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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5日星期三

余杰:胡锦涛没少“折腾”中国人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 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苏联民间笑话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举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胡锦涛发表讲话,声称改革开放是与辛亥革命和中共建立“新中国”并列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他还提出将在中共建党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过,那时胡锦涛早已作古,至于他制订的时间表是否能够实现,他完全不必负责。

胡锦涛的通篇讲话,一如以往地冗长而乏味,让人昏昏欲睡。最后,他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方针,“不折腾”一说总算赢得与会者的掌声和笑声。在此类“严肃庄重”的大会上,听众从来正襟危坐,难得开心一笑。而一向不苟言笑、照本宣科的胡锦涛,也缺乏让听众发笑的幽默。胡锦涛没有经过的竞选考验,不需要像西方政客那样用幽默吸引大众。这一次,胡锦涛居然用了一个“生动活泼”的词语,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

口语化的“不折腾”一说,如何翻译,让西方媒体难以下笔。有人提出译为“别翻来倒去”(Don‘t get sidetracked)或“别反覆”(Don’t sway back and forth)。但行家摇头说,这些译法都不够精彩,没有把“折腾”里头的“自我消耗”涵义体现出来。也有分析家指出,“不折腾”,其实是“不变革”,平平安安混到交棒。但若理解为“执政者不再胡作非为”,那么胡锦涛没有身体力行“不折腾”的口号,执政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老百姓。

“不折腾”是“胡说八道”

在中共历届党魁当中,胡锦涛是才华最平庸、性情最拘谨、心思最隐秘的一位。毛太祖熟读史书,说话随心所欲,谈笑间便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毛喜欢引用经史子集的典故,常常让党内的老大粗和外国人摸不着头脑。比如,毛与尼克松谈话时,一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让翻译目瞪口呆,最后胡乱将这句话译为“我是一个打伞的孤独的僧人”。于是,美帝头子尼克松为毛太祖深不可测的东方哲学修为五体投地。

邓太宗虽然读书不多,却颇有四川人天生具备的幽默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说法,都是来自民间的妙趣横生的口语。一旦升华成为“邓小平理论”,便神圣不可侵犯。学者余世存在一篇文章中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摸猫论”,结果这一句并无不敬的概括,被中宣部审读组发现之后,遂下令将发表此文的人文学术杂志《方法》停刊。

从江泽民、朱镕基到温家宝,都很喜欢在公共场合引用古典诗词及西方文学名著,以此向公众显示其饱读诗书。一九八九年,学运伊始,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游行的大学生,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以显示自己“也曾民主过”。有民国教育的底子,他倒也背诵得字正腔圆、铿锵有力。而朱鎔基主导国务院时,先后在多个场合向官员推荐西安碑林上刻录的一则明代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继任总理温家宝则效仿周恩来博学鸿儒的派头,在雪灾、地震及经济危机的重重压力之中,仍不忘“仰望星空”,显得颇有点古罗马“沉思者”皇帝奥勒留的风度。

与江泽民、朱镕基和温家宝等人相比,胡锦涛胸无半点墨,要想讲点有文化内涵的典故确实难为他了。但是,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之内,一个人再没有文化、再没有理论水平,一旦当上党魁,就得炮制出一套独特的学说和理论出来。胡锦涛执政以后,命令智囊们搜肠刮肚、苦心经营,总结出了一系列口号。

但是,既然胡乃一乏味之人,其智囊不会聪慧到哪里去。胡的秘书班子炮制出“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被老百姓嗤之以鼻,无法成为流行语。

当了六年“今上”,却未能留下一句“胡说八道”的“胡式语录”,胡锦涛心有不甘。于是,“不折腾”三个字脱口而出,果然一炮走红,连外国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此说法好奇地提出询问。

“折腾”是老毛的本性,亦是中共的本质。“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老毛一辈子没有一天停止过折腾。他一折腾,百姓便遭殃,数千万中国人被折腾至死。今天,胡郑重承诺说,中共今后“不折腾”了,是否表明中共要停止暴政、停止虐民、改旗易帜、实现宪政呢?

