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尖峰上的中国经济“两难”/巩胜利

    2012年，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30年至今不遇的放缓期。据中国国家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上个月公布 的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也仅有7.6%，低于一季度的8.1%，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也是最低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长期享受各种政策优 待的国有企业，也发出了盈利预警，经济衰退已经不是阴影，而是决策层必须近30年面对的一种刻不容缓现实。2012年7月31日，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 议，定调下半年经济政策为“稳增长”（其实这是已经坚持了三年来的一种措辞），中国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等促增长政策，国家发改委也加 紧了项目审批，来拉动中国投资经济。不管是宽松货币也好、还是中国式大投资拉动也好，中国至今还没有拿到货币投资（或宽松货币策略）国家经济的“金钥 匙”，更不象236多年美国，长期大规模负债来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国家、约70年时间建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Ⅰ）    
    当下，在欧洲经济几乎垮掉以及美国经济4年多一直不景气之际，全球市场颇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延续近年来的趋势继续推动全球经 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经济情况所决定。因此市场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再往何处。目前三个领域的风险较为突出：避免经济硬着陆，实现 经济结构再平衡以及弥补中国的体制与全球国家经济发展的漏洞。
   
    2012年中国，不管是鼓励民资、还是快批项目、还是垄断的国有企业，这些局部性政策对缓解经济衰退的作用并不显著。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 期待的是再来一次“四万亿”，全面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衰退而输血。地方政府甚至已经架好了锅，就等着中央货币宽松这一把“火”了，如湖南省长沙 市推出195个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贵州正在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总额更达3万亿元，新疆已经实施国有企业大投资 1.5万亿等等。
    
    问题是，“投资拉动”这条路中国还走得通吗？在过去的十数年里，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颇为自得，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 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成为历次经济衰退必备的政策法宝，却总是回避宏观调控承担、市场运行的极高成本。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迫使国内维持高储蓄率和低利 率，中国货币基准利率又是全球之最（到2012年8月基准利率，人民币为6.31%，美元为0.25%，欧元为0.75%），进一步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 还严重挤压居民消费，中国居民基本消费的水、电、气、煤、食用油等等又创历史之最，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使得中国不得不继 续扭曲劳动力、环保及税收政策，是大自然——市场的手无法正常调节，反以维持出口优势，进一步加剧失衡格局耸起，还派生了国际汇率和贸易更大的纠纷。
   
    更沉重的现实是，2008年末的“四万亿”之后，经济全局已发生根源性结构的变化，2011年中通胀创60年之最后，通胀现在虽回落到2%以下， 但物价水平较2008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居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巨额信贷投放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使得金融体系也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进入中国经 济大衰退的今天（经济运行质量极低），中央政府即使还有实施“四万亿”的意愿，但成本及后果也是令所有中国人难以承受——这就是中国所谓畸形增长、天变市 场“保不得”的根源环境。
    
（Ⅱ）    
    中国经济必须要正视的是，由于经济、市场体制改革长期呆滞回头，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被掩盖在高速经济增长的阴影中。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的居民工资和 财富的增长，虽然社会价值和居民需求在分化，但较快的财富增长平抑了这些异议的声音。因此，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就需要认真对待，但公民的收 入极低、难于找到新的增长源头，怎样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这架马车？
   
    从中央政府来看，保障中国社会稳定大局，简单说就是要保财政（还要更多的寻找增加财力），手里有钱，才能控制局面，而保财政的本质就是保经济增 长。而聚集中国财力的另一端，却是中国企业、公民的税收居全球之高不下。2012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1.6%，虽高于上半年GDP增速， 但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一旦经济不稳，财政收入自然乏力，中央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下降。这正是“不得不保”增长的根本动力。但中国政府的运行成 本，又是全球近200个国家中最高的，中央政府除了担负自身各级政府运行之外，还有担负各级别中共党的运行成本（而这块成本是全球绝大多国家运行中不承担 的），还要担负“特色中国”的国家各协会、省市县各协会等运行，中国国家的成本运行怎么不创全球各国之最？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是理念战胜利益，而现在是利 益战胜理念，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围绕着“利益”而动。
   
