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谁是最不幸的共产党人？

一月8日是周恩来的忌日，13日是蒋经国的忌日，17日则是赵紫阳的忌日。十天之内，三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地点被各自的追随者们以不同的方 式纪念。尽管表面上三人的哀荣相差悬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纪念他们的人心中，都难免对自己敬仰的逝者怀有一种悲悯的同情。三位政治人物虽然都一 度位高权重，但生前身后都极具悲剧性。

三位政治人物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青年时代都热烈地信仰过共産主义，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以共产党人开始的，而他们人生的悲欢也都与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共産主义运动的兴衰密切相关。

在台北主持纪念蒋经国的，是已经沦爲在野党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他引用了龙应台的话说，“经国先生的一生，犹如廿世纪的缩影；他早年在共产党统治的苏联求学，晚年却在台湾实现民主，就像人们在廿世纪初对共产党存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然后幡然醒悟，走上民主之路。”

确实，与同时代许多卷入共産红潮的人相比，蒋经国可以说是非常之幸运。他不仅能幡然醒悟，认识到共産主义之谬误，而且有机会爲台湾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开辟一 条生路。蒋经国死后，蒋家的权势不存，国民党的强势不再，但是作爲一个有济世救民抱负的人，蒋经国留下的遗憾并不多，他知道后人能理解他的历史地位和价 值。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赵紫阳的悲剧色彩都最强烈。昔日的“同志们”把他视爲对中共政权最大的威胁。赵紫阳可能创造了执政共产党的一个记录，是唯一被“自己” 的党软禁至死的总书记。他的去世和他的忌日一样，都让中共如临大敌。中共领导人不顾全世界的反感，羞辱赵紫阳，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赵紫阳拒绝像他们 那样泯灭良知，出卖灵魂。他们认爲赵紫阳是一个自私的叛徒，爲了救自己的灵魂，不惜加速共产党在道义上的破産。这其实并非赵的初衷。赵希望他的“同志们” 像他一样认识到，继续杀戮救不了共产党。但“老同志们”却宁可相信，此时放下屠刀已爲时太晚，无异于自取灭亡。

六四以后，我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赵紫阳拒绝参与镇压是小聪明，言下之意，赵如果能够“灵活”一点，或许不至失去权位，来日扮演蒋经国那样的角色亦未可 知。我无法接受这种精明之见。但我不得不承认，赵紫阳的悲剧是他的道德勇气和个人牺牲并没有能够阻止六四的暴行，他也没有等到伸张正义的一天。他爲了民族 的自由和解放而加入了共产党，但共产党却把他禁锢到死。赵紫阳留下不少遗憾，但据知情者说，他对自己没有屈服“组织上”的压力做检讨感到满意。他破了共产 党“挨整”必检讨的规矩，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维护了正义的尊严。

对比之下，随着越来越多史实被披露，周恩来的形象引人争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从一个完人变成了一个卑鄙之徒。但是，我并不认爲简单地用私心和个人品德 能够解释周恩来。他对毛泽东无条件的、丧失人格的忠诚，他参与迫害和陷害多年的战友，在他看来都是革命，也就是达到大善所必需的。但事实是这些行爲并没有 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任何福祉，而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论个人的才情和魅力，蒋经国和赵紫阳都不能和周恩来比，但是他的个人魅力的最大作用就是增加了共产党暴 政的欺骗性。周恩来自己在晚年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已经完全没有选择，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一直演到死。

共产党的基本功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蒋经国虽然也学会了这一套，并且也沾上了无辜者的血，但是他有幸脱离了共产党，并最终成爲专制政治的终结者。赵紫 阳代表了那些有反省能力的共产党员。这些人和百姓一道历经劫难，终于明白自己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虽然令人痛苦，但他们毕竟没有糊里糊涂爲共産主义送 终，而是在改革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周恩来代表着共产党人中之最不幸者，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来正视自己的那一段历史，但又无法靠自欺来摆脱痛苦。因爲他们知道，他们即使能骗今人，绝骗不了后人。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