篇都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考察中国文明，必须找其它古老文明来做对比， 所以必须寻访古巴比伦、中东、西亚这些动荡危险的区域——尽管当时还没有“九一一”。余秋雨说，“过去几十年没有教授级的人走完，现在更走不了，今后几十 年想必也没有教授会走完这条考察之路。背后有无数双眼睛让我不能停止，不能改道，不能坐飞机飞到下一站：在大地上行进，才能体会古代文化的脉络，那与飞机 所体现的现代文化脉络完全不同。”每天一定要写稿，从海事卫星发射给全球中文媒体上连载。“就在枪口旁边、暗堡左右，不容查阅资料，没有修改时间——甚至 连重看一遍都不可能，这对写作能力是何等严峻的考验！所以我后来没有改动，我喜欢这个珍贵的原生态东西。”
然而，当终于与恐怖分子擦肩而过，抱著文稿回到中国，万万没想到，途中发出连载的文章，国内已经结集盗版50万册。“没有被塔利班、被恐怖分子抢去的文稿，被我的盗贼同胞抢了！”
有听众提出，书法家启功先生对盗版这类事看得很开，说若去戳穿会砸了盗版者的饭碗。余秋雨不敢苟同这种仁慈：“我看启功先生不太了解中国情况。他们不是 ‘小偷’，我一本书被盗版一百万册，每本25元人民币，这是2,500万元规模啊！”他说，还有人要他学金庸先生对盗版一声不吭的“大家风度”，他后来在 香港告诉金庸这种说法，说话有点结巴的金庸连说：“强……强盗逻辑！”
应聘为中国出版总署扫黄打非办公室“督导员”的余秋雨，坦承他对全国联手、神通广大的盗版集团，甘拜下风。他痛心疾首地说：国际企业集团到中国来，遇到 的最大障碍是什么？——盗版，盗版，盗版。这是中国经济、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这个问题考验中国的法治建设。解决不了的关键，在于中国上上下下没下 决心。他们还没有理解这是件坏事。有时我去投诉，有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好书多印一点怕什么！”
有报刊统计近四年来“余秋雨封笔”已有四次，第一次“封笔”正是起于千年一叹之旅归来之后。余秋雨澄清：我没说过“封笔”，只是说“如果盗版得不到遏 制，我很难提笔写作”，是媒体演绎成“封笔”。“即使我这样抗议，没用！目前我的书盗版与正版之比，是十比一。在国内对盗版我不签名，在美国盗版我也签 名，但添上几个字：‘可惜是盗版’……你这位女士拿的就是盗版！那边那位，拿的也是盗版！”
他对著会场上小旗般举起的书，用早已炼出的火眼金睛连点了好几本。
盗版者与骂我的是一伙
余秋雨对盗版者的愤怒大家能理解，对于批评者的反击呢？
余秋雨断言：“盗版与诽谤同样围绕一个‘假’字：盗版是假书，诽谤是假事。”“我的书被盗版最多，我被骂最多，其实是一件事。很多骂我的文章是被盗版集团操纵出笼的，让我百口难辩，也就无法与盗版集团斗了。有人告诉我，写文章骂你，有人肯付三倍的稿酬。”
后来一次“封笔”，就源于他针对他所谓“诽谤者”再次声言：如果中国在法律上不认为当众侮辱有罪，如果报纸发表了诽谤诬陷文章而绝不道歉，我很难再写作。余秋雨说，这不是文人在故意作态，而是文人“用他最后的权利做抗争”。
余秋雨披露，有段时间经常半夜接到电话：如果你不再发表声明反盗版，跟我们合作，报纸上对你的攻击半个月之内就会烟消云散。“我怎么会与盗贼合作？我宁肯不写！”
余秋雨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社会生活转型，“唯一没有转型的是文化”，精神文化制约没有了，就造成只顾赚钱，大量冒出假酒、假药、假文凭。没有新的文化 规范、管理制度，一些人就以骂人为出名捷径，骂什么人呢？骂政治人物会惹祸上身，只能骂文化人；但骂一般的文化人也出不了名，得找一个有名无权的文化人来 骂，张艺谋、陈逸飞都“当选”了，“鄙人很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
尽管他再三表白“没有影响情绪，否则我不可能安静地写那么多书。笔头的安静证明了心头的安静”；但他一连串排比句还是让人看到，至少在演讲的此时此刻，文人的感性和冲动，远远超过学者的理性与冷静：
“中国大陆传媒好多话是不可信的，文人的好多话是不可信的，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好多话是不可信的。……我对大陆传媒彻底失望了，多年来不订任何报纸，不看任何杂志，只看电视台的国际新闻。”
“海外学者过于信赖大陆研究的定式，把他们的传媒当成正常的传媒，把他们的教授当成正常的教授，把他们的文人当成正常的文人。”
或许只有了解了他与盗版者与泼脏水者有过怎样的长期搏斗（在他《山居笔记》一书序言中有详尽描绘），才能同情地理解这些愤激之辞。
这种愤激，在谈到好友陈逸飞时也流露出来，余秋雨说，陈逸飞去世“使我失去了上海文化界唯一还值得交谈的朋友”。
“批评者当中，没有谁是你尊重的吗？”余秋雨断然说：没读到任何一篇值得重视——不过，他马上解释说，因为完全不去注意批评的文章，可能就错过了一些埋 没在骂声中的好文章。后来他想起来：北京的楼肇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从尼采的观点来评论，说一种文化中有日神和酒神两种精神状态。他认为我写江南，又做过教 师，有理论和学术训练，有日神精神，却没有让人醉熏熏、癫狂的酒神境界。在中国散文界有“南余北周”的说法，“北周”即新疆的周涛，他有酒神精神，整天骑 著马在草原狂奔。“这样的批评就非常到位。什么样的批评是好批评？指出的问题是你改不掉的，才是好批评，改得掉的说明毛病是偶然的。”
“文革”不是十年而是三年
不可避免地，有人问起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迎合过政治权力的敏感话题。从他的回答口气听起来，他并不太明白提问者及相当数量的与会者，就是“文革”的过来人：
