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是在搞“修正主义”吗？

【多维新闻】不久前，多维新闻转载了据称是中共智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在“共识网”发表的文章《我国尚未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该文对胡锦涛在中共建党90周年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然确立”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篡改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弊丛生也被美化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坚持；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旗帜，不是邓小平的旗帜，而是“修正主义”的旗帜。

这种观点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该文经多维新闻转载后，也引发了海外读者广泛讨论，支持、批评声都有，但总的来说，支持的声音要占多数。显而易见，无论在国内、海外，该文观点都有一定市场。

考虑到中国近年以来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累积的种种问题，考虑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解读，加上理论界素来存在广泛争议，以及民众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个极为宏大的命题，他的成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争论，允许质疑声音存在，既是社会多元和包容的体现，也是完善这个命题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不尽赞同王占阳教授的观点，但也不完全否认这一观点所具有的讨论价值。以王占阳教授文章的标题《我国尚未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其实我们也一样认为中国尚未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贯彻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也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些年来中国在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的问题，而且有很多问题，比如贪腐、专制、贫富差距、社会撕裂、特权思维、党政司法机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官僚作风、思想僵化和不思进取等都已经到了必须引起警惕，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但对王占阳教授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胡锦涛在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中国内弊丛生也被美化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主义”并非邓的旗帜，而是违背邓主张的“修正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旗帜；西方发达国家已脱离限权制度，并以普选制为基础，实现了民众的普遍幸福并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等说法，我们则很难认同。

先看第一个问题。胡锦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真的是把目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内弊美化成社会主义并予以坚持吗？

我们认为显然不是！无论在概念提出者的主观动机上，还是在该概念的内涵外延上，相信王占阳教授如果保持理智，就一定不会认同这个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的大会之上。事实上，任何人如果认真听取了胡锦涛的报告，都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次大会上，胡锦涛一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总结中共建党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甚至搬出“两个决议”来强调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错误问题，和中共历次大会上多谈成绩、少谈或不谈问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胡锦涛在讲话中告诫中共，“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四大风险”的提出和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一脉相承，说明胡锦涛对中共党内存在的危机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对党的弊病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怎么能将之归为对内弊的美化和坚持呢？

在现实层面上，我们也很难认可王占阳教授的这一观点。不错，中国产生了很多内弊，如本文前述，包括贪腐、专制、贫富差距、社会撕裂、特权思维、党政司法机关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官僚作风、思想僵化和不思进取等都到了必须引起警惕的程度。但这些问题到底是发展中的问题，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内生的问题我们先要明确区分。而中共，特别是胡锦涛本人对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也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作为中共总书记，我们很难相信胡锦涛会愿意看到中共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政党，更遑论他会有这种主观故意。

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告诉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一定要避免以己度人的“愤青”思维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结论。我们不能回避目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把这些问题“打包”一股脑儿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筐里去也一定不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我们对《人民日报》总结胡温十年是“黄金十年”的提法持保留意见，认为胡温十年的执政成果有待历史检验，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十年以来中共在领导社会建设中取得巨大成绩。站在GDP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观的历史高点而看不到脚下站立的土地是一种错误态度。

第二个问题，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主义”到底是邓小平的旗帜，还是违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的修正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旗帜呢？

王占阳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邓小平讲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把它改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责胡锦涛拿掉“建设”二字既没有任何说明和论证，将邓小平原本认为没建成且急需赶工建设的社会主义大楼说成已经建成，是“修正主义”，是将“一个改革的旗帜也变成了保守主义的旗帜”。

我们认为这是夹杂着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迂腐见解，这种透着书呆子酸腐味道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说话方式。

对于中共政治制度稍有认知者都知道，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理论工作和思想传承，绝对不可能不经过慎重论证就对邓小平理论进行调整。王占阳教授因为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就认为这一变动没有经过论证，和没有见到山就认为天下无山的主观唯心主义有何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事务都会有经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这一概念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而胡对“邓论”的这一调整可能就是使“邓论”更加适应时代需要的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宏大，一时很难讨论清楚，但任何无视客观情况的变化，固守成见，抱着老祖宗大腿过日子，其实就是机械唯物主义；不从全局着眼，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寻章摘句、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变化，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至于“修正主义”的说法，我们姑且不论它有多么古老和不合时宜。

仅仅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如果一定要冠以“修正主义”的帽子，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相对于前苏联革命的不同是不是一种“修正主义”？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胡耀邦在文革结束后主持的“拨乱反正”和对文革错误的系统纠正是不是一种“修正主义”？江泽民推出“三个代表”思想，适时扩大中共执政基础，为中共体制引入新鲜血液是不是也是一种“修正主义”？如果前面三代领导人都可以如此大搞“修正主义”而饱受赞誉，那么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胡锦涛搞“修正主义”又有何不可呢？

第三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脱离限权制度，并以普选制为基础实现了民众的普遍幸福并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王占阳教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能有这个认识，真的让人非常吃惊，只能让人感觉他根本就不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本质，也不了解西方社会的真实现状。相信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或政府看到这个结论也会忍不住检讨自己为什么辜负了王教授的信任，没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

王占阳教授文章发表的时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内生的弊病，这些国家正先后陷入一场危局。除了一些体量极小的欧洲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已经明显呈现出向下衰落的轨迹。当然，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过长达数百年的发展与积累，社会管理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可能一时难以撼动根基。但即便如此，不少国家的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已经受到明显冲击。如果这就是王教授说的“实现了民众的普遍幸福并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也罢。

作为学者的王教授应该明白，“三权分立”制度的根本在于“制衡”而不是“限权”，为的是防止某一政党或部门坐大影响到其他政党或部门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只是这一制度的附带职能，普选不过是保证这个制度继续运转的表象和形式。“三权分立”和普选制度互为表里，共同构成西方政治制度的框架和基石，是西方政治理念的精髓和基因，怎么可能因为其建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摇身一变成为“实现了民众的普遍幸福并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呢？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有很多问题，中共有很多弊病。但我们也要看到，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正越来越展示出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势力。中国还在继续崛起，因为要追赶和西方发过国家曾经长达上百年的时间差距，他已经这样向前跑了三十多年都没有停下来歇息。因为承载了将近十四亿人口，前进途中又充满了阻力，他的躯体一定相当疲惫，他的身上一定也充满伤痕、汗臭和污泥，但总的来说，他前进的脚步还算稳健，还依旧保持着惊人的速度。

我们有责任帮助中国医疗伤痕、去除汗臭和污泥，也有理由为这些伤痕、汗臭、污泥而皱眉，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伤痕、汗臭和污泥而罔顾基本事实，做出不负责任的结论。


(子牙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