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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6日星期二

習李運用權力更為自如

習李一周年 樹立實幹形象

王正緒

网易被删文章:《青岛爆燃舆情》一出最悲的悲剧,充满无耻笑声

青岛燃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52。随伤亡数字攀升的,还有公众内心的悲伤和愤怒。诸多信息显示,事故背后有人祸,谁该担责?

    一

    67岁的老舍,被红卫兵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跪在焚毁文物的大火前,受皮带、木刀轮番殴打,有人哄骂。老舍冷静得出奇,第二天在太平湖公园坐了一天,次日凌晨,有人从湖里捞出了他冰冷的尸体。他曾说: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这三日发生在黄岛的爆燃事故就是这么一副情景。

    22日凌晨2时40分,中石化青岛开发区输油管线破裂造成原油泄漏,流经地下雨水涵道后入海。22日10时30分左右,雨水涵道和输油管线抢修作业现场相继发生爆燃,沿线道路路面严重受损,并引起流入海湾原油燃烧。

    死伤人数还在增长,但丧事俨然已被办成喜事。

    二

    23日晚,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对媒体说:“我和中石化的全体员工都感到万分的悲痛,对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也向青岛市人民表示歉意,向全国人民表示歉意……将尽快查找事故原因,给全国人民一个好的交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问道:如果是私企引发青岛灾难,老板现在应该进去了吧?

    @月皓心迟:央视早就出来严厉谴责了吧?

    何兵回应:老板戴手铐在央视认罪服法。

    作为共和国长子,中石化掌门人当然不会身陷囹圄。

    但24日16时21分,新华网转发人民网文章《中石化青岛漏油至爆燃7小时内未通知及疏散民众》,这是事发后,央媒第一次正面追问。原来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青岛。

    据@人民日报:24日下午,习近平在山东青岛市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和山东省关于“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处置情况的汇报。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汲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彻底排除隐患,坚决杜绝此类事故。

    这本是国家最高层面对事故的介入。各方小心谨慎,孰料青岛官方传声筒掉链子了。

    据@青岛发布:今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大附属医院黄岛分院,亲切会见参与“11·22”中石化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爆燃事故伤员救治的医护人员,对参与救治的全体医护人员致以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总书记对他们发扬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叮嘱他们劳逸结合,科学调度,再接再厉,夺取最后胜利。

    请注意,@人民日报 的内容中规中矩,正气十足,符合国家级喉舌本色。反观@青岛发布 谄媚无比,形容词叠加,尤其是“夺取最后胜利”令人反感。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艾特了 @新华视点 ,可惜后者不领情,没有转发。

    @南都评论:灾难就是灾难,事故就是事故,当务之急是抢救,但防止“再来一次”的根本途径,却在坦诚检讨,严厉追责。必须严格落实习近平主席“抓紧调查处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要求,也要防止又把一个惨烈的人为悲剧演变成“夺取最后胜利”式的庆功。

    事实上,@青岛发布 只是遵循了青岛官方一以贯之的手法。

    三

    当网络上群情鼎沸,23日的青岛媒体却集体失声。

    @摆古论今:要有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够面对47条鲜活的生命,几十户家庭的悲剧——选择性失声!作为媒体人,你们对得起流血的青岛吗?对得起那些无辜的亡灵吗?

    24日0时24分,@蓝鲸财经记者内参网 :半岛都市报官微已换成黑灰色,据小鲸获悉,半岛旗下报纸明日会以总计30个版面报道青岛输油管线爆炸事件。

    很遗憾,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较于23日的集体沉默。24日青岛媒体的表现更是堕落到底,当日报道部分标题如下:

    《集结令下,急赴现场》,《排队献血,爱暖寒冬》,《最佳医护,最好救治》;《昼夜鏖战,击溃死神》,《钢铁之躯,搭生命梯》,《住安置点,如家温暖》,《官兵做饭,百姓喊香》……

    @袁裕来律师:请问,青岛发生的是悲剧吗?你看得出来吗?

    @洛之秋:“官兵做饭,百姓喊香”,这个灾难新闻的标题应该进入中国新闻史。

    @新周刊:事情就是这样,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件丧事最后给办成了一件喜事。

    如凤凰网所总结,灾难发生后,灾难报道的正确路数应是:勘查灾难现场;寻找目击者;安慰死伤者家属;拜访“有关部门”;绘制现场示意图,制作视频,说清楚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告诉人们事故到底有多可怕;刊登每个死者的头像,讲他们的故事,让他们像个人,而不是一个数字;试图挑战这样的“天问”:那些无辜遇难的市民,难道仅仅因为运气不佳,就要遭受如此飞来横祸?

    但当地媒体一反常态,敢于抒情,及时抒情,率先抒情。

    大众网总编朱德泉在陈宝成事件中有卓越表现,昨日再度粉墨登场,发微博【敢当微评:力量在泪水中迸发,青岛在伤痛中奋进】民之伤,城之殇。突然的灾难让人心手相连:这座美丽城市的肌体从此多了一道永远的伤痕,也必定在注入一种遇挫弥坚的精神基因!因为,力量总在泪水中迸发,信念总在悲奋中凝聚。青岛是所有青岛人的青岛,青岛人是全体国人的国人:我们挺你,青岛奋进!

    @姜雁航:把丧事办成喜事,坟冢里能唱出赞歌。再大的灾难,都可以成为官方作秀的舞台。至于死伤的人民,渎职的官员,都被掩藏在喧嚣的背后,沉淀成遥远的背景。青岛的灾难,仍然是这邪恶的继续吗?

    @于建嵘:象朱总这样的人,全身上下都是正能量;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要把颂歌唱。威武啊!

    @作业本:xx挺住!xx不哭!xx加油!xx坚强!xxxxx你大爷,这不是地震,不是洪水,青岛也不是灾区,别往天灾上引,这是人祸!是人祸就该立即追责,死了47个怎么挺住?炸成这样还不哭?还忽悠人们要坚强要加油,怎么坚强怎么加油?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键是救灾,让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这些保证了,社会有序了,再总结精神奋进不迟。

    四

    当青岛媒体被万夫所指时,有论者则对之报以同情之理解。

    传播学者,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就青岛爆燃事故观察如下: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往往比较擅长信息闭圈的传播管控。若事故发生在街头,社交媒体时代透明直播时,多部门博弈之下的隐匿冲动就会延误最佳应对处置之机,从最近两年的高烈度舆情可看出,央企和地方政府双主角混搭,烂剧本上演,若伤亡惨重抑或环保风险巨大,受众就会怨气难遏地扔鞋。

    时评人毕殿龙认为,黄岛爆炸青岛媒体遭非议皆因情绪投射。这除了青岛本地媒体在处理该事件时候,太过谨慎,没有更为有效彰显与爆炸相关、公众相关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场事件处理方式期待的一种投射。青岛媒体只是代受其过而已。

    23日青岛几家本地媒体,因为头条多是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头版大图为其他不相干的图片,与外地个别媒体的处理相比,明显不够醒目。尤其是对伤亡人数没有在显要位置给予标示。这让很多网友认为该党媒体对该事件报道和处理的轻忽和漠视,故而引起热议。

    《半岛都市报》首席评论员杨祥玺 :当惨剧发生,本地媒体人的痛苦、无奈、抗争、愤怒、委屈和悲哀,又与何人说?我们和骂我们的读者一样,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也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光荣着她的光荣,悲痛着她的悲痛,今天,我们面孔冰冷,呆板平静,而我们的心,其实和所有人一样汹涌。我们不是靶子,我们是手脚暂时被捆住的朋友!

