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炎黄春秋》2013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积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第63条有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宪法》还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审计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的这些规定没有落实。

    《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

    《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暴力执法”、 “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

    《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如果真正落实,就不会有重庆式的“黑打”和北京安元鼎式的迫害访民的黑监狱。

    《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宪法》中有很丰富的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的内容。将《宪法》和现实对照,就会发现现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为,和宪法的差距十分遥远。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虚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失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失信。国无信不立,宪法失信的状况必须改变。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有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在法下”。 “党在法下”是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政治原则。做到了“党在法下”,就能避免宪法层面的名义制度和运行层面的实际制度相悖而产生的种种弊端。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至高无上,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也不应当有争议。

    既然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落实宪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建立落实宪法的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多年将宪法虚置不仅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维宪行动”必将遇到重重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广东视察时表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要有这种精神和魄力,全民努力,上下互动,“维宪行动”一定会成功。

    新的一年,新的领导集体,新领导人一些新的作风令人高兴。在新的一年,千头万绪中我们最为期盼的是,在落实宪法上有切实的行动。

    民主化,市场化,是浩浩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建立民主制度是先驱们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在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提法符合国情,顺应民意。我们完全支持这一提法。

    为什么把“积极”放在首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25年后重读这段话,倍感深切。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权力缺乏制衡,今日中国的公权腐败已经让社会难以忍受,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权力进入市场,参与或控制了市场交易,就不可能有公平。腐败,不公平交易,使得社会财富向有权力的人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和社会,底层百姓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堵塞大半,社会阶层趋于固化。近30年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原有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其深层原因还是政治体制。以上种种,使得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社会矛盾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快,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慢;政治体制改革速度慢,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矛盾就会快速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出现爆炸式的危机。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持消极态度,会把中国推向危险的地步。这正是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所在。

    怎样才是积极的态度呢?首先在改革目标上要尽快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得允许人民讨论。退一步说,如果在总目标上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先落实邓小平在1980年代讲过的和在以后各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承诺。如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解决权力不受制衡的问题,确保党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工作,扩大党内民主等。不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些已经通过的决议,显然不是积极的态度。在落实这些的基础上,对一些有利于民主的改革应该积极推进。例如放松舆论控制,落实宪法给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按层级逐步废除干部任命制,让民众选贤任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等等。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执政集团的作用当然十分重要。但每一位公民也责无旁贷。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民主就需要用个人权利来制衡公共权力。一种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也不是等待某一位英雄哪天一个命令就能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没有觉醒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的权利感和责任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紧迫的任务。

    作为知识分子,既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也应当有建设性。要尽可能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和平转型。既要大胆揭露和批判公权的腐败方面,也要维护政府善治的权威。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稳步演进,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必须稳妥。所谓稳妥,就是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所谓激进,就是改革方案脱离现实太远;所谓急切,就是改革的时间表安排得过于紧迫。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堕入暴民和暴政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民主化,市场化,是浩浩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今天,市场化已有了一个框架,而民主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先驱做出了重大选择。建立民主制度是先驱们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在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

    “十二五”规划提出,改革要搞“顶层设计”。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如果这样问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恐怕无人能答。直到20年前,1992年1月,改革开放13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顾历史,才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大胆试,是对改革者的鼓励。不争论,是避开“姓社姓资”的责难。三句话一出,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三五年间,局面一新。

    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我们不妨接上一句: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

    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官强民弱。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民间一冲再冲,官方寸步不让20余年。但是,各地各层总有一些思想解放、尊重民意的干部,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阻力远小于当年的农村改革,广大干部极少有反对民主宪政的,可是真改起来,个人或部门利益难免受损,阻力重重在所难免。但是,各地各层,条条块块,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出于权力或利益考虑,总有一些干部愿意改革。邓小平那三句话,既可稳住大局,又鼓励局部突破,碎步前进,很适合这种利害格局。

    这是如水随形的顶层设计。想不想改革,能力高下,阻力大小,动力强弱,时机好坏,利害如何,第一线的当事人最清楚。于是,第一线当事人获得授权:你可以看,也可以在适当时机大胆一试。如果成功,可望获得奖励,担负重任。至于舆论环境,现在和30年前不同,人心所向,潮流所趋,有利于调整官强民弱的格局,顺势而为地将“不争论”改为“可讨论”,改革者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总之,授权当事人自主选择,在阻力最小、动力最强的地方突破,并为此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就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的精髓。

    这种设计体现了对广大干部的信任,也包含了对人民群众的信任。民众同样要看,要试,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不但不该打压,还应支持和推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包含了“允许看”,参与权包含了“大胆试”,表达权包含了“可讨论”。

    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一方面要求保障“四权”,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求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前者指向民主,后者指向宪政。这些要求,顺应潮流,合乎民心。不过,回顾以往,盘点得失,官强民弱之势未改,实现民主宪政依然任重道远。

    今年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将有重大人事更替。交接之际,重视维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改革发展中的维稳——积极维稳,也有停滞甚至倒退中的维稳——消极维稳。为维稳而维稳,维稳就成了顶层设计,就有停滞倒退的可能。有了邓式顶层设计,维稳才具备改革开放的灵魂。

    回想当初,本届领导班子以学习宪法亮相。离任之年,如果推出一个促进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可谓善始善终,继往开来。既可防止停滞倒退,又能为心怀改革理想的干部提供一个机会:形格势禁,即使办不成大事,总可以从自身做起,在公布财产等方面有所作为。18世纪,奥地利女王泰蕾西亚搞不成土地改革,还能宣布在哈布斯堡王室领地上取消农奴制。1861年沙皇签署解放农奴宣言之前,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贵族已在自己的庄园里尝试废除农奴制。堂堂世界第一大党,8000万中共党员,难道会在封建贵族面前自惭形秽吗?

    我们翘首期盼。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全部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