对于神秘莫测的“不折腾”,国新办主任王晨解释说,“不折腾”是指中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来如此!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打着“不折腾”的旗号继续“折腾”人民。君不见,中共拘押那些讨要赔偿的毒奶粉受害婴孩的父母,拘押那些要求惩办贪官奸商的四川地震死难学子的父母,拘押《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这些做法不是折腾又是什么?看来,中共非得“折腾”至死不可。

胡锦涛等九常委为地震灾区捐了多少钱?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举世震惊。除了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救灾重任之外,民间也积极展开救援和捐款活动。

但是,在某些场合,为灾区捐款却变味了。在中央电视台的明星捐款晚会上,一个又一个明星走上舞台,公开报出捐款数目。明明可以开出支票,偏偏要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现金到现场。捐款本是自愿行动,有一定的隐私性质;如今,却成了一场表演、比赛乃至摊派。

某些网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挟持“舆论的力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甚至列出“铁公鸡”的榜单来。名单上,有文体名人,有跨国公司。但是,制榜者心中很清楚,谁是可以指责的,谁是不可以指责的。明星是可以指责的,老板是可以指责的,外国人是可以指责的——他们没有还手的能力。而党国是不可以指责的,胡锦涛、温家宝和政治局的同僚们也是不可以指责的。当李嘉诚、邵逸夫、成龙等海外人士捐款的数额都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偏偏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捐款数额无人知晓。电视上反复播放胡温领头在中南海为地震死难者默哀并捐款的画面,比起唐山大地震时中共高层的麻木不仁,固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九常委捐款的具体数额却是超级“国家机密”,没有哪个“狗仔队”敢去打听和挖掘。

与九常委捐款数额的秘而不宣相比,彼岸的中华民国的要员的捐款却是透明的。新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为四川地震捐出个人积蓄二十万台币,折合人民币四万多元。马英九在台湾以清廉著称,除了薪水之外并无别的“外快”,二十万台币对他而言并非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既然马英九为四川地震的捐款都可大白于天下,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们的捐款是藏在保密局里的“国家机密”呢?

以薪水而论,马英九的薪水在政府网站上可以查到。但是,胡锦涛的“薪事”却是一团谜。据南韩《朝鲜日报》爆料,身兼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月薪人民为币两万一千多人民币。而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首的月薪为三十五万多港元。马英九总统的月薪则为四十七万台币,差不多合十万人民币。若以薪水而论,胡锦涛的薪水只有马英九的两成。如果按照工资收入的比例来捐款,马英九捐了半个月的薪水,是四万人民币;胡锦涛如果也捐半个月薪水,那就是一万多人民币。这个数据大可公布天下,可以为自己赢得美名。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等九常委对捐款数额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呢?看来,他们内心清楚得很:若拿少得可怜的薪水来说事,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他们的薪水与他们家族的财富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坐拥数十亿美金的资产,算不算也有老爸的一半呢?若按照九常委的家族掠夺的公共财富的比例来捐款,其数字一定让香江首富李嘉诚望尘莫及。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请公布你们捐款的数字,这是你们从皇帝和宰相走向公仆的第一步,这也是你们公开家族财产的第一步。

若要“不折腾”,先下“罪己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果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仅被认为是天灾,更被看作是人祸。每有惨烈的自然灾害发生,朝野均认为“天怒”始于“人怨”,是由统治者的“失德”引起的。每当星宿活动异常、水旱灾害频发、地震伤及人命,统治者都会恐惧战兢地下“罪己诏”。

以“天子”自居、“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惟一主动而公开地向百姓道歉,便是下“罪己诏”。《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也就是说,善于自我反省的君王,可以迎来盛世;而只会指责他人的君王,其灭亡也就在眼前。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清世祖顺治皇帝。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顺治将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他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一道罪己遗诏,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古代帝王下罪己诏,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欺骗老百姓的行为。儒家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水鉴,当以民鉴”,自古以来,统治者都将民生问题当作国家之本,将民心当作一面判断统治状况优劣的镜子。在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危难的时候,帝王往往会颁发《罪己诏》,藉此消除民怨、重新获得百姓的支持,“使民心悦,天意回”。