“文革”不像你们海外华人所想像的那样……“文革”早期有一批红卫兵上当，后来工人统治了整个意识形态，我们叫“工宣队”。我属于保守派，但我非常同情 造反派红卫兵，即使他们过火了，但对他们的惩罚也太厉害了。我担任院长时，到任何地方，遇到原来我们学院的造反派还在受惩罚的，我都会讲：十几岁时做的事 情，看他到现在头发都白了还在受惩罚，这比“文革”还残酷！有人老是说“查查查”，但是你们海外的人不知道，你们想像应该查的人可能是最值得同情的人：他 们当时荒唐了两三个月，却用了几十年赎罪。
余秋雨以 自己父亲为例，主张宽大为怀：我父亲被关十年，受了那么多苦，后来别人问他被谁关押的，他说“不记得了”。后来我收到一封甘肃来信说：我是你父亲单位的造 反派头头，你父亲是我关的，我很抱歉。我告诉爸爸，才知道他根本没忘这个名字，爸爸说：赶快给他回信，他怎么到那儿去了，是不是因为我的事？那是个很好的 人。
余秋雨说，父亲去世，我清点遗物，发现一大迭借条，他被 关时不断地向造反派借钱，要尽到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借50元给全家买冬衣，借一百元给由他抚养的外甥女办婚事……却一分钱也没借到。“我看到借 条心里忏悔：我一直认为我‘清白’，从不参加造反、不参加大批判。我没被关，处境比我爸爸好得多，好多事应该我来做。如果我做一点温和的、符合当时形势的 事情，让我们单位的造反派与爸爸单位造反派联系一下，可以让爸爸少关几天、少写一点借条啊。现在人们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这么一个领域：好多知识分子 为了坚持所谓的‘气节’，忘了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
在余秋 雨看来，“文革”并不是十年，而是三年，结束的标志就是“九大”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换上林彪。“后来林彪死了，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这还叫‘文 革’吗？这是‘走资’了。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邓小平提出要复课，要编教材，所以很多教授被解放出来，我们也解放出来编教材。后来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我们就停止了。现在有文章批我们编教材的时候有问题，这是天大的颠倒！一些知识分子想纠正‘文革’的错误，编教材总是好事吧！”
细心的听众不难听出这些看法话中有话。
如果说，余秋雨认为发起“文革”责任该由最高决策者承担，灾难如此之重却是由民族的文化酿造，“许多人说文化人受难，我认为，灾难也正由文化人造成和扩 大”，这一观点会引起争议；那么，他下面这句话肯定赢得了听众的共鸣：看一个运动好不好，就看它是否会让我的父亲、马兰的父亲这样的平民全家受到牵累！
“业余作者”的真知灼见
余秋雨对中国文化、文学创作的许多见解，闪耀著真知灼见的光芒——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作家：“我过去是教师，当过院长，现在是旅行者，我不是作协会员，只是业余写作。”
他不同意由王尧教授提出的“文化大散文”这个概念，更不愿被视作“文化大散文”的代表作家。“散文就是散文，我写文章，只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将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散文创作者在写作时不太在乎被评论家如何归类，否则会被束缚手脚。”
余秋雨过去是从事戏剧研究的，这一背景对其散文有没有影响？“肯定有。戏剧不允许让观众有五分钟的厌倦，我的演讲，我的散文，我的学术著作，都要如此。即使是我的研究生有五分钟厌倦，我也要设法重新写过。其次，戏剧使我写作时不停留在抽象地感慨，而是要有画面感。”
余秋雨还回顾了自己的研究说，我用自己的脚步考察各大古老文明，对比之后在《千年一叹》中写了中华文明的优点；跑了欧洲九十几座城市，在《行者无疆》中 讲了中华文明的缺陷。美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中说，中华文明走上世界舞台并不太早，但一上台去就不下来了。何以至此？不要再讲“勤劳勇敢”了——那些失 败文明哪个不勤劳？比我们更勇敢，他们不停征战，打得昏天黑地！余秋雨简要提到他探讨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是：
——主体部分是农耕文明，不尚远征；
——信奉中庸之道，“文革”虽激烈了一阵，但用几千年的眼光看，没有陷入极端主义；
——一直保持或好或坏的某种秩序，没有像中东一些地区陷入几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
对中华文化前景忧心忡忡的余秋雨介绍，有电视台要他做节目说“文化救亡”，虽然他认为未免说得太严重，但是也警告：过去许多灾难是可控的，“但如果所有人都不知羞耻了，这种文化灾难最可怕！”
余秋雨特别谈到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文明的特殊使命。他说：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常有“异地保存”现象，像希腊文明在希腊本地衰落，却保留在阿拉伯商人和学者 手里，后来经阿奎那仔细考证发掘，通过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近代，都曾出现过“异地保存”现象，例如唐朝很多建筑在本土看不到了，却在日 本的京都、奈良保存完好。余秋雨说，中国抗击侵略和内战时，海外许多学者像胡适、余英时、唐德刚，考古学家张光直等人，呵护和传递了中国文化薪火。
