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于 2013-12-21
岁末，一场雾霾席卷了半个中国，上海的PM2.5指数超过了惊人的700，室内的空气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粉尘味道。但这在北方不足为奇，北京曾经超过900，哈尔滨曾经超过1000。在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雾霾中，人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也开始具体而微了。
2013年，从一场关于“中国梦”的争论开始。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提出“中国梦”的说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根据来自《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2013年新年献辞最初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个题目很快被否决，经过反复的内部审查，最后的稿件依然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删改。中国的媒体实行事先审查，但限于时间流程，事先审查通常是由出版机构内部自我审查来完成（这样能避免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时代的“开天窗”现象）。此次宣传部直接介入事先审查，引发《南方周末》同仁的强烈反对。由于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在知识界的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的《南方周末》，重新获得关注，新年献词的删改迅速成为震惊海内外的公共事件。即使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也通过海外媒体《联合早报》否认自己曾经介入，似乎他们同样认为直接进行事先审查是不太妥当的。
“中国梦”究竟是一种什么梦？2013年4月，在“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先生表示：“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他还指出，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要“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2013年6月，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会晤时表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可是，“美国梦”似乎没有通过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宣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打算，可见两种梦又有不能相通之处。
《南方周末》把“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被一举粉碎之后，把“中国梦”与反宪政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在春夏之交达到巅峰。宪政或者说反宪政，成为2013年的关键词。2013年第10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6月《党建》刊登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称“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2013年第11期《红旗文稿》刊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的文章《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宪政格格不入。
宪政的反对者认为，当今中国，只能有宪法，不能有宪政。“有宪法，无宪政”曾经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但在这里却被视为一种正常或者说理想状态。反对者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宪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宪政完全不能兼容，而且与宪政派相比，社会主义宪政更具“迷惑性”。2013年8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称“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虽然纸媒无法呈现不同的声音，但在网上有反批评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政派进行了绝地反击，“宪政”一词也随着争论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1905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被清国朝野上下视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从1905年之后，公开反对宪政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反对民主、赞同君主，但是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立宪”。不管是晚清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的洪宪，还是国民党在宪政之前实行的军政、训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百多年来，虽有过绝口不提宪政的时期，但是公开地直接地反对宪政，是很罕见的。公开主张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与其说是对中国模式的称赞，更像是批评。2013年秋天，反对宪政的口径做了微调，改为批判宪政，但是接受社会主义宪政。2013年第20期《求是》杂志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继续批判“宪政民主”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把“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区别开来，认为后者的目标是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政府主导的“大批判”，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微博时代，效用却迅速递减，批判与反批判呈现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景象。2013年夏秋之际，政府开始对言论“亮剑”。对言论的管理，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仅就这四五年而言，从2009年的“反低俗”到2010年的“反三俗”再到2013年的“反谣言”，不绝于耳。但2013年的特别之处在于，政法机构越过专门负责管理言论的宣传机构，直接出动。通过意识形态管理言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大特色，此次舍意识形态之长，或许是因为此前在意识形态论争中并无绝对优势。此次严打经过精心设计，对薛蛮子、“立二拆四”、陈永洲均是精准打击。虽然程序上问题重重，却占据了道德高地，让旁观者难以为他们辩护。
随着严打而来的是扩大化：歌手吴虹飞在微博上声称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和建委，并无任何行动和后果，被刑事拘留；安徽砀山一名网民将10死5伤的交通事故说成16死，被行政拘留；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中学生因为言论涉及当地一起杀人案，被刑事拘留。这些个案因为在网上成为公共事件，得到纠正，那些没有成为公共事件的个案，不知所终。在管理言论的同时，对街头行动更是采取强力维稳，虽然劳教已基本被搁置，年底的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废止劳教议案，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等指控却迅速增加。
经过长达大半年的高度紧张状态，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至今尚不清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者再度引发了国民望梅止渴的热情，一如去年十八大之后的景象，一如十余年前十六大后的景象。在此前后，法学家张千帆、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的微博被销号，很多维权律师的微博早已进入不停“转世”的模式，北京大学不再续聘夏业良先生，华东政法大学不再续聘张雪忠先生。
在一片纷繁的景象之后，人们陷入到雾霾之中，无法看清眼前的路，甚至无法看清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或许，按照新权威主义的说法，先在司法上做出顶层设计，同时抑制公民参与，实行可控的改革，是一条理想路径。但问题在于，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集权，值得存疑。在一系列事件中，法治程序非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不断地被破坏。
在仅有580页定价却高达280元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勃列日涅夫的70年代，自由民主的希望明显减弱，保守倾向“清晰地表现出为斯大林平反，更加可靠地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以及在‘解冻’之后拧紧螺丝钉的意向”。他这样写道：“尽管对自由主义倾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发现，党的机关已渐渐失去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它东奔西突：时而猛烈抨击，时而好言相劝，时而拉拢收买。”这本价格超常的“内部发行”读物，我看到的已经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或许是苏鉴不远，一篇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文章被新华网等主流网站广泛传播。这与70年代的台湾有异曲同工之处。1972年4月，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连续六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小市民的口吻反对学生运动、言论自由、自由知识份子、学术自由，主张政府应有更大权力，以保障老百姓吃一碗太平饭。1973至1975年，台湾大学哲学系不再续聘十余名教师，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
年终，在“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南方周末》将奖杯颁给了郭敬明。这一年，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公映，《人民日报》刊发署名评论：“（郭敬明）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流传的本质。”从“宪政梦”到“小时代”，经过一年的思索，《南方周末》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中国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王晓渔是学者、文化批评家。）
2013年12月21日星期六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泛华网专讯：章子怡告博讯案，到底有没有胜诉？
【泛华网2013年12月19日讯】章子怡告博讯案，以博讯网英文版在12月17日发文就章子怡陪睡的报道向章子怡道歉告一个段落。目前，中国国内的报道普遍以章子怡胜诉为结论。泛华网的调查显示，这个结论是与法庭文件不符的。到目前为止，法庭文件显示双方已经在12月12日“原则上达成保密和解”，“进一步的和解会议将不会记录在案”。也就是说，外界将永远无法知道和解的具体内容。17日的博讯网道歉文显然是没有公开的和解内容的一部分。
尽管在法律上来说，这个案子最终是以和解为结论，但博讯的道歉文显然支持了章子怡的说法，而不是支持博讯先前的报道。就事实来讲，可以说章子怡尽管没有胜诉，但赢得了事实，赢得了声誉。但是，泛华网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故事可能比这个结论要复杂。法庭文件显示，这个历时18个月的诉讼从来就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章子怡多次申请延期以反对法庭开庭聆听被告的法庭没有法区管辖权的撤案申请、以及被告的要求章子怡缴纳20万美金作为原告方面败诉的保证金的申请。双方最终在一再延期的关于撤案申请的聆听之前达成和解。法庭法庭文件显示章子怡从来没有处于上风，章子怡多次就撤案聆听的延期要求显示章子怡显然担心该案会被中途撤案。泛华网的调查发现这些交锋过程与最终的博讯道歉存在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
比较符合逻辑的推测是，章子怡向被告付出了巨额和解费以换取诉讼的终止以及博讯的公开道歉。也就是说，章子怡赢得了面子，博讯赢得了里子。
法庭文件显示的诉讼中的重要过程包括：
- 章子怡于2012年6月14日起诉被告。
- 被告于2012年8月15日要求法庭撤销此案，理由是该法庭没有法区管辖权。
- 2012年8月31日章子怡要求将原定于2012年9月21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的时间改为2012年10月12日。
- 2012年9月14日章子怡再次要求将定2012年10月12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的时间改为2012年11月16日。
- 2012年10月19日章子怡第3次要求将定2012年11月16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的时间改为2012年12月21日。
- 2012年11月29日法庭下令定于2013年1月25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
- 2012年12月24日被告申请要求章子怡缴纳20万美金作为原告方面败诉的保证金，并通知原告此申请也将在2013年1月25日一同聆听。
- 2013年1月4日章子怡申请反对交纳保证金。
- 2013年1月23日法庭下令将在2013年2月22日聆听被告的撤案申请。
- 2013年2月20日法庭下令取消原定于2013年2月22日的聆听。
- 2013年8月21日法庭下令于2013年9月16日聆听撤案申请和保证金申请。
- 2013年8月28日双方同意和解是最好结局，并给出90天时间双方调解，因此撤案申请和保证金申请的聆听改为在2013年12月23日举行。
- 2013年12月12日双方原则上达成保密和解，进一步的和解会议将不会记录在案。
法庭网址是： http://ia700803.us.archive.org/25/items/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docket.html
泛华网报道。
尽管在法律上来说，这个案子最终是以和解为结论，但博讯的道歉文显然支持了章子怡的说法，而不是支持博讯先前的报道。就事实来讲，可以说章子怡尽管没有胜诉，但赢得了事实，赢得了声誉。但是，泛华网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故事可能比这个结论要复杂。法庭文件显示，这个历时18个月的诉讼从来就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章子怡多次申请延期以反对法庭开庭聆听被告的法庭没有法区管辖权的撤案申请、以及被告的要求章子怡缴纳20万美金作为原告方面败诉的保证金的申请。双方最终在一再延期的关于撤案申请的聆听之前达成和解。法庭法庭文件显示章子怡从来没有处于上风，章子怡多次就撤案聆听的延期要求显示章子怡显然担心该案会被中途撤案。泛华网的调查发现这些交锋过程与最终的博讯道歉存在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
比较符合逻辑的推测是，章子怡向被告付出了巨额和解费以换取诉讼的终止以及博讯的公开道歉。也就是说，章子怡赢得了面子，博讯赢得了里子。
法庭文件显示的诉讼中的重要过程包括：
- 章子怡于2012年6月14日起诉被告。
- 被告于2012年8月15日要求法庭撤销此案，理由是该法庭没有法区管辖权。
- 2012年8月31日章子怡要求将原定于2012年9月21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的时间改为2012年10月12日。
- 2012年9月14日章子怡再次要求将定2012年10月12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的时间改为2012年11月16日。
- 2012年10月19日章子怡第3次要求将定2012年11月16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的时间改为2012年12月21日。
- 2012年11月29日法庭下令定于2013年1月25日受理被告撤案申请。
- 2012年12月24日被告申请要求章子怡缴纳20万美金作为原告方面败诉的保证金，并通知原告此申请也将在2013年1月25日一同聆听。
- 2013年1月4日章子怡申请反对交纳保证金。
- 2013年1月23日法庭下令将在2013年2月22日聆听被告的撤案申请。
- 2013年2月20日法庭下令取消原定于2013年2月22日的聆听。
- 2013年8月21日法庭下令于2013年9月16日聆听撤案申请和保证金申请。
- 2013年8月28日双方同意和解是最好结局，并给出90天时间双方调解，因此撤案申请和保证金申请的聆听改为在2013年12月23日举行。
- 2013年12月12日双方原则上达成保密和解，进一步的和解会议将不会记录在案。
法庭网址是： http://ia700803.us.archive.org/25/items/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docket.html
泛华网报道。
2013年12月17日星期二
泛华网专讯：博讯发文向章子怡道歉
【泛华网2013年12月17日讯】博讯网英文版在17日发文就章子怡陪睡的报道向章子怡道歉。链接地址是： http://en.boxun.com/boxun-news-retracts-reports-about-zhang-ziyi/
12月13日的美国法庭文件显示，双方已经“原则上达成保密和解”。章子怡亲自出席了12日的和解会议，而被告韦石方只有律师出席。自13日到17日，并无更新的法庭文件出现。今次博讯网的道歉，相信是和解的一部分。至此，章子怡陪睡一案可以被认为以博讯网承认报道不实并道歉为结束。
泛华网报道。
12月13日的美国法庭文件显示，双方已经“原则上达成保密和解”。章子怡亲自出席了12日的和解会议，而被告韦石方只有律师出席。自13日到17日，并无更新的法庭文件出现。今次博讯网的道歉，相信是和解的一部分。至此，章子怡陪睡一案可以被认为以博讯网承认报道不实并道歉为结束。
泛华网报道。
2013年12月15日星期日
泛华网专讯：章子怡告博讯案初步和解，有律师认为报道至少部分真实
【泛华网2013年12月16日讯】章子怡陪睡一案，12月13日的法庭文件显示，双方已经“原则上达成保密和解”。章子怡亲自出席了12日的和解会议，而被告韦石方只有律师出席。文件全文是：
Proceedings: Further Settlement Conference
The case is called. Jason E. Mason, of Glaser Weil Fink Jacobs Howard Avchen & Shapiro LLP, and Adam LeBerthon, of the Law Offices of Adam LeBerthon, appear on behalf of plaintiff Zhang Ziyi, who is also present. Loring Rose, of Davis Wright Tremaine LLP, appears on behalf of defendant China Free Press Inc. Kenneth P. White, of Brown White and Newhouse LLP, appears on behalf of defendant Weican Null Meng, who is not present.
The further settlement conference is conducted off the record.
A confidential settlement in principle is reached.
法庭文章的网址是： http://www.archive.org/download/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86.0.pdf
章子怡告博讯案全部进展，可以查看美国法庭网站： http://ia700803.us.archive.org/25/items/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docket.html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一位熟悉演艺圈生态的台湾律师昨说：“会和解，绝对是媒体有部分讯息正确！”律师表示，此类诉讼一定能分出胜负，没有道理和解，“以实务经验来看，这代表媒体虽然没全盘掌握，但有‘部分’的真实性，判决的结果，双方都没法预料，趁新闻热度减退后，悄悄和解。”律师徐铃茱提出另一个角度，“瘦的和解，赢过肥的胜诉”，认为双方是有条件的和解，代表达成共识。
泛华网报道。
Proceedings: Further Settlement Conference
The case is called. Jason E. Mason, of Glaser Weil Fink Jacobs Howard Avchen & Shapiro LLP, and Adam LeBerthon, of the Law Offices of Adam LeBerthon, appear on behalf of plaintiff Zhang Ziyi, who is also present. Loring Rose, of Davis Wright Tremaine LLP, appears on behalf of defendant China Free Press Inc. Kenneth P. White, of Brown White and Newhouse LLP, appears on behalf of defendant Weican Null Meng, who is not present.
The further settlement conference is conducted off the record.
A confidential settlement in principle is reached.
