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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習近平不滿胡喬木的兒子在網上曬照片

《明鏡月刊》記者 劉輝,蕭憲聰

  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在網上曬了一張習近平2006年從浙江回到北京,在浙江大廈請客的照片。照片可謂陣容強大:

  最前排左起:馬曉梅(馬文瑞之女)、馬曉力(馬曉梅的姐姐),楊李(楊尚昆之女)、姚明珊(姚依林之女、王岐山之妻)、陳元、宋彬彬(宋任窮之女),彭麗媛、王某、胡木英(胡喬木之女,胡石英的姐姐);

  二排左起:劉曉江(胡耀邦女婿)、王岐山、習近平、胡石英、張木生、傅楊;

  第三排左起:劉源、薄熙成、某某(已死)、秦曉、孔丹。

  知情者稱,照片中的男的都是北京四中畢業的。當年在這個學校上學的很多權貴子弟,都是經歷過文革的紅小兵和紅衛兵,當年天不怕地不怕,混勁十足,現在也是鋒芒畢露。某位響噹噹的人物成年後在酒桌上和秦曉大打出手,斥駡秦曉講普世價值。

  有政治觀察家認爲胡石英曬這張照片的目的是為了讓習近平對薄熙來手下留情。

  知名獨立記者高瑜就質疑,胡石英發這張舊照,是不是要喚起“髮小”們“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兄弟之情?

  儘管從學習小組時“毛主席”的政治含義就已經開始退色,一批“太子黨”至今仍在努力讓毛澤東在中國政治中有一席之地。當然政治觀察家們也懷疑,是否所有紅二代都對毛澤東有同樣的感情,特別是那些掌權的、如今身居高位的紅二代會有同感。

  習近平對毛澤東有何真感情先撇開不說,但他對熱捧毛澤東的胡石英曬自己照片的舉動非常不滿。

  https://pbs.twimg.com/media/BEBfFD_CUAATcoM.jpg:large
  胡石英曬的這張照片譲習近平非常不滿。

  知情者説,在《炎黃春秋》雜誌社2013年春節聯誼會上,一位“太子黨”對胡石英在網上曬習近平宴請舊照進行譴責並翻出當年胡石英詐騙被抓的舊賬,稱胡石英至今惡習不改,專門拉大旗做虎皮,僅頭銜腦袋上就頂了20多個。

  “習近平也對他曬照片的舉動十分惱怒,”這位“太子黨”說。

  指望習近平為自己“平反”?

  知情者説,當年,胡耀邦秉公支持有關部門對胡石英的調查,因而觸犯了一些元老,並導致他們對胡耀邦的不滿,也間接影響到後來胡耀邦的辭職。

  故事發生在1985年前後,當時中央領導人們的子女,大都已經開始利用自己父輩或家族的政治影響力,迅速響應並身體力行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其中胡石英仗著自己老爸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掌握新聞出版界的生殺大權,打著辦雜誌的晃子瘋狂斂財。

  1985年,其涉嫌犯法後,案件請示報告送到了胡耀邦案頭。報告寫到,因辦案人員不能進入首長駐地,無法調查取證,以致案件被長期擱置。報告請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與案件有關的線索,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偵查工作。

  當時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及萬里等人,沒有一個敢在這份報告上落筆批示。胡耀邦獨自批道: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

  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後,有關部門開始行動。考慮到胡喬木的身體狀況和承受能力,為了避免因突然情況而引發意外,中共中央辦公廳安排辦案人員,趁其到書記處開會時,前往其家進行搜查取證。

  當天,辦案人員從當事人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公安人員還帶走了胡石英。

  事隔一天,政治局開會,胡喬木提前來到會場,大發脾氣,厲聲質問:“為什麼抄我的家?為什麼逮捕我的兒子?”胡耀邦解釋:“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結論出來了再說吧。”

  繼而,胡石英因詐騙罪被北京政法部門立案審理,因其是胡喬木之子,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後才決定逮捕法辦,不過只被判刑一年半,隨即以“保外就醫”為名出獄——滿打滿算就蹲了兩個多月的拘留所。

  按照萬里當時的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說法,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們對胡耀邦的政治圍剿,還不至於發展到逼迫鄧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開的地步,特別 是當時的陳雲,雖然從來就沒有對胡耀邦真正信任過,但無論是在華國鋒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陳雲開始都是不贊成採取非常手段的。