古代帝王下“罪己诏”的做法,即便是欺骗善良的老百姓,跟今天将救灾当作资本和荣耀来宣传的中共当局相比,也要谦卑得多。至少古代帝王们还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去“欺骗”老百姓,至少他们还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在中共当局心目中,老百姓是随便驱赶和虐待的羔羊,是被奴役的、不值得“安慰”和“怜悯”的对象,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民心的向背都不放在眼里。四川大地震之后,官方的宣传机器高速开动,制造谎言的速度,甚至比参加救灾的解放军还快——这又是一个为当局涂脂抹粉、显功摆好的机会。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此次四川大地震固然是天灾,亦有人祸的一面。比如,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地修筑大大小小的水电站,给环境和生态带来怎样的破坏?为什么地震预报部门事先没有捕捉到一点迹象?就当局的救灾举措来看,亦存在诸多失误:为什么军队延误整整两天才进入重灾区?为什么直升飞机数日都不能飞进水陆交通中断的重灾区?灾区房舍损毁程度不一,更让人深思:为什么死难的多是莘莘学子而不是大小官员?为什么轰然倒塌的大都是中小学校新建的校舍而不是政府的办公楼?再看媒体报道,哪个媒体敢于讨论环境破坏、政府责任等“敏感”问题?

这么多的为什么,都只能雪藏在老百姓内心深处。谁说出来,谁就是破坏稳定、破坏救灾的“坏分子”,就会遭到维稳机器的暴力打击。由此可见,中共连“家天下”的专制君主都不如。胡锦涛口口声声说要“以德治国”,而从此次地震中当局的诸多表现就看出,中共就是一个“失德”的政权。然而,有哪个中共高级官员会为其“失德”而反躬自省呢?在中共六十年的统治当中,有哪个在位的党魁真心诚意地向人民道过歉?

地震之后,中共仍不加悔改,仍以“折腾”民众为乐,离天怒人怨的那一天真就不远了。

为什么再次把家园建在危卵之上?

汶川地震三年多以后,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以来,包括汶川灾区在内的四川多个地区遭遇暴雨袭击,导致严重的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已有数十人失踪,救灾工作困难重重。

在新华社发布的一张照片上,新建的“花园城市”映秀镇,陷入一片泽国之中。洪水之猛烈,宛如好莱坞大片中的场景,让人触目惊心。

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当局宣称灾后重建将精心选址,让灾民再无后顾之忧。每个新建的城镇,都将是“天人合一”的宜居、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但是,尚未从家破人亡的伤痛中恢复的映秀居民,却再次身陷险境。这究竟是谁的过错?那些专家学者和地方官员,当初是怎样考察周围的自然地理状况的?他们是否应当承担草菅人命的责任?

当初,胡锦涛和温家宝承诺一定要就灾区的“豆腐渣工程”尤其是致使数以千计学生死难的“豆腐渣校舍”给灾民一个“说法”。人们望穿秋水,胡温的漂亮“说法”,依然是水月镜花。没有一名官员,从建设部部长、四川省省长到灾区的县长和乡长,以及跟这些官员有勾结的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人,被揭露出来并被绳之以法。

相反,以民间力量去调查地震真相的人士却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谭作人被判重刑,冉云飞遭拘押噤声,多名上访的死难孩子的家长被劳动教养。这一切,胡锦涛和温家宝难道全都一无所知吗?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有千里眼、顺风耳般的消息反馈机制,他们可以读到特供的“内参”。这些疯狂打压的坏事就是他们的杰作:惟有暴政才能实现“维稳”目标。

胡锦涛视察灾区时宣称,面包会有的;温家宝视察灾区时,题写“多难兴邦”四个字。然而,“面包”落到官员的腰包里,多难成为官僚们大发横财的契机。汶川当地的多个乡级政府动用救灾款项,一次性购买雅阁、路虎、巡洋舰等十几辆进口豪华车。此消息被媒体披露之后,地方官员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为人民服务。”好一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此次面对洪水肆虐,官员们俨然个个都有大禹的本领。《成都晚报》刊登了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豪言壮语:“这是一场异常的自然灾害,看着山洪和泥石流毁坏了我们刚刚建好的新家园,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灾害毁一百次,我们就建一百零一次!而且每一次都要建得更好!”