法庭文章的网址是： http://www.archive.org/download/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86.0.pdf
章子怡告博讯案全部进展，可以查看美国法庭网站： http://ia700803.us.archive.org/25/items/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docket.html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一位熟悉演艺圈生态的台湾律师昨说：“会和解，绝对是媒体有部分讯息正确！”律师表示，此类诉讼一定能分出胜负，没有道理和解，“以实务经验来看，这代表媒体虽然没全盘掌握，但有‘部分’的真实性，判决的结果，双方都没法预料，趁新闻热度减退后，悄悄和解。”律师徐铃茱提出另一个角度，“瘦的和解，赢过肥的胜诉”，认为双方是有条件的和解，代表达成共识。
泛华网报道。
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爱必支：为什么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
鄙人的网名叫“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网名。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你丫没有选择，想要爱中国就必须支持我们这个政权，任何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企图不仅不合法，而且必须予以消灭。
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你必须知道，国家这个词概念比较复杂，但大体上是指两个概念，一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一是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
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其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因此，从一个民族构成政体，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一共享的政体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的可能结合型式。民族国家是政体的一种形式；民族则是共同体的认同概念，其来源可以是共享的体制、文化、或族群。
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指拥有独立主权的独立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成员，其统治和管理的权力由该国家或组织的人持有，不受他方影响。根据1933年《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国家做为国际法人应具备下列资格：固定的居民，一定界限的领土，有效的政府（以对内的立法权为标志），与他国交往的能力（以他国的外交承认为标志）。由于涉及到立法权，因此这个概念与政权紧密相关。
以民族国家来看中国，中国其实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而以主权国家来看中国，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存在于1949年之后。当泛泛说“中国”这个词，你说的是哪个概念呢？我几乎可以肯定，你丫可能想都没想过两者的区别。这样很好。因为两者有时确实分不清楚。比如，当联合国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是，他们就是用主权国家这个概念来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于是我们顺理成章替代了中华民国，成为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知道中国的国庆日吗？你只知道10月1日，最多有人知道10月10日，但你绝不可能知道有五千年历史民族国家中国是哪一天诞生的。知道中国成立多少年了吗？你可能只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了。
事实上，在现在中文语境中，中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你要爱中国，绝没有可能避开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当你说你是Chinese，即便你是第四代美国华人，你丫还是被认为是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绝不会有人很认真地认为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丫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人。你想躲得掉我们吗？没可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种语境里的特定联系事实上已经扩展到地球上任何一种语言了。
这里的逻辑关系很简单，我们中国共产党颠覆了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成立了新的政府，将国家名称改了，因此，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概念就被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概念给替换了。Chinese、华人、中国人，opps，于是都变成了关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你丫想逃都没处逃啊，傻逼！
现在你要爱中国，那自然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自然就要爱维持这个国家运作的政权，以及维持这个政权的执政党。有屁民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政府不等于爱执政党。我要说，爱国必须要爱政府，因为主权国家的标志就是是政府的有效统治。爱政府不等于爱执政党的说法，在民主国家不错，但我们不是民主国家，我们政权的合法执政基础来自于我们的枪杆子，我党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就是我党。爱中国，你不能不爱我们共产党。
有人问我们，你们究竟是谁，为什么那么仇视中国人？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很愚蠢。我们一点都不仇视中国人，我们跟中国一点都没用仇恨，就如同我们不仇恨日本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我们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人。但是，如果谁要想颠覆我们的政权，推翻我们的统治，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对待敌人，我们是从不手软的。上一届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永久执政，第二位才是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在这样的语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中，你丫有能力将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吗？
不知道这样的分析能不能让你树立正确的观念，为什么爱中国就必须要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
作者：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你必须知道，国家这个词概念比较复杂，但大体上是指两个概念，一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一是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
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其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因此，从一个民族构成政体，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一共享的政体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的可能结合型式。民族国家是政体的一种形式；民族则是共同体的认同概念，其来源可以是共享的体制、文化、或族群。
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指拥有独立主权的独立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成员，其统治和管理的权力由该国家或组织的人持有，不受他方影响。根据1933年《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国家做为国际法人应具备下列资格：固定的居民，一定界限的领土，有效的政府（以对内的立法权为标志），与他国交往的能力（以他国的外交承认为标志）。由于涉及到立法权，因此这个概念与政权紧密相关。
以民族国家来看中国，中国其实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而以主权国家来看中国，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存在于1949年之后。当泛泛说“中国”这个词，你说的是哪个概念呢？我几乎可以肯定，你丫可能想都没想过两者的区别。这样很好。因为两者有时确实分不清楚。比如，当联合国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是，他们就是用主权国家这个概念来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于是我们顺理成章替代了中华民国，成为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知道中国的国庆日吗？你只知道10月1日，最多有人知道10月10日，但你绝不可能知道有五千年历史民族国家中国是哪一天诞生的。知道中国成立多少年了吗？你可能只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了。
事实上，在现在中文语境中，中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你要爱中国，绝没有可能避开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当你说你是Chinese，即便你是第四代美国华人，你丫还是被认为是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绝不会有人很认真地认为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丫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人。你想躲得掉我们吗？没可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种语境里的特定联系事实上已经扩展到地球上任何一种语言了。
这里的逻辑关系很简单，我们中国共产党颠覆了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成立了新的政府，将国家名称改了，因此，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概念就被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概念给替换了。Chinese、华人、中国人，opps，于是都变成了关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你丫想逃都没处逃啊，傻逼！
现在你要爱中国，那自然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自然就要爱维持这个国家运作的政权，以及维持这个政权的执政党。有屁民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政府不等于爱执政党。我要说，爱国必须要爱政府，因为主权国家的标志就是是政府的有效统治。爱政府不等于爱执政党的说法，在民主国家不错，但我们不是民主国家，我们政权的合法执政基础来自于我们的枪杆子，我党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就是我党。爱中国，你不能不爱我们共产党。
有人问我们，你们究竟是谁，为什么那么仇视中国人？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很愚蠢。我们一点都不仇视中国人，我们跟中国一点都没用仇恨，就如同我们不仇恨日本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我们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人。但是，如果谁要想颠覆我们的政权，推翻我们的统治，那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对待敌人，我们是从不手软的。上一届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永久执政，第二位才是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在这样的语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中，你丫有能力将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吗？
不知道这样的分析能不能让你树立正确的观念，为什么爱中国就必须要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
作者：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
张成泽被金正恩二哥放狗咬死！持续1小时直到吃光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12-11
本周一朝中社高调地证实张成泽已经被金正恩清洗的消息后，这位朝鲜2号人物的倒台迅速引起国际各界轰动，有关张成泽命运细节和事件影响的消息不断传出。更有消息称，张成泽在被金正恩的二哥金正泽抓捕归案之后，已被处决。而与普通政治犯待遇不同的是，张成泽被处以“犬决”，负责执行行刑任务的也是金正泽。
据韩国朝鲜战略情报服务中心代表李允杰说：实际上，就连受到金正恩恩宠的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也不敢逮捕张成泽，国家保卫部也无法干涉此事，最后是由金正恩的二哥金正哲带领护卫司令部亲卫队逮捕了张成泽。
而张成泽的死党，行政部第一副部长李龙河和副部长张秀吉在警卫司令部内的保卫部监狱被处决，也是金正哲指挥的；是金正哲亲自带领护卫司令部卫队和保卫部，充当先锋拿下了这些人。
早在今年4月份，日本媒体就爆料说金正哲已经晋升为朝鲜太子党的秘密组织“烽火组”首领。看来，金正恩在平壤高层已经没有真正信得过的人，如今的亲信也很难不成为明天的敌人。所以他要由亲哥哥出面执行行刑任务。
有消息称，张成泽由金正恩二哥金正哲亲率护卫队逮捕后，5日已被处决。和张成泽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张的5个亲信，与往常用机枪、小钢炮杀政治犯不同的这次是“犬决”。张和5名亲信被剥光衣后放入铁栏内，放入120条饿了3天的东北猎犬撕咬，直到吃光。全过程持续1个小时，金正恩、李雪主带朝鲜300多高官观。
本周一朝中社高调地证实张成泽已经被金正恩清洗的消息后，这位朝鲜2号人物的倒台迅速引起国际各界轰动，有关张成泽命运细节和事件影响的消息不断传出。更有消息称，张成泽在被金正恩的二哥金正泽抓捕归案之后，已被处决。而与普通政治犯待遇不同的是，张成泽被处以“犬决”，负责执行行刑任务的也是金正泽。
据韩国朝鲜战略情报服务中心代表李允杰说：实际上，就连受到金正恩恩宠的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也不敢逮捕张成泽，国家保卫部也无法干涉此事，最后是由金正恩的二哥金正哲带领护卫司令部亲卫队逮捕了张成泽。
而张成泽的死党，行政部第一副部长李龙河和副部长张秀吉在警卫司令部内的保卫部监狱被处决，也是金正哲指挥的；是金正哲亲自带领护卫司令部卫队和保卫部，充当先锋拿下了这些人。
早在今年4月份，日本媒体就爆料说金正哲已经晋升为朝鲜太子党的秘密组织“烽火组”首领。看来，金正恩在平壤高层已经没有真正信得过的人，如今的亲信也很难不成为明天的敌人。所以他要由亲哥哥出面执行行刑任务。
有消息称，张成泽由金正恩二哥金正哲亲率护卫队逮捕后，5日已被处决。和张成泽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张的5个亲信，与往常用机枪、小钢炮杀政治犯不同的这次是“犬决”。张和5名亲信被剥光衣后放入铁栏内，放入120条饿了3天的东北猎犬撕咬，直到吃光。全过程持续1个小时，金正恩、李雪主带朝鲜300多高官观。
2013年12月7日星期六
何清涟：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梦想成真
在各种想象与期盼中，习近平执政已逾一年，其真实政治形象也日渐清晰，这是众多外国的中国政治幻想家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梦想
目前，评判习近平的一年多的执政业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习近平是个政治强势人物。关于其政治取向的评价则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国内多是谀词颂语，出于对“专制、独裁”这类词语的忌讳，所有评价都绕开这两个关键词，只将习与毛泽东及邓小平相联系；国际社会则纠结于西方想象的政治改革，坚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坚持塑造一个要改革的习近平，方才符合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即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只是时间迟早。即使现实中的习近平已经毫无政改意向，还有人坚持：等习近平坐稳权力宝座之后，扫除一切障碍之后，他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中外均有，只是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但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展现的政治自信心更强，政治手腕也更强势。
本文将从内政、经济、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条件，阐明我对习近平时代已具雏型的威权政治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近年来分析中国时政的文章里出现过，本文只是将其简要纳入威权体制这一框架里分析。
内政篇：威权体制的确立
先说内政。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政治问题有三：一、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二、“红二代”挟父辈之势评弹时政，意图干政；三、民间政治参与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呼唤宪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权力，结束一党专政渐成在野政治共识。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权虽然没有陷入风雨飘摇之危境，但用“风雨如晦”来形容却很贴切。
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见效最快的政绩。习近平对这三大问题的处理原则是内外有别，前两大问题是党内家务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收拾完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权力集于一身；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当中未设李克强的位置，一下就将胡温等第四代原定的“双接班”变成总书记独大，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
对待民间社会以维权、微博议政等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习近平毫不犹豫采用铁腕打压，在胡锦涛时期一直保持高活跃状态的许志永与王功权均被捕系狱。以前，江泽民打压政治反对者，为了减少国际非议，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式，遇到企业界人士，惯用集资、逃税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权却不再借用经济罪名入罪，而是用近两年采用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狱，这一点显示了习近平不怕“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划脚”，杜绝民间政治参与的决心。
收拾了党内山头，扼制住民间的政治参与，让红二代看到了“红色江山”存续下去的希望，加上习近平在其父亲百年冥诞时特别邀请红二代各家族“掌门人”与会，以示与红二代共享红色江山之意，这帮在胡温治下闹腾得很欢的八旗亲贵子弟也纷纷表示臣服。凡依附于体制的各类人等，也不再象胡温晚期那样人心惶惶、总有要出大事的感觉。
习近平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变为制度设置，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标志着新威权政治模式的建立。习近平崇尚新权威主义有迹可寻：2009年刘亚洲派了一个军官团在新加坡考察。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透露，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十八大后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夏天，习与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场鲜为外人所知的会晤，李光耀后来发表过不少对习的好评，可见二人对威权体制有高度认同。
很多人认为，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而言，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威权体制不可行。其实，习近平要的只是威权体制的顶层设计与特质，在管理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问题上，他仍然会依赖于居委会及村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习主持京奥时期，奥运安保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依赖居委会参与社会治安。
经济篇：解决了地方财政来源枯竭问题
经济上，习近平从胡温手里接下一个烂摊子：外资相继撤离；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不少行业陷入破产或萧条，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谭。面对此局，李克强想了不少招术，还是乏善可陈，上海自贸区就没能达到预期的吸引外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60条”有不少是过去的老药方，有的换了个新说法，有的连新说法都没有，很难说这些药服下去会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方面，习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准备让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这是地方税收结构的重大改变。胡温晚期，征收房产税之事已经在议，但遭遇官员群体的顽强抵制，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一事拍板敲定，并交由各地自办，依赖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即使先征收其中三分之一，税收总量也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地方税收的长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产税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从江朱时代开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一直是让地方政府苦恼的问题，至胡温时期，举债成了地方政府纾缓财政困难的常规性方式。可以说，让有房者交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是中国地方税收结构的重要转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各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确定征收对象的标准，覆盖面的宽窄完全视各地情况裁夺。中西部地区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贫民的破旧房产纳入征收范围，则看当地政府的财政饥渴度，以及官员对社会安定状态的评估。
解决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习近平加强统治集团执政能力、凝聚统治集团人心的重要举措。至于就业、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险、环境质量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属于年年谈、年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就算纳入“改革60条”，依旧难有起色。
有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环境生态恶化已不可逆转，资源短缺也日益显现，对石油、矿产、粮食、包括清洁饮用水等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但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当某方面问题还未严重到不可救药之时，要求改变的呼声音比较高；一旦形势已不可逆转，反而不再成为一个舆论热议的问题。比如环境质量与有害食品就是如此。这既是“温水煮青蛙”效应，也是宣传部门长期引导舆论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国土整治与改善生态环境这个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今后中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上，远不如钓鱼岛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来得重要。
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梦想
目前，评判习近平的一年多的执政业绩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习近平是个政治强势人物。关于其政治取向的评价则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国内多是谀词颂语，出于对“专制、独裁”这类词语的忌讳，所有评价都绕开这两个关键词，只将习与毛泽东及邓小平相联系；国际社会则纠结于西方想象的政治改革，坚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习近平的种种举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坚持塑造一个要改革的习近平，方才符合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即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只是时间迟早。即使现实中的习近平已经毫无政改意向，还有人坚持：等习近平坐稳权力宝座之后，扫除一切障碍之后，他就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中外均有，只是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少。但习近平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展现的政治自信心更强，政治手腕也更强势。
本文将从内政、经济、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条件，阐明我对习近平时代已具雏型的威权政治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近年来分析中国时政的文章里出现过，本文只是将其简要纳入威权体制这一框架里分析。
内政篇：威权体制的确立
先说内政。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两年，留下的政治问题有三：一、党内权力斗争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二、“红二代”挟父辈之势评弹时政，意图干政；三、民间政治参与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呼唤宪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权力，结束一党专政渐成在野政治共识。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权虽然没有陷入风雨飘摇之危境，但用“风雨如晦”来形容却很贴切。
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习近平执政以来见效最快的政绩。习近平对这三大问题的处理原则是内外有别，前两大问题是党内家务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收拾完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权力集于一身；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当中未设李克强的位置，一下就将胡温等第四代原定的“双接班”变成总书记独大，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就确立的高层集体领导模式。
对待民间社会以维权、微博议政等各种方式的政治参与，习近平毫不犹豫采用铁腕打压，在胡锦涛时期一直保持高活跃状态的许志永与王功权均被捕系狱。以前，江泽民打压政治反对者，为了减少国际非议，采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方式，遇到企业界人士，惯用集资、逃税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权却不再借用经济罪名入罪，而是用近两年采用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系狱，这一点显示了习近平不怕“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划脚”，杜绝民间政治参与的决心。
收拾了党内山头，扼制住民间的政治参与，让红二代看到了“红色江山”存续下去的希望，加上习近平在其父亲百年冥诞时特别邀请红二代各家族“掌门人”与会，以示与红二代共享红色江山之意，这帮在胡温治下闹腾得很欢的八旗亲贵子弟也纷纷表示臣服。凡依附于体制的各类人等，也不再象胡温晚期那样人心惶惶、总有要出大事的感觉。
习近平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经济改革领导小组变为制度设置，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标志着新威权政治模式的建立。习近平崇尚新权威主义有迹可寻：2009年刘亚洲派了一个军官团在新加坡考察。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透露，该小组的任务是“为十八大后的中国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夏天，习与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场鲜为外人所知的会晤，李光耀后来发表过不少对习的好评，可见二人对威权体制有高度认同。
很多人认为，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而言，学习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治威权体制不可行。其实，习近平要的只是威权体制的顶层设计与特质，在管理城市与广大农村的问题上，他仍然会依赖于居委会及村委会这类基层组织。在习主持京奥时期，奥运安保模式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依赖居委会参与社会治安。
经济篇：解决了地方财政来源枯竭问题