    中国在此“保不得”与“不得不保”的全球绝对尖端的两难困局下，中央政府当何为？以往谈经济衰退，总是从政府的干预入手，但纵观近三十年的经济增 长，每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都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0年代初经济活力释放的主要推手，邓小平南方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地位的确立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源泉，加入WTO、国退民进及经济各领域的市场化推进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向前的动力。
   
    2012年的中国经济遭遇两难，可能致中共18大以后亦更难趋势，因为这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经济策略的大环境源头出现了更加严峻问题。
   
    而2012年以来，63年中国反复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乱症，也正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体制改革根源阻碍和强势对经济干预，例如利率、市场管 制、基础性行业的市场准入、户籍与社保的区域分割、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也是社会不稳定冲突因素主要来源。“四万亿”是中国戴着镣铐跳舞的前无古人，虽有 释放了中国昙花一现的成果，但成本极高极大。中国要健康地走出经济衰退期，只有砸碎脚镣束缚，与美欧等经济兼容。虽然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却可以让中国 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平稳。这些体制性改革还将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理顺政府治理，从根源上来建树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否则当美国缓过金融海啸、欧盟缓过主权 债务危机这口气，中国经济再往哪里去？一旦美欧经济体度过了第一轮全球“金融海啸”的周期性，“特色中国”的根源累计阻力就会全面大爆发，将再现更大的国 际冲突、贸易商战、以及实施TPP所产生的“零关税”之全球性更加不适……。中国经济大转型，与未来世界各国兼容、中国经济融于全球主要国家是唯一期待。
   
（Ⅲ）   
    任何经济的前景都取决于经济内敛、外延的基本面、政策调控以及市场信心三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中国很幸运地拥有足够空间进行政策操作。随着刺激政策 产生效果，2012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软着陆，但风险大于平稳过渡，因为国际大环境的美元、欧元经济体系最起码在2014年前没有大的期望，现时中国 唯一有机会下注的就是有望在投资项目和银行贷款增加的推动下，于明年实现经济增速反弹，而美欧最起码在一、两年内没有这样的大机会和大势所趋了。
   
    一如引爆全球第一金融海啸的美国房地产业，中国房地产领域也绝对值得全球来关注。对于全球任何经济体而言，房地产通常都是任何经济形势的风向标。 对中国各地大量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了第六次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城市的住房销量都出现了增长。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消退，因政策将投机者挤出了市 场。在其他地区，由于住房价格下跌以及工资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居民对房屋的购买力水平有所提升。
   
    虽然金融市场将关注重点放在经济能否避免硬着陆上，但目前中国国内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反弹能否避免在全球经济衰退后展开复苏通常会出现的多种 不利情况，例如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以及低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问题直接对中国构成更大的挑战。中国金融、货币要走的国际化之路还十分漫 长，万里长征才只走了一两、几步。
   
    2012年下半年，中国出口一改过往二十多年上升态势，增速比6月猛降逾10个百分点，同比增长仅为1.0%；7月进口同比增长4.7%，低于预 期的7.2%。贸易顺差较前月收窄,为 251.47亿美元，为两个月以来最低。出口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它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为了维持每年GDP的增长，中国需要把每年出口增速维持 10%。中国“三驾马车”中，出口走不动，内销也长期如此，唯一就靠投资拉动了……2012下半年后，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贸易加权方面致人民币趋 向贬值，压低人民币是对中国出口提供便利和利润空间，特别是在中国第二季度GDP数据公布后显得越加明显。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仅为 7.6%，为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数据显示，8月16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3495元， 较上一交易日下降13个基点。至此，到8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0.28%，2012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0.77%。市场中人民币贬值预期 仍在延续，也是中国当局、中国出口企业愿意看到的这种情况。
   