    @连谏:其实青岛的媒体前沿人都是好样的,媒体上发不出来,是因为他们身不由己,他们不过是媒体这块田里的雇工,不是媒体的主人。

    作家叶兆言转发了这条微博。

    但毕殿龙认为无论外界如何干涉,媒体人都应有智慧、有担当、有方法表示自己的专业和哀悼、愤怒情绪。即便够不上全国黑报头,本地新闻是够的。大幅照片和各地关怀应体现不能两眼盯着上级指示干什么,而要报道当地干了什么,和干到了什么程度。故此,新闻专业缺失,对生命的尊重漠视、对职业的阵地失守。

    五

    自甘舔菊也好,无奈龟缩也罢,青岛本地媒体铁定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幸好,国内其他媒体则集中问责。

    《国际公关》原常务副主编丁来峰称:凌晨3点发现油管泄露,到上午10点35分发生爆炸,期间7个半小时,有足够的时间通知紧邻管道的居民,疏散人群。如果做了,根本不可能发生伤亡几百的惨剧!52条鲜活的生命也不会逝去。中石化公司和青岛市政府必须给出不通知、不疏散的理由!

    《新京报》就青岛“中石化黄潍输油管线爆燃事故”提出5大疑点:1、漏油为何轻易进入市政网络? 2、输油管道为何紧邻居民区? 3、#漏油至爆燃,地方政府为何7小时未疏散民众,避免悲剧发生? 4、漏油发生后,中石化为何未第一时间报告海事部门? 5、中石化10月“安全大检查”,为何未能消除输油管线隐患?

    这其中,财新网的调查最为深入。@财新网:早在两年前中石化已经意识到旧的石油管线已经存在隐患,改造就是为了消除隐患。但是,根据财新记者采访了解,东黄复线改线工程部分标段的环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至今未能正式动工。

    此外,@财新网 提出爆燃事故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第一,究竟是哪条管道发生的泄漏,是1986年投入使用的东黄复线,还是今年8月刚刚竣工的黄潍线?究竟什么原因使管道发生了泄漏;地点不清,原因不清,处理过程不清,事故责任不清,企业和政府各执一辞,令人犹为困惑。

    24日下午,@21世纪经济报道 引用《长江日报》一篇旧文,提出11月22日发生在青岛市黄岛区的“中石化输油管线燃爆事故”,暴露出了项目前期规划,以及事故发生、处理过程中,央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问题。再一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央企与地方的关系”。

    在这篇写于2011年的旧文《央企与地方关系应依法而治》中,《长江日报》评论员李建华认为一直以来,央企和地方的关系比较微妙。当央企与地方在某个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往往互相拖延,僵持不下,即便这个问题给当地民众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关系到当地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也难有进展,或者往往只有等待更高层级的权力介入。这无疑是不正常的现象,人们从中可以窥见社会治理的某种状态。很多事例都说明, 解决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事业单位的争端并没有完全走上法治轨道,仍然习惯于用权力来解决争端。

    六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黄岛却是一个例外。

    据凤凰网,1989年8月12日.中国石油总公司胜利输油公司黄岛油库发生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大火燃烧了104个小时才完全扑灭,烧掉原油36000吨,烧毁油罐5座,死亡19人(其中包括10余名消防队员),直接经济损失3540万元。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油库爆炸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极为挂心。中南海与黄岛即刻搭起一条“热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连三次给青岛打电话,关切地询问灾情。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火灾的第二天飞赴黄岛火灾现场,指挥灭火。

    经事故调查确认此次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非金属油罐(半地下混凝土油罐)本身存在缺陷,遭受对地雷击,产生的感应火花引燃罐内的油气所致。

    进一步分析深层次事故原因如下:(1)黄岛油库库区建设忽视消防安全要求,储油规模过大,生产布局不合理。(2)混凝土油罐先天不足,固有缺陷不易整改。(3)消防设计错误,设施落后,力量不足.管理不严。(4) 油库安全生产管理存在漏洞。劳动纪律松弛,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也都构成事故隐患。

    @十年砍柴:24年前黄岛油库大爆炸,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依然震动全国。

    @新京报:青岛燃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52。随伤亡数字攀升的,还有公众内心的悲伤和愤怒。诸多信息显示,事故背后有人祸,谁该担责?除中石化董事长象征性道歉外,未见相关官员对无辜的生命有所歉意、主动担当。官员的闪躲姿态,让人心更寒。追责,是抚慰。

    @作家-天佑:建议在青岛爆燃遇难者头七的时候,将此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致哀。不仅是要向遇难者致哀,同时提醒全国的央企要注意生产安全。

    他的这个建议被网友给解构了。

    @张洲:根据我国现状,半旗这个事实有难度,因为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你给青岛降了不给玉树降不好,不给动车降也不好。而一个国家动不动半旗动不动半旗在国际上很没面儿的。

    @唐宋古风:如果都要求半旗,恐怕这旗多半年都升不起来了。

    24年后,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们实在无话可说,唯如一位网友所祈祷:我亲爱的人儿,请你安息,来世金戈铁马也不愿如此。

辛亥百年,弗兰西斯•福山纵论中国历史政治

作者: 伍国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民主(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美籍日裔政治理论家弗兰西斯•(Francis Fukuyama)以一篇《历史的终结》和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著名于世。他在东欧剧变之后慨然宣布欧美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终极性的胜利,其论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持久的争议。十余年后,福山从位于美国政治核心地区的东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跳槽到西海岸斯坦福大学,其学术兴趣也更多地从政治学者热衷的构建理论模型和预言未来转向一种历史的路径,即追根溯源,经由发掘各种政治秩序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初缘起和历史演进,推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福山现在更像一位政治思想史家,尽管他最终还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提出自己的理论。他的最新成果,即是由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2011年4月推出的五百页大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这本书中,福山关注的要点仍是西方学者惯常探讨的的核心问题:国家政权(state),全书的结构即围绕“国家之前”,“国家构建”,“法治”,“负责任的政府”这几个论题展开。“国家政权”(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是福山分析人类历史上各类政府的三个基本指标。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在这部新书中以极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功能,并对中国这一个案给予了较为谨慎和持平的分析。

关于历史上国家制度的起源,福山认为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欠准确的,因为国家本质上是具有强制性且等级森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山完全否定托马斯•霍布斯关于早期人类个体相互残杀,因而需要国家(利维坦)作为个体人之间建立的理性契约的理论。他断言,人类从来没有以个人状态存在过,也从来没有刻意自我组织,因为人类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只有在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后才开始进行有意识的组织。在笔者看来,这一强调人的社会性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的论断倒是颇有相通之处(《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福山还评述了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型国家理论。魏特夫在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墨西哥这些非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传统归结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催生,维特夫认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才能管理这类需要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社会。福山对此提出的质疑是:大多数人类早期的水利工程都是小型和本地的;大规模的工程,如中国的大运河之能够建成,恰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的结果而非其起因。福山认为,马克思把中国和印度一并列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注:正是这一理论影响了维特夫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印度体制化的教士阶层和宗族势力对国家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中国则不然。

福山把中国看作人类历史上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一个“范例”(paradigm),并指出很多“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才具有的要素,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具备,比欧洲早了一千八百年,然而中国在发展国家机构方面的前驱经验却极少为西方关于政治发展的论述所重视。福山对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的定义,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上,即现代国家意味着一个由集中统一的科层化行政制度管理的较大量的领土和人口。福山认为,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非个人化、以业绩为基础的官僚任用制度,远比罗马帝国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是所有文明中最早发展出现代国家制度的。

福山把早期中国国家政权看作一个“早熟”的出现,因为这个政治和管理上的“现代国家”的建成和巩固远早于其他的社会要素,诸如世袭和占有领地的贵族,有组织的农民,植根于商人阶层,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的城市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对军队的掌控则远超过罗马帝国,以至于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出现。中国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欧洲的入侵所挑战。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过早成熟?福山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战争。首先,福山认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一样,经历从部族(tribe)、酋邦(chiefdom)到国家(state)的过程。福山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早期国家,是在西周时期奠基的,此时的中国处于部族和酋邦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父系宗族关系极为发达的社会,周代的诸侯国都是家族集团,在父系宗族间的不断征战中,国家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韦伯所指的那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出现,而其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战争。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世袭贵族传统悠久的文明的重要特征:任人唯贤(meritocracy)在福山看来并非是一种文化常态,而是为了在战阵通过状态下为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他进一步推论说,任人唯贤的提升制度首先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队中,然后才扩展到政府官僚体系。同时,供养一支常备军本身就增加了对支撑其运转的官僚体系的需求,转而为“士”阶层的上升提供了历史机遇。战国时期的秦国被福山看作“现代国家”兴起的典型例子。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实质,在福山看来,就是在战争的驱动下,以非个人化的国家统治取代旧有的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威和土地制度,这一以“国家”冲击和取代“家庭”的思想趋势贯穿后来的儒法之争,乃至毛泽东所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改造。

