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双重破产

作者：吴国光
来源：文摘
日期：2013-01-05

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要求，通过相互认可的程序决定这些要求的优先顺序，而公共权力则以服从这种程序和决定为目的——这些决定可以是“发展优先”，也可以是“公平为要”，它是在不同人的不同要求之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掌权者无权决定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所在，包括无权决定这个社会的财富应该怎样生产和分配。构建这样一种政治框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无论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薄熙来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破产的。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冲击中国，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营造了某种看来着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表象。与此相配合，薄熙来强调人的精神（在这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这很容易就具备某种清新品质），大搞“唱红”来形塑他所热衷的那种政治氛围。这让很多人回想并怀念毛泽东时代，而那个时代，在他们的记忆中，恰恰具备了当今所谓“中国盛世”的反向特点：没有多少贫富分化（根本没有多少财富，当然也就没有多少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据说少见（有也见不到啊），社会治安良好（是人都被管得老老实实，何况犯罪者呢），环境污染的问题当然还远远没有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在一个多年只知意识形态、缺少基本的社会科学涵养的社会，重庆的这一套，本身就试图借助某种意识形态而突出自己的政治正统，也马上就被三十年多来梦萦此种意识形态的遗老遗少们奉为新的希望，于是可以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终于在重庆重生（即所谓“社会主义2.0”——此说之谬，容我稍后评论）。与此同时，那些尚未忘却“文革”梦魇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和大众，既为“红海洋”所唤起的痛苦回忆而倍感折磨，也为毛主义这样卷土重来且广受欢迎而深深震惊。他们的反应，就像温家宝所表达的，当然是把“重庆模式”等同文革余孽而恨不得一棍子打死。

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撇开浮嚣的意识形态泡沫，我们看到，在“重庆模式”下，奔腾着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水流。从内容上说，这一水流再次暗潮奔涌、曲折湍急，是因为所谓“中国模式”走进了死胡同；从架构上看，则是因为中国现行政治制度面临挑战——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薄熙来事件提出了针对权力目的的挑战，即：政治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

丧钟为劫贫济富的“中国模式”而鸣

政治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在今天的中国，答案谁都知道，但是似乎谁也不去挑明：用来捞钱，用来占地，用来睡尽量多的美女或俊男，用来补偿自己的才能与威风——最后这句话中的“才能”二字可能有些令人费解，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没有高雅到像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王益那样，懂得权力可以使连音乐简谱也不认识的自己“作出”一场堂皇音乐会的全部歌曲。值得提一句的是，这个王益的全部权力根基，正在于他曾经是党国要人薄一波的秘书；这个薄一波，并不是与薄熙来的父亲重名。

如果认为学位也与才能有关的话（当然实际并非如此，但是世俗往往这么认为），这里的这两个字就容易理解得多了：有了权力，不上一天课，甚至没有见过教授长的什么样子，也可以成为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与王益的音乐会一样，这不是荒唐的故事，而是“中国模式”的奇迹。什么叫做“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可以创造奇迹：包括经济增长的奇迹，建设速度的奇迹，污染扩散的奇迹，造假技术的奇迹，维稳经费的奇迹，公款吃喝的奇迹，女官公费臀部美容的奇迹，流浪孩子冻死在垃圾箱里的奇迹——无穷无尽的奇迹，花样万千的奇迹，层出不断的奇迹！

所有奇迹的背后，秘密就是两个字：权力。准确地说，是中共党和政府的垄断权力。当然，这是放在世界背景下来看问题，是把中国与其他国家横向对比来看问题。可是，如果放到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来看，则单单“权力”二字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模式”。毛泽东时代的党国权力不比现在小，可是那没有能够创造经济奇迹。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不可忽略，她的名字叫作“资本”。“资本”与“权力”的联姻，成就了一双垄断的铁掌，让中共政权两面开刀、左右逢源，简直无往而不胜。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不是一门光明正大、男女平等的婚姻，毋宁说它是权力强奸资本的产物——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说它是资本诱奸权力的把戏；但毕竟还是权力占据主导，役使资本，而资本更多地不过是卖身求利，常常需要在权力面前低眉顺眼、曲意逢迎。无论如何，面对民众，这是美满的“强强联合”，可以为所欲为，纵横天下。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些人对于这种联合体的一种称呼。这个联合体，在中国，是所有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话语权力、乃至审美权力——的集成；而这个“权力集成”有着清晰的自我目的：“发展是硬道理”——对于其中的个体成员，当然就合理地读为“发财是硬道理”。为了“发展”（和“发财”），可以卖国，也可以杀人；为了“发展”（和“发财”），可以污染，更可以造假。道理之“硬”，如同钢铁——就是制造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横行的坦克车的那种材料。在这样强硬的力量支撑下，“强强联合”有能力剥夺一切弱者。仰仗权力来劫贫济富，万倍地加大资本的剥削力量，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法门。

然而，弱者有弱者的力量。占据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的那百分之一的小小人群，在攀爬上权力和财富的双重顶峰之后，多数是那样陶醉、张狂，但也有人瞥见了脚下的万丈深渊，隐约听到了天际的丧钟。丧钟为谁而鸣？为世界资本主义而鸣？为中国亿万弱者而鸣？还是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而鸣？

劫富却不济贫的“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吗？

薄熙来属于这“有人”之列：他听见了天边的丧钟，也看见了脚下的深渊。自诩雄才大略的他，在深渊中看到的，不是覆灭，而是际遇：他可以利用地火的力量来改变天庭的格局。出于他的（或者他那些帮闲者们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丧钟是为世界资本主义而鸣。于是，学习毛泽东，把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项目与争夺政治权力的宫廷阴谋糅合一体，薄熙来推出了所谓“重庆模式”。