    第二大风险是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这很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速短期放缓的局面。目前投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中所占比重高达48%，而国际平均值则仅为24%。中国希望将投资占GDP比重降低至38%左右，受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这一比例虽然较高但属于合理 水平。当投资占GDP比重处于如此之高的水平时，即使一个小小的调整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将私人与公共部门消费占GDP比重从不足50%提升至约 75%的水平，这进一步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平衡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如果中国希望从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高收入国 家，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这是无法绕过的大国经济方略。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败，也就是中国未来的成败。加强人民币弹性也是必要的，使致逐渐的自由化全球流通，这是人民币未来的根源。而现在，单向押注人民 币升值的时期在今年宣告结束，这是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废除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以来首次持续贬值。货币灵活性上升的一个表现是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扩 大，越来越多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认为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有助于强化与在岸客户的关系，对于协商交易价格也有助益。以上因素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所需的流动性起到了促进作用。正如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一样，中国经济不是一场单向赌博。中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但应在具体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中国经 济的整体趋势是向上的，却无处不风险、且大于美欧经济体，中国经济变化的速度和广度是令人震惊的，但在经济改革路上遭遇挫折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进则 退”，这是大自然永恒的法则。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高伐林：一个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

老高按：我的武汉市一中的校友钟逸，数年来帮助一位“文革”死刑犯整理其回忆录，今年6月，终于完工，由香港的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钟逸给我发来了书稿《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作者：徐正全。

这里我就贴上徐正全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

徐正全出生于1946年，算下来，今年已经六十有六，奔古稀而去。1966年，20岁的他以一个普通的产业青工投身“文革”，成了一个基层造反派组织的 头头，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文革”纠缠在一起。尽管他投身“文革”不过一生岁月的30分之一，到22岁时，就进了监狱，此后有21年是在监狱之中；出狱以来 的20多年，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这铁窗21年生涯的阴影之中——那也就是仍然与“文革”拧在一起。

这本书，正如该书序作者曹承义所说：“这本书的侧重面不是文革的运动轨迹、重大事件，而是他在文革中、文革后的所为所思以及因文革而改变的人生，也就是说写的是个人命运。”

徐正全和曹承义，都是拥有两万多职工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的职工。“文革”前，曹承义在这个公司担任施工技术员。“文革”中，响应毛 泽东的号令起来造反，当上了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的一号头头。徐正全是一冶总公司下属县团级工业安装公司“新一冶”组织的一 号头头。

作者徐正全自己在全书的最后一节《写在后面》中说，

说句心里话，我一个初中生（技校都是提前毕业的），文不能“等因奉此”，武不能“向右看齐”，又终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但“文革”中 的朋友们却非常希望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说一是“文革”经历各有不同，二是我曾经在人世间另一个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这个世界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应 该让人们了解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犹豫再三，还是附庸风雅一次，把回忆来录它一次吧。

我经历过“文革”，对许多“文革”亲历者有所熟悉，最近十年来也看过若干前造反派成员如鲁礼安、李乾、吴焱金、曹承义等人的自传、回忆录，虽然见多了，然 而读到徐正全这本书，仍感到五味俱全，浮想连翩。这里，我也恭请各位读者前往一读，相信各位当会多少摆脱一些官方在“文革”结束36年来持续灌输的妖魔化 “造反派”的印象。

徐正全的这本书，叙事为主，但也有很多是议论，涉及对“文革”政治社会起因的思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分析，也涉及对“造反派”悲剧命运根源的 探寻，自然更有忏悔和反省。或许不少读者对他阐述的见解，不以为然。这都正常。我之所以推荐他的书，不是因为它“句句是真理”，而是因为它能启发、刺激我 们去寻找真理。

作者徐正全说：我反思这一生，可以说是毫无意 义，一事无成，然而“文革”让我懂得了过去许多不懂、不关心的事，学会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懂得了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有三样东西不能失去，一是 生命，二是自尊，三是独立思考”。我们生活在民主法治制度健全的美国，生命，无疑是有保障的；自尊，也是有保障的——除非自己愿意匿名或化名在网上詈骂和 捣乱，歪曲捏造论敌的观点，自己不要自尊，这些人另当别论；但是，第三，是否会失去独立思考？却并沒有谁来保障，完全靠自己——当以这位文革死刑犯的肺腑 之言自警！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自序
徐正全