在福山关注的现代政治制度三要素中,他不断给予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构极高的评价,但是福山对中国历史上法治(第二项)的地位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以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为参照,指出在这三个文明中,法律都具有超越的,独立于国家的,及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地位,世俗统治者必须受制于法律。在世界几大文明中,这一意义上的法治唯独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二十世纪末的台湾。在中国,法律仅仅是把统治者的命令编纂成文,法律所反映的只是统治者本人的利益,而不是治人者和被治者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也不具有超越性的权威。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但是福山指出:没有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应当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制约,于是,对皇权的制衡只有道德一种。然而福山也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即统治者应当照顾民众的利益这一观念把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则引入到中国,即他列举的三项原则中的第三项。在这一方面,福山似乎给中国政治打了一半的分数。一方面,统治者由于天命理论和儒家民本思想影响而在原则上和道义上承认应当对被统治者负责,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政府责任并不是正式和程序性的,而是基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感和官僚集团的道德压力。福山再次强调指出,相比其他世界文明而言,古代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但是他也指出,一个没有法治和责任的强大国家将走向独裁,它越是制度化和越现代,其专制也就越加有效。

由于对中国国家政权责任感的部分承认和对皇权和儒家官僚相互制衡的认可,福山明确认定中国古代国家性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极权(totalitarian)国家,而是威权(authoritarian)国家。由于其管制的有效和精密,他甚至把中国国家政权称为“高素质威权政府”(high-qualit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这一模式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福山认为,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取代了过去皇帝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并监督着管制人民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该官僚体系的素质尤其在其上层是比较高的,因此它能够带领国家经历1978年以后奇迹般的经济转型。在他2011年初针对中东茉莉花革命写的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福山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回应危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将有效阻止这类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因为中国式威权主义的素质远高于中东国家。

宗教在中国的地位也是福山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论及中国法律的时候,福山已经指出,中国法律不具有任何宗教性,而中国宗教本身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共识,而是更多地成为社会抗议的思想基础。国家从不认可任何高于自身的宗教权威,并很容易地控制业已存在任何宗教团体。福山谈到了中国的天命观,认为,天命的获得既不需经过选举,也不需要宗教仪式的合法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教组织可以代表上天把天命授予统治者,就像教皇加冕一个国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天命不过成了军阀们权力争斗之后胜者的自我加冕和对既成事实的追认(after-the-fact rectification)。

福山对中国乃至全球历史的分析,受到其导师塞缪尔•亨廷顿的极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亨廷顿在其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的“政治衰变”(Political decay)理论。亨廷顿曾经挑战现代化理论的进步史观,提出政治衰变的发生并不少于政治发展,政治秩序的获得只是多种社会力量在一定阶段取得平衡的产物,一旦平衡不能维持,政治衰变就会出现,直到出现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来重建秩序。福山以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指出,汉代的衰落就是曾经强大的国家权力被贵族精英攫取和中央政府持续弱化的过程。西汉中央政府曾经采取偏向农民而非大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策,但后来遭遇地主集团的抵制;东汉末期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弱化导致董卓,曹操一类军阀的兴起;环境灾难和瘟疫。其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国家政权不断重新整合,强化,统一,再衰落,再强大的历史。

在全书的结尾处,福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而又举世关注的问题:今天中国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管理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可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而完全不要法治或政府责任?因增长带来的社会动员会不会被威权国家所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远大于社会力量的制度会不会迎来民主?作为关注自由民主体制在全球命运的学者,福山认为第二个问题尤其关系到自由民主体制的未来。在笔者看来,中国在民主和法治缺失的状态下保持数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维持政治稳定,不论其奥秘,代价和前景如何,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当下事实的确给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它促使曾经在二十年前断言历史已然终结的福山反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内在的缺陷和有限性,正如福山所言:“尽管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或许被看作最具合法性的政府形式,其合法性其实取决于它的表现。这一表现又决定于它在强有力的国家行为和各式各样地个人自由之间维系的平衡。”福山以中国为参照反观西方,认为二十一世纪初叶现代民主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很可能就是国家的弱化,例如美国已经很难严肃处理与保健,社会安全,能源相关的财政问题,利益集团在阻碍削减开支和增税的计划,而分权制衡这一西方经典制度则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在福山看来,美国已经出现了政治衰变的征兆之一,即制度僵化(institutional rigidity),这无异于新世纪的警世之言,其拳拳忧(美)国之心可鉴。但在肯定中国制度具有高素质、灵活性和丰富的历史资源的同时,福山仍然对中国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制度化的现代政治责任(在福山的其他表述中,直接使用民主——democracy一词)的缺失,使得中国历代政治体制都无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中国式的威权体制要求自身必须不断地产生好的领导人,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在一个“坏皇帝”的统治下,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福山的观察和分析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政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段都具有超强能力,不仅在历史上过早成熟和完备,历经多次衰变后不断重建和巩固,在当代的表现——尤其是推进和保持经济发展方面——也颇有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之处,然而,只有在法治和政治责任这两大软肋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以后,已经足够强有力的政府才可能受到制约,中国也才可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政治责任则必须从传统的天命观,儒家民本主义乃至“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道德理想切实转为现代的选举和宪政制度。

来源:民主中国

2013年11月25日星期一

薄熙来余黨反撲,李俊企业遭围困

姜维平

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近日,扬名海内外的重庆俊峰企业,因为薄王倒台而绝处逢生,但李俊还在逃亡,冤案未获平反,11月17开始至今,又遭到一些购买“香格里拉”楼盘的业主的围攻,表面看是维权抗议,实际上是薄熙来余黨,沙坪坝区公安局“091专案组”人员在背後操控的一次猖狂的反撲,从现场拍摄的一组照片看出,他们是在借延期交房产生的经济纠纷,制造事端,大造声势,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翻案,其中一张照片显示“政府”與此事有关,在三辆並排摆放的小汽车上,有人掛上了横幅,写着:“感谢政府打击土豪恶霸”,显然,这里的“政府”指得是薄熙来当权时的官僚,並非孙政才领导下的重庆市委市政府,因为不久前,李俊企业被没收的部分资产已返还,一度被“091”抢去的公章已退回,部分被“取保侯审”的李俊亲友已获释,俊峰走上了自主经营的发展道路。

但是,由于薄熙来的余黨黄奇帆,李剑铭等人还掌握大权,架空了市委书记孙政才,沙坪坝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刘克勤等人还在四处活动,他们抵制李俊企业的申诉,重庆法院对所有的蒙受不白之冤的民企态度暧昧,薄王“黑打”罪行未受到清算,其干将王浦等人还未抓捕判刑,故他们依然在背後,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不断搞事,近日在網上串联的所谓“香格里拉”一百多名业主,就成了薄熙来余黨的马前卒,他们雲集到重庆沙坪坝区的石井坡216号,即俊峰置业公司售楼处附近,故意堵住交通要道,拉出横幅,高喊口号,阻拦购买房子的客户,恐吓企业工作人员,已使正常生意受到影响,双方矛盾加剧,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发”之势,重庆消息人士说,以前如发生类似情况,公安人员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厉声制止,但这次却特别奇怪,沙坪坝区公安在长达近一周的时间里,先後派出50多名干警现场观战,却貌似中立,不仅允许他们鼓噪抗议,而且下令不许俊峰售楼处的保安员抢夺他们的横幅。