那么，海外的人能提供给国内什么？不是资金，而是眼光。中国那么厚的大百科全书，没有“张爱玲”三个字，“是夏志清告诉大家，这个小女子很重要——这就 是眼光！他又领我们重新认识了沈从文、钱钟书。”余秋雨还建议海外华人提供一些文化操作模式，例如搞基金会去支持第一流艺术家。
两小时的答问圆满结束，人们纷纷请余秋雨签名。对他所讲，大家满意吗？
“智者或许见智，仁者未必见仁。”一位经历过“文革”的听众沒有正面回答。
【余秋雨如是说】
★美国实在是一个现代文明非常成熟的国度，正如康德所说：将理性贯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这个宏伟的大结构永远值得我们仰望——我不会从政治角度 来思考问题，我是从文明角度来看的。虽然是走马观花，我看见了一个无法超越、只能仰望的文明的构架——有好多毛病，这是肯定的，但是构架是非常了不起的！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比过去有提高，但总的说来还不太高：中国长年累月在争斗，中国文学也多集中在控诉上，表现被压抑东西的爆发、被遮盖真相的展示——关键是缺少终极关怀、人类精神。
★旅游、阅读，都还是外在的；写作，是要开启你生命底层的内涵。不要太多地在文字上作修饰，这会影响直达生命本身，房外花草太漂亮了，就会使我们忘了里面还有更好的东西。一旦开启了自己的生命，最值得阅读的书就是你自己，将你自己展示给社会、给宇宙，才最有价值。
★不要老盯著文学，我们写作，但我们不是文学界的，要多关注一点社会问题，科技问题，多想想未来——美国几个未来学家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要将自己看成“（文学）界中人”，你看我的作品，我看你的作品，这很无聊。
★为什么国际舆论不太能理解中国？这与中国在文化意义上的信任度和尊严有关。老是做一个委屈的受苦人，控诉啊，控诉啊，文化的尊严没有建立，流再多眼 泪，人家也不相信你。不是说日本人向我们鞠躬，我们才觉得好了——不，我们讲的任何话全世界都相信，这才是我们文化的胜利。
★现在海内外华人反日风潮高涨，我们民族的尊严是一定要捍卫的。但是在寻求民族尊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忘了现代国际理性，情绪燃烧往往容易走出理性的边界。
★中国的经济、教育会更好，我相信；但是中国的艺术是否会更好？我怀疑。艺术最高层次上那几个人，是很罕见的，又是很脆弱的。他们以个人之肉体，承担著一种桥梁般的重负。（高伐林整理）
转自高伐林明镜博客
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
2013年10月12日星期六
聚焦中国: 2013年10月11日《歷史日報》
| ||||
| ||||
 | ||||
|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高伐林：这位知青高官的回忆，比较靠谱
中共十八大闭幕，中央新领导班子，终于亮相了。海内外媒体纷纷转向对这些新领导人家世、经历的挖掘，尤其热衷对几位当过知青的高官的知青生涯进行报导，尤其是几家香港和台湾报刊，派出记者，不
辞劳苦，到这些高官当年插队的地方寻访知情人，梳过去篦过来。精神可嘉！但是看最近几天发出来的大量关于这些新贵们当年知青往事的报导，要么是炒冷饭，要
么纯属空话，甚至假话。
例如像一家香港左派报纸这样的报导：
习近平早年曾在延安市梁家河村插队，并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昨日延安 市委书记姚引良的专场记者招待会，吸引了大量对习近平早年生活 充满好奇的国际媒体。姚引良表示，当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8000多名北京知青到延安下乡插队，是继毛泽东到延安后，当地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 观念上，受到的又一次极大的冲击和提升。他回忆说，自己去过习近平插队时的村子和住过的窑洞，“那是个很艰苦的小山沟，而他在那里一住就是7年。”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根本无法向记者和读者提供任何实在、新鲜的信息。而且将习近平等知青到延安与毛泽东到延安相提并论，阿谀之状，让人啼笑皆非！
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共高官回忆自己青春岁月的文字。其中虽然多数脫不了官话，但其中有血有肉的文字也还有一些。
习近平本人在主政福建时，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和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讲述的情况，详细回顾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就比较实在、可信；