经济上，习近平从胡温手里接下一个烂摊子：外资相继撤离；环境生态急剧恶化，不少行业陷入破产或萧条，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谭。面对此局，李克强想了不少招术，还是乏善可陈，上海自贸区就没能达到预期的吸引外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60条”有不少是过去的老药方，有的换了个新说法，有的连新说法都没有，很难说这些药服下去会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方面，习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准备让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这是地方税收结构的重大改变。胡温晚期，征收房产税之事已经在议，但遭遇官员群体的顽强抵制，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一事拍板敲定，并交由各地自办，依赖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树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根据官方统计，当前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即使先征收其中三分之一，税收总量也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地方税收的长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产税于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从江朱时代开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一直是让地方政府苦恼的问题，至胡温时期，举债成了地方政府纾缓财政困难的常规性方式。可以说，让有房者交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支柱，是中国地方税收结构的重要转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各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确定征收对象的标准，覆盖面的宽窄完全视各地情况裁夺。中西部地区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贫民的破旧房产纳入征收范围，则看当地政府的财政饥渴度，以及官员对社会安定状态的评估。
解决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问题，是习近平加强统治集团执政能力、凝聚统治集团人心的重要举措。至于就业、社会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险、环境质量等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属于年年谈、年年解决不了的老问题，就算纳入“改革60条”，依旧难有起色。
有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如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从胡温时期开始，环境生态恶化已不可逆转，资源短缺也日益显现，对石油、矿产、粮食、包括清洁饮用水等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但中国社会有如下特点：当某方面问题还未严重到不可救药之时，要求改变的呼声音比较高；一旦形势已不可逆转，反而不再成为一个舆论热议的问题。比如环境质量与有害食品就是如此。这既是“温水煮青蛙”效应，也是宣传部门长期引导舆论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国土整治与改善生态环境这个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今后中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上，远不如钓鱼岛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来得重要。
泛华网内幕：周永康之后，还有谁是大老虎？
【泛华网2013年12月7日讯】与泛华网有联系的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周永康不会是习近平眼里的大老虎，因为周永康不过是上届的政治家常委，并且排名非常靠后。北京内幕人士说，江泽民任内干掉了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枪毙了一个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连懦弱的胡锦涛任内都干掉了两个现任政治局委员，如果习近平只干掉个前任常委，可能自己都不会太满意。
现在还有四个大老虎可供习近平选择：上任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任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前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这几个大老虎中间，徐才厚早就被软禁，尽管也不时被安排露面，但是死老虎一支。温家宝的家属经济问题不少，但上届政治家常委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没有经济问题。江泽民的军中势力现在已经被习近平彻底打掉，但如果动他，动静一定很大，毕竟是江核心。
这位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处理徐才厚已经正在进行中，毕竟军中对他的腐败反对意见实在太多了。排在第2的相信应该是刘云山。刘云山家属腐败早就是证据确凿的事，但当时江泽民为对抗胡锦涛的团派，硬将刘云山塞进常委，现在看来真好为习近平打现任老虎准备了一个靶子。刘云山大概自己也知道一点，现在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敢公开对抗习近平的人，习近平不打击他，实在是没有道理。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习近平现在非常强势，有王岐山和俞正声的鼎力相助，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他。刘云山胆敢反对他，勇气不得不让人佩服。
内幕人士对泛华网分析说，温家宝在四人中间排在最后面，能排得上这个名单，主要是因为支持薄熙来的人以他为目标。关键时候，这只老虎也是可以用的。事实上，一旦打下了刘云山这个老虎，习近平的威望必然如日中天，打不打江泽民已经不重要了。打江泽民本身也有一定危险性，习近平本不会做这个考虑。只所以将江泽民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周永康。周永康的罪行涉及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问题，如果审讯周永康时不加约束，那这个罪行就有可能被越挖越大，火就会烧到江泽民，那时就有了办理江泽民的理由和证据了。这中间的玩法，就看习近平了如何把握了。
泛华网报道。
现在还有四个大老虎可供习近平选择：上任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任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前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这几个大老虎中间，徐才厚早就被软禁，尽管也不时被安排露面，但是死老虎一支。温家宝的家属经济问题不少，但上届政治家常委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没有经济问题。江泽民的军中势力现在已经被习近平彻底打掉，但如果动他，动静一定很大，毕竟是江核心。
这位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处理徐才厚已经正在进行中，毕竟军中对他的腐败反对意见实在太多了。排在第2的相信应该是刘云山。刘云山家属腐败早就是证据确凿的事，但当时江泽民为对抗胡锦涛的团派，硬将刘云山塞进常委，现在看来真好为习近平打现任老虎准备了一个靶子。刘云山大概自己也知道一点，现在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敢公开对抗习近平的人，习近平不打击他，实在是没有道理。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习近平现在非常强势，有王岐山和俞正声的鼎力相助，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他。刘云山胆敢反对他，勇气不得不让人佩服。
内幕人士对泛华网分析说，温家宝在四人中间排在最后面，能排得上这个名单，主要是因为支持薄熙来的人以他为目标。关键时候，这只老虎也是可以用的。事实上，一旦打下了刘云山这个老虎，习近平的威望必然如日中天，打不打江泽民已经不重要了。打江泽民本身也有一定危险性，习近平本不会做这个考虑。只所以将江泽民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周永康。周永康的罪行涉及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问题，如果审讯周永康时不加约束，那这个罪行就有可能被越挖越大，火就会烧到江泽民，那时就有了办理江泽民的理由和证据了。这中间的玩法，就看习近平了如何把握了。
泛华网报道。
2013年12月6日星期五
泛华网内幕：周永康是被正式逮捕
【泛华网2013年12月7日讯】与泛华网有联系的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今次周永康是正式被逮捕，而不是党内的双规。这个消息显示周永康将受到法庭的公开审判。这位知情人士说，事实上早在8月底，周永康已经被完全监控居住，根本不能自由行动。近期周永康的空开露面是因为习近平王岐山等接管政法委系统非常不顺利，不得不为全面顺利接管政法委系统做出的安抚之举。
今年2月，泛华网披露了习近平决定对周永康动手。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正式调查周永康，并决定打破中共以往的“刑不上常务”的惯例。周永康掌管政法委多年，不仅全国各省政法委书记都是他的人马，而且控制着全国武警的军权。周永康的计划是让各省政法委书记至少要担任副省长，最好是省委副书记。对周永康在全国各地的势力，习近平非常清楚，因此一上任就有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切割收揽政法委的想法。但在同时，接管政法委的工作非常不顺利，直到国安委的架构正式确定了下来。
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从搞掉薄熙来到正式搞掉周永康，习近平准备了一年半，可见工程之巨大。事实上，周永康自己早就非常清楚，他躲不过这一劫。
泛华网报道。
今年2月，泛华网披露了习近平决定对周永康动手。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正式调查周永康，并决定打破中共以往的“刑不上常务”的惯例。周永康掌管政法委多年，不仅全国各省政法委书记都是他的人马，而且控制着全国武警的军权。周永康的计划是让各省政法委书记至少要担任副省长，最好是省委副书记。对周永康在全国各地的势力，习近平非常清楚，因此一上任就有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切割收揽政法委的想法。但在同时，接管政法委的工作非常不顺利，直到国安委的架构正式确定了下来。
北京内幕人士对泛华网说，从搞掉薄熙来到正式搞掉周永康，习近平准备了一年半，可见工程之巨大。事实上，周永康自己早就非常清楚，他躲不过这一劫。
泛华网报道。
江泽民在军中的心腹 他先后挡住胡锦涛和刘源进军委
文章来源: 前哨 于 2013-12-06
日前，有消息曝光，中共上将刘源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军委，是因为受到张万年等江派老军头阻挠。张万年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心腹。此前，中共十六大上，张万年曾听命江泽民、曾庆红发动兵变，阻止胡锦涛出任军委主席。
张万年曾阻挠刘源进入军委
近日，中共上将刘源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军委的内幕被曝光。
据军中消息人士透露，刘源在十八大未能进入中共中央军委有两大原因，一是他自身的资历问题，他当上总后政委才一年多时间。其二，刘源上任后在军中高调反腐，尤其是他把反腐矛头对准谷俊山的后台后，这让郭伯雄、徐才厚等军头们如坐针毡，使其在十八大晋升中央军委委员遇到反弹，遭到郭、徐还有几位军中老人的强烈反对。
这位消息人士还披露，2012年3月两会期间，张万年等几位军中元老以及刘源到军方代表团看望参加两会的军方代表，当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但是刘源进来的时候掌声明显不同于对张万年的掌声，大家都拼命鼓掌，甚至还有代表站起来向刘源敬礼。据说，在场的中央军委头头们看到这种情景，脸色都非常难看。
消息人士最后表示，这些人反对刘源进入中央军委的理由，则是抓住刘、薄之间关系密切， “这就是军队的派系争斗，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军中的政治斗争无时不在。”
十六大张万年兵变阻胡锦涛任军委主席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当时政治局委员会、常委会进行了5次讨论，确定江泽民全退的决议，但是江泽民讨价还价，将自己的亲信贾庆林、曾庆红、罗干等塞进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将政治常委人数从7人增加到9人，然后通过“兵变”继续留任军委主席。
2002年11月13日晚上，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要决定14日大会即将通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名单和三个议案的表决形式问题。当时江派担心江留任军委主席逼宫胡锦涛的决议遭政敌的阻击不能顺利实施，故极力反对不记名投票，力导举手表决。
在取得举手表决之后，张万年突然发难，提出由20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联署的“特别动议”，要求与会者同意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
之后，李岚清等江派人马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别动议”。会场气氛顿时非常紧张，据说有些人的脸都吓白了。
随即张万年又逼迫胡锦涛表态。当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等着胡的态度，如果他不同意，凭藉当时胡微弱的权势，就有被江派军人带走软禁的可能。
胡锦涛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说：“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位同志的提议。”事后据在场的人说，胡当时可能想笑一下来表示他的“高兴”，但那表情比哭还难看。
张万年1992年在济南军区司令员的任上，被江提拔到中共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93年6月江再授其上将军衔。1997年9月后，张万年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直到2003年下台，张万年一直效命于江泽民。
胡习联手在军方清洗江泽民势力
十八大前夕，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军队大换血，自己的人马在军中占据了要害位置。
北京军区新任司令张仕波与习近平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深受习的信任。胡锦涛的“爱将”、前任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则出任总参谋长，掌握住调动军队、指挥作战的实际兵权，同时将中共最大的特务机构总参一部、总参二部尽收麾下。
军委四总部的四个军头也全部被换成胡习的亲信。胡锦涛的亲信张阳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习近平的军中班底人马张又侠出任总装备部部长、赵克石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另外，中共的七大军区人事也变动不断。
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军队中进行打“老虎”。自谷俊山落马以后，江泽民“军中最爱”徐才厚被传涉案，当时甚至他已被“双规”的消息更轰动一时。
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进一步强化军权，军中再一次进行了大换血，彻底瓦解了江泽民建立的第二权力中心——政法委。
日前，有消息曝光，中共上将刘源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军委，是因为受到张万年等江派老军头阻挠。张万年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心腹。此前，中共十六大上，张万年曾听命江泽民、曾庆红发动兵变，阻止胡锦涛出任军委主席。
张万年曾阻挠刘源进入军委
近日，中共上将刘源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进入中央军委的内幕被曝光。
据军中消息人士透露，刘源在十八大未能进入中共中央军委有两大原因，一是他自身的资历问题，他当上总后政委才一年多时间。其二，刘源上任后在军中高调反腐，尤其是他把反腐矛头对准谷俊山的后台后，这让郭伯雄、徐才厚等军头们如坐针毡，使其在十八大晋升中央军委委员遇到反弹，遭到郭、徐还有几位军中老人的强烈反对。
这位消息人士还披露，2012年3月两会期间，张万年等几位军中元老以及刘源到军方代表团看望参加两会的军方代表，当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但是刘源进来的时候掌声明显不同于对张万年的掌声，大家都拼命鼓掌，甚至还有代表站起来向刘源敬礼。据说，在场的中央军委头头们看到这种情景，脸色都非常难看。
消息人士最后表示，这些人反对刘源进入中央军委的理由，则是抓住刘、薄之间关系密切， “这就是军队的派系争斗，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军中的政治斗争无时不在。”
十六大张万年兵变阻胡锦涛任军委主席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当时政治局委员会、常委会进行了5次讨论，确定江泽民全退的决议，但是江泽民讨价还价，将自己的亲信贾庆林、曾庆红、罗干等塞进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将政治常委人数从7人增加到9人，然后通过“兵变”继续留任军委主席。
2002年11月13日晚上，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要决定14日大会即将通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名单和三个议案的表决形式问题。当时江派担心江留任军委主席逼宫胡锦涛的决议遭政敌的阻击不能顺利实施，故极力反对不记名投票，力导举手表决。
在取得举手表决之后，张万年突然发难，提出由20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联署的“特别动议”，要求与会者同意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
之后，李岚清等江派人马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别动议”。会场气氛顿时非常紧张，据说有些人的脸都吓白了。
随即张万年又逼迫胡锦涛表态。当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等着胡的态度，如果他不同意，凭藉当时胡微弱的权势，就有被江派军人带走软禁的可能。
胡锦涛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说：“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位同志的提议。”事后据在场的人说，胡当时可能想笑一下来表示他的“高兴”，但那表情比哭还难看。
张万年1992年在济南军区司令员的任上，被江提拔到中共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93年6月江再授其上将军衔。1997年9月后，张万年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直到2003年下台，张万年一直效命于江泽民。
胡习联手在军方清洗江泽民势力
十八大前夕，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军队大换血，自己的人马在军中占据了要害位置。
北京军区新任司令张仕波与习近平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深受习的信任。胡锦涛的“爱将”、前任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则出任总参谋长，掌握住调动军队、指挥作战的实际兵权，同时将中共最大的特务机构总参一部、总参二部尽收麾下。
军委四总部的四个军头也全部被换成胡习的亲信。胡锦涛的亲信张阳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习近平的军中班底人马张又侠出任总装备部部长、赵克石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另外，中共的七大军区人事也变动不断。
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军队中进行打“老虎”。自谷俊山落马以后，江泽民“军中最爱”徐才厚被传涉案，当时甚至他已被“双规”的消息更轰动一时。
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进一步强化军权，军中再一次进行了大换血，彻底瓦解了江泽民建立的第二权力中心——政法委。
爱必支：中国共产党到了必须要改名的时候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到了非改名不可的时候了呢？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或我党的性质有重大变化，而完全是因为我们现在与小日本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一个让我们爱国青年们痛恨日本一切事物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这个称呼中的“共产党”三个字居然是日文。这让我们广大爱国反日青年情以何堪？1870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用日文片假名对“communism”音译后，在日文中先后出现过“共同党”、“贫富平均党”、“通有党”、“共产论”等汉字译法；到1881年后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译法。后来这个词就被中文借了过来。
事实上，自从邓小平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党内部就不断有呼声要改名，主要的想法就是认为共产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革命，而我们现在已经稳稳地把持着政权，正在努力将任何革命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继续沿用一个革命的党名，难免会让青春期的学子想入非非，蠢蠢欲动。事实很简单，我们早就从一个革命政党演变为了一个反革命政党。
到江泽民时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党做出重大方向调整，确定了三个代表思想，正式在理论上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变为了一个执政精英集团。当时呼声最高的新名称是中国执政党。但因故最终未成。到胡锦涛时代，因为胡锦涛不愿意跟国家社会主义沾边，坚决不要任何含有“社会主义”字样的名称，而坚持共产主义的称谓。
闲话少说，让我们直接看一下有哪些选择：
中国执政党
据说这个名称得到江泽民同志的赏识，可以比较直接地体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执政集团的性质。但反对意见认为执政党是一专有名词，不合适当党名。
中国永久执政党
这是在中国执政党基础上发展而来，开诚布公地挑明我们要永久执政的政治意向。反对意见包括认为可能会让屁民不快，还危言耸听地说甚至可以造成民变。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党
这个称呼曾经被胡锦涛同志给否决了。另外，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是指那些北欧国家搞的那一套，如果我们改成这个名称，又会被反华势力批评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新民主主义党
新民主主义是指刘源搞得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本来很受习近平同志和薄熙来的支持，但被薄熙来这么一搅，习近平同志不愿意与薄熙来黏合在一起，再也不愿意用这个称呼了。
事实上现在除此以为并没有更合适的名称，像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党，中国第三位置主义党，中国法西斯主义党等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欢迎广大网名出谋划策，为我们共产党找一个更符合新时代的名称。
作者：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事实上，自从邓小平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党内部就不断有呼声要改名，主要的想法就是认为共产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革命，而我们现在已经稳稳地把持着政权，正在努力将任何革命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继续沿用一个革命的党名，难免会让青春期的学子想入非非，蠢蠢欲动。事实很简单，我们早就从一个革命政党演变为了一个反革命政党。
到江泽民时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党做出重大方向调整，确定了三个代表思想，正式在理论上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变为了一个执政精英集团。当时呼声最高的新名称是中国执政党。但因故最终未成。到胡锦涛时代，因为胡锦涛不愿意跟国家社会主义沾边，坚决不要任何含有“社会主义”字样的名称，而坚持共产主义的称谓。
闲话少说，让我们直接看一下有哪些选择：
中国执政党
据说这个名称得到江泽民同志的赏识，可以比较直接地体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执政集团的性质。但反对意见认为执政党是一专有名词，不合适当党名。
中国永久执政党
这是在中国执政党基础上发展而来，开诚布公地挑明我们要永久执政的政治意向。反对意见包括认为可能会让屁民不快，还危言耸听地说甚至可以造成民变。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党
这个称呼曾经被胡锦涛同志给否决了。另外，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是指那些北欧国家搞的那一套，如果我们改成这个名称，又会被反华势力批评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新民主主义党
新民主主义是指刘源搞得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本来很受习近平同志和薄熙来的支持，但被薄熙来这么一搅，习近平同志不愿意与薄熙来黏合在一起，再也不愿意用这个称呼了。
事实上现在除此以为并没有更合适的名称，像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党，中国第三位置主义党，中国法西斯主义党等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欢迎广大网名出谋划策，为我们共产党找一个更符合新时代的名称。
作者：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2013年12月4日星期三
爱必支：唯有战争才能使中国夺得钓鱼岛
中国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出自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在随后的几百年间，钓鱼岛不时出现在各种明清政府文件中和政府海图里，并有记录显示慈禧曾将钓鱼岛作为领地赐予某大臣。但中国人从没有人在钓鱼群岛上居住。 日本最早于公元1786年在《三国通览图说》之《琉球国全图》列出钓鱼群岛。在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群岛后的第五年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声称「发现」钓鱼台列屿，并向日本内务省申请划入日本国界，但未获日本政府认可。
公元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向日本求和。公元1895年1月14日，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日本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声称钓鱼岛为「无主地」，在钓鱼岛建立标国标，正式划入日本版图。三个月后的4月17日，中日双方签定《马关条约》，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与日本，条约又指明两国将按照此一条款，以及条约粘附的台湾地图，另行划定海界。该地图由日方绘制，当中并不包括钓鱼台。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诸岛之权及该地城垒、兵器制造所及国有物永远割给日本。《马关条约》还包括了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
自1910年到大约1940年，最多时有大约280名日本临时居民生活在钓鱼群岛上因商业目的采集信天翁羽毛。
1945年美军占领琉球群岛时也一并占领了钓鱼群岛。同年7月26日美国、中国与英国三国的领袖发布日本投降的条款《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波茨坦公告的第8条确定“日本的主权必须限制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其他我们决定的小岛。”日本的主权仍然存在，但由外国军队行使管制权。
二次大战后，国际局势迅速滑向东西对抗。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于1951年9月8日与不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同盟国签订停战协议《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注明琉球群岛被放入联合国的国际托管制度，但并没有谈到钓鱼群岛。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在《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前七個小時簽訂了《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又称《日華和約》、《中日和平条约》、《中日和约》、《台北和约》、《日台条约》。第一條確認兩國戰爭狀態的正式結束，第二條承認《舊金山和約》中關於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並於第五條中承認舊金山和約中第十條“中國相關權益”的規定。《舊金山和約》与《中日和約》标志着同盟国对日本军事占领的结束，日本的主权得以完全恢复。同时，包括《波茨坦公告》在内的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与条约全部失效。《舊金山和約》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朝鲜、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所有权利。第三条规定，日本将同意美国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将琉球群岛被放入联合国的国际托管制度（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system）的提议、美国作为唯一的管制者（trustee / administrator），美国获得对琉球和其居民的管辖、立法和司法权。第十条是与中国相关权益，日本放弃一切有关中国之特别权利与利益，包括源自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中与日本方的“北京议定书”条款其附件、书简与文件所衍生之对中国的利益与特权；同时，同意放弃前述议定书条款其附件、书简与文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旧金山和约》推翻了《辛丑条约》中与日本方签订的“北京议定书”，但并没有推翻《马关条约》。换言之，《马关条约》仍然有效，除非那些在《旧金山和约》中涉及到的领土领海和权利。
在签订停战协议《旧金山和约》随后的20年间，美军仍然占领和管制着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1969年美国表示将把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交还给日本。1971年6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表示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同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发表了类同的表示。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钓鱼群岛连同琉球群岛正式交给日本。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发表联合公告建立外交关系，双面只字未提钓鱼群岛。按中方原意，希望将《中日和約》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之一）这一条单独写入联合声明，但最终中方同意采用日本外相发表谈话的形式由日方单方面宣告该条约的结束。《中日联合声明》的第3条款内容是“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且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而《中日联合声明》不是两国的正式法律性文件，只是两国在政府领导人就双方共识的联合声明。一直到6年后的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原则才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但其具体内容没有包括《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条约有效期为10年，至今中日两国都没有宣布终止条约，所以条约一直自动继续有效。
