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18日讯】 (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政策的关键一步，由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导致东北军全线崩溃，在不到半年之内整个东北全面沦陷。然而，由于中共的长期欺骗宣传、企图掩盖在国难当头之时，发动武装叛乱、投身苏联、分裂中国的阴谋，使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长期背负“不抵抗”的污名。大量史料的解密，使得我们能够重温历史、重新认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中共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又作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州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藉口而占领沈阳。
柳条湖位于沈阳城以北2.5公里处，较为偏僻又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关东军选择这里，便于诬为中国军队挑衅。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藉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2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促使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且在日本国内导致主战的日军军部地位上升，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而此事件也使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东北军主帅张学良从此具有了“不抵抗将军”的称号。
但由于中共的长期欺骗宣传，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被诬陷“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并抨击当时蒋中正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蒋中正在中国大陆被长期丑化为“汉奸、卖国贼”的形象。随着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的不断曝光，尤其是张学良回忆录，以及蒋中正日记的公开出版，逐渐将“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一段历史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以及中共在这一时期的所做所为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国内并未完全统一。当时中共为了反叛夺权，在苏联多年的怂恿和支持下，一直是苏联利益在中国的代表。他们已经渗透到全国各省政府部门、各部委、各阶层，更不用说各省军阀周围了。 中共在全国各地策动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倒戈此起彼伏。更加上共军在后方的军事攻击，全国动乱不止。政府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根本无法正常运作。此外，为了抵御强敌，当时的国军武器弹药匮乏，也急需筹措和现代化，国军还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与日本的坦克、机枪拚杀。
正如姜友陆先生（法国，其父在抗日名将宋哲元所辖29军任军医）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破坏抗日之分析”一文中所说：在如此大量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任何政府首脑恐怕也必须把治理内政摆在第一位。所以才有蒋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显然，“先安内”并非只是对付共产党，而是要解决上述一切问题。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大部份待解决的棘手的问题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而此时的东北由张学良的东北军管辖，但当时的东北早已是沙俄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100多年来长期争夺和鲸吞蚕食剩下的版图。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刺杀后，张学良接掌东北大权，并继续其父的“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的方针，进一步引起日本的不满。
但张学良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1930年5月，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9月率领东北军主力出山海关关外，支持蒋中正的中央军，获胜后领兵常驻燕京、天津，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而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据日本公开的史料披露，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早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７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１９３１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22时20分左右，以该连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
东北军的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但张学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经过反覆研究，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镇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随后在这一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全线崩溃。
而此时由于中共的红军在江西的军事割据和武装叛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前往江西的路上。 1931年9月18日，蒋刚刚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第三次围剿)。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介石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
但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导致东北军毫无斗志，全线溃败。9月19日，日军就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9月20日，长春沦陷；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2月5日， 哈尔滨沦陷。
至此整个东三省全部沦陷。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12月15日，蒋中正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成立，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事变爆发后各方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 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开展了广泛的外交努力。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日本政府也在9于19日，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联盟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王明迅速发表“武装保卫苏维埃”的讲话。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面对“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割据和表面上军阀之间的妥协统一，时任民国政府主席的蒋中正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由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在短短4个半月的时间里，全面沦陷。但中共出于私利，一直宣称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张学良回忆录以及蒋中正日记的公开发表，彻底澄清了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洗刷了几十年来中共在大陆广泛宣传的、强加于蒋中正头上的“不抵抗“的污名。
中共谎称蒋中正的“不抵抗”敏另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当时东北军何柱国旅长的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
另外一个来源是1947年，早就图谋投共的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第三个来源是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的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
然而蒋中正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的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另外，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更是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
当事人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
1990 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 ‘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 “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 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 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 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 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占领东北三省。
“攘外必先安内”与中共分裂中国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中共为了夺权，在苏联多年的怂恿和支持，一直代表着苏联的利益，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叛乱。 故而，蒋介石采取了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的原则。
这一点可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中正的在日记中看到：“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份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在之后9月20、21、22、23及26号的日记中，蒋中正均以“雪耻，人定胜天”作为日记的开头，足见蒋中正的爱国之心。
然而，就在国难当头，中华民国政府开展广泛的外交努力，国际社会给于广泛谴责之时，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却异常兴奋，为表明对苏共的忠诚，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维埃”的讲话，将日本侵占东北说成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
共产国际在12月29日给中共的另一指示“共产国际指示”明确指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
“九一八”事变前后，反蒋、倒蒋最猖狂的也是是中共，他们并不讳言，所有的决议及文件和宣言中大肆宣扬。原因是他们抓住了全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然后又抓住国府在准备抗日和整顿内部以及对日虚与委蛇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扭曲、甚至造谣。
姜友陆先生分析说：1930年初，南中国几个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已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团结在中共周围”；“到1930年3月，红军已由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13个军，6万2千720人，2万八千9百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等大小十五个农村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到了十二个省几百个县”。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于六月在“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地方党部的训令”指出 :“中国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继续增长造成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日渐成熟，直接革命形势在湘鄂赣这几个重要区域正在逐渐生长着成熟着。—首先就是江西省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已成当前的紧急任务。”并强调“建立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首先是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岳州，南巡路，武吾路，京汉路等，要成为苏区与非苏区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
中共按这些指示、决议、训令猖狂进行反中央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在煽动群众和策反原军阀官兵的兵运工作方面，对促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分裂有极大影响。
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以后，蒋中正曾检讨对中共认识不透彻，误以为中共毕竟也是中国人，面对民族危难，总不至于真的…，所以未下决断清除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始终没有能够贯彻，不成想养虎终于为患、酿成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其实，纵观中共80余年历史，在维护一己私利、惘顾乃至伤害民族、国家利益上，它们从来都是一贯的。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