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新
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 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的人群。我和程真、沙涛因最后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 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 “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
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后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一 三○卡车。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辗 在车轮下面。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辗加机枪扫一共死了十三个人。事后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横穿过长 安街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不足两米,但这时 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后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 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辗,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 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 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后又抛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 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后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当然不是全部)在 挥霍捐款时想到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 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留下终生残疾的。
(来源: 《六三之夜:谁开枪?》;责任编辑: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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