天悠悠，地悠悠，文革纷争终难休。是非曲直凭谁定，夕阳西下水东流。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六年，和古今中外一切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一样，当事人和后来者往往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各执一端，而且都能摆出并非虚构的事实 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不足为怪，因为双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采集论据。双方都只注重文革中具体过程的对错，常常忽视了对文革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即毛泽 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亿万群众为什么会舍生忘死、以命相搏地投身文革，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黄土埋到脖子的文革亲历者九死而不悔。

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墙上没个钉钉，就挂不住个瓶瓶”，何况这种牵涉到亿万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文革的发生，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毛泽东不是心血来潮，投身文革的几亿人也不是疯子，什么权力之争、个人恩怨、群众愚昧狂热，不是扯淡，起码也是浅薄。文革发生自 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所谓必然，就是一定会发生，人民改善和变革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不以文革这种形式表现，就会以“武革” 或其他什么革的形式表现。文革是以毛泽东的错误发动造成的吗？不对。毛泽东只是使文革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毛泽东看到了发生文革的必然性，与其让它自行爆发 而导致无序，不如主动发动而将其纳入有序。这正是毛泽东的英明和雄才大略。

文革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试问建国以来，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哪一场不是毛主席亲自 发动和领导的呢？可是，又有哪一次出现过亿万人舍生忘死地自觉参与？没有，一次也没有，除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外，广大群众用现在的话说，是“被参与”。发动 发动，他发还要我肯动啊。文革则不同，各行业、各阶层群众，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投入，包括保守派。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工厂的文革按原来四清的部署进 行，各地工人造反派为争得参加文革的权利，冒着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或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或静坐，或切断铁路，或上京告状，殊不知当时离开工作岗位 将被扣掉赖以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他们也置之不顾。工人造反派要求和学生一样参加文革，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有自己的诉求，尽管是很朦胧的。我可以肯定地 说，文革就是人民的文革，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不然那些造反的工人真不会拼死拼活非要参加。

建国十七年来，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生活水平提高，那也是宣传超出实际。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被各级当权派歪曲成为欺压人民、巩固和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有力工具，在阶级斗争旗号下开展的所有 运动，几乎都会被当权派变着法地把矛头指向群众，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任何一个当权派都可以以“党”、“组织”自居，把人不当人，一个小当权派不经意间就 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一批人一生的命运。经济生活上高积累、低消费，广大群众长期清贫。这一切使得官民矛盾越积越深，几乎没有缓和的可能。根本原因在哪里？ 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各级管理者就单个人而言，绝大多数不是恶人，而是有良知的人，看来还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全面评价文革前的国家体制，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能说一说自己的切身体会，比如说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离不开的“组织”。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化，中国政府 堪称世界一流的社会动员能力，或许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但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强势了，你离开组织就是自己找死，农民遇灾外出讨饭都要到公 社、大队开证明，否则做叫花子的资格都没有。各级各类组织的当权派一旦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形成了人民对他们的人身依附。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广大 干部对其上级抱定“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的宗旨，为什么保守派群众死心塌地跟着当权派跑。

保守派群众对组织的依赖程度比造反派深，对组织的无边法力有着比造反派更深切的体会，紧跟领导几乎是他们的本能。一月风暴来临，造反派没怎么冲击，保守 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这是因为那时当权派或自顾不暇，或躺倒不干，不能再以组织名义操控他们，他们就成了无头苍蝇。同样是这批人，二月逆流一起，有军人做 后台，他们就极其迅速地重新集结起来，而且强悍无比，杀起人来毫不手软。无论是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还是打倒四人帮，举国上下一律热烈欢呼。有人说这是 中国人的劣根性，只知向权力献媚。这固然不错，但绝不是中国人生得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组织行为，一旦与组织对抗或离开组织，生存都成问题，你可以什 么都不要，但不能不要命不要生存。