显然,按照中国的法律条文,业主们有和平抗议的权利,政府应当批準,並设置方便的区域,规定时间和地点,更不能阻碍交通和干擾企业生意,但有证 显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没有提出申请,也未获得沙坪坝区公安局的书面许可,以前这種情况,绝对在他们严厉镇压的範围之内,但这回却得到了默许和暗中支持,重庆消息人士说,示威人员情绪激动,站在 售楼处50米左右的地方狂呼乱叫,却没有冲击办公室,这與薄王刚倒台时另一处楼盘“龙凤雲州”承建商的做法不同,其表明,它是一次精心组织和策劃,並吸取以前教训的,有业内人士指点的非法集会,他们知道,已完工的俊峰置业公司另一楼盘“香格里拉”的销售工作是企业生存的“命门”,现在,即然薄王“黑打”已遭上级制止,他们无法继续公开地整肃李俊的企业,只有用这種“借刀杀人”的办法,阻断民企的财源,搞臭他的名声,让他们自消自灭。

以前,笔者曾写过多篇有关俊峰企业的文章,李俊曾表示,由于薄王“黑打”,他们没有按期交房,造成一些业主的抱怨和不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走法律程序解决,即,业主起诉到法院,法院该怎么判,俊峰都接受,实际上已赔偿了上千丌,同时,李俊也请求政府,依 薄王作恶的实际情况,加以协调,类似“龙凤雲州”的经济纠纷,就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沙坪坝区建委领导功不可没,而“香格里拉”再起风波,实在不合时宜。 称,“香格里拉”是重庆“钻石地带”的精品楼,现已入住20多户,另有100多户正在装修,如果延期交房都要赔偿,需要2700丌,俊峰刚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经济上十分困难,哪里有这么多钱?何况还要养500多名员工,再说,薄王“黑打”造成的损失,为什么要由民企代人受过?政府应当通过可行的途径,召集业主们开会劝解,让他们知道延期交房违约的原因,而不应当以此为理由,拒交物业费和小区停车费,更不应当鼓动他们闹事和激化矛盾。

重庆消息人士说,出现公安暗助业主抗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薄王判刑後的遗留问题太多,至今“黑打”不算罪恶,没有得到清算,使一些当年参與抢钱的公检法人员深受鼓舞,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李俊,把他的企业还当成“黑社会”,对他们的正常生意经营活动,千方百计地干擾和破壞,一是银行不给贷款,二是当地官媒不正面报道他们,甚至也不转发《中国经营报》的文章,三是不接受他们的正常申诉和控告,四是不邀请他们参加有关民企的一些重要会议,五是不把真相如实地上传下达。总之,沙坪坝区公安局,依然在薄熙来余黨的操控下,正在观望业主围困俊峰,让他们之间内斗,等斗出了流血事件,再嫁祸李俊,说是海外敌对势力搞事,这一阴谋家策劃的闹剧,正在重庆上演,恰好说明了,中共18届3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民企的安抚和肯定,已成一纸空文。

在笔者看来,薄王死罪却在秦城颐养天年,重庆“黑打”冤狱成灾却久拖不翻,这都是历史的失误,它不仅留下了“二次文革”死灰復燃的“灵魂”,而且还留下了社会动荡的组织基础,官媒又封锁真相消息,而使重庆與论雲山雾罩,老百姓找不到北,之所以有人懷念薄熙来,王立军,“女薄粉”王铮还成立了“至宪黨”,公开为其涂粉抹脂,是因为薄熙来的“骗局”远未揭开,当年跟随他“黑打抢钱”的干将大有人在,眼下,不断制造不和谐声音的沙坪坝区公安局,就是其中的一个“窝点”,近日的围攻民企事件,也许还会闹出更大的事端,但是,以往5年重庆事变历经波澜,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已充分说明了,权势者不论多么疯狂而绞尽脑汁,都改变不了社会前进的正確方向,我坚信李俊一定会有尊严地返回家乡,俊峰不是“黑社会”,“薄王黑社会组织”成员黄奇帆,李剑铭,刘克勤等人必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2013年11月2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丌维读者網》11月24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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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一段话暴露购买美国国债真实意图

作者:嘉康

      2013年9月8日,原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张小泉2013中欧校友年度人物评选启动仪式暨“公共外交:企业家 的职责”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公共外交-企业家的职责>的演讲。其中关于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的部分摘录如下:

     ……从国家战略讲,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怎么办,我们没法办,银行里存着没利息,中国银行里存着没利息。拿出去吧,只有拿出去,拿出去还 吃人家点利息,叫作美债欧债。但是美元欧元在贬值,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一块儿贬,毫无办法。说你拿回来,拿回来永远没有利息,再说还有政治问题,大家说美债买那么多,现在拿得回来吗,拿回来就是两国关系问题,拿不回来了,但是你利息是必须给的……


      上述内容根据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2013年11月23日下午13:00的中国经济论坛节目视频记录。

      这段话真实暴露了走资派统治集团明知买美国国债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却仍然坚持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去孝敬美国主子的意图-讨好美帝,中国真的富到了有钱无 处用一定要把钱送给外国的地步了吗?那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来搞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呢?难怪那些头目的子女在美国读书享受全额奖学金,他们凭的不是自己的优秀,而是父母对美国的贡献。

傳出多份中央「深改組」的名單

雲上風

中共18屆三中全會,其實最受關注的不是改革,而是機構。這次中共全會宣布設立的是兩個機構,一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個是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前者簡稱「國安會」,負面評價如潮,後者簡稱「深改組」,正面期盼甚多。

「深改組」不僅被人們寄予期望,在地方也出現響應之風。大到政治中心的北京,小到改革前沿的東莞,都先後宣布,要設立地方的「深改組」,其共同理由之一,都有「確保各項改革有序推進」這麼一條。而大多數決意設「深改組」的地方,也決定由其為地方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意見和辦法,制定各項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作為牽頭機構,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畫。

當然,真正受到重視的,是那中央的「深改組」如何組建,由誰擔綱,又如何行事。

目前傳出多份中央「深改組」的名單,其中一份說,李克強將任「深改組」組長,而副組長包括張高麗、汪洋、劉延東、馬凱;秘書長是中財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等。

這份名單,太簡單也太令人看不下去,因為除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的安排外,這也就是一份國務院總理理副總理的名單,這對未來的改革來說,不僅沒有理論意義,也沒有實踐用處。所以,這名單如果不是假東西,就是爛東西。

當然,另一個爭議點,是這「深改組」應該由誰來擔綱。因為還有一種傳說,是習近平要當「深改組」組長,由此李克強被排斥在搭配權力之外,所謂「習李體制」,不是結束傳說,就是解體。但關鍵問題在於,未來的「深改組」倒底是政府機構,還是中共黨的機構,這決定誰來擔綱。

