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能否打败腐败？

牛泪按：我认为王岐山很难战胜腐败，这一结论建立在对中共历史认知和当前综合判断之上。也就是说，如果中共能正视缺陷，锐意改革；能破除特权，改变制度设计，重建政治文化；能放开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党外监督；能解放思想，致力于建设真正意义的法治社会，反腐还是大有可为！

王岐山能否打败腐败？我认为不能。不光王岐山不能，王岐山加上习近平也不能。

这倒不是说习近平、王岐山没有反腐决心。无论是为祖宗江山、党国事业、还是为个人理想考虑，我认为习近平、王岐山都有反腐决心，而且是很坚定的反腐决心。中共选择王岐山这个“救火队长”当纪委书记，本身就说明中共已把腐败当火灾或者SARS看待。

也不是对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手腕没有信心。王岐山的手腕大家有目共睹。接触过习近平的人，也都多被他敦厚表面下的聪明脑瓜和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手腕所折服。有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习的机敏：

一个案例，据说彭博曝光他姐姐、姐夫经商暴富的新闻后，习母齐心开家庭会议，大家都认为习近平会发飙，也做好了吵架准备。谁知道习近平上来先给大家道歉，说因为他，给大家做生意带来不便，请大家原谅。结果其他人想好了词，却没了对立面，瞬间哑火，只能表示配合收手，不再让他难办云云。

另一个案例，习近平当副手时曾访问欧洲。晚上入住酒店后，他把同行的周小川等几个红二代“发小”拢到房间聊天，主动谈起他当年去陕西“上山下乡”前的一件事。说他下乡前身边只有4块钱，但是等他到了陕西，身上却有了40多块。怎么办到的呢？原来他拿平时不爽的几个同学开涮，以这几个同学名义找了好几个老师借钱，把两边都蒙在鼓里。

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习近平遇事不按常理出牌，敦厚的外貌其实掩盖了他有一点狡黠的头脑，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小时候机智权变，调皮捣蛋的英雄曹操，或是韶山脚下经常惹老爸发飙的“小毛”。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习近平、王岐山都有反腐决心，也都有反腐所需的聪明才智，为什么又对他俩反腐不抱信心呢？这是因为：

第一，  腐败的根源在特权，要反腐败，就先要反特权。而特权是中共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是中共体制与生俱来的弊病，反之甚难。

我们知道，中共在延安时期，根据官阶不同贯彻苏联式等级待遇制度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有个叫王实昧的，因为批评这种特权制度，在1947年7月1日被冠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秘密杀害，遭碎尸并扔进枯井掩埋。这个因为批评中共特权制度而遭诛杀的极为恶劣的先例，预示了后来所有反特权者的不幸归宿。

夺权后中共在毛泽东带领下一度向特权选战，但讽刺的是老毛自己恰恰又享受着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最大的特权。邓小平也向特权开过战，但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本身就是权威人物，反的结果如何，有目共睹。

中共现在的特权思想和毛邓时期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享受特权的人群数量庞大之极，特权者之猖獗放肆更是令人发指。一个在革命之初倡导人人平等、靠领导民众反抗特权和腐败夺权的政党，居然诞生了世界最庞大、最自私、最顽固的一个特权群体，这个结局，真的和老王推荐大家阅读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充满讽刺，A倒了，来的不是B，而是另一个大写的A。

想要动摇特权的人物，包括党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在内几无成绩。胡锦涛上任提出废除北戴河夏季办公，但十六大以来的重大人事决定，几乎都在北戴河敲定，北戴河办公名亡实存。还有王兆国，因为入主“中办”后要削减老人待遇，立刻被从中办驱除。再看看现在北京林立的特权衙门、特权车牌、特供制度、特殊医疗、特权阶层，七八常委每次出访都专机待遇，哪一个不是把特权发挥的淋漓尽致？气氛令人绝望！

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特权基因和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思想等级制度互相渗透黏合，已成为摆在习近平、王岐山面前的最坚固的堡垒。对于党内外弥漫的、越来越坚固的特权思想、特权制度，毛、邓、江、胡束手无力，无一例外战败而退，习近平、王岐山能否取胜？

习近平、王岐山反腐，就好像晚清由老佛爷挂帅反腐一个道理。晚清的腐败深入骨髓，是整个官僚体系的系统性质变，是八旗子弟为核心的集体性腐败，靠吏部反腐不行，只能找王爷反腐，后来是老佛爷亲自出马。但建立在大清朝封建皇权文化和八旗制度上的腐败在大清朝的政治框架下没救，老佛爷也反不了，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根本变革，老佛爷拒绝改革，最后政权垮台。

共产党如果反腐不力也将面临这样的解决。共产党总说反腐不力将亡党亡国，我认为只有亡党，没有亡国。历史上那么多王朝因腐败垮台，统治集团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中国还在，最多不过是某个统治集团丢了江山，亡国之说没有道理嘛。

第二，  中共腐败是政治体制短板和文化传统缺陷的产物，要反腐败，就要对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进行根本改革。而这对中共说，极其艰难。

中国的腐败和美欧当年的腐败不一样，美欧当年的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中国的腐败，则建立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列宁主义政党制度上，根植于列宁主义政党固有的制度文化和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文化的混合文化土壤上。