这篇短文不可能全面评估和评论“重庆模式”的得失。我在这里只想简要地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能不能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第二，这个模式是不是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坦率地说，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应该说，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推出了多种项目，这些项目的效果不好一语论断。不能简单地说，当地民众因为这些项目而更加贫穷和无助；但是，同样也不可能简单地说，他们因为这些项目而与权贵们相对平等了。在我看来，“重庆模式”的种种作为，只是在口号和话语中强化了社会平等的理念，但在经济和政治的实践中却与社会平等关系不大。事实上，当农民被强行“上楼”进入城市生活的时候，他们就被剥夺了千百年来与土地的血肉关联（当然，这种关联早就为毛的农业集体化所抽尽筋髓），从国家奴役下的“半自耕农”进一步沦落为被国家剥夺殆尽之后的城市贫民——只是在二十一世纪，当全球资本主义早就发展出了“福利社会”的模式之后，国家（为了种种自我利益）还往往没有胆量不给这些贫民提供任何基本生活保障而随便他们死活。尽管有一层薄薄的物质温情在遮盖，这样的“开发”其背后的实质逻辑，其实是英格兰早期资本主义“羊吃人”的当代中国翻版。如果说这里实现了某种平等，仿照马克思的句式，可以说，那是每个民众在资本和权力面前同样被剥夺的平等。

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2.0”？在我看来，此说真是一点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常识也不顾，根本就是糟践“社会主义”四个字。马克思宣布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0”论者置此发展于何地？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难道“2.0”论者认为他们又是一脉相承而没有重大变化吗？

也许，“2.0”论其实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把“重庆模式”命名为“社会主义2.0”，有可能符合历史——虽然也是远远夸大了“重庆模式”的历史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论泄露了“重庆模式”的秘密：它的制度实质，指向“国家社会主义”。

要害在于公共权力的垄断

我在“一谈”中提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标志着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统治精英围绕“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共识的破产。本文稍前表示，“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叫法，其实并不准确。这个概念正确地指出了“权力”在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实践中的主导地位，也恰当地突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剥夺弱者、权贵受益的社会后果。但是，它没有指出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这种主导资本主义的“权力”，是一党垄断的国家权力。另外有人称呼“中国模式”为“列宁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更为准确一些，虽然也相对不够明白生动。

恰恰是在这个重要特色上，“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如出一辙：“重庆模式”通过强化了的、垄断的政治权力，通过“打黑”来剥夺资本家以进一步扩大党国及其权力掌握者手中的金融和物质财富（关于这一点，我在“三谈”中将展开讨论），而受益者也仍然主要是权贵，特别是政治权力握有者。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与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还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唯一的不同在于：邓小平的中国共产党，努力于创建一种由垄断的党国权力来框定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薄熙来则对这种“框定”不满，他宁愿采取党国直接成为资本拥有者的做法。简单地说，“中国模式”是党国所主导的党国权力与资本二者的结盟，而“重庆模式”则希望做到党国权力与资本融合为党国一体。

两相比较，我对邓小平的“中国模式”的正面看法，在于那里还留下了资本的空间，而资本至少是需要某种经济与社会自由才能生存的；而我对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的正面看法，在于它对邓式“框定”的不满，在于它提出了公共权力必须面对社会分配这个当前中国的主要课题。当然，毋需隐瞒，我对这两种模式都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原因是同一个：这两种模式都垄断了公共权力而由垄断者来界定权力的目的。他们界定的权力目的听起来可以很不相同，但实践的结果可能相差无几。事实上，越是界定得高尚、好听，实践中可能反而灾难越大——这就是垄断权力所面临的难以逃避的反讽。

这就是我在本系列短文开头所谈到的：薄熙来对中国政治的再一个挑战，在于权力的目的。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毛泽东回答说：“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很高尚、很正确，但是也很空洞、很虚假；邓小平回答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说法很时髦、很堂皇，但是也很武断、很褊狭。在毛的虚假高尚那一套下，中国共产党垄断了资源，巩固了权力，形成了一个如同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思想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批判的“新阶级”；到了邓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级”摇身一变成为涵括了公共权力持有者与私有财富集聚者的联盟（也就是所谓“三个代表”），“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暂且沿用这个说法吧）于是统治了中国。薄熙来试图借毛超邓：把那些私有财富干脆拿回我们掌权者的手里来吧，我们可以用这些财富“为人民服务”。

然而，只要政治权力是垄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就是空想或谎言。不错，薄熙来注重“分蛋糕”，这切中了中国当前的一个要害，这是他相当广泛地受到欢迎的基本原因。但是，由垄断权力来操刀分切蛋糕，社会公平能够实现吗？——这本来是生活中的常识，但是，被意识形态迷惑了多年的中国政治思维，非左即右，非右即左，却常常又连左右都不认识，当权者说一句“改革”就可以引起无限的自由化遐思，另一个当权者的一片红布招摇则可以引发世界大同的欢呼。薄熙来可以挑战北京的权力分配规则，可是，谁人又能在重庆挑战说：薄熙来有什么理由来这里掌握重庆的权力？都说要“以民为本”或“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人民却不可以说出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甚至也不是有什么所谓“共识”的群体，这样的“人民”假象往往就是政治权力垄断的前提。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要求，通过相互认可的程序决定这些要求的优先顺序，而公共权力则以服从这种程序和决定为目的——这些决定可以是“发展优先”，也可以是“公平为要”，它是在不同人的不同要求之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掌权者无权决定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所在，包括无权决定这个社会的财富应该怎样生产和分配。构建这样一种政治框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无论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薄熙来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