  被抄家後,胡喬木曾分別和陳雲和鄧小平哭訴,自己這位堂堂政治局委員的生命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鄧、陳兩人雖然沒有當面表態要為胡喬木“討回公道”, 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覺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別是自己家裡已經遊走於政商之間從而迅速致富的子女們的安全,開始受到潛在的威脅,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據下面的舉 報,下令抄了胡喬木的家,明天就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這位曾經在萬里身邊工作的人士,形容當時的中共黨內老人一度鶴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他警告自己身邊人士和子女們:他胡耀邦這個 人,六親不認不說,還天不怕地不怕,你們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沒有辦法。日後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謂黨內生活會上,薄一波給胡耀邦羅列的罪狀之一,就是 他在擔任總書記這幾年,搞得黨內高層人人自危,極大地破壞了黨內安定團結的局面。

  六四前,這位知情者也聽到過從“陳雲同志處”傳出的消息,說陳雲在胡喬木狀告胡耀邦之後,雖然當面沒有做任何表態,但日後卻當著幾個中顧委副主任和秘 書長、副秘書長的面,評論過胡耀邦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大意是他們兩人原來的矛盾,並沒有超出正常的黨內生活範疇,觀點不同罷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員的 家,讓北京市的公安幹警進入中南海搞什麼“執行公務”,矛盾的性質就變了。喬木同志的兒子犯了國法,正確的作法應該是通過黨內正常渠道,先找喬木本人談 話,那怕是讓他在黨內就教子無方作檢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進到中南海,抄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家,這是來者不善。

  至於當時鄧小平在胡喬木被抄家的問題上曾經做何表示,這位知情者表示從未聽說。但當時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獄後,他身邊的嘍囉們曾經對外放風說,石英在“四人幫”當政時,是冒著掉腦袋的風險給小平同志送過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是不?(《明鏡月刊》38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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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聚会 习近平每月参加几次太子党小组学习

文章来源: 于


  未来的政治对决不可避免

  那么,红二代们有什么政治本钱,有什么政治实力来支持习近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虚张声势,甚至是自乱阵脚呢?

   梁京指出,红二代自改革以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初,红二代带头造反,带头贴大字报,带头组织红卫兵,带头抄家、打人,搞红 色恐怖,但是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发明的这些游戏的靶子,他们以施害施暴于人起家,结果是很多人被人施暴,被人加害。这个经历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转向,成为 支持邓否定文革,启动改革的支持者。于是,许多红二代又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他们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带头给外国公司打工,带头搞股票市场。但 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许多红二代们再度地失落了。绝大多数红二代根本玩不过温云松、刘志军之流。其中奥秘,就是红二代逐渐在权钱交 易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少,而他们的家世背景则容易招风,增加风险。更有一重文化障碍:红二代们像一切没落贵族一样,放不下架 子。
  

  千名“太子党”春节聚会。

  眼看着权钱交易的游戏蛀空了中共政权的全部基础,红二代如同文革梦醒那样,开始反思改革,他们要唱红打黑,救党救国。问题是,红二代普遍走向暮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正能量”,再折腾一回吗?

   “从这次红二代的大聚会来看,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红二代还是想要折腾一回,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至于他们折腾的后果,则难以预料。我相信红二代有足 够的能量打破现在中国的僵局,但打破僵局之后的形势如何发展,将不是红二代们所能控制的。”梁京说:“一种可能,就是僵局被红二代们打破之后,习近平成功 地调动中国社会各种积极的因素,建立起一种比较公平的权力游戏,把大局稳住,逐渐向法治和宪政民主过渡。另一种可能,就是红二代们像前两次那样,再次把各 种魔鬼召唤出来,天下大乱。”

  不管哪一种可能更可能,“红二代集体发声让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对决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比许多人预料的来的更快”。

   政治学者荣剑此前也指出,因为中共面临新一轮权力更替,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各方势力都出来发表政见,这是一个很好 的现象。不过,“红后”的普遍心声和真诚愿望,是不希望看到父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在他们手中丢掉,这不仅涉及理想、政治信念、阶级感情和血缘联系,而且 更涉及到利益共同体,涉及到“红后”的未来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朱景文毕业于红色贵族中学北京四中,也因此认识了很多这类太子党和“红后”。他说,一些“太子党”在文革中的经历是,从人上人跌到了人下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放弃了特权思想,放弃权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反省,而对自己的遭遇则念念不忘。”

  “学习小组”成员的习近平

  不管这群太子党内心真实的想法如何,无庸置疑的是,他们如今是一群有影响力和势力的人。党政军群等关键岗位上,遍是他们的身影,加之彼此间多年的相识、交往和攀亲,他们人脉广布,关系盘根交错,是一群能和习近平这种最高层的领导人接上头,说心里话的人。

