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日前离开波士顿后已到纽约市,据指出,薄瓜瓜在纽约有可信任的熟人,所以前来会面商量,也将处置海外资产和帐户,抢在被查缉前湮灭或转移贪腐罪证。
薄瓜瓜在纽约行踪十分隐密,并未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触,中方驻美人员到处打听他去向,估计他不会在华埠或法拉盛等地出现,因为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美方可能知道薄瓜瓜落脚处,但因他并非中国通缉犯,也无立即而明显的危险,美方静观其变。至于薄瓜瓜在纽约接触的人士,目前不清楚,相信其对薄家情况很了解,并和薄瓜瓜熟识。
薄家在海外资产难以计算,据悉已有不少移转美国,包括可能在纽约等地置产和开设帐户,现因薄熙来和谷开来涉桉严重,薄瓜瓜须很快处理海外财产,一为湮灭薄熙来的贪腐罪证,二为逃避将来中方追讨或美方冻结。
有传闻薄瓜瓜在纽约找移民律师,此间华人律师表示很难查证,因受到保密条款限制,他可能去找老美律师。华人律师认为,薄瓜瓜若申请政治庇护,桉子至为敏感棘手,或会考虑触怒中方后果。薄瓜瓜持学生签证入境美国,他今年自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毕业后,可以外国学生身分申请实习一年,目前并无急迫居留问题。
此外,美国大学入学辅导全国联会负责人戴维霍金斯说,美国大学很愿意吸收像薄瓜瓜这样的学生。他说,在美国许多大学招生,有钱有关系的外国留学生,都是热门货。
薄瓜瓜在英国念完中学和大学后,赴美攻读硕士。虽然薄瓜瓜大学成绩不出色,但因家世显赫,在美申请研究所时受到不少大学青睐。
薄瓜瓜在英国牛津大学三年成绩平平,还曾因热中跑趴、学习不用功被停学一年,但他还是被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录取;正因他父亲薄熙来当年是政治明星,可望进入权力核心,母亲有军队背景。
旺报:薄瓜瓜到纽约 传将处置资产
薄瓜瓜日前离开波士顿之后,已经来到纽约市,据指出,薄瓜瓜在纽约有可信任的熟人,所以前来会面商量,也将处置在海外的资产和帐户。
薄瓜瓜在纽约的行踪十分隐密,并未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触,中方驻美人员到处打听他的去向,估计他不会在华埠或法拉盛等地出现,因为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美方可能知道薄瓜瓜的落脚处,但因他并非中国通缉犯,也没有立即而明显的危险,美方仍在静观其变。至于薄瓜瓜在纽约接触的人士,目前还不清楚,相信其对薄家情况很了解,并和薄瓜瓜熟识。
薄家在海外的资产难以计算,据悉已有不少移转到美国,包括可能在纽约等地置产和开设帐户,现因薄熙来和谷开来涉桉严重,薄瓜瓜必须很快处理海外财产,一为湮灭薄熙来的贪腐罪证,二为逃避将来中方追讨或美方冻结。
有传闻薄瓜瓜在纽约找移民律师,此间华人律师表示很难查证,因为受到保密条款限制,他也可能去找老美律师。华人律师认为,薄瓜瓜若申请政治庇护,桉子至为敏感和棘手,或会考虑到触怒中方的后果。
薄瓜瓜是持学生签证入境美国,他今年自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毕业后,可以外国学生身分申请实习一年,目前并无急迫居留问题。
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
王立军因太残酷名声不好未获庇护 材料未交美方
明报 / 美国传媒透露,重庆原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后,美国外交人员虽然拒绝政治庇护要求,但帮助他确保自己落入国家安全人员而非重庆警方手中。此外,他手中虽然有关于薄熙来夫妇的黑材料,但并没有交给美方人员。
《纽约时报》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称,王立军抵达领事馆时情绪焦虑,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由于王立军名声不好以及把他秘密带出中国的 难度很大,国务院迅速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但有关官员允许他在安排安全前往北京之前留在领事馆,而不是立即把他交给忠于薄熙来的当地警方。而领馆人员 允许他打了几个电话到北京求助。而王立军手中的材料并未交给美方,美方人员称,材料主要是重庆警方技术性的调查纪录。王零零星星地谈了权力、政治和腐败之 间的关系。
国务院的指引是,美国不能给进入领馆的任何人提供政治庇护,申请通常要在申请者的本国之外提出。一名前奥巴马中国政策顾问表示,「六四」后为异见人 士方励之提供政治庇护是特例,不能被视为先例,尤其王曾任公安局长,是个残酷和专制的执法者,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当时领馆外又有数百个中国警察聚集。
成都惊魂夜 美拒王立军政庇
世界日报 / 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晚易装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从此引爆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党内最严重的一件分裂大事。虽然已经王立军已被掌控, 但中共官方迄今没有对他进出成都美领馆事件做出具体说明。「纽约时报」访问美方成都领馆人员、国会议员、国务院及白宫资深官员,18日在头版首次从美方角 度,报导处理王立军申请政治庇护经过。
纽约时报报导,2月6日晚上,变装易容的王立军开始对美方人士描绘一桩欧巴马政府不愿沾身的中国贪腐谋杀的丑闻。
报导说,王立军要求美方给予政治庇护,当时中国安全部队正迅速围住成都美领馆,要美方交出王立军。
