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最有共識基礎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3）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五、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

　　陳：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係，您怎麼看？

　　朱：我想糾正人們的一種看法：中國經濟改革大體是成功的，已經建立市場經濟、多元制度，實行對外開放；所以，中國的問題就是如何改變政治改革的滯後，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國在“六四”之後，不僅政治改革停頓和倒退，強化了黨國體制，而且經濟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如今的問題，豈止是經濟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滯後的矛盾，而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雙雙背離1980年代初衷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大體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沒有“六四”之後的政治體制，中國也不會如此之快地形成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

　　所以，中國的未來不是簡單的啟動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個政治和經濟制度。就經濟領域來說，勢必要“第二次改革”。

 

 從回歸理性和回歸1980年代開始。

陳：如何實行第二次改革？

　　朱：從回歸理性和回歸19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非理性狀態已經多年。2008年舉辦奧運會時，民族主義、愛國情緒達到了最高點，到處講“盛世”和“崛起”，還有“中國模式”。那一年又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更加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認為中國可以改造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中國現在到了必須回歸理性的時候了。和2008年 前後比較，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明白，所謂的“中國模式”是難以為繼的。支撐這種發展模式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過大，而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無論對統治者 還是被統治者來說，都在趨於零甚至走向負數。所以，中國需要做新的歷史選擇，在不同政治勢力和思想派別間求同存異，選擇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 看來，最有共識基礎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趙紫陽的歷史遺產，把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情重新啟動。這是為了避免同歸於盡，避免大的社會動盪。

　　陳：回到1980年代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如何面對“六四”？

　 　朱：那是當然的。八九民運的積極和正面的歷史意義，老百姓知道，精英知道，特別是當權者也知道。但當然，要解決或重新評價“六四”問題，自然會遇到太多 既得利益者的抵抗。這相當於一次社會革命。但是，風險和收益成正比例。那些有機會重新評價“六四”的人，既冒著最大風險，也將獲得最大收益。

　　陳：張木生主張回到“新民主主義”，您怎麼看？

朱： 張木生是老朋友，精通馬克思主義，熟悉中國農村。但是，我對於回到“新民主主義”不以為然。在當代中國，“新民主主義”是一個幾乎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概念， 而絕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七十年前，毛澤東主張“新民主主義”，帶有很大的宣傳、統戰目的。他內心是否真的相信有一種“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是一個問 題，現已無從考證。但是人們知道，劉少奇提出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遭到毛澤東痛擊，因為毛澤東希望中國快速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現在，在21世紀過去了十多年的中國講“新民主主義”，無異於“刻舟求劍”，沒有出路。

　陳：中國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趙時代嗎？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國，而且，在二十多年來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已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回歸1980年代，如何有助於化解這些矛盾，並克服您所謂的“合法性危機”？

　 　朱：就中國的現實來說，合法性的問題就是人民是否信任執政黨和執政集團的問題。簡單地說，共產黨的合法性危機就是民眾喪失對你的信任，執政集團喪失了信 用。其實，合法性危機是共產黨執政後從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都是為了緩和合法性危機。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彈性的選擇。首先，與回到新民主主義不同，這不是回到一個主義。中國的歷史教訓很多，只要回到一個主義，就會強化意識型態的衝突。我所謂回到1980年代，更強調的是一種價值觀，而價值觀可以容納不同的主義。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意識型態的作用弱化，普世價值的影響擴大。不然的話，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1980年代有所謂的“反對自由化運動”。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著一個包容不同發展模式的共同體。

　　我認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國的分裂。因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認中國已經歷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前提之下，通過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場經濟、開放和民主的社會，實現分配大體公平的豐裕社會，給每一個人經濟和政治權利。1980年代的改革歷史證明，這條道路是為社會主流和多數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現在與1980年 代相較的最大差別是：中國今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的利益集團。中國內在的矛盾不再是單純的理念和主義之爭，而 是利益之爭，甚至關係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國未來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眾的支持下，實現新的立憲，同時建立一個容納不同社會階層，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在 內的對話和妥協的政治框架。(《中國密報》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