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孕育出 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是必然的。毛泽东洞察其致命弊端，给全党定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治国归纳为治吏，这就是说，国家对人民是服务、效劳，对官 员是治理、整治。老人家希望用这个宗旨来奠定执政党和人民的公仆和主人翁关系，确立这个政权的性质。遗憾的是，老人家至死也没拿出落实这个宗旨的制度，其 实老人家就是制定了这个制度，人一走也会成为一张废纸。文革的努力分毫没有触动现存制度的弊端，文革结束后官僚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弹报复，反倒使这个制度的 官僚性空前强化，人民性消失殆尽。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行 制度的弊端不改变，它就是孕育下一次文革的温床。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对政府天然合理的要求，更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政府一旦背离了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就应该垮台了。造反派为什么造反，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弊端造成的。造反从古至今可都是提着脑袋玩命的勾当，兔子 不被逼急了不会咬人，说穿了文革就是官逼民反。当下老百姓对“组织”的依附减弱了，当局如果在制度设计中真正把“以民为本”作为核心，那倒是在向共产党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回归，起码可以延缓他们梦里也怕的文革再次发生。不过我对这种回归不是很有信心。

我出身贫寒，初中都未毕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像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平淡无奇，本无任何意义可言。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 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虽然过程是那样令人心酸，时间又是那样短暂，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 我们参加文革，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败犹荣，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这就是文革对我、还有与我类似的人的意义，这也是我 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当然这也无关紧要，这个意义在我们心里，与别人的话语权无 关。

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967年七二○事件后我 们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21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 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杀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 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冶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師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 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另外，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判决不顾事实、别有用心、显失公正。我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张治能虽在现场但没 动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管当局和一冶当权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个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张治能整下去。 我确实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头头就有责任；二是我就在现场，制止得再坚决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这个判决按当时的法律也是极不公正的。

判决不公，是一个法律问题；走资派横行无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的问题能抹掉我自己的问题吗？我在此案中的罪责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吗？

王师傅被打死，为什么？谁之罪？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归罪于文革，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间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组图 “全球街头上演的争议‘私刑’”吧，看一看美国吧，马克·吐温曾经斥责美国为“美利坚私刑合众国”，现今击毙误入私人领地者仍然不负法律责任。在新中国，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现今“太平盛世”，民间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样发生。说文革时期特殊，哪一个时期不特殊？不特殊怎么会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把文革期间的民 间私刑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什么领导责任，什么社会氛围，什么主流舆论，还可以找出一千一万条理由为施私刑者开脱，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施私刑者不尊重 生命。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 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 爱别人的生命。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重的话——“禽兽不如”，就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禽兽爱护他者生命的事实，也知道禽兽的残暴，但禽兽的残暴并没有超出 生存所需的范围。而人的残暴程度、范围却能够无限扩大，这一点上人真不如禽兽。

王师傅在“新一冶”的手里失去生命，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完全能够体会、理解王师傅的亲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职工对我们的仇恨，我们应该向他们忏悔。希望我们毕生的真诚的悔恨能够一点一点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仇恨。

尽管这一事件事出有因，但并不能成为暴打王师傅致死的理由，也不能减轻我们的罪责。王师傅当时没有可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同时没 有任何人要求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胁迫我们必须这样做，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在我们的拳脚下消失了。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大打出手的时候，社会和父 母从小就教给我们的“人命关天”，文革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说过的“人是最可宝贵的”，统统忘到九霄云外。铸成如此大错，谁也怨 不得，怨自己。

上面拉拉杂杂说的这些，是我在写这本书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一是我对文革发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二是我对王荣炎师傅之死的基本态度，就以此作为开场白。

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太夸张 卷土重来不可能

　　温州炒房团最近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卷土重来”的消息犹在耳畔，最近却有媒体报道温州八成炒房者资不抵债，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全军覆没的说法太夸张，但我们也没有再次卷土重来的机会和条件。炒房团现在处于一种灰色状态，既没有媒体说的那么风光，也没有那么惨，但的确是有人赔了。”一位温州投资客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两三成投资客亏损