来源:世界新闻网

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习近平有点傻大胆 不怕中国出事

文章来源:明镜网 习近平接掌中共大权半年多,他极力鼓吹的“中国梦”渐渐露出端倪。正当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庄园会”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国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举行第二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的十馀位学者,再次将习近平及其政策走向,当成“会诊”的对象。 张艾枚:听了国巍讲的,有一个感觉:中国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国巍刚才提到的:习近平本人的因素。他没有能力,过去不想干。 关于习近平的能力问题,十八大之前,大概在海外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这个情况,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突出;过去不想干,想干就是想当刘邦、刘秀、刘备,这是很有意思的信息。现在看,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现代“刘邦”的萧何、张良、韩信这些人对“刘邦”打天下坐天下所起的作用,桃园结义中的兄弟对“刘备”所起的作用…… 因此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习近平起作用的是哪些人?王岐山、刘云山、刘源,对他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据称“七不讲”、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本人,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出笼的? 另一个是,刘源的新民主主义,与习近平的理论自信又是什么关系?刘源因为整垮谷俊山,很是红火了一阵,他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军内大贪揪出来,海内外瞩目。但是后来因为他与薄熙来的关系,居然连军委委员都没有当上,很多人为他可惜。但是今年海外又盛传,习近平重查谷俊山,所以刘源有可能重新返回政治舞台中心。我们从《阳光时务周刊》看,刘后来搞了一个“新民主主义2.0版”,据说参考了阳光卫视负责人陈平的主意,左派和右派达成了协议,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建议都塞进去了,那么这个“新民主主义2.0版”与习近平的理论自信是什么关系? 郑国巍:最近知道,习特别喜欢跟那些“红二代”的哥们儿侃大山。我听说,他对夸夸其谈的东西很感兴趣。这些能侃的高干子弟,就不断地影响他,让他听懂了一条:西方的那一套货色有很多问题,我们能够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这本身没错,但是要什么东西和有什么东西是两码事:“宇宙真理”还不如拾人牙慧呢! 但习近平胆大啊,有可能想在灾变、突发事件当中发现人才。他和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是怕出事,习近平不怕出事,他“澹定”。底线思维就是:出事,又怎么了?美国人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探知他的底线:你打网络战是打算怎么着? 习近平有点傻大胆。这是中国当下一个很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例如,我很惊讶,他居然就让楼继伟当了财政部长,放在了所有部长中最重要的部长位置上----楼可是个敢捅大娄子的人。我认识他,他的嘴是没有遮拦的,是一个不怎么能控制自己的人,你把他说激动了他就掏钱。 我听说,楼继伟最大的笑话是得罪了江泽民,在家里坐了好几年的冷板登:那一年向江泽民汇报,中国未来的退休养老金有一个很大的缺口。用经济学上要表达这个缺口,他用多少资产的“存量”,不能用“流量”来表达。假定于固定的收益率,相对应的是用多少补上资产的流量的缺口。一下子就爆出一个“十万亿”缺口----“十万亿”是存量的概念。江泽民本来听这个汇报,听得头晕眼花,听到“十万亿”,眼睛瞪大了:我才干了几年,怎么就亏空十万亿!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座,他逞能要上去讲解,就说:“假如你今天退休……”,江泽民一听,这实在是犯了大忌讳了!就说“散会”!就为这句话,楼继伟坐了三年冷板登。 楼继伟是最强硬派,“谁的孩子谁抱”,眼高手低胆又大,很危险。他当财政部长了,原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职务,很长时间没人敢接。有本事的不接:你弄的烂摊子,乱七八糟的投资,我给你擦屁股?想接的,又不够资格。

2013年11月19日星期二

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爱必支:中国左派的崛起……

逮捕薄熙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一夜之间中国忽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数众多的左派。在这之前,无论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还是中国的敌对势力都认为共产党就是中国政坛的左派,而右派就是亲民主的包括中国国内屁民和海内外的反华人士。在逮捕薄熙来之前,左就意味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右就意味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左右究竟是如何划分的。

历史上,在思想领域,自由意志主义和革新意识以左为标记,而保守则为右。因此,一百多年前当以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出现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左派。这不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要求革命,更因为这些新思潮同时追求个性的解放。但是当共产主义思潮发展到暴力革命阶段,因为权力巩固的需要以及事务发展规律中的“异化”现象,共产主义思潮反过来成为扼杀自由意志和革新意识的最强力量。于是出现了中国政坛中与最初的左右划分正好相反的现象,那就是保守为左,而寻求改革的势力为右。

这次忽然崛起的挺薄派,其囊括的观点涵盖了支持重庆模式、支持对中下层的社会保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寻求社会公平公正和对毛泽东的眷恋等。其中的一些,不排除与右派的诉求吻合。尽管如此,但在政治光谱中,毫无疑问,左派就是左派,与要求宪政改革的右派绝然不同。挺薄派的出现,其实是从我们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执政集体是保持一致的。他们的叛变,是我们的一个损失,不仅失去了一些支持,更因为他们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面对右派的颠覆,还要应对左派的骚动。他们的叛变带来的好处是,他们帮助界定了我们真正在走的道路。那就是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第三位置主义。正式的称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模式”的说法,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已。挺薄派的出现,终于成就了中国现在的全频谱的政治光谱,而不像以往那样在政治光谱上难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因同时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得名。第三位置主义已经超越了“左”和“右”而成为第三极,而不是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进行简单的政治融合。第三位置主义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定义,常常用于形容新法西斯和新纳粹运动,但也包括庇隆主义和纳粹主义。简言之,第三位置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尽管纳粹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践,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光谱中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畴中,而纳粹主义已经位于第三极的第三位置主义范围中。

因为历史原因,很多国人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中性词。更有人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极权集体主义,中国的现状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定义。本文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花笔墨。但需指出,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红卫兵到近年的咂日系车,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热烈的民族主义基础。太平天国推行的更是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经济领域内试图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第三位置主义的特点,可以以承袭了社团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社团主义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压抑,进行由政府全盘计划经济,第三位置的经济政策反对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位置认为生产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到包括产业、农业工人,商人和企业家在内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治精英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这些社团主义的代表团与一般的商业公司或法人组织并不相同,而是构成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精英政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突显商业公司控制了政府决策过程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情况,因为这些商业公司完全为国家所控制。商业公司对于政府的影响力通常是透过游说和其他管道来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些行径通常被视为是对公众有害的。但与这些害处相比较,精英政治带来的好处是经济发展有机会可以高速扩展,而不必在决策过程中消耗过多资源用于利益平衡。而后者正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先天性缺陷。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上“中国模式”与第三位置主义如出一辙。

除了政策之外,让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模式”是如何具体运作的。1992年中国的GDP是2.7万亿人民币,2012年是52万亿,也就是说,2012年一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20年前一年的近20倍。中国经济的腾飞,举世瞩目。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数值是GDP的年增长率。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但也要消耗掉1000千克的粮食,如果每年都只生产1000千克的粮食,这家的富裕程度不会变化。只有当每年多生产出了一定的粮食,比如多生产了10%,就是100千克的粮食,然后换成了货币,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富裕。这10%就相当于GDP的增长率。据此计算,中国从1992年到2012年GDP平均年增长率是9.77%。

为什么GDP会增长?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其中包括科技进步,经营环境的改善等等。另一方面包括一些不实的原因,比如货币贬值等。也就是说,GDP增长率中真正有效部分是实在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的部分。只有剔出了不实因素的影响,才可以得到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有哪些是不实的因素呢?不实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

货币贬值一般用通货膨胀率指数来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以2000年为基准100计,1990年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指数是49,2010年是112。也即是说,2000到2010年的十年中国一共物价上涨了12%,成绩非常好,有些让人没法相信。不过,我们姑且采用这组数据。以此为依据,可以计算出中国在这20年内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4.22%。当然,必须指出通货膨胀率指数是指消费者的通货膨胀率,而消费在中国的GDP中并不高。在缺乏全部GDP的通货膨胀率数据下,我们姑且用这个数据。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是超过这个数值的。

什么是产能过剩呢?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包括某一产业的产品过剩和投资于这一产业的投资额的过剩。其中过剩的投资本身形成了虚假的市场需求,造成了一个过剩的产能链。仍以上面那个用来计算GDP增长率的家庭为例,就是多生产的100千克粮食,自己并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结果卖不掉,只能放在粮仓里。但为了生产这100千克粮食所用的雇工的工资、肥料等费用,已经被计入在整个产业链的GDP中了。

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比较落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现在大多数产品仍然是先生产再销售,而不是根据订单生产,更没有期货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风险和抑制并没有由期货平衡机制来承担。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多少呢?由于研究的落后,几乎没有人可以提供明确的数值。郎咸平指出,由于建设拉动GDP使得消费被压缩到35%,而产能却不断扩张到70%,“我们70%的产能只有35%的消费,那么消费不了的另外30%叫做什么呢?叫做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运用郎咸平简单化的数值,那么不光是GDP中有产能过剩,在GDP增长率中也有相同比例的、也就是2.93%是产能过剩被计算在内。

降低成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成本押后,就是虚假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生产成本中的废污水的处理成本向后押,比如将废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或更隐秘一点,将废污水灌入地下,由于现时的成本核算中没有处理排污的费用,结果自然是降低了成本,使得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更高的竟争力,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GDP。但是这些污染必然在将来的某一天,要由后代来处理。这些往后押的成本有多少呢?不知道。现在知道的是,全國一半人口沒有清潔的用水,90%的城市水體被嚴重污染,全国农业土壤40%遭侵蚀。我们还知道国家环保总局指出2004年污染损失达到GDP的3%,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中国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让我们以最低的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的3%为本文的计算依据。