该书记的讲话颇具伟大领袖毛泽东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官僚们才不在乎灾民的安全呢,他们不经科学勘察,便大兴土木,在此过程中雁过拔毛,利益均沾。他们也不会在乎重建的艰难,中国政府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吗?花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多一次重建的机会,官员也就多一次发财的机会。

然而,对于灾区民众来说,一次接一次的灾难,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痛苦,而不是邦国兴旺的远景。那些像蚂蚁搬家一样逃难的灾民,心中可知道:真正“折腾”他们的,不是大洪水,而是胡政权。

胡锦涛,你无权将“北川”改名为“永昌”!

二零零八年的四川“五一二”大地震,北川为震中所在,死伤累累,惨不忍睹。

在灾区重建中,官媒发布新闻,胡锦涛亲笔将北川改名为永昌。《成都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王杨生的文章,如此写道:“总书记在百忙中亲自为北川新县城取名,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一贯地心中时刻牵挂着灾区人民,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让人感受到总书记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爱民情怀,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亲民爱民的政府形象。”

无良媒体,马屁成精,古今中外,莫过于此。恐怕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复生,也要为之叹为观止,转而向王记者和《成都商报》拜师学艺。戈培尔统领的宣传部,跟胡锦涛治下的宣传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胡锦涛的治国理论,一曰“科学发展观”,一曰“和谐社会”,一曰“依法治国”。胡锦涛试图用这三大法宝,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争锋。然而,此次“悍然”改名之举,既不“科学”,也不“和谐”,更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命名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圣经中,上帝创造天地及亚当之后,赐予亚当为万物命名之权力。中国先贤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可见命名是第一重要之事。在中国古代,皇帝拥有对时间、空间和其他人的命名权:可以选择年号,改变地名,将好名字赏赐给忠臣,也可以将某人冠以恶名以示惩罚。明朝的皇帝将“朱”姓赐给郑成功,人们将郑成功称为“国姓爷”;清朝的雍正皇帝则将与之争夺帝位失败的兄弟们命名为“猪”、“狗”、“羊”,浑然忘记自己跟这些“猪”、“狗”、“羊”们有同一个父亲。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人民没有站起来,站起来的是党国领袖。暴君毛泽东最喜欢使用命名权,他将知识分子命名为“右派”、“臭老九”和“牛鬼蛇神”。而邓小平将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统统命名为“暴徒”,既然是“暴徒”,那就杀无赦了。有枪杆子支持的命名权,无往而不利。胡锦涛不甘落后,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北川”变成“永昌”——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新名字,这个地方从今以后将“永远昌盛”!

然而,胡先生忘记了“不折腾”的宣誓,此次改名就是一次莫名其妙的“瞎折腾”。关于改名的程序,中国早有两部法规:一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二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改名之原则是“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更改县名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以这两条来衡量,胡先生悍然违法了。

首先,甘肃省已有一个永昌县。甘肃是胡锦涛发迹的“第二故乡”,他在甘肃工作多年,难道不知道甘肃有永昌县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则说明他从未真正“深入基层”;如果他知道却仍然要改此一重名,则说明他文思枯竭、不学无术。

其次,在“任何人不得更改县名”这条规定之后,并未以括号注明“国家主席或共产党总书记除外”。所以,“任何人”当然包括胡锦涛。换言之,在改变地名这个问题上,胡锦涛虽然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亦不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更不能窃国家之名器以自娱。下级官员及媒体也不能卑躬屈膝、目无法纪,向胡锦涛乞讨新名字,枉民意以求虚荣。

北川这个名字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消失。

为北川争名字,即为国民争人格。

“小胡”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折腾术”

