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方针、政策及施政方向的精准解读，需要深入了解该党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政治运作规律。唯有如此，才能在蛛丝马迹之间提前得出判断。
以互联网反腐为例，十八大后，中国互联网上以微博为载体，突然掀起来一股反腐浪潮。这个浪潮的根源是腐败泛滥，但其诱因却是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上对腐败危害的高度警惕，以及习近平、王岐山等新一届领导人在上任伊始所表现出的和腐败势不两立的决绝态度。
媒体炒作营造的氛围，以及开头几个因网络曝光而落马的低层级官员，强化了民众对中共态度的错误解读。网民将对腐败的痛恨和对反腐的希望寄托到新一代领导身上，一厢情愿的认为中共会因反腐需要，鼓励网民监督，或是对互联网管制“网”开一面，开始蜂拥而上，实名举报贪官。
但，当举报到了部长级官员之后，中共对互联网反腐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以新任宣传部长刘奇葆提出要强化网络管理，及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开会推荐专家阅读反民粹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为标志，中共开始在互联网反腐上体现保守态度。
不久前，有高层领导更是私下表示“微博就是互联网上的‘大字报’，对互联网管理必须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对网上言论进行有序管理与引导”。在此之后，中共高层对互联网反腐风潮的收紧之风开始猛刮。
最近几天，以反对网络诈骗及反对网上传播炒作世界末日言论等为由头，代表中共政治立场的“两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系列评论，表示要“依法管理网络才能更方便更安全”，提出“互联网管理亟待高等级立法”。从发声的这两个平台属性看，这次互联网管控的声调高度，甚至超过了薄熙来事件发生初期中共高层对网络流言的打击力度。
老牛认为，中共“两报”的系列评论，传递了新一届中央高层对互联网反腐的清晰立场。一股由官方推动的对互联网加强管理的“逆风潮”正在快速形成，有可能和网民在十八大后自发发起的互联网反腐风潮迎头撞击，而网民到目前为止还沉浸在被裹挟其中的反腐风潮里，还没有对冲撞做好准备。
关注我文章的各位“牛粪”应该清楚，我虽然高度赞赏习近平、王岐山的工作能力和反腐决心，但对反腐成效一却直抱着接近绝望的态度。在互联网反腐风潮兴起之初，我就对此风潮发出悲观声音。我在文章和跟帖中多次告诫过大家，不要对所谓的“反腐风暴”过早做出结论，不要把愿望当现实，不要误判中共对互联网反腐的排斥态度，不要认为中共为了反腐，就会放放松互联网的审查管理。
中共虽然也反腐败，但更排斥来自于互联网、微博等媒体的外部舆论监督。中共对互联网、微博等媒体的管制冲动，源于这个列宁主义政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最底层，在“延安整风”期间已被植入中共的头脑之中，更遑论体制内还有很多人本身就靠管制言论为生。
以反对网络诈骗及网上传播炒作世界末日言论等为由头，对民众发起的互联网反腐风潮进行打击，很容易就能获得共产党官僚阶层的集体支持。因为在这个阶层内部，腐败已成常态，几乎每个官员或其近亲家属都有“原罪”。而这种由网民发起的互联网反腐运动，就好像隔墙扔砖或高楼抛物，其目标对象的高度不确定性，给腐败严重的整个官僚阶层都带来了集体的不安全感。
认识到上述因素，就能明白中共高层为何如此急于给互联网反腐降温，明白为何执行层官僚会如此积极的推动强化对互联网反腐的高压管理。
对于互联网反腐，我老牛基本持肯定态度。我最近几天连续发文，对反腐未来表示担忧，炮轰互联网管制与新闻审查制度，就是希望能以一己之力，呼吁中共为舆论监督和互联网反腐放开一条生路。
尽管我也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认为需要对民粹意识浓厚的网络反腐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做好心理准备。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最起码在腐败几乎无药可治的当前阶段——应该更积极的发挥、利用舆论监督和互联网反腐的积极作用。
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管理的难题。我们不能因为一些问题的存在，就否定互联网反腐的正面意义。
在对互联网反腐的认识上，当局必须清醒认识到： “有序”不是互联网管理的追求！在价值观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上，要求五花八门的十几亿人的思维“有序”是不现实的，是违背互联网规律的，也是陈旧落伍的一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在法治社会并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对于一党专政、权力无边、又有着舆论审查嗜好的中共而言，追求互联网思维的“有序化”管理是极其危险的扩权倾向。这个冲动会窒息民间思维，强化官民仇视情绪，掩盖社会问题，制造冤假错案，危机中共统治合法性。
这在十八大召开前的重庆就是个极致案例！中国政法体系在十八大前的十年之内不断扩权而造成的诸多难堪事件更是让人难以忘记。中共应该吸取并牢记这些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互联网管理的关键是要 “法治”，要“依法管理”，要给出清晰明确的监管边界。互联网反腐亦然！对互联网的管理，应该让网民文责自负，举报担当。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即便是尖锐刺耳的批评、令当局难堪的反腐举报也要包容肯定。
我们不能否认互联网上的不健康因素，也不能否认民粹式的互联网反腐给中共传统反腐思维和官僚体制带来的巨大冲击。网民需要收敛自己，懂得法律，要学会谨慎对待网上言行。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的最根本问题，是管理过度而非管理不足，最重要的还是监管层的问题，是“人治”的问题，而非网民不够自律的问题。
因为监管层对互联网并没有划出明确的法律边界，谁也不知道网络谣言和监督批评的划线在哪里。在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监管层经常自由心证，滥施淫威。党政官员及和监管部门有特殊关系的群体，随时可以以各种理由发出删帖命令，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对提出批评建议的网民、对刊载相关言论的互联网企业下“黑手”，包括进行劳教、判刑、跨省追捕、关闭网络企业等等。
这种事情在过去几年屡有发生，重庆就是个极其恶劣的典型！其频率、频次、造成的影响之恶劣、对相关责任人造成的损失之惨重，绝对超过了网络谣言传播造成的危害！
所以，如果对互联网进行立法管理，我认为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是对互联网监管部门和执法人员的立法与管理，是划清网络谣言与监督批评的边界，是限制监管部门和执法人员自由心证的权力，是对监管部门及执法人员利用手中权力滥施淫威或徇私枉法等建立惩罚机制。
除此，若只对网民下手，单方面强化管理立法，算什么英雄？
来源：多维博客牛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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