被认为是“团派”的海南省长罗保铭曾经是天津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我读过他写的一篇短文《做人的力量》，曾被许多知青网站转载，很是情真意切。罗保铭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回顾在兵团当拖拉机手的艰苦、危险情景，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我读过的高官所写与知青有关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国务院科技部长万钢写的《返乡随想》——恰恰他还是一位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担任的高官，他是德国博士，有发明专利，海归后，被安排担任致公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算是“国家领导人级别”了。
洋博士国家领导人万钢的文章其实是一组，共五则，写的是他与其他知青同伴一起返回插队村庄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思。我转载在下面。
不过文章让我生出一点疑云：从最后一则文章看，他当年是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的。凡是在中共体制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统一印发的“入党志愿 书”，不同于“要求进步者”自己写的入党申请书，支部让谁填写这张表格式的“入党志愿书”，就意味着支部（甚至上级党委）已经内部认可此人入党，下一步， 就是挑选一个吉日良辰，举行支部大会，正式履行通过其入党的手续。那么，万钢何以是“非中共人士”身份的高官？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当时虽然填表，却没有被支部大会通过或被支部大会通过了之后，未被上级党委批准；另一种，是他当时加入了中共，但后来出国留学、任职时间较久，於是原来的党籍不予保留，他便由中共党员，回复到非党人士。是哪种情况？还望知情者指点。
万钢的官当得怎样，政绩如何？我都不知道。不管怎样，一位洋博士高官写出这样真挚的文章，对插队的知青伙伴、对乡亲们葆有这样一片感情，他没有忘掉根本，让我感动。
30多年前，我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在县城延吉县龙井镇居民家住了一夜。清晨，睡意蒙蒙地登上卡车就出发了。一路上我默默地数著路过的村庄，砖 房没 了，瓦顶没了，电线也没了，路边只有一排细细的木杆，挂著两根铁丝线。“我们去的地方或许还有电话，两根电线挂著我们联系家乡的一丝希望。”
30多年以后的道路依旧，仍然还是沙石路面，冬天依然结“冰湖坡”，春天依然会翻浆，夏天雨后依然要封路禁行。只是对面驶来的拉木车上装的已经不再是大 原木了。路边的电线杆已经换上水泥杆。记得我们当年拉电线进村时，立的黄花松电线杆，砍树，抬来，竖起来，架电线，然后总算有了电——我们自己拉来的电。 路边的电话线也不再是铁丝线，或许已经换上了适用远距离信号传输的铜绞线，还有闭路电视线。电气化、信息化的步伐超过了公路交通化。
车到南大地，同学们坐不住了，话音明显地响起来。“都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激动？”随行的年轻人或许会这么想。一里多长的垄沟，春天铲地， 头上包著纱布还被咬得满头是包；夏天薅谷子，蹲著跪著爬著，一头汗，满脸泥。1974年我当队长，上头要求密植，20厘米一株，都知道那是胡扯，要饿死人 的。我们把靠道边的6趟密密地种下，然后该怎么种怎么种，那是意会，不必言语。领导来检查，不会深入6条垄。结果得了个小丰收，也被说是“密植”的成果。
隐约传来锣鼓声，多像30多年前，也是上午。记得那天汽车进村，地上正在翻浆，猪、狗满地跑。穿的是低帮跑鞋，一脚踩得里外泥浆。老乡们拿来柴火桦子铺路，同学们才下了车。那天晚上，男同学打扑克，说瞎话；女同学屋里没声音，默默地哭。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东沟第一天。
欢迎会
在锣鼓、秧歌和鞭炮声中我第一个下车。记得1974年春节允许扭秧歌。当年围著被面被单，涂著红胭脂扭秧歌的青年也许已经扭不动了。今天扭秧歌的青 年却 还是那么热情。握著一双双热情的手，我极力地搜寻著记忆，努力地从那些似曾相识的面相中辨别姓名。鹤立鸡群的王树清是我第一个叫出的名字。
王大个曾经在龙井体工队打篮球，1962年挨饿，体工队解散就回到东沟老家。王大个有点文化，又见过世面，但遇事也爱提出意见，说点怪话，队里就安排他 开手扶拖拉机。那年我当保管员，王大个常在仓库门口修拖拉机，没事我就跟他学。按照维修图纸，一步一步地把发动机拆开、清洗、研磨、安装。差不多每星期维 修一次。然后就跟他学开拖拉机，先在村里拉土送肥，后来也给粮站送粮，去供销社拉货。王大个常常以“师傅”的身份训斥我、帮助我、保护我。记得1975年 离开东沟那天清晨，王大个请我和苏衡去他家吃早饭，黏豆包加鸡蛋，那是当年最奢侈的早饭了。
相继又认出了朴永连、薛占岭、王治昌、鞠忠山、李广林、汪胜军、鞠连香、杨玉容、赵玉霞……离开东沟的那天早晨，这些青年朋友送我和苏衡上路，依依惜 别。记得我和苏衡曾经发誓一定要回到这里。今天终于又相见了。朋友们老了、瘦了、黑了，相隔30多年，当年在一起早出晚归、嬉戏玩耍的青年朋友，今天都已 经是村中一代老人。“欢迎老知青返回第二故乡”，醒目的横幅提醒我们，我们也老了。老友相见，期望的眼光，期待的问话：“还认得我吗？”“认得！”说出名 字，换来由衷的欣慰，这就是淳朴的乡村朋友。