1978年日本民间组织在钓鱼岛建立灯塔。
需要说明的是，自1895年日本内阁将钓鱼群岛划入日本版图后，双方政府和民间都有文件文书将钓鱼群岛认作对方领土。
纵观钓鱼群岛的各个事件和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察结果：
1，尽管美国将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一视同仁，但在日本的眼里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不然，1895年日本内阁决定就毫无意义了。在中国眼里，两者显然也是有区别的：琉球是蕃属，而钓鱼群岛是自己的无人岛。
2，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都没有包括钓鱼群岛。因中国战败求和的《马关条约》，今天仍然有效，除非那些在《旧金山和约》中涉及到的领土领海和权利，但没有包括钓鱼群岛的内容。由美国、中国与英国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其实直接与钓鱼群岛相关，但已经被《旧金山和约》终止。《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应，更何况早在21年前就被《旧金山和约》终止。而得到《中日和约》背书的《旧金山和约》完全没提钓鱼群岛。换句话讲，当缺乏法律文件为依据是，实际占领将扮演重要角色。在这方面，日本明显占有优势。日本的实际占领包括最初的建立国标，临时居民的占据到现在的实际管辖。倒是美国占领期间有联合国托管系统为法律依据。
3，在美国有没有权力将钓鱼群岛的实际管制权交给日本这个问题上，基本情况与硫球群岛是类似的。不同的是钓鱼群岛没有本地居民作为受益者（beneficiary）。信托概念是普通法系里的概念。一般而言，信托的建立者（appointor）是一次性关系，一旦任命了管制者（trustee），建立者的任务完整。除非在信托条款中有特别注明，不然建立者连更换管制者（trustee）的权力都没有。管制者除受到信托条款和法律的制约外，可以行使任何权利。但管制者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可侵吞财产。从这层法律关系上来看，美国是永远不可能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事实上，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与各个管制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任命关系，而是一个法律承认关系。各个管制者的管制权都是依赖武力获得的。联合国的托管体系中的所有先例，当托管关系解除后，都是由受益者，即当地居民决定主权。唯一例外的是硫球群岛和钓鱼群岛。美国将硫球群岛的主权交给了日本。在钓鱼群岛缺乏受益者情况下，美国当仁不让行使了管制者的特权，也将钓鱼群岛的主权交给了日本。从法律角度看，美国的行为并不存在不合法的地方。
4，问题是，如果钓鱼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历史怎么会让美国人来行使它的合法的管制者的权力的？换句话讲，为什么中国的固有领土变成了联合国的托管地？这于是出现了历史上很滑稽的一幕：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同盟国浴血奋战打败了敌人后，美军凭什么占领了盟国的钓鱼群岛？如果只是因为美军出军早而占领了盟国的领土，那战后就应该还给中国。即便美军误会了，那中国民国政府也应该向美国提出正式照会。中国民国政府没有这样做。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当时的中国民国政府内外交困，已经不可能关心这些无人岛了。
结论：从国际角度来看，如何确定钓鱼群岛的主权并没有有效的历史法律文件可以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丛林原则于是成为主权的依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日本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比中国更接近钓鱼群岛的主权，最重要的是1972年以来日本实际占领了钓鱼群岛。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钓鱼群岛的主权，但这个主权在1895年被日本武力夺走了。1945年时中国本来有机会阻止美国从盟国手里夺取领土的行为，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于是机会来了又走了。中国永远失去了钓鱼群岛吗？很可能。除非中国按照丛林原则用武力夺回来。即便这样，中国仍然面临着法律上的漏洞，那就是，日本现在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完全可以理解为同硫球群岛一样始于1972年的美国管制权的转让。如何解决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唯一有效解决的方法就是将日本永久性地纳入中国版图。
作者：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http://zh.wikipedia.org/zh/%E7%90%89%E7%90%83%E7%BE%A4%E5%B2%9B
http://en.wikipedia.org/wiki/Ryukyu_Islands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3%B6%E6%B4%A5%E5%BF%A0%E6%81%92
http://zh.wikipedia.org/zh/%E9%A9%AC%E5%85%B3%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E6%B3%A2%E8%8C%A8%E5%9D%A6%E5%85%AC%E5%91%8A
http://zh.wikipedia.org/zh/%E8%88%8A%E9%87%91%E5%B1%B1%E5%92%8C%E7%B4%84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Trusteeship_Council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Charter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2.shtml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3.shtm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2.shtm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3.shtml
http://zh.wikipedia.org/zh/%E9%87%A3%E9%AD%9A%E5%8F%B0%E5%88%97%E5%B6%BC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kaku_Islands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0%96%E9%96%A3%E8%AB%B8%E5%B3%B6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kaku_Islands_dispu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_%E2%80%93_Japan_relation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4%BF%E5%BA%9C%E5%92%8C%E6%97%A5%E6%9C%AC%E5%9B%BD%E6%94%BF%E5%BA%9C%E8%81%94%E5%90%88%E5%A3%B0%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5%92%8C%E5%B9%B3%E5%8F%8B%E5%A5%BD%E6%A2%9D%E7%B4%84
公元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向日本求和。公元1895年1月14日，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日本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声称钓鱼岛为「无主地」，在钓鱼岛建立标国标，正式划入日本版图。三个月后的4月17日，中日双方签定《马关条约》，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与日本，条约又指明两国将按照此一条款，以及条约粘附的台湾地图，另行划定海界。该地图由日方绘制，当中并不包括钓鱼台。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诸岛之权及该地城垒、兵器制造所及国有物永远割给日本。《马关条约》还包括了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
自1910年到大约1940年，最多时有大约280名日本临时居民生活在钓鱼群岛上因商业目的采集信天翁羽毛。
1945年美军占领琉球群岛时也一并占领了钓鱼群岛。同年7月26日美国、中国与英国三国的领袖发布日本投降的条款《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波茨坦公告的第8条确定“日本的主权必须限制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其他我们决定的小岛。”日本的主权仍然存在，但由外国军队行使管制权。
二次大战后，国际局势迅速滑向东西对抗。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于1951年9月8日与不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同盟国签订停战协议《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注明琉球群岛被放入联合国的国际托管制度，但并没有谈到钓鱼群岛。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在《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前七個小時簽訂了《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又称《日華和約》、《中日和平条约》、《中日和约》、《台北和约》、《日台条约》。第一條確認兩國戰爭狀態的正式結束，第二條承認《舊金山和約》中關於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並於第五條中承認舊金山和約中第十條“中國相關權益”的規定。《舊金山和約》与《中日和約》标志着同盟国对日本军事占领的结束，日本的主权得以完全恢复。同时，包括《波茨坦公告》在内的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与条约全部失效。《舊金山和約》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朝鲜、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所有权利。第三条规定，日本将同意美国向联合国提出的任何将琉球群岛被放入联合国的国际托管制度（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system）的提议、美国作为唯一的管制者（trustee / administrator），美国获得对琉球和其居民的管辖、立法和司法权。第十条是与中国相关权益，日本放弃一切有关中国之特别权利与利益，包括源自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中与日本方的“北京议定书”条款其附件、书简与文件所衍生之对中国的利益与特权；同时，同意放弃前述议定书条款其附件、书简与文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旧金山和约》推翻了《辛丑条约》中与日本方签订的“北京议定书”，但并没有推翻《马关条约》。换言之，《马关条约》仍然有效，除非那些在《旧金山和约》中涉及到的领土领海和权利。
在签订停战协议《旧金山和约》随后的20年间，美军仍然占领和管制着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1969年美国表示将把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交还给日本。1971年6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表示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同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发表了类同的表示。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钓鱼群岛连同琉球群岛正式交给日本。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发表联合公告建立外交关系，双面只字未提钓鱼群岛。按中方原意，希望将《中日和約》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之一）这一条单独写入联合声明，但最终中方同意采用日本外相发表谈话的形式由日方单方面宣告该条约的结束。《中日联合声明》的第3条款内容是“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且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而《中日联合声明》不是两国的正式法律性文件，只是两国在政府领导人就双方共识的联合声明。一直到6年后的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原则才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但其具体内容没有包括《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条约有效期为10年，至今中日两国都没有宣布终止条约，所以条约一直自动继续有效。
1978年日本民间组织在钓鱼岛建立灯塔。
需要说明的是，自1895年日本内阁将钓鱼群岛划入日本版图后，双方政府和民间都有文件文书将钓鱼群岛认作对方领土。
纵观钓鱼群岛的各个事件和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察结果：
1，尽管美国将琉球群岛和钓鱼群岛一视同仁，但在日本的眼里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不然，1895年日本内阁决定就毫无意义了。在中国眼里，两者显然也是有区别的：琉球是蕃属，而钓鱼群岛是自己的无人岛。
2，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都没有包括钓鱼群岛。因中国战败求和的《马关条约》，今天仍然有效，除非那些在《旧金山和约》中涉及到的领土领海和权利，但没有包括钓鱼群岛的内容。由美国、中国与英国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其实直接与钓鱼群岛相关，但已经被《旧金山和约》终止。《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应，更何况早在21年前就被《旧金山和约》终止。而得到《中日和约》背书的《旧金山和约》完全没提钓鱼群岛。换句话讲，当缺乏法律文件为依据是，实际占领将扮演重要角色。在这方面，日本明显占有优势。日本的实际占领包括最初的建立国标，临时居民的占据到现在的实际管辖。倒是美国占领期间有联合国托管系统为法律依据。
3，在美国有没有权力将钓鱼群岛的实际管制权交给日本这个问题上，基本情况与硫球群岛是类似的。不同的是钓鱼群岛没有本地居民作为受益者（beneficiary）。信托概念是普通法系里的概念。一般而言，信托的建立者（appointor）是一次性关系，一旦任命了管制者（trustee），建立者的任务完整。除非在信托条款中有特别注明，不然建立者连更换管制者（trustee）的权力都没有。管制者除受到信托条款和法律的制约外，可以行使任何权利。但管制者有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可侵吞财产。从这层法律关系上来看，美国是永远不可能拥有钓鱼群岛主权的。事实上，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与各个管制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任命关系，而是一个法律承认关系。各个管制者的管制权都是依赖武力获得的。联合国的托管体系中的所有先例，当托管关系解除后，都是由受益者，即当地居民决定主权。唯一例外的是硫球群岛和钓鱼群岛。美国将硫球群岛的主权交给了日本。在钓鱼群岛缺乏受益者情况下，美国当仁不让行使了管制者的特权，也将钓鱼群岛的主权交给了日本。从法律角度看，美国的行为并不存在不合法的地方。
4，问题是，如果钓鱼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历史怎么会让美国人来行使它的合法的管制者的权力的？换句话讲，为什么中国的固有领土变成了联合国的托管地？这于是出现了历史上很滑稽的一幕：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同盟国浴血奋战打败了敌人后，美军凭什么占领了盟国的钓鱼群岛？如果只是因为美军出军早而占领了盟国的领土，那战后就应该还给中国。即便美军误会了，那中国民国政府也应该向美国提出正式照会。中国民国政府没有这样做。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当时的中国民国政府内外交困，已经不可能关心这些无人岛了。
结论：从国际角度来看，如何确定钓鱼群岛的主权并没有有效的历史法律文件可以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丛林原则于是成为主权的依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日本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比中国更接近钓鱼群岛的主权，最重要的是1972年以来日本实际占领了钓鱼群岛。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钓鱼群岛的主权，但这个主权在1895年被日本武力夺走了。1945年时中国本来有机会阻止美国从盟国手里夺取领土的行为，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于是机会来了又走了。中国永远失去了钓鱼群岛吗？很可能。除非中国按照丛林原则用武力夺回来。即便这样，中国仍然面临着法律上的漏洞，那就是，日本现在对钓鱼群岛的主权完全可以理解为同硫球群岛一样始于1972年的美国管制权的转让。如何解决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唯一有效解决的方法就是将日本永久性地纳入中国版图。
作者：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http://zh.wikipedia.org/zh/%E7%90%89%E7%90%83%E7%BE%A4%E5%B2%9B
http://en.wikipedia.org/wiki/Ryukyu_Islands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3%B6%E6%B4%A5%E5%BF%A0%E6%81%92
http://zh.wikipedia.org/zh/%E9%A9%AC%E5%85%B3%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E6%B3%A2%E8%8C%A8%E5%9D%A6%E5%85%AC%E5%91%8A
http://zh.wikipedia.org/zh/%E8%88%8A%E9%87%91%E5%B1%B1%E5%92%8C%E7%B4%84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Trusteeship_Council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Charter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2.shtml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3.shtm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2.shtml
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3.shtml
http://zh.wikipedia.org/zh/%E9%87%A3%E9%AD%9A%E5%8F%B0%E5%88%97%E5%B6%BC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kaku_Islands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B0%96%E9%96%A3%E8%AB%B8%E5%B3%B6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nkaku_Islands_dispu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_%E2%80%93_Japan_relation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4%BF%E5%BA%9C%E5%92%8C%E6%97%A5%E6%9C%AC%E5%9B%BD%E6%94%BF%E5%BA%9C%E8%81%94%E5%90%88%E5%A3%B0%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5%92%8C%E5%B9%B3%E5%8F%8B%E5%A5%BD%E6%A2%9D%E7%B4%84
短线考古：薄熙来事件中的周永康
王立军的惊天一逃拉开了薄熙来事件的序幕，也为薄熙来黑帮专制政权敲响了丧钟。随着薄熙来无期铁窗生涯的开始，周永康集团土崩瓦解也进入了倒计时。今年8月就传出中共开始整肃康师傅的消息。日前更有风闻周永康已经被拿下，而且直接罪名就是在薄熙来事件中有政变行动。尼罗河就作一个短线考古。考证一下在薄熙来事件中周永康到底干了些什么。
中央办公厅有关王立军事件的第一份通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2月6日X时X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发现并确认之后，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接报后，国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作出汇报。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及时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毫不迟延?），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一个发现王立军叛逃的是“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那么这个四川国安又是如何知道王立军叛逃呢，是什么时间向国家安全部报告呢，第一个得到这个报告的是谁。
王立军从重庆到成都没有受到阻截说明他成功摆脱了薄熙来的控制。王立军进入领馆事先与美方有预约，所以进入过程没有任何阻碍。一旦王立军进入领馆，只要他关闭手机，外界不可能探测到他的踪迹。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王立军主动将自己的行踪暴露给四川国安系统。这个四川国安2月6日整个晚上没有行动，直到2月7日天亮才发现出大事了。而第一个得到报告的不是胡锦涛而是国家安全部，不用说就是周永康。所以官方直接证实是周永康第一个得到王立军叛逃的消息。
另一条相关报道来自华盛顿自由灯塔资深记者盖茨。
A senior U.S. official said that after the rejection of asylum, Locke contacted senior Chinese leaders in Beijing who agreed to dispatch 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 official to Chengdu who could escort Wang from the consulate without his being arrested or taken by local security forces.
王立军庇护要求被拒后，骆家辉与在北京的几位资深领导人联系，他们同意派出一位国家安全部官员去成都，这位官员会护送王立军离开领馆不受到逮捕或被当地公安武装拘押。
骆家辉没有按照正常的外交途径通过外交部国务院把王立军的情况知会中国方面而是直接把电话接到了最高领导。这意味着，骆家辉已经不能等待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骆家辉要与中国领导人谈的不仅仅是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庇护的问题，而且要与中国领导人交涉一个紧急外交事件：当时警车已经包围领馆。根据戈茨透露，骆家辉与中国领导人谈话的内容不仅是王立军在领馆寻求政治避难被美国拒绝，而且有王立军如何离开领馆。中国领导人保证了王立军走出领馆不会被当地警力武装拘押。这一点在外交上非常重要，如果王立军被指挥重兵包围领馆的黄奇帆押回重庆，等于美国在武装威胁下被迫拒绝王立军避难并且把它交还中国。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美国方面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美国领事馆现场出现了两股力量。他们的行动完全没有默契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冲突。第一股力量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正是这个人把王立军从成都押解北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二股力量，也就是黄奇帆后来证实的大量警力包围领馆。2012年人大会议期间，黄奇帆证实了警车包围领馆同时坚称警车不是他从重庆带来的，而且还提出了证据说车牌都是四川的。四川省发言人否认了四川警察厅介入了王立军事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包围领馆的警力是谁调动的，现场又是谁指挥的。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黄奇帆是在场的最高地方官员。如果四川警察厅真的没有人负责指挥包围领馆的警车，指挥这些四川警车的人非黄奇帆莫属。但是要要四川警察服从黄奇帆指挥，一定就要有一个高于四川警察厅的人物给黄奇帆授权，这个人没有别人只能是周永康。这也就顺利解释了为什么四川方面宣称四川警察厅没有介入事件，而出现在领馆周围的都是四川警车。到此可以断言，中国政法首长周永康在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同意甚至知情的情况下，越过四川警察厅直接调集当地警力包围领馆并授权黄奇帆现场指挥。
根据以上分析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了。周永康第一个通过“四川的国安系统”得到情报，第一时间与薄熙来沟通后，在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同意甚至知情的情况下，越过四川警察厅直接调集当地警力包围领馆并授权黄奇帆现场指挥。而在这个时候，胡温才刚刚接到骆家辉打来的电话。此后黄奇帆进入领馆试图劝说王立军跟他返回重庆，胡温派出的国安副首邱进很可能还没有上路或者正在飞向成都。直接造成了针对美国领事馆的武装威胁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抢先抓捕王立军并且销毁王立军手中的薄熙来犯罪证据，
周永康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以孤军之力抗拒中共对薄熙来停职审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8：1的投票结果通过将薄熙来停职审查的决定。这个8是除了周永康以外的八个常委。实际上8里面至少还有三个人是很不心甘的。但是他们很清楚，即使他们投票反对，结果也就是5：4.改变不了薄熙来的命运，反过来倒可能引火烧身。8个人里真正铁了心要把薄熙来拿下的其实只有四个人，胡温和贺国强和胡的兄弟同时又是温的学生李克强。所以从党内民主制度的规范来说，真正决定薄熙来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与薄熙来有类似的家族背景，他本人甚至还去过重庆为薄熙来捧场。而导致他站到胡温一边的决定因素就是王立军。王立军把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从习近平手中夺取最高权力的情报交给了美国人，美国人一个星期后交给了习近平。其实从王立军到北京，完全相同的一份拷贝就应该到了习近平的手里。不过从美国人那里再看到一次这份证据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可以基本判断这份决定性的证据是王立军窃听薄周密谋倒习的录音，而不会是任何的文字证据或影像证据。所以纽约时报的文章看得很清楚，2月6日，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就标志着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
最后来看这个坚定挺薄的1。周永康不会蠢到以为他的一票具有否决权。同时他也不会天真到相信如果他投成票，胡温日后就会放他一马。周永康很清楚他只有与薄熙来生死与共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有很多成语，比如破釜沉舟、负隅顽抗、穷途末路、背水一战用在他身上都恰到好处。8里面的决定力量不再8内而在8外。如果8里面的三个人还有可能借助政治权衡与薄熙来摘除纠葛，这个1只有与薄熙来同生共死。
2012年3月15日，中共宣布解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3月19深夜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中南海四周 “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多名便衣”。据众多大陆名人微博和北京民众透露：北京出事了！更有网民说听到枪声。稍后，中国官方避谣，表示没有军队开进北京。
2012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尼罗河参加一个犹太朋友的家庭晚宴，庆祝犹太教“passover day”。我身边是一位来自洛杉矶的软件工程师，与北京上海都有业务联系。刚从中国回来。他告诉我，北京大约两周前发生过一次枪战，就在天安门附近。当时他在上海，他的北京朋友把消息告诉他，说他们准备立刻离开北京。上海的朋友因为这个消息也推迟了去北京的行程。我问他能不能想起究竟是哪一天，他说只记得大概是两周前。
用他提供的两周前时间算，3月19日很可能就是他说的日子。官方宣布有军车进入北京是谣言，也可以说北京发生政变是谣言。北京没有军车进城，也没有发生政变。但是，北京319晚上发生军事对抗绝对不是谣言。321中央两个决定，第一，全国政法委书记进京集中培训。第二，解除政法委对武警的指挥权。这个动作明显是针对周永康的强力打压。这就是319事变后的直接后果。
今年8月，多维新闻获悉习近平和现任其他常委已经完全统一思想，决定正式调查并立案处理深陷贪腐与政治丑闻的周永康，习近平在8月初下达了相关指令。这是继薄熙来案后，中共引爆的又一起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
尼罗河对王立军事件的深度解析早已揭示，王立军进入领馆前故意将自己的行踪暴露给直接向周永康负责的四川国安。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得到王立军行踪密报的正是周永康。他立刻通知薄熙来并授权其指挥军警包围领馆不计代价捉拿王立军。却不知道走出这一步就把自己的脖子伸进王立军的刀下。319兵变之后，周永康别无选择，只有缴械投降。如果连周永康都可以逍遥法外，国就无以为国，军就无以成军，帅就无以称帅。周永康已经成为颠覆国家社稷的罪恶势力黑帮领袖。必须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
来源：nile博客
中央办公厅有关王立军事件的第一份通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2月6日X时X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发现并确认之后，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接报后，国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作出汇报。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及时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毫不迟延?），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一个发现王立军叛逃的是“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那么这个四川国安又是如何知道王立军叛逃呢，是什么时间向国家安全部报告呢，第一个得到这个报告的是谁。
王立军从重庆到成都没有受到阻截说明他成功摆脱了薄熙来的控制。王立军进入领馆事先与美方有预约，所以进入过程没有任何阻碍。一旦王立军进入领馆，只要他关闭手机，外界不可能探测到他的踪迹。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王立军主动将自己的行踪暴露给四川国安系统。这个四川国安2月6日整个晚上没有行动，直到2月7日天亮才发现出大事了。而第一个得到报告的不是胡锦涛而是国家安全部，不用说就是周永康。所以官方直接证实是周永康第一个得到王立军叛逃的消息。
另一条相关报道来自华盛顿自由灯塔资深记者盖茨。
A senior U.S. official said that after the rejection of asylum, Locke contacted senior Chinese leaders in Beijing who agreed to dispatch 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 official to Chengdu who could escort Wang from the consulate without his being arrested or taken by local security forces.