　　“即使是跟团一起投资，有赔的，也有赚的。现在我们很煎熬：继续待在楼市，看不到赚钱的希望；退出，钱又不知道该投到哪里。”上述温州投资客告诉本报记者，以现在的环境，炒房团成员自身实力与几年前相比也在变弱。

　　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朋友在上海投资房地产赔钱的故事。

　　“2010年7月份我这个朋友以1.8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在上海嘉定区购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虽然当年10月出了严厉的限购政策，但房价 在当时并没有跌得太厉害。我的朋友经历了此前几轮调控，因为坚持没把房子卖掉，从而赚了很多钱。他认为短线操作赚不了大钱，所以没有抛盘而是选择了继续还 贷。”

　　但形势的发展却出乎意料。

　　“去年年底嘉定区的新房均价降到了1.1万元/平方米，比他买的时候跌了7000元/平方米。现在嘉定的房价回到了1.4万元/平方米，仍然亏损了4000元/平方米。当然，这其中还没有把利息的成本算进去。”上述温州投资客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温州投资客的投资失败并非个案，但并非所有投资客都出现亏损。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顾建发告诉记者，据他调查，温州投资客中，有二三成因各种原因出现亏损。其中主要是在2010年年初至9月入市的一批人。这部分人炒房赔本，与入市的时间节点有很大关系。

　　“因为这个时间段房价是最高的。如果投资客在房价高位期买的是位于一线城市远郊且供应量较大的区域或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子，亏损是最大的，因为这些地方刚需较少，后续供应量却很大，遇到调控后房价很快就开始下降。”顾建发说。

　　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表示，即使是没有亏本的温州炒房团成员，收益率也出现了大幅下调。在本轮调控前炒房团投资一二线城市的住宅，年投资回报率一般能达到15%；但在本轮调控后，炒房团的年回报率不会超过5%。

　　“温州炒房团远没有达到全军覆没的程度，只是处于低潮或是蛰伏期。但从现在的政策走向来看，炒房团也没有卷土重来的条件和可能。”苏鑫表示。

　　炒房团内部分化

　　“资不抵债的投资客还是少数，更不会借高利贷去炒房。资金链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温州人首先会抛盘自救。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的炒房团成员。”上述温州投资客告诉记者。

　　由于调控时间远超于市场预期，温州炒房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温州人之所以组成炒房团，因为团购可以获得更高的折扣，并有可能享受到银行的优惠利率。但炒房团成员的经济实力并不一样，而房价的下跌更加剧了炒房团成员的分化：有的还能继续还款，有的则需要抛盘才能缓解压力。

　　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经理宋会雍指出，由于成员出现了分化，所以现在已经很难组织起真正成规模的炒房团了。但炒房团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标志和代名词，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机打出炒房团的旗号。

　　“在销售滞缓期，部分开发商可借炒房团之名博得眼球进行营销，以显示楼盘的潜力空间，这已成为很多开发商喜欢运用的一种营销方式。”宋会雍说。

　　“2009年和2010年的炒房团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私营企业主。这些企业主当前因外贸出口不佳，看到房地产赚钱容易，所以关厂之后来炒房。因此说炒房团亏损，也蕴含着这些私营企业主生存状态并不理想的潜台词。”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示。

　　苏鑫告诉记者，炒房团中的成员也有着不同的来源，而一些私营企业主进入炒房团后的生存状态，尤为惹人关注。

　　“与2009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年实体经济对楼市的影响远大于2009年。由于外贸出口持续下滑和内需疲软，很多企业主面临着进退维谷的情形。退出楼 市后将钱再回到生产领域，前景不明；继续把钱放在楼市，不但升值无望，还可能面临亏损。而把钱取出来，他们又担心能否跑赢CPI。”苏鑫向记者表示，现在 整体的经济形势，让2009年和2010年进入炒房团的私营企业主备受煎熬。

　　顾建发告诉记者，由于现在经济低迷，地方要求重启投资的呼声很高。但由于不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因此一些地区就以“炒房团”进行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