美 领馆内正掀起同时惊动白宫的激烈快速辩论该怎么办。最后,王立军在领馆透过电话安排北京国安部一名官员自北京赶来,滞留36小时后,这名官员护着王立军走 出重兵围绕,被带出领馆。王立军至此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向美方泄露中国内部事务,如果被定有叛国罪成,可能被判死刑。
王 立军在领馆内对美方提供的数据确保他能取得政治庇护。但据纽约时报访问多方人士后所得的结论是:美方当时认为,王立军所提供的数据难以马上查证,同时要把 王立军密送出中国也非常不易,不可能给予他政治庇护,但美国国务院可以保证王立军不被忠于薄熙来的警察所逮捕,而能让王立军直接向北京控诉。
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我们)没有把王立军丢出去不管」("He was not tossed out")。
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详细谈到他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指控的文件,不过他并未向他们提供这些文件。尽管美国方面并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究竟为何,但一位官员描述说,那是重庆市警方(有关海伍德命案)调查的技术性文件。
这显示美国方面并未掌握王立军手中的实物文件。同时,与最近以来传闻不同的是,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当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并不在成都,由他的下属负责处理。他们紧急通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由他们负责与华府联络。
官员说,美方允许王立军打许多电话给北京寻求帮助。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外交官们闲谈中讲到的中国权力、政治和贪污情形,又让他们感到讶异。
报导还引述处理王立军事件的美国官员说,王立军的身分与「六四事件」时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不同。他在被薄熙来调职前是重庆市的公安局长,并非政治异议人士,而是当地残酷和专制的执法者。
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他的这一身分使他不可能获得政治庇护。该名官员和其它消息人士说,国务院在把王立军案通报给白宫高级官员后,作出了协助王立军转往北京的决定。这一决定由国务院作出,而非白宫。
欧巴马总统的前白宫中国政策顾问贝德(Jeffrey A. Bader)说,「在天安事件中给中国的人权偶像提供政治庇护,是一个特别案例」。他说,「这不应看作有例可循,尤其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安全部队人员陈兵馆外的情形下,处理一个前省级公安局局长的案子更是如此」。
《纽约时报》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称,王立军抵达领事馆时情绪焦虑,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由美国国务院决定的,由于王立军名声不好以及把他秘密带出中国的 难度很大,国务院迅速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但有关官员允许他在安排安全前往北京之前留在领事馆,而不是立即把他交给忠于薄熙来的当地警方。而领馆人员 允许他打了几个电话到北京求助。而王立军手中的材料并未交给美方,美方人员称,材料主要是重庆警方技术性的调查纪录。王零零星星地谈了权力、政治和腐败之 间的关系。
国务院的指引是,美国不能给进入领馆的任何人提供政治庇护,申请通常要在申请者的本国之外提出。一名前奥巴马中国政策顾问表示,「六四」后为异见人 士方励之提供政治庇护是特例,不能被视为先例,尤其王曾任公安局长,是个残酷和专制的执法者,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当时领馆外又有数百个中国警察聚集。
成都惊魂夜 美拒王立军政庇
世界日报 / 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2月6日晚易装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从此引爆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党内最严重的一件分裂大事。虽然已经王立军已被掌控, 但中共官方迄今没有对他进出成都美领馆事件做出具体说明。「纽约时报」访问美方成都领馆人员、国会议员、国务院及白宫资深官员,18日在头版首次从美方角 度,报导处理王立军申请政治庇护经过。
纽约时报报导,2月6日晚上,变装易容的王立军开始对美方人士描绘一桩欧巴马政府不愿沾身的中国贪腐谋杀的丑闻。
报导说,王立军要求美方给予政治庇护,当时中国安全部队正迅速围住成都美领馆,要美方交出王立军。
美 领馆内正掀起同时惊动白宫的激烈快速辩论该怎么办。最后,王立军在领馆透过电话安排北京国安部一名官员自北京赶来,滞留36小时后,这名官员护着王立军走 出重兵围绕,被带出领馆。王立军至此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正在接受调查,原因是向美方泄露中国内部事务,如果被定有叛国罪成,可能被判死刑。
王 立军在领馆内对美方提供的数据确保他能取得政治庇护。但据纽约时报访问多方人士后所得的结论是:美方当时认为,王立军所提供的数据难以马上查证,同时要把 王立军密送出中国也非常不易,不可能给予他政治庇护,但美国国务院可以保证王立军不被忠于薄熙来的警察所逮捕,而能让王立军直接向北京控诉。
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我们)没有把王立军丢出去不管」("He was not tossed out")。