在计算GDP增长率中,还有其它的不实因素的存在,比如建了就拆、拆了又建的城市开发,这里就不考虑在内了。那么中国真实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呢?减去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和成本押后效应这三个虚项,中国过去20年真实的GDP增长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0.38%。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与我们观察到的比比皆是的中国有钱人不相吻合,就是3万多亿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是1992年全年GDP的7.5倍。中国人,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大多数人的日子比20年前好。中国的经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确实是腾飞了,-0.38%的实质GDP增长率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所有虚项都只是账面上,而GDP的增长则有每年新增的人民币做背书。到手的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只能感受到,而过剩的产能和押后的成本连感受都感受不到。比比皆是的有钱人只能说明现在贫富差别在加大,财富正在重新分配。

错在哪里?上面的静态分析中遗漏了经济中泡沫的作用。当一个经济体中流通的钱很多时,带来的好处是效率得到了提高,也因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买卖人,他用10元进的货,12元卖掉,可以赚2元。如果他只有10元,那他一次就只能赚2元,如果他借了钱,手里有20元,那他一次就可赚4元,效率当然是提高了。但是热钱太多也有坏处,它可以使经济过热,形成泡沫。中国这个经济体,流通的钱有三大来源,一是每年都在添印的人民币,二是投资,三是借来的钱。借来的钱的钱主要也是用来投资,当然成本高一点,风险大一点。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的总发行量到2013年3月是100万亿人民币了。2011 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大约占到了中国GDP 的48%,也就是说,现在大约是25万亿。到2013年1月,中国总负债可能已经高达50万亿。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项尽管都是造成泡沫的因素,但其间是交叉计算的,所以不能相加。

事实上,正是长达2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泡沫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上面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情况更坏的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管理能力以及多年来系统性地向公众提供不真实的数据使得现在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整体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换言之,那个曾经用10元进货12元卖掉的买卖人,当他看到手里有了惊人的50万元钱时,他已经搞不清楚这里面多少是实际赚来的,多少是流动资金,更糟糕的是,他都搞不清楚他还欠了别人多少钱。与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多数中国现任领导人不同的,尽管笔者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支持,但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事实上,作为第三位置主义的纳粹主义在德国也一度创造出经济高度发展的奇迹,但终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因其资源供应不可持续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纳粹德国必须不断地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对“中国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困境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困境不谋而合,一方面既说明了两者经济模式有其相似之处,也同时揭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经典的依赖战争来解决经济危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而这一点,更使得中国有必要全面走向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中国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军费,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更为下一个阶段的全面法西斯化打下雄厚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视国家为一种拥有积极权利的组织实体,而非一种设计用以保护群体和个人权利的制度,法西斯主义也不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监督。法西斯主义认同权力和力量即为正当性的概念,赞扬以战争和胜利来决定真理和价值。法西斯主义的特色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法西斯国家管理并控制生产工具。法西斯主义将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法西斯主义使用明确的民粹主义用词;呼唤英雄式的群众力量恢复过往的光辉;并要求对单一的领袖效忠。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政权曾自称为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轴心国于二战失败后,法西斯主义一词成为政治光谱上的贬义词,在1945年后便非常少有政治团体会以此自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也常被其反对者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实为非常有效的强国捷径。

法西斯主义是从左翼政治衍生的社会运动,不过最终向右翼倾滑。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变化也符合这种轨迹。那么,同样作为极权主义政权,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完全依赖于计划经济,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则是社团主义的,即在政府全盘计划经济下包含了微观市场经济机制,并由精英集体操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强调内部斗争,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法西斯主义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口支持,包括社会各色定位的群体,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极端贫穷的农民。自从邓小平放弃阶级斗争,中国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是社会主义了。法西斯主义强调外部斗争,因此,最终发出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强国的必然结果。

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内阁面对崛起的挺薄左派,并没有大势打压,而是采用团结的方法;这从这次三中全会的政策走向可以看出端倪。事实上,挺薄左派的观点并不与薄熙来本人相同,作为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薄熙来与现政府并没有路线矛盾。他的问题只是腐败和乱搞男女关系而已。回到中国左派崛起的这个问题上,左派崛起事实上对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压力,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需要公有制,也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更需要一个爱国主义的社会,但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宪政。令人兴奋的是,习近平内阁正在一步步地满足这种精神需求,正在成为一个强权的领袖。扼杀网络谣言只是第一步而已。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

聚焦中国: 三中全会留悬念 深化改革小组组长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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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留悬念 深化改革小组组长成谜
Nov 15th 2013, 19:54,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会后的新人事布局称为外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由谁来领导更是外界关注焦点。目前,外界认为习近平将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组长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位由谁来担任至今尚不明朗。虽然海内外各家媒体纷纷出动采访一些体制内的"专家"、"学者",虽然说辞各不相同,但目标基本都锁定在习、李二人。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人选至今成谜 外围关注 党媒不提

针对"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人选问题,台媒《中央社》13日报导表示:对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人事结构,外界认为可能是由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小组长。但大陆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与以往一些特定领域的任务小组比较,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涉及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小组的成立是为了顺利推进改革,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

香港《成报》11月15日报导也称:虽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被指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热门人选,但目前有北京学者指出,由于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内容涉及军队和党建等全面改革,小组级别将会〝非常高〞,并有可能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兼任。至于副组长人选方面,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呼声则较高。

11月14日香港《凤凰网》专访了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家体改委(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尚全。

高尚全正是今年5月初习、李及其他几个常委提交建议书,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始作俑者。

他表示,中国的改革问题,容易改的过去都改了,现在要啃硬骨头,涉及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没有一个权威的、高层的机构不行。

高尚全说:这个小组,我建议总书记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领导参加。

大陆媒体《新京报》也不甘落后,专访了大陆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几位"专家学者"。

据报导,常修泽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由中共中央设立的,层级高、协调面宽、具权威性。所有与改革有关的部门,都由中央统筹协调,涉及包括财政部、国资委、央行中央编制办、中央政法委等几十个部门。

迟福林则表示,当下已进入改革深水期,一项改革措施如果触及利益格局,就会引发矛盾和阻力,"现实情况要求中央抓顶层设计,来协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等利益关系"。

谈到谁来担任小组组长的问题,这些受访"专家学者"们一致表示,按照"惯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可能由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出任,副组长等组员应包括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以及来自相关国家部委的部长。

毛寿龙说:"如果只涉及政府改革,或者仍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可以由总理担任组长。之前的国家体改委就采用了这样的组织架构模式。但是涉及军队、党建这样的全面改革,组长可能由总书记担任"。

然而,11月15日,海外《博讯》网站却突然发出一则短消息称:"获悉最新消息,李克强将担任该小组组长,韩正任副组长。韩正确实会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这些外围媒体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的人选问题反应热烈,中共的权威喉舌媒体对此敏感问题却十分默契避而不谈,使这个问题至今成谜。

与此同时,外媒对谁出任组长的问题却没有太多热情,外界不少舆论对中共改革表示不报希望。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缩水 外界质疑中共改革缺乏诚意且举步维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上海和深圳股市双双下跌约2%,出现七个星期以来的最大跌幅,显示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动荡,让投资者不看好。

虽然中共媒体在这之前,曾高调炒作涉及司法、国企和土地等敏感议题,但总体改革力度低于预期。三中全会会后的公报也没有展示改革金融领域和国营企业的决心,没有实质的政策出台,在市场欠缺炒作藉口之下,投资者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措辞含糊,对改革问题都是点到为止,未达到投资者预期。使得上证综指13号开低走低,重挫1.83%,失守2,100点关卡,创下近3个月的新低;深圳成指与香港恒生指数也分别下滑2.03%与1.91%。