谁是胡锦涛心仪的接班人?不是习近平,而是胡春华。《经济学人》日前发表文章,讨论胡春华的出身与履历。文章指出:“与胡锦涛相似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位内蒙古党委书记经常为称为‘小胡’。人们都相信,他是胡锦涛青睐的‘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小胡’在内蒙古的政绩将决定他是否能担此大任。”

一九七九年,胡春华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他出身贫寒,在读中学时徒步往返学校,“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一大堆”。十六岁考上北大之后,为了凑齐路费和学费,去工地背河沙,一个暑假挣一百多元钱。

毕业分配时,胡春华发现去西藏工作可以拿到“高原补贴”,由于家中为自己上学欠下债务,便报名去了西藏。本来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决定,却给他此后在官场青云直上带来意想不到的契机:当胡锦涛调任西藏党委书记之后,偶然发现这名与他同姓的北大才子,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二零零八年三月,胡春华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同年四月,任河北省代理省长;次年一月当选河北省省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胡锦涛将胡春华安置在离北京最近的“直隶”,让他更有机会作出政绩来。然而,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快震惊世界。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其高速发展以道德破产和牺牲婴孩为代价,“中国制造”再度引起全球忧虑。

三鹿集团在宣布破产之后,巧妙地并入北京三元集团,此金蝉脱壳之计,致使数十万毒奶粉受害孩童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里面少不了胡春华“乾坤大挪移”的本事。结石宝宝的苦难远未结束,为孩子们讨说法的家长代表赵连海遭到当局关押,胡春华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舆论压力之下,三鹿集团高层获重刑,石家庄的党政领导也遭免职,但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的胡春华却安然无恙,官方媒体甚至赞扬他说:“通过信息公开,严格执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给河北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既然在此处“折腾”有功,胡春华很快调往他处继续“折腾”。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河南、辽宁、吉林、福建、内蒙古五省区的省委书记同日调整,这是胡锦涛掌权以来对封疆大吏所做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其中,胡春华由河北省长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最为引人瞩目。与棘手的西藏、新疆想比,内蒙社会比较稳定,胡锦涛认定,胡春华在此可以彻底摆脱三鹿阴影,做出一定的政绩来,并奠定“入政治局”的资本。

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一年五月,内蒙爆发多年来未有之大规模民众抗议,触发点为疯狂的煤炭开采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当地居民忍无可忍。胡春华如何处置这一变局呢?《经济学人》评论说:“一时间,武警遍布整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大学生被禁止离校,中央广场被封锁。这样的应对自然可以为胡春华在醉心维稳的北京领导那里获得加分。”

“大胡”出掌贵州、西藏期间,当地人民苦不堪言:“小胡”出掌河北、内蒙期间,当地民众亦苦不堪言。两胡如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胡”出身底层,但其为官之后并未保持“无产阶级本色”。古今中外已有很多例子证明:越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人,越是有《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心态,越是有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的欲望。从“小胡”先后“折腾”河北和内蒙人民的作为来看,倘若他在习近平之后接班,全体中国人都会遭到更大的“折腾”。

坐动车去西天最快

网上盛传这样一个笑话:唐僧师徒四人启程去西天取经,争论哪种方式最快。孙悟空说,我背着师父翻筋斗,一个筋斗便是十万八千里。猪八戒说,我是天篷元帅,我也会腾云驾雾。沙和尚说,我在流沙河多年,精通水性,我们走水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白龙马也过来插话说,师父还是骑着我好,我转眼就可以变成“飞龙在天”。最后,还是唐僧厉害,不慌不忙地拿出四张高价的动车车票,对大家说:“都别争了,我们坐动车吧,一下子就到西天了。”可见,师父不是白当的,关键时候,还是师父最高明。胡锦涛就是唐僧。

在温州动车撞车事故之后举国悲悼的气氛中,讲这样的笑话似乎不够庄重。不过,这个笑话却生动地揭示出中国当下欲罢还休的“动车乱象”。片面追求速度的“科学发展观”,傲视全球的“中国模式”,让数十名无辜民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可是,该受惩罚的,难道仅仅是那三个被免职的上海铁路局官员,以及被关在狱中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吗?即便把刘志军的刑期加重一倍,就能挽回决策失误的损失并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吗?

