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习近平民族复兴是国内殖民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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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显示在世界与众人面前的法西斯主义，并改革中准备条件于今天形成的，而是内在于改革，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正如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所认识的，相对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相对无害，还是可以用来阻挡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可怕的电脑病毒，而法西斯主义是隔离了病毒的电脑文件。

今天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在改革中已经有的，已经具备的端出来“招待”众人，或者是改革的本来面目，法西斯主义暴露了出来，就像一个脓疮路在皮肤外。

如过去的十年就是法西斯主义显露的过程。胡温新政，胡锦涛搞民族复兴，关心和平崛起，如国家形象，奥运会世博等，温家宝演改革电影。习李新政，习近平搞民族复兴，李克强空口鼓吹改革。十年前分工就如此，改革早就是第二位的事情了，民族复兴超越改革与文革之上，左右之上，社资之上。胡锦涛第二届不折腾为转折点，前右后左，纵向超越左右之上。胡锦涛负责民族复兴，我有一个依据。《学习时报》某人曾对我说，张迎为曾在学习时报发表如何在国家上保持礼仪的文章十来篇，胡锦涛每篇都调了去看，异常热情在意认真学习。

习近平等新的领导人，提出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复兴，是一种把改革法西斯主义延续的体现，是国内殖民和掠夺经济和维稳的延伸，这种法西斯主义，是权贵官僚的种族主义。他不会为底层民众提供上升空间，这一点与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截然相反，也不会为民族国家争取国家利益，同样相反，他只想强化民族国家与执政党之间的垄断代表关系，只想维护掌权和掠夺的腐败特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允诺美好与进一步剥削压迫同时加剧。是底层民众的吸毒模式。

腾讯微博“杭怀龙”评论为权贵共和国的确立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的关系，他说习、李政府上台后的表现，看似有了朝气，其实路径依旧。改革已死，李所讲的改革不过是一些零碎的经济改革而已，无关大局。中国是权贵共和国的国体已然确立，同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崩塌，必须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才能保证政权的理论合法性，这是中国最大的现实。

大陆地区的民族复兴，如同我的《中国崛起与共同富裕》一文，不实行财产再分配的革命，或者伪装实行，实际上不可能，却装作必然可能，国内殖民和把农民当作剥夺奴隶的结构必然进一步固化。如此以极端过分透支将来，不计一切后果地转嫁改革和法西斯主义复兴的成本与底层民众和社会。

妄想为包括底层在内的整体，拉动各得其所各有所得活动空间，那是对外征服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才有本事干的。越想往上提升，权贵的特权越多，腐烂负面的毒素越大，底层越不堪重负。越极端民族主义，民众受到掠夺和剥削越严重，濒临甚至越过死亡和一无所有的警戒线，如此民众越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就像韭菜一样，会被权贵收割，用来强化被权贵垄断干一切美好的特权，如此恶性循环沉沦下去。这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极端自私，不计一切后果的坐稳奴隶主的敌基督秩序。

百年来的民族富强的自发情感，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社会主义和平等的梦想，都陷入一个历史大骗局的漩涡中。例如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学生的爱国，被一张充满欺骗和卖国的空头支票攫取。从改革初期小岗村的抛头颅举动，同样被摘。

本来应该到了大规模反哺，改革成果大规模倾斜于底层民众身上，以补偿历史不正义和支付利息的时候，但是如果一旦发动这样的方向，中国改革的“成就”和中国模式，以及民族复兴的经济支撑，以及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武装传销金字塔结构，就会溃烂，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复兴，对过去的国家资本主义征收与掠夺，具有最强烈的路径依赖，不可能打破。所以民族复兴，只能说是权贵官僚的民族复兴，是他们掠夺着中国普罗大众的血汗，参加西方世界比富的战争，从而获得承认，获得西方的贵族身份。如果不进行大规模反哺，还债，那么民族复兴，高潮处就是死亡终结之处。

按照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复兴逻辑说下去，就需要解决国内社会政治矛盾，尤其是财富不平等问题。网络上流传一篇前参谋总长梁光烈的文章，他说要复兴，打残美国打废日本，但前提是均贫富消灭不平等。

民众的最后生命防线，已经不在农村土地，而在于死亡本身。当经济危机一来，回老家也不是出路。中国穷人的出路，是濒临死亡，中国富人的出路是美国，总之在中国都没有出路。在当下，党国的最后防线，已经在美国和瑞士银行，你只有打下美国和瑞士银行，他才会和你共和。

蛋糕只有那么大，不平分，那么只有抢，德国法西斯之前和法西斯想出办法：联合流民一起去外面抢，去外面抢就联合起来了，把矛盾掩盖起来了。城市化联合和人口基数的扩张，当然算一部分弹性空间，科技发展也算弹性空间。但是任何发展因素在政治专制不公正面前，都是乌龙球。

不是对外征服来转嫁矛盾，而是内部血腥革命的必然爆发。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是四五一代寝食难安的肉中刺，外电传李克强和王岐山都在研读之。十年前我在《新京报》反对北京禁乞时，就找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包括禁乞在内的七点相似。目前沈阳汕尾官府抢劫爆发的财政危机，与法国相同。我预言中国将来的动荡，与法国大革命一样，有着前浪压倒后浪的三波。

德国改革，德国法西斯就是德国改革造就的。法国改革促成了血腥大革命，俄国改革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革命。凡是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要么对外征服，要么对内战争，总之大规模杀人。将来中国法西斯没有对外能力，只会对内杀国人。

在改革三十年今天我们遭遇到的还是不是极权主义，我想对于体制内精英和边缘知识分子来，魔鬼已去虽阴影还在，他们把他叫做后极权主义。对底层民众来说，还是极权主义，改革同样是法西斯主义。这是毛泽东的准确诊断，变了修就是法西斯主义。里根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说，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还有著名学者徐喷也有过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论述。

中国未来不成为基督教共和国，则必然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成为前者华山一条道很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概率小，中国很大概率上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改革则是为其铺床叠被。改革中滋生的知识分子认同（儒家）已经是或者潜在是法西斯主义分子。在德国搞人文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来引导政治革命，与在中国搞儒家认同来引导政治革命，二者都尊重传统文化，其结果都一样是法西斯革命。不同的是前者的对外征服的法西斯，后者是对内凌辱的法西斯。

改革派堵塞了改革。其本质就是一个内部有张力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世界历史难题。旧秩序中的有权柄阶层，如法国贵族，能否成为合适的世界精神承载者，旧秩序和权柄是不断驱除其可能性，压缩弹性空间，而想加入贵族圈的文人则，想接受贵族权柄权威，又想当然自己的加入，清理门户稀释其毒害性，从而代表整个贵族阶层，可以扩大可能性，没想到实际上是透支破坏贵族权威，缩小弹性空间。改革派在改革过程中努力占据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内部主导权，以获得国家全部的政治代表权，占据内部主导权需要依赖于与民众结盟，献媚于民众，但又必须杜绝民众分一杯羹，也就是中国法西斯，让民众只能鼓掌，不能参与分赃。打开权力格局大门，又封闭大门留个很小缝隙，必如法国大革命命运。

改良必定为纳粹铺路，并且中国改良就是纳粹。德国改良塑造了保守主义的反革命纳粹，前车可见。中国如果不激进革命，而是按照改革三十年的路径在延伸下来路径依赖一下，则是不敢对外扩张而是内部折磨的法西斯。《耶稣在中国》作者阿克曼说，不是基督教共和国，则一定是法西斯。二者必定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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