王立军庇护要求被拒后，骆家辉与在北京的几位资深领导人联系，他们同意派出一位国家安全部官员去成都，这位官员会护送王立军离开领馆不受到逮捕或被当地公安武装拘押。
骆家辉没有按照正常的外交途径通过外交部国务院把王立军的情况知会中国方面而是直接把电话接到了最高领导。这意味着，骆家辉已经不能等待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骆家辉要与中国领导人谈的不仅仅是王立军在美国领馆庇护的问题，而且要与中国领导人交涉一个紧急外交事件：当时警车已经包围领馆。根据戈茨透露，骆家辉与中国领导人谈话的内容不仅是王立军在领馆寻求政治避难被美国拒绝，而且有王立军如何离开领馆。中国领导人保证了王立军走出领馆不会被当地警力武装拘押。这一点在外交上非常重要，如果王立军被指挥重兵包围领馆的黄奇帆押回重庆，等于美国在武装威胁下被迫拒绝王立军避难并且把它交还中国。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美国方面是断然无法接受的。
美国领事馆现场出现了两股力量。他们的行动完全没有默契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冲突。第一股力量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正是这个人把王立军从成都押解北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二股力量，也就是黄奇帆后来证实的大量警力包围领馆。2012年人大会议期间，黄奇帆证实了警车包围领馆同时坚称警车不是他从重庆带来的，而且还提出了证据说车牌都是四川的。四川省发言人否认了四川警察厅介入了王立军事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包围领馆的警力是谁调动的，现场又是谁指挥的。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黄奇帆是在场的最高地方官员。如果四川警察厅真的没有人负责指挥包围领馆的警车，指挥这些四川警车的人非黄奇帆莫属。但是要要四川警察服从黄奇帆指挥，一定就要有一个高于四川警察厅的人物给黄奇帆授权，这个人没有别人只能是周永康。这也就顺利解释了为什么四川方面宣称四川警察厅没有介入事件，而出现在领馆周围的都是四川警车。到此可以断言，中国政法首长周永康在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同意甚至知情的情况下，越过四川警察厅直接调集当地警力包围领馆并授权黄奇帆现场指挥。
根据以上分析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了。周永康第一个通过“四川的国安系统”得到情报，第一时间与薄熙来沟通后，在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同意甚至知情的情况下，越过四川警察厅直接调集当地警力包围领馆并授权黄奇帆现场指挥。而在这个时候，胡温才刚刚接到骆家辉打来的电话。此后黄奇帆进入领馆试图劝说王立军跟他返回重庆，胡温派出的国安副首邱进很可能还没有上路或者正在飞向成都。直接造成了针对美国领事馆的武装威胁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抢先抓捕王立军并且销毁王立军手中的薄熙来犯罪证据，
周永康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以孤军之力抗拒中共对薄熙来停职审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8：1的投票结果通过将薄熙来停职审查的决定。这个8是除了周永康以外的八个常委。实际上8里面至少还有三个人是很不心甘的。但是他们很清楚，即使他们投票反对，结果也就是5：4.改变不了薄熙来的命运，反过来倒可能引火烧身。8个人里真正铁了心要把薄熙来拿下的其实只有四个人，胡温和贺国强和胡的兄弟同时又是温的学生李克强。所以从党内民主制度的规范来说，真正决定薄熙来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与薄熙来有类似的家族背景，他本人甚至还去过重庆为薄熙来捧场。而导致他站到胡温一边的决定因素就是王立军。王立军把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从习近平手中夺取最高权力的情报交给了美国人，美国人一个星期后交给了习近平。其实从王立军到北京，完全相同的一份拷贝就应该到了习近平的手里。不过从美国人那里再看到一次这份证据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可以基本判断这份决定性的证据是王立军窃听薄周密谋倒习的录音，而不会是任何的文字证据或影像证据。所以纽约时报的文章看得很清楚，2月6日，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就标志着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
最后来看这个坚定挺薄的1。周永康不会蠢到以为他的一票具有否决权。同时他也不会天真到相信如果他投成票，胡温日后就会放他一马。周永康很清楚他只有与薄熙来生死与共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有很多成语，比如破釜沉舟、负隅顽抗、穷途末路、背水一战用在他身上都恰到好处。8里面的决定力量不再8内而在8外。如果8里面的三个人还有可能借助政治权衡与薄熙来摘除纠葛，这个1只有与薄熙来同生共死。
2012年3月15日，中共宣布解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3月19深夜疯传北京种种异常的消息，中南海四周 “军车如林，每个路口都多名便衣”。据众多大陆名人微博和北京民众透露：北京出事了！更有网民说听到枪声。稍后，中国官方避谣，表示没有军队开进北京。
2012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尼罗河参加一个犹太朋友的家庭晚宴，庆祝犹太教“passover day”。我身边是一位来自洛杉矶的软件工程师，与北京上海都有业务联系。刚从中国回来。他告诉我，北京大约两周前发生过一次枪战，就在天安门附近。当时他在上海，他的北京朋友把消息告诉他，说他们准备立刻离开北京。上海的朋友因为这个消息也推迟了去北京的行程。我问他能不能想起究竟是哪一天，他说只记得大概是两周前。
用他提供的两周前时间算，3月19日很可能就是他说的日子。官方宣布有军车进入北京是谣言，也可以说北京发生政变是谣言。北京没有军车进城，也没有发生政变。但是，北京319晚上发生军事对抗绝对不是谣言。321中央两个决定，第一，全国政法委书记进京集中培训。第二，解除政法委对武警的指挥权。这个动作明显是针对周永康的强力打压。这就是319事变后的直接后果。
今年8月，多维新闻获悉习近平和现任其他常委已经完全统一思想，决定正式调查并立案处理深陷贪腐与政治丑闻的周永康，习近平在8月初下达了相关指令。这是继薄熙来案后，中共引爆的又一起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
尼罗河对王立军事件的深度解析早已揭示，王立军进入领馆前故意将自己的行踪暴露给直接向周永康负责的四川国安。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得到王立军行踪密报的正是周永康。他立刻通知薄熙来并授权其指挥军警包围领馆不计代价捉拿王立军。却不知道走出这一步就把自己的脖子伸进王立军的刀下。319兵变之后，周永康别无选择，只有缴械投降。如果连周永康都可以逍遥法外，国就无以为国，军就无以成军，帅就无以称帅。周永康已经成为颠覆国家社稷的罪恶势力黑帮领袖。必须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
来源：nile博客
2013年12月3日星期二
泛华网独家：章子怡告博讯案进展
【泛华网2013年12月04日讯】章子怡在香港民事控告《苹果日报》、《一周刊》诽谤案有实质进展。2013年1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进行内庭聆讯，章子怡律师鲍永年大律师参加聆讯，要求高院剔除被告的抗辩书，并直接评估章子怡应得的赔偿。经过审理，高院裁定准许剔除被告抗辩书的申请，并可得讼费。
尽管被告一方坚持认为案件涉及事实争拗，社会道德标准与以往不同，对章子怡的报道字眼是否诽谤应交陪审团决定，但聆案官认为从涉案报道字面而言，其内容明显已属诽谤，被告根本没有提出合理争辩。聆案官给予被告最后机会，准被告在二十一日内提交新抗辩书，若被告未能提交或法庭不接纳其新抗辩理由，法庭届时将直接判被告败诉。
但在美国，章子怡告博讯案并不顺利。事实上，章子怡并未控告博讯网，而是控告参与网的持有公司中国自由出版社（China Free Press Inc）和博讯网的老板韦石。博讯网与参与网都是由韦石创办经营，但持有公司并不是同一家。控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错，现在原因并不明朗。
在过去一年中，控方章子怡多次申请延期，先是延期至2012年10月12日，再是至2012年11月16日开庭聆讯。原本定于2012年12月21日开庭聆讯，但因为取证等原因，原告章子怡申请再次延期到2013年1月25日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正式开庭。一年前，2012年12月26日被告向法庭申请，要求原告章子姨缴纳20万美金作为控方败诉的保证金，法官接纳被告的申请。被告的理由是原告不在美国，一旦打输官司可能不会赔偿被告律师费。
控方章子怡后再次申请延期至2013年2月22日开庭聆讯。2013年2月20日，控方章子怡继续申请延期，法官都没有给出延期时间。2013年8月21日，此案被定于2013年9月16日开庭聆讯。 一周后，2013年8月28日，法庭确定不会在2013年9月16日开庭聆讯，并给90天时间让双方调解。2013年11月13日的调解会议，章子怡没有出席，因其已经预先申请缺席。
现在整个案子的进展完全由控方章子怡控制。章子怡目前既不出20万美元保证金，又一再申请延期。至于章子怡意图究竟如何，目前不得而知。
章子怡美国一案进展，可以查看美国法庭网站： http://ia700803.us.archive.org/25/items/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docket.html
泛华网报道。
尽管被告一方坚持认为案件涉及事实争拗，社会道德标准与以往不同，对章子怡的报道字眼是否诽谤应交陪审团决定，但聆案官认为从涉案报道字面而言，其内容明显已属诽谤，被告根本没有提出合理争辩。聆案官给予被告最后机会，准被告在二十一日内提交新抗辩书，若被告未能提交或法庭不接纳其新抗辩理由，法庭届时将直接判被告败诉。
但在美国，章子怡告博讯案并不顺利。事实上，章子怡并未控告博讯网，而是控告参与网的持有公司中国自由出版社（China Free Press Inc）和博讯网的老板韦石。博讯网与参与网都是由韦石创办经营，但持有公司并不是同一家。控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错，现在原因并不明朗。
在过去一年中，控方章子怡多次申请延期，先是延期至2012年10月12日，再是至2012年11月16日开庭聆讯。原本定于2012年12月21日开庭聆讯，但因为取证等原因，原告章子怡申请再次延期到2013年1月25日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正式开庭。一年前，2012年12月26日被告向法庭申请，要求原告章子姨缴纳20万美金作为控方败诉的保证金，法官接纳被告的申请。被告的理由是原告不在美国，一旦打输官司可能不会赔偿被告律师费。
控方章子怡后再次申请延期至2013年2月22日开庭聆讯。2013年2月20日，控方章子怡继续申请延期，法官都没有给出延期时间。2013年8月21日，此案被定于2013年9月16日开庭聆讯。 一周后，2013年8月28日，法庭确定不会在2013年9月16日开庭聆讯，并给90天时间让双方调解。2013年11月13日的调解会议，章子怡没有出席，因其已经预先申请缺席。
现在整个案子的进展完全由控方章子怡控制。章子怡目前既不出20万美元保证金，又一再申请延期。至于章子怡意图究竟如何，目前不得而知。
章子怡美国一案进展，可以查看美国法庭网站： http://ia700803.us.archive.org/25/items/gov.uscourts.cacd.534889/gov.uscourts.cacd.534889.docket.html
泛华网报道。
血雨腥风中的文革真相
读中共編18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宋永毅，《动向》2013年10月号
宋永毅，《动向》2013年10月号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下简称为《档案》）。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一九八五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完成出版，历时四年。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六百至八百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地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众所周知，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烈、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之血腥，实居全国榜首之一。但对于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然而，在这套《档案》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地区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于非命。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事记》里还指出：仅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共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在《炎黄春秋》二○一二年十一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也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真实得太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分为反韦的“四二二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广西大屠杀的源起便是韦在一九六八年重新出任广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四二二派”或同情“四二二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但在该套《档案》里，我们还发现：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任命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更令人吃惊的是：韦并没有去中南局（广州）上任，还是在广西当他的第一书记，竟然也一直当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在中央没有人为韦讲话，是无法想像的。在广西的档案材料里，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韦国清有具体的直接表态，但是周恩来却有过一系列的坚决保韦的指示。例如，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韦国清在广西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当时已处于“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打电话给韦，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大叹苦经说：“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却说：“我们做工作。”周还马上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周的这一动作实在是异乎寻常：要知道韦国清当时已经是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提出让他来当“军管主任”在全国属史无前例。但周的这一指示当然把本来就和韦关系紧密的广西军区直接推向了韦的阵营。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周直接参与起草了把广西“四二二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布告，并在七月二十四日接见广西两派时声色俱厉地指责造反派和肉麻吹捧韦国清：“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
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力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的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的先锋
这套《档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热爱人民的“雷锋神话”。《档案》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对不同意见干部群众，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
例如，在省一级，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韦国清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四二二派”的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在地县级，军队支左人员更是血债累累。例如，在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指挥下，该县乱打乱杀和逼死了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一百五十八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一九六八年二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有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在军人政权指挥的乱杀人当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支左军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
除了掌权军人的策划指挥以外，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这套《档案》也会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主要是共产党员！据文革后“处遗”（处理遗留问题──编注）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在一九八四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两万五千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二十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例如，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了《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载《档案》第四册），其中专门有关于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露，文革中全县共有七十五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一百三十人。其中共产党员有九十一人（干部党员二十七人；工人党员五人；农民党员五十九人），非党干部十八人，非党工人二十一人。换句话说：百分之八十四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档案》却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告诉读者：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因为全省直接死于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害和直接杀戮。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手法，也以其灭绝人性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据《档案》记载：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围捕杀害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扎、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烧）”，“煎干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扎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绳扎拇指升天空，用人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然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凶手们强迫儿子当著他们的面杀害父亲。《永福县“文革”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广西文革中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四二二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还进一步劫财绝户。以下便是《档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武宣街墟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等人片刻即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
对这些受害者活下来的妻女们来说，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亲人被杀后，她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浦北县“文革”大事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更有甚者，“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费”、“关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花掉了……。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民族大劫难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爱必支：中国人的天命
中国人的天命当然是指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的天命。既然是天命，就必须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如何形成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产生，必然是在这片土地上由一群在共同的历史、文化熏陶下的人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特性，而这些历史、文化又是建立在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追究其源，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地理特性。
夏商中国的地理特点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西南是峻岭。而中原则相对平坦，鲜有天然屏障。在文明不发达时，距离本身就成为了天然屏障，因此，那时的中国，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都是部落割据。到了商朝，部落混战、相互吞并，渐渐形成了国家，但由于文明整体程度的不发达，即便到周朝，国家仍然是诸侯割据，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原四周的天然屏蔽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扩展。
在世界历史中，华夏文明不是最早的，但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与中原四周其他零碎部落相比。华夏文明很早就摆脱了狩猎，进入了农耕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史上，这个变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使得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天然食物链的依赖，而可以超量繁殖后代。于是，中国的历史从进入文明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相对高等的第二层次危机：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互动。过剩的人口是负担，也是必须消灭的对象。这形成中国民族性最重要的因素：不尊重生命。
农耕民族，财富的积累来自本土而不是狩猎，因此最需要的是安定的生产环境而不是战争的能力。发展的结果自然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完善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增长。长期如此，自然形成民风。这形成了中国人并不尚武的民族性。同时，这也是为何中国的科举、士大夫、文官等官僚体系在后世会变得如此发达的根源。
再看中国自然环境，中原内部并没什么大的天然屏蔽，因此一旦一支杰出的军队出现，就可以横扫中国而形成统一的集权政府。因此，封建割据在中国必然只是一个很有限的历史时期现象。秦之前出现的封建制度，完全是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展到足够以供养一支足够人数的军队的原因。可以说，农耕民族从封建走向中央集权是文明发展的正途。中央集权在今天的生产关系中或许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出现，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整体资源从事形而上的文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是在一片广大平坦但封闭土地上的农耕民族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命。从这点来看，大家有必要要认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你今天是否喜欢，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是符合生产关系和文明发展规律的。
而中央集权政体的出现，进一步雕琢了中国的民族性。首先，顾名思义，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自上而下，在思维模式上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其次，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孔子是位了不起的哲人，因此他超前地预见到了两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中央集权政体，并极力推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今天，这个民族性被很多人称为奴性。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个民族性也是必然要跟随中国人几千年的。
真正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太过发达，因此产出太多，一段时候的安定必然导致人口的暴增。因为不尚武，也因为中国自然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并不具侵略性。如何解决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在生存机制引导下，民风自然转变成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值的内斗形模式。这个道理就如同产能过剩必然导致降价恶性竞争一样简单。这样的结果必然在微观上导致民风的自私和表里不一的诚信观。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沦丧的历史根源。不幸的是，这当然也成为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表现。
通过这些非常粗略的人类学上的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族性的画像：不尊重生命、不尚武、官僚文化根深蒂固、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不过，与那些支持中国猪论的人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民族性产生的根源，看法不只能停留在观测现象的层面上。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太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自卑，因为劣根性的产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农耕社会了，但其民族性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仍然没有变。因此，内斗文化与诚信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并不构成威胁，甚至是必需的。
什么是中国人劣根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呢？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逆的破坏，从华夏文明之初始开始，中国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漩涡中，那就是土地资源不能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因为人太多了。当然，自然规律就是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改朝换代和战争。于是中国历史周而复始，战争、人口骤减、安定生产、文明重建、人口暴增，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到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十室九空的战争，战争将90%的人口抹去是常常发生的事。每一次循环，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得到进一步的加深，每一次，中国人再次用高出生率来应对高死亡率。按猪论的观点，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可能混进了猪的基因。难道就不能突破这个循环吗？固然，劣根性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整体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循环是打不破的。事实上，当高死亡时期来临时，劣根性恰恰起到了围观上保护个体生命的功效，因为它就是在这种死亡漩涡的循环中陶冶出来的生存精华。
到了今天，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发达了，这个循环有可能被打破吗？或者说，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的民族性将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矛盾焦点其实仍然没有变，就是人口的压力。也因此，基本民族性在这个压力消失前可以肯定也不会有大的改善。这中间，我们共产党对人口暴增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恰恰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共产党的出现，其实也是民族性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论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压迫，是内斗型模式。这与中国善于内斗的民族性不谋而合。
除了用死亡的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方法可以打破循环。一是移民，一是侵略战争。上面人类学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使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能。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最终有不少人远渡南洋谋生。今天出现在海外的华人，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在摆脱用死亡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努力。因此，用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不远的未来，不仅中国不断会输出人口，同时也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移民是个体行为，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发动战争，尚武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少人口的压力。战争赢了，有土地有空间有资源，战争输了可以减少人口。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最好的战场是哪里？客观的说，不是日本而是西伯利亚。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性中并不完全都与现在广泛认可的道德观相冲突。比如，农耕生产关系使其民族性渴望安定，渴望秩序。这个民族性，在与奴性、自私、善于内斗和没有诚信等其他特性相交融后，产生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族长制来管理初级社会单元。在权力架构体系中，族长制其实已经属于自下而上了，但在内部管理上，也是具有集权性质的家长制。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与构成民主分权机制非常重要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乡绅族长制可能不构成导向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中民主的因素。在讨论中国民族性如何影响当今政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看一下另一种间接打破死亡漩涡的可能。那就是在相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政体基础上出现的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尽管上面提到了中国民族性中有对法治的需求，但必须承认，从其他更广泛的民族性中我们推演不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更不要说，即便自然人口出生率下降到希望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人口老化这个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问题。问题是，有必要在没有封建割据或地方自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建立权力之下而上的权力分享体系？有能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吗？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在当今的天命就是如何在一代人中解决死亡漩涡这个循环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梦。上面提到发动侵略战争是唯一的选择。但不尚武的中国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制度。这个结论还同时解决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所以这些矛盾都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可能，在没有尚武民风的社会建立一个以自利为其基本社会价值观、由中央集权为主体的、有秩序的、以外部矛盾为进取目标的军国主义政体。