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详细谈到他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指控的文件,不过他并未向他们提供这些文件。尽管美国方面并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究竟为何,但一位官员描述说,那是重庆市警方(有关海伍德命案)调查的技术性文件。
这显示美国方面并未掌握王立军手中的实物文件。同时,与最近以来传闻不同的是,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当时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并不在成都,由他的下属负责处理。他们紧急通报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由他们负责与华府联络。
官员说,美方允许王立军打许多电话给北京寻求帮助。与此同时,他与美国外交官们闲谈中讲到的中国权力、政治和贪污情形,又让他们感到讶异。
报导还引述处理王立军事件的美国官员说,王立军的身分与「六四事件」时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不同。他在被薄熙来调职前是重庆市的公安局长,并非政治异议人士,而是当地残酷和专制的执法者。
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他的这一身分使他不可能获得政治庇护。该名官员和其它消息人士说,国务院在把王立军案通报给白宫高级官员后,作出了协助王立军转往北京的决定。这一决定由国务院作出,而非白宫。
欧巴马总统的前白宫中国政策顾问贝德(Jeffrey A. Bader)说,「在天安事件中给中国的人权偶像提供政治庇护,是一个特别案例」。他说,「这不应看作有例可循,尤其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安全部队人员陈兵馆外的情形下,处理一个前省级公安局局长的案子更是如此」。
薄熙来大儿子李望知网站的首页文章 大陆酷刑的见闻与经历
【 阿波罗新闻网2012-04-18讯】
(一)最恐怖的酷刑与时代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极右份子”,三月十四日深夜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后来迫害升级,总共在二十多个不同的劳教、劳改所关押及强迫“就业”(俗称当“二劳改”),在专政机关的绞肉机里熬煎长达二十年,今将各种酷刑见闻及经历简述如下:
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称“未为犯”),与外界被绝对隔绝,由公安审讯员“预审”,实为秘密审讯。结案后才交监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此制度至今未改,这是人们“失踪”的奥秘。
(二)最常用的酷刑
如 果嫌犯“不老实交代问题,”审讯员可用各种手段进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给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禁闭室(单人小黑牢)或布置众犯人批斗,高呼“不坦白死路 一条!”,震天动地,心脏病患者可当场吓死,必须指出,手铐的可怕,在于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狱卒,把手铐扣紧,铁齿吃入皮肉,流血与肿胀事小,触动腕 神经,痛得直钻心,才叫人谈铐色变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绝死背“老三篇”给戴上背铐数月。直到调走,才解铐,在北京第一监狱,我只因写些外语单词,又成为“反改造分子”给戴上背铐,还吊起来,铁齿吃进腕神经,痛得我直叫唤。
第三种铐法,称“苏秦背剑”,从腰后和背后把双手铐上,形同背剑,极可怕,刘济昆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有如下描述:“使我的双手臂膀肿胀瘀黑,只有咬紧牙关忍痛。两天没喝水,却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与其说我睡觉,不如说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国一劳改研讨会上,刘丹红作证,她于九十年代在武汉监狱目击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镣铐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苏钉在十字架上,称“板子镣”,据说是最新的刑法。
还有叫“和手衣”和“猪嘴”的刑具,前者衣裤相连,袖口裤口都缝死,据说可吹气,后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后,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顶撞队长”一句,被禁闭一周,逃亡北韩引渡回来,禁闭四个月,有人禁闭一年,出来时我见他脸色苍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闭的痛苦,唯有亲身经历才可体验。
禁闭期间,每天只给三两七钱五的因粮(在北京相当于两个玉米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热量,不致于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棺材式的禁闭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无人知晓。
(三)最简单而可怕的刑具与毒打