周书记已经是周家第三代，当年他还在小学念书，王爱兰曾经是他的老师。记得离开东沟时，大队有140多户，1100多人。周支书介绍说，现在只有100户，480多人， 人口减少了一半。这100户中的青年人，多数还在外地打工。几天前广播老知青返乡的消息，许多要外出的推迟了行期，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们赶回了村庄，村公 所里挤得满满登登。欢笑中延吉市委、三道湾镇、东沟村的领导们表示了热烈欢迎。我在发言中尽可能轻轻地介绍了老薛、眼镜、卡车、呼隆隆（当年老乡给我们取 的外号）我们这些老知青们离开东沟后的奋斗经历和现状。老薛代表老知青回忆了往年，当他回忆到当年集体户住房失火、乡亲们救火捐款的往事时，有些哽塞了， 会场寂静无声，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老知青集体向村里赠送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希望借此加强东沟与外界的联系。
村中行
午饭前，我执意要到村中看看。村公所后面是我们当年的住房，知青离开后就卖了。房子被拆掉了一半，剩下那一半过去是男生住的通炕，后面有一间小库 房，有 段时间还兼作为大队广播室。年轻的我们曾经也干些淘气的事，比如半夜里用大喇叭播放唱片里鸡叫的一段，引得村中半夜鸡鸣，第二天老乡们纷纷议论闹鬼了。
当年熟悉的供销社几经修改，门脸变了。吴秀明——这位当年心灵手巧，但因为“家庭问题”备受歧视的青年承包了供销社，当上了经理。他热情地拿出上等烟和 瓶装酒招待我们。我却忘不了当年我死乞白赖地和徐明闹腾，为集体户打上一瓶只有“非农户”才能购买的豆油的情景，为此获得了“万大赖”的尊称。
记得村中主道边曾有两排草房，简陋但也整齐。现在变得松散凌乱，路南是梁家的砖房，路北被遗弃的草房已经破落，贫富差别映人眼帘。李广林老师热情地把我 们领进他家，他媳妇王汉英是当年的供销员，和她爸爸一样，曾经悄没声息地帮助过我们。王汉英热情地招呼我们。院子十分整洁，柴火桦子码得整整齐齐。进屋看 也十分整洁，明显的变化有装上了电话、接通有线电视、门边多了个自来水龙头。
“电话、电视、自来水是三大变化。”我赞赏道。“但是每家每年要支付168元的有线电视费，负担太重。”王大个还是爱提意见。路过王大个的家，我习惯地 往里走，他拦住了我。三个孩子都在龙井市工作，嫂子前年去世了，老王神色黯然，但三个孩子都有出息，他又觉得满足：“我用不著他们照顾，他们好就行。” ——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愿孩子们也常回家看看。
村东头是后盖 的小学校，砖瓦结构，但前年已经关门。当年村里有100多个孩子上学，到前年就剩不到20个，实在无法开学，就并到三道小学，有车每天接送。往回走，当年 我管理过的大队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一趟砖瓦房，外墙马赛克贴面，我问那是谁家。“赵木匠家。你们不认识，他们搬来没到30年。”周支书肯定地说。
从村后边绕到公路，路边立著一块广告牌。大意是：东沟绿色种植基地，有猕猴桃、野蘑菇、沙参、蕨菜、木耳等。我问效益如何，答曰不好，一是运输问题，猕 猴桃、蕨菜等熟期短，采下来运不出去就烂了；沙参、木耳尚可，但卖不出好价钱——质量不如别人的好。买来的木耳菌，第一年还可以，第二年就硬了，白给都没 人要。我问农业税是否免掉，周支书说免了，去年起还给一些补助，日子好过一些。村里急需产业结构升级，但又没有资金，难以改变目前面貌。年轻人都到城里打 工，劳力也不足。一是道路和运输，二是知识和技术，这两条是农村发展的瓶颈。陪同的市委李书记告诉我三道湾是延吉市的水源地，人口不宜聚集，也不应发展更 多产业。我特别到河边看了一下，水还清澈，但岸边的生活垃圾和白色污染（塑料袋等）很扎眼。
午饭
学大寨的年代里，东沟曾经是三道公社第一个实行大队核算制的“先进模范”。那时候领导来视察，大队出钱招待，又吃又喝。说实话我还真担心我们十几个人回来，不要给村里找麻烦，添负担。
乡亲们热情招呼我们吃午饭，饭菜十分丰盛。村长告诉我，现在村里几乎没有财政了，今天的饭菜，包括啤酒、白酒和饮料都是大伙从家里拿来的。蕨菜、生菜、 豆芽、干豆腐、大碗的蛤蟆、大块的牛肉、猪肉可以买到，不像以前，只有队里杀猪时才能吃上肉。那时候队里只有过年过节才杀猪，常常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记得那天在南大地铲地，广播喇叭播新闻，周总理设国宴，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大家猜想国宴有什么菜，你一句我一言争个不休，老郎书记作总结斩钉截铁：大伙都 别说了，国宴啊，一色的猪肉炖粉条，管够！
小三端来了黏豆包，饭豆馅的；鞠连香拿来了苞米面切糕，掺豆面的小朴非叫我吃几口鸡蛋，那是他们家的“跑鸡，不是圈养的，好吃”。那年我打石头给砸晕了，抬回家，也是小朴给我拿来鸡蛋，那时候还没有圈养的鸡。
1998年我从德国奥迪公司乘公务专机去长春出差，晚上主人们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关东菜，他们吃了一惊。那天晚饭剩了一块切糕，也是掺豆面的，我把它包回宾馆。夜里浮想连翩，不能入睡。最后起来把那块切糕吃了才睡著。
告别
午饭后，还有两个地方我执意要去看看，第一个是我当年采石头被石头砸伤的水田大坝。大坝原是用腊条子垛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水位。引水入田，我们就吃 上了 大米。1975年为了固化大坝，队里决定采石压坝。人说采石头最怕哑炮，其实最危险的是爆炸后去撬石头：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那些松动的 石头撬下来。我就是在撬石头时被旁边落下的石头砸在右侧腰部，当时我昏过去了，醒过来时躺在河边，后来被抬回家。疼了好几天，好在没有落下后遗症。我们在 坝上照了几张照片，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小青年开著手扶拖拉机过来。王大个说现在的手扶比咱们以前的强多了，省油，也不容易坏。老王、我和那位年轻的拖拉 机手拍了张照片，当年我也像他那么年轻。