事实上，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不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秩序建立的同时避免内斗？如何在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维持中央集权？习近平已经高瞻远瞩的否决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时，习近平内阁还将社会关注点成功地引到了钓鱼岛和航空识别区等国际事务上。对内，打击腐败，强调爱国主义，控制舆论。与胡锦涛不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习近平一代人，魄力从来就不是问题。能力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广泛地认同只要信念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方法论。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跳梁小丑。同时身兼中国内斗民族性和苏联集权政体熏陶的中国共产党，对付这些反华跳梁小丑们，只用一招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治的他们不仅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保证尸骨无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全面倒向法西斯国家是中国民族性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然结果。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每一个中国人现在必须统一思想，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周围，认清事物演变方向，认清自己的天命，为建立强大的法西斯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爱中国就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爱必支）
周永康真的倒下了？央视推持放风指其被查旋即删除
文章来源: RFA 于 2013-12-02
大陆官媒央视周一曾在推特发布，当局成立专案组调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但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至今未对消息表态。大陆传媒人指，官媒发出消息定必有根据，这消息可信性高。（海蓝报道）
央视英语新闻推持周一（2日）上午发消息指，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成立专案组调查周永康，其后被删除，但被网民截图留底，并转推至网上。
而台湾《联合报》引述北京消息指，周永康周日（1日）被中纪委以贪污腐败罪拘捕，中纪委和中宣部周一将正式发布消息，消息并指，中共中央做这个决定很艰难，其后的影响亦大。
海外网站亦指，上周，专案组定下编制五百多人，从北京、湖北抽调干警，将专案组命名为“二号专案组”，种种迹象显示，对周永康的调查已接近尾声。报道又指，周永康在四川时，涉嫌杀妻被列为重点调查事项之一，事发时两名司机已被捕，并交代其杀妻计谋。[泛华网注：泛华网早有报道：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6519.html]
资深传媒人高瑜指，央视即使删掉该消息，但问题不大，它肯定有确实消息来源，否则早当谣言，其主管会被撤职。如果只是删掉，可能他们要等中文新闻统一发布，加强该新闻的权威性。她又指，新闻最权威是央视新闻联播，如确实，首先要新闻联播先公布，其他部门不允许。过去宣传也有内外差别，对外放松一点，内部要严格，如果这次是央视英文新闻先发，根据过去模式，对外先发消息，但可能周永康是重大人物，江、胡时代政治局常委从未被打倒过，只有毛、邓时代常发生。现在习近平如把周永康打倒，大家当新鲜事情看待。
高瑜又指，全国两会前，她听说要拿下周永康，但被江、胡劝阻，认为有损党的形象。但仅打一个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起不到震慑贪腐的作用，况且薄熙来被指控贪腐仅二千多万。如果习近平打倒周永康，那是好事，印证他说苍蝇老虎一起打。
她说： 特别是政法委在他（周永康）手里控制之下，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而且他这个人贪腐，按传说，薄熙来相比，根本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是周永康（被捕），那他（习近平）实实在在打了一只老虎。
中国时政学者陈子明则指，大家热传周一会宣布周永康的消息，他觉得不一定，但这个消息迟早会宣布。当局对周永康手下动手已很广泛，边缘的人也扫清楚，现在只馀他一人未动手。他认为，周永康的消息，一定由中纪委负责宣布，早前消息指不让中纪委插手，他认为消息不可靠。此外，红二代如习近平，他们想藉反贪腐取得民心，不过打倒周永康是困难的事。
他说： 红二代是想干这件事，一个是真要清理，一个也是要在老百姓里树立威信，做什么事都不如做这件事最能取得民意。这个困难肯定是当然，但就肯定是好事。
大陆网民亦热议周永康被抓消息，网民@xujunqing1128留言指，“只是看台湾联合报的报道有感，海外等今天17时的新华社英文消息，国内的就等看今晚新闻联播，来印证该报消息。”
网民李隽则指，“都说闻联播有周永康被抓捕的消息，结果没有，又说晚上十点公布，所有关心者今晚都被央视套牢了，可能吗？这是政变级别的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及香港《南报早报》同在10月21日引述消息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成立特别工作组，调查卸任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工作组由北京巿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领导。最少三名知情人士指，警方在这次调查担任主要角色。据了解，由于警方比中纪委更具调查经验，因此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希望由警方负责调查。
近日周永康儿子周斌传出从海外被押返北京软禁，不过事件其后遭否认，其胞妹周玲英亦传出被调查，而周永康家族的大管家四川商人吴兵在8月初被抓。中国大陆媒体在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下台后，开始报道周永康家族，及与其家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石油系统贪腐案。
新华社早前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中石油另一名副总经理李华林、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及该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亦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71岁的周永康，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十一国庆日，大陆财新网报道，在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周永康回到母校，并与学生交谈及师生相聚。
大陆官媒央视周一曾在推特发布，当局成立专案组调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但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至今未对消息表态。大陆传媒人指，官媒发出消息定必有根据，这消息可信性高。（海蓝报道）
央视英语新闻推持周一（2日）上午发消息指，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成立专案组调查周永康，其后被删除，但被网民截图留底，并转推至网上。
而台湾《联合报》引述北京消息指，周永康周日（1日）被中纪委以贪污腐败罪拘捕，中纪委和中宣部周一将正式发布消息，消息并指，中共中央做这个决定很艰难，其后的影响亦大。
海外网站亦指，上周，专案组定下编制五百多人，从北京、湖北抽调干警，将专案组命名为“二号专案组”，种种迹象显示，对周永康的调查已接近尾声。报道又指，周永康在四川时，涉嫌杀妻被列为重点调查事项之一，事发时两名司机已被捕，并交代其杀妻计谋。[泛华网注：泛华网早有报道： 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6519.html]
资深传媒人高瑜指，央视即使删掉该消息，但问题不大，它肯定有确实消息来源，否则早当谣言，其主管会被撤职。如果只是删掉，可能他们要等中文新闻统一发布，加强该新闻的权威性。她又指，新闻最权威是央视新闻联播，如确实，首先要新闻联播先公布，其他部门不允许。过去宣传也有内外差别，对外放松一点，内部要严格，如果这次是央视英文新闻先发，根据过去模式，对外先发消息，但可能周永康是重大人物，江、胡时代政治局常委从未被打倒过，只有毛、邓时代常发生。现在习近平如把周永康打倒，大家当新鲜事情看待。
高瑜又指，全国两会前，她听说要拿下周永康，但被江、胡劝阻，认为有损党的形象。但仅打一个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起不到震慑贪腐的作用，况且薄熙来被指控贪腐仅二千多万。如果习近平打倒周永康，那是好事，印证他说苍蝇老虎一起打。
她说： 特别是政法委在他（周永康）手里控制之下，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军费，而且他这个人贪腐，按传说，薄熙来相比，根本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是周永康（被捕），那他（习近平）实实在在打了一只老虎。
中国时政学者陈子明则指，大家热传周一会宣布周永康的消息，他觉得不一定，但这个消息迟早会宣布。当局对周永康手下动手已很广泛，边缘的人也扫清楚，现在只馀他一人未动手。他认为，周永康的消息，一定由中纪委负责宣布，早前消息指不让中纪委插手，他认为消息不可靠。此外，红二代如习近平，他们想藉反贪腐取得民心，不过打倒周永康是困难的事。
他说： 红二代是想干这件事，一个是真要清理，一个也是要在老百姓里树立威信，做什么事都不如做这件事最能取得民意。这个困难肯定是当然，但就肯定是好事。
大陆网民亦热议周永康被抓消息，网民@xujunqing1128留言指，“只是看台湾联合报的报道有感，海外等今天17时的新华社英文消息，国内的就等看今晚新闻联播，来印证该报消息。”
网民李隽则指，“都说闻联播有周永康被抓捕的消息，结果没有，又说晚上十点公布，所有关心者今晚都被央视套牢了，可能吗？这是政变级别的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及香港《南报早报》同在10月21日引述消息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成立特别工作组，调查卸任不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工作组由北京巿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领导。最少三名知情人士指，警方在这次调查担任主要角色。据了解，由于警方比中纪委更具调查经验，因此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希望由警方负责调查。
近日周永康儿子周斌传出从海外被押返北京软禁，不过事件其后遭否认，其胞妹周玲英亦传出被调查，而周永康家族的大管家四川商人吴兵在8月初被抓。中国大陆媒体在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下台后，开始报道周永康家族，及与其家族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石油系统贪腐案。
新华社早前报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而中石油另一名副总经理李华林、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及该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亦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71岁的周永康，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十一国庆日，大陆财新网报道，在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周永康回到母校，并与学生交谈及师生相聚。
疾控专家曾乔装买血:113袋血均含艾滋病毒
核心提示：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陇德接受采访称：“有一位疾控专家为做实验从血头那里买了113袋血。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艾滋病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扮采血商贩，扮鼠疫病人，中国疾控专家的换装发现总是让人震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北京报道
王陇德：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及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结核病控制“高川”奖等奖项。
王陇德谈起艾滋病、SARS、流感和肺鼠疫，就像一位将军在谈论他经历过的战争。
每一场疫情，都是一场战争。
在甘肃和鼠疫（鼠疫位居强制管理传染病之首，被称为“1号”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时可致命，与鼠疫患者近距离接触者的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斗争12年后，1995年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此时正值河南非法采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两名正部级高官被问责的风口浪尖，他被调入控制小组……他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每一场“战争”，他都坚持知己知彼，查清疫情。
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SARS已过十年之时，王陇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亲历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1996年卫生部疾控专家扮成采血商人，踢爆河南惊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动当地一夜扫清地下血站；2004年卫生部推行全国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推广高危人群干预小组和美沙酮诊所，最终成为国际样板。
他坦承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救助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SARS推倒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多米诺骨牌。由此，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体系，不仅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防治领域得到推广，此后的H5N1、H1N1、H7N9等流感新发疫情，皆得以有效防控。
他也指出，这张疫病防控网络现在还有疏漏：SARS后疾控专家扮成鼠疫病人，抽查考核了八家医疗机构，没有一家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疫情。
一例肺鼠疫，或许就能再掀起一场疫情战争。
在王陇德看来，要守卫“和平”，中国的国民健康素质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国家公共卫生的理想体系应如太极图——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首尾相连，白鱼中有黑眼，黑鱼中有白眼。
一半艾滋病感染者还未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你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评出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
王陇德：总的来说，中国的新发感染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染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也有了相应的落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一半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而他们是造成艾滋病新感染的主要来源。传染源得不到发现和有效管理，就难以控制新发感染。
《瞭望东方周刊》：估计的感染者是指2003年估计的84万？
王陇德：2003年时，有专家估算“感染者84万，如果不加控制，到2015年中国会有1000万艾滋病人”。但是就政府而言，直到2007年，我们才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当时的估计是65万人。
2003年以前，监测点还非常有限，控制还主要局限在卫生系统内部，我们在高发区也只有一些基本的监测点。到底有多少感染者，非常不确切。
中国比较高发的主要有两个地区，中原地区以河南省为代表，主要是有偿采血造成的感染；另一个是云南，主要是因为吸毒途径感染。
可是当时这两个地方的情况都不清楚。特别是河南。河南是在1995年左右有一大批感染者，8到10年以后，即2003年左右，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死亡，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恐慌。有的村子人去楼空，血卖了，房子盖了，但人没了。
中国大筛查，国际社会从指责到效仿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疫情不清是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在实践中如何估算疫情？
王陇德：我是2004年初调去分管疾病控制。当年5月前后，我多次和河南省政府商量，工作目标明确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八个字。
查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生命——如果不知道谁感染了，就不能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这样，河南开始对既往有偿供血员的大规模筛查。2004年6月至7月，河南省登记了28万既往献血员，检测了25万人，新检测发现2.3万名艾滋病感染者。2个月发现的感染者人数，是河南省过去10年发现总感染者人数的6倍。
2004年9月至12月，云南省对既往有偿献血员、吸毒者、性病病人等4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新检测发现1.3万艾滋病感染者，相当于过去15年检测发现感染者数量的总和。
全国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相继开展了重点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大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大筛查当时在国际上是否引起很大反响？
王陇德：这次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认为中国检测发现艾滋病的方式严重侵犯人权。
西方国家倡导自愿咨询检测。但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任何提示性症状，如果还有歧视现象存在，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不愿意做艾滋病检测，或者宁愿迟一点发现自己感染状况。
但我们这次大量感染者的发现，以及随后的医疗预防服务的落实，逐渐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次大筛查的公共卫生意义，并接受、进而推广中国的这种扩大艾滋病检测的措施。
2006年9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改了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指南，200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医务人员主动对病人开展艾滋病检测指南。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巨大贡献。
专家购血检验，一夜扫光地下血站
《瞭望东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筛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样的艾滋病防控行动？
王陇德：从1995年卖血者大规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很多行动，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们鉴定中心有一位专家，他是做实验时需要艾滋病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听说当时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装扮成商人去买艾滋病阳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车问司机哪里能买到血，司机开着车带他去地下采血站。
血头说我这里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给你。
我们这个专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阳性的血，只是听说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就把113袋全买下回去检测。他还问血头，一个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头告诉他：“我每个月能给你五万袋！”
这个专家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瞭望东方周刊》：全部？
王陇德：对！全部！
他很紧张，就来找我。我当时刚到卫生部，分管医政。采血属于医政管。我一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就立即去找陈敏章部长报告。
当时是3月4日，正好是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陈部长就告诉我说河南代表团住在劳动大厦，他说你赶快去给河南省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我马上去了劳动大厦，他们听了也非常震惊。当时我在现场，他们就派分管卫生和政法的副省长立即返回河南，当天晚上连夜出动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扫而光。
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再拖三四个月，那会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阳性！每个月一个血头就能提供五万袋！
当时地下血站操作不规范——采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采在一起，混在一起离心，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这一批血全部感染。
这个事情以后，国家用两三年时间，全面改善血站条件，装配了仪器设备，使得采供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基本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
SARS问责大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全社会恐艾，你在河南调研的感受怎样？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王陇德：我去过河南好几次，驻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过，状况真是很悲惨。好多都是年轻人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带着孙子，当时社会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点村的农产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没人买，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政府对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他们有种想法：这艾滋病不是没得治吗？他们又是输血感染的，这批人没几年就发病了，到时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会流动传染。
我们要了解情况，阻力也很大，这些消息当地不说。
当时卫生系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但总的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当作很重要的事来研究，所以当时疫情不清，也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太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这个情况有专门的报告，但这也不是一个卫生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还得益于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识到卫生问题还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
《瞭望东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当时你有恐惧吗？
王陇德：我在基层做过很长时间的管理工作，在甘肃做了12年的卫生厅厅长和副厅长。在甘肃也有过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传播比SARS厉害多了。
SARS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像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前面抢救的被感染，后面指挥的不一定会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这房子里呆过，病人走了，新进入这个房子的人还可能感染。
我在甘肃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所以SARS虽然当时病原体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传染。就呼吸道传染病来说，SARS远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们的再生指数是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SARS才一个人传染两三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SARS的传染性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它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力为什么如此巨大？
王陇德：关键是我们当时的防控体系不行。我们以往采用的是苏联的控制体系，医疗和公共卫生严格分开。公共卫生就是疾病控制机构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过打疫苗减少易感染人群，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怎么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并把病人控制在现场不让他传播。这个过程主要在医院做，但我们的医院在这方面太薄弱。
按照规定，医院有这个责任，但明确这个责任是到2004年，我们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加了一条，防疫机构要去医疗机构检查考核。而目前医院做得仍然很不够。
这里面有政策问题。医院到底有哪些公共卫生职责？做这样的事情，国家是否给予经费保障？责任不明确，所以医疗机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御系统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间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对我们提高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创建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专帮“坏人”的高危人群干预队
《瞭望东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说，SARS疫情转变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它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政府内部，这个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王陇德：最初，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识是片面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到政府普遍认为，那些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还在从事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人，都是少数“坏人”。因此，社会不应该去帮助这些“坏人”，特别是不能用政府财政的钱去给他们提供服务。这种认识严重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1989年，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出现在云南边陲瑞丽县时，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万人口的德宏州，约有2万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农民、机关干部、警察、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200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德宏州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表示，如果在1989年刚出现艾滋病流行时，就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于从少数“坏人”传播到社会上的多数“好人”，使得疫情难以控制。
《瞭望东方周刊》：落实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关怀”（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我们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是吗？
王陇德：这个工作队是针对我国卖淫现象比较普遍而又十分隐蔽，男男性行为人群复杂而难以接触，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国特色设计的。
为了加速针对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控制，2005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2000多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队伍主要由疾控部门人员构成，同时有退休医生和护士、社会组织等人员参加。工作人员适应高危人群的活动特点，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开展调查和干预活动。
主要任务是摸清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根据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情况，针对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措施，及时上报干预工作情况。
对于以商业性活动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们的防治人员按照常规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就无法为他们提供疾病预防服务；如果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就难以接近他们。
因此，需要改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参加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活动吗？
王陇德：我在海南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性工作者的聚会，在北京我组织开过同性恋的小会，在云南我也去过同性恋活动站。
中国的同性恋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往往还要找个异性组织家庭。对这样的人群，单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以及伦理道德和法规的宣传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简单、单纯地采用惩治手段，这些人群转入地下隐蔽渠道，就会扩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通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推广安全套，加强预防和监测，2012年全国共有2808个县（区）上报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基本信息报表”，全国月均干预暗娼625019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预男男性行为者252470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报告性病门诊就诊者147941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两部长联手推美沙酮诊所