共产党根子上深受中国封建皇权文化影响，从马克思那里继承发展并在延安开始植入头脑的一元价值观思维早已把中共锻造成为一个崇尚党治、重视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机器。共产党反对外力对政权的介入与监督，包括反腐，这种文化因素一旦植入肌体，想要扭转会极其艰难。

美欧各国因为有权力制约、有反对党监督、有独立媒体、有建立在城邦文化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洗涤的宗教的因素，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些因素的政治优越性，都必须承认这些因素对于反腐败是有帮助的。所以欧美各国在经历了短暂的腐败阵痛后都走出了泥潭。

而上述这些因素，中国都没有，共产党更是对此极为排斥。共产党从来都不打算整个反对党出来和自己夺权，指望反对党来监督反腐，无异于痴人做梦，与虎谋皮。

媒体监督在中国是“刑不上大夫”，十八大换届之初，因为对新人的期望，微博等新兴媒体把自己的反腐愿望强加给习王，而习王由此也的确收获了强势反腐的名声。但在舆论监督上升到了省部级后，共产党宣传部门又毫不意外的祭起了管制的工具，现在去百度搜搜“衣俊卿”试试，看能搜到什么结果？看看哪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官员，包括他们的家属，没有被互联网防火墙特殊保护？

另一个媒体监督的例子是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俩人都倒台了，国内媒体疯挖王立军，但在中央没有明确态度之前，可有那个媒体敢提薄熙来的名字？即便是现在，国内媒体在挖王立军糗事的时候提起薄熙来，也必须要用“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名讳！在舆论监督分三六九等的情况下，反腐能有多大成绩？

舆论保护尚且如此，对法治公平还能有什么期待？如果法治都不能做到公平，还谈何反腐？

指望民众监督更是扯淡，王岐山拿出批判民粹思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说白了，就是给民众反腐喊NO，给网络监督喊NO。王岐山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很清楚腐败激起的民愤，也很清楚任放任民意反腐的后果。腐败是根除不了的，王岐山清楚，但老百姓不管这些。所以他和掌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合作，乐见媒体审查部门下狠手封网、封口。王岐山和他的队友们清楚，中国人虽然不愿与官抗争，但若情绪到了极致又有互联网这个传播工具，最不缺乏的恰恰是暴力反抗的斗争基因。

共产党是透过忽悠人民运动发家夺权的，对任何可能构成全国阵线的异己势力极度警惕。人民对腐败的声讨借助互联网平台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是被中共认为比腐败本身更具威胁的政治力量。在中共的判断标准里，只要你有了“反”的能力，即便没有“反”主观动机或具体行动，也是要被视为威胁的，是要被严厉打压的。

这就是共产党对党外监督、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的最终态度，是中共在巩固自身权力与对待反腐监督上的取舍态度。

第三，  思想认识已成为中共反腐的精神桎梏，目前还看不到习、王有打破这个桎梏的魄力。

综上所述，中共反腐，即不相信媒体，也不相信群众，更不愿引入党外监督势力。说好听点，中共对反腐是高度自信，说难听点，其实就是只信自己，不信他人。这已成为中共对反腐工作的整体思想认识。

在这一思想认识下，中共又为反腐内设了政治底线，即“两不走”——老路邪路不走；“三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四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上述思想认识与政治底线，处处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已成为中共反腐的指导方针，具有最大的刚性，“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职位多高，都一查到底”神马的，包括宪法、法律、中纪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局、反贪局等等，都是这个指导方针的小妾，在党的领导面前只有迎奉配合的份，根本直不起腰。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领导本身没错，问题是党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能不能改正自己的“错”。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恰巧是因为党的错误，是因为党在特权思想、制度设计、政治文化作祟，导致了腐败泛滥和治理乏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长期致力于反腐建设的中国设立了世界最多的反腐机构、出台了世界最多的反腐条例，进行了最苦口婆心的道德教育，抓捕了世界最多的贪腐官吏，却依然成为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但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还是老路上“僵化”的反腐。所以，对中共反腐最大的制约，看起来是反腐魄力与制度设计的问题，在根子上却是领导层的思想认识问题。领导层如果认识不到党的特权思想的危害、认识不到制度设计的短板，认识不到政治文化的缺陷，认识不到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党外监督的巨大意义，反腐工作注定是瞎忙一场。

遗憾的是，在反腐工作的思想认识上，至少在公开层面，还没有看到有解放思想的魄力。习近平、王岐山有这个底子，也说过这样的狠话，但或许是刚刚上台的缘故，也没有展现出这样的魄力。

习近平最近正好去广东视察，多维新闻及“子牙”这样的观察人士给他了“年轻版邓小平”的赞誉。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非常贴合习近平其人。但，对中国政治有认识的观察家应该清楚，邓小平所以成为邓小平，最关键的不是因为他的实干精神，而是他破除了毛泽东时期的老旧思想观念、框架的束缚，树立起了新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

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是“天条”的老旧观念、框架，如“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邓小平议了，碰了，打破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解放思想”了，然后新的观念才得以建立，民众的积极性被调动，生产力得到解放。

中国式反腐最重要一步也是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在老旧思想束缚下反腐，就和不破除“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谈改革开放一样，荒诞离奇，没有出路。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主要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这个口号在今天的反腐工作上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反腐败不能空喊口号，必须实干。

而要实干，就必须先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找准方向，才能找到病根，才能“实干兴邦”。否则，实干就是乱干，就不是兴邦，而是祸国殃民。

来源：多维博客牛泪