我们坐车去了阳沟子，跨过独木桥到了阳沟口。据说当年我们开挖的大草甸子已经填掉，大部分农田也已经退耕还林。远远见阳沟南坡上的落叶松林郁郁葱葱。
阳沟子离村5里多地，去耕作早出晚归，中午啃一个大饼子，然后铺一块塑料布，在垄沟里眯一觉。有一天睡觉起来，掀起塑料布发现下边有一条蛇，大家一哄而上，用锄钩子打死，扒了皮拢一堆火烤著吃了。
快要到离别的时间了，村公所前广场人多了起来，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薛家、徐家、王家、李家……个人照，团体照，集体照……要上车了，朋友们一次次紧紧地握手，千言万语的叮嘱……多像当年的告别，多像当年的嘱托。
还有一些人我们永远也见不著了，老郎书记、薛户长、赵大妈、徐明、孙喜彦、梁歪脖子……那些曾经帮助、照顾、关怀我们的好人，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1973年党支部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问郎书记：“我爸我妈都是反革命，铁案，黑五类的子女，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支部也都知道。”“那你们这么 培养我，重用我，不怕犯错误挨整吗？”“你好几千里来这都不怕，我们怕啥？再整也不能开除我党籍。说什么来着，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伙子，别耷 拉脑袋，不定哪天，你妈你爸都成了好人，功臣。”朴实的语言，善意的人情，伴随著我30多年奋斗自强。
别了，东沟；别了，我的故乡。
例如像一家香港左派报纸这样的报导：
习近平早年曾在延安市梁家河村插队，并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昨日延安 市委书记姚引良的专场记者招待会，吸引了大量对习近平早年生活 充满好奇的国际媒体。姚引良表示，当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8000多名北京知青到延安下乡插队，是继毛泽东到延安后，当地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 观念上，受到的又一次极大的冲击和提升。他回忆说，自己去过习近平插队时的村子和住过的窑洞，“那是个很艰苦的小山沟，而他在那里一住就是7年。”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根本无法向记者和读者提供任何实在、新鲜的信息。而且将习近平等知青到延安与毛泽东到延安相提并论，阿谀之状，让人啼笑皆非！
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共高官回忆自己青春岁月的文字。其中虽然多数脫不了官话，但其中有血有肉的文字也还有一些。
习近平本人在主政福建时，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和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讲述的情况，详细回顾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就比较实在、可信；
被认为是“团派”的海南省长罗保铭曾经是天津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我读过他写的一篇短文《做人的力量》，曾被许多知青网站转载，很是情真意切。罗保铭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回顾在兵团当拖拉机手的艰苦、危险情景，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我读过的高官所写与知青有关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国务院科技部长万钢写的《返乡随想》——恰恰他还是一位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担任的高官，他是德国博士，有发明专利，海归后，被安排担任致公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算是“国家领导人级别”了。
洋博士国家领导人万钢的文章其实是一组，共五则，写的是他与其他知青同伴一起返回插队村庄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思。我转载在下面。
不过文章让我生出一点疑云：从最后一则文章看，他当年是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的。凡是在中共体制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统一印发的“入党志愿 书”，不同于“要求进步者”自己写的入党申请书，支部让谁填写这张表格式的“入党志愿书”，就意味着支部（甚至上级党委）已经内部认可此人入党，下一步， 就是挑选一个吉日良辰，举行支部大会，正式履行通过其入党的手续。那么，万钢何以是“非中共人士”身份的高官？
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当时虽然填表，却没有被支部大会通过或被支部大会通过了之后，未被上级党委批准；另一种，是他当时加入了中共，但后来出国留学、任职时间较久，於是原来的党籍不予保留，他便由中共党员，回复到非党人士。是哪种情况？还望知情者指点。