  《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尚年轻的习近平曾经参加过中共高级领导人子女组成的一个学习小组。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学习小组旨在让这群太子们更好地了解时局变化。

  加诺特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其仕途发展过程中一直同那个学习小组的太子党们保持联系。

   这个学习小组的举办时间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学生的父母包括了当时中国政治中的所有重要人物——习仲勋,薄一波、陈云和彭真等。中共总书记习 近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解放军海军政委刘晓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陈元都曾是学习小组的成员。

  当时学习小组的召集人是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胡乔木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他文笔很好,有“党内一枝笔”的美誉。

  2012年12月26日,在北京纪念毛泽东诞辰聚会上,胡石英回忆说,学习小组的成员有习近平、刘源、王岐山,“他们每个月就聚会几次。”

  这个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活动由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负责人主办。因为坚定地支持薄熙来并且试图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该网站当年被关闭。

  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也是胡石英召集的学习小组的成员,他仍然同这些同学们保持联系。

  胡石英同他姐姐胡木英一起参加了这场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根据“乌有之乡”提供的胡石英在纪念活动上的讲稿,胡石英说,“我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

  胡石英说,“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明镜月刊》38期)

维基解密:美国外交官:解密中国的民族政策

2010-02-05 Viewing cable 10CHENGDU35, SW CHINA: MINORITIES DISCUSS PRC MINORITY POLICY

   作者:David E. Brown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大卫布朗)
    
    译者:维吾尔在线 (中文为维吾尔在线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退休的藏族共产党领导人杨岭多吉和西南民族大学的三名少数民族教授(分别为苗族、朝鲜族和藏族)在成都康俊举行的两次不同的 会议上探讨了他们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失望。苗族人类学家说,中国56个民族的定义基于中国的政治和民族研究。主导民族汉族是19世纪现代民族主义的产 物。朝鲜族教授很遗憾地谈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有60多年,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的资金投入到汉族聚居地区。知名的西藏退休官员杨 岭多吉与总领事谈论了在西藏地区执行共产党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一些不真正爱国和只关心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员倾向于打压诚实的批评者,使得民族关系更 加糟糕,他说道。从比较视角分析少数民族问题可以帮我们发现以下两种突出的问题:大汉族主义(汉族沙文主义)和官员滥用职权。
  
    三位教授讨论中的民族政策
  
    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三位少数民族教授(其中两个是副院长)在成都餐馆举行的与商人和Congenoff的讨论会上批判了中国的民族政策。他们分别 是苗族(赫蒙族)、朝鲜族和藏族。教授们说,西南民族大学隶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与西安附近属西藏自治区管理的西部民族大学不一样(注:汉语术语民 族(MINZU)可以翻译成英语nationality或ethnicity,然而,中国的民族是取决于政治并混合种族背景的不确定概念,所以一些外国学者喜欢直接使用汉语拼音MINZU。中国民族的制定数量是56个,这种划分会导致一些族群或团体和另一些族群或团体混合。例如,台湾的12个原住民全部被 视为高山族)。
  
    三位教授在分析60年来盛行在中国的大汉族主义问题、系统性忽略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对汉族地区的公共投资远远大于占中国面积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 等问题时出现了许多共同点。教授们指出,许多人很难将中国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区分开来,这是江泽民任位期间的突出情况,因为他促进使用了包罗万象的概念 “中华民族”即“中国民族”。
  
    朝鲜族教授说,吹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是错误的,只有对这些地区投资才是正确的,但其不应该被说成是给少数民族的礼物。他怀疑,当政府“派军队 占领我们的地区”时,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是这三位教授中最直言不讳的一位,他指出他们所看到的现象:90后大学生和80后大学生的心态有着非 常明显的区别(注:中国经常评论80后和90后,分析他们的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与出生在1978年前中国压抑时代的人有怎么样的区别)。他希望,这些学 生的心态化能进入到中国领导层,也能够延续到这些新一代能当上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那天。这位朝鲜族教授还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成为每个民族地区都能像香港 一样高度自治的联邦政府。
  
    苗族教授(人类学教授兼副院长)指出,汉族是19世纪出现的新兴概念,当时用来称呼反对满清统治的人。他还推荐了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有关此话题 的一篇学术文章(注:苗族教授在另一个场合跟Congenoff说,他对(CHENGDU 00000035 002.2 OF 003)文化侵蚀感到失望:外界控制苗族的文化,尤其是为了旅游业的发展而改变苗族习俗节日的本质内容及时间)。
  