我未听闻公安使用老虎凳一类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比什么都恐怖。在北京一监,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从后面勒紧,仅前身著地,称“旱鸭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运动时,在河北饶阳县看守所兼监狱,有些精神病的刘学文,只因骂江青一句话,被站岗的军人听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绑,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晒衣柱上,有意强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观看,而那时是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酷寒季节啊!
调往衡水监狱,因在“犯罪原因”一栏里我填“逃跑北朝鲜”,不写“叛国”,结果,牢头一声令下“帮助帮助他认罪”,十几个囚犯立即蜂拥而上,把我毒打。
韩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个医生被打断一条肋骨,都仅仅因为“不认罪”,有些劳改队打死人,牢头加刑,而“队长”的好官自为之。须知,这些暴行都是“队长”背后布置的,他们极少亲自动手打囚犯。
(四)最恐怖的酷刑与另类酷刑--挨饿
在 团泊洼劳改农场,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马具),现流亡美国的刘文波告诉我,他在河北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家农场参加过死刑公审大会,唯恐死 囚高呼“反动口号”,公安把木桩打入死囚的嘴巴(死因为国军汤恩伯将军的侄儿。)不比在枪毙前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拥有电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见效,无人不胆颤,西方财团只顾商业利益出售刑具给中共,应受谴责禁止。
长年挨饿和沉完没了的繁重劳动,这是另类酷刑。
在“预审”期间,把囚粮压得很低,利用饥饿逼供,无人不屈服。
一 九六0年我在河北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五八五”劳教分场劳动,最困难时只给我们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饽饽,因份量太少许多人都相继饿累死亡了。我因不甘于白 死,于六0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险从于家岭分场钻出电网逃亡,在北京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多年后遇谭学文,他说“五八五”分场除他个别幸存,其余都饿死 了。已故包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说“五八五”分场是“死亡营”,千真万确。
在饶阳县看守所,我们每年只有在中国新年吃到一顿肉,因缺蛋白质,人人身上都浮肿,邹某因不堪挨饿,抢吃爬进牢房的昆虫,中毒肚胀死亡。
在饶阳,中国新年那天有些高干子弟要求张所长允许囚犯买些糖果借此腹。张所长立即召开大会,怒斥道“给你们都吃饱了,你们还会怕吗?”一语道破当局逼囚犯挨饿的天机。
(五)没完没了的强迫劳动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参加劳动,加工塑料鞋。虽然属轻劳动,但当局强迫搞劳动竞赛,紧张得一分钟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场,我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出工与收工,两头顶月亮;两人一副扁担,抬极沉重的混土上坡筑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黄液,奄奄一息,“队长”竟斥为“装病”,勒令两人左右把他架起来,继续抬重土,第二天他永远醒不来了。
我呼吁联合国及文明国家对中共施加压力,废除大陆各种酷刑的根源--劳改和劳改共产奴隶制度。
中国大陆必须建立文革及劳教、劳改酷刑博物馆,教育后代,永别酷刑。
韧锋小传
2001-7-23
我生于一九二八年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 兰,与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华侨 ,故在家都说印尼话,兄姐都上英文或荷兰文学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战争年代,情况最特殊,上过英荷中文三种学校。
在日据时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师的影响,公开反对奴化教育,遭亲日老师一个大耳光,从此罢学,组织秘密读书会,专读爱国与革命的作品(如《最后一课》和《列宁的革命故事》等)
战后读毛泽东著作,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共产党与印尼独立运动。我曾在新加坡上学和任教,加入马来亚(不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对英殖民主义、“美帝”和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报考中共办的达德学校,不久因遭当局封闭,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学于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国船)。中共中央为我们特设华侨青年训练班,以培养对外革命干部为宗旨。我个人后来转入华北军政大学,决心将来学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闹革命。