《瞭望东方周刊》：比推广安全套更有争议的举措恐怕是美沙酮维持治疗。现在，美沙酮维持治疗已成为中国在全球预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范，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是怎样突破阻力的？
王陇德：针对艾滋病经吸毒途径传播，我国从2003年开始启动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维持治疗(一种治疗吸毒成瘾的方法，让吸毒者每天到特设门诊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针具交换(让吸毒者把用过的注射器到特设地点换取新的注射器)。
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诊所附近，等人出来就把他抓到强制戒毒所去。这样就没人敢进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跟他讨论交流。
我们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难，复吸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我在云南强制戒毒所就知道一个吸毒者，十八进宫，出来就吸，没办法。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种治疗方法，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或终生维持用药治疗一样。
在张新枫部长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诊所蹲点，还把诊所的推广数量和复诊情况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推动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756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是国际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每年有20万人接受治疗，全国累计治疗384479人，在治人数为208388人。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样板。
针具交换工作在2003年开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项目。2012年全国月均有941个针具交换点开展针具交换工作，覆盖542个县（区），参加针具交换的月均人数为47103人。
新流感之后，下次来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新流感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陇德：2003年创建网络直报系统后，其中建立了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设立了诊断标准、处理标准、工作流程。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发病例报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这个系统发现的。
新发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新的传染病。我的观点就是，传染病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把系统建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传染病一发生，我们能立刻检出，立刻控制，不让它大范围流行，这就算尽到责任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行系统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陇德：SARS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
比如传染病诊室应该单独设立，但现在去医院看，在广东的大医院，我们看到传染病诊室就在门诊三楼，要是来一个病人，整个楼全部污染。
我们在SARS后做防疫检查，两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个医疗机构，都没有认出来。其中一个县卫生院，我们的鼠疫专家说“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帐篷，被跳蚤咬了，现在肿了”，再三提醒说“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这样医务人员才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说要把现场马上控制起来。还说“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如果现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医院诊断不出来，那就不知传染多少人了。
太极图构想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样的？
王陇德：要像太极图。黑与白首尾相交，黑鱼里白眼，白鱼里有黑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设立疾病控制处，疾控机构里也有医疗的单元存在，这样才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疾病防控应该怎样加强？
王陇德：疾病防控按就诊和报告前后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患者感染到就诊，可能造成传播；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医疗机构就诊，能不能很快发现并控制住，这个很重要，SARS就是这个没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场报告，接到报告后有什么反应，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统，整个体系比较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反应很快。
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前两个阶段。
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太低，100个人不到7个有基本的健康素养。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们从2011年开始有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首先是养生教材要弄好。现在养生明星很多，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知识库，通过媒体来传播。修改《广告法》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媒体应该承担多大的公益性宣传责任，刊登虚假广告又应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明确。
国家、专家和媒体共同来做这样的事，然后还有教育系统。健康常识要从幼儿园教起，要从小培养，而且要树立一个观念，你的疾病不止影响你个人，拖着不治可能会影响社会。
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强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这个，国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编制机构、财政保障。现在国家给公共卫生的钱远远不够，不说发达国家，连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说你们先治，治了再补，但好多并没有补。医疗机构有责任做公共卫生，但应该由政府来埋单。
如果国民健康素养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后的疾控机构，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什么，治什么。
扮采血商贩，扮鼠疫病人，中国疾控专家的换装发现总是让人震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北京报道
王陇德：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提出并领导组建了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研究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全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及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结核病控制“高川”奖等奖项。
王陇德谈起艾滋病、SARS、流感和肺鼠疫，就像一位将军在谈论他经历过的战争。
每一场疫情，都是一场战争。
在甘肃和鼠疫（鼠疫位居强制管理传染病之首，被称为“1号”病。染上鼠疫，最快24小时可致命，与鼠疫患者近距离接触者的感染率几乎达到100%）斗争12年后，1995年王陇德出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医政，此时正值河南非法采血艾滋病大感染；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两名正部级高官被问责的风口浪尖，他被调入控制小组……他被视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每一场“战争”，他都坚持知己知彼，查清疫情。
在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SARS已过十年之时，王陇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谈及他亲历的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1996年卫生部疾控专家扮成采血商人，踢爆河南惊人的艾滋病疫情，推动当地一夜扫清地下血站；2004年卫生部推行全国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在国际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推广高危人群干预小组和美沙酮诊所，最终成为国际样板。
他坦承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救助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03年，SARS推倒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多米诺骨牌。由此，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体系，不仅在艾滋病、结核病等防治领域得到推广，此后的H5N1、H1N1、H7N9等流感新发疫情，皆得以有效防控。
他也指出，这张疫病防控网络现在还有疏漏：SARS后疾控专家扮成鼠疫病人，抽查考核了八家医疗机构，没有一家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控制疫情。
一例肺鼠疫，或许就能再掀起一场疫情战争。
在王陇德看来，要守卫“和平”，中国的国民健康素质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有待提高，而国家公共卫生的理想体系应如太极图——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首尾相连，白鱼中有黑眼，黑鱼中有白眼。
一半艾滋病感染者还未发现
《瞭望东方周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你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评出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如何看待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
王陇德：总的来说，中国的新发感染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感染者的治疗和预防措施也有了相应的落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一半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而他们是造成艾滋病新感染的主要来源。传染源得不到发现和有效管理，就难以控制新发感染。
《瞭望东方周刊》：估计的感染者是指2003年估计的84万？
王陇德：2003年时，有专家估算“感染者84万，如果不加控制，到2015年中国会有1000万艾滋病人”。但是就政府而言，直到2007年，我们才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当时的估计是65万人。
2003年以前，监测点还非常有限，控制还主要局限在卫生系统内部，我们在高发区也只有一些基本的监测点。到底有多少感染者，非常不确切。
中国比较高发的主要有两个地区，中原地区以河南省为代表，主要是有偿采血造成的感染；另一个是云南，主要是因为吸毒途径感染。
可是当时这两个地方的情况都不清楚。特别是河南。河南是在1995年左右有一大批感染者，8到10年以后，即2003年左右，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死亡，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恐慌。有的村子人去楼空，血卖了，房子盖了，但人没了。
中国大筛查，国际社会从指责到效仿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多次表示疫情不清是艾滋病防治的最大障碍，在实践中如何估算疫情？
王陇德：我是2004年初调去分管疾病控制。当年5月前后，我多次和河南省政府商量，工作目标明确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八个字。
查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挽救生命——如果不知道谁感染了，就不能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这样，河南开始对既往有偿供血员的大规模筛查。2004年6月至7月，河南省登记了28万既往献血员，检测了25万人，新检测发现2.3万名艾滋病感染者。2个月发现的感染者人数，是河南省过去10年发现总感染者人数的6倍。
2004年9月至12月，云南省对既往有偿献血员、吸毒者、性病病人等40多万人进行了检测，新检测发现1.3万艾滋病感染者，相当于过去15年检测发现感染者数量的总和。
全国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相继开展了重点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大筛查。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大筛查当时在国际上是否引起很大反响？
王陇德：这次重点人群艾滋病大筛查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也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认为中国检测发现艾滋病的方式严重侵犯人权。
西方国家倡导自愿咨询检测。但艾滋病感染者没有任何提示性症状，如果还有歧视现象存在，就会有相当比例的人不愿意做艾滋病检测，或者宁愿迟一点发现自己感染状况。
但我们这次大量感染者的发现，以及随后的医疗预防服务的落实，逐渐让国际社会认识到这次大筛查的公共卫生意义，并接受、进而推广中国的这种扩大艾滋病检测的措施。
2006年9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改了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指南，200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医务人员主动对病人开展艾滋病检测指南。这也是中国对世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巨大贡献。
专家购血检验，一夜扫光地下血站
《瞭望东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筛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样的艾滋病防控行动？
王陇德：从1995年卖血者大规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很多行动，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们鉴定中心有一位专家，他是做实验时需要艾滋病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听说当时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装扮成商人去买艾滋病阳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车问司机哪里能买到血，司机开着车带他去地下采血站。
血头说我这里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给你。
我们这个专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阳性的血，只是听说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就把113袋全买下回去检测。他还问血头，一个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头告诉他：“我每个月能给你五万袋！”
这个专家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瞭望东方周刊》：全部？
王陇德：对！全部！
他很紧张，就来找我。我当时刚到卫生部，分管医政。采血属于医政管。我一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就立即去找陈敏章部长报告。
当时是3月4日，正好是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陈部长就告诉我说河南代表团住在劳动大厦，他说你赶快去给河南省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我马上去了劳动大厦，他们听了也非常震惊。当时我在现场，他们就派分管卫生和政法的副省长立即返回河南，当天晚上连夜出动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扫而光。
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再拖三四个月，那会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阳性！每个月一个血头就能提供五万袋！
当时地下血站操作不规范——采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采在一起，混在一起离心，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这一批血全部感染。
这个事情以后，国家用两三年时间，全面改善血站条件，装配了仪器设备，使得采供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基本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
SARS问责大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全社会恐艾，你在河南调研的感受怎样？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王陇德：我去过河南好几次，驻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过，状况真是很悲惨。好多都是年轻人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带着孙子，当时社会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点村的农产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没人买，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政府对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他们有种想法：这艾滋病不是没得治吗？他们又是输血感染的，这批人没几年就发病了，到时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会流动传染。
我们要了解情况，阻力也很大，这些消息当地不说。
当时卫生系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但总的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当作很重要的事来研究，所以当时疫情不清，也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太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这个情况有专门的报告，但这也不是一个卫生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还得益于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识到卫生问题还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
《瞭望东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当时你有恐惧吗？
王陇德：我在基层做过很长时间的管理工作，在甘肃做了12年的卫生厅厅长和副厅长。在甘肃也有过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传播比SARS厉害多了。
SARS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像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前面抢救的被感染，后面指挥的不一定会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这房子里呆过，病人走了，新进入这个房子的人还可能感染。
我在甘肃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所以SARS虽然当时病原体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传染。就呼吸道传染病来说，SARS远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们的再生指数是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SARS才一个人传染两三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SARS的传染性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它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力为什么如此巨大？
王陇德：关键是我们当时的防控体系不行。我们以往采用的是苏联的控制体系，医疗和公共卫生严格分开。公共卫生就是疾病控制机构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过打疫苗减少易感染人群，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怎么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并把病人控制在现场不让他传播。这个过程主要在医院做，但我们的医院在这方面太薄弱。
按照规定，医院有这个责任，但明确这个责任是到2004年，我们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加了一条，防疫机构要去医疗机构检查考核。而目前医院做得仍然很不够。
这里面有政策问题。医院到底有哪些公共卫生职责？做这样的事情，国家是否给予经费保障？责任不明确，所以医疗机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御系统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间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对我们提高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创建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专帮“坏人”的高危人群干预队
《瞭望东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说，SARS疫情转变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它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政府内部，这个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王陇德：最初，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识是片面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到政府普遍认为，那些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还在从事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人，都是少数“坏人”。因此，社会不应该去帮助这些“坏人”，特别是不能用政府财政的钱去给他们提供服务。这种认识严重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1989年，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出现在云南边陲瑞丽县时，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万人口的德宏州，约有2万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农民、机关干部、警察、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200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德宏州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表示，如果在1989年刚出现艾滋病流行时，就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于从少数“坏人”传播到社会上的多数“好人”，使得疫情难以控制。
《瞭望东方周刊》：落实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关怀”（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我们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是吗？
王陇德：这个工作队是针对我国卖淫现象比较普遍而又十分隐蔽，男男性行为人群复杂而难以接触，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国特色设计的。
为了加速针对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控制，2005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2000多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队伍主要由疾控部门人员构成，同时有退休医生和护士、社会组织等人员参加。工作人员适应高危人群的活动特点，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开展调查和干预活动。
主要任务是摸清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根据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情况，针对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措施，及时上报干预工作情况。
对于以商业性活动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们的防治人员按照常规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就无法为他们提供疾病预防服务；如果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就难以接近他们。
因此，需要改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参加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活动吗？
王陇德：我在海南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性工作者的聚会，在北京我组织开过同性恋的小会，在云南我也去过同性恋活动站。
中国的同性恋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往往还要找个异性组织家庭。对这样的人群，单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以及伦理道德和法规的宣传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简单、单纯地采用惩治手段，这些人群转入地下隐蔽渠道，就会扩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通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推广安全套，加强预防和监测，2012年全国共有2808个县（区）上报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基本信息报表”，全国月均干预暗娼625019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预男男性行为者252470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报告性病门诊就诊者147941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两部长联手推美沙酮诊所
《瞭望东方周刊》：比推广安全套更有争议的举措恐怕是美沙酮维持治疗。现在，美沙酮维持治疗已成为中国在全球预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范，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是怎样突破阻力的？
王陇德：针对艾滋病经吸毒途径传播，我国从2003年开始启动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维持治疗(一种治疗吸毒成瘾的方法，让吸毒者每天到特设门诊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针具交换(让吸毒者把用过的注射器到特设地点换取新的注射器)。
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诊所附近，等人出来就把他抓到强制戒毒所去。这样就没人敢进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跟他讨论交流。
我们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难，复吸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我在云南强制戒毒所就知道一个吸毒者，十八进宫，出来就吸，没办法。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种治疗方法，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或终生维持用药治疗一样。
在张新枫部长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诊所蹲点，还把诊所的推广数量和复诊情况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推动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756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是国际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每年有20万人接受治疗，全国累计治疗384479人，在治人数为208388人。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样板。
针具交换工作在2003年开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项目。2012年全国月均有941个针具交换点开展针具交换工作，覆盖542个县（区），参加针具交换的月均人数为47103人。
新流感之后，下次来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新流感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陇德：2003年创建网络直报系统后，其中建立了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设立了诊断标准、处理标准、工作流程。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发病例报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这个系统发现的。
新发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新的传染病。我的观点就是，传染病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把系统建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传染病一发生，我们能立刻检出，立刻控制，不让它大范围流行，这就算尽到责任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行系统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陇德：SARS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
比如传染病诊室应该单独设立，但现在去医院看，在广东的大医院，我们看到传染病诊室就在门诊三楼，要是来一个病人，整个楼全部污染。
我们在SARS后做防疫检查，两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个医疗机构，都没有认出来。其中一个县卫生院，我们的鼠疫专家说“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帐篷，被跳蚤咬了，现在肿了”，再三提醒说“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这样医务人员才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说要把现场马上控制起来。还说“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如果现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医院诊断不出来，那就不知传染多少人了。
太极图构想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样的？
王陇德：要像太极图。黑与白首尾相交，黑鱼里白眼，白鱼里有黑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设立疾病控制处，疾控机构里也有医疗的单元存在，这样才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疾病防控应该怎样加强？