在那节翻倒并扭曲的列车上,清晰可见“和谐号”三个倒过来的大字。现实生活的诡谲离奇,超过了常人的想像。这深富象征意义的一幕,表明了中国模式“不和谐”的本质。正如推特上人们愤怒的谴责:“出轨的不是动车,而是体制;埋葬的不是车厢,而是真相;焚化的不是尸体,而是民心;掩饰的不是过错,而是罪行!”需要承担这一罪责的,不是刘志军,而是胡锦涛。

此时此刻,就连官方的首席喉舌《人民日报》,也禁不住发表文章斥责“带血的GDP”。然而,有谁能阻止高铁的突飞猛进呢?有谁能阻止城市的大拆大建呢?有谁能把这血色的GDP降下来呢?尽管新华社承认动车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的设计漏洞,但有关部门匆匆打扫现场,两天之后,新的列车又在曾经血肉横飞的地段飞驰而过。谁敢说中国人效率低呢?谁敢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呢?

温家宝到现场表情严肃地表示要“彻底调查”事故真相,而胡锦涛照常是躲藏在中南海里在文件上写批语。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两人的配合都是如此默契。是的,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不是铁道部一个无法无天的“超级部门”的个案,即便拆分如同独立王国的铁道部,亦于事无补。这一灾难的发生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的必然结果,这是“国进民退”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结出的“恶之花”。没有全面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灾难的重演。

《桃花扇》中,那个眼盲心明的老艺人悲凉地高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之鉴,无人理会,今天的中国是“眼看他修高铁,眼看他暴富了,眼看他车翻了”。中国人的遗忘举世无双。在昔日的苏联,一场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使得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对旧制度开刀;而在今天的中国,一桩桩人为的灾难,从河南艾滋、萨斯危机、四川地震、三鹿毒奶、上海大火一直延伸到温州撞车,不过是将三五个官员拉出来当替死鬼,之后一切依旧,微澜之后,死水依然是死水。

从“小说反党”到“诗歌覆国”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浙江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被判刑七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胡锦涛时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量刑之重,远远超过江泽民时代。正如乾隆制造文字狱的本领超过雍正,独裁者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上,总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朱虞夫的罪证居然是一首并未公开发表的、只有短短的十二行的小诗。二零一一年春,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之后,朱虞夫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并通过手机短信发给几十个朋友。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朱虞夫没有想到,一首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仅有一百一十个字的小诗,换来七年刑期。中国的故事比魔幻小说《哈利波特》还要离奇。中共文字狱之酷烈,就连雍正、乾隆等专制帝王亦自叹不如。

此前,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组织联署《零八宪章》被判处十一年重刑。有人统计,《零八宪章》一共四千零二十四个字,除以十一,等于三百六十五,也就是说,一个字换来一天的刑期!这是中共决策者刻意的安排吗?

朱虞夫更惨,一个字折合二十三天的刑期,每个字换来的刑期是刘晓波的二十二倍!   假如一首小诗就可以将老大帝国倾覆,这首小诗难道比核弹还要厉害吗?而这个帝国难道比四川地震中轰然倒塌的豆腐渣工程更加孱弱吗?

不是文字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共产党自己心虚。“诗歌覆国”不是胡锦涛的首创,“小说反党”是毛泽东的发明。

一九六二年,中宣部计划出版颂扬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小说,该小说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首肯。殊不知,此举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毛当年正是通过整肃陕北本土的干部而反客为主,刘志丹不是死于抗敌前线,而是死于毛的暗杀。毛勃然大怒,正好利用此事清算非嫡系的原西北老干部阵营。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条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又发挥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于是,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等人进行隔离审查。

由此,习仲勋被打倒,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被释放时,习仲勋已精神失常,连家人都认不出来。当时,被牵涉入此案的有六万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六千多人。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称该案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习仲勋是高级官员中的第一个祭品。

《刘志丹》案,也直接导致少年时代的习近平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然而,即将成为新一代中共党魁的习近平,为何漠然地坐视朱虞夫案的发生呢?朱虞夫与习仲勋一样是无辜者。习近平为何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是不是他不敢对胡锦涛的钦定的御案提出任何异议呢?