中共三中全会结束,立即宣布将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深化改革",但是没有表明,这些改革什么时候通过。而且此前中共当局主动放风的所谓"383改革方案"也没有在公报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原中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认为,显示经过三中全会当中的博弈和讨论,方案有所收缩。国外媒体则报导说,这暗示共产党领导人,仅仅对泛泛的主题表示同意,但是对于细节,诸如国有企业的地位等问题,则展开廝杀。

俞梅荪还公开表示:"实际上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党专制,官场腐败,权钱交易,权贵经济和权贵法治,这个不变化的话,所有的改革都是要面临利益集团强烈的抗拒的。所以都是很难实现的。"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也认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不在于国有企业占据优势地位,而在于整个国家的现实是,所有资源都是跟权力相结合的,因此这不是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谈到中共18届3中全会的改革问题时表示,中共当局还在继续 "忽悠人"。

原解放军文艺副主编,炎黄春秋原副总编辑刘家驹老先生谈到对三中全会改革的看法时,只说了两个字"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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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三中全会后 地方成输家的9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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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 地方成输家的9大理由
Nov 16th 2013, 06:40,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日前,中共官媒发布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发各界关注和解读。《九个头条》刊文指出,在这次所谓重大改革措施面前,地方当局似乎成为了最大的输家,并列出其中的9大理由。

1、 上收事权财权

三中全会公报在涉及财税领域的100多字表述中,提出要完善立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由此一来,地方当局的部分事权极大可能会收回中央,比如教育、文化、环保、公检法等,其权力或许将会萎缩。

2、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

中共的土地所有制是属于所谓的〝国有〞。农民作为某集体的一员,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这个使用权,可以造房子的宅基地,联产承包责任田。

以往,中共地方当局通过强行征用和非法强拆等违法手段获取大量土地并用于交易,成为了土地流转中最大的受益者。三中全会公报则明确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强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

有分析认为,这一措施必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抵制,根本不可能会实现。

3、 环境治理力度加大

以往的三十几年,中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一责任的最终落实必须依靠地方当局和企业。地方当局必须下大力气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建设体系,以全面准确反映污染物排放情况。同时,还应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增强地方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观念,增强他们治理环境污染的自觉性。然而面临财权事权上收,环保或将导致地方财政更加紧张。

4、 反腐倡廉的发力点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便大力推行所谓的〝反腐倡廉〞的整风运动。从各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到中央巡视组密集进驻各地,地方当局显然成为了本次〝反腐败〞行动的发力点。

不过,评论指出,自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后大力抓捕民间维权人士及政见人士,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民众纷纷被抓捕,中共所谓的反腐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借些打击对立面。

5、 未来举债能力堪忧

各国地方政府举债通常有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两种方式。美国地方政府融资几乎全部采用发行市政债券方式。通常是以发行机构的全部声誉和信用为担保并以当局财政税收为支持的债券。

而中共并不允许地方发行债券,其政府性债务主要藉由融资平台公司,以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举债。而即将实行的城乡统一土地制度或许会将这条道路封死,地方当局未来的举债能力并不十分乐观。

6、 司法独立

三中全会公报其中一项改革内容,是宣称〝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从长远来看,如果司法做到了真正独立,一方面或将改善地方司法无所作为的景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滥用职权的权利。

不过有评论指出,中共的一切社会矛盾都是中共一党独裁造成的,要想真正做到司法独立,唯有解体中共,还权于民。

7、 财政透明度加大

公报指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建立现代税收征管制度。

不过,中共财政开支透明度不高,而且监督不到位。如果当局的开支透明度提高,税收也需要更明确,地方财政更需要在阳光下接受纳税人以及媒体等的监督。

8、 户籍制度改革

曾有研究称,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这所有的待遇都与财政挂钩。中共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共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有媒体人士分析,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一些地方当局敏感,除了其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社会福利挂钩和在当前经济不振、普遍面临财政压力的时候它确实增加了地方当局的财政负担外,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是,户改会联动土地确权的〝地改〞。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地方当局的影响目前还不可预期,但地方原有的利益集团或将受到冲击。

9、 当局职能的转变

三中全会提出转变当局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当局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当局和服务型当局,标志着经营型当局向服务型当局的转变。

过去30几年,地方当局重经营捞钱却轻服务,甚至与民争利。有分析认为,如果地方当局奉行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还权于社会和市场,并更加主动的提供维护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性的公共服务,必会令到地方当局无利可图,可以预见他们的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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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中国7位最差大法官 有一个共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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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位最差大法官 有一个共同背景
Nov 16th 2013, 06:03,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林妙音综合报导)中共法官的法盲行径,出格的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殴打律师、自称强盗、叫嚣〝别跟我讲法〞的法官也不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五名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2013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再次成了舆论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评为中国7位最差的大法官,也被发现有着一个共同的职业背景。

31个大法官 仅有1人通过司法考试

法官要懂法。但据官方资料统计,全国31名高院院长的学历背景让人震惊。

31位高院院长中,男性28人,女性3人;汉族25人,少数民族6人;50年代出生的25人,60年代出生的6人;最令人吃惊的是,有律师资格证(司法官资格)的仅1人。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但律师资格的取得值得怀疑,是不是真有本事,或是凭官位?

全日制大学的仅17人,1人自考,其余13人基本上党校学历了;在高院大法官中,全日制大学中法学专业的有11人,其中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最多,有五人。分别为湖南高院院长康为民、天津高院李少平、黑龙江高院张述元、四川高院王海萍、山东高院白泉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有正规大学学历的17人中,只有2人曾去党校混更高学历,其他的15人都可能看不起党校学历。

更具震撼性的是,没有任何法学学习经历的居然高达9人,他们是海南高院董治良,上海高院崔亚东,内蒙古高院胡毅峰,山西高院左世忠,甘肃高院梁明达,安徽高院张坚,宁夏高院李彦凯,新疆高院乃依木,亚森和陕西高院阎庆文。而既没有法学经历又没有普通大学法学经历的有七人,有崔亚东、胡毅锋、左世忠、梁明达、张坚、李彦凯、阎庆文。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就在这七个最差的大法官之中。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七到九个人非常值得关注,冤假错案在他们身边发生的可能性会高出很多。

大量没有法学背景的法官获得任命,映射着中国司法无奈的现实。中国真的没有人才了吗?非也。

香港内幕杂志披露,通过崔亚东和其他一些高院院长的简历可以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有着共同的职业背景:退伍军人。研究表明,中共似乎非常喜欢将退伍军人充斥到法官队伍当中,以前如此,现在更是如此。退伍军人背景的法官在中国法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退伍军人成中共法官宠儿

由中国的法院大量接收军队复员转业人员进行安置早已是公开的传统。

从制度原理上讲,法官是一个极其专业的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才来操作,这也正是各国法律规定了严格的考试与准入制度的原因。可为什么中共当今却允许大量的复转军人当法官呢?

文章披露,有熟悉中国司法系统的法学专业人士指出,让退役军人进入法院当法官,其背后是有深刻原因的。

其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将退役军人充实到公检法队伍中之后,领导们的意志才能得到贯彻执行。而有专业法学背景的法官,则往往会坚持正确的法律原则,让领导的意志无法贯彻。但是,法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专业背景和职业操守,只知服从命令的话,领导们批条子就会起作用,葫芦僧错判葫芦案的事情就会发生。

其二,在中国大陆,中共的高层领导们普通认为法律无用,于是公检法系统也当然不那么重要,有没有专业知识都没关系。只要会听话,政治上过硬就行。相当一部分大陆高级领导认为法学不是一门学问,办案无需专业知识,有无限热情就行。于是让这些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发挥余热,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其三,军人胆大心细,又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习惯于杀戮,对生命没有怜悯与敬畏之心。在社会矛盾月来越激烈的今天,对付各种矛盾激化的群体事件时,军人可以做到〞稳准狠〞,丝毫不顾及司法原则与人类良知。但正规院校毕业的法官则往往不能做到。