万钢的官当得怎样，政绩如何？我都不知道。不管怎样，一位洋博士高官写出这样真挚的文章，对插队的知青伙伴、对乡亲们葆有这样一片感情，他没有忘掉根本，让我感动。
返乡随想 万钢，延吉信息港
又见东沟30多年前，我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在县城延吉县龙井镇居民家住了一夜。清晨，睡意蒙蒙地登上卡车就出发了。一路上我默默地数著路过的村庄，砖 房没 了，瓦顶没了，电线也没了，路边只有一排细细的木杆，挂著两根铁丝线。“我们去的地方或许还有电话，两根电线挂著我们联系家乡的一丝希望。”
30多年以后的道路依旧，仍然还是沙石路面，冬天依然结“冰湖坡”，春天依然会翻浆，夏天雨后依然要封路禁行。只是对面驶来的拉木车上装的已经不再是大 原木了。路边的电线杆已经换上水泥杆。记得我们当年拉电线进村时，立的黄花松电线杆，砍树，抬来，竖起来，架电线，然后总算有了电——我们自己拉来的电。 路边的电话线也不再是铁丝线，或许已经换上了适用远距离信号传输的铜绞线，还有闭路电视线。电气化、信息化的步伐超过了公路交通化。
车到南大地，同学们坐不住了，话音明显地响起来。“都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激动？”随行的年轻人或许会这么想。一里多长的垄沟，春天铲地， 头上包著纱布还被咬得满头是包；夏天薅谷子，蹲著跪著爬著，一头汗，满脸泥。1974年我当队长，上头要求密植，20厘米一株，都知道那是胡扯，要饿死人 的。我们把靠道边的6趟密密地种下，然后该怎么种怎么种，那是意会，不必言语。领导来检查，不会深入6条垄。结果得了个小丰收，也被说是“密植”的成果。
隐约传来锣鼓声，多像30多年前，也是上午。记得那天汽车进村，地上正在翻浆，猪、狗满地跑。穿的是低帮跑鞋，一脚踩得里外泥浆。老乡们拿来柴火桦子铺路，同学们才下了车。那天晚上，男同学打扑克，说瞎话；女同学屋里没声音，默默地哭。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东沟第一天。
欢迎会
在锣鼓、秧歌和鞭炮声中我第一个下车。记得1974年春节允许扭秧歌。当年围著被面被单，涂著红胭脂扭秧歌的青年也许已经扭不动了。今天扭秧歌的青 年却 还是那么热情。握著一双双热情的手，我极力地搜寻著记忆，努力地从那些似曾相识的面相中辨别姓名。鹤立鸡群的王树清是我第一个叫出的名字。
王大个曾经在龙井体工队打篮球，1962年挨饿，体工队解散就回到东沟老家。王大个有点文化，又见过世面，但遇事也爱提出意见，说点怪话，队里就安排他 开手扶拖拉机。那年我当保管员，王大个常在仓库门口修拖拉机，没事我就跟他学。按照维修图纸，一步一步地把发动机拆开、清洗、研磨、安装。差不多每星期维 修一次。然后就跟他学开拖拉机，先在村里拉土送肥，后来也给粮站送粮，去供销社拉货。王大个常常以“师傅”的身份训斥我、帮助我、保护我。记得1975年 离开东沟那天清晨，王大个请我和苏衡去他家吃早饭，黏豆包加鸡蛋，那是当年最奢侈的早饭了。
相继又认出了朴永连、薛占岭、王治昌、鞠忠山、李广林、汪胜军、鞠连香、杨玉容、赵玉霞……离开东沟的那天早晨，这些青年朋友送我和苏衡上路，依依惜 别。记得我和苏衡曾经发誓一定要回到这里。今天终于又相见了。朋友们老了、瘦了、黑了，相隔30多年，当年在一起早出晚归、嬉戏玩耍的青年朋友，今天都已 经是村中一代老人。“欢迎老知青返回第二故乡”，醒目的横幅提醒我们，我们也老了。老友相见，期望的眼光，期待的问话：“还认得我吗？”“认得！”说出名 字，换来由衷的欣慰，这就是淳朴的乡村朋友。
周书记已经是周家第三代，当年他还在小学念书，王爱兰曾经是他的老师。记得离开东沟时，大队有140多户，1100多人。周支书介绍说，现在只有100户，480多人， 人口减少了一半。这100户中的青年人，多数还在外地打工。几天前广播老知青返乡的消息，许多要外出的推迟了行期，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们赶回了村庄，村公 所里挤得满满登登。欢笑中延吉市委、三道湾镇、东沟村的领导们表示了热烈欢迎。我在发言中尽可能轻轻地介绍了老薛、眼镜、卡车、呼隆隆（当年老乡给我们取 的外号）我们这些老知青们离开东沟后的奋斗经历和现状。老薛代表老知青回忆了往年，当他回忆到当年集体户住房失火、乡亲们救火捐款的往事时，有些哽塞了， 会场寂静无声，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老知青集体向村里赠送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希望借此加强东沟与外界的联系。
村中行
午饭前，我执意要到村中看看。村公所后面是我们当年的住房，知青离开后就卖了。房子被拆掉了一半，剩下那一半过去是男生住的通炕，后面有一间小库 房，有 段时间还兼作为大队广播室。年轻的我们曾经也干些淘气的事，比如半夜里用大喇叭播放唱片里鸡叫的一段，引得村中半夜鸡鸣，第二天老乡们纷纷议论闹鬼了。
当年熟悉的供销社几经修改，门脸变了。吴秀明——这位当年心灵手巧，但因为“家庭问题”备受歧视的青年承包了供销社，当上了经理。他热情地拿出上等烟和 瓶装酒招待我们。我却忘不了当年我死乞白赖地和徐明闹腾，为集体户打上一瓶只有“非农户”才能购买的豆油的情景，为此获得了“万大赖”的尊称。
记得村中主道边曾有两排草房，简陋但也整齐。现在变得松散凌乱，路南是梁家的砖房，路北被遗弃的草房已经破落，贫富差别映人眼帘。李广林老师热情地把我 们领进他家，他媳妇王汉英是当年的供销员，和她爸爸一样，曾经悄没声息地帮助过我们。王汉英热情地招呼我们。院子十分整洁，柴火桦子码得整整齐齐。进屋看 也十分整洁，明显的变化有装上了电话、接通有线电视、门边多了个自来水龙头。