    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
  
    三位学者请Congenoff谈一谈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Congenoff谈到了人们为争取个人权利而奋斗的民权运动以及美国印第安人在法律上 的特殊地位,而此集体权利是基于美国人和印第安部落之间永不会消失的的部落主权和条约之上的。学者们对处理少数民族权利的两种途径产生了兴趣:立足于个人 权利和立足于集体权利。他们推断出,在近日的中国,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问题上立足于个人权利可能会比现阶段立足于集体权利更加成功。
  
    四川藏学家批评中国民族政策
  
    杨岭多吉,藏族人,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他也在四川省藏学研究学会2009年12月19日的会议上严厉批评政府政策 的众多学者之一。他认为,将政治和宗教从教育和卫生保健分离开来(指“三个分离”的口号)是严重错误和不切实际的。他说道,和尚和尼姑也是中国公民,应该 拥有政治权利。让他们远离政治是在说他们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是错误的。修道院历来都是西藏教育和卫生保健工作的中心:试图让和尚和尼姑远离这些领域是对藏 族文化的严重误解,他争辩道。杨岭多吉补充说道,不能就因为一些僧侣支持分离而批评和否定所有的寺院,难道在其他汉族聚居地区,仅仅因为几个相关官员腐败 就要停止整个运输部门工作吗?
  
    杨岭多吉:正确履行才是关键
  
    在2月3日总领事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杨岭多吉说,共产党拥有明智的总方针,但细节的规定和正确落实有时不够。他说道,当心怀好意者与政府产生分歧 时,应该用友善的、合作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中国体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得用来压制人民的敌人。虽然胡锦涛是善意的,但其手下的一些人会被自己的个人利益或 团体利益受到影响。有些人可能不太爱国或不会真正考虑到全体人民的利益。他提到,在四川省甘孜州,当地政府在“三个分离”政策(包括将宗教跟教育和医疗保 健分别离开来)的影响下,关闭了被修道院管理的一所学校,这引起了当地群众极大的不满。他让四川省党委会干预之后,学校才得以重新运行。
  
    一月份,中国高层领导人召开的第五次工作会议,更加强调改善藏族人的生活条件,减少西藏各地区之间的投资差距。杨岭多吉说,执行第五次工作会议的 结论将是关键。如果近期三天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方针被应用,CHENGDU00000035003.20031这将成为胡耀邦在上世纪80年代 召开长达一个月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对藏人最重要的大事,他感觉到。多吉补充说道,西藏工作会议的重点在于西藏自治区,而非中国其他一般的藏族地区 (注:在中国西藏自治区被简称为西藏,在中国的出版物也被简单的翻译成Tibet(西藏),而另一个词藏区则指中国所有的藏族地区)。当西藏工作会议的重 点持续放在藏族自治区的时候,其他藏族地区的问题日益突出,因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发展差距太大了。80多岁的退休官员多吉没有出席座谈会,但和其他 出席的人有密切联系。
  
    中国的媒体宣传杨岭多吉赞美当的政策
  
    一月份,中国媒体的一篇新闻报道称杨岭多吉高度赞扬中国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评语:显然,这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虚假报道,它们曾经在2009年对成都记者采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报道造过假)。
  
    评语:中国少数民族有着许多不满
  
    从这些教授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少数民族有着很多相同的怨气。例如,将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著名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分析的维吾尔人遭到 的不公待遇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怨声比较,维吾尔人的怨气根本上和藏人的差不多。藏族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跟伊力哈木·土赫提讨论的维吾尔问题很相似。中国藏区 的问题:语言、教育、从主体民族汉族得到更多的尊重以及在跟外来移民的竞争中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种族主义是房间里的大象
  
    在中国,种族识别标准不是肤色,而是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跟其他以肤色作为民族标记的国家相比,在中国更容易通过“传递”民族身份来成为主体民族。 尽管如此,基于那些民族标记的自卑感和优越感也比较强。虽然毛泽东在他的著作有时谴责大汉族主义,但中国的主体民族很少会关注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反而,他 们指责少数民族的不满和抗议是来自于“境外煽动”,认为那些“境外煽动”影响本来幸福和满足的少数民族。 四川藏学研究学会的学者进行大胆地批评,认为中国的政策和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态度造成了这些问题。中国官员宁愿忽略政策的失败如何让少数民族失望,也不喜欢 听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此语境中,“星星之火”可以理解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爆发。
  
    本文来源:维吾尔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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