有统计表明,复转军人背景的法官的冤假错发生率要远超法学背景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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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经济学家揭三中全会改革最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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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揭三中全会改革最大悖论
Nov 16th 2013, 04:53,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田飞综合报导)日前,各界聚焦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纷纷进行各类解读。有经济学家指出,目前中国陷入改革悖论,由中共当局推动的改革会伤及它们自身的利益,尤使国企改革难以进行。

外界普遍认为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三中全会会议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是政治领域,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公报发布第二天即撰文指出: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中共当局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它们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

他说,〝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知情者表示,三中全会通过国企改革方案,要求国企与民分利,增加其上缴利润,每年利润的30%拨归有关基金,这一目标要在2020年达成。

不过,曾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经济学家赵晓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则对此提出质疑。

他说:〝在这个公告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内容。这个提法提了好多年,大家都希望卖掉一部分国企,或者用国企的收益来充实社保,然后更好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挺难的,这里面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挠。〞

赵晓表示对国企的改革并不乐观,而且当局的说法自相矛盾,所以公报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我看不乐观,这次国企改革提都没提,还说要继续发挥国企主导性的作用,那么这跟前面说的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是矛盾的。所以我觉得这话都说得很漂亮,可是搁在一块说就说不起来。〞

英国《卫报》评论文章认为,没有多少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期待中共当局对强大的国有企业垄断下手,因为这样做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太高了。如果大型国企对关键生产市场领域以及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不能打破的话,其他的改革措施难以取得成功。

文章说,〝一些改革可能会遇到来自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包括地方政府,还有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

《苹果日报》还引述经济学家茅于轼表示,上市国企董事长和高官都是中共当局委派,并非股东会选出,年薪动辄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他们与中共当局互相勾结,要改革并非易事。


相关标签:  三中全会    改革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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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荷广 | 荷媒看中国:深化改革,中文教育,首相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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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荷媒看中国:深化改革,中文教育,首相访华
Nov 16th 2013, 08:30, by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荷兰首相鲁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11-16 08:46荷兰在线

本周,荷兰众多媒体将视线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三中全会到底释放了什么重要改革信号。包括国家新闻台NOS、《人民报》、《电讯报》、《忠诚报》等各大媒体在内的荷兰平面和立体媒体均对此次三中全会作出详细报道。

荷媒关注三中全会三中全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几乎被所有媒体提到。《电讯报》介绍说,中国此前一直将市场定义在"起基础作用",现在明确提出其"决定性作用",虽然具体实施细则还没有出炉,但本次大会已就税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更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提出新的重大举措。

《电讯报》文章继续说,大型国企的权利可能将受到限制,小型、私营和外国企业将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中国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更多吸引外国投资。最后,该文指出,中国政府的部分改革计划可能会遭到利益集团如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行业的强烈抵制。
 

中文教育荷兰推行中文教育

《人民报》等媒体本周初刊登消息称,中文被荷兰教育部国务秘书正式列为中学毕业考科目。据称,大学预备中等教育(VWO)的学生从2015年开始可将中文选为毕业考科目。

此前,荷兰在作为试点的9所中学开设了中文课,该试点项目取得了很大成功,因此,教育部现在作出正式决定,荷兰所有中学除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外,可在法语、德语和中文等语言中选择第二外语。据国家新闻台NOS报道,至目前为止,已有至少40家中学表示对开设中文课有兴趣。

兹沃勒的温德斯海姆高等专业大学(Hogeschool Windesheim)是荷兰第一家设有中文师资专业的高等院校。由于中荷贸易大有发展前途,许多企业界人士对荷兰中文教育上的这一新进展表示欢迎。

首相访华

荷兰各媒体均对荷兰首相鲁特15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作出报道。陪同首相访问的有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普劳曼(Ploumen)及荷兰企业界顶级人物。这是鲁特担任首相以来首次访华。2008年,前首相鲍肯内德曾访问中国,此后五年内荷兰因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内阁重组等),未曾有首相访华,鲁特称这一间隔时间太长。

鲁特在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中也提到中国人权状况,据国家新闻台NOS报道,这一话题事先并未被列入会谈议题中。鲁特在同习近平主席见面时表示,他希望扩大和中国的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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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只需两招 郎咸平就能解决中国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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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两招 郎咸平就能解决中国腐败?
Nov 16th 2013, 05:58,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梁东综合报导)一直以来,腐败.html">中国式腐败让很多民众深受其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济学家郎咸平日前发表文章,认为根治腐败需要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和政府下放权力。但是,也有评论指出,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才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腐败。

转型期经济体容易滋生腐败

从30多年前中共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转型阶段,贪污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郎咸平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他以墨西哥和俄罗斯两国在所谓〝私有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例,指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

郎咸平指出腐败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

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

身为经济学家,郎咸平从经济方面给出建议,比如说,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他以美国为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其实100年前,美国官员也很腐败,但现今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

其预算制度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份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而现在在中国,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份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份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具体。大陆官员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身为专家的他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

至于位列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这些国家都值得中国效仿,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

清楚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

除了预算,郎咸平还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因此,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在今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显示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

可想而知,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因此,如果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郎咸平提到,权力的下放一定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能否把市场自己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中国式腐败根源在制度

不过,郎咸平在文章在也承认,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甚至中共官媒目前也公开承认,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也意识到,政治体制不改革,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包括反腐。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得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调查称,中国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份高收入居民之中,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说明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加剧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其实,想想中国愈演愈烈的腐败,灰色收入巨大并落入少数人囊肿题的答案在中国可以说不言自明,因为灰色收入在中国常常与腐败的产生根源相同,与不受监管的权力密不可分、与四处蔓延到腐败相依相伴。

中国广东湛江知名博客李俊表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目前高调打击腐败,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过大,无所不在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权力有限的政府,腐败和灰色收入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这就像人们常说,一个好的制度可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的制度可能使很好人变成坏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忠告之一是,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 还是体制重建,叫什么都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制。如此说来,灰色收入和腐败在中国这一根绳上的蚂蚱还是由体制问题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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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李克强无份改革起草小组 外界疑经济大权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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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无份改革起草小组 外界疑经济大权旁落
Nov 16th 2013, 04:32,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 11月15日中共喉舌媒体公布了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讯息:这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决定》起草小组中,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任副组长,主掌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起草小组内却没有任何角色,令外界猜测李克强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中是否大权旁落。

据中共党媒新华网11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一文,在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就这个《决定》向全会作了说明。

习近平在说明〝关于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说:〝中央政治局今年4月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同志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市领导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全会决定起草工作。〞

这个情况颇令外界诧异:本届三中提出的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其实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指导未来9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重要文件之一。这个《决定》作为当局描画〝改革蓝图〞的重要文件,不但会上说明由习近平亲自担纲,连起草工作也由他领导,尤为怪异的是,担任副组长的竟然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主掌经济大权的总理李克强却没有参与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工作,引起外界猜疑,是否人们习惯并称的〝习李体制〞起了变化?是否李克强仅有的经济大权亦已旁落?

众所周知,2003年10月中共举行十六届三中全会时,当时刚上台的总书记胡锦涛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作报告,其后由当时总理温家宝就《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则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说明。而且,温家宝当时亦任《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写作小组组长。

针对这种情况,香港《明报》采访了北京独立政治学者、资深记者高瑜。

高瑜表示:〝由于《决定》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按理应该总理是领导小组的组长,下面再来一个写作班子什么的。但是现在不仅没有总理,还来了一个管宣传的刘云山当副组长,那就很奇怪了。〞

目前,习近平除了掌握党、政、军大权,还极可能统领新组建的两个〝超级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一人独揽〝五权〞,其超大权力实为过去30多年来所罕见。

相关标签: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起草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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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诡异!监视器实拍〝瞬移侠〞救人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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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监视器实拍〝瞬移侠〞救人一幕
Nov 15th 2013, 14:45, by www.ntdtv.com

【新唐人2013年11月15日讯】这是发生在中国的诡异一幕:一辆卡车飞驰而来,三轮车司机命悬一线! 〝瞬移侠〞神秘现身,瞬间救下三轮车司机,过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这一切正好被路口监视器拍了下来,也为外媒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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