“电话、电视、自来水是三大变化。”我赞赏道。“但是每家每年要支付168元的有线电视费，负担太重。”王大个还是爱提意见。路过王大个的家，我习惯地 往里走，他拦住了我。三个孩子都在龙井市工作，嫂子前年去世了，老王神色黯然，但三个孩子都有出息，他又觉得满足：“我用不著他们照顾，他们好就行。” ——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愿孩子们也常回家看看。
村东头是后盖 的小学校，砖瓦结构，但前年已经关门。当年村里有100多个孩子上学，到前年就剩不到20个，实在无法开学，就并到三道小学，有车每天接送。往回走，当年 我管理过的大队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一趟砖瓦房，外墙马赛克贴面，我问那是谁家。“赵木匠家。你们不认识，他们搬来没到30年。”周支书肯定地说。
从村后边绕到公路，路边立著一块广告牌。大意是：东沟绿色种植基地，有猕猴桃、野蘑菇、沙参、蕨菜、木耳等。我问效益如何，答曰不好，一是运输问题，猕 猴桃、蕨菜等熟期短，采下来运不出去就烂了；沙参、木耳尚可，但卖不出好价钱——质量不如别人的好。买来的木耳菌，第一年还可以，第二年就硬了，白给都没 人要。我问农业税是否免掉，周支书说免了，去年起还给一些补助，日子好过一些。村里急需产业结构升级，但又没有资金，难以改变目前面貌。年轻人都到城里打 工，劳力也不足。一是道路和运输，二是知识和技术，这两条是农村发展的瓶颈。陪同的市委李书记告诉我三道湾是延吉市的水源地，人口不宜聚集，也不应发展更 多产业。我特别到河边看了一下，水还清澈，但岸边的生活垃圾和白色污染（塑料袋等）很扎眼。
午饭
学大寨的年代里，东沟曾经是三道公社第一个实行大队核算制的“先进模范”。那时候领导来视察，大队出钱招待，又吃又喝。说实话我还真担心我们十几个人回来，不要给村里找麻烦，添负担。
乡亲们热情招呼我们吃午饭，饭菜十分丰盛。村长告诉我，现在村里几乎没有财政了，今天的饭菜，包括啤酒、白酒和饮料都是大伙从家里拿来的。蕨菜、生菜、 豆芽、干豆腐、大碗的蛤蟆、大块的牛肉、猪肉可以买到，不像以前，只有队里杀猪时才能吃上肉。那时候队里只有过年过节才杀猪，常常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记得那天在南大地铲地，广播喇叭播新闻，周总理设国宴，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大家猜想国宴有什么菜，你一句我一言争个不休，老郎书记作总结斩钉截铁：大伙都 别说了，国宴啊，一色的猪肉炖粉条，管够！
小三端来了黏豆包，饭豆馅的；鞠连香拿来了苞米面切糕，掺豆面的小朴非叫我吃几口鸡蛋，那是他们家的“跑鸡，不是圈养的，好吃”。那年我打石头给砸晕了，抬回家，也是小朴给我拿来鸡蛋，那时候还没有圈养的鸡。
1998年我从德国奥迪公司乘公务专机去长春出差，晚上主人们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关东菜，他们吃了一惊。那天晚饭剩了一块切糕，也是掺豆面的，我把它包回宾馆。夜里浮想连翩，不能入睡。最后起来把那块切糕吃了才睡著。
告别
午饭后，还有两个地方我执意要去看看，第一个是我当年采石头被石头砸伤的水田大坝。大坝原是用腊条子垛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水位。引水入田，我们就吃 上了 大米。1975年为了固化大坝，队里决定采石压坝。人说采石头最怕哑炮，其实最危险的是爆炸后去撬石头：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那些松动的 石头撬下来。我就是在撬石头时被旁边落下的石头砸在右侧腰部，当时我昏过去了，醒过来时躺在河边，后来被抬回家。疼了好几天，好在没有落下后遗症。我们在 坝上照了几张照片，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小青年开著手扶拖拉机过来。王大个说现在的手扶比咱们以前的强多了，省油，也不容易坏。老王、我和那位年轻的拖拉 机手拍了张照片，当年我也像他那么年轻。
我们坐车去了阳沟子，跨过独木桥到了阳沟口。据说当年我们开挖的大草甸子已经填掉，大部分农田也已经退耕还林。远远见阳沟南坡上的落叶松林郁郁葱葱。
阳沟子离村5里多地，去耕作早出晚归，中午啃一个大饼子，然后铺一块塑料布，在垄沟里眯一觉。有一天睡觉起来，掀起塑料布发现下边有一条蛇，大家一哄而上，用锄钩子打死，扒了皮拢一堆火烤著吃了。
快要到离别的时间了，村公所前广场人多了起来，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薛家、徐家、王家、李家……个人照，团体照，集体照……要上车了，朋友们一次次紧紧地握手，千言万语的叮嘱……多像当年的告别，多像当年的嘱托。
还有一些人我们永远也见不著了，老郎书记、薛户长、赵大妈、徐明、孙喜彦、梁歪脖子……那些曾经帮助、照顾、关怀我们的好人，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1973年党支部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问郎书记：“我爸我妈都是反革命，铁案，黑五类的子女，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支部也都知道。”“那你们这么 培养我，重用我，不怕犯错误挨整吗？”“你好几千里来这都不怕，我们怕啥？再整也不能开除我党籍。说什么来着，干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伙子，别耷 拉脑袋，不定哪天，你妈你爸都成了好人，功臣。”朴实的语言，善意的人情，伴随著我30多年奋斗自强。
别了，东沟；别了，我的故乡。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