后 来因病退学,重返没上完的高中。这期间我因发现中共的暴政,于一九五二年决定出国。因不可能,于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本科(六年制)。一九五五年肃 反运动时无故遭迫害,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因抨击肃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右派份子”,于五九年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因不甘于饿死,于六0年 钻出电网逃亡,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因判决书太荒谬,经上诉改判五年徒刑,但刑满后强烈“留场就业”,当“二劳改”。
六六年文革初期,当 局决定把“二劳改”都发配到新疆开荒,我因有病,与其死在沙漠,不如再逃亡。从北韩引渡回来后又判十年徒刑。七0年“一打三反”期间,当局决定把我和其他 一批人枪毙(原因仅仅我始终“不认罪”而已)只因查明我是归侨,才免于死。我得出结论:中共是世上最狡滑、最卑鄙、最残暴的政党、中共不垮,中国不会有自 由民主人权法治。
(一)最恐怖的酷刑与时代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极右份子”,三月十四日深夜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后来迫害升级,总共在二十多个不同的劳教、劳改所关押及强迫“就业”(俗称当“二劳改”),在专政机关的绞肉机里熬煎长达二十年,今将各种酷刑见闻及经历简述如下:
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称“未为犯”),与外界被绝对隔绝,由公安审讯员“预审”,实为秘密审讯。结案后才交监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此制度至今未改,这是人们“失踪”的奥秘。
(二)最常用的酷刑
如 果嫌犯“不老实交代问题,”审讯员可用各种手段进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给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禁闭室(单人小黑牢)或布置众犯人批斗,高呼“不坦白死路 一条!”,震天动地,心脏病患者可当场吓死,必须指出,手铐的可怕,在于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狱卒,把手铐扣紧,铁齿吃入皮肉,流血与肿胀事小,触动腕 神经,痛得直钻心,才叫人谈铐色变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绝死背“老三篇”给戴上背铐数月。直到调走,才解铐,在北京第一监狱,我只因写些外语单词,又成为“反改造分子”给戴上背铐,还吊起来,铁齿吃进腕神经,痛得我直叫唤。
第三种铐法,称“苏秦背剑”,从腰后和背后把双手铐上,形同背剑,极可怕,刘济昆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有如下描述:“使我的双手臂膀肿胀瘀黑,只有咬紧牙关忍痛。两天没喝水,却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与其说我睡觉,不如说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国一劳改研讨会上,刘丹红作证,她于九十年代在武汉监狱目击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镣铐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苏钉在十字架上,称“板子镣”,据说是最新的刑法。
还有叫“和手衣”和“猪嘴”的刑具,前者衣裤相连,袖口裤口都缝死,据说可吹气,后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后,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顶撞队长”一句,被禁闭一周,逃亡北韩引渡回来,禁闭四个月,有人禁闭一年,出来时我见他脸色苍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闭的痛苦,唯有亲身经历才可体验。
禁闭期间,每天只给三两七钱五的因粮(在北京相当于两个玉米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热量,不致于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棺材式的禁闭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无人知晓。
(三)最简单而可怕的刑具与毒打
我未听闻公安使用老虎凳一类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比什么都恐怖。在北京一监,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从后面勒紧,仅前身著地,称“旱鸭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运动时,在河北饶阳县看守所兼监狱,有些精神病的刘学文,只因骂江青一句话,被站岗的军人听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绑,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晒衣柱上,有意强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观看,而那时是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酷寒季节啊!