胡锦涛与毛泽东一样,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从小说反党到诗歌覆国,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依然在原地打转,离言论自由的文明主流遥不可及。

胡锦涛早日滚出中南海

中南海,昔日皇帝的行宫,今日中共最高统治当局的代名词。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其中枢却设立在皇家园林,其党魁享受帝王般奢华生活,岂非莫大的讽刺?

一九四九年,中共从国民党叛军手中接收北平,毛泽东急不可耐地坐上龙廷。中共建政之初,毛碍于舆论压力,没有直接窜进紫禁城,登基太和殿,却选择中南海为其居住地,并将城内各大王府分配给文臣武将及统战对象,其涵义十分明显:我就是那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今上”。诗人、南社首领柳亚子,自视甚高,希望分配到颐和园,未能如愿而大发牢骚。于是,毛和诗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着嗓子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即便那些站在他身边的开国元勋们,全都跪着——彭德怀误认为自己站着,刚刚发表一点批评意见,立即招致灭顶之灾。红军创始人朱德私下里感叹说,谁能想像我们这群人曾经在一口锅里吃饭呢?朱、彭亦如此哀叹,更不必说平头百姓了——他们迎来的是亘古未有之暴君。

就在毛太祖窃据中南海,并在北京城内大兴土木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有话要说。这个不识时务的迂夫子,建议在当局在西郊兴建新城,安置政府机关、工厂企业,便能将老城区保护下来,使之成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善良的梁思成哪里知道毛太祖心中浓得化不开的帝王意识呢?倘若中央政府设在城外的新区,如何显示帝王的权柄和气派?毛太祖龙颜大怒,梁思成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之后,含恨而逝。中共中央遂盘踞中南海至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南海里居住过中共历届最高统治者,以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邓小平次之,江泽民再次,胡锦涛若比江泽民长寿,居住时间也会超过江。中南海上演过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厚黑”主人们下达过一道道杀人命令。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对着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察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可见,毛太祖每日都生活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之中。太监们的幽灵在这里游荡,宫女们的身影在这里定格,在毛邓江胡身边,晃动着刀光剑影。

北京的明清宫殿及园林,如紫禁城、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名单之中。这些地方不仅对全世界游客开放,且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督。惟有中南海一地,被活生生从“三海”中割裂,成为中共统治者的禁脔。昔日,中南海是皇家禁地,在皇权倾覆、实现共和之后,它理应是全体中国民众的共同财富,不应被某党、某人所独占和独享。

中共各级官僚以开发房地产敛财,动用黑社会清除“钉子户”。他们用“钉子户”这一贬义词污蔑那些捍卫其住宅和土地的公民。其实,中共才是中南海里的“钉子户”。号称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共,掩耳盗铃地回避其霸占中南海的事实,这一事实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亦触犯了中共自己制订的《文物保护法》。宣扬“八荣八耻”的中共,倘若真有一点羞耻之心,理应主动般出中南海,将其移交文物部门管理,并早日对公众开放。

中共才不答应呢,他们已将中南海变成大淫窝。就连军队文工团都成为中南海主人们“乱点鸳鸯谱”的对象,毛泽东与张玉凤们的故事并没有成为历史。不久前,网络上出现了几名中南海“女服务员”靓照,果然个个国色天香——她们只为胡温等“九总统”提供贴身服务。

倘若中共的魁首们只在中南海里折腾,倒是中国百姓之福。中国人民宁愿牺牲中南海的美丽风光,只要胡锦涛们在里面闭门不出,百姓就能好好过日子了。但是,胡锦涛们不仅要在中南海里折腾,还要从中南海向外面发号施令,从“人民公社”到“六四”杀人再到抓捕刘晓波,哪个命令不是出自中南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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