王陇德：疾病防控按就诊和报告前后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患者感染到就诊，可能造成传播；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医疗机构就诊，能不能很快发现并控制住，这个很重要，SARS就是这个没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场报告，接到报告后有什么反应，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统，整个体系比较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反应很快。
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前两个阶段。
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太低，100个人不到7个有基本的健康素养。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们从2011年开始有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首先是养生教材要弄好。现在养生明星很多，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知识库，通过媒体来传播。修改《广告法》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媒体应该承担多大的公益性宣传责任，刊登虚假广告又应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明确。
国家、专家和媒体共同来做这样的事，然后还有教育系统。健康常识要从幼儿园教起，要从小培养，而且要树立一个观念，你的疾病不止影响你个人，拖着不治可能会影响社会。
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强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这个，国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编制机构、财政保障。现在国家给公共卫生的钱远远不够，不说发达国家，连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说你们先治，治了再补，但好多并没有补。医疗机构有责任做公共卫生，但应该由政府来埋单。
如果国民健康素养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后的疾控机构，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什么，治什么。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 周永康傳遭拘捕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昨天被中紀委拘捕，罪名是貪汙腐敗。周永康是中共八九年後首位落馬的政治局常委，打破「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慣例，也代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反貪腐的決心。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中紀委和中宣部將在今天發布正式消息。他表示，中共中央做這個決定是艱難的，其產生的後續震動將會很大。
消息稱，中共十八大後，周永康的心腹、親信紛紛落馬。從四川省擴展到石油系統、政法系統。周永康的親信李春城、吳永文、郭永祥、蔣潔敏、李華林等被調查。周永康家族「錢袋子」和「大管家」的四川商人吳兵在八月初被抓。多家海外媒體披露，周永康的兒子周濱（周斌）已從海外被押解回北京軟禁。
近期周永康家族的事被大陸媒體大量曝光。十八屆三中全會後，財新網於上月廿二日獨家報導「白手套米曉東」，稱再有周永康家族白手套—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幹部米曉東，在「十一」前後被帶走。
報導稱，米曉東主要負責打理周濱在海油和陸上油田買賣的生意，周濱隱居幕後。此外，調查還發現，周濱及其親屬涉嫌以不名譽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長慶油田的兩個高產區，並轉手獲得高額收益。
稍早，「南華早報」曾報導，習近平已成立特別工作組負責調查周永康。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領導。消息稱，警方在此次調查中任主要角色。「習近平委派傅政華統籌近期關於周永康案的調查，而王岐山則負責總攬案情和反腐全局。」
此行動被外界認為是對周進行的更大層面調查的一部分。周被外界視為江澤民系人馬，和已被判刑的薄熙來是關係密切。
（台北—北京報導 2013.12.02）
—— 原载: 聯合報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中紀委和中宣部將在今天發布正式消息。他表示，中共中央做這個決定是艱難的，其產生的後續震動將會很大。
消息稱，中共十八大後，周永康的心腹、親信紛紛落馬。從四川省擴展到石油系統、政法系統。周永康的親信李春城、吳永文、郭永祥、蔣潔敏、李華林等被調查。周永康家族「錢袋子」和「大管家」的四川商人吳兵在八月初被抓。多家海外媒體披露，周永康的兒子周濱（周斌）已從海外被押解回北京軟禁。
近期周永康家族的事被大陸媒體大量曝光。十八屆三中全會後，財新網於上月廿二日獨家報導「白手套米曉東」，稱再有周永康家族白手套—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幹部米曉東，在「十一」前後被帶走。
報導稱，米曉東主要負責打理周濱在海油和陸上油田買賣的生意，周濱隱居幕後。此外，調查還發現，周濱及其親屬涉嫌以不名譽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長慶油田的兩個高產區，並轉手獲得高額收益。
稍早，「南華早報」曾報導，習近平已成立特別工作組負責調查周永康。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領導。消息稱，警方在此次調查中任主要角色。「習近平委派傅政華統籌近期關於周永康案的調查，而王岐山則負責總攬案情和反腐全局。」
此行動被外界認為是對周進行的更大層面調查的一部分。周被外界視為江澤民系人馬，和已被判刑的薄熙來是關係密切。
（台北—北京報導 2013.12.02）
—— 原载: 聯合報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陈志武：中国楼市泡沫破灭越来越近
虽然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银行、地方财政的冲击会很大，但对好不容易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更是破坏性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的个人财富都投到了房地产上
人物简介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ValueEngine公司创办人，美国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来得很不容易，所以尤其要珍惜，不能还把钱都压在房子上，如果有几套房子，可以考虑慢慢卖掉一些，把财富从房产转移到理财产品、到境外投资品种，到美元资产、欧元资产，要分散投资。——陈志武
几个月前，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曾来到成都，谈到房地产，他说，中国老百姓可以适当地减持一些房产，淡化房地产占整个家庭投资的比重，变现后的资金去配置一些境外的股票、对冲基金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志武再次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时依然秉持这样的观点，而且直言房地产泡沫离我们越来越近。
华西都市报：为何房地产泡沫破灭离我们越来越近？
陈志武：原因很多，至少从以下几方面看房地产泡沫难以为继。
第一，不管是自有房比例，还是人均商品房面积，都已很高。
第二，接下来是90后开始陆续成家，他们以独生子女为多，双方父母都有一两套房子，爷爷奶奶也可能有房子，甚至很多父母也为子女买了房子，这样，需求的净增长比以前会越来越少。当然，有很多年轻人没房，父母也没房，但过去多年就如此，从增量角度看，接下来新需求的增长只会越来越难。
第三，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之前美国量化宽松、欧洲量化宽松、日本量化宽松等都给中国带来太多货币增量，加上中国自己的四万亿刺激方案等需要也在更大地放水，使中国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广义货币相对GDP的比重猛增，达到GDP的近两倍！现在，美国很快要开始逆转量化宽松政策，意味着过去多年的外汇猛进趋势要逆转了，加上中国自己的流动性不能再多发了，银行信贷、信托贷款等也要收拢了，这对房地产价格会带来很大冲击。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币资本账户会不断开放，境外投资渠道会越来越多，这些也会对房地产形成压力。特别是中国外贸顺差相对GDP之比也比以前小很多，人民币汇率已经太贵，今后更需要贬值而不是升值，这也会带动到境外投资的需求，对国内房地产价格不利。
华西都市报：普通老百姓习惯投资房产，如果泡沫破灭，他们的投资策略应该如何调整？
陈志武：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虽然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银行、地方财政的冲击会很大，但对好不容易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更是破坏性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的个人财富都投到了房地产上面。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来得很不容易，所以尤其要珍惜，不能还把钱都压在房子上，如果有几套房子，可以考虑慢慢卖掉一些，把财富从房产转移到理财产品、到境外投资品种，到美元资产、欧元资产，要分散投资。
华西都市报：短期来说，房价是否还会上涨存在投机的可能？
陈志武：短期看，一线城市或许还会涨一些，但风险越来越大了。其实，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是在涨，但涨的幅度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如果你把视野放宽一些，你会发现美国房价从去年到今年9月涨了近14%，而今年美国股市涨了26%，近30%，所以，相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和股市来说，中国房地产最近两三年涨得并不是让人舍不得离开，看多一些市场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
房产税是迟早的事情
华西都市报：房产税是否会全国铺开？未来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我早就谈到了房产税是迟早的事情。不是我支持房产税，而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要挡住房产税很难，因为有这么多老百姓、这么多专家都说要推出房产税，政府部门是不会拒绝的。当然，之前因为很多官员自己手里、家里人和亲戚手里有多套房产，所以，他们不一定会马上支持房产税。但今年很多官员把房产卖了，或者即将脱手了，所以接下来，来自官员自身利益的阻力会越来越小，房产税会抵挡不住了。
房产税肯定会抑制房价的上涨，对房地产泡沫会带来冲击。但我还是要强调像财产税、房产税这样的税种，不能被用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为宏观调控是短期需要，而房产税、财产税是对私有财产的长期摄取，是一件更加严肃、更加长久的事情。
陈志武，华西都市报 2013-11-29
人物简介
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ValueEngine公司创办人，美国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来得很不容易，所以尤其要珍惜，不能还把钱都压在房子上，如果有几套房子，可以考虑慢慢卖掉一些，把财富从房产转移到理财产品、到境外投资品种，到美元资产、欧元资产，要分散投资。——陈志武
几个月前，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曾来到成都，谈到房地产，他说，中国老百姓可以适当地减持一些房产，淡化房地产占整个家庭投资的比重，变现后的资金去配置一些境外的股票、对冲基金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志武再次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时依然秉持这样的观点，而且直言房地产泡沫离我们越来越近。
华西都市报：为何房地产泡沫破灭离我们越来越近？
陈志武：原因很多，至少从以下几方面看房地产泡沫难以为继。
第一，不管是自有房比例，还是人均商品房面积，都已很高。
第二，接下来是90后开始陆续成家，他们以独生子女为多，双方父母都有一两套房子，爷爷奶奶也可能有房子，甚至很多父母也为子女买了房子，这样，需求的净增长比以前会越来越少。当然，有很多年轻人没房，父母也没房，但过去多年就如此，从增量角度看，接下来新需求的增长只会越来越难。
第三，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之前美国量化宽松、欧洲量化宽松、日本量化宽松等都给中国带来太多货币增量，加上中国自己的四万亿刺激方案等需要也在更大地放水，使中国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广义货币相对GDP的比重猛增，达到GDP的近两倍！现在，美国很快要开始逆转量化宽松政策，意味着过去多年的外汇猛进趋势要逆转了，加上中国自己的流动性不能再多发了，银行信贷、信托贷款等也要收拢了，这对房地产价格会带来很大冲击。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币资本账户会不断开放，境外投资渠道会越来越多，这些也会对房地产形成压力。特别是中国外贸顺差相对GDP之比也比以前小很多，人民币汇率已经太贵，今后更需要贬值而不是升值，这也会带动到境外投资的需求，对国内房地产价格不利。
华西都市报：普通老百姓习惯投资房产，如果泡沫破灭，他们的投资策略应该如何调整？
陈志武：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虽然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银行、地方财政的冲击会很大，但对好不容易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更是破坏性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的个人财富都投到了房地产上面。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来得很不容易，所以尤其要珍惜，不能还把钱都压在房子上，如果有几套房子，可以考虑慢慢卖掉一些，把财富从房产转移到理财产品、到境外投资品种，到美元资产、欧元资产，要分散投资。
华西都市报：短期来说，房价是否还会上涨存在投机的可能？
陈志武：短期看，一线城市或许还会涨一些，但风险越来越大了。其实，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是在涨，但涨的幅度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如果你把视野放宽一些，你会发现美国房价从去年到今年9月涨了近14%，而今年美国股市涨了26%，近30%，所以，相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和股市来说，中国房地产最近两三年涨得并不是让人舍不得离开，看多一些市场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
房产税是迟早的事情
华西都市报：房产税是否会全国铺开？未来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我早就谈到了房产税是迟早的事情。不是我支持房产税，而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要挡住房产税很难，因为有这么多老百姓、这么多专家都说要推出房产税，政府部门是不会拒绝的。当然，之前因为很多官员自己手里、家里人和亲戚手里有多套房产，所以，他们不一定会马上支持房产税。但今年很多官员把房产卖了，或者即将脱手了，所以接下来，来自官员自身利益的阻力会越来越小，房产税会抵挡不住了。
房产税肯定会抑制房价的上涨，对房地产泡沫会带来冲击。但我还是要强调像财产税、房产税这样的税种，不能被用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为宏观调控是短期需要，而房产税、财产税是对私有财产的长期摄取，是一件更加严肃、更加长久的事情。
陈志武，华西都市报 2013-11-29
张宏良：中国航空识别区——1840年以来最丢人的几天
美日韩三国众口一词地宣称，这次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没见到中国系裤腰带，断定今后中国也不会系裤腰带，所以他们今后来中国不会有任何顾虑。堂堂中华民族被羞辱到这个份上，咱中国人能不能争一口气，能不能系一次裤腰带，让美日韩看看，让全世界看看？
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航空识别区，规定各国飞机进入该区必须向中国通报，凡是不遵照中国指示的飞机，中国将采取“紧急措施”。闻听此讯国人一片振奋，感到30年来打着韬光养晦旗号天天遭受窝囊气的中华民族，总算等到了敢于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做一回男人的一天。敌人也一时胆寒，日本航空自卫队以“运用上存在困难”为由，当天停止了在中国东海上空的巡航。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中华民族丢尽了脸面，让13亿中国人简直是无地自容。
中国国防部设立航空识别区话音未落，美国政府立刻宣布不承认中国航空识别区，中国设立的航空识别区完全无效，美国战机将在中国设立的航空识别区内随意进出，决不向中国政府通报打招呼，如果中国胆敢阻挡，就对中国进行坚决打击。把毛主席当年“有来犯者，只要好打”的豪言壮语，变成了“有阻挡者，只要好打”的狂妄叫嚣。为了证明美国政府说话算话、言出必践，11月26日，在中国宣布设立航空识别区的三天后，美国两架B—52轰炸机在没有通报中国的情况下，满不在乎地飞入中国航空识别区，飞行持续几个小时，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内滞留大约一个小时，给足了中国战机起飞紧急应对的反应时间。可是中国却没有任何反应，连连装装样子的“不要，不要”都没有，就一声不吭地被美国强暴了。事后，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只不过是美国随便玩弄的婊子，根本不是中国领导人一厢情愿宣扬的夫妻关系，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羞辱中国。有记者问美国军方，为什么敢不携带空战武器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美国军方十分自信地回答说，如果中国真敢动，美国有的是打击中国的武器。
原本被中国设立航空识别区搞得神魂不定的日本，一看中国果然是个“猪老虎”，是个可以随便欺凌的软弱寡妇，立刻壮起了胆色，二话不说，脱裤子就上。11月28日，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效法美国，在没有通报中国的情况下大摇大摆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看看中国敢不敢如同国防部宣布的那样采取“紧急措施”，结果中国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同样一声不吭地接受了日本的强暴。日本如同美国一样，没有给受辱后一声不吭的中国丝毫面子，同样召开记者招待会大肆宣扬强暴中国的快感。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8日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自卫队飞机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当有人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反应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答，中国主战飞机已经在航空识别区巡逻。对此，日本海上保安厅发言人立刻在记者招待会很抽了中国一个耳光：“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在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的正常巡逻行动，也没有遇到中国飞机。(注：日本海上八天保安厅11月24日即恢复了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内的正常巡逻)”一句话就把中国想要树立的贞节牌坊砸得粉碎。
韩国这个根本不足称道的小小泼皮一看中国如此软弱，也被美日激起了强烈欲望，脱了裤子直奔中国而来。韩国军方宣称，11月26日韩国巡逻飞机在事先通报日本、而未通报中国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进行警戒飞行，没有遇到任何起飞应对的中国战机。并且宣布，韩国不承认中国航空识别区，不仅现在就是以后也仍然不会向中国通报，战机将继续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内随意飞行。数百年来一直由中国抚养长大的小小韩国，不仅反过来无所顾忌地强暴了中国，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今后会随时强暴中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根本不需要和中国这个软弱寡妇打招呼。
自此，让中国老百姓猫咬尿泡空欢喜的中国航空识别区，完全变成了一场美日韩羞辱和轮奸中国的闹剧。真是丢人啊!去年划了海基线却不敢维护海基线，如同安装了防盗门而不敢插门;今年划了航空识别区又不敢维护航空识别区，如同建造了院子又不敢关上院门。既然如此，何必当初!还划什么海基线和航空识别区?难道就是为了接受别人的羞辱和强暴?中国在被羞辱和强暴后的表现，则更是让国人羞愧得无地自容，面对汹涌质疑的国内外舆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对美日韩战机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进行了识别，中国主战飞机也已经在航空识别区进行巡逻。
真是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则更加让中国人羞愤难耐，让外国人笑掉大牙。既然中国已经识别了美日韩战机进入航空识别区，也有主力战机在航空识别区巡逻，那为什么不仅没有前去采取“紧急措施”，反而躲得无影无踪，让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的美日韩战机滞留一个小时，都没有等到中国巡逻飞机?航空识别区不就是为防范领土领空遭受侵略而设立的警戒区域吗?美日韩怎么维护各自划定的航空识别区，几十年来中国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为什么各国航空识别区遇到外国战机进入，都是本国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中国航空识别区则是外国战机进入后连找到找不到中国战机?难道也是不同于一般航空识别区的有中国特色的航空识别区?
航空识别区说穿了，就是妇女的裤腰带，虽然裤腰带不是身体本土，也绝不能被人随便解开。现在美日韩说我们进入了中国航空识别区，没有看到中国巡逻飞机;中国则坚持说我的巡逻飞机就在航空识别区。这就如同强暴妇女的流氓说妇女没系裤腰带，直到把妇女脱光也没看到裤腰带;被强暴的妇女则坚持说自己系着裤腰带，也“全程识别”出了流氓的阳具。真不知道中国到底还要不要脸，在被强暴轮奸后还与对方争论自己系没系裤腰带!真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脸说什么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毛泽东建国第二年就出兵打败了美国率领的16国联军，如今改革开放34年，手里还有毛泽东留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居然被韩国这个中国养了数百年、至今仍未成年的不屑养子给强暴了!丢人丢到这个份上，真是不知道今后中国人在世界上还咋活!
1840年以来被国人骂得最厉害的就是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是在向西方11国宣战后、东南沿海各个地方政府纷纷投靠八国联军、国家军队又被李鸿章等全部拉走的孤家寡人情况下，才战败被迫割地赔款的，即使如此，如今中日争端的东海也还是晚清政府在临死之前给中国子孙后代夺回来的。而如今，中国划个海基线，自己的军舰不敢去;划个航空识别区，外国战机飞进来找都找不到中国巡逻飞机。中国人窝囊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最丢人的时期。一说到这里总是有人辩护说：退缩忍让是为了改革开放，是避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是为了早日从GDP第二成为GDP第一;虽然现在遭受到美日韩强暴，但是我们毫发无损，还赚取了一肚子精液，绝对有利于身体健康;如果进行自卫反抗，则很有可能会受伤致残，甚至白白送死，断送掉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上美日韩等敌对势力的当。——这就是当今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外交和战略逻辑。
可见，要求当今中国成为一个对外敢作敢当的爷儿们，已经是遥不可及的过度奢望;唯一能够退而求其次的希望，就是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底线的娘儿们。可以不敢关上院门，可以不敢插上家门，但至少能够系上裤腰带，绝不能谁想上就让谁上，甚至连韩国那种尚未成年的小泼皮都能够随便上，这他娘的还把中国当人看吗!中国能不能敢不敢系上裤腰带，现在就是考验。美国、韩国、日本都已不约而同地宣布，目前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是以实际行动表示他们不承认中国航空识别区;既然不承认，以后就会经常来，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绝不会向中国通报;日本更是咄咄逼人地宣称，从中国划定航空识别区的第二天，日本就一天未停地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巡逻，今后仍然会继续下去。总之，美日韩三国众口一词地宣称，这次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没见到中国系裤腰带，断定今后中国也不会系裤腰带，所以他们今后来中国不会有任何顾虑。
堂堂中华民族被羞辱到这个份上，咱中国人能不能争一口气，能不能系一次裤腰带，让美日韩看看，让全世界看看，虽如今咱中国已算不上个爷儿们，但也绝不是一个连裤腰带都不敢系的娘儿们。
来源：张宏良的博客
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航空识别区，规定各国飞机进入该区必须向中国通报，凡是不遵照中国指示的飞机，中国将采取“紧急措施”。闻听此讯国人一片振奋，感到30年来打着韬光养晦旗号天天遭受窝囊气的中华民族，总算等到了敢于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做一回男人的一天。敌人也一时胆寒，日本航空自卫队以“运用上存在困难”为由，当天停止了在中国东海上空的巡航。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中华民族丢尽了脸面，让13亿中国人简直是无地自容。
中国国防部设立航空识别区话音未落，美国政府立刻宣布不承认中国航空识别区，中国设立的航空识别区完全无效，美国战机将在中国设立的航空识别区内随意进出，决不向中国政府通报打招呼，如果中国胆敢阻挡，就对中国进行坚决打击。把毛主席当年“有来犯者，只要好打”的豪言壮语，变成了“有阻挡者，只要好打”的狂妄叫嚣。为了证明美国政府说话算话、言出必践，11月26日，在中国宣布设立航空识别区的三天后，美国两架B—52轰炸机在没有通报中国的情况下，满不在乎地飞入中国航空识别区，飞行持续几个小时，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内滞留大约一个小时，给足了中国战机起飞紧急应对的反应时间。可是中国却没有任何反应，连连装装样子的“不要，不要”都没有，就一声不吭地被美国强暴了。事后，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只不过是美国随便玩弄的婊子，根本不是中国领导人一厢情愿宣扬的夫妻关系，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羞辱中国。有记者问美国军方，为什么敢不携带空战武器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美国军方十分自信地回答说，如果中国真敢动，美国有的是打击中国的武器。
原本被中国设立航空识别区搞得神魂不定的日本，一看中国果然是个“猪老虎”，是个可以随便欺凌的软弱寡妇，立刻壮起了胆色，二话不说，脱裤子就上。11月28日，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效法美国，在没有通报中国的情况下大摇大摆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看看中国敢不敢如同国防部宣布的那样采取“紧急措施”，结果中国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同样一声不吭地接受了日本的强暴。日本如同美国一样，没有给受辱后一声不吭的中国丝毫面子，同样召开记者招待会大肆宣扬强暴中国的快感。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8日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自卫队飞机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反应。当有人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反应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答，中国主战飞机已经在航空识别区巡逻。对此，日本海上保安厅发言人立刻在记者招待会很抽了中国一个耳光：“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在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的正常巡逻行动，也没有遇到中国飞机。(注：日本海上八天保安厅11月24日即恢复了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内的正常巡逻)”一句话就把中国想要树立的贞节牌坊砸得粉碎。
韩国这个根本不足称道的小小泼皮一看中国如此软弱，也被美日激起了强烈欲望，脱了裤子直奔中国而来。韩国军方宣称，11月26日韩国巡逻飞机在事先通报日本、而未通报中国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进行警戒飞行，没有遇到任何起飞应对的中国战机。并且宣布，韩国不承认中国航空识别区，不仅现在就是以后也仍然不会向中国通报，战机将继续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内随意飞行。数百年来一直由中国抚养长大的小小韩国，不仅反过来无所顾忌地强暴了中国，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今后会随时强暴中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根本不需要和中国这个软弱寡妇打招呼。
自此，让中国老百姓猫咬尿泡空欢喜的中国航空识别区，完全变成了一场美日韩羞辱和轮奸中国的闹剧。真是丢人啊!去年划了海基线却不敢维护海基线，如同安装了防盗门而不敢插门;今年划了航空识别区又不敢维护航空识别区，如同建造了院子又不敢关上院门。既然如此，何必当初!还划什么海基线和航空识别区?难道就是为了接受别人的羞辱和强暴?中国在被羞辱和强暴后的表现，则更是让国人羞愧得无地自容，面对汹涌质疑的国内外舆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对美日韩战机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进行了识别，中国主战飞机也已经在航空识别区进行巡逻。
真是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则更加让中国人羞愤难耐，让外国人笑掉大牙。既然中国已经识别了美日韩战机进入航空识别区，也有主力战机在航空识别区巡逻，那为什么不仅没有前去采取“紧急措施”，反而躲得无影无踪，让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的美日韩战机滞留一个小时，都没有等到中国巡逻飞机?航空识别区不就是为防范领土领空遭受侵略而设立的警戒区域吗?美日韩怎么维护各自划定的航空识别区，几十年来中国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为什么各国航空识别区遇到外国战机进入，都是本国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而中国航空识别区则是外国战机进入后连找到找不到中国战机?难道也是不同于一般航空识别区的有中国特色的航空识别区?
航空识别区说穿了，就是妇女的裤腰带，虽然裤腰带不是身体本土，也绝不能被人随便解开。现在美日韩说我们进入了中国航空识别区，没有看到中国巡逻飞机;中国则坚持说我的巡逻飞机就在航空识别区。这就如同强暴妇女的流氓说妇女没系裤腰带，直到把妇女脱光也没看到裤腰带;被强暴的妇女则坚持说自己系着裤腰带，也“全程识别”出了流氓的阳具。真不知道中国到底还要不要脸，在被强暴轮奸后还与对方争论自己系没系裤腰带!真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脸说什么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毛泽东建国第二年就出兵打败了美国率领的16国联军，如今改革开放34年，手里还有毛泽东留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居然被韩国这个中国养了数百年、至今仍未成年的不屑养子给强暴了!丢人丢到这个份上，真是不知道今后中国人在世界上还咋活!
1840年以来被国人骂得最厉害的就是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是在向西方11国宣战后、东南沿海各个地方政府纷纷投靠八国联军、国家军队又被李鸿章等全部拉走的孤家寡人情况下，才战败被迫割地赔款的，即使如此，如今中日争端的东海也还是晚清政府在临死之前给中国子孙后代夺回来的。而如今，中国划个海基线，自己的军舰不敢去;划个航空识别区，外国战机飞进来找都找不到中国巡逻飞机。中国人窝囊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最丢人的时期。一说到这里总是有人辩护说：退缩忍让是为了改革开放，是避免影响中国经济建设，是为了早日从GDP第二成为GDP第一;虽然现在遭受到美日韩强暴，但是我们毫发无损，还赚取了一肚子精液，绝对有利于身体健康;如果进行自卫反抗，则很有可能会受伤致残，甚至白白送死，断送掉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上美日韩等敌对势力的当。——这就是当今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外交和战略逻辑。
可见，要求当今中国成为一个对外敢作敢当的爷儿们，已经是遥不可及的过度奢望;唯一能够退而求其次的希望，就是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底线的娘儿们。可以不敢关上院门，可以不敢插上家门，但至少能够系上裤腰带，绝不能谁想上就让谁上，甚至连韩国那种尚未成年的小泼皮都能够随便上，这他娘的还把中国当人看吗!中国能不能敢不敢系上裤腰带，现在就是考验。美国、韩国、日本都已不约而同地宣布，目前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是以实际行动表示他们不承认中国航空识别区;既然不承认，以后就会经常来，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绝不会向中国通报;日本更是咄咄逼人地宣称，从中国划定航空识别区的第二天，日本就一天未停地在中国航空识别区巡逻，今后仍然会继续下去。总之，美日韩三国众口一词地宣称，这次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没见到中国系裤腰带，断定今后中国也不会系裤腰带，所以他们今后来中国不会有任何顾虑。
堂堂中华民族被羞辱到这个份上，咱中国人能不能争一口气，能不能系一次裤腰带，让美日韩看看，让全世界看看，虽如今咱中国已算不上个爷儿们，但也绝不是一个连裤腰带都不敢系的娘儿们。
来源：张宏良的博客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