调往衡水监狱,因在“犯罪原因”一栏里我填“逃跑北朝鲜”,不写“叛国”,结果,牢头一声令下“帮助帮助他认罪”,十几个囚犯立即蜂拥而上,把我毒打。
韩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个医生被打断一条肋骨,都仅仅因为“不认罪”,有些劳改队打死人,牢头加刑,而“队长”的好官自为之。须知,这些暴行都是“队长”背后布置的,他们极少亲自动手打囚犯。
(四)最恐怖的酷刑与另类酷刑--挨饿
在 团泊洼劳改农场,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马具),现流亡美国的刘文波告诉我,他在河北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家农场参加过死刑公审大会,唯恐死 囚高呼“反动口号”,公安把木桩打入死囚的嘴巴(死因为国军汤恩伯将军的侄儿。)不比在枪毙前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拥有电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见效,无人不胆颤,西方财团只顾商业利益出售刑具给中共,应受谴责禁止。
长年挨饿和沉完没了的繁重劳动,这是另类酷刑。
在“预审”期间,把囚粮压得很低,利用饥饿逼供,无人不屈服。
一 九六0年我在河北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五八五”劳教分场劳动,最困难时只给我们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饽饽,因份量太少许多人都相继饿累死亡了。我因不甘于白 死,于六0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险从于家岭分场钻出电网逃亡,在北京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多年后遇谭学文,他说“五八五”分场除他个别幸存,其余都饿死 了。已故包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说“五八五”分场是“死亡营”,千真万确。
在饶阳县看守所,我们每年只有在中国新年吃到一顿肉,因缺蛋白质,人人身上都浮肿,邹某因不堪挨饿,抢吃爬进牢房的昆虫,中毒肚胀死亡。
在饶阳,中国新年那天有些高干子弟要求张所长允许囚犯买些糖果借此腹。张所长立即召开大会,怒斥道“给你们都吃饱了,你们还会怕吗?”一语道破当局逼囚犯挨饿的天机。
(五)没完没了的强迫劳动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参加劳动,加工塑料鞋。虽然属轻劳动,但当局强迫搞劳动竞赛,紧张得一分钟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场,我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出工与收工,两头顶月亮;两人一副扁担,抬极沉重的混土上坡筑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黄液,奄奄一息,“队长”竟斥为“装病”,勒令两人左右把他架起来,继续抬重土,第二天他永远醒不来了。
我呼吁联合国及文明国家对中共施加压力,废除大陆各种酷刑的根源--劳改和劳改共产奴隶制度。
中国大陆必须建立文革及劳教、劳改酷刑博物馆,教育后代,永别酷刑。
韧锋小传
2001-7-23
我生于一九二八年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 兰,与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华侨 ,故在家都说印尼话,兄姐都上英文或荷兰文学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战争年代,情况最特殊,上过英荷中文三种学校。
在日据时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师的影响,公开反对奴化教育,遭亲日老师一个大耳光,从此罢学,组织秘密读书会,专读爱国与革命的作品(如《最后一课》和《列宁的革命故事》等)
战后读毛泽东著作,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共产党与印尼独立运动。我曾在新加坡上学和任教,加入马来亚(不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对英殖民主义、“美帝”和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报考中共办的达德学校,不久因遭当局封闭,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学于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国船)。中共中央为我们特设华侨青年训练班,以培养对外革命干部为宗旨。我个人后来转入华北军政大学,决心将来学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闹革命。
后 来因病退学,重返没上完的高中。这期间我因发现中共的暴政,于一九五二年决定出国。因不可能,于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本科(六年制)。一九五五年肃 反运动时无故遭迫害,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因抨击肃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右派份子”,于五九年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因不甘于饿死,于六0年 钻出电网逃亡,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因判决书太荒谬,经上诉改判五年徒刑,但刑满后强烈“留场就业”,当“二劳改”。
六六年文革初期,当 局决定把“二劳改”都发配到新疆开荒,我因有病,与其死在沙漠,不如再逃亡。从北韩引渡回来后又判十年徒刑。七0年“一打三反”期间,当局决定把我和其他 一批人枪毙(原因仅仅我始终“不认罪”而已)只因查明我是归侨,才免于死。我得出结论:中共是世上最狡滑、最卑鄙、最残暴的政党、中共不垮,中国不会有自 由民主人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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